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论文800字数量

【今天来看，发现468915767，把我的答案跟楼上的答案复制再粘贴。无语！！！！本人发表回答早于此人，因添加这一句话排其后面。特此说明。】知道你有没有交作业，如果已经交了，以下的资料也不算浪费，因为既然是中文系或选修中文系的课，以后还会有类似的作业。本人也是中文系毕业，《太平广记》已经读过，并写过类似的读后感，提供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另外提示一下，《太平广记》作为古代的小说全集，虽是古文所写，但并不晦涩难懂，无聊的时候作为消遣读一下也是件有趣的事，先秦汉魏的志怪，唐传奇等等大都被搜集其中，是中文系，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系学生应该要读的一本书。 1，书名：太平广记作者：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出版单位：中华书局，时间：1962年9月。 2，概述：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馀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可见其取材重点所在。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已失传的书，仅在本书内存有佚文，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赖此书而得以流传。书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杂传记 9卷，《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名篇，多数仅见於本书。还有收入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入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入神魂类的《离魂记》，收入龙类的《柳毅传》，收入狐类的《任氏传》，收入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现存最早的本子。《太平广记》引书较广，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录，失传的书可据以辑集，有传本的书也可据其异文互校。书中引文比较完整，不象其他类书引文多加删节。分类较细，也便於按题材索检资料，因而对校辑、研究古代小说极有价值。鲁迅曾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於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破〈唐人说荟〉》)他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也充分利用了此书。 3，读后感想：《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便于检查，也很有研究的价值。书中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小说，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道教虽然不占上风，然而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却影响很大，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唐代小说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宋初的小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太平广记》的编者把神仙、道术放在异僧、释证等类的前面，显然有尊崇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意思。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虽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艺术性实在不如神仙故事。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当然，所有神仙鬼怪的故事，都是幻想的产物，一般带有消极出世的宗教迷信的宣传，都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应该数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最好，如完全不带有神怪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其中单篇流传的唐代传奇大多已经收入了新的选本，如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等书，比较容易见到。但不少已经散失的小说集还很少有经过认真整理的版本，我们要了解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也只能通读《太平广记》。《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宋代以后，话本、曲艺、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例如演张生、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却很少人知道。《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但它到底是古代的作品，文字障碍很多，还不便于向广大读者推荐。现在高光、王小克、汪阳等同志发愿为年轻一代的读者扫除障碍，架设桥梁，费了很大工夫，把全书译为现代汉语，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直以来，我都深深的热爱着中国古典文学，他凝重，醇厚，蕴含着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着文人墨客的魂灵。　　所以，我爱读书，更爱书中作者所倾注的心情。　　所谓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位诤友。因此，我常常留连于唐诗宋词的世界。一唱百回的是怒发冲冠的豪情壮志；是金戈铁马的奋战沙场；是傲射天狼的潇洒无羁；是提携玉龙的视死如归；一咏三叹的是乱红飞零的泪眼朦胧；是人比黄花瘦得难解情思；是铜雀深锁的叹息扼腕；是离愁如丝的凄凉忧伤。　　黛玉葬花，是行为艺术，它表达了对美丽生命的赞美与飞燕泣残红；埋葬，既热烈又绝望，既优美又凄凉，曹雪晴用高超的技艺描绘了“世外仙姝寂寞林”，造就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古典是多么博大，多么精深，多么让人迷醉，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文化的家园啊！　　作家巴金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曾经深有感触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将我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是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的读着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是我看到了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种传给别人，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　　巴金爷爷之所以成为国内外著名作家，是因为他从小就爱读书，读的是一些有知识，有内涵的书籍。　　“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这句名言告诉我们书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乏味，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陶冶我们的情操，使我们的志趣更高洁。　　都德说：“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他求助，他永远不会背弃你。”　　高尔基也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社会，人是需要不断进步的，靠什么？靠的是书籍。　　太阳照亮世界，知识照亮心灵。此名言传承的就是书的重要。　　有些书光读还不行，还要用到生活中去。如果能把书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那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你做到了，那么要恭喜你，因为你不但读书了，而且还运用了，将来你的人生即使不会放出强烈的“光”，但也绝不会是“阴天”。　　一个成功的人生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怎么样求得真知？答案在书中。　　书就是求得真知的最好屏障。　　怎么样做成功职业人？就看你会不会读好书。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　　与名著为伴，迎接美好人生。

一场悲剧除了让人感到惋惜与悲伤，更重要的应是让人看到悲剧后的原因。有的悲剧牺牲了自己成就了圆满的结局，而有的悲剧葬送了自己也误导着更多的悲剧。即使铸就了悲剧的人生结局，在我看来，李杨二人之间伟大的坚贞爱情依然充满了不可多得的魅力。人的一生有很多使命，但是否适合自己则另当别论。我不愿说唐玄宗是位昏君，或许他只是不适合做个君王，又或者他不适合在遇到杨贵妃后做个君王。作为旁观者，客观而言，一位真正智慧的君王应懂得如何平衡江山与美人，只取其一或多或少会造成人生的缺憾。可对于当局者而言，一切并非“平衡”二字那般简单。联系到课堂中同学们对于“青春”的发言，我得出一些个人看法。有的人对青春被学习填满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正如同学介绍的网上流传的那条“动态”，可对于用这种方式生活的人而言，又如何？我想，每人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价值观，对一些人而言，青春的舞台应丰富多彩，充满各式表演，只因这于他们而言远比“学习”本身来得更有价值。韩寒有句话说人们只会因未做的事而遗憾，而非为做过的事。我想他也并非意在鼓励人们尝试所有的事，而旨在让人勇敢尝试自己认为值得的事。若在有些人眼中，学习恰为青春中最有价值最可爱的事，我相信多年后，当他们回首青春，也不会因看似单调的形式而悔恨。在旁人眼中，失去品味生活更多乐趣的机会不失为一种莫大的损失，可在另一群人心中，若从无尝试的欲望，又何来遗憾？如此说来，看似我是赞成用学习堆砌青春全部的一派，其实不然。我一直相信也坚持用不同的经历丰富人生，也一直眷恋着生活不同领域的独特魅力。但我同样能够理解许多人眼中看似荒谬无趣的选择。各人的价值观不同，各人的抉择与倾向也不同，如同世界多元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共存。理应坚持自己的坚守，也应尊重迥乎不同的行走。唐玄宗的抉择亦如此。他在江山与美人间作出的近乎偏执的选择使他在别人眼中变得昏庸无能，但我坚信在他心中如此的抉择便是不可替代的执著，只因于他而言，那知音般的爱情远比一片江山来的更有意义。若说江山能因求而遇，美人却可遇不可求，他的做法或许变得更容易被理解。我不能断定李杨二人犯了大错，但他二人的谋略的确不足以成就一位明君与一个圣朝。若杨玉环是位理智的贵妃，胸怀天下人，若能利用自身的独特作用劝诫玄宗智理天下，唐玄宗会不会有另外一番作为？若李隆基是位情智兼备的男子，在江山与美人之间他或许能成就二者兼得的人生而非两者皆无的悲惨下场。诚然，一切只是假设，假设的结果也有无穷种。理智的说，一个人除了选择内心的向往，还应立足所处的生活位置，玄宗本人正是没能意识到这个道理，只追求情感，却忘记肩上的使命。试想李杨二人只是民间平凡的夫妻，他们的誓愿想必会成为千古传唱的佳话，然而当如此的感情变为君王的牵绊，评价也另当别论。回想我们的青春亦如此，可以疯狂，可以“无所恃”，可以勇敢去闯，可身处家庭、校园、社会，有些原则不可缺失。多姿的生活抉择遍布，各自的价值观不同，各自的选择不同。尊重不代表会选择，不选择也不代表无尊重。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论文800字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增大字体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时代意义《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参考资料：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史》吕晴飞《〈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

例文：强调五四时期白语文学的功劳是强调五四将白话作为文学的正宗，排斥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诗和文都白话化。结果带来文体的变化：传统诗和文是正宗，五四以后“四大文体”：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对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和对封建旧思想的批判，很自然的转到对作为传统道德的工具——封建旧文学的进攻，并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学的工具——白话，于是，就发生了文学革命。它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主要是外来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而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倡导，几乎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同时。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郑振铎评价此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 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陈词滥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陈独秀。1917年2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①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斥为“十八妖魔”。③旧文学种种弊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要革新政治，改造社会，必须革新文学。胡，陈的文章在当时被文学青年奉为“圣经”。新青年撰稿人一致响应胡陈的号召，其中钱玄同和刘半农最为积极热情。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散文，音韵，主张使用形式标点，文章分段。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势在必行，力主文言一致。后来，他又提出将右行直下的书写格式改为左行横迤。并倡议《新青年》作者自己首先用白话写文章。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对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顶礼膜拜，悉力模仿，被他斥为“选学妖孽”。北大另一教授林纾崇拜清朝桐城派，主张师承，被他斥为“桐城谬种”。局限：新文学主张缺乏系统细致，创作少。还有一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左右两派文人联合起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战场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内，主要对象是一批老古董国学教授，结果大获全胜，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真正国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1946年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到今日，全国已没人会真正的古文朗诵了。1949年后推出了简体字，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完成，废除汉字是新文化运动分子的广泛主张。

洛神赋》鉴赏在我国江汉一带的水边泽畔，很久以来就流传着许多关于神女的美丽传说。这些传说以它们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墨客。他们心追神往，低回吟咏，留下了无数篇优美动人的佳作。《诗·周南·汉广》中的汉水之神可望而不可求，屈原《九歌》中的湘水之神风姿绰约、情意缠绵，司马相如和张衡笔下的洛水之神妖冶娴丽、妩媚迷人。然而，在这些缱绻的咏叹和精采的描绘中，最富情节和最能感人的，当推曹植的《洛神赋》。曹植此赋据序所言，系其于黄初三年入朝京师洛阳后，在回封地鄄城途中经过洛水时，“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作。当时，曹丕刚即帝位不久，即杀了曹植的密友丁仪、丁廙二人。曹植本人在就国后也为监国谒者奏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被贬安乡侯，后改封鄄城侯，再立为鄄城王（俱见《三国志·陈思王传》）。这些对决心“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曹植来说，无疑是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其心情之抑郁与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作品从记述离开京城，“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的行程开始，描写了作者与侍从们到达洛滨时的情景。当时“日既西倾，车殆马烦”，他们税驾蘅皋，秣驷芝田，容与阳林，流眄洛川。在一片静谧的气氛中，作者神思恍惚，极目远眺波光潋滟的洛水。就在他偶尔抬头的一刹那，奇迹出现了：一个瓌姿艳逸的女神站立在对面的山崖上。这使作者惊愕万分，他不自觉地拉住身旁的御者，急切地问道：“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在这里，山边水畔落日前的优美景色衬托出人物意外发现的惊喜之情，创造了一种引人入胜的意境。接下去御者的回答也十分巧妙，他避开作者第一个问题——“尔有觌于彼者乎”不答，而以“臣闻”、“无乃”等猜测的口吻，郑重其事地提出洛神宓妃，这在有意为下文对洛神的描绘留下伏笔的同时，又给本已蹊跷的邂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洛神宓妃，相传为远古时代宓羲氏的女儿，因溺死于洛水而为水神。关于这个古老传说中的女神，屈原在《天问》和《离骚》中都曾提及。以后司马相如和张衡，又在赋中对她作了这样的描绘：“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靓妆刻饰，便环绰约。……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灿烂，宜笑的；长眉连娟，微睇绵藐”（《上林赋》）；“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婧之纤腰兮，扬杂错之袿徽。离朱唇而微笑兮，颜的以遗光……”（《思玄赋》）。与前人的这种直接描写不同，作品首先以一连串生动奇逸的比喻，对洛神初临时的情状作了精彩纷呈的形容：“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其形象之鲜明，色彩之艳丽，令人目不瑕接。其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尤为传神地展现了洛神飘然而至的风姿神韵。它与下面的“轻云之蔽月”和“流风之回雪”，都从姿态方面，给人以轻盈、飘逸、流转、绰约的动感；而“秋菊”、“春松”与 “太阳升朝霞”和“芙蓉出渌波”，则从容貌方面，给人以明丽、清朗、华艳、妖冶的色感。这种动感与色感彼此交错和互相浸淫，织成了一幅流光溢彩的神奇景象，它将洛神的绝丽至艳突出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种由反复比喻造成的强烈艺术效果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使用传统手法，对洛神的体态、容貌、服饰和举止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这位宓羲氏之女身材适中，垂肩束腰，丽质天生，不假粉饰；她云髻修眉，唇齿鲜润，明眸隐靥，容光焕发；加之罗衣灿烂，佩玉凝碧，明珠闪烁，轻裾拂动，更显得“瓌姿艳逸，仪静体闲”。作者的这些描绘，使人联想起《诗经》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赞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 硕人》）；也使人联想起宋玉对东邻女的称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作者显然受了他们的影响，但是他比前人更重视表现人物的动态美。下面，他着重描写了洛神天真活泼的举止：“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面对这样一种情景，我们仿佛嗅到了由于洛神走动而传来的阵阵芳香，看到了她遨嬉山隅、采芝水畔的种种形迹。至此，洛神的形象已神态兼备，呼之欲出了。“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作者为眼前这位美貌的女神深深打动了。他初为无以传递自己的爱慕之情而苦闷，继而“愿诚素之先达”，“解玉佩以要之”。在得到宓妃的应和，“执眷眷之款实”之后，他又想起传说中郑交甫汉滨遗佩之事，对她的“指潜渊而为期”产生了怀疑。作者在感情上的这种一波三折的变化，形象地反映出他当时内心的微妙状况。与其相应，洛神也感动了。不过作品没有象写作者那样，直接写她的心理变化，而是通过对她一系列行动的精细刻画，表现出激荡在她内心的炽热的爱，以及这种爱不能实现的强烈的悲哀。你看她“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一会儿耸身轻举，似鹤立欲飞而未起；一会儿从椒涂蘅薄中经过，引来阵阵浓郁的芳香；一会儿又怅然长啸，声音中回荡着深长的相思之哀……。当洛神的哀吟唤来了众神，她们无忧无虑地“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时，她虽有南湘二妃、汉滨游女陪伴，但仍不免“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站在那里出神。刹那间，她又如迅飞的水鸟，在烟波浩渺的水上徘徊飘忽，行踪不定。只有那转盼流动、含情脉脉的目光，以及欲言还止的唇吻，似乎在向作者倾吐内心的无穷眷恋和哀怨。读着作者对洛神或而彷徨，或而长吟，或而延竚，或而飘忽的这种描写，我们仿佛欣赏到一幕感情激烈、姿态优美的舞剧。人物以她那变化不定、摇曳多姿的舞步，展现了内心的爱慕、矛盾、惆怅和痛苦。尤其是“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一段，更将这幕舞剧推向了高潮，人物的心理矛盾、感情波澜在此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正当作者与洛神相对无语、两情依依之时，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这是一个构想奇逸、神彩飞扬的分别场面：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在冯夷、女娲的鼓乐声中，由六龙驾驭的云车载着宓妃，在鲸鲵夹毂、异鱼翼輈的护卫下，开始出发了。美丽的洛神坐在渐渐远去的车上，还不断地回过头来，向作者倾诉自己的一片衷肠。“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深深的哀怨笼罩着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画面。在陈述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交接之大纲”之后，洛神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最后，洛神的艳丽形象终于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而作者却依然站在水边，怅怅地望着洛神逝去的方向，恍然若失。他驾着轻舟，溯川而上，希望能再次看到神女的倩影。然而，烟波渺渺，长夜漫漫，更使他情意悠悠、思绪绵绵。天亮后，作者不得不“归乎东路”了，但仍“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作品这段文字洋溢着浓厚的抒情气氛，具有一种勾魂摄魄的力量，它把洛神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勾勒、烘托得更加突出、更加完美。人神恋爱的题材在西方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却并不多见。尤其是象《洛神赋》这样从人神双方入手，抒写彼此的相慕相恋之情，更为难得。宋玉的《神女赋》着重刻画了巫山神女的外观美，而未能更多地涉及其内心感情的底蕴，同时楚王在作品中也未被作为恋爱的一方来加以描写。因此曹植的《洛神赋》可以说是这类题材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前人对其创作动机颇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曹植求甄逸女不遂，后又见其玉镂金带枕，哀伤而作，初名《感甄赋》，由明帝改为《洛神赋》（《文选》李善注）；有的认为曹植求甄之事于史无征，旧说系以世传小说《感甄记》误载入简，作品实是曹植为了“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而作（胡克家《文选考异》、何焯《义门读书记》）；也有人认为“感甄”说有之，不过所感者并非甄后，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鄄城（朱乾《乐府正义》）。这些看法也许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感到在理解和欣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时，如果过于拘执史实，把作家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历史的直接反映，那也是不足取的。因此从作者当时的处境和作品的内容来看，与其将神女看作是甄后的化身，或者是作者的代言人，倒不如将她看作是作者在其它作品中一再抒写的那种无法实现的报国理想的艺术象征，这样也许更接近于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这点上说，作品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女神形象，而且更从思想上给人以一种追求理想、执着如一的宝贵启示。对《洛神赋》的思想、艺术成就前人都曾予以极高的评价，最明显的是常把它与屈原的《九歌》和宋玉的《神女》诸赋相提并论。其实，曹植此赋兼二者而有之，它既有《湘君》、《湘夫人》那种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又具宋玉诣赋对女性美的精妙刻画。此外，它的情节完整，手法多变和形式隽永等，又为以前的作品所不及。因此它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晋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形诸楮墨，为书苑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一些剧作家又将其搬上了舞台，汪道昆的《陈思王悲生洛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出。至于历代作家以此为题材，见咏于诗词歌赋者，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可见曹植《洛神赋》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夐绝古今的精神宇宙，宛若国画留白般无限延展。繁芜莫测的渊薮变得清淳明晰，失落无欢的情愫又化作缱绻忘我。而这份欲觅无踪的潜移默化竟在泛黄旧纸上俯拾即是。我尊重其作品古典化而独具理想倾向之人。所以我尊重川端康成

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论文800字开头

浅谈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我们中华民族有浩浩五千年文明史，各种文学作品浩如繁星，文学形式丰富多采，如果按时期分，大致可分为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金散曲，明清小说。现在我试着对以上各种文体作一个粗略的介绍，因为水平有限，不道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一]楚辞楚辞是继《诗经》以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西汉刘向编辑，通行本一共十七篇。全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他作品也都承袭屈原作品的形式。因为运用楚地的文学形式、方言声韵、风情物产等，故名“楚辞”。《楚辞》语言优美，想象丰富，是在民间文学艺术基础上出现的新形式。称“楚辞体”，又称“骚体”，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人物，相传这种文体就是这位楚国大夫所创，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楚文化，其想象奇特，词句华美，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名作：《离骚》、《九歌》、《九章》等，对后世的作家有着深厚的影响。其作品中的众多名句，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求知者。“楚辞这个名词可以作三层解释。首先，这是一本书的书名；其次，这本书所包涵的作品都属同一种文学体裁，而这种体裁就叫“楚辞”；最后，这种文学体裁是从楚国发展出来的，所以才叫“楚辞”。下面我们按着相反的顺序来说明上面所提的三点。（1）“楚辞”是从楚国发展出来的------楚国是战国时代的七雄之一，地处南方。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在文化上，一向和北方的国家大有不同。楚国有它独特的宗教祭典，在祭典中使用了极其特殊的仪式。这仪式中包涵了一连串的祭歌。这祭歌，原来可能是主持祭祀的巫者在长期的积累下慢慢编成的；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楚国民族共有的文化成品。后来，有些比较富有文学天才的楚国人（可能大部分是贵族），觉得这些民间祭歌很有意思，于是先是加以修改，改成更有文学气息的文字。然后，就用这些祭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风气慢慢流传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楚辞”这种文学体裁。从民间祭歌到文人手中的楚辞，这中间不知经历多少时间，不知有多少文人贡献了他们的心血。但是我们知道，在战国的最末期（大约半世纪的时间），楚国产生了一批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文士”，这种文士就用这种正在成长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慨与不平。甚至很可能，把楚辞从民间祭歌发展成特殊的文学体裁，其实就是他们所作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在楚辞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贡献了最大的心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之中，最有名气的人物，也可能是这个时代最早的一个，就是屈原。也可能，在所有当时不得意的文士中，他的遭遇最惨（最后投江自杀），而在完成楚辞这种体裁的过程中，他的成就与贡献也最大。因此，他也成为这群人中最著名的人物。除了他之外，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宋玉、景差、唐勒等，都是屈原的后辈，时代要稍晚一些。（2）“楚辞”正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在战国末期屈原、宋玉的时代，楚辞虽然在楚国慢慢流行起来，但也只限楚国一地。而且，当时恐怕还没有“楚辞”这个名称。这个正式的名字是在西汉初年形成的。西汉初年，也有一些具有文学天才的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于是他们因遭遇相同，不免大为同情屈原。他们读屈原的作品，模仿屈原的作品，宣传屈原的作品。于是，屈原和楚辞这两个名字就大大流传开来。这个时候的“楚辞”才完完全全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在全国流传起来。（3）“楚辞”本书的编成------从西汉文帝、景帝时代，楚辞渐渐成名。到了西汉中叶，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刘向的，他奉命整理朝廷的图书。于是他把传说中属于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西汉文人的模仿之作“包括他自己的”，编成了一本书，冠于“楚辞”的名字，这就是楚辞这本书了。但是，刘向所编集的这本书的原始面貌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楚辞，是东汉中叶一个学者叫王逸的所编的注解本。这本书叫“楚辞章句”，意思是逐章逐句的解释楚辞。除了加入一篇王逸自己的作品以外，这本书所收的篇章可能大致和刘向的本子一样，只是次序有点调动罢了。王逸的“楚辞章句”所收篇目按原顺序如下：离骚经第一屈原；九歌第二屈原；天问第三屈原；九章第四屈原；远游第五屈原；卜居第六屈原；渔父第七屈原；九辩第八宋玉；招魂第九宋玉；大招第十屈原或言景差；惜誓第十一不知作者或言贾谊；招隐士第十二淮南小山；七谏第十三东方朔；哀时命第十四严忌；九怀第十五王褒；九叹第十六刘向；九思第十七王逸。从以上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从离骚到大招都是屈原时期原有的作品，而从惜誓以下则完全是汉朝人模仿之作，这只是王逸及汉朝人的看法，未必正确。根据古书记载，在王逸之前，已经有不少汉朝人注解过楚辞里的某些篇章（如离骚、天问），但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可以说，王逸的“楚辞章句”是对汉朝人注解的一次总整理，而不只是王逸个人的见解。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王逸的书，我们仍然可以大致了解汉朝人对楚辞的看法。王逸章句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楚辞逐章逐句的注释。楚辞的文字是相当古奥难解的，汉朝人距离屈原的时代还不算太久，有很多特殊的字句他们还不知如何解释。假如没有王逸把这些解释加以汇集，把它们保留下来，那么，恐怕楚辞比现在更难读。王逸以后，注解楚辞的书非常多，如：楚辞补注宋洪兴祖；楚辞集注宋朱熹；楚辞通释清王夫之；楚辞灯清林云铭；山带阁注楚辞清蒋骥；屈原赋注清戴震；屈辞精义清陈本礼。这些书除了洪兴祖的补注以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特别重视一般所认为的屈原、宋玉、景差的作品，汉朝人的模仿之作，他们大都删去。甚至有的只选传统上认为屈原所作的来注释，这样作并没有错，实际上汉朝人模仿的作品极少有好的。说到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套用两句成语，即：无远弗届、无孔不入。首先我们从整体精神上来看，我们常说，楚辞和诗经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泉，这种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可以说，在汉朝以前，除了一些极零星、极片段的作品外，中国的诗歌就全包涵在诗经和楚辞这两部书中了，这两部书是中国诗歌的“始祖”，所有后代的诗人，无不从这里“生长”出来。这样说，我们足以了解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力。其次，说到浪漫主义。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一般是比较平实，比较富有人世间的气息。中国文学比较缺乏一种超然远举的想象力，比较没有一种神话世界的召唤，没有一种鲜明的色泽，没有一种诡谲奇异的调子。如果有的话，那么这种精神最主要的源泉之一就是楚辞。从这个方面来看楚辞可以说具有某种浪漫主义的倾向。现在我们从文学形式这方面来看楚辞的影响。我们可以说，楚辞至少对中国两种文学体裁的形成有过极大的贡献，即：赋和七言诗。我们已经知道，楚辞所以会从楚国一地流传到全国，主要得力于西汉初期一批文人的努力。他们一方面亦步亦趋的模仿屈原的作品，一方面又把楚辞融合其他要素，创造了“赋”这种形式。屈原很多名作，形式就是七言诗的雏形，当然，七言诗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楚辞的贡献是无法否认的。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文学技巧这方面来看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说的太多了，我们只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来说明。在屈原的“九歌”中有许多人神恋爱的描写。我们也知道，屈原在写离骚时受了九歌的影响，又把君臣关系也用男女关系来加以比喻。后代诗人常常袭用屈原这种技巧，表面上他好象是在写爱情，其实里面是寄托一些个人的政治遭遇。这样一种“托喻”的写法，后来还影响了一般人对诗的解释。常常有一首诗，有人说是“情诗”，有人说是“政治诗”，诗中的男女关系只不过是比喻而已。这种现象的好坏姑且不论，但其发源于楚辞确是非常明显的。常常，你把中国诗读的越多，读的越熟，你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楚辞的影子，楚辞真是无处不在。

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论文800字怎么写

拜托。。。才30分。。。你拷贝谁的不是拷贝，别人的和我们自己写的都不是你的，有什么区别么？。。。再说是选修你根本不用这么重视，别说我自己写200字，老师20字基本都不会仔细看你的。安啦

一在《诗之心得：怎样留住诗意》一文中，我说：“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那些喜好与人辩论诗的问题的人必须为之努力，这样才能增强语言的可信力。这时即使言论有所欠缺，别人也不至于揪住不放，因为能力可以证明经验。”有人提出，这样说是不是绝对了些？并指出，某些文学文艺评论家一生也没有写过小说、散文，也没有做过导演、编剧，不还是一样被人称道？我说，这个情形恰恰不适用对诗歌的评论，因为诗歌有它极强的独特性。小说、剧本等文学艺术，基本反映人们生活里的故事，情节要求具体，来龙去脉要交代清楚，一般篇幅较长，有些评论家从来不好写或不善写，都是正常的，丝毫不会影响其评论质量。苏联时期有一位大评论家曾尝试亲自写小说，最后却主动放弃，自叹不如，也未伤及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他尽管不善写（不应认为不会写，这只是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可他熟悉那里边的生活，对如何反映并使之成为艺术有足够的见地。诗歌评论则不同，中国历史上还没有那个评论家、理论家不善诗的例子。例如《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诗品》作者钟嵘，《人间词话》作者王国维。也都能诗。古代小说家、戏剧家也几乎都是能诗善词（曲）的，如关汉卿、吴承恩、曹雪芹。诗歌短的仅有几句话，这就证明诗歌是一种足可以信手拈来的文学体裁，写好固然不容易，可那是另一回事。经验和见地是文学艺术评鉴的关键。连几句简单合辙押韵的言语都不能顺口诌来的话，谈何经验？见地又有何信？诗歌总的看是对形象性语言的运用，但也有抽象性的一面，这是由其简洁概括的特点所决定的，不像其它语言艺术那样可以将生活场景完完整整地可至粗可至细地描绘出来，因此人的生活经验和对语言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就不一定对得准诗歌的诞生过程，即不一定促成诗的必然产生。写如是，评亦如是。不过“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的主张只针对那些华而不实的专著、专论而已，不包括人们日常泛泛的对诗的谈论。凡是带有抽象性的艺术，其评价就越离不开经验。从某个意义上说，诗词的抽象性是仅次于书法、音乐的，没有良好的实践修养是不可能有真知灼见的。经验告诉我们，诗是经灵感激发从毫无准备到脱口而出的语言艺术，是从诗意产生到记录的过程所必然指向的结果，这是其他语言艺术并不具备的。尽管对有的人而言从脱口而出到最终定格诗稿，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比如修改、润色，沉淀，但这并不能否定诗的速成性。所以照搬其它体裁的评论经验来评论诗歌是不恰当的，带着不谙诗之速成之法的明显缺陷来评论诗歌也一定会有欠缺。经验产生见地，“能诗”的经验才是评论诗歌的前提和要素。“能诗”是诗歌创作的一项发达能力，是有关诗歌一切经验的基础，写与评都要从这里出发，否则很难悟到诗歌的真谛到底在哪里。而“会诗”只不过代表一般的写诗经历或者能力，还不能上升到诗意无处不在，这样的人作为写诗启蒙老师还是可以的，如果作为诗评家还远远不够格。不过当今正式的非正式的“诗评家”还真的不少，有的还大名鼎鼎，可这有何用？中国诗歌艺术本身（主要是旧体诗）并没有重新振奋起来。中国诗歌要想重新走入辉煌，就必须依赖广大的诗歌创作队伍，而且诗歌创作是诗歌评论的源泉，以古评古，以古评今的诗歌评论评价模式，过分强调欣赏，忽视写的经验，越来越凸显出它对新时期诗歌发展的不适应性，甚至制约了诗歌的发展。大量的诗歌创作队伍至少要比写诗的人少时，更能促进诗歌创作经验和水平的提高，这个观点恐怕是没有异议的。任何艺术，任何时代都不缺少评论家，但艺术实践才是最根本问题。所以让人更轻松地参与写诗创作实践，这个“让”字要比多少个“评”字都更重要，更有实际意义。其实我们所说的“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正是这个意思，从实践的层面力主任何评论都应从激发人们主动写诗、爱好写诗出发，评论者要评写结合，不以纸上谈兵的方式要么把人评得瞎写一通，要么把人评得避难而退，谁都不愿写。当然这个主张里我们并没有排斥对待诗评应该有的科学态度，即坚持认为凡有益的评论评价都是不可缺少的，写诗也要主动去接受别人的评论评价，写诗与欣赏或创作与评价，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姊妹花，缺了谁另一个都不会太美丽。况且，诗评与诗论还有所不同，即诗评不完全等于严肃客观的诗论。诗评，说到底是评价，诗论重在理论探索，二者虽然都是人经验和见地的反映，但诗论更着重于对诗的本原，创作和发展规律的探讨，是对什么是诗、怎样写诗以及诗的价值的认识，理论性自然要强一些，也没有多少感情色彩。而诗评则集中于对某一作品本身的领会和解读，因而诗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倾向性。诗论所运用的经验和表达出的见地，既可来自于亲身实践经验，也可来自于日常阅读所形成的学识性经验。诗评由于要深入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创作的实践过程，仅凭学识性经验是不够的，诗评者必须是具有很高水平的实践者，所以敏锐的观察力、科学的分析和良好的实践经验，是诗评最基本的要素。但是当下很多情形却不是这样的，很多诗评文章既看不出评者的实际创作能力，也看不出他真正深入了诗的作者的创作过程多少，甚至还没有读懂就赤膊上阵了，这很符合现今的浮躁风气，却不符合诗评的规律和诗评者自身应该尽到的责任。又由于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实在之神奇，独一无二，比如中国文学从民谣和占卜起步，人人便懂得追寻日月星辰与天地人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构想和借助适应了人的心理寄托，有利于释放生活中的烦恼与迷惑，诗歌很快便占据了主导地位；民间音乐的采集和宫廷音乐的发展，让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吏都能以倚声填词为热；更甚者从毛笔诞生之日起，凡拿得起毛笔的人便人人不是书法家，这就注定了中国文化始终不能将艺术的探求（包括理论）与实践分开，所以今天也不便违背这个规律了，“别人实践，我来评”的现象，也就是毫无道理的。二一般都认为诗是形象语言的艺术，这没错。但如何把形象语言变成艺术？这中间的门道就值得说说了。那是什么呢？是抽象。形象语言必须经过人脑的抽象才能上升为艺术，诗歌就是最重视这个“抽象”的艺术。因而可以说，诗是运用形象语言以抽象化的方式结构起来的韵文艺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同一首诗歌的价值评判不同？有人说是人的好恶和欣赏习惯作祟，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对诗的抽象方法的感受和理解有差异。诗的语言不过是作者给诗披上的一层外衣，他的真实内涵是通过作者抽象劳动完成的。然而在“七分衣裳三分人”的欣赏心理状态下，人的眼睛对本质的认识有些模糊罢了。所以对一首诗其作者抽象劳动的认识，必须要通过亲身经历与实践才可领悟到。比如诗的语言是通俗还是华丽，是细腻还是粗犷，是简约还是繁冗，是严肃还是俏皮，等等，有人把这归结为风格，毋宁说是作者的抽象劳动或抽象劳动习惯使然，因为“风格”一词可以概括一首诗的特点，但不能因此而揭开它的本质。抽象劳动在其它文学形式中也大量存在，但深刻程度皆不如诗。像“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样的语汇，谁都会说，但把这些结构为“飞流直下三千尺”，却是作者独特的抽象劳动的成果。如果用这种抽象劳动去写小说、散文、剧本，那最终也不是真面目的小说、散文，而是史诗（长篇叙事诗）、散文诗、诗歌剧一类的东西，或如古代楚辞、赋。诗的抽象劳动，其结果是语言的标志性。如“飞流直下三千尺”（李白）、“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一览众山小”（杜甫）、“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岳飞）、“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等皆属标志性语言，这些语言代表了诗人各自抽象劳动的深度，一经面世便不可被替代，后人可以引用，但不具新意的重复却只能是徒劳的。诗就是这些标志性语言的集合。古人所谓“炼字”、“炼语”、“炼句”虽一定程度上揭开了这层意思，但也不无误导，因为没有在本质上真正说清怎么“炼”的问题。标志性语言，因为其标新立异且前所未有的言语结构和内涵，往往被人喜爱而成为广为传咏的名言警句。可是任何这样的句子当时都是作者写来为全诗服务的，是作者在运用形象语言的基础上抽象劳动自然而然的结晶，而非为写名言佳句而故意累积成诗。现在写诗填词出现为追求警言佳句而写诗并乐此不疲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尽管众多，却不可取。为求佳句而写诗，必然离“苦吟先生”越来越近，而距在诗意调动下自由展现人写诗的情趣越来越远。虽然前者也不乏灵感刺激，但因违背了写诗的意义，其诗的价值也就打上了问号。这样的人评论起诗来定然南辕北辙，可能入得潮流，却找不到源头。我们的主张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形，才提出来的。还是那句话，“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是针对一些专著、专论而言的，不包括正常的交流心得体会的文字。我不时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诗词在唐宋以后为什么要走下坡？读到的文章可谓不少，总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却又不能被完全说服。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中国文学形式发展的多样化，不是使诗词从主要文学形式中退避出来的主要原因，而是诗词本身自唐宋以后越来越被固化和神秘化所造成的。加之某些研究在贵族审美倾向的影响下的推波助澜，人们对待写诗填词态度从亦步亦趋逐渐走入过分谨慎，越来越不自由，创作热情的下降，创作队伍随之减少，自然导致了诗歌艺术的下降。遍览唐宋诸多诗家诗作，无疑可证明那时有文化的人大都能文善诗，可见写诗的人多了，能留传下来的好诗才层出不穷。是至毛泽东，旧体诗才有了新的突破。其原因在于他能主动打破僵化的束缚，以信手拈来似的创作热忱将诗词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如此丰碑，却如鹤立鸡群般孤芳独立，影响深远也让人望尘莫及，因为人们很难具有他那样的人格风范和豪迈经历。不过自此可以看出，人的创作热情、实践的自由感，才是关乎诗歌创作局面兴衰的关键原因。我相信当今网络中方兴未艾的诗词创作热，在一定程度上显露了这个端倪。但是这个“热”，同时也伴随着对古典诗词的再挖掘。挖掘是必须的，不挖掘便不知其根之所在，不然热也是虚热。正如良马只有寻觅到了草原才能发现驰骋的天地有多大，可是这也意味着它从此肯再也挣脱不出套马杆，它走得越远被套牢的可能性越大。所以诗词热也离不开诗词欣赏，诗词欣赏时刻左右着诗词热的起伏。在评论别人诗词时，某些网站上所谓的专家、大师正在以倾尽所能的姿态，有意把人引向对诗壳的过分关注，而将内容、情趣、寓意的欣赏推于次席。相反，在对待古人诗词上他们却不仅能做到对内容的关注，甚至还能过分到牵强附会、任意引申的程度，对古人的创作自由也能给予尊重和理解。显然，他们对欣赏古今诗词存在着双重标准和狭隘的市侩风气，这和套马杆毫无二致。换言之，套马杆本无何不好，就看它被谁拿来如何使用。三另一方面，诗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也要反映生活，也要生活气息越浓越好。舞文弄字虽属于头脑中的躁动，但绝非是在脑子里一味地编织想象，而是放眼于真实的生活，并将实际的生活感悟及时地迁移到一时一地、一情一感被激发出的那一刻，直至获得一发不可收的文字能力。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把一段段生活场景描述下来，就成了小说、散文、剧本一类的东西，诗却不是这样。诗最大的特点是语言的提炼性（从语言外部看是提炼性，从内部看则属人脑抽象行为），所以诗不是靠耐心和语言罗列（平铺直叙）就可完成的。诗不仅要求作者有使用文字的口头或笔头能力，更要有观察和捕捉生活的敏感，用提炼的语言来及时诠释这种敏感，诗便喷涌而出了。那么“敏感”哪里来呢？只能来自不断的且高密度的写诗实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主张“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的原因。人有能力是一回事，熟能生巧又是一回事，但二者却难以同日而语，因为其质量不可同日而语。从人的一般心理来讲，写诗是个人情趣，不管出于娱人还是娱己的目的，都不是专门拿来让人说三道四的，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期待人欣赏，与人沟通。如果不能从内容和寓意上与写诗的人共鸣，读者或褒或贬之词很难保证公允，评论失于偏颇就更难避免。诗既要提炼又要避免提炼过度。不提炼诗则不成诗，提炼过度则晦涩难懂。评诗只有体恤作者当时的心境和语言运用心理才能有的放矢，这是要靠写诗经验才能有所保证的。同时评古人诗和今人诗也有不同，古人诗里传下来的大都经过了沉淀，一是达到了怎么挖掘都不为过，一是使用什么态度评价古人也听不见。但是对今人诗，一定要从爱护的角度出发，尽量给予理解并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这才是得体的评论，其“得体”也必然来自大量的写诗的实际经验。还要说一下，那些非专论的一般的写诗读诗感受上的交流，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评论或评价，与我们主张“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没多大关系，这样泛泛的交流即使提出很深刻甚至尖刻的意见，也属于正常且直接的感受，写诗的人是不该因此而感到伤害的。一个作者只有经得起人的各种推敲，他才能从中受益，才能让自己的诗走进好诗的行列。任何人阅读时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感受，且愿意将这份感受与作者分享，这是对作者多大的尊重和鼓励！这一点，要与还没有深入去感受作品就挑三拣四的所谓评论分开。当然如果读者把他的感受上升为专门的学术性评论，更是难能可贵，难道这不是哪一个作者都乐于接受的吗？有深入感受和有亲身体会的诗评才是最真诚的，也是最值得期待的。交流感受和体会，是极其重要的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有效方式，一个人从真实感受出发，可能有褒有贬，这时连他是否会写诗也不重要了，因为这样的交流与居高临下套用学识的评价不同，无论如何都是可以接受的。写诗即便遇到了这样的“打击”，也应视作正好提高的机会。写诗既然是情趣使然，就不应该把它当做展现学识来对待，所以保持良好的情趣，诗才能写好，别人有些批评又有何妨？不过话说回来，写诗的人不能把自己写的每一首诗，都当做宝贝似的不忍割舍，这个会对作者形成桎梏，最终会影响诗的品质。好诗是从数量中挑出来的，属偶得，故不可为其所累。人最需要的是把诗意及时记录下来，至于诗写得好不好，可另当别论，不必计较。以上我们从诗的评论、诗的创作和诗的作者三个方面，谈了主张“能诗方可谈诗，而不是会诗即可言诗”的理由。

哈哈，我告诉你，不会有人给你写的。顶多是搜。不信你看着。

急求古典诗词鉴赏论文（范文仅作为参考）：范文（一）:古代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文字最精练，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式之一，好的古诗能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精神修养，下面我从两个部分来谈谈如何鉴赏诗歌。一．抓住意象，把握意境，弄清基调，分清类型。鉴赏古诗词，首先应当明确，作者是通过什么意象来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意象，即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事物，如杜鹃，往往代表着思乡；柳与留谐音，与留恋有关；月亮与思乡念家、思念亲人、盼望团圆有关；雁与乡愁有关，了解通过这些意象所创设的生活图景；知道作者是如何将思想感情和生活图景相融合的，从而从整体上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是明快高亢还是阴暗低沉，是喜悦欢愉还是凄苦悲凉，是豪迈壮观还是闲适淡雅„„最后根据诗词内容将其大致分为五类：咏物言志诗这类诗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借景物来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一种是表达自己高洁的品质。如唐·李忱的《瀑布》“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这就是一首典型的托物言志诗。诗中描绘了冲决一切、气势磅礴的艺术形象——瀑布，作者就是借瀑布的形象，表达出自己一往无前的豪情壮怀。又如陆游的词——《卜算子·咏梅》，其中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要香如故”，也是借梅花来表达自己的高洁的品格。还有，如袁枚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诗人也是借苔不为环境所限依然青春焕发、乐观向上的精神和苔不为自己弱小而自暴自弃、敢于争先的品格，寄托了自己自适其乐、不甘示弱，高雅俊洁的人格精神的。送别诗送别诗或是叮咛对方、劝慰对方，或是表达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或是表达别后的思念等等。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我们知道，“折柳”原是指“折取柳枝”。相传长安东有一桥名为灞桥，汉人送客到此折柳赠别，因此后世就习惯用“折柳”来作为赠别或送别之词。本诗中的“折柳”是一首曲子，即“折柳曲”的省称）诗所描写的是：春宵人静之时，作者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笛声，仔细一听，这笛声乃“折柳曲”。作者由“折柳”想到，此时正是折柳的季节了，春天已到而自己却还漂泊在外，不禁更引起了思乡之情。诗人正是通过“折柳”（即“折柳曲”的省称，柳又与留谐音）来表达惜别怀远之意，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的。怀古诗这类诗主要是凭吊古代的人和事。对人，表达缅怀之情；对事，抒发昔盛今衰的感。慨。如著名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此诗以清新秀丽的笔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江南春景图：树茂花美，娇莺长啼，水村山城，酒旗斜矗、庙宇楼台、烟雨凄蒙，这都是典型的江南春色。而在莺啼之前冠以“千里”更写出春色无边的气势。明人杨慎认为“千里”不合情理，妄改为“十里”，实在是不懂艺术真实的荒唐之论，而在寺前冠以“四百八十”，字样，更突出了江南寺庙之多。这种描写还有一种暗示作用，南朝的寺庙虽然留下来了，但是南朝政权不是早已化为乌有了么，它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正是它太崇奉佛，建的寺庙太多了的缘故吧。细玩结尾一句，从“多少”二字还是能体会到诗人的感慨的，意思是当年建造寺院者是何等显赫，而今又在何处？诗人面对江南的春光，自然会有今昔盛衰之感。战争诗和思乡诗一般来说，战争诗中除了有一些表现英勇作战，保家卫国这样壮阔主题的少数诗词外，大多表现对战争的厌恶，或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前者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后者如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闺怨诗和羁旅诗这类诗大多与妇女有关，有的是通过写对出门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表达女子的离愁别绪，忧郁伤感，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有的是写妇女对在前线丈夫的思念，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如辛弃疾的《鹧鸪天》：“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栏干不自由。” 二．赏析语言，辨明风格，分清抒情，理出手法。我们知道，不同的作家，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清新壮丽，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空灵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含蓄等等。正是这些体现了作家卓尔不群的风格，如李白的飘逸豪放，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通俗平易，杜牧的清新俊拔，李贺的奇谲险怪，李商隐的精工绮丽„„读唐诗就要分清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社会政治不同导致的诗风的巨变，同时还要注意田园诗和边塞诗的差别；读宋词就要弄清柳永和苏轼在词的发展中的地位，知道辛弃疾是一位文武全才、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不能驰骋疆场、因而词作中充满着悲愤之气的爱国志士；要知道李清照的词分为前后两期，还要知道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区别。不同诗作风格迥异，那么作者是用什么方式来抒发情感的呢？其实很简单，抒情方式主要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就是直接抒情；类似“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就是间接抒情。间接抒情还包括借景抒情和寓情于景等。这些只是我个人对古代诗歌鉴赏的一些浅见，毕竟中国古代诗歌博大精深，还需要我们好好学习和深刻挖掘。范文（二）:涉江采芙蓉　　（无名氏）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作以终老！　　初看起来，似乎无须多加解说，即可明白它的旨意，乃在表现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诗中的“还顾望旧乡，第路漫浩浩”，不正把游子对“旧乡”的望而难归之思，抒写得极为凄惋么？那么，开篇之“涉江采芙蓉”者，也当是离乡游子无疑了。不过，游子之求宦京师，是在洛阳一带，又怎么可能去“涉”南方之“江”采摘芙蓉？而且按江南民歌所常用的谐音双关手法，“芙蓉”（荷花）往往以暗关着“夫容”，明是女子思夫口吻，岂可径指其为“游子”？连主人公的身分都在两可之间，可见此诗并不单纯。我们不妨先从女子口吻，体味一下它的妙处。　　夏秋之交，正是荷花盛开的美好季节。在风和日丽中，荡一叶小舟，穿行在“莲叶何田田”、“莲花过人头”的湖泽之上，开始一年一度的采莲活动，可是江南农家女子的乐事！采莲之际，摘几枝红莹可爱的莲花，归去送给各自的心上人，难说就不是妻子、姑娘们真挚情意的表露。何况在湖岸泽畔，还有着数不清的兰、蕙芳草，一并摘置袖中、插上发际、幽香袭人，岂不更教人心醉？－－这就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两句吟叹，所展示的如画之境。倘若倾耳细听，你想必还能听到湖面上、“兰泽”间传来的阵阵戏谑、欢笑之声哩！　　但这美好欢乐的情景，刹那间被充斥于诗行间的叹息之声改变了。镜头迅速摇近，你才发现，这叹息来自一位怅立船头的女子。与众多姑娘的嬉笑打诨不同，她却注视着手中的芙蓉默然无语。此刻，“芙蓉”在她眼中幻出了一张亲切微笑的面容－－他就是这位女子苦苦思念的丈夫。“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长长的吁叹，点明了这女子全部忧思之所由来：当姑娘们竞采摘着荷花，声言要将最好的一朵送给“心上”人时，女主人公思念的丈夫，却正远在天涯！她徒然采摘了美好的“芙蓉”，此刻能遗送给谁呢？人们总以为，倘要表现人物的寂寞、凄凉，最好是将他（她）放在孤身独处的清秋，因为那最能烘托人物的凄清心境。但你是否想到，有时将人物置于美好、欢乐的采莲背景上，抒写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忧伤，正具有以“乐”衬“哀”的强烈效果。　　接着两句空间突然转换，出现在画面上的，似乎已不是拈花沉思的女主人公，而是那身在“远道”的丈夫了：“还顾望归乡，长路漫浩浩。”仿佛是心灵感应似的，正当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时候，她远方的丈夫，此刻也正带着无限忧愁，回望着妻子所在的故乡。他望见了故乡的山水、望见了那在江对岸湖泽中采莲的妻子了么？显然没有。此刻展现在他眼间的，无非是漫漫无尽的”长路“，和那阻山隔水的浩浩烟云！许多读者以为，这两句写的是还望“旧乡’的实境，从而产生了诗之主人公离乡游子的错觉。实际上，这两句的“视点”仍在江南，表现的依然是那位采莲女子的痛苦思情。不过在写法上，采用了“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张玉谷《古诗赏析》）的“悬想”方式，从面造出了“诗从对面飞来”的绝妙虚境。　　这种“从对面曲揣彼意”的表现方式，与《诗经》“卷耳”、“陟岵”的主人公，在悬想中显现丈夫骑马登山望乡，父母在云际呼唤儿子的幻境，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诗中的境界应该不是空间的转换和女主人公的隐去，而是画面的分隔和同时显现：一边是痛苦的妻子，正手拈芙蓉、仰望远天，身后的密密荷叶、红丽荷花，衬着她飘拂的衣裙，显得那么孤独而凄清；一边则是云烟缥缈的远空，隐隐约约摇晃着返身回望丈夫的身影，那一闪而隐的面容，竟那般愁苦！两者之间，则是层叠的山峦和浩荡的江河。双方都茫然相望，当然谁也看不见对方。正是在这样的静寂中，天地间幽幽响起了一声凄伤的浩叹：“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浩叹无疑发自女主人公心胸，但因为是在“对面”悬想的境界中发出，你所感受到的，就不是一个声音：它仿佛来自万里相隔的天南地北，是一对同心离居的夫妇那痛苦叹息的交鸣！这就是诗之结句所传达的意韵。当你读到这结句时，你是否感觉到：此诗抒写的思无之情虽然那样“单纯”，但由于采取了如此婉曲的表现方式，便如山泉之曲折奔流，最后终于汇成了飞凌山岩之急瀑，震荡起撼人心魄的巨声　　上文已经说到，此诗的主人公应该是位女子，全诗所抒写的，乃是故乡妻子思念丈夫的深切忧伤。但倘若把此诗的作者，也认定是这女子，那就错了。马茂元先生说得好：“文人诗与民歌不同，其中思妇词也出于游的虚拟。”因此，《涉江采芙蓉》最终仍是游子思乡之作，只是在表现游子的苦闷、忧伤时，采用了“思妇调”的“虚拟”方式：“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的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马茂元《论〈古诗十九首〉》）。从这一点看，《涉江采芙蓉》为表现游子思乡的苦闷，不仅虚拟了全篇的“思妇”之词，而且在虚拟中又借思妇口吻，“悬想”出游子“还顾望旧乡”的情景。这样的诗情抒写，就不只是“婉曲”，简直是奇想了！

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论文1500字数量

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 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三、帝王文学的特征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求采纳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及演变姓名：段红伟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指导教师：王意如20070901论文摘要游侠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特殊人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对社会政治产生不同的作用。战国、西汉时期，游侠盛行，《史记》《汉书》均设《游侠列传》记载其事迹。此后，由于帝王的禁止、镇压，游侠稍衰，《史记》《汉书》以后的各朝正史中，史家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有关这一人群的情况，仅散见于史乘、笔记，缺乏系统的记载，因而人们对西汉以后他们的活动情况，往往知之甚少。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特殊局面：讨论汉以后的侠士，不能再借助于史书的支持了。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则出现了不少以侠士为题材的作品，如唐传奇中的豪侠小说，清代的一些侠义小说等。由历史现实到文学创作，由两汉到明清，侠士的特征产生了异变。那么，如果将代表实录阶段的历史文献《史记》和文学作品唐传奇以及以《三侠五义》等为代表的侠义公案小说作为文本，结合时代特点、文化背景、创作心理、读者的接受心理等因素来解读，我们就可以找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侠士形象的类型以及演变线索和演变原因。本文在对中国古典武侠小说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拟从古典武侠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侠士形象的演变、侠士形象演变之原因等三方面来考察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形象，并对其进行类型分析，揭示其演变轨迹。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在对“侠”的含义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归纳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及行侠特征。第二章从古典武侠小说中侠士形象产生的渊源入手，从侠士身份、地位的变化，侠士行侠方式的变化，侠士侠义观念的变化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侠士形象的演变。第三章分析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中侠士形象演交之原因，揭示其发展演变与时代背景、宗教、读者接受心理之关系。关键词：武侠小说侠士形象类型分析发展演变AbstractOn the type and evolution of chivalrous swordsman’simage in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Chivalrous swordsman is a special population of the allciCUt Cllinese society．indifferent historicat periods，they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political and the society．ChivalrOUS SWOrdsmall is popular in Warring States and the Western Hall period．”Historical Records”．”Han”printed”chivalrous swordsman”Biography to recordtheir deeds，Afrer that，as the empcrots7ban and repression，chivalroan swordsmanslightly declined，after’’Historical Records”，”Han”，history is no longer exclusivelyfor the historians to write biographies for the chivalrous swordsman．Something aboutthis crowd is only scattered among Shicheng，notes，because of the lack of records，people know little about them after the Western Han period，The result is such aspecial situation：When people discussed the chivalrous swordsman after Han，theyno longer use”history”to suppoft．Whil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ppeared in anumber of valiant werk as atheme of chivalrOUS SWOrdsmall，such as the 1'angDynasty Knight novels，and some chivalry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From the historical reality to literature，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Qing"thefeatures of chivalrous swordsman produced mutation．WeU．if the”HistoficalRecords”，and the romances of the Tang Dynasty，”San Xia Wu Yi，”is used as therepresentatives of chivalry Detective novels as text，combining with the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creative psychology，readersacceptive psychology，we can find the type，the evolution of clues and reasons ofchivalrous swordsman’s image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observe chivalrous nwordnman。S image of theChinese classieal novels，and identify its eVOlUtion orbit．，on the basis of the proposedclassical martial arts from the type of chivalrous swordsman。s image ofChinese classical hoveIs，the evolution of chivalrous swordsman。n image andthe development of chiralrous swordsman‘s image．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g chapters．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 the origins ofchivalrous nwordsman’s image and conelude the types of chivalrousswordsman’s imag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the refine of the meaningof Chivalry．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chivalrousswordsman。s image from their identity，status changes，valiant distress motives．distress purpose．distress of changes in the ways of knight of chivalry．nc thirdchapter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eas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martial arts ofchivalrous swordsman’n image，reveal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irdevelopment，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religion，readers acceptivepsychology．Key words：martial arts，chivalrous swordsman’n image，type analysis，evolution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作者签名：陴魄珥堂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本人完全了解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学位论文作者签名：Ph千日期：型皿导师签名：参乞移日期．卿．，，．)t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及演变序言侠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是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是人们仰慕的对象。侠文学就是以侠客义士为主角，以歌颂侠义精神为主旨的文学作品。它包括传记、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武侠小说是中国小说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说类型，是侠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一支。但长期以来，中国武侠小说一般被认为是大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很少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风靡全国，倾倒了无数大众读者，这一文化现象才引起了一些有识学者的关注，并从不同的角度对武侠小说予以专门的研究。目前，研究武侠小说的大部分论著是从文学史或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就是从小说类型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其中也涉及人物形象，但不以人物形象为主。曹正文的《中国侠文化史》主要是对中国侠文化及武侠小说史的研究。韩云波的《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是从侠文化整体的积淀与承传方面进行研究的，其中也有研究武侠小说的章节，如第六章《中国侠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第七章《中国武侠小说与东西方文化交融》，但也没有详细对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的形象进行总体研究。其他著述间或也有对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和人物形象研究，但都不以研究侠士形象为重点。研究武侠小说的论文也较丰富，如袁良骏的《鲁迅与“侠”文化》，王湘华的《清代侠义小说中的义侠变异现象及其成因探析》，罗嘉慧的《“侠义”的蜕变及历史定位》，田劲松的《唐代豪侠小说初探》，刘希欣的《游侠、豪侠、官侠》，汪聚应的《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形象主体人格的蜕变》等，都是或从某一角度、或从某一历史阶段的研究。因此，详细全面地对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的形象进行总体的研究还有较大空间。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旨在全面地对中国古典武侠小说进行梳理，力图理清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的发展脉络，考察武侠小说中的侠士形象，并以侠士的行侠目的为标准对侠士形象进行分类，并探寻其演变轨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侠士是如何从先秦两汉时期的行侠行为“不轨于正义”演变到清代的侠士与官府合作，行侠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而“必轨于正义”的。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是：不从文学史或文化史发展的角度，也不从小说类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侠士形象，而是以小说中的侠士人物形象为切入点，以侠士的行侠目的为划分标准，为侠士形象归类，探讨侠士的行侠方式的演变，侠士的侠义观念为何从先秦两汉时期“其行不轨于正义”的“以武犯禁”演变到清代与官府合作，“为王前驱”，为朝廷尽忠效命的“轨于正义”而“以武纠禁”，并详细分析其演变原因。第一章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第一节 “侠”含义的界定“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给侠下了这样的定义：“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并说“群侠以私剑养”。(1)关于侠的影响，韩非予在另一篇《六反》中作了补充说明：“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日廉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2)韩非子把中国之侠的一些特征概括为：目无法纪，聚众藏奸，好武扬名，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