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论文800字开头

夐绝古今的精神宇宙，宛若国画留白般无限延展。繁芜莫测的渊薮变得清淳明晰，失落无欢的情愫又化作缱绻忘我。而这份欲觅无踪的潜移默化竟在泛黄旧纸上俯拾即是。我尊重其作品古典化而独具理想倾向之人。所以我尊重川端康成

一直以来，我都深深的热爱着中国古典文学，他凝重，醇厚，蕴含着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着文人墨客的魂灵。　　所以，我爱读书，更爱书中作者所倾注的心情。　　所谓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位诤友。因此，我常常留连于唐诗宋词的世界。一唱百回的是怒发冲冠的豪情壮志；是金戈铁马的奋战沙场；是傲射天狼的潇洒无羁；是提携玉龙的视死如归；一咏三叹的是乱红飞零的泪眼朦胧；是人比黄花瘦得难解情思；是铜雀深锁的叹息扼腕；是离愁如丝的凄凉忧伤。　　黛玉葬花，是行为艺术，它表达了对美丽生命的赞美与飞燕泣残红；埋葬，既热烈又绝望，既优美又凄凉，曹雪晴用高超的技艺描绘了“世外仙姝寂寞林”，造就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古典是多么博大，多么精深，多么让人迷醉，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文化的家园啊！　　作家巴金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曾经深有感触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将我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是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的读着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是我看到了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种传给别人，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　　巴金爷爷之所以成为国内外著名作家，是因为他从小就爱读书，读的是一些有知识，有内涵的书籍。　　“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这句名言告诉我们书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乏味，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陶冶我们的情操，使我们的志趣更高洁。　　都德说：“书籍是最好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他求助，他永远不会背弃你。”　　高尔基也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社会，人是需要不断进步的，靠什么？靠的是书籍。　　太阳照亮世界，知识照亮心灵。此名言传承的就是书的重要。　　有些书光读还不行，还要用到生活中去。如果能把书中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那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你做到了，那么要恭喜你，因为你不但读书了，而且还运用了，将来你的人生即使不会放出强烈的“光”，但也绝不会是“阴天”。　　一个成功的人生是靠自己争取的，所以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怎么样求得真知？答案在书中。　　书就是求得真知的最好屏障。　　怎么样做成功职业人？就看你会不会读好书。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　　与名著为伴，迎接美好人生。

浅谈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我们中华民族有浩浩五千年文明史，各种文学作品浩如繁星，文学形式丰富多采，如果按时期分，大致可分为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金散曲，明清小说。现在我试着对以上各种文体作一个粗略的介绍，因为水平有限，不道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一]楚辞楚辞是继《诗经》以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西汉刘向编辑，通行本一共十七篇。全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他作品也都承袭屈原作品的形式。因为运用楚地的文学形式、方言声韵、风情物产等，故名“楚辞”。《楚辞》语言优美，想象丰富，是在民间文学艺术基础上出现的新形式。称“楚辞体”，又称“骚体”，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人物，相传这种文体就是这位楚国大夫所创，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楚文化，其想象奇特，词句华美，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名作：《离骚》、《九歌》、《九章》等，对后世的作家有着深厚的影响。其作品中的众多名句，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求知者。“楚辞这个名词可以作三层解释。首先，这是一本书的书名；其次，这本书所包涵的作品都属同一种文学体裁，而这种体裁就叫“楚辞”；最后，这种文学体裁是从楚国发展出来的，所以才叫“楚辞”。下面我们按着相反的顺序来说明上面所提的三点。（1）“楚辞”是从楚国发展出来的------楚国是战国时代的七雄之一，地处南方。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在文化上，一向和北方的国家大有不同。楚国有它独特的宗教祭典，在祭典中使用了极其特殊的仪式。这仪式中包涵了一连串的祭歌。这祭歌，原来可能是主持祭祀的巫者在长期的积累下慢慢编成的；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楚国民族共有的文化成品。后来，有些比较富有文学天才的楚国人（可能大部分是贵族），觉得这些民间祭歌很有意思，于是先是加以修改，改成更有文学气息的文字。然后，就用这些祭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风气慢慢流传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楚辞”这种文学体裁。从民间祭歌到文人手中的楚辞，这中间不知经历多少时间，不知有多少文人贡献了他们的心血。但是我们知道，在战国的最末期（大约半世纪的时间），楚国产生了一批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文士”，这种文士就用这种正在成长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慨与不平。甚至很可能，把楚辞从民间祭歌发展成特殊的文学体裁，其实就是他们所作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在楚辞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贡献了最大的心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之中，最有名气的人物，也可能是这个时代最早的一个，就是屈原。也可能，在所有当时不得意的文士中，他的遭遇最惨（最后投江自杀），而在完成楚辞这种体裁的过程中，他的成就与贡献也最大。因此，他也成为这群人中最著名的人物。除了他之外，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宋玉、景差、唐勒等，都是屈原的后辈，时代要稍晚一些。（2）“楚辞”正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在战国末期屈原、宋玉的时代，楚辞虽然在楚国慢慢流行起来，但也只限楚国一地。而且，当时恐怕还没有“楚辞”这个名称。这个正式的名字是在西汉初年形成的。西汉初年，也有一些具有文学天才的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于是他们因遭遇相同，不免大为同情屈原。他们读屈原的作品，模仿屈原的作品，宣传屈原的作品。于是，屈原和楚辞这两个名字就大大流传开来。这个时候的“楚辞”才完完全全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在全国流传起来。（3）“楚辞”本书的编成------从西汉文帝、景帝时代，楚辞渐渐成名。到了西汉中叶，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刘向的，他奉命整理朝廷的图书。于是他把传说中属于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西汉文人的模仿之作“包括他自己的”，编成了一本书，冠于“楚辞”的名字，这就是楚辞这本书了。但是，刘向所编集的这本书的原始面貌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楚辞，是东汉中叶一个学者叫王逸的所编的注解本。这本书叫“楚辞章句”，意思是逐章逐句的解释楚辞。除了加入一篇王逸自己的作品以外，这本书所收的篇章可能大致和刘向的本子一样，只是次序有点调动罢了。王逸的“楚辞章句”所收篇目按原顺序如下：离骚经第一屈原；九歌第二屈原；天问第三屈原；九章第四屈原；远游第五屈原；卜居第六屈原；渔父第七屈原；九辩第八宋玉；招魂第九宋玉；大招第十屈原或言景差；惜誓第十一不知作者或言贾谊；招隐士第十二淮南小山；七谏第十三东方朔；哀时命第十四严忌；九怀第十五王褒；九叹第十六刘向；九思第十七王逸。从以上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从离骚到大招都是屈原时期原有的作品，而从惜誓以下则完全是汉朝人模仿之作，这只是王逸及汉朝人的看法，未必正确。根据古书记载，在王逸之前，已经有不少汉朝人注解过楚辞里的某些篇章（如离骚、天问），但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可以说，王逸的“楚辞章句”是对汉朝人注解的一次总整理，而不只是王逸个人的见解。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王逸的书，我们仍然可以大致了解汉朝人对楚辞的看法。王逸章句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楚辞逐章逐句的注释。楚辞的文字是相当古奥难解的，汉朝人距离屈原的时代还不算太久，有很多特殊的字句他们还不知如何解释。假如没有王逸把这些解释加以汇集，把它们保留下来，那么，恐怕楚辞比现在更难读。王逸以后，注解楚辞的书非常多，如：楚辞补注宋洪兴祖；楚辞集注宋朱熹；楚辞通释清王夫之；楚辞灯清林云铭；山带阁注楚辞清蒋骥；屈原赋注清戴震；屈辞精义清陈本礼。这些书除了洪兴祖的补注以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特别重视一般所认为的屈原、宋玉、景差的作品，汉朝人的模仿之作，他们大都删去。甚至有的只选传统上认为屈原所作的来注释，这样作并没有错，实际上汉朝人模仿的作品极少有好的。说到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套用两句成语，即：无远弗届、无孔不入。首先我们从整体精神上来看，我们常说，楚辞和诗经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泉，这种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可以说，在汉朝以前，除了一些极零星、极片段的作品外，中国的诗歌就全包涵在诗经和楚辞这两部书中了，这两部书是中国诗歌的“始祖”，所有后代的诗人，无不从这里“生长”出来。这样说，我们足以了解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力。其次，说到浪漫主义。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一般是比较平实，比较富有人世间的气息。中国文学比较缺乏一种超然远举的想象力，比较没有一种神话世界的召唤，没有一种鲜明的色泽，没有一种诡谲奇异的调子。如果有的话，那么这种精神最主要的源泉之一就是楚辞。从这个方面来看楚辞可以说具有某种浪漫主义的倾向。现在我们从文学形式这方面来看楚辞的影响。我们可以说，楚辞至少对中国两种文学体裁的形成有过极大的贡献，即：赋和七言诗。我们已经知道，楚辞所以会从楚国一地流传到全国，主要得力于西汉初期一批文人的努力。他们一方面亦步亦趋的模仿屈原的作品，一方面又把楚辞融合其他要素，创造了“赋”这种形式。屈原很多名作，形式就是七言诗的雏形，当然，七言诗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楚辞的贡献是无法否认的。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文学技巧这方面来看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说的太多了，我们只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来说明。在屈原的“九歌”中有许多人神恋爱的描写。我们也知道，屈原在写离骚时受了九歌的影响，又把君臣关系也用男女关系来加以比喻。后代诗人常常袭用屈原这种技巧，表面上他好象是在写爱情，其实里面是寄托一些个人的政治遭遇。这样一种“托喻”的写法，后来还影响了一般人对诗的解释。常常有一首诗，有人说是“情诗”，有人说是“政治诗”，诗中的男女关系只不过是比喻而已。这种现象的好坏姑且不论，但其发源于楚辞确是非常明显的。常常，你把中国诗读的越多，读的越熟，你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楚辞的影子，楚辞真是无处不在。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古代文学鉴赏论文800字开头

例文：强调五四时期白语文学的功劳是强调五四将白话作为文学的正宗，排斥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诗和文都白话化。结果带来文体的变化：传统诗和文是正宗，五四以后“四大文体”：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对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和对封建旧思想的批判，很自然的转到对作为传统道德的工具——封建旧文学的进攻，并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学的工具——白话，于是，就发生了文学革命。它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主要是外来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而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倡导，几乎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同时。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郑振铎评价此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 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陈词滥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陈独秀。1917年2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①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斥为“十八妖魔”。③旧文学种种弊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要革新政治，改造社会，必须革新文学。胡，陈的文章在当时被文学青年奉为“圣经”。新青年撰稿人一致响应胡陈的号召，其中钱玄同和刘半农最为积极热情。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散文，音韵，主张使用形式标点，文章分段。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势在必行，力主文言一致。后来，他又提出将右行直下的书写格式改为左行横迤。并倡议《新青年》作者自己首先用白话写文章。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对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顶礼膜拜，悉力模仿，被他斥为“选学妖孽”。北大另一教授林纾崇拜清朝桐城派，主张师承，被他斥为“桐城谬种”。局限：新文学主张缺乏系统细致，创作少。还有一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左右两派文人联合起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战场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内，主要对象是一批老古董国学教授，结果大获全胜，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真正国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1946年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到今日，全国已没人会真正的古文朗诵了。1949年后推出了简体字，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完成，废除汉字是新文化运动分子的广泛主张。

【一篇具体点的】　　李白诗中的水意象　　【摘要】水是生命之源，养育了万物，也滋养了艺术的精华——诗。水无处不在，在自然世界中，也在精神世界中，更在诗中。诗因水的存在而增灵气，水因诗的参与而生灵魂。本文分析了李白诗中的水意象。　　【关键词】李白诗水意象　　李白诗中，水是随处可见的意象，既有大江大河，也有山涧小溪，既有波澜壮阔，也有轻涟潺潺，可谓意态多姿，风情万种。综观太白诗，从功能的角度看，太白诗中的水意象大体有如下几类：　　一、动水壮势，清水造境　　李白诗“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常常是全诗气势奔放，豪情夺人。那些奔腾不息的水便起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公无渡河》中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比如《司马将军歌》中的“扬兵习战张虎旗，江中白浪如银屋。”黄河势不可当，冲破昆仑山的重重阻拦，一泻千里，一路咆哮，冲向龙门；江水巨浪滔天，浪花如银，色彩摄人。这些水壮大了诗的气势，磅礴壮阔，震人心魄。再如，“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六首》）“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这些大水创造了雄伟奇特的气势，增添了李白诗的豪情。　　水有澎湃的，也有宁静的。宁静的水烘托出诗歌优美的意境。李白的诗充满了天真朴素之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诗中的静水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清。清清的河水，清清的溪水，清清的涧水，清清的江水，共同为我们营造出一幅幅优美的画卷，营造出一个个清新自然的意境。比如《送友人》写道：“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一条清亮的河在城边曲折地流淌，远处是一带青山，绵延在人们的想象之中，共同描绘出送别时清幽宁静的环境。而《古风》中则有“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那绿水更衬托出秋花之新丽妖娆，使得意境清静自然。再如，“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清溪行》）“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苹。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渌水曲》）均如此。　　二、流水寄情亦托理　　以流水寄寓诗人的情感，自古有之，李白在寄托离情时使用更是乐于用那永远流不尽的水来表达对朋友的思念眷恋，表达依依不舍。“金陵劳劳送客堂，蔓草离离生道傍。古情不尽东流水，此地悲风愁白杨。”（《劳劳亭歌》）“流水无情去，征帆逐吹开。相看不忍别，更进手中杯。”（《送殷淑》）“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江夏行》）“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有情的水传达着有情人的愁，无情的水衬托着多情人的忧，水多情盛，水长情更长。　　水有情，亦藏理，因为水是变的，因为时刻在流动；又是不变的，因为永远在流动。用变动的水喻变动的人事，用永流的水寄托永恒的人生哲理。“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古风》）即是说荣华不定，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则在讲时光永逝不回的现实，“雨落不上天，水覆重难收。”《妾薄命》这又以水比喻时过境迁，破境难圆。更有那著名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喻指愁难断，志难酬。　　三、水流今古，志在水外　　李白思想中有着道家色彩，当他在现实中遇到挫折时，就会寻找一方精神的栖息地，释放自己的不满。比如，“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古风》）“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这两首诗就化用了陶渊明《桃花源记》典故。当然桃花流水并不是李白理想之所在，向往世外桃源只是他暂时的自我安慰罢了，更多的还是表达郁闷。借古今不变的流水衬托世事的变迁写自己怀才不遇，更是李白爱用的，而且用得自如。比如“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登金陵凤凰台》）“江自流”三个字，与“凤去台空”相结合，便写出了凤凰台现在的冷清、寂寞，写出了六朝繁华已经不再，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现实。而“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经下邳圯桥张子房》则写出圯桥荡漾的碧波自古到今都没有变化，变化的是自已却不能有张良遇到黄石公那样的机遇，借此表达怀才不遇之情。同样的手法也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使用：“牛渚西江月，青天无片云。登高望秋月，空忆谢将军。”李白在清静安宁的江面，望着皎洁的月光，想到了当年在这样的水面上“高咏”的袁宏得到名士谢尚的赏识，联系到自己虽有旷世才华，却没有人能够赏识，惆怅之情立现。　　【一篇笼统点的】　　浅谈古文阅读中主旨的把握　　中国最早的成篇文章出现在商代的《尚书》中，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中国古文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1]借用南朝梁代萧绎的话，正可谓“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面对如此丰富的古文世界，阅读者如何快速把握主旨，准确理解内涵，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介绍三种把握主旨的方法，供阅读者参考。　　一、解题法　　作文法上讲：“题目是文章的灵魂。”文章的题目有总领全文的作用，但文言文的题目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例如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苏洵的《六国论》、苏轼的《石钟山记》等等，似乎古文中的大多数题目中都会有一个字标示着本文的文体，这些题目中的“表、说、传、论、记”就是文体的标志。文体的标志对阅读理解有何意义呢？借用在曹丕《典论论文》中说过话：文章“本同而末异”，我暂且理解为每篇文章呈现的面目虽然各不相同，但只要是相同的文体，它们在构思上就有规律可循。因此，所谓解题法，就是要研究几种文体的构思规律，以期望读者在阅读文题的时候就能对文章主旨进行某种预测。笔者研究三种常见文体：记、论、说。　　记：记，这种文体有“记，备不忘”之意，广义说包括一切事与物，是古文中内容非常庞杂的文体。我们常见的“记”从内容分为记事记人、记物、记游，根据不同的内容，所用的构思法也不相同。记事记人，构思法主要落在“突出典型”上，记事要记典型的事才能有效地议论抒情，记人要记此人做过的典型的事才能有效地塑造人物独特的个性。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清代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就是此类的典型代表。记物，可分为亭台楼阁与自然物，大多采用托物言志的构思法。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写岳阳楼四时晴雨，道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与理想。欧阳修借《醉翁亭记》说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心声。苏轼的《喜雨亭记》以“亭以雨名，志喜也”记录下他在凤翔府任通判时，正值此地久旱逢雨，而作为父母官与百姓同忧同喜的心情。曾巩的《墨池记》则在王羲之洗笔处阐发出精深艺术绝非天成，而恰恰是对勤学苦练的结果的领悟。记游，又称为山水游记，在亲历自然山川之后，或抒情或议论，通常采用的构思法按时代而分，唐代借景抒情，宋代叙事议论。借景抒情的技法以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最为著名，《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句子可谓人人耳熟能详，如此清丽的小潭却被众人弃置一旁，自己贬谪中的孤寂油然而生。叙事议论则以宋代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和苏轼的《石钟山记》最有代表性。王安石游洞未成，叹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苏轼亲身探访，不禁对古人所说的石钟山得名的原因发出质疑：“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论：论为议论类文体，最早说明议论文性质和写作特点的是刘勰，[2]他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也。”议论文，就是要概括各种言论、意见，精密地研求出唯一的道理。它的写作要领是：“论如析薪，贵能破理。”写议论文就像劈柴一样，顺着纹理下斧头，使之顺理成章，一语破的。按内容分，论，不外乎史论、政论和学术论文三大类，而古人尤善史论，虽谈历史可有极强的针对性，但借古讽今已成为史论最重要的构思法。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开史论的先河，而苏洵的《六国论》则在史论中充分体现出条分缕析的特征，他先提出总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然后设分论点：（1）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2）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思维滴水不漏，可谓典范。　　说：也为论理性文体，带有说明性与杂感性质，构思法可分为因事感时，借物喻人。韩愈的《师说》因李蟠向他求学，而深感时代学风不正；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则借一个捕蛇者的悲惨命运，感叹苛政对人民的摧残与危害。　　韩愈的《马说》和周敦颐的《爱莲说》就是借物喻人。“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马说》以千里马喻人才，来说明知遇之难；《爱莲说》则以花喻人，“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也。”人的品格尽显其中。　　罗列三种文体的构思法：　　记：记事记人：突出典型　　记物：托物言志　　记游：唐代借景抒情，　　宋代叙事议论。　　论：史论：借古讽今　　说：因事感时，借物喻人　　我们可以通过题目中的文体标志，联系相应构思法，在未读文章之前就可对主旨进行预测。例如明代陆树声的《苦竹记》，从题目中看，是记物文，应该托物言志：竹是鲜美之物，但天生为苦，此为大不幸，可恰恰因为苦，无人砍伐而长成茂林修竹，此为不幸中的大幸。作者托此物要言何“志”呢？人生如苦竹，其实不幸中有大幸，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宋代苏轼的《留侯论》，留侯是汉代三杰之一——张良，此文为史论。张良一再忍受圮上老人的傲慢，为其桥下纳履，而终得兵法，辅佐刘邦夺取天下。苏轼借古讽今，指出当代欲成大事者必要有大忍的涵养。　　二、关键句法　　[3]所谓关键句一般指表明文章主旨的句子，表达作者观点倾向的句子，在写人叙事、摹景状物的文章中有点睛之效的句子，对全文的内容和结构有点示作用的句子。换句话说就是议论句或抒情句。关键句的所在的位置与文体有关，同时也是寻找它的捷径。　　“记”的关键句多在文末或段末。例如《石钟山记》“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即在文末。　　“论”的关键句就是观点，多在文首。例如《六国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　　“说”的关键句则文末、文首皆有。例如《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文首。《爱莲说》在文尾，“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用此方法我们可以迅速找到苏轼《记承天寺夜游》的关键句，准确把握其主旨：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作为一篇“记”，文尾“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写出了作者夜游承天寺的感慨：世上不是没有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缺少欣赏美的人。　　再看看“三苏”中的苏洵给二子取名的《名二子说》：　　“轮辐盖轸，皆有职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我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作为一篇“说”，先借物后喻人。关键句在段末 “轼乎，我惧汝之不外饰也”，　　“辙乎，吾知免矣”。苏洵害怕长子因不善掩饰自己的率真的性格而获罪，同时希望次子苏辙像辙一样远离福祸，成就最理想的为人之道。　　三、推理法　　所谓推理法，就是从文中的已知信息推论潜在信息，以助理解隐性主旨。丰富而变化多端的中国古文，其主旨有时呈显性，有时呈隐性。显性的主旨用关键句法一目了然，而隐性主旨则应采用推理法。推理法使用的关键在于要找到从已知信息到潜在信息间的桥梁，这座桥梁可以是矛盾处，可以是相似处。　　以明代张岱《湖心亭看雪》为例，全文如下：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这篇明代小品看似抒发了作者对山水的真爱之情，但细读全文，会发现一处矛盾：“独往湖心亭看雪”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明明舟中有两三人，却说独往，这似乎违反了真实性。细细想来，以小品文立足明代文坛的张岱不会因为笔误而产生这种矛盾，而这恰恰显示出张岱的另一层深意。他用“独”表明自己与芸芸众生不可为伍的清高，身处明末，对于祖国山水的爱的程度也与芸芸众生不一样。　　当然，这桥梁也可是文中相似处，以清代梅曾亮《观渔》为例，全文如下：　　“渔于池者，沉者网而左右縻之。网之缘，出水可寸许；缘愈狭，鱼之跃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屡跃而不出者，皆经其缘而见之。安之夫鱼之跃而出者，不自以为得耶？又安知夫跃而不出与跃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跃之不善耶？而渔者观之，忽不加得失于其心。嗟夫！人知鱼之无所逃于池也。其鱼之跃者，可悲也；然则人之跃者，何也？”　　文章的关键句在文末“人知鱼之无所逃于池也。其鱼之跃者，可悲也；然则人之跃者，何也？”它没有点明题旨，但在鱼和人之间搭上了桥：命运相似。鱼跃出网，只是暂时逃脱，最终还是不能逃脱于池，也最终逃不出网；人世如池，世情如网，人们跳来跳去，终逃不出人世执政者的手掌心。可谓我知人之无所逃于世也。　　把握主旨是深入理解古文的第一步，解题法、关键句法、推理法能有效地帮助阅读者抓住主干，为进入高层次的古文鉴赏做好铺垫。三种方法的使用要因文而异，联合并用，方能提高理解的准确度和深度。

题名】：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逆转发生论【摘要】：甲午战争后，中国对日本近代化成功经验的关注，构成了中日文学关系逆转的政治、文化背景；当时翻译的许多日本新学书籍，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文人鄙视日本文学的态度，使中日文学关系逆转成为可能；许多游日人士和留日学生，在日本自觉不自觉地由实实或革命而转向文学，由文学而借鉴日本文学变革经验，使是日文学关系发生逆转，即中国文学回过头来向昔日学生日本文学学习。中国文学主要看取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新文学，它们不仅仅是中西文学关系之中介，而且以自己的独特性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学。【题名】：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摘要】：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题名】：试论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的“救亡”情结【摘要】：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带有时代赋予的救亡情结，集中表现为：以社会改良面目出现的救亡情结;以文学革命为旗帜摇旗呐喊的救亡情结;以论争形式参与政治的救亡情结。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学批评来说，救亡情结是无法选择的时代必然，它的存在可谓利弊同在，不仅影响了现代文学批评的转化与发展，甚至远及当代。

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论文800字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增大字体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时代意义《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参考资料：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史》吕晴飞《〈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

洛神赋》鉴赏在我国江汉一带的水边泽畔，很久以来就流传着许多关于神女的美丽传说。这些传说以它们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墨客。他们心追神往，低回吟咏，留下了无数篇优美动人的佳作。《诗·周南·汉广》中的汉水之神可望而不可求，屈原《九歌》中的湘水之神风姿绰约、情意缠绵，司马相如和张衡笔下的洛水之神妖冶娴丽、妩媚迷人。然而，在这些缱绻的咏叹和精采的描绘中，最富情节和最能感人的，当推曹植的《洛神赋》。曹植此赋据序所言，系其于黄初三年入朝京师洛阳后，在回封地鄄城途中经过洛水时，“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作。当时，曹丕刚即帝位不久，即杀了曹植的密友丁仪、丁廙二人。曹植本人在就国后也为监国谒者奏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被贬安乡侯，后改封鄄城侯，再立为鄄城王（俱见《三国志·陈思王传》）。这些对决心“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曹植来说，无疑是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其心情之抑郁与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作品从记述离开京城，“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的行程开始，描写了作者与侍从们到达洛滨时的情景。当时“日既西倾，车殆马烦”，他们税驾蘅皋，秣驷芝田，容与阳林，流眄洛川。在一片静谧的气氛中，作者神思恍惚，极目远眺波光潋滟的洛水。就在他偶尔抬头的一刹那，奇迹出现了：一个瓌姿艳逸的女神站立在对面的山崖上。这使作者惊愕万分，他不自觉地拉住身旁的御者，急切地问道：“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在这里，山边水畔落日前的优美景色衬托出人物意外发现的惊喜之情，创造了一种引人入胜的意境。接下去御者的回答也十分巧妙，他避开作者第一个问题——“尔有觌于彼者乎”不答，而以“臣闻”、“无乃”等猜测的口吻，郑重其事地提出洛神宓妃，这在有意为下文对洛神的描绘留下伏笔的同时，又给本已蹊跷的邂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洛神宓妃，相传为远古时代宓羲氏的女儿，因溺死于洛水而为水神。关于这个古老传说中的女神，屈原在《天问》和《离骚》中都曾提及。以后司马相如和张衡，又在赋中对她作了这样的描绘：“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靓妆刻饰，便环绰约。……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灿烂，宜笑的；长眉连娟，微睇绵藐”（《上林赋》）；“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婧之纤腰兮，扬杂错之袿徽。离朱唇而微笑兮，颜的以遗光……”（《思玄赋》）。与前人的这种直接描写不同，作品首先以一连串生动奇逸的比喻，对洛神初临时的情状作了精彩纷呈的形容：“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其形象之鲜明，色彩之艳丽，令人目不瑕接。其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尤为传神地展现了洛神飘然而至的风姿神韵。它与下面的“轻云之蔽月”和“流风之回雪”，都从姿态方面，给人以轻盈、飘逸、流转、绰约的动感；而“秋菊”、“春松”与 “太阳升朝霞”和“芙蓉出渌波”，则从容貌方面，给人以明丽、清朗、华艳、妖冶的色感。这种动感与色感彼此交错和互相浸淫，织成了一幅流光溢彩的神奇景象，它将洛神的绝丽至艳突出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种由反复比喻造成的强烈艺术效果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使用传统手法，对洛神的体态、容貌、服饰和举止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这位宓羲氏之女身材适中，垂肩束腰，丽质天生，不假粉饰；她云髻修眉，唇齿鲜润，明眸隐靥，容光焕发；加之罗衣灿烂，佩玉凝碧，明珠闪烁，轻裾拂动，更显得“瓌姿艳逸，仪静体闲”。作者的这些描绘，使人联想起《诗经》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赞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 硕人》）；也使人联想起宋玉对东邻女的称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作者显然受了他们的影响，但是他比前人更重视表现人物的动态美。下面，他着重描写了洛神天真活泼的举止：“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面对这样一种情景，我们仿佛嗅到了由于洛神走动而传来的阵阵芳香，看到了她遨嬉山隅、采芝水畔的种种形迹。至此，洛神的形象已神态兼备，呼之欲出了。“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作者为眼前这位美貌的女神深深打动了。他初为无以传递自己的爱慕之情而苦闷，继而“愿诚素之先达”，“解玉佩以要之”。在得到宓妃的应和，“执眷眷之款实”之后，他又想起传说中郑交甫汉滨遗佩之事，对她的“指潜渊而为期”产生了怀疑。作者在感情上的这种一波三折的变化，形象地反映出他当时内心的微妙状况。与其相应，洛神也感动了。不过作品没有象写作者那样，直接写她的心理变化，而是通过对她一系列行动的精细刻画，表现出激荡在她内心的炽热的爱，以及这种爱不能实现的强烈的悲哀。你看她“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一会儿耸身轻举，似鹤立欲飞而未起；一会儿从椒涂蘅薄中经过，引来阵阵浓郁的芳香；一会儿又怅然长啸，声音中回荡着深长的相思之哀……。当洛神的哀吟唤来了众神，她们无忧无虑地“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时，她虽有南湘二妃、汉滨游女陪伴，但仍不免“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站在那里出神。刹那间，她又如迅飞的水鸟，在烟波浩渺的水上徘徊飘忽，行踪不定。只有那转盼流动、含情脉脉的目光，以及欲言还止的唇吻，似乎在向作者倾吐内心的无穷眷恋和哀怨。读着作者对洛神或而彷徨，或而长吟，或而延竚，或而飘忽的这种描写，我们仿佛欣赏到一幕感情激烈、姿态优美的舞剧。人物以她那变化不定、摇曳多姿的舞步，展现了内心的爱慕、矛盾、惆怅和痛苦。尤其是“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一段，更将这幕舞剧推向了高潮，人物的心理矛盾、感情波澜在此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正当作者与洛神相对无语、两情依依之时，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这是一个构想奇逸、神彩飞扬的分别场面：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在冯夷、女娲的鼓乐声中，由六龙驾驭的云车载着宓妃，在鲸鲵夹毂、异鱼翼輈的护卫下，开始出发了。美丽的洛神坐在渐渐远去的车上，还不断地回过头来，向作者倾诉自己的一片衷肠。“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深深的哀怨笼罩着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画面。在陈述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交接之大纲”之后，洛神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最后，洛神的艳丽形象终于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而作者却依然站在水边，怅怅地望着洛神逝去的方向，恍然若失。他驾着轻舟，溯川而上，希望能再次看到神女的倩影。然而，烟波渺渺，长夜漫漫，更使他情意悠悠、思绪绵绵。天亮后，作者不得不“归乎东路”了，但仍“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作品这段文字洋溢着浓厚的抒情气氛，具有一种勾魂摄魄的力量，它把洛神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勾勒、烘托得更加突出、更加完美。人神恋爱的题材在西方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却并不多见。尤其是象《洛神赋》这样从人神双方入手，抒写彼此的相慕相恋之情，更为难得。宋玉的《神女赋》着重刻画了巫山神女的外观美，而未能更多地涉及其内心感情的底蕴，同时楚王在作品中也未被作为恋爱的一方来加以描写。因此曹植的《洛神赋》可以说是这类题材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前人对其创作动机颇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曹植求甄逸女不遂，后又见其玉镂金带枕，哀伤而作，初名《感甄赋》，由明帝改为《洛神赋》（《文选》李善注）；有的认为曹植求甄之事于史无征，旧说系以世传小说《感甄记》误载入简，作品实是曹植为了“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而作（胡克家《文选考异》、何焯《义门读书记》）；也有人认为“感甄”说有之，不过所感者并非甄后，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鄄城（朱乾《乐府正义》）。这些看法也许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感到在理解和欣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时，如果过于拘执史实，把作家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历史的直接反映，那也是不足取的。因此从作者当时的处境和作品的内容来看，与其将神女看作是甄后的化身，或者是作者的代言人，倒不如将她看作是作者在其它作品中一再抒写的那种无法实现的报国理想的艺术象征，这样也许更接近于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这点上说，作品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女神形象，而且更从思想上给人以一种追求理想、执着如一的宝贵启示。对《洛神赋》的思想、艺术成就前人都曾予以极高的评价，最明显的是常把它与屈原的《九歌》和宋玉的《神女》诸赋相提并论。其实，曹植此赋兼二者而有之，它既有《湘君》、《湘夫人》那种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又具宋玉诣赋对女性美的精妙刻画。此外，它的情节完整，手法多变和形式隽永等，又为以前的作品所不及。因此它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晋代大书法家王献之和大画家顾恺之，都曾将《洛神赋》的神采风貌形诸楮墨，为书苑和画坛增添了不可多得的精品。到了南宋和元明时期，一些剧作家又将其搬上了舞台，汪道昆的《陈思王悲生洛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出。至于历代作家以此为题材，见咏于诗词歌赋者，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可见曹植《洛神赋》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古代诗歌鉴赏论文800字开头

拜托。。。才30分。。。你拷贝谁的不是拷贝，别人的和我们自己写的都不是你的，有什么区别么？。。。再说是选修你根本不用这么重视，别说我自己写200字，老师20字基本都不会仔细看你的。安啦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醉花阴李清照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渔家傲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凉州词王瀚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三）诗句中改变词性也是常见的。例如：杜甫《漫兴》"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第一句中的"糁"字原是名词，即米饭粒，可是在这里却作动词"抛撒"解。这两句的意思是：米饭粒似的杨花，抛撒在路上，像铺上了一层白毡；小小的荷叶，点在溪面上，象叠起的青钱。还有名词当作形容词的，如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曙"和"春"字都是名词，可是在这里"曙"用来成了形容"云霞"，"春"用来形容"梅柳"。这两句的意思是：云霞和太阳一同从海上升起，像曙光一样；梅柳在江南（渡江），早已着上春色。还有动词作形容词用，形容词作动词用，动词作副词用的，这里不一一例举了。所以读诗词更讲究"咬文嚼字"，咬出文外之义，嚼出字外之意。各种版本的注释也不尽一致，还要靠读者自己多琢磨。三第三个难点是弄通古语、典故。用古语、典故状物、写景、伤时、感事、酬谊、抒情，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传统和特点。读一首诗或词，若不把其中的古语、典故等原委弄明白，就不能理解全诗（词）的含义，更谈不上领略其意境和艺术构思。例如李白《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这是诗人为他的好友贺知章还乡时写的一首送别诗。贺知章在朝庭官居太子宾客，故称贺宾客；贺是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属越地，故云归越。镜湖就是绍兴的鉴湖；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故曰："狂客归舟逸兴多"。诗的后两句用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王羲之喜爱白鹅，山阴有一道士，请他写《黄庭经》（道教经典之一），以所养的一群白鹅为报酬。贺知章也是书法家，工草隶，亦是山阴人。诗中以王羲之比贺知章，说《黄庭经》换白鹅的故事，又将在山阴发生了。现在有的学书法的同志，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人。若是送给离退休好友，没问题；若是送给在职的就不适合了，因为贺知章是向朝庭请渡为道士而还乡的。若是对方也爱好书法，很相称；否则就显得勉强了。白居易遭权贵所忌，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赴任途中唱和他的好朋友元稹《放言五首》，写了一组政治抒情诗，亦名《放言五首》。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己见，每一首中都引用典故或古代警语名句，宣泄不满和劝导朋友。文化大革命中的"九一三"之后，社会上曾传抄其三：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诗除了以"试玉"、"辨材"作比喻，表示受诬陷的人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自会澄清事实，辨明真伪外，还举了两个历史故事。一个是周公佐成王，当时曾有人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一个是西汉末年王莽"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假，代汉篡权才是他的真面目。读者若不弄清这两个典故，就很难理解这诗所包涵的深刻哲理。《放言》其二：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福祸回还车转毂，荣枯反复手藏钩。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不信君看奕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第一句的"倚伏"二字，系引自《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这一警语名句的简化，意思同现在我们常说的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可以变坏事差不多。第二句的"尘网"是把现实世界看作束缚人的罗网的意思。陶潜《归田园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第四句中的"手藏钩"，是古代一种将钩藏在手中叫别人猜的游戏。第五句中的"龟灵"是占龟卜卦虽然灵验的意思；"刳肠"即开膛剖肚之患。第六句中的"马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典故的简称。读者如果不把这些词的原委和含义弄明白，就很难理解这首诗所反映的祸福观，以及诗人遭受打击之后的政治上不服输的精神。有一点古籍基础的人，对诗中的古语、典故比较好理解些，但也不能对所有这些一看就明白，因此读诗词时就要好好读注释。

——《剑门》鉴赏（诗略）—— 剑门，在今四川剑阁县北。据《大清一统志》：“四川保宁府：大剑山在剑州北二十五里。其山削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又名剑门山。”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十二月携家眷从秦州同谷转徙成都时，途经此地，他惊叹于地势之险要，联想到由藩镇强大造成的安史之乱，意识到剑南之地容易被军阀负险自固、割据称雄，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这首诗的开始八句，突兀而起，描写了作者初见剑门山那种惊愕的神态。如此奇险、雄壮的大山，真是地造天设啊！山山相连环绕西南，山上的石头犄角都指向北方。两崖高耸，仿佛墙壁，砌垒之状，宛如城郭。只要有一个人怒而据守，即使百万人也莫敢近前！这些生动的描写，一方面是采用赋的手法，直接描绘山势的雄奇、险要和壮伟，展现了壮阔宏大的气势，十分形象，使人如临其境。杨伦说：“宋祁知成都至此，咏杜诗首四句，叹伏，以为实录。”（《杜诗镜铨》）诗中用“险”字、“壮”字来形容剑门，全篇都从这二字生发开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诗中采用了赋中有兴的手法，寄寓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二句，意蕴丰厚，耐人寻味。”浦起龙《读杜心解》说：“俱以地险易动立论”，“抱西南，见曲为彼护；角北向，见显与我敌。末欲铲叠嶂之根。”诗人从险峻的山势中，已经清醒意识到，这样险要的地理环境，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随时都有脱离中央王朝，地方割据的危险。“石角”，表面是写山，其实是象征那些居心叵测的地方军阀。在具体描写的基础上，作者针对时事，抒发议论。诗人先写当前朝廷剥削百姓，珠玉等物日往中原，故蜀民穷困，以至岷山、峨眉山也为之气色凄怆。其中“走”字系由《韩诗外传》中化用而来，卷六云：“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山，无足而至者，犹（同由）主君好之也。”这就委婉曲折地指出了唐王朝对四川人民的苛敛和搜刮，从而揭示了天下致敌之由。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从历史的角度抒发议论。回想上古时代，四川未通中原，那时人们不分彼此，连鸡犬也是随便放的。而夏商周之后，虽对远方实行怀柔政策，但其设官受贡，开了后世苛捐猛征之先，并且对跋扈之徒也逐渐失去了控制，致使地方军阀高视阔步，称王称霸，彼此互不相让，厮杀得难解难分。这些议论，句句是说历史，而句句又联系着现实。最后四句，诗人直抒胸臆表达对发动战争，割据祖国之人的强烈愤怒，和对祖国前途的忧虑。我要谴责天公，真想铲平这重山叠嶂；想到割据一方的事将来会不时发生，我不禁临风惆怅、沉默无言了！这最后四句十分重要，是全诗的关键所在。“罪真宰”、“铲叠嶂”云云，与篇首对险、壮的极力描写，遥相呼应，使上面的描写落到实处；“恐此复偶然”，又是对“并吞”、“割据”等议论的总结，并进一步表达了对今后形势的忧虑。陈贻焮先生说：“诗人所虑者有二：一，剑门天险，利于军阀扼险割据，古已有之，今亦难保无虞；二，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若诛求太过，难免结怨生乱。这也就是这首诗的主旨。”（《杜甫评传》中卷）这深深的忧虑，使得全诗的结尾显得更为沉郁有力。然而，作者在最后一句，却又有意宕开一笔，“临风默惆怅”，生动地画出了诗人欲言难言的形象，隐隐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给人以悠然意远之感。诗歌突兀而起，经中间的转折变化，到最后的稍稍宕开，全诗象狂澜陡涨，腾挪跌宕百姓流转，把作者心潮变化的过程，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领悟到雄奇阔大、苍茫浩远的诗意。杨伦在《杜诗镜铨》中评论此诗：“以议论为韵言，至少陵而极，少陵至此等诗而极，笔力雄肆，直欲驾《剑阁铭》而上之。”杜甫在诗中议论，是开了宋人的以议论为诗先河，但杜甫的诗中议论也不同于一般宋诗。一方面，诗人的议论与景物和人事的描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议论建立在生动的形象之上，自然生发。另一方面，作者在议论中融注着自己的激情，语语扣动读者的心弦，因此毫不枯燥。再一方面，作者的议论处处针对着现实社会，因此毫不空泛。

百度的话你不怕老师说你哦杜甫《望岳》赏析原诗：望岳（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字义：岳：此指东岳泰山。岱宗：泰山亦名岱山，在今山东省泰安市城北。古代以泰山为五岳之首，诸山所宗，故又称"岱宗"。历代帝王凡举行封禅大典，皆在此山。齐、鲁：古代齐鲁两国以泰山为界，齐国在泰山北，鲁国在泰山南。青未了，指郁郁苍苍的山色无边无际，浩茫浑涵，难以尽言。即山东地区。青：山色。未了：不尽。造化：天地，大自然。钟：聚集。神秀：指山色的奇丽。阴阳：这里指山北山南。割：划分。这句是说，泰山横天蔽日，山南向阳，天色明亮；山北背阴，天色晦暗。同一时刻却是两个世界。曾：通“层”。决：张大。眦：眼角。决眦形容极目远视的样子。入归鸟；目光追随归鸟。会当：终当，终要。凌：登上。译文:泰山啊，你到底有多么美好？苍翠挺拔齐鲁境内都能看到。造物主把神奇秀美聚你一身，峻岭南北判然分出一昏一晓。云气层层翻滚心胸随之激荡，眼角都快裂开为看归巢小鸟。哪一天我定要登上你的绝顶，一览群山尽呈眼底尽显低小！赏析:全诗没有一个“望”字，但句句写向岳而望。距离是自远而近，时间是从朝至暮，并由望岳暮，并由望岳悬想将来的登岳。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摩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虚字，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齐鲁青未了”了是经过一番揣摩后得出的答案，真是惊人之句。它既不是抽象地说泰山高，也不是象谢灵运《泰山吟》那样用“刺云天”这类一般化的语言来形容，而是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地理特点，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诗说：“齐鲁到今青未了，题诗谁继杜陵人？”他特别提出这句诗，并认为无人能继，是有道理的。“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写近望中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是上句“青未了”的注脚。“钟”字，将大自然写得有情。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由于山高，天色一昏一晓判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割”本是个普通字，但用在这里，确是“奇险”。由此可见，诗人杜甫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作风，在他的青年时期就已养成。“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写细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因长时间目不转眼地望着，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可知时已薄暮，诗人还在望。不言而喻，其中蕴藏着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最后两句，写由望岳而产生的登岳的意愿。“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如王勃《春思赋》：“会当一举绝风尘，翠盖朱轩临一春。”有时单用一个“会”字，如孙光宪《北梦琐言》：“他日会杀此竖子！”即杜诗中亦往往有单用者，如“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如果把“会当”解作“应当”，便欠准确，神气索然。从这两句富有启发性和象征意义的诗中，可以看到诗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句诗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而至今仍能引起我们强烈共鸣的原因。清代浦起龙认为杜诗“当以是为首”，并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读杜心解》）也正是从这两句诗的象征意义着眼的。这和杜甫在政治上“自比稷与契”，在创作上“气靡屈贾垒，目短曹刘墙”，正是一致的。此诗被后人誉为“绝唱”，并刻石为碑，立在山麓。无疑，它将与泰山同垂不朽

文学作品鉴赏论文800字开头

当代作家赵丽宏曾说过：“世界上有无数关闭着的门，每一扇门里，都有一个你不了解的世界，然而这些关闭着的门中，有一扇非常重要的大门。这扇门写着两个字：文学。”赵丽宏认为文学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传达着人类的憧憬和理想，凝聚着人类美好的感情和灿烂的智慧”，而我认为文学是我生命中必要的，因为“或许在生活中会因为你的美与丑夺你的形象；或许在集体中有着贫富之说来定夺你位置；或许在社会中存在着勾心角之谜来衡量你的价值，但是在文学中，只有你和主人翁的快乐，它是美好的代言，和平的归属”。以文学为话题的作文800字我欣赏郭敬明，从初中就开始了他的文学之路；我欣赏张爱玲，虽然有些看不懂也不理解，但其中的蕴意深厚；我欣赏鲁迅，即使有时会在他的世界上陷入沼泽……在《红楼梦》中，我是黛玉的明眸，清澈而犀利，《林黛玉进贾府》一节中，门外的盛景及左拐右转的院落就让我眼前一亮，那珠光宝气、富贵堂皇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各人容貌，举止谈吐，礼仪之说，亦是落落大方，与众不同。再探门道，各人出场就已是气势逼人，有扶，有请，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有顾作不见的，有循规蹈矩、小心翼翼的，有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借曹公之用笔精妙，光是这排场就让人叹为观止。在《出走十五年》一书中，我看到了希腊的气派、罗马的恢弘，我感到了耶路撒冷的冷峻，恒河的壮美；我听到了西隆囚徒的叹息，莫扎特的绝唱。不同国度的人，不同故事的感悟，对文化和历史的认知也就从中渐渐递增。我更深深了解了文化与历史这看似疏远却又密又不可分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文化便是历史所折射出的一道光；如果说历史是一首乐章，那么文化便是历史中扣人心弦的动人音符。借秋雨之正笔，我学到了一种美德——尊重，同时，我也学会了真正的旅行者精神——虚心虞诚，锲而不舍，永往直前。这是一个优秀的旅行者必备的品质，更是一个学子所应该学习的。文学是作者的心声，诱惑着每一颗赤诚之心；文学是读者的眸子，诱惑着每位文学之子；文学更是一扇窗，窗后的世界诱惑着我，走向梦想与现实的交际……文学是带刺的玫瑰，有着华丽的包装，巴金爷爷不慎被扎了，留下了爱情三部曲与激流三部曲；文学是巫婆的苹果，有着诱人的香甜，冰心奶奶被骗了，留下了《繁星》和《春水》；文学是香奈儿的翻版，有着动人的香气，我被蒙了，留下这一篇肺腑之言……

人游走在景物中，不断找寻自己的面影。群星闪烁，上弦月弯弯的嵌在星空里，枣林里流动着一阵阵清香——并不是枣树的香，是花香。现在夜已很深，屋子里没有点灯，春风轻轻的从窗外吹进来，送来了满屋花香。夜更静，静得仿佛可以听见露珠往花瓣上滴落的声音。流星刚升起，一弯蛾眉般的下弦月，正挂在远处的树梢。风中还带着花香，景色神秘而美丽。暴雨就像是个深夜闯入豪门香闺中的浪子，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可是他来过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已被他滋润，被他改变了。树林中带着初春木叶的清香，风中的寒意，虽更重，但天地间却是和平而宁静的。没有人，没有声音，红尘中的喧哗和烦恼，似已完全被隔绝在屋门外。只不过世上一些最危险，最可怕的事，往往就是隐藏在这平静中的。蓝的天，归的云，阳光刚刚升起，照在红的花，绿的叶子上，叶子上还带着晶莹、透明的新鲜露珠。风也是新鲜的，新鲜而芬芳，就仿佛像多情少女的呼吸。没有雾，淡淡的白云缥缈，看来却像是梦一样。一阵风吹过，苍松间的昏鸦惊起，西天一拣斜阳更淡了。然后暮色就已笼罩大地。月满中天。秋风中浮动着桂子的清香。桂子的香气之中，却充满了肃杀之意。风从窗外吹进来，月光从窗外照进来，风和月同样冷。古往今来，也不知有多少人，用过多少名词形容“柳”。有人说柳如丝，有人说柳如雪，不管是如丝如雪，在一般人心目中，柳总是柔的。春夜，春雨，巴山。春夜的夜雨总是令人愁，尤其是在已山，落寞的山岭，倾斜的石径，泼墨般的苔痕……多少前辈名侠的凄惨往事都已被埋葬在苔痕下，多少春花尚未发，就已化作春泥。落日忽然从一片苍茫混沌的云层中露了出来，落日已经红了，很红。落日最红的时候，就是它即将沉没的时候。人呢？人是否也如此？雪，遇到温暖的阳光，当然会溶化，然而，一块千年寒冰却不会溶化，不但不溶化，反而会使阳光变冷，变得黯然失色。这是初夏，阳光灿烂，海水湛蓝，海鸥轻巧地向船桅间滑过，生命是多彩的，充满了青春的欢乐。深邃的厅堂，一重又一重。一重又一重竹帘深重，将十丈红尘全都隔绝在帘外，却将深山秋韵全部深深的藏在厅堂中。竹帘问有燕子盘旋梁上，昔日王谢堂前燕，今日莫非已飞来此家院？案头的钟鼎，莫非是金谷故物？一抹朝阳，满地花荫，帘外鸟语啁啾，更显得厅堂分外宁静，三王垂髫童子，正在等着卷帘迎客。图画般的山林问，还亮着一点点灯光，映着那一幢幢亭台楼阁，竹篱茅舍，也映着那一道瀑布。瀑布从天而降，飞珠溅玉，灿烂如银。奇怪的是，这么大的瀑布自半空中倒挂而下，泄入湖中，水声并不震耳，反而如鸣琴奏玉，听来更觉神清气爽，显然水力已被巧妙的渲泄了很多。风声中似乎隐隐有丝竹声传来，衬着瑶碧般的流水声，使这图画般的山谷，看来更平和而安静。夜已深，四下静得很。深山里那种总带着几分凄凉的静寂，绝不是红尘中人能想得到的。虽然有风在吹，吹得树叶飕飕的响，但也只不过使得这寂静更添几分萧索之意。春天的太阳就像是小姑娘的脸一样，终于羞答答的从云层中露出来了，暖洋洋的照在这条热闹的长街上。大姐姐小弟弟少奶奶老太太都脱下了棉袄，穿上了有红有绿的春天衣裳，在街上溜达着晒太阳，让别人看他们的新衣裳。用三根鸡毛两个铜钱做成的毽子满街跳跃，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风筝飞满在蓝天上，连老太爷的嘴里都偷偷的含着一颗桂花糖。漫长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大家都准备好好的享受一下春天的欢乐。山坡下的一丛杜鹃已经开花了，远处的青山被春雨洗得青翠如玉，一双蝴蝶飞入花丛，又飞出来，庭园寂寂，仿佛已在红尘外。前面是一片春天，旭日刚刚从青翠远山外升起，微风中带着远山新发木叶的芬芳，露珠在阳光下闪亮得就像是初恋情人的眼睛。霹雳一声，春雷又响起。倾盆的暴雨像是一股积郁在胸中已久的怒气，终于落了下来。一道道闪电撕裂了黝黑的苍穹，一颗颗雨点珍珠般闪着银光，然后就变成了一片银色的光幕，笼罩了黑暗的土地。现在本来已经应该是日出的时候了，可是在没有闪电的时候，天地间却更黑暗。这个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人会把沙漠和海洋联想到一起。海洋是生动的、壮阔的、美丽的，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令人心胸开朗，热血奔放。有很多人热爱海洋就好像他们热爱生命一样。沙漠呢？没有人会喜欢沙漠，到过沙漠的人，没有人会想再去第二次。可是一个人如果真正能同样了解海洋和沙漠，就会发现这两个看来截然不同的地方，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同样无情，同样都能使人类感觉到生命的渺小和卑微，同样都充满了令人类完全无法忍受的变动。在这种变化中，人类的生命立刻就会变得像铁锤下的蛋壳那么脆弱。在某一方面来说，海洋甚至比沙漠更暴厉更冷酷，而且还带着某种对人类的无情讥笑。 ——海水虽然碧绿，可爱，可是在海上渴死的人很可能比在沙漠上渴死的更多。你看这江水奔涨，终日不停，就算有人将万两黄金丢下去，也只不过会溅起一片水花而已，等到水花消失时，江流还是不改，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不管你投入的是万两黄金，还是百斤废铁，结果都是这样子的。世事本就如此，这个世界本就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一过去之后，便如春梦般了无痕可寻。是春天。在天地万物都在茁发生长的春天。凋谢了的木叶，又长得密密的，丛林中的林叶莽莽苍苍，连阳光都照不进来。树干叶间，还是一片迷迷蒙蒙的灰白色，让你只能看到见一点迷迷蒙蒙的影子。看得见，却看不远。毒蛇的液，狐狸的心，北海中的冰雪，天山上的岩石，狮子的勇猛，豺狼的狠辣，骆驼的忍耐，人的聪明，再加上一条来自十八层地狱下的鬼魂。也像是罪恶一样，沼泽里仿佛也有种邪淫的吸力，只要你一陷下去，就只有沉沦到底。风在窗外吹，落叶一片片打在窗户上，就像是一只疲倦的手，在拨弄着枯涩的琴弦，虽然有声音，却比无声更沉闷。

以这篇《哈姆雷特》作参考看看有没有启发：《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悲剧中最知名的作品，被许多莎评家视为莎士比亚全部创作乃至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写于17世纪初，该剧以中世纪丹麦宫廷为背景，通过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故事，真实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表现了作者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的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　　《哈姆雷特》在艺术上代表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最高成就。　　在人物塑造上，莎士比亚致力于通过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描写来揭示人性的深层内涵，他由古典的命运悲剧进入到了现代的性格悲剧，或者说把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深化成了一个复杂的性格悲剧、心理悲剧，显示出更为深刻的人性思考的容量。　　莎翁善于运用内心独白将隐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欲望等多层次展示出来。如：“生存还是毁灭”、“人是万物的灵长”、波洛纽斯给儿子的临别赠言，墓地谈话和对白等六处富于哲理、文辞警辟的独白，文学史上流传不衰。　　其次，多层次的情节线索，和生动复杂的故事，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　　还有运用成功的对比手法，这尤其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如老王与新王，哈姆雷特、雷欧提斯、福丁布拉斯，霍拉旭、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哈姆雷特、奥菲利亚等。　　《哈姆雷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