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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论文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发布时间:2024-07-04 22:48:48

财政收入论文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研究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经济变量。大多数相关的研究文献中都把总税收、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指标作为影响财政收入的基本因素,还有一些文献中也提出了其他一些变量,比如其他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众多复杂,但是通过研究经济理论对财政收入的解释以及对实践的观察,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总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其他收入和就业人数等。

一段60年的时光,是一段人民经历了贫穷短缺、温饱不足,最终进入小康生活的岁月…… 经历无数风雨,熬过多少阵痛,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迈向伟大的复兴。 综合国力由弱到强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教授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60年弹指一挥间。行驶在‘快车道’上的中国经济,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共和国成立之初相比,我们现在一天创造的财富相当于那时一年的总量;现在的国家财政收入是那时的1000倍。如此辉煌成就,令国人自豪,令世界瞩目。” 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以及连年战乱中走出的国家,用一穷二白、国力空虚来形容毫不为过。经过60年的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连上台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国力由弱到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从纵向比——1952年,5亿多人口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总量迅猛扩张,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1%,比1952年增加了77倍。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今,中国人民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 从横向比——1952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到1978年也只占到8%;而2008年为4%,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二十九位跃升到第三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8%提高到9%。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2008年GDP折合成美元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日本的6%。人均GDP由1952年的119元人民币上升到1978年的381元后,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22698元,扣除价格因素,2008年比1952年增长4倍,年均增长5%,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6%。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29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力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国家的财力上。1950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区区62亿元,到2008年突破6万亿元大关,近60年增长了约1000倍!从62亿元增长到1000亿元,用了整整28年的时间;从1000亿元增长到1万亿元,则用了21年的时间;而从1万亿元到突破6万亿元,却只用了9年的时间。令人振奋的数字,印证了我国经济逐步发展壮大、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历史进程。 ● 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水果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发电量居第二 商品由奇缺到充裕 经济结构由低到高 家住华盛顿的美国人琳达·斯特福德一家的生活几乎离不开中国:早晨叫醒的闹钟、盥洗室里的牙刷毛巾、上班的套装和皮鞋、办公室的空调和咖啡壶,以及女儿最爱的芭比娃娃,全都是“中国制造”。“就算不走出美国,身边也到处都是中国!”她感慨万千。 年长些的人,对早年物质匮乏的状况都有深刻的印象。而今,中国经济已经走出短缺,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名列世界前茅。 能不能让人民都吃饱饭,是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今,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还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持。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52871万吨,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7倍,人均产量增长91%;棉花产量749万吨,增长9倍,人均产量增长9倍;油料产量2953万吨,增长5倍,人均产量增长7倍。 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国,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问题,而且还使我国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2008年与1949年相比,纱产量由7万吨增加到2149万吨,增长7倍;布由9亿米增加到710亿米,增长6倍;原煤由32亿吨增加到93亿吨,增长3倍。电视机、电冰箱、照相机、洗衣机、计算机、空调器等一大批新兴电子产品产量也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以后呈迅猛扩张之势。 工农业产品产量位次大幅前移,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解放初期,我国钢产量仅居世界第二十六位,原油仅居第二十七位,发电量仅居第二十五位。经过60年的发展,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 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不断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方面推出重大调整,力争开创新局面。经过60年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的产业结构极大改善,比例也日趋合理。到2008年,第一产业由1952年的51%下降为3%,第二产业由8%上升为6%,第三产业则由2%大幅上升至1%。工业结构实现了从门类简单到齐全,从以轻工业为主到轻、重工业共同发展,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向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的转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全面实施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东部率先崛起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相继实施,区域结构在不断调整中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 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了9%和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分别属于富裕型和小康型消费结构 走出贫穷解决温饱 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四川双流县永安镇白果村5组村民苏炳中住过三个“家”。第一个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父母挤在一起的两间茅草屋。90年代初,苏炳中一家人住进了第二个家——不漏雨的瓦房里。现在别墅式的楼房是苏炳中的第三个家,洗衣机、液晶电视等现代家电一应俱全。 一切生产的目的,一切财富的创造,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经过了从脱离贫困,解决温饱,到迈向小康的曲折历程,人民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消费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 从收入状况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逐步加快,财产性收入进入寻常百姓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不足100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5倍,年均增长2%,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4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1元,1979—2008年年均实际增长1%。收入的增加使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8万亿元,比1952年底的6亿元增加5万倍,人均从6元增加到16407元。 从保障情况看,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在顺利地向前推进。到2008年末,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1891万人,比1989年增加16181万人;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大幅增加。272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参合率达5%。2008年有2335万城市居民、4306万农村居民得到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收入的增加,让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保障的逐步建立,让百姓对未来有了越来越多的安全感。吃、穿、用、住的消费水平,更是与6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老人们会记得,百姓心中的高档消费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百元级“老四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80年代是千元级的“新六件”——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电风扇、照相机;到90年代后就是万元级、十万元级、百万元级的电脑、汽车、商品房。 新中国成立之初,城镇居民用于吃和穿的开支占到全部生活费支出的80%,农村居民更高达90%以上。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了9%和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我国城镇居民已经属于富裕型消费结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也达到小康水平。 ● 2008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4万户,实有个体工商户46万户,外资企业29万户 告别单一公有经济 初建市场经济体制 辽宁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在1991年凭借自己的科研成果创办校办工厂,2000年创建了股份制企业,公司以年均55%的速度增长,2008年也逆势增长50%,销售额达到11个亿。朱建民说:“有人问国家给了我们民营经济什么?我说给了政策,给了环境。” 财富的创造来自生产力,生产力的活力来自体制。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最大的成就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60年前,社会主义新中国向前苏联学习,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所占比重约为9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作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经过30多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已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一公有制经济活力不足的弊端得到根本改变。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2008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4万户,从业人员75万人;实有个体工商户46万户,从业人员68万人;外资企业29万户。同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控制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多种层次、比较完备的体系格局已经形成。要素市场发展加快,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也趋向成熟。在经济调控手段上,初步建立起国家规划计划、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 60年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中国,它在探索中走过弯路,在成长中经受痛苦;60年的中国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仍在强劲发展,融入经济全球化才刚刚启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财政收入论文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分析

思路:1、谈谈财政收入的形式有哪些,各收入的简介。2、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形式的变化和亮点。3、结合自己观点和国家政策的趋势,阐述可实行途径。

我国财政收入状况进行分析。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决定因素  人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心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害怕财政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有人甚至把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其实,财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资手段运用的时空不当(导致经济体系中需求过度膨胀),财政赤字的规模超出实际需要(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剩)时,才会最终引致通货膨胀。  要保证财政赤字在不发生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的情况下,促进资本形成,加速经济增长,其安全界限的确定必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因素,二是资金来源因素。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社会经济制约因素  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率比较高,即使政府施以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用于发展经济,对国民经济也没有危害,或危害很小。这是因为本国经济的吸纳能力随着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应加强,价格水平不会出现明显上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实际产出增长的经济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的相应提高。由于货币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货膨胀越低,因此,增长的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对国民经济也有可能造成危害。  货币化部门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当中的非货币化部门将不断地转化为货币化部门,这一进程就是这里所说的货币化。货币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作用:(1)引起人们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资产动机)的增强,从而引起相应形式的现金余额增长;(2)对实物工资、租金、利息、税收或其他对消费者支付的替代,显然会使货币交易余额增长,货币储蓄对实物储蓄的替代也将引起现金余额的增加。虽然由货币化进程本身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净增量比由已经货币化部门经济活动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货币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毕竟为由赤字引致的“额外货币供给”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因此,由货币化进程引起的额外货币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确定财政赤字规模时所要考虑的指标之一。  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为经济发展融资是否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在产出方面,首先要看经济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现成资源存在,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果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农业和工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和能力,那么,预算赤字可能会使闲置的资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国的生产水平,而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上抬的压力。  赤字支出的投资项目性质。一般而言,只有在更多的货币与更少的产品交易时,赤字融资才会引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通过预算赤字筹集的资金,如果用于周期短、见效快的建设项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其最简单明了的理由是,生产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众持有货币购买力增加的影响。  国际贸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那么,该国的赤字财政就可能是非通货膨胀性的。这是因为:(1)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表示该国的货币供给量将趋于降低,而赤字财政则表示货币供给量将趋于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价格水平不会明显提高。(2)大量进口外国商品和劳务,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国内市场,从而吸纳家庭部门超额的货币收入,缓解供求紧张状况。(3)把有些资源从出口产业部门转移到为国内市场供应商品和劳务的产业部门来增加国内商品和劳务(例如,土地可以从生产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国内消费的食品),减少出口的机会,增加国内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由此可见,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赤字财政促进经济增长是以国际收支恶化为代价的。  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来说,财政赤字只要出现,就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压力。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无适当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洁高效的管理机构来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财政塑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的这种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举债能力与征税能力。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一种工具,赤字融资在导致公众的额外收入增加时,政府如果有能力通过举债和征税等手段把这种额外收入的绝大部分筹集上来,那么赤字财政的实施将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对工资的控制应与对物价的控制同步进行。为了不使工资上涨过快,物价应首先得到严格的控制。一般而言,价格水平上涨,尤其是供给弹性不大的食品价格的上涨,迟早会导致增加工资的要求。在必要时,还必须对消费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对有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凭票制。  公众的牺牲精神。赤字融资安全线的确定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因素,即广大民众的理解和牺牲精神。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变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门就有责任向社会做出宣传,求得社会各界的配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如果政府坦诚地告诉人民,要保证将来能持久地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办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许是更明智的做法。  (二)财政赤字规模的资金来源制约因素  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手段,财政赤字的规模自然要受经济体系当中有关因素的制约。但是,即使在各种因素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有时却发现,某一财政年度伊始所计划的财政赤字水平,在该财政年度终了时,要比计划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来,财政赤字的规模还要受到本国能为赤字融资的资金来源的限制。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渠道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国际资金来源和国内资金来源。  国际融资的限制  财政赤字的国际融资渠道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种,即国际援助、优惠贷款、商业贷款以及外债拖欠。不难看出,前两种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们可以使赤字国(债务国)不负任何或少负财政负担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弥补。所以,赤字国应尽可能地争取这类国际融资方式。但是,一国在—定期间内可供利用的外援和优惠贷款的规模不是赤字国轻而易举就能左右的变量,其规模主要取决于债权国。  外债拖欠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弥补部分财政赤字而不增加财政负担,但是这一融资渠道无疑使赤字国(债务国)的信用扫地,将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寸步难行,只能作应急之用。商业贷款虽然比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风险大,如果超过一定规模,会发生外债危机。因此,利用这种融资方式的关键是要掌握好借款的总额度。  可见,国际融资的规模是否适当,关键在于商业贷款是否适度。衡量外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通用三个指标:(1)外债余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债务率不能超过100%;(2)外债余额占当年GNP的比率即负债率要小于25%;(3)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偿债率要小于20%。当然,一国的外债举借规模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还与本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有关。以往研究外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指出(Alter,1961),在经济增长中外债的累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不得高于GDP的增长率。  国内融资的限制  国内融资规模可以分两部分进行讨论:一是国债融资的规模;二是货币融资的规模。  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个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即国债负担率,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这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率,这是衡量居民应债能力的指标;(3)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率,这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4)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这是衡量国债依存度的指标。  倘若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赤字融资就非常容易,但这种融资方式的危险性也最大。因为这种融资方式会直接导致货币扩张,若货币扩张提高一般价格水平,就会降低货币单位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价值的减少可以看成是对货币持有者的课税,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1)当一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其他一些融资来源就将被迫减少。例如,该国得到外国商业贷款和在国内出售债券将更加困难。(2)通货膨胀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务的收入(Tanzi and Blejer,1982)。(3)即使通货膨胀不影响其他融资来源,较高的中央银行融资的比率所增加的实际收入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超过了那个比率,通货膨胀再高也只是降低实际税收收入,因为构成通货膨胀税税基的实际余额相对于其通货膨胀前的水平有所降低。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成为低通胀的发展手段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20年,几乎伴随20年的财政赤字,这种持续的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评价赤字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一)我国的财政赤字已成为一种发展手段  回顾我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财政赤字有效地动员了社会资源,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财政赤字的这种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即增长效应、改革效应和拉动效应。  财政赤字的增长效应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贡献非常突出。鉴于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税收制度因个人所得税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弹性,因此,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相机抉择政策措施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支出(结果必然是财政赤字),但这些措施不仅是出于短期调整不景气、稳定经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长期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来使用的。史永东(1999)曾利用我们修正后的汉森模型,就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是过去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我们对史永东的计算结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两点结论。(1)1981—1996年,实施财政赤字的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3%,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3%。特别是1990—1996年,这种财政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个百分点,贡献率近20%,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7%。(2)在16年经济转型过程中,前9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远不如后7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这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加强,运用财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  财政赤字的改革效应  中国的财政赤字极大地支持了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改革,二是价格改革。  首先,财政赤字支持了企业改革。(1)减税让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造人手,实行了“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政策,到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再到1994年的全面税制改革,政府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比例,从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这些改革措施,在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持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政府的财力。而在有关支出并没有同步缩小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2)企业亏损补贴。为了使关系到国计民生企业的生存,为了减轻失业压力,政府对国有企业亏损特别是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近20年来我国企业亏损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情况:1985年高达3%,1986—1990年为9%,1991—1995年为2%,1996—1998年为0%。从财政自身运行的结果来看,减收与增支没有区别,都会使已有的财政赤字加大。  其次,财政赤字支持了价格改革。中国在“利用双轨、走出双轨”,逐渐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的改革进程中,为了保证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价格改革的关键10年(1981—1990年),财政的价格补贴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1%。  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财政赤字不仅不具有排挤效应,反而可能有拉动效应。从排挤效应理论来看,财政赤字对民间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的排挤效应是通过利率机制实现的,即赤字支出推动利率上扬,抑制了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对财政赤字的反应灵敏度很小,公债利率对银行利率没有推动作用,因此,财政赤字不会通过影响利率水平而排挤民间部门投资支出。即使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民间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私人投资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的现象(Rama,1993)。  不仅如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还可能具有拉动效应。学术界认为,拉动效应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以及资产的替代性。(1)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 and Lu—cas,1974)在分析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时指出,倘若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动效应。中国在1981—1995年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平均占近一半,即7%(国家统计局,1998),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况且,绝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于为民间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2)巴罗和格鲁斯曼(Barro and Grossman,1976)认为,如果投资函数的形式为I(r,Y)(其中,I为投资,r为利率,Y为国民收入),利率上扬虽然会使投资减少,但国民收入增加却使投资增加,投资最终是增是减,需要考虑这两种相对力量的大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如前所述,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而经济又是长期持续增长,故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3)在人们现有的财富主要由货币、公债和股票构成的情况下,如果股票相对于公债的风险越大,以公债融资的赤字支出就会产生拉动效应。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尚不完善,投资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股票的风险大于公债,这也是理论上早已证明了的。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按照中国现行统计方法,(1)1979—1997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88%,同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47%,如果算上1998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89%和97%;(2)1985—1998年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84%,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3%;(3)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3%,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为43%。可见,无论以哪种口径计算,最终结果都表明,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不断,但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国的连年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根据赤字规模决定因素及其相关理论、积极的调整措施进行解释。  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中国2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 8%(国家统计局,1999)。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财政赤字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况且,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实际产出增长率大于实际利率(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长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 and Flavin,1986)。(2)在转轨过程中,财政赤字动员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闲置资源和能力,再加上货币化进程加快,既提高了产出水平,又增加了货币需求,而没有通货膨胀效应。(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别是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4)我国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牺牲精神。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个其储蓄者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有信心的国家,很容易容纳较大的预算赤字(Congdon,1985,1987)。  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财政补贴作为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手段,形成了以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为主,以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税收支出、房租补贴等为辅的多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体系。就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言,1986—1997年间,这两项补贴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年均3%(国家统计局,1998),无疑是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们对这种“规模大、范围广、渠道多”的财政补贴如何评价(陈共,1998),正是这种财政赤字的成因,不仅支持了价格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缓解了物价上涨压力。  及时而迅速的财政政策调整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8—1989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这两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2%和 4%。中央政府从1990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比率从1989年的94%降至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货币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经济运行迅速恢复正常,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降至5%和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现了第二次经济过热现象,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6%和6%。为此中国实施了“软着陆”战略,财政赤字比率从这三年平均的 1%降至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可见,及时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调整是避免财政赤字引起持续通货膨胀的有力保证。  三、如何正确认识我国财政赤字规模  首先应当说明两点: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棘手的政治问题,是经济与政治的接合点(重森晓,1988)。只要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赤字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债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没有引起政治危机,那么,这种赤字规模就可以说是适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虑一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等种种复杂因素,选择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确定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财政赤字规模的国际比较不失为判断一国赤字规模是否适度的一种可行方法。  (一)赤字规模  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赤字比率比较高,平均为8%;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比率为2%。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比率低于工业化国家,虽然比发展中国家赤字比率比较高的国家也低很多,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适中。  然而,如果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同期情况相比,我们就面临解释困境。这些国家在同期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2%的财政盈余比率。其实,这正是这些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较的话,也许同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赤字比率进行比较更为适当。1968—1986年(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这些国家的赤字比率平均为2%,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赤字比率。  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比80年代中后期(7%)提高了57%;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比80年代中后期(30%)下降了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依存度(17%),与发展中国家赤字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不相上下。这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占份额较大,财政状况不佳。  (二)内债规模  国债负担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4%,就是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18%, 1991—1995年为15%)也大大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5%。这表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欧盟各国不得超过60%的标准相距还很远,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龚仰树,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虽然比其他国家低,但它们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倘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三五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增长率已经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增长率高。这表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经济运行时期,要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国债依存度。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国债依存度53%。这再次表明,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地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状态。  (三)外债规模  1990—1997年,我国外债的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平均分别为9%、8%和7%,各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0%、25%和100%。再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来看,1991—1998年我国外债余额增长率平均为7%,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4%,这说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没有超出经济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从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8%来看,外债余额增长速度稍快了些。总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外债规模不会造成债务危机。  (四)综合分析  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较高;国债负担率比较低,而国债依存度却很高,这种现象说明:第一,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相对较低,或者说,中央财政动员的社会资源相对要少;二是财政状况本身不佳,但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还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从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这样一种政策选择:政府目前担心的并不一定是赤字会给经济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是应当采取主动的财政调整措施,改善财政状况。  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增加赤字融资渠道之外的融资来源,即增加税收收入;第三,压缩财政赤字。可是,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前两种途径都意味着要增加税收收入,而在短期内要使税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难的。因而,倘若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财政状况,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缩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是一种两难选择:要改善财政状况,就得使199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延长存在,下岗职工增多,已下岗的人再忍受更长时期的无工作痛苦;而要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财政状况的恶化为代价。  综上分析,第一,无论是从赤字比率还是从国债负担率来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还是从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来看,我国目前的赤字规模是比较适度的,不会引起经济混乱,反而从长期来看还能加快工业化进程。第二,鉴于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体系状况和财政体制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收支)划分现状的局限性,无论是从赤字依存度还是从国债依存度来看,无论是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是从中央财政状况来看,中央财政收支规模过小,以至规模不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也几乎将中央财政推向崩溃边缘。  因此,我们的总体结论是: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并不可怕,需要关注的可能是财政状况的恶化趋势;而当前是否要竭尽全力改善财政状况,最终取决于决策者是更关心财政状况,还是更关心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7%、3%;3%、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8%;1%、9%。(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和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6亿元、56亿元和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9%、43%和14%。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93%。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5%、32%、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99 %、86%、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4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研究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经济变量。大多数相关的研究文献中都把总税收、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指标作为影响财政收入的基本因素,还有一些文献中也提出了其他一些变量,比如其他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众多复杂,但是通过研究经济理论对财政收入的解释以及对实践的观察,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总税收、国内生产总值、其他收入和就业人数等。

财政收入论文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3、目标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目标的确定必须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的总体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必将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4、主要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 (1)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体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 (2)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3))调整结构,就是在对总量不做大的调整和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通过严格依法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把该收的收上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特别是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体现配合宏观调控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总之,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中央确定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代替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符合现实的科学选择。   三、展望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处在高位运行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实施以扩张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加快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力度,尤其是财政面临支持各项改革、支付改革成本的压力较大。因此,也不宜实施全面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十一五”时期特别是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应用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2、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3、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的投资。 4、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实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5、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6、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海涛,冯海燕积极到稳健财政策的转型分析中国林业企业,2005,72(5):37-39    2、金人庆关于财政政策的几个问题维普资讯http// ,2-12    3、苏明,陈少强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及趋势上海经济研究,2005,9:15-20    4、曹紫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及实施的相应措施集团经济研究,2005,177:98    5.陈爱东 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及对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建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4):37-4

摘 要:企业出口退税在国家出口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财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企业出口退税对我国财政收支影响巨大。为此,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出口退税发展概述,就企业出口退税对财政收支的积极与不利影响做重点论述,最后提出进一步完善企业出口退税的财政对策,以期能为业内人士提供借鉴。   关键词:出口退税;企业;财政收支;出口政策   一、我国出口退税发展概述   出口退税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于1994年对其进行第一次改革,自此我国出口退税机制开始走向完善。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我国出口退税机制在财政   收支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国内产业配置得到优化。实践表明,出口退税机制对我国财政收支有重要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下图所示:   2004开始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进入调整阶段,2005年政府对其进行结构性调整。出口退税机制促使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速度大幅提升,对财政收支管理体制、对财政收支运行风险、对积极财政政策、对财政征管制度等都产生巨大影响。但当下我国出口退税机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常出现顾此失彼现象,如何处理与财政收支的关系成为业界人士讨论热点。众所周知,出口退税本质是为保障我国出口利益而设置的一种福利措施,也出现部分企业骗取国际出口退税等现象,骗税金额逐年高涨,对我国财政收支工作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国内外不法企业相互勾结,严重扰乱我国市场秩序正常运行,对我国出口领域造成恶劣影响。因此,进一步分析企业出口退税对我国财政收支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中,我国2012—2014年出口总额、出口退税总额、出口总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占比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我国从2012年开始,进出口总额上升趋势加快,国家政策为扶持我国企业产品出口,每年出口退税额度呈逐年稳步增长态势,占国家财政收入约12%左右,但从2012年开始,出口退税在财政收入比重中呈逐年微下滑趋势。由此可知,我国经济发展方向从单一依靠出口进行转型,国内市场带动国家经济活力作用受到政府重视,出口退税从十年前20%下降到当下12%。除以上论述外,也足以表明企业出口退税在我国财政收支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针对弱势企业更为明显。   二、企业出口退税对财政收支的积极影响   对财政收支管理体制的影响   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2013年我国地方政府分担了全国出口退税总额的20%,可有效缓解中央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在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等方面效率加快,对地方政府影响也不容忽视。地方政府会充分考虑自身利益,由此而来则会不断加大出口退税机制管理力度。其次,企业出口退税对财政收支的积极影响还表现在均衡不同地域财力分布方面。例如2013年,广东、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出口贸易发达,贸易量高达全国总值的百分之九十五,财力强大,为避免此类出口强省从中央财政获取高于常规的政策与资金补贴,出口退税机制针对这种情况,基于各省正常财政能力基础上合理分配各区域财力,对均衡各地实力悬殊问题起到积极效果。   对财政收支运行风险的影响   出口退税机制从2004年1月1日改革以来,对财政运行风险产生巨大影响。改革开放前我国出口总额年增长速度为37%,但到2003年已高达4438亿美元,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则为19%,外贸出口退税额的增长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出现比例不均衡现象。由此导致2002年中央财政对企业欠退税金额高达2500亿元,2003年达到3270亿元。再加上近年我国预算支出刚性较强,企业外贸出口数量急剧增长,直接导致中央财政背负大量欠退税款,财力安排与支出运行开始承担更大风险。新出口退税机制对还款流程进行了优化,中央财政趋于稳定。出口退税体制得到有效改革,中央财政运行风险随之得到控制。近几年为更好解决欠退税款等问题带来的负面连锁反应,地方政府借助商业银行载体,对企业出口退税账户进行全面保管。出口退税应收款扮演了担保角色,企业可方便获取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最大程度避免了资金周转困难情况发生。此类金融机构与国家财政信用风险相结合方法方便了企业贷款,但却不能有效保证贷款可以如期收回。这种风险转嫁的本质对市场常规化运行造成一定阻碍,但新出口退税政策及时提出了政府全额贴息策略,财政与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规避。   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   我国于2004年进行了新一轮税制改革,出口退税作为其重要内容,成为业界讨论热点。出口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由2000年40%上升到2012年78%,并呈持续上涨态势。由此可见,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当前中央对企业欠退税情况较为严峻,有超过90%的企业一年没得到资金,导致诸多企业无法拓展生产规模,对企业发展造成严重阻碍。近几年政策改进,使传统以拉动为主的方式改为需求与供给并重形式进行,对出口退税产生一定积极效果,企业资金缺口得到弥补,企业结构实现优化。税制下调对贸易出口产生抑制作用,但由于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与资源市场存在优势,抑制作用十分有限。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出口结构趋于科学合理化,新出口退税制度也必将会对财政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对财政征管制度的影响   企业出口退税政策在财政征管制度执行过程中也会发挥一定积极作用,重点表现在:出口退税政策明确规定必须不断加大对退税政策的全面认知程度;不断加大安全防范意识;一旦出现骗税行为,严惩不贷;认真落实出口退税改革事项,并进行有效监督与指导。各地政府部门要加强合作范围与深度,这也是新政策的要求。不断深化岗位责任意识,增强各部门协作能力,严厉打击骗税行为。另外,中央也推行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审核流程,出口退税工序符合现代信息技术要求,现代科技应用加快了信息化建设进程,使得金税工程、金财工程、金关工程有了一个稳固基石。   三、企业出口退税对财政收支的不利影响  将加重中央财政短期负担   新出口退税机制可有效拉动经济发展,但在短期发展中还是会给中央财政带来一定负担。“新账不欠,老账不还”准则是企业出口退税政策制定的关键之处,主要内容为2002年之前的欠退税款项必须在2004年前全部还清,否则中央财政将会背负一定利息。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新制度实行前,中央财政就已背负退税金额高达3924亿元。因为全凭中央财政承担不太现实,因此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还款比例为3:1进行后续工作,中央还款2943亿元,地方政府还款981亿元,全额贴息规定还需支付3%的年利率利息费(共计118亿元)。如此逐年增长的财政支出成为中央财政要持续面临的难题,但近几年中央鼓励净出口,继续拉动需求与减税政策都为中央带来一系列资金难题。   地方财政面临财政支出挑战   我国西部地区产品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型企业方面,单一产品结构在出口退税政策规定下,取消或降低部分资源型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这对西部地区企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西部地区税收水平降低,西部地方政府分担的四分之一“老账”也进一步加重其财政负担。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实力悬殊。退税率政策并未给东部地区带来较大冲击,因此涉及到的老账3:1比例就缺乏一定灵活性,地区之间财政与企业产品结构存在的不同使得政府负担各不相同。例如:基于新出口退税机制背景下,内地企业在沿海地区进行产品出口,出口退税属于沿海地区范畴。内地企业需缴纳25%增值税,沿海地区财力逐渐向内地转移,财富转移不平等现象开始出现。   新措施为财税管理带来新难题   企业出口退税政策对老账不欠问题的规定,对出口企业进一步拓展规模大有裨益。与此同时,中央提出与地方政府按3:1比例进行偿还的规定,也间接要求企业在日常工作中要及时整理以往专用发票、外汇核销单、报关单等单据,以便后期能顺利申报退税。但改革前出口退税办理通常使用纸质单据或是简单的数据网络传输,庞大数据资料面前存在诸多安全漏洞,出错率上升,为某些出口企业骗税提供了条件。企业出口退税政策的全额退款基数要求也导致部分不法企业努力做大基数,从而获取更多退税金额。这种规定也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借助保护名义而谋取利益的行为,这种老账分摊方式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保护主义思想逐步形成,出口量出现不正常减少。国内市场出现隐性分割会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造成负面影响,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四、进一步完善企业出口退税的财政对策   尝试推行证券化方案   中央针对出口企业的欠退税款可与等额证券进行等量转化,采用市场公开发行的方式,以一种变卖方式为企业发展注入资金是一种有效举措。政府欠退税款困境得到一定缓解,宏观经济条件下增税形式弥补欠退税款的不合理性,也可使大众对财政退款本息产生硬性约束,推行证券化方式是一种高效财政对策。   采用代理制合理分担退税款负担   生产企业可与国外进口商签订采购合同,出口退税政策背后财力之间的地区转移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基于代理制背景下,出口业务流程是外贸公司常态下的承担主体。只有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进行了地区分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力转移问题。但此方式实际执行难度较大,原因在于我国代理制出口在整体出口比例中份量小,以及我国生产与外贸企业建立的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影响。   财政部门应贯彻落实出口退税改革工作   首先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保障制度。通过对比新出口退税政策与传统税制之间存在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不断进行完善,从而保障改革的全面性与高效性。出口退税规定概念需得到进一步细化界定,责任到人。思想上的认识是关键,相关工作人员要全面正确的理解企业出口退税政策本质所在,在扮演好自身岗位角色的同时要协调其他部门工作。地方政府要努力增收节支,及时还款,以身作则,对老账3:1分担资金要尽快到位,不出现办事拖拉现象。   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针对退税机制分担框架下,西部地区财政压力凸显,中央政府应采取相应策略弥补这一问题,例如加大对西部地区财政支持,应用低息贷款策略,为其会展旅游等活动提供外部政策环境支持等,开源节流以促进国家经济整体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出口退税在我国财政收支中有着重大影响作用。除了对财政收支管理体制、对财政收支运行风险、对积极财政政策、对财政征管制度会产生积极影响外,也会导致中央财政短期负担加重,地方财政面临财政支出挑战,新措施也给财税管理带来一系列新难题等负面影响。尝试推行证券化方案、采取代理制合理分担退税款负担、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各部门做好出口退税改革相关落实工作至关重要。新形势下,企业出口退税应契合我国实际发展国情,最终促使我国财政收支实现平衡。

财政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钱了,对策,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钱整到位呀。

财政所面临的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财政的支出过大,一个是嗯财政收入。啊,超过限额。

财政收入论文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分析如何写

一段60年的时光,是一段人民经历了贫穷短缺、温饱不足,最终进入小康生活的岁月…… 经历无数风雨,熬过多少阵痛,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迈向伟大的复兴。 综合国力由弱到强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教授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60年弹指一挥间。行驶在‘快车道’上的中国经济,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共和国成立之初相比,我们现在一天创造的财富相当于那时一年的总量;现在的国家财政收入是那时的1000倍。如此辉煌成就,令国人自豪,令世界瞩目。” 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个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以及连年战乱中走出的国家,用一穷二白、国力空虚来形容毫不为过。经过60年的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连上台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国力由弱到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从纵向比——1952年,5亿多人口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总量迅猛扩张,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1%,比1952年增加了77倍。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今,中国人民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 从横向比——1952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到1978年也只占到8%;而2008年为4%,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二十九位跃升到第三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8%提高到9%。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2008年GDP折合成美元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日本的6%。人均GDP由1952年的119元人民币上升到1978年的381元后,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22698元,扣除价格因素,2008年比1952年增长4倍,年均增长5%,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6%。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29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国力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国家的财力上。1950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区区62亿元,到2008年突破6万亿元大关,近60年增长了约1000倍!从62亿元增长到1000亿元,用了整整28年的时间;从1000亿元增长到1万亿元,则用了21年的时间;而从1万亿元到突破6万亿元,却只用了9年的时间。令人振奋的数字,印证了我国经济逐步发展壮大、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历史进程。 ● 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水果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发电量居第二 商品由奇缺到充裕 经济结构由低到高 家住华盛顿的美国人琳达·斯特福德一家的生活几乎离不开中国:早晨叫醒的闹钟、盥洗室里的牙刷毛巾、上班的套装和皮鞋、办公室的空调和咖啡壶,以及女儿最爱的芭比娃娃,全都是“中国制造”。“就算不走出美国,身边也到处都是中国!”她感慨万千。 年长些的人,对早年物质匮乏的状况都有深刻的印象。而今,中国经济已经走出短缺,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名列世界前茅。 能不能让人民都吃饱饭,是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今,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还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持。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52871万吨,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7倍,人均产量增长91%;棉花产量749万吨,增长9倍,人均产量增长9倍;油料产量2953万吨,增长5倍,人均产量增长7倍。 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国,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问题,而且还使我国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2008年与1949年相比,纱产量由7万吨增加到2149万吨,增长7倍;布由9亿米增加到710亿米,增长6倍;原煤由32亿吨增加到93亿吨,增长3倍。电视机、电冰箱、照相机、洗衣机、计算机、空调器等一大批新兴电子产品产量也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以后呈迅猛扩张之势。 工农业产品产量位次大幅前移,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解放初期,我国钢产量仅居世界第二十六位,原油仅居第二十七位,发电量仅居第二十五位。经过60年的发展,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等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 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不断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方面推出重大调整,力争开创新局面。经过60年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的产业结构极大改善,比例也日趋合理。到2008年,第一产业由1952年的51%下降为3%,第二产业由8%上升为6%,第三产业则由2%大幅上升至1%。工业结构实现了从门类简单到齐全,从以轻工业为主到轻、重工业共同发展,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向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的转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全面实施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东部率先崛起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相继实施,区域结构在不断调整中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 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了9%和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分别属于富裕型和小康型消费结构 走出贫穷解决温饱 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四川双流县永安镇白果村5组村民苏炳中住过三个“家”。第一个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父母挤在一起的两间茅草屋。90年代初,苏炳中一家人住进了第二个家——不漏雨的瓦房里。现在别墅式的楼房是苏炳中的第三个家,洗衣机、液晶电视等现代家电一应俱全。 一切生产的目的,一切财富的创造,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经过了从脱离贫困,解决温饱,到迈向小康的曲折历程,人民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消费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 从收入状况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逐步加快,财产性收入进入寻常百姓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不足100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5倍,年均增长2%,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4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1元,1979—2008年年均实际增长1%。收入的增加使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8万亿元,比1952年底的6亿元增加5万倍,人均从6元增加到16407元。 从保障情况看,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在顺利地向前推进。到2008年末,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1891万人,比1989年增加16181万人;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大幅增加。272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参合率达5%。2008年有2335万城市居民、4306万农村居民得到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收入的增加,让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保障的逐步建立,让百姓对未来有了越来越多的安全感。吃、穿、用、住的消费水平,更是与6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老人们会记得,百姓心中的高档消费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百元级“老四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80年代是千元级的“新六件”——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电风扇、照相机;到90年代后就是万元级、十万元级、百万元级的电脑、汽车、商品房。 新中国成立之初,城镇居民用于吃和穿的开支占到全部生活费支出的80%,农村居民更高达90%以上。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了9%和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我国城镇居民已经属于富裕型消费结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也达到小康水平。 ● 2008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4万户,实有个体工商户46万户,外资企业29万户 告别单一公有经济 初建市场经济体制 辽宁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在1991年凭借自己的科研成果创办校办工厂,2000年创建了股份制企业,公司以年均55%的速度增长,2008年也逆势增长50%,销售额达到11个亿。朱建民说:“有人问国家给了我们民营经济什么?我说给了政策,给了环境。” 财富的创造来自生产力,生产力的活力来自体制。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最大的成就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60年前,社会主义新中国向前苏联学习,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所占比重约为9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作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经过30多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已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一公有制经济活力不足的弊端得到根本改变。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2008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4万户,从业人员75万人;实有个体工商户46万户,从业人员68万人;外资企业29万户。同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控制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多种层次、比较完备的体系格局已经形成。要素市场发展加快,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也趋向成熟。在经济调控手段上,初步建立起国家规划计划、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 60年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中国,它在探索中走过弯路,在成长中经受痛苦;60年的中国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仍在强劲发展,融入经济全球化才刚刚启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7%、3%;3%、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8%;1%、9%。(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和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6亿元、56亿元和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9%、43%和14%。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93%。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5%、32%、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99 %、86%、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4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部门决算填报说明(部门用)一、决算汇编基本情况(一)报表类型说明1.纳入201 年度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共 个,其中:(1)单户录入 户,其中含单位 个,占单位总数的 %;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行政单位汇总录入 户,其中含单位 个,占单位总数的 %;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3)事业单位汇总录入 户,其中含单位 个,占单位总数的 %;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4)经费自理事业单位汇总录入 户,其中含单位 个,占单位总数的 %;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5)其他单位汇总录入 户,其中含单位 个,占单位总数的 %;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本部门代编经费报表及调整表 户,其中:经费差额表 户,调整表 户;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二)单位分类情况说明1.按单位基本性质划分:(1)行政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事业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3)其他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4)经费自理事业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按单位执行会计制度划分:(1)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3)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4)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三)单位预算级次说明1.一级预算单位 户,比上年增加(减少) 户,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二级预算单位 户,比上年增加(减少) 户,增减变动原因说明。3.三级预算单位 户,比上年增加(减少) 户,增减变动原因说明。┅┅二、基础数据核对情况(一)与财政部门对账情况1.财政拨款核对情况(1)单位本年度实际收到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万元,财政部门拨款对账单 万元,差额 万元。对差额原因进行说明。(2)单位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万元,财政部门拨款对账单 万元,差额 万元。对差额原因进行说明。2.预算外资金核对情况(1)单位本年度缴入财政专户预算外资金 万元,财政部门预算外财政专户缴款对账单 万元,差额 万元。对差额原因进行说明。(2)单位本年度从财政专户取得的预算外资金收入 万元,财政部门预算外财政专户拨款对账单 万元,差额 万元。对差额原因进行说明。3.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二)上年结转和结余核对及指标变动情况(附表一)1.结转和结余资金上年年末数与本年年初数不一致的情况说明(如财政调整、审计调整、部门调整等)。2.主要指标上下年变动幅度超过20%,其中机构人员指标上下年变动幅度超过5%的,应具体核实并说明原因。三、报表审核情况(一)公式审核情况1.逻辑性审核公式公式报错 条,其中:公式A-XXX报错 条,涉及 个单位,原因说明。公式A0-XXX报错 条,涉及 个单位,原因说明。2.核实性审核公式公式报错 条,其中:公式A-XXX报错 条,涉及 个单位,原因说明。公式A0-XXX报错 条,涉及 个单位,原因说明。3.公式设置建议(1)如有不适用的审核公式,请列出并说明修改意见。(2)单位自行增加的审核公式,请列出并说明设置依据。(二)模板审核情况行政单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情况及原因说明。单位结余分配中转入“其他”项的情况说明。“支出决算明细表”中,各类下“其他”占本类支出小计比例大于30%的,应核实并说明支出明细情况。事业单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原因说明,提供单位类型和制度依据。其他模板审核情况。四、决算数据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1.“收入决算表”中其他收入的具体构成情况,说明单位从其他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非本级财政拨款、未纳入预算外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收入情况。(附表二)年末结转和结余为负数的原因说明,包括单位基本支出结转和结余、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事业基金结余和专用基金结余为负数的情况。3.“支出决算明细表”中,部门转拨附属单位或者非本级预算单位的经费支出,应具体说明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去向和金额。(如“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拨给……单位用于……事务,……万元)4.“项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列支“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依据及说明。5.使用经费差额表代编部门收支以及使用调整表调整部门收支重复汇总数的情况说明,包括代编(或调整)的依据、涉及的单位和金额。6.“机构人员情况表”中“其他人员”的具体构成情况。(附表三)“预算外资金收入支出决算表”中预算外资金未缴留用的情况说明(包括批准的部门及文件依据)。“资产负债简表”中行政单位“暂存款”、“暂付款”,事业单位“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等往来账款情况说明。9.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财政收入论文的现状分析怎么写啊

你的分析应该从你选的这个题目的背景以及一些政策和现象的进行分析。

我国财政收入状况进行分析。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决定因素  人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心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害怕财政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有人甚至把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其实,财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资手段运用的时空不当(导致经济体系中需求过度膨胀),财政赤字的规模超出实际需要(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剩)时,才会最终引致通货膨胀。  要保证财政赤字在不发生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的情况下,促进资本形成,加速经济增长,其安全界限的确定必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因素,二是资金来源因素。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社会经济制约因素  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率比较高,即使政府施以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用于发展经济,对国民经济也没有危害,或危害很小。这是因为本国经济的吸纳能力随着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应加强,价格水平不会出现明显上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实际产出增长的经济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的相应提高。由于货币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货膨胀越低,因此,增长的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对国民经济也有可能造成危害。  货币化部门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当中的非货币化部门将不断地转化为货币化部门,这一进程就是这里所说的货币化。货币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作用:(1)引起人们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资产动机)的增强,从而引起相应形式的现金余额增长;(2)对实物工资、租金、利息、税收或其他对消费者支付的替代,显然会使货币交易余额增长,货币储蓄对实物储蓄的替代也将引起现金余额的增加。虽然由货币化进程本身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净增量比由已经货币化部门经济活动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货币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毕竟为由赤字引致的“额外货币供给”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因此,由货币化进程引起的额外货币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确定财政赤字规模时所要考虑的指标之一。  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为经济发展融资是否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在产出方面,首先要看经济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现成资源存在,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果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农业和工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和能力,那么,预算赤字可能会使闲置的资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国的生产水平,而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上抬的压力。  赤字支出的投资项目性质。一般而言,只有在更多的货币与更少的产品交易时,赤字融资才会引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通过预算赤字筹集的资金,如果用于周期短、见效快的建设项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其最简单明了的理由是,生产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众持有货币购买力增加的影响。  国际贸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那么,该国的赤字财政就可能是非通货膨胀性的。这是因为:(1)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表示该国的货币供给量将趋于降低,而赤字财政则表示货币供给量将趋于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价格水平不会明显提高。(2)大量进口外国商品和劳务,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国内市场,从而吸纳家庭部门超额的货币收入,缓解供求紧张状况。(3)把有些资源从出口产业部门转移到为国内市场供应商品和劳务的产业部门来增加国内商品和劳务(例如,土地可以从生产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国内消费的食品),减少出口的机会,增加国内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由此可见,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赤字财政促进经济增长是以国际收支恶化为代价的。  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来说,财政赤字只要出现,就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压力。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无适当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洁高效的管理机构来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财政塑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的这种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举债能力与征税能力。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一种工具,赤字融资在导致公众的额外收入增加时,政府如果有能力通过举债和征税等手段把这种额外收入的绝大部分筹集上来,那么赤字财政的实施将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对工资的控制应与对物价的控制同步进行。为了不使工资上涨过快,物价应首先得到严格的控制。一般而言,价格水平上涨,尤其是供给弹性不大的食品价格的上涨,迟早会导致增加工资的要求。在必要时,还必须对消费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对有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凭票制。  公众的牺牲精神。赤字融资安全线的确定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因素,即广大民众的理解和牺牲精神。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变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门就有责任向社会做出宣传,求得社会各界的配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如果政府坦诚地告诉人民,要保证将来能持久地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办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许是更明智的做法。  (二)财政赤字规模的资金来源制约因素  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手段,财政赤字的规模自然要受经济体系当中有关因素的制约。但是,即使在各种因素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有时却发现,某一财政年度伊始所计划的财政赤字水平,在该财政年度终了时,要比计划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来,财政赤字的规模还要受到本国能为赤字融资的资金来源的限制。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渠道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国际资金来源和国内资金来源。  国际融资的限制  财政赤字的国际融资渠道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种,即国际援助、优惠贷款、商业贷款以及外债拖欠。不难看出,前两种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们可以使赤字国(债务国)不负任何或少负财政负担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弥补。所以,赤字国应尽可能地争取这类国际融资方式。但是,一国在—定期间内可供利用的外援和优惠贷款的规模不是赤字国轻而易举就能左右的变量,其规模主要取决于债权国。  外债拖欠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弥补部分财政赤字而不增加财政负担,但是这一融资渠道无疑使赤字国(债务国)的信用扫地,将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寸步难行,只能作应急之用。商业贷款虽然比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风险大,如果超过一定规模,会发生外债危机。因此,利用这种融资方式的关键是要掌握好借款的总额度。  可见,国际融资的规模是否适当,关键在于商业贷款是否适度。衡量外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通用三个指标:(1)外债余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债务率不能超过100%;(2)外债余额占当年GNP的比率即负债率要小于25%;(3)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偿债率要小于20%。当然,一国的外债举借规模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还与本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有关。以往研究外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指出(Alter,1961),在经济增长中外债的累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不得高于GDP的增长率。  国内融资的限制  国内融资规模可以分两部分进行讨论:一是国债融资的规模;二是货币融资的规模。  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个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即国债负担率,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这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率,这是衡量居民应债能力的指标;(3)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率,这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4)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这是衡量国债依存度的指标。  倘若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赤字融资就非常容易,但这种融资方式的危险性也最大。因为这种融资方式会直接导致货币扩张,若货币扩张提高一般价格水平,就会降低货币单位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价值的减少可以看成是对货币持有者的课税,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1)当一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其他一些融资来源就将被迫减少。例如,该国得到外国商业贷款和在国内出售债券将更加困难。(2)通货膨胀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务的收入(Tanzi and Blejer,1982)。(3)即使通货膨胀不影响其他融资来源,较高的中央银行融资的比率所增加的实际收入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超过了那个比率,通货膨胀再高也只是降低实际税收收入,因为构成通货膨胀税税基的实际余额相对于其通货膨胀前的水平有所降低。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成为低通胀的发展手段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20年,几乎伴随20年的财政赤字,这种持续的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评价赤字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一)我国的财政赤字已成为一种发展手段  回顾我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财政赤字有效地动员了社会资源,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财政赤字的这种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即增长效应、改革效应和拉动效应。  财政赤字的增长效应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贡献非常突出。鉴于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税收制度因个人所得税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弹性,因此,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相机抉择政策措施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支出(结果必然是财政赤字),但这些措施不仅是出于短期调整不景气、稳定经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长期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来使用的。史永东(1999)曾利用我们修正后的汉森模型,就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是过去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我们对史永东的计算结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两点结论。(1)1981—1996年,实施财政赤字的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3%,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3%。特别是1990—1996年,这种财政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个百分点,贡献率近20%,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7%。(2)在16年经济转型过程中,前9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远不如后7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这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加强,运用财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  财政赤字的改革效应  中国的财政赤字极大地支持了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改革,二是价格改革。  首先,财政赤字支持了企业改革。(1)减税让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造人手,实行了“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政策,到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再到1994年的全面税制改革,政府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比例,从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这些改革措施,在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持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政府的财力。而在有关支出并没有同步缩小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2)企业亏损补贴。为了使关系到国计民生企业的生存,为了减轻失业压力,政府对国有企业亏损特别是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近20年来我国企业亏损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情况:1985年高达3%,1986—1990年为9%,1991—1995年为2%,1996—1998年为0%。从财政自身运行的结果来看,减收与增支没有区别,都会使已有的财政赤字加大。  其次,财政赤字支持了价格改革。中国在“利用双轨、走出双轨”,逐渐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的改革进程中,为了保证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价格改革的关键10年(1981—1990年),财政的价格补贴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1%。  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财政赤字不仅不具有排挤效应,反而可能有拉动效应。从排挤效应理论来看,财政赤字对民间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的排挤效应是通过利率机制实现的,即赤字支出推动利率上扬,抑制了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对财政赤字的反应灵敏度很小,公债利率对银行利率没有推动作用,因此,财政赤字不会通过影响利率水平而排挤民间部门投资支出。即使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民间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私人投资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的现象(Rama,1993)。  不仅如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还可能具有拉动效应。学术界认为,拉动效应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以及资产的替代性。(1)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 and Lu—cas,1974)在分析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时指出,倘若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动效应。中国在1981—1995年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平均占近一半,即7%(国家统计局,1998),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况且,绝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于为民间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2)巴罗和格鲁斯曼(Barro and Grossman,1976)认为,如果投资函数的形式为I(r,Y)(其中,I为投资,r为利率,Y为国民收入),利率上扬虽然会使投资减少,但国民收入增加却使投资增加,投资最终是增是减,需要考虑这两种相对力量的大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如前所述,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而经济又是长期持续增长,故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3)在人们现有的财富主要由货币、公债和股票构成的情况下,如果股票相对于公债的风险越大,以公债融资的赤字支出就会产生拉动效应。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尚不完善,投资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股票的风险大于公债,这也是理论上早已证明了的。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按照中国现行统计方法,(1)1979—1997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88%,同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47%,如果算上1998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89%和97%;(2)1985—1998年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84%,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3%;(3)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3%,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为43%。可见,无论以哪种口径计算,最终结果都表明,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不断,但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国的连年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根据赤字规模决定因素及其相关理论、积极的调整措施进行解释。  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中国2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 8%(国家统计局,1999)。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财政赤字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况且,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实际产出增长率大于实际利率(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长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 and Flavin,1986)。(2)在转轨过程中,财政赤字动员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闲置资源和能力,再加上货币化进程加快,既提高了产出水平,又增加了货币需求,而没有通货膨胀效应。(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别是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4)我国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牺牲精神。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个其储蓄者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有信心的国家,很容易容纳较大的预算赤字(Congdon,1985,1987)。  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财政补贴作为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手段,形成了以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为主,以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税收支出、房租补贴等为辅的多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体系。就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言,1986—1997年间,这两项补贴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年均3%(国家统计局,1998),无疑是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们对这种“规模大、范围广、渠道多”的财政补贴如何评价(陈共,1998),正是这种财政赤字的成因,不仅支持了价格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缓解了物价上涨压力。  及时而迅速的财政政策调整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8—1989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这两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2%和 4%。中央政府从1990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比率从1989年的94%降至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货币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经济运行迅速恢复正常,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降至5%和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现了第二次经济过热现象,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6%和6%。为此中国实施了“软着陆”战略,财政赤字比率从这三年平均的 1%降至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可见,及时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调整是避免财政赤字引起持续通货膨胀的有力保证。  三、如何正确认识我国财政赤字规模  首先应当说明两点: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棘手的政治问题,是经济与政治的接合点(重森晓,1988)。只要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赤字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债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没有引起政治危机,那么,这种赤字规模就可以说是适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虑一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等种种复杂因素,选择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确定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财政赤字规模的国际比较不失为判断一国赤字规模是否适度的一种可行方法。  (一)赤字规模  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赤字比率比较高,平均为8%;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比率为2%。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比率低于工业化国家,虽然比发展中国家赤字比率比较高的国家也低很多,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适中。  然而,如果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同期情况相比,我们就面临解释困境。这些国家在同期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2%的财政盈余比率。其实,这正是这些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较的话,也许同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赤字比率进行比较更为适当。1968—1986年(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这些国家的赤字比率平均为2%,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赤字比率。  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比80年代中后期(7%)提高了57%;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比80年代中后期(30%)下降了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依存度(17%),与发展中国家赤字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不相上下。这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占份额较大,财政状况不佳。  (二)内债规模  国债负担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4%,就是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18%, 1991—1995年为15%)也大大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5%。这表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欧盟各国不得超过60%的标准相距还很远,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龚仰树,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虽然比其他国家低,但它们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倘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三五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增长率已经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增长率高。这表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经济运行时期,要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国债依存度。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国债依存度53%。这再次表明,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地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状态。  (三)外债规模  1990—1997年,我国外债的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平均分别为9%、8%和7%,各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0%、25%和100%。再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来看,1991—1998年我国外债余额增长率平均为7%,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4%,这说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没有超出经济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从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8%来看,外债余额增长速度稍快了些。总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外债规模不会造成债务危机。  (四)综合分析  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较高;国债负担率比较低,而国债依存度却很高,这种现象说明:第一,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相对较低,或者说,中央财政动员的社会资源相对要少;二是财政状况本身不佳,但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还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从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这样一种政策选择:政府目前担心的并不一定是赤字会给经济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是应当采取主动的财政调整措施,改善财政状况。  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增加赤字融资渠道之外的融资来源,即增加税收收入;第三,压缩财政赤字。可是,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前两种途径都意味着要增加税收收入,而在短期内要使税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难的。因而,倘若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财政状况,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缩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是一种两难选择:要改善财政状况,就得使199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延长存在,下岗职工增多,已下岗的人再忍受更长时期的无工作痛苦;而要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财政状况的恶化为代价。  综上分析,第一,无论是从赤字比率还是从国债负担率来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还是从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来看,我国目前的赤字规模是比较适度的,不会引起经济混乱,反而从长期来看还能加快工业化进程。第二,鉴于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体系状况和财政体制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收支)划分现状的局限性,无论是从赤字依存度还是从国债依存度来看,无论是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是从中央财政状况来看,中央财政收支规模过小,以至规模不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也几乎将中央财政推向崩溃边缘。  因此,我们的总体结论是: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并不可怕,需要关注的可能是财政状况的恶化趋势;而当前是否要竭尽全力改善财政状况,最终取决于决策者是更关心财政状况,还是更关心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部门决算填报说明(部门用)一、决算汇编基本情况(一)报表类型说明1.纳入201 年度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共 个,其中:(1)单户录入 户,其中含单位 个,占单位总数的 %;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行政单位汇总录入 户,其中含单位 个,占单位总数的 %;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3)事业单位汇总录入 户,其中含单位 个,占单位总数的 %;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4)经费自理事业单位汇总录入 户,其中含单位 个,占单位总数的 %;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5)其他单位汇总录入 户,其中含单位 个,占单位总数的 %;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本部门代编经费报表及调整表 户,其中:经费差额表 户,调整表 户;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二)单位分类情况说明1.按单位基本性质划分:(1)行政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事业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3)其他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4)经费自理事业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按单位执行会计制度划分:(1)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3)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4)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单位 个,比上年增加(减少) 个,增减变动原因说明。(三)单位预算级次说明1.一级预算单位 户,比上年增加(减少) 户,增减变动原因说明。2.二级预算单位 户,比上年增加(减少) 户,增减变动原因说明。3.三级预算单位 户,比上年增加(减少) 户,增减变动原因说明。┅┅二、基础数据核对情况(一)与财政部门对账情况1.财政拨款核对情况(1)单位本年度实际收到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万元,财政部门拨款对账单 万元,差额 万元。对差额原因进行说明。(2)单位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万元,财政部门拨款对账单 万元,差额 万元。对差额原因进行说明。2.预算外资金核对情况(1)单位本年度缴入财政专户预算外资金 万元,财政部门预算外财政专户缴款对账单 万元,差额 万元。对差额原因进行说明。(2)单位本年度从财政专户取得的预算外资金收入 万元,财政部门预算外财政专户拨款对账单 万元,差额 万元。对差额原因进行说明。3.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二)上年结转和结余核对及指标变动情况(附表一)1.结转和结余资金上年年末数与本年年初数不一致的情况说明(如财政调整、审计调整、部门调整等)。2.主要指标上下年变动幅度超过20%,其中机构人员指标上下年变动幅度超过5%的,应具体核实并说明原因。三、报表审核情况(一)公式审核情况1.逻辑性审核公式公式报错 条,其中:公式A-XXX报错 条,涉及 个单位,原因说明。公式A0-XXX报错 条,涉及 个单位,原因说明。2.核实性审核公式公式报错 条,其中:公式A-XXX报错 条,涉及 个单位,原因说明。公式A0-XXX报错 条,涉及 个单位,原因说明。3.公式设置建议(1)如有不适用的审核公式,请列出并说明修改意见。(2)单位自行增加的审核公式,请列出并说明设置依据。(二)模板审核情况行政单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情况及原因说明。单位结余分配中转入“其他”项的情况说明。“支出决算明细表”中,各类下“其他”占本类支出小计比例大于30%的,应核实并说明支出明细情况。事业单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原因说明,提供单位类型和制度依据。其他模板审核情况。四、决算数据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1.“收入决算表”中其他收入的具体构成情况,说明单位从其他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非本级财政拨款、未纳入预算外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收入情况。(附表二)年末结转和结余为负数的原因说明,包括单位基本支出结转和结余、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事业基金结余和专用基金结余为负数的情况。3.“支出决算明细表”中,部门转拨附属单位或者非本级预算单位的经费支出,应具体说明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去向和金额。(如“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拨给……单位用于……事务,……万元)4.“项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列支“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依据及说明。5.使用经费差额表代编部门收支以及使用调整表调整部门收支重复汇总数的情况说明,包括代编(或调整)的依据、涉及的单位和金额。6.“机构人员情况表”中“其他人员”的具体构成情况。(附表三)“预算外资金收入支出决算表”中预算外资金未缴留用的情况说明(包括批准的部门及文件依据)。“资产负债简表”中行政单位“暂存款”、“暂付款”,事业单位“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等往来账款情况说明。9.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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