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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论文题目有哪些

发布时间:2024-07-06 21:28:13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论文题目有哪些

会计一、综合选题 知识经济时代会计创新问题的探讨 关于绿色会计理论的探讨 关于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探析 关于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探讨 关于合并报表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关于中西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比较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问题的探讨 关于企业会计政策若干问题的研究 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研究 现金流量表分析与运用的研究 合并会计报表合并理论的比较研究 绿色会计若干问题的原因及探讨 关于或有事项若干问题的研究 财务会计报告体系问题的研究 社会责任成本问题研究 企业社会成本问题研究 关于企业合并会计问题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对现代会计的影响分析 中国会计中介商业贿赂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会计问题研究 企业年金会计问题研究 关于财务呈报若干问题的研究 对商誉会计的探讨 中国会计国际化问题的研究 无形资产会计计量研究 合并理论与方法探讨 信息时代会计电算化系统安全管理研究 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方法)研究 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财务问题研究 现代企业财务目标的选择与企业业绩评价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内部控制机制 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研究 债转股问题研究 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研究 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研究 企业综合效绩评价指标的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的研究 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论责任会计的激励职能及其实现 股利分配政策研究 财务风险与财务预警系统 MBO对财务的影响与信息披露 财务预测管理与创新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研究 并购融资方式及其风险防范 公司治理评价问题探析 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上市公司董事会业绩评价问题 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 基于投资者视角的经营业绩评价 基于债权人视角的经营业绩评价 内部管理业绩评价若干问题 基于战略的预算管理体系 企业集团战略与预算管理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特殊性研究 资金集中控制模式探讨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组织构建探讨 如何规避财务活动中的风险 企业筹资方式的比较与选择 发挥财务杠杆作用、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投资决策方法的比较及运用 财务比率分析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企业股利政策探讨 政府财务风险管理研究 企业并购的财务效应分析 财务控制体系探析 跨国关联企业产权定价问题研究专业选题:1、我国会计理论体系的探讨 2、中外会计报告比较及启示3、关于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研究 4、关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思考5、关于人力资源会计若干问题的探讨 6、企业会计政策及其选择问题的探讨7、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分析 8、试论会计信息失真及对策 9、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的探讨 10、中西方会计准则的比较分析 11、合并会计报表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12、试论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构建13、关于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探讨14、试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 15、关于法定财产重估增值的研究16、关于中国会计法规建设问题的探讨 17.高等会计教育改革问题探讨18、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会计监督19、关于破产清算会计若干问题的思考20、关于强化会计监督的思考21、试论会计学科体系的构建22、债务重组会计研究23、税务会计问题研究24、经济环境与会计计量模式25、论现代会计的发展趋势26、应收账款风险的衡量与防范27、资产减值会计问题研究28、所得税会计问题研究29、存货计价方法比较研究30、会计学专业课程体系研究31、关于金融资产会计的研究32、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问题的研究33、新准则研究和开发费用会计处理的国际趋同以及影响分析34、商誉及其会计处理的研究35、会计环境及其对会计理论与实务影响的研究36、我国会计国际化和科学化的研究37、会计国际化问题的研究38、对当前会计目标研究的思考39、会计要素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会计确认的影响40、权责发生制在会计实务中的应用41、企业现金流量指标与利润指标的效用比较分析其他题目:1、 企业剩余产生的各生产要素贡献和分配2、 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问题研究3、 关于国有企业岗位工资的思考4、 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会计学思考5、 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可行性研究6、 我国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7、 我国民营企业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8、 企业人力资源的确认、计量与收入分配设计9、 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博弈分析10、 企业薪酬制度改革设计11、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的创新研究12、 基于EVA的经营者年薪制13、 风险型企业收益分配问题研究14、 期权激励理论与我国的实践15、 企业员工持股会计处理探析16、 基于按要素分配的科技型企业薪酬制度探讨17、 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收益内部分配管理18、 国有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的选择与创新19、 我国股票期权问题研究20、 企业收益分配制度对企业的效率影响研究21、 经营者薪酬与企业绩效22、 薪酬激励与管理者会计行为的选择题目知识经济时代会计创新问题的探讨 关于绿色会计理论的探讨 关于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探析关于合并报表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关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调整问题的探讨 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假设探讨 论期后会计事项的种类及披露方法 关于强化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思考 关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运用 关于谨慎性原则的应用问题探讨 关于中西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比较 关于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思考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问题的探讨 关于企业会计政策若干问题的研究 关于或有负债会计问题的探讨 所得税会计相关问题的探讨 现代企业制度下成本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论成本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 关于推行责任成本制度有关问题的探讨 责任成本会计在企业中应用的探讨 论标准成本制度在我国应用的探讨 变动成本计算与制造成本计算模式相结合问题的研究 定额法的应用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 班组经济核算的研究 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研究 现金流量表分析与运用的研究 合并会计报表合并理论的比较研究 标准成本制度下成本分析的研究 试论产品寿命周期成本管理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成本会计改革方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降低成本途径的研究 我国成本分析现状与改革思路 产品质量成本核算的探讨 产品质量成本控制的研究 产品质量成本分析的探讨 现代企业制度与班组经济核算 关于作业成本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我国成本管理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研究与开发成本核算的探讨 环境会计若干问题的研究 绿色会计若干问题的原因及探讨 关于或有事项若干问题的研究 财务会计报告体系问题的研究 社会责任成本问题研究 企业社会成本问题研究 关于企业合并会计问题研究 关联方合并问题研究 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财务问题研究 财务呈报与财务监管 会计欺诈案例分析 中期报告的可比性研究 中外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关于财务呈报若干问题的研究 对商誉会计的探讨 关联方相关问题的探讨 会计监管若干问题的研究 中国会计国际化问题的研究 中国会计国际协调若干问题的探讨 现代审计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之研究 审计假设、审计准则与审计责任的界定 试论政府审计在财政监督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趋势 我国国家审计模式重构的探讨 我国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关系研究 国际银行业内部审计的现状、趋势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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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  2009年12月07日 09:51:12  来源:瞭望  【字号 大 中 小】 【留言】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  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4%下降到2007年的7%。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调整,是其原因之一。即便考虑这一因素,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主要是企业储蓄上升的结果。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3%,近年超过20%。对于居民来说一定程度上不是消费相对少了,而是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了。  从国际比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占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企业盈余则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到57%之间,比我国2007年7%的水平高10~17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的企业营业盈余介于20%~25%之间,比我国3%的水平低6~11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  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也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86倍,2007年时达到33倍的高位。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乡差距问题。  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除了行业特征和技术密集等合理因素外,当前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垄断因素导致的。  二次分配的收入调节效果不明显。1990~2005年基尼系数从35上升到45,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48。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3倍。这说明二次分配既没有在总量上改善居民的收入状况,也没有在结构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  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特别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阶段,随着居民消费逐步由耐用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公共服务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将显著提升。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主要公共服务为例,国际平均升幅达到13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大幅增加了4个和7个百分点。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将逐步趋稳。  虽然经过近年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5和8个百分点。其中,医疗支出比重分别低7和2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低9和3个百分点。我国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在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印度的水平。我国政府教育支出总量尽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以2007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教育的消费支出比重为4%,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不到4%。其中,德国和英国分别为l%和5%,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和2%。我国城镇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为7%,而发达国家平均不到5%。公共服务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归结起来,我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体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  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有钱也不敢花。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  另外,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出版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同样突出。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增长和长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

、认识上的误区。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传统体制下,我们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本来是为实现理想中的“公平”,结果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葬送了效率,带来的是“共贫”。所以,改革也就从打破平均主义入手,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中的工资和效益挂钩制度。随着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八十年代,尚不严竣,九十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明显起来,引起大家对它的重新关注。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在实际中,由于“兼顾公平”需要政府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所以只讲效率、不顾公平的事在各地时有发生。加上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有些人认为一谈公平,便有搞平均主义的嫌疑。事实上,尽管对公平有多种理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分配结果上的平均主义和收入相差悬殊都不是公平的体现。如果一些政府部门因怕人家说搞“平均主义”而不敢对收入相差悬殊进行调节甚至人为的拉大差距,那就是认识上的误区了。 在理论界,面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人从发展经济学上找依据,主要是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和刘易斯的劳动剩余模型。从而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经济发达了,实现了工业化,则这一问题自然会解决,因此,当前的任务就是保证经济增长,而不要在公平上作过多的文章。实际上,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只是根据一些可信度较低的数据而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4〕。刘易斯的模型是在“劳动力剩余”前提下,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一个理论〔5〕,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庞大,这个转移过程将是漫长的,而且若考虑部门内部的转移,则这个转移过程在中国不仅漫长而且收入差距会很大。所以,就会有一个“稳定”的问题,社会得不到稳定,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当然,这里并不主张不讲增长,因为没有增长即使最“公平”也只是“共贫”而已,所以走“增长与公平并重”〔6〕的道路对于我们国家可取性更大,即政府主要承担公平责任,市场则追逐效率,实现增长与公平的统一。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2、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7〕。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3、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时,有帕累托最优状态和帕累托次优状态。如果将大家都能从中获利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最优改革;将一部分人能获利,一部分人会受损,但整个社会获利程度大于受损程度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次优改革。那么,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城市中的放权让利措施就是帕累托最优改革,它普遍增加了大家的收益,引起的收入差距变动也较小;现在的教育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是帕累托次优改革,虽然对整个社会而言改革是必要的,但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即使长期会受益,但眼前必然受损),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分摊了改革的成本。在幅累托次优改革中,受益的人收入增加了,而受损的人收入受到影响。 _html

可以从个人与国家的分配和少数大财富拥有者与大多数少财富拥有者的分配来说。国家富了,有足够的集中力量来办大事了,那么可以调整国家收入,让民众更富,藏富于民么。控制少数人越来越富,收入调节,防止多数人越来越贫,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提高社会报酬让大多数人可以诚实劳动获取比较高的报酬,控制经济、健康发展,不要让原本就不多的钱变成废纸,也不要让多的钱损失,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回答不好,见谅。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论文题目

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存在问题,如果说存在,那是对社会主义的非难,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如果它的确是存在,那么就更简单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抛弃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

各地区发展不平均因产生效益的不同,从发展规模到盈利规模都有差异因此造成分配差距过大。从各城市之间环境破坏的不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觉得“地区差别与收入分配问题有必要统筹管理!望有作用,我也不太懂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论文摘要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过上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日子,并正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过,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一些人感到困惑,甚至心理不平衡。那么应如何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呢? 分配制度的新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就是说,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取决于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我国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此决定了在分配制度上,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同时,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应当参与收益分配,根据它们在商品生产中贡献的大小取得相应的报酬。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反对平均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特别是一些人还误认为平均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结果,在这一认识支配下,按劳分配的原则得不到很好贯彻,导致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误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资本主义的作法,一概加以排斥,结果抑制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积极探索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从133.6元提高到2336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316元提高到686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增加,1978年只有210.6亿元,2001年达到73762亿元。市场商品丰富多彩,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条件明显改善。可以说,如果没有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家可能还依旧在平均主义的束缚下,吃着“大锅饭”,打发着穷日子。这一点,所有经历过这20多年历史性变迁的人们,都能深深感受到。 收入差距面面观 随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知识、技术、资本、经营管理、土地房屋等生产要素也参与收益分配,收入分配呈现出多种类型、多种形式。 在我国社会中,由于拥有生产要素不同,因而获得的收入也会不同,这就容易产生差距,甚至逐步拉大。比如,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按有关规定,可达到公司或企业注册资本的35%,只要双方同意,还可以超过这个比例。在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中,有关单位可以从转化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或不低于科技成果入股作价金额20%的股份,奖励成果完成和成果转化的有功人员。这样就难免会有少部分人成为高收入群体,而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拉开差距。 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差距。如一些行业搞垄断性经营,取得了过高收入。 ——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以及政策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慢。 ——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目前的再分配领域中,无论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还是对低收入者的保护都还不完善,致使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较大差距缓解比较慢。 ——非法收入造成的差距。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特别是存在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等现象。 面对差距如何看 应该说,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对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改变那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使那些对社会贡献较大的人得到相应的收入报酬,更好地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作用。 二是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鼓励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三是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允许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能更充分地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 四是有利于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的积极作用。比如,改革开放后,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们,大都把资本转向投资建厂、办企业。而资产一旦进入经济运行的大系统,就会带来国家税收增加,就业渠道扩大,国家财富总量增长,从而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五是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当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包括人才的竞争。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拿出各种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同我们争夺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优秀人才能够获得合理的高收入,更有效地防止人才流失。 在肯定合理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努力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而对于不合法的收入,则必须坚决取缔。所谓不合法的收入,主要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获取的收入。这种现象的存在,危害极大,很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动摇对改革的信心,影响社会稳定。 调控手段要加强 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收入差距的调节问题,明确提出了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等一系列政策。同时要看到,有效调控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当前主要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加快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调节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当然也离不开发展。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问题,都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 二是要积极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才有收入。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费,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和销售,另一些人的就业机会也就增多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更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分配关系的重要前提。一定要把扩大就业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 三是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当前,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收入分配差距的积累和加剧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应而生,并成为严重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突出问题。收入分配差距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环节,不仅是生产条件分配差异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中生产条件分配新的差异的源头。 -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理论界较多的是对各类型差距和具体对策的分散研究,而很少基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进行一般的分析,尤其是制度变迁进程不断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新的影响的情况下,理论的研究总体上滞后于现实的差距变化。因此,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系统的一般分析更显迫切和必要。一、正确认识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农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二是下岗职工收入偏低,城镇居民中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拉大;三是某些行业凭借垄断优势收入过高,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四是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收入高,地区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因素无疑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分配方式的变革。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差距扩大是必然的,总体上也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问题在于,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并非都是合理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甚至非法因素。一是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平等竞争,最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问题。二是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首先是对高收入调节不力,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其次是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三是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虽然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通过非法收入确实造就了一批暴富者,并从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分配过程。从总体上看,现在是有钱的人消费需求不高,消费需求高的人没有钱,收入差距确实拉大了,存在分配不公现象。我国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39,接近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没有达到“两极分化”的地步。“两极分化”属于阶级范畴问题,体现的是阶级差别。我国现在的情况仅仅是贫富差别,是社会范畴问题,其本质是劳动者先富和后富的关系。这种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不是阶级对立的结果,而是经济因素即生产力水平起决定的作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展生产力,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实力,创造出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不能简单地称为“两极分化”,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些就不好了,缩小一些就好了。事实上,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相反,它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我国目前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并不等于“两极分化”,它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先富后富的差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当然,我们在肯定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及其造成的收入差距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二、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配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客观现状必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产生影响,这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目前来说其负面影响更值得关注。1、适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正面影响。收入分配差距作为改革结果的利益关系调整的体现,收入较快和较高者多为改革的早期推动者和实践者,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是人们追求制度变革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利益激励;要素在市场中的按贡献分配,要素所有者决策的差异,及要素配置的合理性的差异所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的激励机制;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扩大导致的金融资产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加速了居民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也使直接投资能力提高,客观上为非公有制经济、非规范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拓宽社会就业渠道;收入差距的适度存在所形成的多层次的购买力及多层次的消费需求结构,推动了市场需求引导企业的生产投向,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及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三驾马车”中的需求和投资的消极影响。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因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者不需要继续扩大消费,而需要消费的低收入者又没有支付能力。而 -且,社会总需求与生产供给的不协调在社会生产中的反映往往具有滞后性,而投资及生产供给的调整更加滞后,使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更加突出。目前,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导致了社会主体消费需求不足;占社会成员大多数的低收入民众的潜在消费需求,由于绝对收入水平不高而不能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高收入者虽然收入较高,但比重较小, -需求总量有限。这样,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需求断层必然导致成熟期工业生产相对过剩、要素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需求结构的断层和有效需求的不足使消费结构升级无法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也难以进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因,不同的产业结构水平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能力,产业结构水平越高,经济发展能力越强。目前的高收入者消费需求的无力,低比重中等收入者消费需求的不足,占较大比重的低收入者消费需求的无法实现,造成了消费结构的断层,产业结构升级自然受阻,很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三、收入分配差距调控的对策建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历史过程,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而不是最终目标。目前短期内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不仅已经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制约占社会成员很大比重的低收入者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进程。因此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1、完善公平竞争的要素分配制度。要素分配是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一般基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通过要素分配这一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对要素分配制度进行完善,保证初次分配的合理和公平,是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调控的首要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分配条件的公平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分配条件的公平主要是要素所有者对要素占有过程的合理和要素在不同个体间分配的公平。分配过程的公平主要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完善,即能保证要素所有者的独立性,要素流动的自由性和要素市场定价的客观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不仅仅是治标,更主要是治本,在保证分配过程公平的前提下,更主要的是保证分配条件的公平。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对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调控,不仅是对非劳动力要素的初始占有进行控制和调节,更主要的是着重保障低收入者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需求,使其人力资本的发展有平等的机会。实施制度变迁的再次非均衡战略。正如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和扩大的惯性效应源于最初的动态非均衡的改革,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也不能是静态的“削高补低”或简单的“以富济贫”,而必须在动态的经济发展中进行调控。在深化制度改革过程中,实施改革力度的再次非均衡战略,特别是对落后地区实施制度创新的跨越式发展,使其经济和收入都以较快速度增长,这是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有效调控的制度前提,也是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均衡的保证。在加大落后地区的改革力度的基础上,实施落后地区内部的再次非均衡改革,使一部分低收入者收入较快增长,向上扩充到中等收入者群体中去。继续实施发达地区内部的再次非均衡改革,提高中等收入的标准,并使高收入者产生新的分层,向下扩充到中等收入者群体中去。剔除制度变迁的无序因素。制度变迁的无序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差距构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往往是具有隐蔽性,不易评测。且相当比例的高收入者,在制度变迁的无序因素中获取非正常收入,极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因此,对此必须尽快治理,使获取非正常收入的“暴富”者的收入回归正常,扩充到中等收入者行列。既然制度变迁的无序因素是在构建新的制度均衡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根本的途径是加快制度变迁的进程,尽快取消不适应新经济发展的旧制度,逐步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制度。加强再分配过程中的政策调节。社会的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最后手段,也是见效最快的手段。尽管对初次分配的分配条件的调节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途径,但这一过程是相对较长的,以“注重效率”为首要目标的初次分配,短期内必然继续导致相当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仍须由再分配过程来调节。同时,再分配过程也是对初次分配的分配条件调节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充分发挥再分配过程的政策调节功能。一方面是通过税收等对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收入转移性质的调节,另一方面是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对低收入群体和地区进行收入补助,进行收入分配的分配条件差距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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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论文题目怎么写

、认识上的误区。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传统体制下,我们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本来是为实现理想中的“公平”,结果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葬送了效率,带来的是“共贫”。所以,改革也就从打破平均主义入手,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中的工资和效益挂钩制度。随着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八十年代,尚不严竣,九十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明显起来,引起大家对它的重新关注。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在实际中,由于“兼顾公平”需要政府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所以只讲效率、不顾公平的事在各地时有发生。加上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有些人认为一谈公平,便有搞平均主义的嫌疑。事实上,尽管对公平有多种理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分配结果上的平均主义和收入相差悬殊都不是公平的体现。如果一些政府部门因怕人家说搞“平均主义”而不敢对收入相差悬殊进行调节甚至人为的拉大差距,那就是认识上的误区了。 在理论界,面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人从发展经济学上找依据,主要是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和刘易斯的劳动剩余模型。从而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经济发达了,实现了工业化,则这一问题自然会解决,因此,当前的任务就是保证经济增长,而不要在公平上作过多的文章。实际上,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只是根据一些可信度较低的数据而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4〕。刘易斯的模型是在“劳动力剩余”前提下,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一个理论〔5〕,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庞大,这个转移过程将是漫长的,而且若考虑部门内部的转移,则这个转移过程在中国不仅漫长而且收入差距会很大。所以,就会有一个“稳定”的问题,社会得不到稳定,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当然,这里并不主张不讲增长,因为没有增长即使最“公平”也只是“共贫”而已,所以走“增长与公平并重”〔6〕的道路对于我们国家可取性更大,即政府主要承担公平责任,市场则追逐效率,实现增长与公平的统一。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2、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7〕。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3、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时,有帕累托最优状态和帕累托次优状态。如果将大家都能从中获利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最优改革;将一部分人能获利,一部分人会受损,但整个社会获利程度大于受损程度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次优改革。那么,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城市中的放权让利措施就是帕累托最优改革,它普遍增加了大家的收益,引起的收入差距变动也较小;现在的教育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是帕累托次优改革,虽然对整个社会而言改革是必要的,但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即使长期会受益,但眼前必然受损),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分摊了改革的成本。在幅累托次优改革中,受益的人收入增加了,而受损的人收入受到影响。 _html

可以从个人与国家的分配和少数大财富拥有者与大多数少财富拥有者的分配来说。国家富了,有足够的集中力量来办大事了,那么可以调整国家收入,让民众更富,藏富于民么。控制少数人越来越富,收入调节,防止多数人越来越贫,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提高社会报酬让大多数人可以诚实劳动获取比较高的报酬,控制经济、健康发展,不要让原本就不多的钱变成废纸,也不要让多的钱损失,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回答不好,见谅。

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存在问题,如果说存在,那是对社会主义的非难,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如果它的确是存在,那么就更简单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抛弃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论文题目怎么选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过上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日子,并正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过,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一些人感到困惑,甚至心理不平衡。那么应如何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呢? 分配制度的新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就是说,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取决于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我国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此决定了在分配制度上,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同时,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应当参与收益分配,根据它们在商品生产中贡献的大小取得相应的报酬。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反对平均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特别是一些人还误认为平均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结果,在这一认识支配下,按劳分配的原则得不到很好贯彻,导致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误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资本主义的作法,一概加以排斥,结果抑制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积极探索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从133.6元提高到2336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316元提高到686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增加,1978年只有210.6亿元,2001年达到73762亿元。市场商品丰富多彩,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条件明显改善。可以说,如果没有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家可能还依旧在平均主义的束缚下,吃着“大锅饭”,打发着穷日子。这一点,所有经历过这20多年历史性变迁的人们,都能深深感受到。 收入差距面面观 随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知识、技术、资本、经营管理、土地房屋等生产要素也参与收益分配,收入分配呈现出多种类型、多种形式。 在我国社会中,由于拥有生产要素不同,因而获得的收入也会不同,这就容易产生差距,甚至逐步拉大。比如,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按有关规定,可达到公司或企业注册资本的35%,只要双方同意,还可以超过这个比例。在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中,有关单位可以从转化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或不低于科技成果入股作价金额20%的股份,奖励成果完成和成果转化的有功人员。这样就难免会有少部分人成为高收入群体,而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拉开差距。 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差距。如一些行业搞垄断性经营,取得了过高收入。 ——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以及政策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慢。 ——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目前的再分配领域中,无论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还是对低收入者的保护都还不完善,致使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较大差距缓解比较慢。 ——非法收入造成的差距。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特别是存在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等现象。 面对差距如何看 应该说,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对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改变那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使那些对社会贡献较大的人得到相应的收入报酬,更好地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作用。 二是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鼓励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三是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允许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能更充分地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 四是有利于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的积极作用。比如,改革开放后,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们,大都把资本转向投资建厂、办企业。而资产一旦进入经济运行的大系统,就会带来国家税收增加,就业渠道扩大,国家财富总量增长,从而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五是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当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包括人才的竞争。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拿出各种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同我们争夺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优秀人才能够获得合理的高收入,更有效地防止人才流失。 在肯定合理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努力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而对于不合法的收入,则必须坚决取缔。所谓不合法的收入,主要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获取的收入。这种现象的存在,危害极大,很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动摇对改革的信心,影响社会稳定。 调控手段要加强 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收入差距的调节问题,明确提出了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等一系列政策。同时要看到,有效调控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当前主要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加快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调节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当然也离不开发展。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问题,都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 二是要积极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才有收入。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费,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和销售,另一些人的就业机会也就增多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更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分配关系的重要前提。一定要把扩大就业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 三是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当前,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认识上的误区。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传统体制下,我们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本来是为实现理想中的“公平”,结果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葬送了效率,带来的是“共贫”。所以,改革也就从打破平均主义入手,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中的工资和效益挂钩制度。随着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八十年代,尚不严竣,九十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明显起来,引起大家对它的重新关注。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在实际中,由于“兼顾公平”需要政府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所以只讲效率、不顾公平的事在各地时有发生。加上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有些人认为一谈公平,便有搞平均主义的嫌疑。事实上,尽管对公平有多种理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分配结果上的平均主义和收入相差悬殊都不是公平的体现。如果一些政府部门因怕人家说搞“平均主义”而不敢对收入相差悬殊进行调节甚至人为的拉大差距,那就是认识上的误区了。 在理论界,面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人从发展经济学上找依据,主要是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和刘易斯的劳动剩余模型。从而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经济发达了,实现了工业化,则这一问题自然会解决,因此,当前的任务就是保证经济增长,而不要在公平上作过多的文章。实际上,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只是根据一些可信度较低的数据而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4〕。刘易斯的模型是在“劳动力剩余”前提下,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一个理论〔5〕,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庞大,这个转移过程将是漫长的,而且若考虑部门内部的转移,则这个转移过程在中国不仅漫长而且收入差距会很大。所以,就会有一个“稳定”的问题,社会得不到稳定,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当然,这里并不主张不讲增长,因为没有增长即使最“公平”也只是“共贫”而已,所以走“增长与公平并重”〔6〕的道路对于我们国家可取性更大,即政府主要承担公平责任,市场则追逐效率,实现增长与公平的统一。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2、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7〕。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3、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时,有帕累托最优状态和帕累托次优状态。如果将大家都能从中获利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最优改革;将一部分人能获利,一部分人会受损,但整个社会获利程度大于受损程度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次优改革。那么,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城市中的放权让利措施就是帕累托最优改革,它普遍增加了大家的收益,引起的收入差距变动也较小;现在的教育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是帕累托次优改革,虽然对整个社会而言改革是必要的,但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即使长期会受益,但眼前必然受损),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分摊了改革的成本。在幅累托次优改革中,受益的人收入增加了,而受损的人收入受到影响。 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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