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论文1000字数量

1、滚滚长江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作者罗贯中。该书艺术地为人们描绘了三国时期的历史画卷。从东汉末年宦官之祸到黄巾军起义失败，直到魏蜀吴三国鼎立，终于西晋灭吴，统一中国，共约90年的烽火岁月，大体上分为军阀混战、封建兼并、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四个阶段。《三国演义》之所以流芳百世，千古传诵，主要有赖于精彩惨烈的战争场面描写和对主要历史人物的个性刻画和他们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分析。例如：官渡之战，此战发生在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局势之前，曹操不仅兵力少，且南面有荆州刘表，江东孙策与他为敌处于不利位置。但曹操客观地分析了局势（公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威少，兵多而化分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决定以自己所能集中的近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元200年，袁、曹两军在官渡作战。在这场战斗中，曹操善于捕捉战机，能够跟据战场姿态的发展灵活地变换战术，以正兵抵挡袁军的进攻，以奇兵袭击袁军的屯粮库（乌巢），烧毁了袁军的全部粮草，使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最后击败了袁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其间各人性格展现的淋淋尽致，战场画面的描述也可圈可点，不失为精典。《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其中有不少不属实的记载，什么诸葛亮火烧博望、新野；关羽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美人计还有许多历史冤案：周瑜，“性度恢阔”、“曲有误、周郎顾”，与《三国演义》中周瑜完全相反；鲁肃本是一代英雄，结果被说成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曹操…… 在我还未看《三国志》前，常为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沉吟良久，并为关公华容放曹、败走麦城而捶胸顿足，还对在彝陵火烧连营大败刘备的陆逊恨之入骨。先在回想，儿时美好的回忆被真实打碎，失望、后悔、伤心最后脸红。而今吾已长大，理智少许，当我爱上“是非成败，转头空”后不再为得失而叹息。分久必和，和久必分。我开始钻研每一场战役的天时、地利、人和与人物间复杂的关系。于是我了解到了让国家强大不应只靠武力。在政治上，应联和其它势力，互相帮助。而对内在经济上应跟据民情收税，兴立屯田，发展农业生产。正所谓修内而安外。待时机成熟，再一鼓作气，完成霸业。这说起来很轻松，但要实施并完成，需要大家的不懈努力，并非易事。其实每个人也是如此，故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行，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还46天就开学了，这个班里个个都是高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可不学，当效吴下阿蒙。2、公元200年，袁绍挑选10万精锐步兵、1万骑兵，以黎阳为大本营；命令颜良为先锋，渡河进攻白马。曹操用荀攸之计，扬言渡河抄袭袁绍后路，袁绍命令颜良分兵一半到延津阻击曹操渡河；曹操命令于禁固守延津，以张辽、关羽为先锋，自己亲自领主力直扑白马，与东郡太守刘延夹击颜良，颜良遂阵亡。袁绍大怒，命令全军渡河；又命另一心腹大将文丑与刘备为先锋，直扑白马。曹操放弃白马，向延津撤退，并亲自帅精锐殿后，并故意放辎重；文丑、刘备带6000多骑兵追击，四散抢辎重；曹操乘机命令攻击，袁军大乱，文丑本人也被杀；曹操为诱敌深入，退回官渡。袁绍又不听田丰的计谋，并将他押送到邺城。袁绍摆开联营，步步进逼；曹操作出反应，命令于禁、乐进攻击两翼，大胜。袁绍为赢得胜利，在南方向李通、刘辟策反；李通不背叛反而领兵消灭暗通袁绍的地方豪强；曹操又命令曹仁、徐晃带领骑兵星夜前往镇压刘辟、刘备。袁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写书让江东孙策北上偷袭许昌；曹操谋士郭嘉认为孙策过于轻佻，必死于刺客之手，果然不久，孙策受到仇人阻击，伤重而亡（一说乃郭嘉暗中派遣曹操手下猛士杀孙策）。曹操与袁绍相持日久，军粮不足，意欲退回许昌，荀文若力劝曹操坚守，并最大限度支援前线。公元200年10月，曹操命令曹仁、徐晃等偷袭袁绍大将韩猛，烧毁韩猛押运的几千车粮草。袁绍谋士许攸建议袁绍派偏师偷袭许昌，抢走汉帝，遭到拒绝后又因为家属被审配收监，许攸无奈投靠曹操，并建议曹操偷袭袁军粮草堆放地乌巢；曹操留下曹洪等守大营，自己领夏侯渊、张辽、曹仁等直扑乌巢，同时命令徐晃偷袭袁军另外一粮草堆放地故市；曹军假装袁军，骗过袁军的盘查，偷袭乌巢。消息传到袁绍耳中，袁绍不听从大将张合应重兵救乌巢的建议；却听从谋士郭图意见命张合、高览率重兵强攻曹军大营，只派出少量骑兵救乌巢。救兵到达乌巢，曹操先集中全力攻下乌巢袁军营，擒守将淳于琼，烧毁所有物资；再回头击败来救的袁军骑兵；同时徐晃也攻下故市，烧毁所有的物资。消息传到袁军大营，郭图为免获罪，造谣说张合为乌巢之败而幸灾乐祸，同时派人通知张合说袁绍要杀张合，张合无奈投降曹军。曹操遂大举反攻，袁军毫无斗志，大部分投降曹军；袁绍等人仅仅与800亲兵逃走；后7万多投降的士兵被曹操下令活埋，天才谋士沮授为曹操诚意所动而投降，后得知家属在河北安好意欲北逃而被杀；袁绍另一重要谋士田丰被听信谗言的袁绍所杀。官渡大战，可以说是三国时期最精彩的战役，也是战争史上著名的范例；它标志着曹操正式称雄于北方，为北方的统一打下了基础。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刘表病重，孙权于是加紧时机向荆州进攻；投靠刘表、驻扎新野的刘备也借口抵御曹操和孙权，把所属军队扩充到几万人，并命令关羽于樊口大力训练水军，准备抢夺荆州；刘表长子刘倚为后母蔡氏家族所逼，进驻夏口。8月，刘表病死，次子刘宗在实力派舅舅蔡瑁兄弟、张允、蒯越等的支持下，任荆州牧。曹操于是率领大军迅速从叶、宛的小路南下，击败刘备守军，占领新野；刘宗在王粲、蒯越、蔡瑁等人的建议下投降曹操。刘备企图占领南郡（江陵），依靠那里大量的物资抵抗曹操；曹操得知刘备意图后，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锐骑兵星夜追击刘备，由于大量百姓跟随刘备南下，曹军于当阳长坂为追上刘军，而关羽、诸葛亮已经事先撤退到夏口，刘军大败，刘备、赵云等“仅以身免”；刘备无奈只好改变主意，退回夏口。曹操取江陵后，又攻取、招降了荆州8郡，受降刘宗水、陆军达10万人；刘备于是派诸葛亮与孙权结盟，孙权在听取了周瑜、鲁肃、诸葛亮的分析后，决定抗曹，并命令周瑜、鲁肃、程普带3万多水军与刘备回合。11月，曹操率领10余万大军，进攻夏口的刘备；曹操水军在赤壁与孙刘联军遭遇交战失礼，曹操领主力到达后，大军在乌林驻扎；由于水土不服，曹军大量染上血吸虫病。为了克服曹军不适应水战的缺点，曹操命令把大部分船只用铁索连起来，形成为日后惨败致命的“连环船”。周瑜、黄盖等人发现连环船有不易躲避火烧的致命弱点，决定利用火攻；通常冬天吹北风，而江南由于气候问题，每年在12月有几天是反常吹东南风；为方便纵火，周瑜、黄盖使出“苦肉计”，曹操被蒙骗上当。在一个北风转东南风的夜晚，黄盖诈降，成功纵火，曹军大乱，联军乘机进攻；曹军大量烧死、淹死、投降，曹操在亲卫队的保护下，仓皇从华容道逃回江陵；为避免战船落入联军手中，曹操命令放火烧毁其他营寨的所有战船。同时孙权在南方进攻合肥，曹操无奈命令张辽、乐进、李典星夜驰援合肥；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自己退回许昌。一年后，曹操命令曹仁、徐晃退出江陵，防守襄阳、樊城，荆州大部分于是落入刘备、孙权手中。209年，孙权从东线进攻合肥，于合肥为刘馥所挡。曹操10余万大军，败给了只有5——6万的孙刘联军，主要的原因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和水土不服令北方军队丧失了战斗力，而曹操过于骄傲轻敌是主要的主观原因；而联军充分的利用了各个有利的条件，所以赢得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赤壁之战，曹操的所有水军全部丧失，而刘备、孙权在赤壁之战后实力大大增强，曹操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中国的机会，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大。汉巴之战公元215年，曹操以张合、朱灵为先锋，带5000兵马在前面开路，自己带领带领10万大军从陈仓出发。张鲁提议投降曹操，其弟弟张卫与大将杨昂等实力派坚决反对，张卫、杨昂率数万人坚守阳平关；曹军多次强攻不下，于是决定假装退兵迷惑张卫，张卫遂减少守军。曹操马上命令乘夜强攻，由于守军兵力薄弱并戒备松懈，阳平关于是失守，杨昂战死；曹军继续攻击其他的营寨，惊动了山上的几千只夜糜，夜糜冲进张卫大营，引起人喊马嘶，曹操以为张卫反击，于是命令夏侯敦、许褚等将领主力大举进攻，张卫不敌，遂投降，夺取阳平关集中体现了曹操的军事指挥艺术才华。张鲁再次提议投降，遭到阎圃的反对，张鲁于是封藏而前往巴郡。曹操知道张鲁有心投降，于是用高官收买了巴族七姓首领，张鲁无奈投降。曹操又命夏侯渊、徐晃、张合攻下三巴，同时关中的程银、侯选等叛将也投降曹操，曹操于是占据了汉中、巴郡。刘备得知曹操平定了汉巴（其中巴东的首府为现在的重庆），对自己威胁极大，只好向孙权妥协，孙权也想借此在合肥发动攻势拿下淮南，于是双方中分荆州。于是刘备命黄权攻取三巴，杀投靠曹操的巴族首领杜获等人，曹操命张合反攻，攻下巴东、巴西，并迁移百姓往汉中，又与张飞大战50多天，被张飞所败。曹操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汉巴的措施后留下夏侯渊等人留守而自己班师回洛阳（继续进攻刘备是否合适后面有分析），并迁移8万多人民回关中。刘备集中力量后，先以张飞、马超、吴兰进攻武都，在下辩一带随时阻挡关中曹军增援汉中；自己领法正、黄忠、赵云等人率主力进攻夏侯渊据守的阳平关。曹操马上命令曹洪、曹休（本来是曹植当主帅，由于曹丕作怪——）增援汉中，在下辩与刘备军展开激战，破吴兰，吴兰逃入阴平，为当地人所杀，后击败马超、张飞，平定响应刘备的地方首领雷定等部。刘备向诸葛亮求救，诸葛亮号召“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最大程度集中力量支援前线，形势对曹操相当不利，曹操亲自驻军长安，并命令曹仁平定向关羽投降的宛城守将侯音。刘备亲用法正的计谋，调动夏侯渊的一半军队增援张合，然后乘夜偷袭夏侯渊，第二天凌晨，刘备派黄忠偷袭正在指挥修补鹿角的夏侯渊，夏侯渊遂被杀，张合被逼收集残兵回守阳平关。由于形势更加严峻，曹操于是亲自到汉中前线，命令徐晃偷袭陈式据守的马鸣阁，恢复了汉中与下辩的联系；刘备命令部下坚守阵地，同时袭扰曹操的补给线，又命令赵云、黄忠偷袭北山，烧毁了曹军万余袋粮草。曹操无奈，只好让曹真去下辩接曹洪，放弃汉中，同时迁移几万户百姓回关中。汉中之战的结果，基本决定了三国鼎立。关羽失荆州公元218年10月，南阳百姓因不堪剥削暴动，宛守将侯音乘机叛乱，致函关羽求助；关羽反映迟钝，侯音为曹仁所擒杀。219年7月，关羽受刘备取汉中胜利鼓舞，北上取襄樊；曹操以于禁为将，督7军救曹仁，同时命徐晃率军进驻宛城。8月，山洪爆发，淹于禁等7军，关羽乘机攻击，庞德不降被杀，于禁投降；曹仁沉白马坚守樊城。关羽以偏将攻襄阳，自己亲自攻打樊城，并于樊城北布下阵地，以防北方曹军援兵；同时派人向附近郡县策反，荆州刺吏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许昌以南部分官吏也暗中策应关羽；陆浑人孙狼聚众暴动，响应关羽，邺城魏讽乘机企图发动政变；即所谓“威镇华夏”。曹操听取司马懿、蒋济等人意见，与孙权结盟，同时命徐晃率军救曹仁，并命名将张辽火速援曹仁。孙权故意派陆逊代吕蒙，关羽大意，遂抽走荆州部分守军；闰十月，孙权令吕蒙为大督，率军袭取江陵，孙皎后继，另派右护军蒋钦督水军进入沔水(汉水)，防关羽顺流而下。吕蒙至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将战舰伪装成商船，兵士扮为商人，昼夜兼程。至公安，迫蜀守将傅士仁归降，继用傅士仁劝降了江陵守将糜芳，并厚待关羽将士眷属，释放关羽俘获的魏军将士，抚慰百姓。同时，令陆逊进至夷陵(今宜昌境)，西防刘备。徐晃到前线后，与曹仁取得联系，曹仁军士气大增；为离间孙刘，从中渔利，乃令部将将孙权来信射入关羽营中，关羽见后，犹豫不决，军心动摇。徐晃乘机大举进攻关羽据点，大破关羽，并乘机打通樊城路线。是时，洪水退，曹仁引军配合徐晃攻击关羽，文聘从水路短关羽粮道，关羽节节败退。关羽知荆州已失，急忙退军，士兵得知家属获厚遇，士气剧降；后关羽败亡麦城。夷陵之战公元219年，关羽被吕蒙擒杀，荆州为孙权所有，刘备在巴山以东的势力全部消亡。为挽回既得利益，并为关羽报仇，不顾大臣劝告，决意东出，令车骑将军张飞自阆中(今属四川)会师江州(今重庆)。张飞出发前被部将刺杀，刘备仍令诸葛亮留成都，赵云在江州为后军督，自统大军于七月东征。孙权向刘备求和不成，进一步与魏修好，八月再次遣使称臣。曹魏趁势封孙权为吴王，加紧离间孙、刘。孙权接受封王，同时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徐盛、韩当、孙桓等部5万人拒蜀军；令平戎将军步骘领兵万人守益阳(今属湖南)，企图阻止武陵(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一带)土著部族助蜀。当4万蜀军进攻巫(今四川巫山)、秭归(今属湖北)时，陆逊针对蜀军势盛、求胜心切以及地形于己不利的状况，采取先让一步、集中兵力、相机决战的方略，令守将李异、刘阿率部退至夷陵成亭(今湖北枝城北，长江东岸)一带，据守有利地形，将几百里峡谷山地让给刘备，以疲惫蜀军。次年正月，刘备遣将军吴班、陈式督水军进入夷陵地区，锁江东西岸。二月，亲率诸将自秭归南渡，经崎岖山道，进至夷陵、夷道(今枝城)一带连营，坐镇I亭指挥；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至夷陵北，与吴军相拒，兼防魏军袭击；派侍中马良进至武陵郡，接应反吴投蜀的部族首领沙摩柯，争取更大支援。当刘备遣前部督张南围孙桓于夷道时，吴军众将请求陆逊派兵救援，陆逊知孙桓得人心，且夷道城坚粮足，坚持不予分兵。蜀军频繁挑战，吴将急欲迎击，陆逊耐心劝止，坚守不出。有的老将和公室贵戚出身的将领企图各行其是，欲贸然出动，陆逊绳以军纪，严加制止。刘备埋伏8000蜀兵于山谷，派吴班在平地扎营，企图诱陆逊出战。陆逊识破其计，仍不与战。两军相持达半年之久。蜀军远道出师，速决不成，且营地分散，运输困难，兵疲意懈。时值暑热，刘备将水军移驻陆上，失去主动。闰六月，陆逊认为时机成熟，决定由防御转入反攻。先以火攻破蜀军一营，继令诸军乘势进攻，迫使刘备西退。张南闻讯，亦弃夷道北走，受朱然、孙桓南北夹击，战死。陆逊即令水军封锁江面、孙桓等扼守夷陵道，分割蜀军于大江东西，进而各个击破，火烧连营，克营40余。蜀军死伤惨重，将领杜路、刘宁投降，大督冯习及沙摩柯被杀。刘备败退西北马鞍山，依险据守。陆逊集中兵力，四面围攻，歼蜀军数万。刘备领余部趁夜向西突围，后卫将军傅肜等被吴军斩杀。刘备军退向秭归，并令驿人于险道上烧铙铠阻塞道路以断后。吴军将领纷纷请战欲大举追击。陆逊为防曹魏袭吴，仅派李异、刘阿跟踪至南山(指秭归南岸之山)。黄权因归路被吴军截断，率众投魏。刘备收集散兵后由秭归退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李异、刘阿于八月还守巫。次年四月，刘备病亡。诸葛亮北伐公元228年，曹丕病死，诸葛亮乘机出兵汉中，自己带领大军直扑曹魏据守的祁山；同时派老将赵云、邓芝带领偏师从斜谷出发扬言攻打湄城，然后进攻曹魏中心城市长安；由于蜀军经过2年多的养精蓄锐、准备充分而曹魏准备不足，蜀军很快攻下祁山，曹魏的天水、南安、安定投靠蜀，曹魏朝野震动。魏明帝曹睿马上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万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湄城；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万精兵星夜截击诸葛亮部队；自己也亲自到达长安坐镇。诸葛亮以马谡为先锋，抢先占据战略要地街亭，马谡不听副将王平的苦告，把军队驻扎在附近小山，同时让王平在附近驻扎；张合到达街亭后，分一部分兵马阻止王平与马谡合兵，自己带领主力把马谡军队围在山上，同时命令放火烧山；马谡大败，不敢见诸葛亮，而逃回成都，后病死在狱中。蜀军失去街亭后，基本为张合所钳制，无法突破张合防线；而东线的赵云部也为曹真的优势兵力所败；诸葛亮无奈只得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失败。在北伐前，大将魏延提出由他带领5000精兵从斜谷出发抄近路直取长安，为诸葛亮所拒绝。当年冬天，曹魏大司马曹休在石亭为吴所败，关中主力东下救曹休。诸葛亮乘机杀出散关，包围战略要地陈仓；由于曹魏大将军曹真早料到诸葛亮必定会有此着，事先让智勇双全的将军郝昭领3000兵马守陈仓。由于陈仓地势险要，易守南攻，再加上郝昭在上任后准备了大量的滚石、油脂、火箭等物资，还加固了城墙。蜀军在强攻了20多天后还没有攻破，蜀军粮草不足，曹魏名将张合也带领大军前来支援；诸葛亮只得命令退回汉中，设伏兵杀前来追击的魏将王双；第二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陈式（陈寿之父）取武都、阴平两个小郡。第三次北伐虽然是获得了两个郡，但无法扭转被动的劣势。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再次攻打曹魏据点祁山。曹睿命令司马懿、张合等带大军迎战诸葛亮；诸葛亮留下王平领一部分人马继续攻打祁山，自己率领主力与司马懿决战；在路上击败曹魏凉洲牧郭淮部，抢收当地小麦当军粮。司马懿知道蜀军远道而来，再加上补给线漫长而艰辛，于是坚守不出；后诸葛亮设计败司马懿，司马懿更是坚守不出。但蜀军由于负责后勤的第二号实权人物李严（李平）粮草供应不上，而假传后主命令让诸葛亮退兵，诸葛亮无奈只好退兵；司马懿得知诸葛亮退兵，命令大将张合追击，张合抗议，司马懿强行命令张合追击，张合为诸葛亮所置伏兵射杀；第四次北伐也是以失败告终。公元234年，经过3年修养生产的蜀军，一改过去从祁山出发的老路子，从斜谷出兵，同时发函让孙权配合作战；曹魏也司马懿带领大军与诸葛亮对峙。诸葛亮到达五丈原后，为了和曹魏军队长期作战，在当地进行屯田；孙权军队也为魏明帝曹睿亲自带领大军击败，孙权退回建业；司马懿知道蜀军不可能长期作战，也采用坚守不出的老办法等待蜀军粮尽而退，不论诸葛亮怎样激将，还是坚守不出。由于军旅生活的艰辛和胜利遥遥无期，诸葛亮病重；诸葛亮抛开副统帅魏延与姜维、杨仪等商量后事。诸葛亮死后，以杨仪为主帅，让魏延殿后；魏延与杨仪不合，先南归烧阁道，为杨仪所败，和儿子逃回成都路上被杨仪派马岱所杀。诸葛亮的五次北伐以失败便告终。在三国时代众多的英雄人物中，刘备一直是一个谜。这个谜，就像他的字一样，玄之又玄。刘备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一文不名，只能东奔西走地寄人篱下，反复无常地投靠他人。然而他所到之处，总能受到尊重和款待，曹操甚至认为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真正的英雄。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多年来不断地品味着《西游记》，认为它揭示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性格的某些要素，应当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究出这部巨著的核心思想来，尤其重要的是找出包含主题意蕴在内的作者吴承恩的主导思想以及心态意识。本文力争写出笔者更深入更逼近的认识：《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创作意识或者心态，是中国人特有的流氓无赖意识。而孙悟空则是一个典型形象--中国人争取个性自由的、野性未泯的、不规范、不科学、无明晰目标的流氓无赖意识所主导的象征形象。这里还需要分辨一下主导思想和主题思想。在笔者看来，《西游记》的主题意蕴是:追求超越、自由、自尊的人生大道及不能实现这种追求的迷惘。这种主题意蕴是作者主导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但这一表现与主导思想比较起来就单纯得多。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作者的世界观及其表现在作品中的包含主题意蕴在内的思想意识。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的比较必然的做法是首先要作几部古典名著的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的比较。依笔者浅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是启蒙的个人自由主义，而其主题意蕴则是在混沌生活中极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达到的悲怆和幻灭。《红楼梦》的这一思想核心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高峰的思想认识水平，建立在对写作当时所有社会思想进行深刻总结批判的基础之上，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思想的结晶。从书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大家道、儒、佛的思想，作者都有深刻的认识，采撷了其中的精华。至于其它一些思想文化知识，更有不同程度的吸收，说明了作者文化根底的浑厚广博。然而，从这一思想核心自身来看，它的新颖进步却又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但是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思想，而且可以说是人类自古就有并且只有人类才有的对于自由的超越性追求意识的突出表现。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符合人类整体进步的思想主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可以称为"人学"。《三国演义》的主导思想，是尊刘抑曹以及天道循环的维护正统的儒家学说，可以称为"政学"。它的主题意蕴与主导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在一治一乱的天道循环中维护正统王朝统治和封建传统观念。《水浒传》的主导思想是对于人民群众进行教化的"灭心中贼&q uot;的封建伦理观念，可以称为"地学"。它的主题意蕴是：教化人民群众在官逼民反的状况下还要坚持替天行道的思想观念。而《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似乎偏向于道教的自由自在，可以称为"天学"。但是，笔者在思想深处却又不能这样简单地认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笔者认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不属于道学--从各种思想学派比较来看是中国人真正的思想根源。当然，这本书确实具有道学道教思想的极大因素。一是孙悟空的本领是从道学道教得来的道术。孙悟空遍寻学问，四方求学，最后是在道家那里得到了真本领。二是《西游记》存在着道学的思想观念，例如灭人欲、存天理等。主人公孙猴子根本不像猪八戒那样要一个异性作押寨夫人，或者追求一种爱情。三是对于天宫的封建意识即儒家维护的那种秩序和佛教宣传的那一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却又无法选择以致于无可奈何地认可，然而此书没有怎么非议嘲笑道教本体－－尽管有对于假道学、真魔怪的揭发和斗争。四是以道教的术语及认识作为全书的基本结构思维，充满了道教的数理观念，如孙悟空有十万八千根毫毛，一个筋斗有十万八千里，如意金箍棒有十万八千斤等。不过，深入研读就可以发现，本书对道学仅仅是一种尊重和借用，而且是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的，犹如对待佛教如来的神权统治和玉皇大帝的王权统治。道学虽然对个体生命及其发展抱有一定的慈悯之心，但是道学师傅却又宣布和徒弟孙悟空断绝关系，警告徒弟如果暴露师傅的名字就将给予毁灭性的无情惩罚。因而，孙悟空与道学的绝决是明显的。他和道学再无联系，更谈不上发展传播。所学也只是道学的皮毛之术，而不是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他的行为本质不是道学提倡的任其自然的无为而为的行为。即使是孙悟空所学的道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维护秩序的正统道教。中国宗法意识的大而化之的真正的原始道学，是民间的、隐藏的，由孙悟空的师傅、又如鬼谷子等修养极深的学问家所传袭。而且，他们是超然隐遁、威严无情、广大无边的。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农村学子的态度很可探究。他们对各种关系如现实政治以及外国关系的处理，与老君的官方招安的道教不同。官方道教一点也不排斥肉欲在内的物欲，精研房中术。官方道学维护传统秩序，协助镇压动乱造反的社会势力，协调各种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不是像孙悟空的师傅那样明知故犯地教练出一个破坏秩序的大闹天宫的动乱因子。更何况，孙悟空改换门庭，最终公开地投到了佛教的门下，拜唐僧为师，这就离道学道教更远了。那么，能不能从孙悟空最终皈依佛教这一点就说明此书的主导思想是佛教的呢？不能。佛教思维和神通的广大，是孙悟空所无可奈何地承认的，但是他--折射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的作者的思想意识--并不服膺佛教。佛教的严格等级制度，是孙悟空非常厌恶的。他进行了傲慢辛辣的讽刺，矛头直接对准最高佛祖如来及其帮手观世音菩萨。佛教唯利是图、维护王权的虚伪本质，书中也进行了犀利的揭发。尽管唐僧师徒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取经险途，管理经文的佛门弟子竟然还要索贿，而最高佛祖还以历史上的传教事例来包庇纵容。再从本性上说，孙悟空不习惯这种制度的束缚，念念不忘的是花果山野的山大王以及农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时已经不再存在反抗王权的思想意识了）。孙悟空存在着回归山野的农民田园意识。这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乡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只是不得已而在各种强大压力下皈依佛教而已。作者的思想意识正是如此。由政治的实践的抗争失败无奈之下转向了思想意识上深层的不满。一个圈子兜转回来，思想和生命已经趋向消极。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这样的。?非儒，非佛，非道，那么也许是个别人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个人主义（无人性的人欲的平等的）吗？非也。个人主义，是建立在人的生理欲望的基础上的。而孙悟空则非常奇特，尽管似乎深明大理，理解他人私生活，却毫不以男女情爱为念。他云游四海，从来不想追求那种古今中外都有的异性爱。他模糊地存在一个念头，像猴子一样依样学人，只想钻进一个热闹去处。天宫在他看来便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并在那里像花果山一样称为大王。与该书同时产生的明代几部文学著作如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相比，孙悟空这个形象没有那种情性、那种凡俗。倒是有一种小集体即中国传统的家庭宗族所特有的高高在上、庇护属下的仁爱，可谓盗亦有道。那么究竟是什么思想在做主导呢？《西游记》的主导思想《西游记》究竟以一种什么思想意识来作为主导呢？答曰：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一种中国早就存在的、被道儒法等思想流派所掩盖的流氓无赖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在作者笔下有意无意地折射了出来。首先，孙悟空的奋斗一生是追求传统的个性的高超、自由、尊严，然而终于被压抑和扭曲的一生，这是自古以来大多数农村痞子的人生历程，还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缩影。孙悟空靠着泼皮胆量坐上了宗法自然村的家长地位。接着，他依靠求学得来的道家的一些法术，要钻进最高统治阶层中去，结果只是被愚弄蒙骗，当上了喂养马匹的最下层科员。得知真相后，他怒不可遏，反下天庭，又靠着法术，争上了看似较高但却没有实权的政治协商委员式的政治地位，号称"齐天大圣"。但"大圣"也要受到森严等级制度和实力当权派的歧视，因为一个小小的搅乱宴会的过失，便被整个传统规范世界定为重点打击对象，沦为整个世界秩序所共同诛伐的罪犯。最后，由统治秩序的精神教育文化维护集团－－佛教招为"保安处长"，取得"斗战胜佛"的职称。孙悟空不但到头来仍然不是统治的最上层，而且没有了一开始追求的那种无压抑的最高尊严，陷入一种如戴紧箍咒一样心态的等级秩序的黑洞中去。经过五百年漫长无望的重压，为了生活处境的改变--主要也出于现实中的孤独无助和思想上的悲观失望，竟然完全不顾自尊地归降了佛教师傅。这是职业性出路的投师，而不是自然本性的投师，更不是理想追求的投师。困境即降，没有什么主义可以坚持，不是流氓无赖意识是什么。中国人自两晋以来的思想轨迹不正是这样吗？！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下，恶性封闭式的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国人产生不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萌芽，找不到思想和现实的出路，只好皈依了广大无边的佛教。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并没有传播开来。但是，汉代封建大一统社会崩溃以后的几百年动乱分裂，使得中国人更多地接受了佛教，到了唐代就几乎成了国教。孙悟空不过是历史的中国人的一个缩影而已。《西游记》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数量中国人的生长史、闯荡史。他们以政治自由为其明显目的，以出国为其终点，不甘心而又甘心地沉沦下去。而在近几百年来，这一部分人"政路"不通即成教民，投西方去也，在外国得寄终身而又失去本身或大道。不断地受到歧视和欺骗，不停地怀疑、批评和嘲笑，但还是屈膝投降外来势力（只是对本国的政治对手没有服软）。而外来的佛教等宗教强大集团对中国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教化"即夺心的，就像压迫孙悟空的五指山一样，对中国政府则采取了威压下进行扶植的态度。知识分子中于是产生了真诚信服的"愚氓"唐僧，当然也有更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像《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保持着高超姿态，怀疑、讽刺、叹服、探讨和吸收都兼而有之。而孙悟空则是只有一些谋生之术、不肯信服但被威服的一般社会下层人员。他也找不到更好的途径。这个有着中小学文化程度和精练术数的乡村野小子，闯荡一生，最终没有实现自己朦胧的目标，没有逃脱缺少正确人生和社会理想思想主导因而投向西来宗教的命运。其次，孙悟空正和真正的流氓无赖一样不愿接受任何约束。人所具有的社会性难不倒他，在小集体中他占据了王位。自然规律也难不倒他。他学会了高深的法术，在闫王殿中大展威风，勾去生死薄中的阳寿限制。对等级制度的反叛只是为了自己不可一世的自傲而不是大同或者理想社会的实现。他大闹天宫，叫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他对佛教祖师，冷嘲热讽。对政治秩序蛮横地不服和蔑视，企图取而代之却不照这种统治的路子来。他对佛教采取了从实用角度的利用，同时又怀疑和嘲讽。参加取经队伍纯粹为了自身的"劳改""正果"。估计他在成佛后也不会丢失昔日在天宫中的散漫本性和浪荡作风。再次，这种流氓无赖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出自于人性的本能。佛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本能，经常发泄并主宰着行为：侵略性，扩张性和唯我独尊。总是显得超人一等、逞强霸蛮的街头痞子孙悟空是这样，有猴气、猴性、野性的大人物也是这样。这种本能中的流氓无赖意识，是小气狭隘的、阴狠短见的，但同时又建立在追求人在世界上的无限自由所必然具有的心理基础上。当然，这种本能所主宰的意识应在超我理性的辩证统一中逐渐失去主导作用，最终被更高理想的人生目标所支配。看来，孙悟空远远没有达到如此"成佛"阶段。最后，与上述相联，流氓无赖意识是没有明确的最终目的的，只是追求最高统治地位－－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纯粹本性上的个人出人头地的一种本能要求而已。一味破坏的流氓无赖意识不是切切实实的战略战术。孙悟空空有夺取最高权力的叫嚷和蠢动，却没有按照封建正统的等级制的道路夺天下的理性及行为。他不以道为己任而以术为本，重术不重道，不以道对万物。流氓无赖正是这样的，他们是"道"所无法控制的混乱因子，对世界只破不立，对所学所宗只有皮毛之见，猴屁股一样坐不下来进行切实研究，更无创建，无修行。五百年的囚禁中，也只是图一个解脱，满足不甘寂寞的虚荣心。由上述可以看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是流氓无赖意识。即是说，作者吴承恩是带着也许自己都没有确认的流氓无赖意识进行创作的。不过，要在这里多说一句。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在笔者的笔下并不是纯粹的贬意。如果进一步说的话，它的根源是生命本能意识；它是生命本能意识在社会历史上不断表现和积累而成的一种国民性以及人性。这就是下面所说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有着悠久深厚的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基础，有着广大的社会群体基础和绵绵不绝的思想基础，同时真切地反映了作者的心态思想和生命状态及其人生历程。从孙悟空身上，反映出了中国社会数千年历史都存在的特定组成部分--流氓无产阶级。特别值得我们参考的是，这个阶级的政治特性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有所分析。该文特别对"流民无产者"和"流氓无产阶级"（其实主要是流氓知识阶级）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其实一切新社会的创立者都是一样的，都利用这个阶级的革命性，而警惕和制约其破坏性。孙悟空正是流氓无赖意识的集中表现，是中国社会历史特定阶层阶级的象征。首先，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一是专心钻研政治并从事政治、不事生产、不搞生产力研究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教育越多越动乱的中国教育公式）。百家争鸣，都要游学，游士们都以说服君主为中心的政治人物为唯一人生目的。很少人以研究中国社会实质上的突变为人生奋斗目的。孟尝君养士三千，看来只是对现实政治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世民喜欢的"尽入吾彀中的科举"，是以社会稳定即李唐王朝永保统治权为目的的。一到科举实行的时候，普天下便有秩序地游走着这种考取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历代统治者或者争夺者都要争取这部分"斗争性极强"、生命力旺盛的人。他们或者帮助宦官外戚，或者帮助军阀，或者自成军阀夺天下。夺得最高地位的刘邦（管理知识分子）的流氓意识，非常值得研究但却一直被忽视其代表性。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霸道和王道及相互结合，都从流氓无赖意识中产生。自汉代以后的所谓儒教人物，在《儒林外史》可以看到集中反映：口是心非，满嘴里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行为低贱阴恶，－－全都属于流氓无赖心态。社会的强权统治和管理权的争夺，使得老子和庄子发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盗亦有道"、"窃国者候"的愤怒谴责和无奈叹息。在《水浒传》中，高俅和宋江目的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机遇和能力的不同罢了。贫民之子李逵一旦长成便苦尽甘来，凭着流氓无赖的本性在日常生活中即靠威压众人过活，到了夺取权力的时候更是丧心病狂地滥杀一气，终于争到了"不事生产（刘邦语）"的政治地位。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农民即"事生产者"，是"不事生产者"之间的无情倾轧，是对"事生产者"的剥削、迫害或残害，即吃人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识分子，以政治为最高目的，四处流浪，寻找门径。也有人因为爬不上去而只能从事艺术创作，成就了文化事业，反映和表现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吴承恩就是这样。应该说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需要这种人，就连人类社会也需要这种极为活跃的因子。不少英雄人物也有这样的游民出身和生存经历，夏禹便是如此。?二是由于不搞计划生育而不断地循环地产生的流民流寇。历代农民，在封建家族观念支配下盲目地大量生育，社会也没有任何限制，往往在一个王朝初期还极力鼓励生育。于是，很快就以几何倍数地惊人数目涌现了富余闲散人员，大大超出了生产能力的增长，造成了经济的困境。加上，政治混乱，土地本来就日益见少而又无法限制土地兼并。失业者越来越多。这些人成为市井流氓，或者散兵游勇。阿q便是这样的可怜的人。于是，结成宗教式谋生团体如帮会势力。终至于啸聚山林，再遇到天灾人祸的导火索，正好燃起熊熊大火。历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恶性症状所促成的。整个社会于是停滞不前，待到战争及动荡削减了人口，降低了原有矛盾的刺激性，社会便在新王朝的统治下休养生息，进入又一轮生育--膨胀--危机--战争--安定的怪圈。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人数达到一定倍率时，社会就要动乱。三国时期，五千万人被战争夺走三千万生命。而到了封建统治最为完善的乾隆年间，中国人口一下子达到了四亿。社会时时处处都像坐在火山口上。他们的生存意识和斗争意识达到极限。太平天国便成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大的一次社会动乱。可以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就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极大的可塑性、灵活性和创造性，一无所有也就无所畏惧，这就又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能够造成社会结构的崩溃。孙悟空存在着这些人的特性。接着，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思想根源。第一层次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这一部分的内容。简要地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起源于人的本能意识，继之明显地起源于中国道家及百家学说，然而从实践来看应该说起源于民间和历史所有的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孙悟空的历程，同样可以说是人生历程的象征。孙悟空具有人的本性。少年时对人生的目的产生了迷茫，纯粹为了感官的乐趣而游玩。青年时人生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但也从鲜活走向僵化。上升交游，四方求学，打破死限，醉生梦死，扯旗造反，失败坐牢，悔过求经，终于从思想上接受"招安"，不再有引人注目的行为、思想和追求，从此做了护法的"保卫处长"。几乎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历程，从怀有一种大而迷茫的志向到最后几乎都失落，最终在现实中被理性化地泯灭。生命就是痛苦，最痛苦的是人生最终价值破灭的痛苦！孙悟空所接受的理性化的道家思想，在其发展中曾经蜕变为墨家和武侠，主张个人英雄主义，纵横天下，替天行道，为所欲为。孙悟空何尝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从古到今的中国社会到处都有这种思想意识。生存的艰辛使得国人如此短视和低贱。活下去，是最大的真理。就连作者心态也是这样的。作者只有经历了失落、迷茫、不平、空虚的追求历程，深明中国社会的思想真谛，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揭示《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现实意义揭示《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意义。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根深柢固，绵延不绝，遍及九州，只要看一看现实生活就可以确认这一点。稍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到处充斥着流氓无赖意识。管理人民的官场，贿赂贪污比比皆是。而下层社会，盗窃抢劫令治安成为司空见惯的最大问题。生意场上，欺诈赖账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流氓无赖意识为主导来行事的人是不讲什么人格、精神的。他们不怕人看轻，品格低劣下贱，心地阴恶狠毒。不过，在表面上，他们却深得奸诈的真传，满口里是仁义道德，无情地指责攻击他人。自古以来的中国普通人就缺少一种"君子"的风度和心胸。就连文学艺术中也在盛行"痞子小说"（尽管作者会是在一种过激心态下说的反话，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骂街确实风行全国，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和武侠小说（动不动就要指斥和打击他人而不是宽容他人）。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和陈旧思想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群体的生活和精神是不容易彻底改变的，尽管也在发生着渐变。如此说来，流氓无赖意识正是改造国民精神的一个焦点。在这一点的变革上，以提高人的精神层次、美化人的精神世界为目的的文学应该起到独特的作用。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于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希望国人树立新的国民性。文学应当改造中国人心底处深藏的流氓无赖意识--"流氓鬼"。不能让这种低级生命存在的需要和阶段就像精神胜利法一样的流行精神病再来操纵中国人的灵魂。文学应该让中国人树立一种新的人生意识，那就是传统早就有过而被长期封建专制所压抑和扭曲的民族魂：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克己奉公，包容博大。让新的中华大道树立起来，这就是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利用现代民主政治为平等个性的发展提供社会科学条件；利用高科技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为人们建立"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生活基础。既有社会正当约束的认可如计划生育政策，又有个体创造的极限发展。像孙悟空那样的盲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西游记》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通篇塑造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由此，笔者希望产生新的中华大道所主导的孙悟空形象。《西游记》这样一部哲理小说，作为中国人漫长发展过程中一段思想意识历程的记录，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

好深奥的样子。。。。。。。。。。。。。

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论文1500字数量

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 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三、帝王文学的特征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求采纳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及演变姓名：段红伟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指导教师：王意如20070901论文摘要游侠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特殊人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对社会政治产生不同的作用。战国、西汉时期，游侠盛行，《史记》《汉书》均设《游侠列传》记载其事迹。此后，由于帝王的禁止、镇压，游侠稍衰，《史记》《汉书》以后的各朝正史中，史家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有关这一人群的情况，仅散见于史乘、笔记，缺乏系统的记载，因而人们对西汉以后他们的活动情况，往往知之甚少。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特殊局面：讨论汉以后的侠士，不能再借助于史书的支持了。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则出现了不少以侠士为题材的作品，如唐传奇中的豪侠小说，清代的一些侠义小说等。由历史现实到文学创作，由两汉到明清，侠士的特征产生了异变。那么，如果将代表实录阶段的历史文献《史记》和文学作品唐传奇以及以《三侠五义》等为代表的侠义公案小说作为文本，结合时代特点、文化背景、创作心理、读者的接受心理等因素来解读，我们就可以找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侠士形象的类型以及演变线索和演变原因。本文在对中国古典武侠小说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拟从古典武侠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侠士形象的演变、侠士形象演变之原因等三方面来考察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形象，并对其进行类型分析，揭示其演变轨迹。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在对“侠”的含义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归纳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及行侠特征。第二章从古典武侠小说中侠士形象产生的渊源入手，从侠士身份、地位的变化，侠士行侠方式的变化，侠士侠义观念的变化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侠士形象的演变。第三章分析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中侠士形象演交之原因，揭示其发展演变与时代背景、宗教、读者接受心理之关系。关键词：武侠小说侠士形象类型分析发展演变AbstractOn the type and evolution of chivalrous swordsman’simage in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Chivalrous swordsman is a special population of the allciCUt Cllinese society．indifferent historicat periods，they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political and the society．ChivalrOUS SWOrdsmall is popular in Warring States and the Western Hall period．”Historical Records”．”Han”printed”chivalrous swordsman”Biography to recordtheir deeds，Afrer that，as the empcrots7ban and repression，chivalroan swordsmanslightly declined，after’’Historical Records”，”Han”，history is no longer exclusivelyfor the historians to write biographies for the chivalrous swordsman．Something aboutthis crowd is only scattered among Shicheng，notes，because of the lack of records，people know little about them after the Western Han period，The result is such aspecial situation：When people discussed the chivalrous swordsman after Han，theyno longer use”history”to suppoft．Whil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ppeared in anumber of valiant werk as atheme of chivalrOUS SWOrdsmall，such as the 1'angDynasty Knight novels，and some chivalry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From the historical reality to literature，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Qing"thefeatures of chivalrous swordsman produced mutation．WeU．if the”HistoficalRecords”，and the romances of the Tang Dynasty，”San Xia Wu Yi，”is used as therepresentatives of chivalry Detective novels as text，combining with the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creative psychology，readersacceptive psychology，we can find the type，the evolution of clues and reasons ofchivalrous swordsman’s image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observe chivalrous nwordnman。S image of theChinese classieal novels，and identify its eVOlUtion orbit．，on the basis of the proposedclassical martial arts from the type of chivalrous swordsman。s image ofChinese classical hoveIs，the evolution of chivalrous swordsman。n image andthe development of chiralrous swordsman‘s image．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g chapters．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 the origins ofchivalrous nwordsman’s image and conelude the types of chivalrousswordsman’s imag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the refine of the meaningof Chivalry．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chivalrousswordsman。s image from their identity，status changes，valiant distress motives．distress purpose．distress of changes in the ways of knight of chivalry．nc thirdchapter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eas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martial arts ofchivalrous swordsman’n image，reveal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irdevelopment，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religion，readers acceptivepsychology．Key words：martial arts，chivalrous swordsman’n image，type analysis，evolution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作者签名：陴魄珥堂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本人完全了解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学位论文作者签名：Ph千日期：型皿导师签名：参乞移日期．卿．，，．)t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及演变序言侠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是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是人们仰慕的对象。侠文学就是以侠客义士为主角，以歌颂侠义精神为主旨的文学作品。它包括传记、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武侠小说是中国小说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说类型，是侠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一支。但长期以来，中国武侠小说一般被认为是大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很少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风靡全国，倾倒了无数大众读者，这一文化现象才引起了一些有识学者的关注，并从不同的角度对武侠小说予以专门的研究。目前，研究武侠小说的大部分论著是从文学史或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就是从小说类型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其中也涉及人物形象，但不以人物形象为主。曹正文的《中国侠文化史》主要是对中国侠文化及武侠小说史的研究。韩云波的《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是从侠文化整体的积淀与承传方面进行研究的，其中也有研究武侠小说的章节，如第六章《中国侠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第七章《中国武侠小说与东西方文化交融》，但也没有详细对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的形象进行总体研究。其他著述间或也有对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和人物形象研究，但都不以研究侠士形象为重点。研究武侠小说的论文也较丰富，如袁良骏的《鲁迅与“侠”文化》，王湘华的《清代侠义小说中的义侠变异现象及其成因探析》，罗嘉慧的《“侠义”的蜕变及历史定位》，田劲松的《唐代豪侠小说初探》，刘希欣的《游侠、豪侠、官侠》，汪聚应的《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形象主体人格的蜕变》等，都是或从某一角度、或从某一历史阶段的研究。因此，详细全面地对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的形象进行总体的研究还有较大空间。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旨在全面地对中国古典武侠小说进行梳理，力图理清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的发展脉络，考察武侠小说中的侠士形象，并以侠士的行侠目的为标准对侠士形象进行分类，并探寻其演变轨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侠士是如何从先秦两汉时期的行侠行为“不轨于正义”演变到清代的侠士与官府合作，行侠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而“必轨于正义”的。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是：不从文学史或文化史发展的角度，也不从小说类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侠士形象，而是以小说中的侠士人物形象为切入点，以侠士的行侠目的为划分标准，为侠士形象归类，探讨侠士的行侠方式的演变，侠士的侠义观念为何从先秦两汉时期“其行不轨于正义”的“以武犯禁”演变到清代与官府合作，“为王前驱”，为朝廷尽忠效命的“轨于正义”而“以武纠禁”，并详细分析其演变原因。第一章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第一节 “侠”含义的界定“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给侠下了这样的定义：“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并说“群侠以私剑养”。(1)关于侠的影响，韩非予在另一篇《六反》中作了补充说明：“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日廉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2)韩非子把中国之侠的一些特征概括为：目无法纪，聚众藏奸，好武扬名，擅

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论文1000字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增大字体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时代意义《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参考资料：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史》吕晴飞《〈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

首先它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源头其实我觉得还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山鼻祖还影响了一大批文化学者其中就有李白杜甫然而他们又代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门派的最高境界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也为以后的两大流派的传承垫定基础还有一定的影响和发展也为中国的古典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直以来，我都深深的热爱着中国古典文学，他凝重，醇厚，蕴含着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着文人墨客的魂灵。　　所以，我爱读书，更爱书中作者所倾注的心情。　　所谓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位诤友。因此，我常常留连于唐诗宋词的世界。一唱百回的是怒发冲冠的豪情壮志；是金戈铁马的奋战沙场；是傲射天狼的潇洒无羁；是提携玉龙的视死如归；一咏三叹的是乱红飞零的泪眼朦胧；是人比黄花瘦得难解情思；是铜雀深锁的叹息扼腕；是离愁如丝的凄凉忧伤。　　黛玉葬花，是行为艺术，它表达了对美丽生命的赞美与飞燕泣残红；埋葬，既热烈又绝望，既优美又凄凉，曹雪晴用高超的技艺描绘了“世外仙姝寂寞林”，造就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古典是多么博大，多么精深，多么让人迷醉，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文化的家园啊！　　作家巴金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曾经深有感触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将我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是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的读着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是我看到了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种传给别人，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　　巴金爷爷之所以成为国内外著名作家，是因为他从小就爱读书，读的是一些有知识，有内涵的书籍。　　“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这句名言告诉我们书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乏味，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陶冶我们的情操，使我们的志趣更高洁。　　都德说：“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他求助，他永远不会背弃你。”　　高尔基也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社会，人是需要不断进步的，靠什么？靠的是书籍。　　太阳照亮世界，知识照亮心灵。此名言传承的就是书的重要。　　有些书光读还不行，还要用到生活中去。如果能把书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那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你做到了，那么要恭喜你，因为你不但读书了，而且还运用了，将来你的人生即使不会放出强烈的“光”，但也绝不会是“阴天”。　　一个成功的人生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怎么样求得真知？答案在书中。　　书就是求得真知的最好屏障。　　怎么样做成功职业人？就看你会不会读好书。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　　与名著为伴，迎接美好人生。

中国古代艺术鉴赏论文1000字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具有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作者通过对清明节日北宁都城汴梁（今开封）和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两岸各阶层人物活动情景的描绘，集中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翰林张择端（公元十二世纪），山东诸城人，是北宋末期职业画家，曾在画院任职，擅长画人物、楼阁、舟车等。图中所绘城廓市桥屋庐之远近高下，草树马牛驴驼之大小出没，以及居者行者，舟车之往还先后，皆曲尽其意态而莫可数记，全幅场面浩大，内容极为丰富。画家用高度概括和集中的手法，广泛而细致地描写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形象和民俗风貌。《清明上河图》这一不朽杰作，无论从绘画艺术价值或从历史价值而言，皆堪称国之瑰宝。　　《清明上河图》长525厘米，宽5厘米，其中计有人物684个，牲畜96头，房舍122座，轿子8顶，舟船25只，树木124棵。《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传世名作、一级国宝。《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不但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围绕着它还流传下来许多有趣的故事。　　作者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宋徽宗时为宫廷画家。少年时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游学，后习绘画，尤喜画舟车、市桥、郭径，自成一家。《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的代表作，曾经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 “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桥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绘画史上名为《清明上河图》的画幅很多，但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画作，均为后来的摹本或伪托张择端的臆造本。　　清明上河图》是公元十二世纪时的画家张择端的巨作。它以广阔的画面描绘了北宋首都汴京清明时节繁荣的社会景象。整幅画面上的景观从城郊一直到城内最热闹的街市，全画的房屋和树木繁多姑且不说，仅仅以描绘的人物而言，就有五百多个(查资料得知），他们中间有农民、船夫、商人、小贩、知识分子、和尚、算命先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这些充分显示了当时生活的繁荣，可见，作画者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高度的生活观察能力的人，才可以创作出这样一件超现实主义的伟大杰作。　　实际上，画家不仅仅是详实而又真实地描绘了京城主要河流两岸的节日风光，而且运用了高超的艺术手法，发掘和表现了生活中的戏剧和诗，也突出地表现在对汴河中的大船通过虹桥时的戏剧性的描绘，以及对市民生活的富有诗情画意的赞美。所以，它不是单纯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　　先看对汴河中大船通过虹桥时的描绘，就是整个画卷中最为精彩的一段，也是全画的高潮。当满载货物的大船准备穿过桥洞时，一个惊险的戏剧性场面就开始了，船顶上的船夫，急急忙忙放下桅杆，但是有些困难，所以看得出面部表情很紧张，显出呼喊纷扰之状；与此同时，甲板上的许多船夫，有的在船舷两侧使劲撑篙，有的用长杆顶住桥洞的顶端，以防冲撞；还有人从桥上抛下绳索，以便挽住那支船，使它平稳地穿过桥洞；此外，邻近的一些大型船只和大桥上的好些人，也在一旁指指点点地帮忙助力。总之，从不同的角度，参加到这场紧张而富于戏剧性的同激流搏斗的斗争场面中去。画面是那样逼真，仿佛有喧哗之声从画面传来。画家通过这段精彩的描写，使整个画卷再次形成了一个热闹而紧张的高潮，避免了平铺直叙。同时，也是发掘和表现现实生活的戏剧和诗句，把平凡的生活变成了动人的艺术。　　桥面上的热闹场面，也是同样耐人寻味的。熙熙攘攘的行人，桥栏杆两边的售货的小商，凭栏闲眺的市民，使桥面显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好像由于人多口杂吧，一些小小的纷扰发生了，骑马的和一抬乘轿的迎面而来，眼看就会撞车了，幸好骑马人急中生智，连忙把马头揪住，那匹马聚然一惊，头向下冲，才避免了一场交通事故。可是它影响到的前面的小毛驴，吓得跳了起来，又联动惊动了凭栏眺望的人们，打断了他们的闲情雅致，不得不回过头来把那小毛驴赶到了桥中间去。你看，这些细节的描写不尽丰富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也反应了画家对新城市的世俗生活的莫大兴趣。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明上河图》具有市民文艺的特点，是反应市民阶层生活的伟大诗篇。　　它的艺术构思，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绘画方面的重要特点，它不是像西洋画一样，把视点固定于一定的位置上，而是采取“移动透视”或者“散透视”、“不定透视”的手法来处理构图方式，这种手法更具有灵动性。比如，虹桥上下，既画桥下，有画桥上，室内室外面面俱到。画家的观察和表现物象的能力和技巧，实在是惊人的，它跳出焦点透视的局限，根据主题的要求和艺术的规律，虚实、节奏巧妙组织画面，并按照图画的需要，延长或者缩短上下上下左右的距离，更好地表现了画家的创作意图。此外，它也将其广阔的生活画面活壮丽的山河景象，有头有尾地表现出来，充分地体现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魅力。

清明上河图鉴赏肯定好的

艺术鉴赏论文以论文中心为基础，展开论述，主要阐明它的艺术价值重要性

中国的园林建筑历史悠久，在世界园林史上享有盛名。在 3000 多年前的周朝，中国就有了最早的宫廷园林。此后，中国的都城和地方著名城市无不建造园林。几千年的历史和中华大地的地理、气候、风土等孕育出风格独特的园林体系和特色，其中包含丰富的古典美学思想，以其独特的空间艺术语言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协调、淡泊宁静的精神和文明传承。中国城市园林丰富多彩，在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占有光辉的地位，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 ，而园林建筑中的圆明园在世界园林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很高的观赏和游览价值，是我国重要的旅游资源。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与颐和园毗邻，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组成，所以也叫“圆明三园”。圆明园始建于 1708 年，最初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禛的，历时150 年陆续建成。清王朝倾全国物力，集无数精工巧匠，填湖堆山，种植奇花异木，集国内外名胜 40 景，建成大型建筑物 145 处，内收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建筑面积逾 16 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 150 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被誉为“万园之园” ，是中国园林艺术史上的顶峰作品。 1860 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现仅存遗址。中国圆明园能够享誉世界不仅仅是因为其规模及珍藏的贵重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更为重要的是其独特的设计风格堪称一绝。要想全面了解圆明园的设计艺术，应该从它的建筑设计风格去把握，去鉴赏，这样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才能真正感受“万园之园”的魅力与独特风格。古人有云：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中国古典园林以满足居住与游赏等多重需要为目的，形成以“山水”为主的独特风格，其布局灵活多变，将人为的物质环境与自然风景相结合，融建筑、绘画、文学、书法、园艺为一体，使人工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形成巧夺天工的奇异效果。这些园林建筑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隐建筑物于山水之中，将自然美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圆明园就是以“水”为主题的园林代表。圆明园是一座水景园，因水成趣，水面占全园面积一半以上。圆明园是人工创造的一处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大型园林。平地叠山理水，精制园林建筑，广植树木花卉。以断续的山丘、曲折的水面及亭台、曲廊、洲岛、桥堤等，将广阔的空间分割成大小百余处山水环抱、意趣各不相同的风景群。园内水面约占三园总面积的十分之四，在平地上人工开凿大中小水面，由回环萦流的河道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园内又缀叠有大大小小的土山 250 座，与水系相结合，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构成了山复水转、层层叠叠的园林空间，使整个园林宛如江南水乡般的烟水迷离，虽由人做，宛自天开。圆明园后湖景区，环绕后湖构筑九个小岛，是全国疆域“九洲”之象征。各个岛上建置的小园或风景群，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借成景。北岸的上下天光，颇有登岳阳楼一览洞庭湖之胜概。西岸的坦坦荡荡，酷似杭州玉泉观鱼，俗称金鱼池。圆明园西部的万方安和，房屋建于湖中，冬暖夏凉，遥望彼岸奇花缬若绮绣。圆明园北部的水木明瑟，用泰西水法引水入室，转动风扇，乾隆皇帝喜欢在此消暑。长春园西湖中的海岳开襟，在白玉石圆形巨台上建有三层殿宇，远远望去好似海市蜃楼一般。圆明园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仿建了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的许多名园胜景，建筑规模集全国之大成，融我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乾隆皇帝曾经六巡江浙，西巡五台，东巡岱岳，巡游热河、盛京和盘山等地。每至一地，凡他所中意的名山胜水、名园胜景，就让随行画师摹绘成图，回京后在园内仿建。据不完全统计，圆明园的园林风景，有直接摹本的不下四五十处。在山环水绕之中，圆明园分布着 140 多个景区，其中有 50 多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平湖秋月 ” 、“苏堤春晓” 、“三潭印月 ” 、“曲院风荷”等，都来自于杭州的西湖十景，不仅模仿建筑，连名字也照搬过来。还有仿桃花源的“武陵春色” 、仿庐山的“西峰秀色” 、仿狮子林的“叠石迷宫”等等，汇集了无数天下胜景和名园的精华。正所谓：“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 。圆明园的建筑形式丰富多样。圆明三园共有一百余处园中园和风景建筑群，即通常所说的一百景。集殿堂、楼阁、亭台、轩榭、馆斋、廊庑等各种园林建筑，共约16 万平方米。园内的建筑物，既吸取了历代宫殿式建筑的优点，又在平面配置、外观造形、群体组合诸多方面突破了官式规范的束缚，广征博采，形式多样。创造出许多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极为罕见的建筑形式，如扇面形、圆镜形、工字形、山字形、十字形等等。加之在园林布局上，因景随势，千姿百态；园中各景又环环相套，层层进深，形成了丰富多彩、自然和谐的整体美。法国传教士王志诚，曾有一段形象的描述，他说：“圆明园的建筑，形式变化较多，而且参差不齐，不落窠臼。它的每一座小的宫殿，都仿佛是按照奇特的模型制成的，像是随意安排的，没有一座与其他一座雷同。一切都如此饶有兴趣，人们不能在一览之下，就领略这幅景色，必须一点一点地仔细研究它。”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圆明园设计艺术之别具境界。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技术之大成，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是当时最出色的一座大型园林。乾隆皇帝誉之为“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逾此” 。圆明园通过西方传教士的宣传而蜚声欧洲，对 18 世纪欧洲自然风景园的发展曾产生一定的影响。法国大文豪雨果把中国的圆明园和雅典的巴特农神庙分别作为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的代表，称前者为梦幻艺术，称后者为理念艺术，他盛赞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 。

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论文1000字高清

必然的做法是首先要作几部古典名著的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的比较。依笔者浅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是启蒙的个人自由主义，而其主题意蕴则是在混沌生活中极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达到的悲怆和幻灭。《红楼梦》的这一思想核心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高峰的思想认识水平，建立在对写作当时所有社会思想进行深刻总结批判的基础之上，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思想的结晶。从书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大家道、儒、佛的思想，作者都有深刻的认识，采撷了其中的精华。至于其它一些思想文化知识，更有不同程度的吸收，说明了作者文化根底的浑厚广博。然而，从这一思想核心自身来看，它的新颖进步却又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但是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思想，而且可以说是人类自古就有并且只有人类才有的对于自由的超越性追求意识的突出表现。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符合人类整体进步的思想主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可以称为"人学"。《三国演义》的主导思想，是尊刘抑曹以及天道循环的维护正统的儒家学说，可以称为"政学"。它的主题意蕴与主导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在一治一乱的天道循环中维护正统王朝统治和封建传统观念。《水浒传》的主导思想是对于人民群众进行教化的"灭心中贼&q uot;的封建伦理观念，可以称为"地学"。它的主题意蕴是：教化人民群众在官逼民反的状况下还要坚持替天行道的思想观念。而《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似乎偏向于道教的自由自在，可以称为"天学"。但是，笔者在思想深处却又不能这样简单地认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笔者认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不属于道学--从各种思想学派比较来看是中国人真正的思想根源。当然，这本书确实具有道学道教思想的极大因素。一是孙悟空的本领是从道学道教得来的道术。孙悟空遍寻学问，四方求学，最后是在道家那里得到了真本领。二是《西游记》存在着道学的思想观念，例如灭人欲、存天理等。主人公孙猴子根本不像猪八戒那样要一个异性作押寨夫人，或者追求一种爱情。三是对于天宫的封建意识即儒家维护的那种秩序和佛教宣传的那一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却又无法选择以致于无可奈何地认可，然而此书没有怎么非议嘲笑道教本体－－尽管有对于假道学、真魔怪的揭发和斗争。四是以道教的术语及认识作为全书的基本结构思维，充满了道教的数理观念，如孙悟空有十万八千根毫毛，一个筋斗有十万八千里，如意金箍棒有十万八千斤等。不过，深入研读就可以发现，本书对道学仅仅是一种尊重和借用，而且是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的，犹如对待佛教如来的神权统治和玉皇大帝的王权统治。道学虽然对个体生命及其发展抱有一定的慈悯之心，但是道学师傅却又宣布和徒弟孙悟空断绝关系，警告徒弟如果暴露师傅的名字就将给予毁灭性的无情惩罚。因而，孙悟空与道学的绝决是明显的。他和道学再无联系，更谈不上发展传播。所学也只是道学的皮毛之术，而不是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他的行为本质不是道学提倡的任其自然的无为而为的行为。即使是孙悟空所学的道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维护秩序的正统道教。中国宗法意识的大而化之的真正的原始道学，是民间的、隐藏的，由孙悟空的师傅、又如鬼谷子等修养极深的学问家所传袭。而且，他们是超然隐遁、威严无情、广大无边的。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农村学子的态度很可探究。他们对各种关系如现实政治以及外国关系的处理，与老君的官方招安的道教不同。官方道教一点也不排斥肉欲在内的物欲，精研房中术。官方道学维护传统秩序，协助镇压动乱造反的社会势力，协调各种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不是像孙悟空的师傅那样明知故犯地教练出一个破坏秩序的大闹天宫的动乱因子。更何况，孙悟空改换门庭，最终公开地投到了佛教的门下，拜唐僧为师，这就离道学道教更远了。那么，能不能从孙悟空最终皈依佛教这一点就说明此书的主导思想是佛教的呢？不能。佛教思维和神通的广大，是孙悟空所无可奈何地承认的，但是他--折射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的作者的思想意识--并不服膺佛教。佛教的严格等级制度，是孙悟空非常厌恶的。他进行了傲慢辛辣的讽刺，矛头直接对准最高佛祖如来及其帮手观世音菩萨。佛教唯利是图、维护王权的虚伪本质，书中也进行了犀利的揭发。尽管唐僧师徒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取经险途，管理经文的佛门弟子竟然还要索贿，而最高佛祖还以历史上的传教事例来包庇纵容。再从本性上说，孙悟空不习惯这种制度的束缚，念念不忘的是花果山野的山大王以及农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时已经不再存在反抗王权的思想意识了）。孙悟空存在着回归山野的农民田园意识。这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乡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只是不得已而在各种强大压力下皈依佛教而已。作者的思想意识正是如此。由政治的实践的抗争失败无奈之下转向了思想意识上深层的不满。一个圈子兜转回来，思想和生命已经趋向消极。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这样的。?非儒，非佛，非道，那么也许是个别人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个人主义（无人性的人欲的平等的）吗？非也。个人主义，是建立在人的生理欲望的基础上的。而孙悟空则非常奇特，尽管似乎深明大理，理解他人私生活，却毫不以男女情爱为念。他云游四海，从来不想追求那种古今中外都有的异性爱。他模糊地存在一个念头，像猴子一样依样学人，只想钻进一个热闹去处。天宫在他看来便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并在那里像花果山一样称为大王。与该书同时产生的明代几部文学著作如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相比，孙悟空这个形象没有那种情性、那种凡俗。倒是有一种小集体即中国传统的家庭宗族所特有的高高在上、庇护属下的仁爱，可谓盗亦有道。那么究竟是什么思想在做主导呢？《西游记》的主导思想《西游记》究竟以一种什么思想意识来作为主导呢？答曰：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一种中国早就存在的、被道儒法等思想流派所掩盖的流氓无赖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在作者笔下有意无意地折射了出来。首先，孙悟空的奋斗一生是追求传统的个性的高超、自由、尊严，然而终于被压抑和扭曲的一生，这是自古以来大多数农村痞子的人生历程，还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缩影。孙悟空靠着泼皮胆量坐上了宗法自然村的家长地位。接着，他依靠求学得来的道家的一些法术，要钻进最高统治阶层中去，结果只是被愚弄蒙骗，当上了喂养马匹的最下层科员。得知真相后，他怒不可遏，反下天庭，又靠着法术，争上了看似较高但却没有实权的政治协商委员式的政治地位，号称"齐天大圣"。但"大圣"也要受到森严等级制度和实力当权派的歧视，因为一个小小的搅乱宴会的过失，便被整个传统规范世界定为重点打击对象，沦为整个世界秩序所共同诛伐的罪犯。最后，由统治秩序的精神教育文化维护集团－－佛教招为"保安处长"，取得"斗战胜佛"的职称。孙悟空不但到头来仍然不是统治的最上层，而且没有了一开始追求的那种无压抑的最高尊严，陷入一种如戴紧箍咒一样心态的等级秩序的黑洞中去。经过五百年漫长无望的重压，为了生活处境的改变--主要也出于现实中的孤独无助和思想上的悲观失望，竟然完全不顾自尊地归降了佛教师傅。这是职业性出路的投师，而不是自然本性的投师，更不是理想追求的投师。困境即降，没有什么主义可以坚持，不是流氓无赖意识是什么。中国人自两晋以来的思想轨迹不正是这样吗？！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下，恶性封闭式的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国人产生不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萌芽，找不到思想和现实的出路，只好皈依了广大无边的佛教。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并没有传播开来。但是，汉代封建大一统社会崩溃以后的几百年动乱分裂，使得中国人更多地接受了佛教，到了唐代就几乎成了国教。孙悟空不过是历史的中国人的一个缩影而已。《西游记》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数量中国人的生长史、闯荡史。他们以政治自由为其明显目的，以出国为其终点，不甘心而又甘心地沉沦下去。而在近几百年来，这一部分人"政路"不通即成教民，投西方去也，在外国得寄终身而又失去本身或大道。不断地受到歧视和欺骗，不停地怀疑、批评和嘲笑，但还是屈膝投降外来势力（只是对本国的政治对手没有服软）。而外来的佛教等宗教强大集团对中国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教化"即夺心的，就像压迫孙悟空的五指山一样，对中国政府则采取了威压下进行扶植的态度。知识分子中于是产生了真诚信服的"愚氓"唐僧，当然也有更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像《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保持着高超姿态，怀疑、讽刺、叹服、探讨和吸收都兼而有之。而孙悟空则是只有一些谋生之术、不肯信服但被威服的一般社会下层人员。他也找不到更好的途径。这个有着中小学文化程度和精练术数的乡村野小子，闯荡一生，最终没有实现自己朦胧的目标，没有逃脱缺少正确人生和社会理想思想主导因而投向西来宗教的命运。其次，孙悟空正和真正的流氓无赖一样不愿接受任何约束。人所具有的社会性难不倒他，在小集体中他占据了王位。自然规律也难不倒他。他学会了高深的法术，在闫王殿中大展威风，勾去生死薄中的阳寿限制。对等级制度的反叛只是为了自己不可一世的自傲而不是大同或者理想社会的实现。他大闹天宫，叫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他对佛教祖师，冷嘲热讽。对政治秩序蛮横地不服和蔑视，企图取而代之却不照这种统治的路子来。他对佛教采取了从实用角度的利用，同时又怀疑和嘲讽。参加取经队伍纯粹为了自身的"劳改""正果"。估计他在成佛后也不会丢失昔日在天宫中的散漫本性和浪荡作风。再次，这种流氓无赖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出自于人性的本能。佛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本能，经常发泄并主宰着行为：侵略性，扩张性和唯我独尊。总是显得超人一等、逞强霸蛮的街头痞子孙悟空是这样，有猴气、猴性、野性的大人物也是这样。这种本能中的流氓无赖意识，是小气狭隘的、阴狠短见的，但同时又建立在追求人在世界上的无限自由所必然具有的心理基础上。当然，这种本能所主宰的意识应在超我理性的辩证统一中逐渐失去主导作用，最终被更高理想的人生目标所支配。看来，孙悟空远远没有达到如此"成佛"阶段。最后，与上述相联，流氓无赖意识是没有明确的最终目的的，只是追求最高统治地位－－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纯粹本性上的个人出人头地的一种本能要求而已。一味破坏的流氓无赖意识不是切切实实的战略战术。孙悟空空有夺取最高权力的叫嚷和蠢动，却没有按照封建正统的等级制的道路夺天下的理性及行为。他不以道为己任而以术为本，重术不重道，不以道对万物。流氓无赖正是这样的，他们是"道"所无法控制的混乱因子，对世界只破不立，对所学所宗只有皮毛之见，猴屁股一样坐不下来进行切实研究，更无创建，无修行。五百年的囚禁中，也只是图一个解脱，满足不甘寂寞的虚荣心。由上述可以看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是流氓无赖意识。即是说，作者吴承恩是带着也许自己都没有确认的流氓无赖意识进行创作的。不过，要在这里多说一句。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在笔者的笔下并不是纯粹的贬意。如果进一步说的话，它的根源是生命本能意识；它是生命本能意识在社会历史上不断表现和积累而成的一种国民性以及人性。这就是下面所说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有着悠久深厚的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基础，有着广大的社会群体基础和绵绵不绝的思想基础，同时真切地反映了作者的心态思想和生命状态及其人生历程。从孙悟空身上，反映出了中国社会数千年历史都存在的特定组成部分--流氓无产阶级。特别值得我们参考的是，这个阶级的政治特性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有所分析。该文特别对"流民无产者"和"流氓无产阶级"（其实主要是流氓知识阶级）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其实一切新社会的创立者都是一样的，都利用这个阶级的革命性，而警惕和制约其破坏性。孙悟空正是流氓无赖意识的集中表现，是中国社会历史特定阶层阶级的象征。首先，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一是专心钻研政治并从事政治、不事生产、不搞生产力研究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教育越多越动乱的中国教育公式）。百家争鸣，都要游学，游士们都以说服君主为中心的政治人物为唯一人生目的。很少人以研究中国社会实质上的突变为人生奋斗目的。孟尝君养士三千，看来只是对现实政治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世民喜欢的"尽入吾彀中的科举"，是以社会稳定即李唐王朝永保统治权为目的的。一到科举实行的时候，普天下便有秩序地游走着这种考取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历代统治者或者争夺者都要争取这部分"斗争性极强"、生命力旺盛的人。他们或者帮助宦官外戚，或者帮助军阀，或者自成军阀夺天下。夺得最高地位的刘邦（管理知识分子）的流氓意识，非常值得研究但却一直被忽视其代表性。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霸道和王道及相互结合，都从流氓无赖意识中产生。自汉代以后的所谓儒教人物，在《儒林外史》可以看到集中反映：口是心非，满嘴里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行为低贱阴恶，－－全都属于流氓无赖心态。社会的强权统治和管理权的争夺，使得老子和庄子发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盗亦有道"、"窃国者候"的愤怒谴责和无奈叹息。在《水浒传》中，高俅和宋江目的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机遇和能力的不同罢了。贫民之子李逵一旦长成便苦尽甘来，凭着流氓无赖的本性在日常生活中即靠威压众人过活，到了夺取权力的时候更是丧心病狂地滥杀一气，终于争到了"不事生产（刘邦语）"的政治地位。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农民即"事生产者"，是"不事生产者"之间的无情倾轧，是对"事生产者"的剥削、迫害或残害，即吃人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识分子，以政治为最高目的，四处流浪，寻找门径。也有人因为爬不上去而只能从事艺术创作，成就了文化事业，反映和表现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吴承恩就是这样。应该说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需要这种人，就连人类社会也需要这种极为活跃的因子。不少英雄人物也有这样的游民出身和生存经历，夏禹便是如此。?二是由于不搞计划生育而不断地循环地产生的流民流寇。历代农民，在封建家族观念支配下盲目地大量生育，社会也没有任何限制，往往在一个王朝初期还极力鼓励生育。于是，很快就以几何倍数地惊人数目涌现了富余闲散人员，大大超出了生产能力的增长，造成了经济的困境。加上，政治混乱，土地本来就日益见少而又无法限制土地兼并。失业者越来越多。这些人成为市井流氓，或者散兵游勇。阿q便是这样的可怜的人。于是，结成宗教式谋生团体如帮会势力。终至于啸聚山林，再遇到天灾人祸的导火索，正好燃起熊熊大火。历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恶性症状所促成的。整个社会于是停滞不前，待到战争及动荡削减了人口，降低了原有矛盾的刺激性，社会便在新王朝的统治下休养生息，进入又一轮生育--膨胀--危机--战争--安定的怪圈。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人数达到一定倍率时，社会就要动乱。三国时期，五千万人被战争夺走三千万生命。而到了封建统治最为完善的乾隆年间，中国人口一下子达到了四亿。社会时时处处都像坐在火山口上。他们的生存意识和斗争意识达到极限。太平天国便成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大的一次社会动乱。可以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就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极大的可塑性、灵活性和创造性，一无所有也就无所畏惧，这就又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能够造成社会结构的崩溃。孙悟空存在着这些人的特性。接着，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思想根源。第一层次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这一部分的内容。简要地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起源于人的本能意识，继之明显地起源于中国道家及百家学说，然而从实践来看应该说起源于民间和历史所有的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孙悟空的历程，同样可以说是人生历程的象征。孙悟空具有人的本性。少年时对人生的目的产生了迷茫，纯粹为了感官的乐趣而游玩。青年时人生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但也从鲜活走向僵化。上升交游，四方求学，打破死限，醉生梦死，扯旗造反，失败坐牢，悔过求经，终于从思想上接受"招安"，不再有引人注目的行为、思想和追求，从此做了护法的"保卫处长"。几乎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历程，从怀有一种大而迷茫的志向到最后几乎都失落，最终在现实中被理性化地泯灭。生命就是痛苦，最痛苦的是人生最终价值破灭的痛苦！孙悟空所接受的理性化的道家思想，在其发展中曾经蜕变为墨家和武侠，主张个人英雄主义，纵横天下，替天行道，为所欲为。孙悟空何尝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从古到今的中国社会到处都有这种思想意识。生存的艰辛使得国人如此短视和低贱。活下去，是最大的真理。就连作者心态也是这样的。作者只有经历了失落、迷茫、不平、空虚的追求历程，深明中国社会的思想真谛，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揭示《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现实意义揭示《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意义。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根深柢固，绵延不绝，遍及九州，只要看一看现实生活就可以确认这一点。稍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到处充斥着流氓无赖意识。管理人民的官场，贿赂贪污比比皆是。而下层社会，盗窃抢劫令治安成为司空见惯的最大问题。生意场上，欺诈赖账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流氓无赖意识为主导来行事的人是不讲什么人格、精神的。他们不怕人看轻，品格低劣下贱，心地阴恶狠毒。不过，在表面上，他们却深得奸诈的真传，满口里是仁义道德，无情地指责攻击他人。自古以来的中国普通人就缺少一种"君子"的风度和心胸。就连文学艺术中也在盛行"痞子小说"（尽管作者会是在一种过激心态下说的反话，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骂街确实风行全国，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和武侠小说（动不动就要指斥和打击他人而不是宽容他人）。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和陈旧思想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群体的生活和精神是不容易彻底改变的，尽管也在发生着渐变。如此说来，流氓无赖意识正是改造国民精神的一个焦点。在这一点的变革上，以提高人的精神层次、美化人的精神世界为目的的文学应该起到独特的作用。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于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希望国人树立新的国民性。文学应当改造中国人心底处深藏的流氓无赖意识--"流氓鬼"。不能让这种低级生命存在的需要和阶段就像精神胜利法一样的流行精神病再来操纵中国人的灵魂。文学应该让中国人树立一种新的人生意识，那就是传统早就有过而被长期封建专制所压抑和扭曲的民族魂：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克己奉公，包容博大。让新的中华大道树立起来，这就是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利用现代民主政治为平等个性的发展提供社会科学条件；利用高科技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为人们建立"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生活基础。既有社会正当约束的认可如计划生育政策，又有个体创造的极限发展。像孙悟空那样的盲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西游记》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通篇塑造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由此，笔者希望产生新的中华大道所主导的孙悟空形象。《西游记》这样一部哲理小说，作为中国人漫长发展过程中一段思想意识历程的记录，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进入深秋，早上略显凉寒。10月12日上午9时，面对众多《水浒》爱好者，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首先说：提起《水浒传》中的人物，大凡熟悉《水浒》的读者都能连名带号地随口说出一连串名字，像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智多星吴用、玉麒麟卢俊义、古上蚤时迁、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浪子燕青、行者武松、神行太保戴宗，等等。但要说最核心的人物，而且又引起褒贬争议的人物，恐怕就要属宋江了。今天的《品读水浒传》，就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俊先生为我们《话说“及时雨”宋江》。大家好！宋江是《水浒传》贯彻始终的主角，也是小说的第一号人物，同时他又是争议最多的一个人物，现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我的水浒传》一百零八将每人都有一个绰号，如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等等，而宋江却有几个绰号。宋江，表字公明，绰号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等，现以绰号出现前后次序予以讲解。 1、孝义黑三郎：这是从宋江对待家庭关系而讲的。宋江处理家庭关系是以孝义为本，特别对他的父亲，其他不详述了。 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在《水浒传》中有25次这样的叙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宋江的英雄本色。 3、呼保义：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做出圆满解释，据考证与宋代一个官名有关，大多学者认为这个绰号反映了宋江对朝廷的态度。二、如何评价宋江的一生？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最早评价的要数金圣叹，他说宋江是下等人，贬斥得很厉害。宋江自己也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水浒传》六十八回）。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宋江，但我们评价宋江要从作品实际和理性出发，不以个人的好恶来断是非。现我从宋江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职业这三方面来分析他。 1、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小说在宋江出场时介绍说，他和宋太公（宋江之父）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小吏），刀笔精通。他的出身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养成一种办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喜欢玩权术。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遵守法度的习惯。宋江到梁山泊以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有人说他虚伪、玩权术，这是他处理问题的一种手段。如俘获霹雳火秦明，让位卢俊义等。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2、宋江上梁山前是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宋江就不顾法度了。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3、宋江上梁山后，成为义军的首领。他自己说在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梁山泊的首领呢？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战役，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 4、受招安以后，宋江成为了一个朝廷的忠臣。他的思想是为国家出力，保人民平安。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起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受招安以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起义军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热爱国家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起义军领袖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5、悲剧的结局。宋江带领众人征方腊以后，原本的108位好汉还剩下27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再次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宋江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是悲惨的结局。在《水浒传》第32回，说到招安起初是武松先提出的，宋江表示同意。历史上关于招安的记载是有其事，但不过100字左右，而小说有相当的发挥，情节也写得很具体。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就有招安的记载，在民间传说故事中也有宋江等人招安的内容。这与宋江矛盾的性格有关。一方面他是仗义英雄，义军首领，一方面又想报效朝廷，忠君安民。但宋江想招安是一贯的，不像武松虽然开始由他提出的，但宋江提出要招安时，武松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而宋江执意招安以报效朝廷，死而后已。关于《水浒传》第39回，宋江题反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湖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我认为这是他醉酒后信手而题，并不代表宋江的真实思想。金圣叹把《水浒传》从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回，期间对原文作了大量的改动，包括对小说的增、删、改，应该说他对《水浒传》的传播有功，也有过。宋江是《水浒传》里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多少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们痛恨宋江，批判宋江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宋江是《水浒传》中最为成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一个留有很大空间任后人评说的人物。听众对张教授的演讲极以热烈的掌声，最后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说：听了张俊先生精到的剖析，能否使我们对宋江这个矛盾、复杂的人物形象多一分理性的思考和理解。不过，无论你是以怎样的主观情感对宋江或褒或贬，或爱或恨，说他是打着仁义旗号的机会主义者，动机不纯的义军首领，出卖梁山投靠朝廷的投降派，还是具有革命者气质的农民领袖，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他是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异常成功的艺术形象。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