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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论文题目怎么写

发布时间:2024-07-07 04:38:31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论文题目

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存在问题,如果说存在,那是对社会主义的非难,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如果它的确是存在,那么就更简单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抛弃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

各地区发展不平均因产生效益的不同,从发展规模到盈利规模都有差异因此造成分配差距过大。从各城市之间环境破坏的不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觉得“地区差别与收入分配问题有必要统筹管理!望有作用,我也不太懂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论文题目怎么写

、认识上的误区。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传统体制下,我们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本来是为实现理想中的“公平”,结果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葬送了效率,带来的是“共贫”。所以,改革也就从打破平均主义入手,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中的工资和效益挂钩制度。随着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八十年代,尚不严竣,九十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明显起来,引起大家对它的重新关注。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在实际中,由于“兼顾公平”需要政府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所以只讲效率、不顾公平的事在各地时有发生。加上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有些人认为一谈公平,便有搞平均主义的嫌疑。事实上,尽管对公平有多种理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分配结果上的平均主义和收入相差悬殊都不是公平的体现。如果一些政府部门因怕人家说搞“平均主义”而不敢对收入相差悬殊进行调节甚至人为的拉大差距,那就是认识上的误区了。 在理论界,面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人从发展经济学上找依据,主要是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和刘易斯的劳动剩余模型。从而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经济发达了,实现了工业化,则这一问题自然会解决,因此,当前的任务就是保证经济增长,而不要在公平上作过多的文章。实际上,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只是根据一些可信度较低的数据而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4〕。刘易斯的模型是在“劳动力剩余”前提下,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一个理论〔5〕,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庞大,这个转移过程将是漫长的,而且若考虑部门内部的转移,则这个转移过程在中国不仅漫长而且收入差距会很大。所以,就会有一个“稳定”的问题,社会得不到稳定,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当然,这里并不主张不讲增长,因为没有增长即使最“公平”也只是“共贫”而已,所以走“增长与公平并重”〔6〕的道路对于我们国家可取性更大,即政府主要承担公平责任,市场则追逐效率,实现增长与公平的统一。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2、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7〕。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3、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时,有帕累托最优状态和帕累托次优状态。如果将大家都能从中获利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最优改革;将一部分人能获利,一部分人会受损,但整个社会获利程度大于受损程度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次优改革。那么,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城市中的放权让利措施就是帕累托最优改革,它普遍增加了大家的收益,引起的收入差距变动也较小;现在的教育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是帕累托次优改革,虽然对整个社会而言改革是必要的,但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即使长期会受益,但眼前必然受损),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分摊了改革的成本。在幅累托次优改革中,受益的人收入增加了,而受损的人收入受到影响。 _html

可以从个人与国家的分配和少数大财富拥有者与大多数少财富拥有者的分配来说。国家富了,有足够的集中力量来办大事了,那么可以调整国家收入,让民众更富,藏富于民么。控制少数人越来越富,收入调节,防止多数人越来越贫,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提高社会报酬让大多数人可以诚实劳动获取比较高的报酬,控制经济、健康发展,不要让原本就不多的钱变成废纸,也不要让多的钱损失,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回答不好,见谅。

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存在问题,如果说存在,那是对社会主义的非难,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如果它的确是存在,那么就更简单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抛弃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论文怎么写

导论,一、收入差距的现状;二、收入差距的原因;三、收入差距解决的办法;四、总论。

了觖一下民工的生活状态,再想想高级洗浴中心那些人的丑恶嘴脸,这是城市里最强烈的反差,山区的孩子上不了学,富家的孩子天天打电脑游戏,这就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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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论文题目怎么选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过上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日子,并正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过,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一些人感到困惑,甚至心理不平衡。那么应如何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呢? 分配制度的新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就是说,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取决于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我国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此决定了在分配制度上,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同时,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应当参与收益分配,根据它们在商品生产中贡献的大小取得相应的报酬。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反对平均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特别是一些人还误认为平均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结果,在这一认识支配下,按劳分配的原则得不到很好贯彻,导致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误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资本主义的作法,一概加以排斥,结果抑制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积极探索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从133.6元提高到2336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316元提高到686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增加,1978年只有210.6亿元,2001年达到73762亿元。市场商品丰富多彩,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条件明显改善。可以说,如果没有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家可能还依旧在平均主义的束缚下,吃着“大锅饭”,打发着穷日子。这一点,所有经历过这20多年历史性变迁的人们,都能深深感受到。 收入差距面面观 随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知识、技术、资本、经营管理、土地房屋等生产要素也参与收益分配,收入分配呈现出多种类型、多种形式。 在我国社会中,由于拥有生产要素不同,因而获得的收入也会不同,这就容易产生差距,甚至逐步拉大。比如,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按有关规定,可达到公司或企业注册资本的35%,只要双方同意,还可以超过这个比例。在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中,有关单位可以从转化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或不低于科技成果入股作价金额20%的股份,奖励成果完成和成果转化的有功人员。这样就难免会有少部分人成为高收入群体,而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拉开差距。 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差距。如一些行业搞垄断性经营,取得了过高收入。 ——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以及政策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慢。 ——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目前的再分配领域中,无论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还是对低收入者的保护都还不完善,致使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较大差距缓解比较慢。 ——非法收入造成的差距。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特别是存在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等现象。 面对差距如何看 应该说,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对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改变那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使那些对社会贡献较大的人得到相应的收入报酬,更好地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作用。 二是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鼓励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三是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允许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能更充分地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 四是有利于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的积极作用。比如,改革开放后,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们,大都把资本转向投资建厂、办企业。而资产一旦进入经济运行的大系统,就会带来国家税收增加,就业渠道扩大,国家财富总量增长,从而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五是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当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包括人才的竞争。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拿出各种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同我们争夺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优秀人才能够获得合理的高收入,更有效地防止人才流失。 在肯定合理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努力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而对于不合法的收入,则必须坚决取缔。所谓不合法的收入,主要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获取的收入。这种现象的存在,危害极大,很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动摇对改革的信心,影响社会稳定。 调控手段要加强 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收入差距的调节问题,明确提出了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等一系列政策。同时要看到,有效调控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当前主要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加快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调节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当然也离不开发展。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问题,都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 二是要积极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才有收入。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费,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和销售,另一些人的就业机会也就增多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更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分配关系的重要前提。一定要把扩大就业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 三是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当前,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认识上的误区。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传统体制下,我们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本来是为实现理想中的“公平”,结果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葬送了效率,带来的是“共贫”。所以,改革也就从打破平均主义入手,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中的工资和效益挂钩制度。随着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八十年代,尚不严竣,九十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明显起来,引起大家对它的重新关注。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在实际中,由于“兼顾公平”需要政府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所以只讲效率、不顾公平的事在各地时有发生。加上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有些人认为一谈公平,便有搞平均主义的嫌疑。事实上,尽管对公平有多种理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分配结果上的平均主义和收入相差悬殊都不是公平的体现。如果一些政府部门因怕人家说搞“平均主义”而不敢对收入相差悬殊进行调节甚至人为的拉大差距,那就是认识上的误区了。 在理论界,面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人从发展经济学上找依据,主要是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和刘易斯的劳动剩余模型。从而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经济发达了,实现了工业化,则这一问题自然会解决,因此,当前的任务就是保证经济增长,而不要在公平上作过多的文章。实际上,库茨涅兹的“倒U型”理论,只是根据一些可信度较低的数据而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4〕。刘易斯的模型是在“劳动力剩余”前提下,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一个理论〔5〕,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庞大,这个转移过程将是漫长的,而且若考虑部门内部的转移,则这个转移过程在中国不仅漫长而且收入差距会很大。所以,就会有一个“稳定”的问题,社会得不到稳定,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当然,这里并不主张不讲增长,因为没有增长即使最“公平”也只是“共贫”而已,所以走“增长与公平并重”〔6〕的道路对于我们国家可取性更大,即政府主要承担公平责任,市场则追逐效率,实现增长与公平的统一。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2、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7〕。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3、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时,有帕累托最优状态和帕累托次优状态。如果将大家都能从中获利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最优改革;将一部分人能获利,一部分人会受损,但整个社会获利程度大于受损程度的改革称为帕累托次优改革。那么,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城市中的放权让利措施就是帕累托最优改革,它普遍增加了大家的收益,引起的收入差距变动也较小;现在的教育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是帕累托次优改革,虽然对整个社会而言改革是必要的,但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即使长期会受益,但眼前必然受损),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分摊了改革的成本。在幅累托次优改革中,受益的人收入增加了,而受损的人收入受到影响。 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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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一、收入差距的现状;二、收入差距的原因;三、收入差距解决的办法;四、总论。

了觖一下民工的生活状态,再想想高级洗浴中心那些人的丑恶嘴脸,这是城市里最强烈的反差,山区的孩子上不了学,富家的孩子天天打电脑游戏,这就是差距。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既有资源禀赋、市场竞争机制、发展阶段性等合理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发展不平衡等不合理因素,特别是收入分配中掺杂垄断、寻租、腐败等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不仅积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市场运行效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深刻认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紧迫性,遵循增进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重新审视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以及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关注行业层面的垄断现象和企业分配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注重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求,加强政策研究和工作协调,推进机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抓紧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逐步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效调整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了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减贫成就举世瞩目。二是法规制度逐步完善,初次分配有章可循。三是政府再分配调节能力不断增强,市场机制缺陷得到弥补。但是,收入分配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有些还呈现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演变大体可分为向居民倾斜(1978~1995年)和向政府、企业倾斜(1996年至今)两个阶段。2000~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5%下降到5%,下降8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占比则分别提高2个和8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从4%下降到7%(见表1)。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无论是城乡之间、城乡内部,还是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均呈扩大趋势,低收入群体增收难度较大。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0年超过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呈不断扩大的趋势,2008年达到47。其中,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34,农村居民为38,分别比2000年提高02和03(见表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2000年的79:1扩大到2008年的31:1,绝对差距已经超过1万元。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00~2008年,在城镇职工中,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其他单位职工实际工资分别增长75倍、48倍和18倍;行业门类间的工资差距由2000年的60倍,扩大到2007年的46倍;2008年证券和纺织两大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之比达到创记录的6倍。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幅放缓,2000~2008年,城乡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分别增长90%和64%,明显低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151%和111%的增幅。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特别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社会影响恶劣。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王小鲁的一项研究表明,加上隐性收入后,2005年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从统计显示的9倍扩大到31倍。主要是企业家、个体经营者、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文艺工作者以及部分公职人员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银行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收费、行政许可中的寻租、土地收益流失、垄断收益等。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既有合理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特征、经济体制转轨、发展的阶段性等原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包括对资源享有的初始不平等、行业或部门垄断、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等原因。资源禀赋的制约和要素市场化的要求。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模式和收入分配格局有着深刻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始终处于过剩状态,城镇就业形势严峻,农村隐性失业问题没有根本缓解,而资本、资源、技术和管理的供给则处于偏紧状态。这些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充分暴露,转入市场经济之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向有管理能力的经营者倾斜。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分配制度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是为了适应要素市场化的要求,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需要。计划经济时期,国有和集体经济为经营主体,分配方式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由“单一的按劳分配”调整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三资、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参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各类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明显分化,个人收入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系更加紧密。二是劳动力市场得以发展,劳动力价值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不同教育水平、不同能力劳动力的价格出现明显差异,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价格差异扩大;三是管理的价值得以体现,经营者对企业决策过程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扩大,知识产权逐步得到认可;四是资本市场取得长足发展,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通过期权、股权等方式得以实现,居民也可以通过投资和财产经营获得收入。可以说,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收入分配转向按要素的贡献和劳动力的质量进行分配,使得收入差距相应扩大,这是转轨阶段的伴随现象,也是为提高经济效率付出的必要成本。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快发展的阶段,依托自然资源和资本优势的重工业发展明显快于轻工业,更快于第三产业,而政府和企业在重工业的收入分配中占有天然优势。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会呈现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差距会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扩大,到达一个高点后,才会出现下降趋势。大国尤其是发展起点低、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大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近几年,我国经济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国家经济实力和可支配总收入大幅度增加。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块的分配关系中,政府收入主要是体现在税收上,由于税率相对固定,政府收入增长可以保持与国内生产(增加值)的增长基本同步,并可通过企业所得税、个人累进所得税的征收,取得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企业的盈利状况相应有很大改善。通过对利润的支配权,企业在收入分配中也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居民收入则主要受工资收入刚性的影响,增速低于国家、企业的收入增速,占比相应下降。可以说,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的必然结果。城乡、区域、群体的发展不平衡,固化甚至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国家发改委社会所一项研究表明,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5%。同时,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人才、产业集聚效应,经济发展快,收入水平提高得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收入增长相对较慢。从群体来看,低收入群体尤其是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收入水平难度很大;高收入群体则可以依靠财富的累积效应,使收入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速。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为54,农村居民为51,这个系数远远超过城乡居民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并呈逐年扩大的态势。财富聚集具有的“马太效应”推动财产性收入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少数人集中,进一步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体制机制不合理,不利于收入分配合理化,甚至起着“逆向调节作用”。一是财税体制不完善。税收收入以间接税为主,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较弱。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项目的支出比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保障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缓慢。由于配套制度不健全和执行上的偏差,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产生逆向调节效应。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中,转移性收入2元,占2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转移性收入2元,占8%。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三是公共服务不均等。在城乡之间、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之间,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们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等方面执行不同的政策,享受不均等的公共服务,不仅拉大了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还造成了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公平的问题,成为今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起因。四是行业垄断问题和企业分配机制缺陷依然存在。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并转化为经营者和职工的高收入,同质劳动获得的劳动报酬明显偏高,导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企业内部,一方面,处理劳资双方关系的机制不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到位;另一方面,经营者约束机制不健全,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管理者收入偏高。另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工作中存在重速度、轻就业,重效率、轻公平,重经济、轻社会的倾向,对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往往缺乏总体考虑和政策、资金支持。由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多方面配合,需要综合性政策和长期的努力,短期内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收入分配问题重视不够,缺乏政策协调和改革的动力,也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的原因之一。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虽然有了共识,但由于部门之间缺乏配合,甚至有畏难情绪,很难有效推进。三、解决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紧迫性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引发社会矛盾的重点问题。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发展后劲着眼,还是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和谐发展的角度考虑,都需要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重要抓手。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接近悬殊的程度,正在集聚社会矛盾。从国际经验看,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为4,超过5,收入分配差距就比较悬殊。李实等认为,根据我国国情,我们承受水平可能要高一些,但收入差距的程度很有可能被低估了,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触及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戒线。有两个问题令人担忧:一是等到收入分配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时再采取措施,恐怕就来不及了;二是如果现在不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强势利益集团形成,到时再想改变都很困难。国家发改委社会所去年底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人员中对收入分配状况不满意的已经超过70%。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增进公平有利于增强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计划体制下的所谓“公平”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公平。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推进市场化改革是必然选择,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是一种进步。但是,目前由于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且违反市场经济准则,影响人们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我国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根本原因是居民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特别是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制约城乡市场的开拓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影响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提高劳动力素质,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起点公平问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前两者是认识问题,是市场因素推动的结果;后者则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长期的努力。在今年的高考中,全国有84万高中毕业生放弃了考试的机会。这种现象前所未有,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减弱,正在失去改变个人境遇的功能。由于接受教育的成本提高,客观上造成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潜在劳动者起点不均,加上今后的就业机会不明,预期收入不高,直接影响参与学习型竞争的积极性。其后果是劳动者整体素质提高缓慢,高素质人才受供求影响价格更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方向受到制约,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政策建议总体上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的任务,又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这项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提到经济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从推动多方面改革入手,从促进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多个环节入手,进行系统的部署和安排,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进入互相促进、良性互动的轨道。从促进形成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出发,对财税体制进行全面评估,确定新一轮改革重点。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对这一比重及其变化趋势是否合理,我们也应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做出明确判断,用以指导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当前初次分配有向政府倾斜的趋势,生产税净额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在再分配中,政府从经常转移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款等增长快于社会补助支出;在政府的支出结构中,也存在偏重生产性投资的问题,对收入的调节作用相对弱化。从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看,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避免财政收入增长挤压居民收入增长空间,解决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问题。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点,发挥城镇化在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进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消除人为设置的制度障碍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城镇化就会异化为简单的城镇扩大,以及对农村资源的进一步挤占,强化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妨碍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我们要在推动城镇化方面制定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政策措施,不仅要做到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真正向“三农”倾斜,加快农村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且要加快探索完善农村宅基地置换、土地自愿有偿合理流转的办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进城务工人员的平等就业制度,包括就业机会平等、获得劳动报酬权利平等、享受社区公共资源权利平等,让农民工逐步成为稳定的城镇居民。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各种要素遵循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1)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工资宏观调控指导体系,充分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的调节作用。逐步在各类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劳动定额管理体制。(2)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通过市场准入引入新的竞争因素,不断弱化垄断性经营力量,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垄断行业特别收益金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的制度约束,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确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合理比例,实施职工收入水平调控办法。加强对垄断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管理;(3)完善资源产品定价机制。加快建立健全土地、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规范交易行为,保障所有者权益,限制各种不合理的高收入。按照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加快完善再分配调节的税收机制。(1)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尽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合理调整税率级距和水平,加大对高收入调节力度。(2)适时开征统一的物业税,加强对财产性收入的调节。(3)对捐资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按国际通行做法给予税收优惠,推进发展慈善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对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主要包括:(1)受教育机会的公平。这是最大的、起点性的公平。提高全民族受教育水平,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政府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保障不同家庭的孩子有公平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要向困难群体倾斜。(2)就业机会的公平。让人口自由流动,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打破城乡、地区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市场分割,让劳动者在平等竞争中得到合理的报酬,并以过程公平促进劳动者发展机会的公平。(3)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机会的公平。这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是结果公平的重要体现。要重点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着力解决社会保障待遇差别过大的问题,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尽早实现贫困标准的国际接轨。加强收入分配监测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收入分配调节工作机制。完善职工工资统计制度,建立全国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建立和完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申报制度,提高个人乃至家庭收入和财产的透明度。加强大额资金流动的金融监控,规范各种报酬的支付方式,逐步减少市场交易过程中现金支付的比例。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企业行为和行政权力,打击偷税逃税行为,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还应研究提出收入分配调节的阶段性工作目标,明确各级政府责任,建立收入分配调节的工作协调机制,统筹中长期规划安排,综合制定政策,加强检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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