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关于国际关系的论文怎么写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骗、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担�拔曳炊栽谌魏吻榭鱿率褂梦淞Α保�俺�桥龅揭韵�鹕��康牡牡腥恕保�八�尢跫�匾恍南�鹞液臀业拿褡濉��饩褪俏椅�裁慈衔�诙愿赌纱獾鹿�那榭鱿率褂梦淞κ潜匾�暮秃侠淼摹！雹?/P>　　虽然对正义战争的辩护内容、角度各异，但在重要之处存在共性，这就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性态度，注意到某些情势下战争与和平的悖论，看到非正义基础上的和平是不可靠的和虚假的。战争与和平的悖论主要存在于这样一种情况：当和平的吁求全然无效，正义的警告根本没用，这种情况下，拿起武器可能就成了和平的唯一机会。对此，就连反战立场近乎极端，视非正义的和平强于一场正义战争的西塞罗也不反对，他就表示过，享有不受侵扰的和平生活是“可以参战的唯一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使战争的性质转化为“为了和平的战争”、“结束战争的战争”，这个设想作为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无疑是看到了极端情况下和平局面也是需要以战斗来争取的，否则，为了避免参战而听任航行在公海的商船被一意孤行且无视国际准则的敌人击沉、平民无端丧身，既是对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负责，也助长了对方的战争气焰。而和平建立于什么样的基础上，直接关系到和平以及与和平相联系的那些价值的命运。当和平局面是以屈从于非正义为代价换来的，尤其当非正义是系统的，那么，无论就国与国之间还是一国之内而言，这种所谓和平都属于洛克、雨果坚决加以拒绝的“暴政下的和平”，它意味着隐型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民的生命以及生命的尊严之无保障，不亚于公开和显性的战争状态。然而，和平之所以珍贵，不就在于它是人们生活和尊严的前提吗？当面对这种情况，和平的机会或者说生存的机会就存在于重建正义的斗争之中。　　3．对战争思想的清算　　无论何时何处，战争的根源都不在民众。但战争在历史上已经成为惯例，与这不幸的惯例相应的那些道德和价值观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是非评价。尤其专制主义长期盛行之处，对强力的崇拜把暴力道德化和神圣化，把为了宗教、文化、主义之争——这一切其实往往是统治欲征服欲的伪装——而牺牲人的生命说成天经地义；这些地方通过系统的谎言制造伪现实，通过系统的灌输既弱化人的智力，使人们轻易地相信弥天大谎，又把好战心理普遍植入人们内心，当统治者以个人野心冒充民族命运、把主义之争夸张为战争的必要性时，战争狂热也会像传染病一样在精神被毒害的民众中发作和蔓延。然而为战争殉难的始终是民众，他们应该成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古今众多杰出思想者都注意到这一点，在探索建立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中，清算战争思想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蔑视人的生命、煽动仇恨、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思想家们的质疑和批判中首当其冲。这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往往具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不宽容性，这种不宽容可以把分歧和差异变成仇恨和战争；而对人的生命的蔑视，最赤裸裸也最野蛮的表现是要求所有人为某个特殊人物献身。这方面的清算主要是通过批判专制主义来进行的，可以说，古往今来抨击专制主义的思想家，批判无不涉此内容。这个角度的批判也最具实效。这从人道主义逐渐取得超意识形态、超文化和国界的公理地位，尊重生命日益成为无条件的道德律令和无论何种主义都不得逾越的正义底线以及与这一进程同步的专制主义日益衰落可以看到。尽管那种要所有人为一个人献身的野蛮原则至今在某些地方明里暗里仍在提倡和鼓励，但却已经从天经地义沦为很不合适宜。　　在清算战争思想上，对英雄观的反省尤为引人注目。既往的英雄观把征服战争这种蹂躏世界的癫狂行为当成英雄行为来崇拜。这种传统英雄观不可避免要成为各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家的反思目标，尤其自文艺复兴始，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文主义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我认为，在反省传统英雄观上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冲击力的当数伏尔泰。他对不义战争的起因及其恶果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刻的揭露。特别指出征服战争不仅造成无数看得见的灾难，而且这种罪行在败坏和毁灭人性方面，灾难更无可估量。其大量作品把战争这种人类愚行和罪恶特别刺眼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催逼人们对战争和自身精神状况进行反省。基于对不义战争起因及其惨烈后果的认识，他具有一种独特的英雄观。历史上一向被视为英雄的，在他心目中多是罪犯。欧洲历史上，尤其自中世纪以来的王朝战争中，职业军人成了勇敢美德的化身而受到崇拜。伏尔泰却无情掀掉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称“这些编号列队的杀人犯在欧洲纵横，为的是干不了更正当的职业”。至于政治家和征服者这类哪个世纪也不短少的人，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特别是那些凭“强者有理”而逞威风的王朝统治者，“这批英雄”不过“是在家禽群中大发威风的狐狸和黄鼠狼”。他一反史家把眼睛盯在国王、征服者等显赫人物身上的作法，以无限的热情去关注开启人类智慧的人、那些在各国交战中不分国际、超越宗教分歧建立广泛交往以促进沟通和理解的人。无论这些人地位、境遇如何，在伏尔泰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对这些在史学家视野之外的人，他作了如下评价：“进步的取得应该归功于散居欧洲某几个地方为数不多的智者和天才。他们几乎都长期默默无闻，时遭迫害。世界受战争蹂躏时，他们光照人世并给人间以安慰。”③伏尔泰的英雄观在撕开人们顶礼膜拜的那些“英雄”面具、破除野蛮原则加诸于人身上的魔咒的同时，又以对增进知识、超越狭隘立场造福于人类的人们的高度评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英雄标准。它有助于人们把误置的英雄崇拜热情转向真正崇高的人和事，转向和平与建设。伏尔泰之后，有更多的思想家致力于以健康有益的英雄观去抵制至今尚支配着许多人、使人倾向于轻视生命、倾向于好勇斗狠等破坏性热情的英雄观。杜威提出的“废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和平成为英雄的壮举”，便是一例。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多思想家在对战争思想的反省中把理性的触角伸向了爱国主义，对这一观念进行重新认识和具体分析。例如，德国启蒙运动领袖莱辛把“明?分�腊��饕逶谑裁吹胤讲辉俪晌�赖隆笔游�赖鲁墒斓谋曛荆挥胝庖坏赖赂锩�嗪粲Φ氖呛斩�绿岢隽硕园��饕濉凹右蕴崃叮��ピ闫伞钡木�袢挝瘛?9世纪，德国伟大诗人海涅则在批判德国专制政治时区分了两种爱国主义：使人狭隘和充满仇恨的德国式爱国主义与使人心胸开阔和温暖的法国式爱国主义……。至于民族主义这一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而出现，从19世纪以来不断引发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战争的意识形态，更是被置于理性精神的审视之下，成为战争思想反省的延伸和发展。　　还须一提的是，很早就有人注意到某些普遍存在的不良心理使人对是否进行一场战争抱轻率态度。修昔底德发现，伯罗奔尼撒战争受到雅典青年热烈欢迎，他们渴望在战场上赢得荣耀。这种与杀戮连在一起的荣誉心与战争的历史一样古老，又随着战争本身一起延续至今，尽管它也没有逃脱思想者的理性审视。欧里披底斯在悲剧《请愿的妇女》中则揭示了侥幸心理使并非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赞成战争：“人民投票拥护战争，没有谁会想到自己会遇上死神；死尚遥远，他只想到其他人会面临那不幸命运；但如果他自己投票时也面对死神，希腊人就不会被战争的疯狂吞没”。其实，当代那些鼓噪或者加入好战喧嚣的人们很应该以欧里披底斯的揭示为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内心深处。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如何抉择，不仅关系到当下的每个人，也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安全和福祉。在这个问题上，人颇为自相矛盾。一方面，人是所有动物中为后代谋划最多最远的，许多人甚至不惜为此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对子孙将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轻率之极。正如许多人在极端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为眼前利益而断子孙路一样，许多人也不顾战争将给当代和后代带来怎样的灾难而向往战争，某些地方则集体加入好战喧嚣，发作战争痉挛。　　对形形色色战争思想的清算表明：为了创造一个没有杀戮的和平的生存环境，在建构一个正义的社会的同时，人也需要在对自身精神状况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克制自己的破坏性欲望和冲动——这是所有致力于和平的思想家们留下的精神遗训。　　4．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理想　　为了和平与正义而建立一个超越地域、文化、宗教界限的世界政府，这在西方是一个古老的梦。它基于各个地区或国家之间战事频仍的现实，依托于世界主义思想。而在对和平之路的探索中，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无论从精神维度还是可操作性看，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一个颇有意思的事实是，探索和平之路的人们都是世界主义者，甘地可能是其中屈指可数的例外，我想这是因为他和他的民族正面临着争取国家独立的迫切任务。世界主义基于公理和人类的立场，把人性看得高于民族性，把人类共同利益看得高于任何特定民族或国家的利益。所以，世界主义者把对人类的忠诚置于一切责任之上，认为自己首先是人类的一员，然后才是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的一员；这种立场和胸怀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宽容，尊重差异和多样性，致力于从差异中发现共性，从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世界主义早在古希腊就有萌芽和生长，尽管城邦之间具有强烈的排外性，但存在于整个希腊世界的几大圣地和共同节庆挑战了狭隘的地方观念，传输了一种“类世界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特别为视野广阔、思想突破了城邦界限的哲学家和诗人们所青睐。经过罗马这一颇具世界帝国之风的时代、又经具普世性的基督教会以及创建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的催化，世界主义在思想界成为一种很具影响的精神倾向。但它真正成为遏止战争的重要精神资源应该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之时和之后。在这一过程，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充满血腥。世界主义者们相信，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和普世和平的保障。他们为着和平以各自的方式对世界施加了影响。例如，16世纪，北文艺复兴代表伊拉斯谟撰文揭露党派精神的狭隘，呼吁理性、宽容、公正解决争端和人类和睦相处；而他的欧洲统一梦作为一笔宝贵精神遗产深刻影响了日后的欧洲知识界。18世纪，莱辛已经明确提出超越民族偏见和不屈从于宗教偏见，通过剧本《智者纳旦》表达了世界一体、人类一家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同出一源的思想，倡导宗教宽容和人类和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陷入民族主义迷狂的欧洲不仅变成各国混战的战场，而且交战国之间的仇恨成了一种气氛、一种习惯。要在这种情况下表现超越国界的公正立场无异于把各方仇恨引向自身，罗曼罗兰却超乎混战之上，以《超越混战》等一系列文章向仇恨公开宣战，并把“祖国还是公正？”“良心，即永恒真理还是祖国？”的尖锐问题推到人们面前。在欧洲，世界主义者有一个很长的精神谱系，仅从这里提到的便可看到，他们的正义呼声给了饱受战祸之苦的世界以慰藉；他们同失去理智的世界对话的努力给迷茫中的人们提示了回归理性的道路。　　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拥有自行其是的主权往往成为在国与国之间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对于和平之路的探寻者来说，寻求一种可以遏制战争、实现公正和平的超国家机构，乃是顺理成章的。最早明确表达世界政府理想的是尚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交的诗人但丁的著作《论世界帝国》。对这一理想作出热烈反应的伊拉斯谟的《呼吁和平》、法国圣皮埃尔的《永久和平方案》和卢梭的《圣皮埃尔〈永久和平方案〉摘要》等，都是有关世界政府设想的重要文献。但作了最系统探讨和论证的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和其他一系列相关著作中，他提出，通过建立全球政府和平解决争端，历史将克服战争这种国际关系形式而趋向永久和平。他相信，通过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进而通过建立各个国家的联合体而实现世界大同，这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自然而又必然的过程。他借关于永久和平的三大正式条款对此作了集中表述：第一，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是共和制；第二，国际权利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第三，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条件。康德的设想及其所依托的理念受到黑格尔的奚落④，更被许多“现实主义者”讥为乌托邦，但其生命力和可操作性一步步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谈及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国家主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世界主义精神意味着一种高于爱国主义的更高更广的忠诚；世界政府机构要有效或者说要有存在意义，则意味各个国家必须让渡出部分主权。一个各国拥有绝对主权的世界，只能是战争之剑高悬的祸患无穷的世界。大概正因为如此，探寻和平之路的思想家对国家主权往往持保留态度，当主权在一些地方成为抵拒公理的掩体从而阻碍建立正义与和平的努力，对主权观的检讨也就势所必然。　　无论如何，宽容、尊重公理、世界主义等，为人们以理性的和平方式来消除社会灾难，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构架。　　三．创造和平局面的实践（上）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或者说是人们在战祸和战争阴影笼罩下争取和平的历史。在争取和平上，除了思想上的持续探索，还有实践上持续不断的努力，这些努力曾经或者正在起着遏制战争的作用，其中一些努力对于争取持久和平意义重大。　　1．和平主义运动　　和平主义是一种反对用暴力解决冲突，以消灭战争和争取实现各民族间持久和平为目标的努力和主张，它是思潮也是社会运动。作为思潮的和平主义可以追溯到古代，作为一种运动，在欧洲也有上千年历史了。最早具规模的和平运动出现于暴力盛行的10、11世纪。这就是约10世纪末始于法国、11世纪初传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上帝和平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是在战争频繁发生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减少战事并在战争状态下遏制和缓和野蛮行为；其方式是通过多次宗教会议发出上帝和平令和上帝休战令。上帝和平令要求基督徒集体发誓支持和平，主要精神是严禁私斗和在战时保护非战斗人员，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侵犯僧侣、朝圣者、商人、妇孺、农民及其财产。通过上帝休战令则逐渐禁止在某些日子（如每周的某几天、某些宗教节日和大斋节期间）进行一切战争。就第一次和平运动把战事限制在一定时间和保护非战斗人员这两大内容看，如果向上追溯，其实是对希腊城邦时期一些从宗教节日中产生的惯例的回归，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希腊全境必须休战，前往运动会的旅客不论来自何处、途经哪个城邦，都不得受干扰和侵犯。这在西方是一个可上溯很早又一直向后传递和延伸的传统。在这传统的链条上，以其教徒拒绝参加战争而闻名的贵格会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一环。贵格会兴起于17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和北美殖民地。其教义的精神特征是和平主义，认为暴力导致分裂，而所有具高度道德价值的行为都是一种深刻而潜在的人类统一的表现，因而反对任何战争。贵格会教徒因其信仰拒绝参加战争，却并不能避免战争发生。正因为如此，教徒们有一种特别的义务感去致力于治愈战争创伤，自兴起到现在的三百多年间，教徒们在西方每次战争中都尽可能为交战双方提供援助，并致力于通过教育渠道消除既作为战争原因也是战争后果的仇恨和误解。⑤　　无论历史和现实中，和平主义都有绝对的和有条件的之分。绝对的和平主义无条件地反对武力和战争。然而这种主义虽宽容却不明智。和平主义所依托的价值理念是尊重生命，这使得无条件反对一切战争的绝对和平主义无论在实践上和逻辑上都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当面对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敌人时，反对进行战争无异于听任无辜者的生命被消灭。二战时期，当侵华日军在我们国土上烧杀抢掠，当纳粹军队的铁蹄践踏着法国土地、纳粹的空军在伦敦上空日夜轰炸，拒绝拿起武器无异于把祖国拱手送给侵略者，无异于听任生命和文明一起毁灭。何况，在这类情况下，当战争已经发生而拒绝上战场，实际上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是把应该共同分担的危险推给了别人，这就产生了道义上的问题。罗尔斯曾批评道：在任何条件下都拒绝参与所有的战争是一种天真的必然具有偏狭色彩的观点。⑥我认为，天真在于不了解特定情况下战争与和平的悖论；由此也导致否认任何正义战争可能性的偏狭。正因为如此，在具和平主义思想的杰出人物中几乎没有谁绝对反对武力。即使和平运动无可争议的代表和精神象征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他们也支持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反对趁英国之危提出自治要求，而支持印军开赴欧洲战场“参加保卫帝国”，号召在英国的印度人在战争中作些工作，号召愿意参加的人登记为志愿队；第二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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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关于国际关系的论文

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我国的外交政策。这方面的论文，嗯，他是很应该是一种很端正的态度去写。

这位朋友你好！我根据你的部分情况进行了查阅，为你分出了大层次，你可以再细整一下：首先，是奥运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语境中，“奥林匹克精神”有专门的含义。国际奥委会在其《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主义的原则”条款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显然，《奥林匹克宪章》赋予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容是“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奥林匹克精神对奥林匹克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公正对待和理解。奥林匹克运动是国际性的运动，它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世界上文化间的各种差异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来自各国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以及观众生有不同的肤色，穿着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不同的宗教仪式，用不同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种族的和文化的差异，又常常由于各国间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而强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将世界上所有的体育文化集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于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尤为引人注目。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就可能引发冲突。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就是要形成一种精神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可以摆脱各自文化带来的偏见，在不同文化的展示中，看到的不是矛盾与冲突，而是人类社会百花齐放、千姿万态的文化图景，从而使文化差异成为促进人们互相交流的动因，而不是各自封闭的藩篱;使矛盾成为互相学习的动力，而不是互相轻视的诱因。也只有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才能打破各自狭窄的眼界，以世界公民的博大胸怀，去认识和理解自己民族以外的事物，领悟到各个民族都有着神奇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学会尊敬其他民族，以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和自己，虚心地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不断丰富自己，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所提倡的国际交流真正得以实现。其次，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奥林匹克运动以竞技运动为其主要活动内容，竞技运动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比赛与对抗。在直接而剧烈的身体对抗和比赛中，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锻炼与培养，观众也得到感官上的娱乐享受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但是，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和文化娱乐功能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竞争才有意义，各国运动员才能保持和加强团结、友谊的关系，奥林匹克运动才能实现它的神圣目标。正如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所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奥林匹克精神是皮埃尔-德-顾拜旦提出的。为了把一种充满活力的新教育体系介绍给祖国，顾拜旦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潜心钻研同时代的不同教育体系和古希腊的历史。他希望法国青年能接受一种新的教育体系，即在加强道德修养和增强信心的同时，锻炼身体，培养勇敢精神和坚强的个性。通过对古奥运会的考察，顾拜旦认识到，古希腊人组织竞赛活动，不仅仅是为了锻炼体格和显示一种壮观场面，而且是为了教育人。他认为，体育竞赛活动能磨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个性，同时又能锻炼身体。顾拜旦一直致力于古代历史和奥运会研究。当他听到希腊的伊文格罗斯-瑞卜斯愿为当地举办奥运会慷慨解囊的消息后，一个复兴古奥运会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要像古希腊人那样，通过体育竞赛教育青年。从此，他便周游世界，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顾拜旦提出复兴奥运会的主张并不复古。他建议恢复奥运会的组织形式和庆典仪式，但又认为有必要注人新的成份、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运动会的国际性，运动形式的多样性，运动员的业余性，以及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将使世界和平得到巩固和加强，种族歧视也将会被废除，这便是奥林匹克精神。1894年，顾拜旦召集了第一次国际体育大会，会上提出了复兴奥运会的建议并得到赞同，于是，成立了国际奥委会。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获得极大成功。奥林匹克精神诞生了。奥林匹克精神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精神发展，以此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它的意图是教育人，锻炼人的性格，培养人的道德，发展古希腊人的理想——“美丽、健康”。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对象不只是那些参加体育运动的人，还包括人民大众。奥林匹克精神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大奇迹。它期望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歧视的社会，培养人们之间真诚的理解、合作和友谊、承认在平等的条件下为获得荣誉的公平竞争，为人们在社会的其他领域树立了一个独特而光辉的榜样。顾拜旦认为，奥林匹克精神是一个国际体系它是完全独立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任何来自政治、经济或社会的因素对其进行干涉。他还为此创建了一个独立的国际奥委员，规定了国际奥委会的主要职责是，用其忠诚和献身精神来保证奥林匹克理想和原则的实现。通过这种方式奥林匹克精神的自主独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保证。奥林匹克精神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所有能使人变得更好的原则，都包容它明亮的光环里。奥林匹克精神的初级活动形式是奥林匹克运动，它是永恒的。它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运动水平高低，面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一切运动和竞技项目，旨在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是人们学习奥林匹克宗旨、骑士精神、理想主义及奥林匹克精神的永恒的学校。人们将它视为生活的原则，并进一步发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有的体育活动都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组成部分。奥林匹克运动是对大众而言的，它的目标不是让少数人去挑选金牌，而是为所有的人提供机会，让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们都去进行体育锻炼。它的口号是“体育为大众”。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另一种活动形式。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保证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现，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分割。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实质内容，《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通常它包括参与原则、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友谊原则和奋斗原则。“参与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一项原则，参与是基础，没有参与，就谈不上奥林匹克的理想、原则和宗旨等等。”“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句格言最早是美国一位主教提出来的。1908年伦敦举行第4届奥运会时，顾拜旦引用了这句话。后来，顾拜旦在1936年奥运会演讲时也说过：“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生活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奋斗。”这一原则已被世界各国运动员和广大群众所广泛接受。竞争原则表明奥林匹克运动是一项倡导挑战与竞争的社会活动。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形式，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形式之一。人类在竞争中，勇于向世界强手和先进水平挑战，不断超越自我、超越他人，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公正原则是参与奥林匹克竞争的行为规范。奥林匹克精神蕴含了公正、平等、正义的内容，承认一切符合公正原则的优胜，唾弃和否定一切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公正原则使奥林匹克精神具有了极大魅力。友谊原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体育活动，其最高目标，是要通过体育活动的手段，把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凝聚在一起，使大家相互交往，增进了解和友谊，进而达到世界的团结、和平、进步的目的。奋斗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灵魂。奋斗精神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繁荣昌盛的重要品质，是人类最伟大、最可称颂的内在力量。赛场的奋斗是人类奋斗的一个缩影。奥林匹克精神要求人们具有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和克服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体育运动是人类文化现象之一。萨马兰奇主席说奥林匹克运动就是文化加体育。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运动文化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人类的各项竞技运动成绩和运动记录，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这部分社会文化的积累、更新和创造过程中，奥林匹克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众多凝聚着人类智慧和体能的历史记载，多半是经过奥运会确立的。奥林匹克运动属于全人类，只有真正了解奥林匹克精神，人类才能真正拥有它。2金融危机：欧盟推出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蓝图”提出，任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领域都必须受到适当而充分的监管或监控；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建立在可问责和透明的基础上，主张通过一个更加全面的信息系统来确保金融交易透明，彻底改变助长冒险行为的安排；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能够对风险进行评估，并建立预警系统，以避免危机重演；阻止金融危机的重任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这些已经足够了你的要求，请仔细阅读，如果我的回答另你满意，请头我一票，谢谢 ~

《试析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发展》论文摘要：国际合作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对于国际环境保护事业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原则以国际宣言为依据，具有广泛的内容，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必然、理性的选择。但其实施现状并不乐观。国际社会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存在矛盾，为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各国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让渡主权，坚守合作的承诺，以求实现保护地球环境的最终目标。论文关键词：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途径;主权一、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及有关规定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宣布各成员国为促成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第一条死三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人类环境宣言》第7条规定：“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此条款尤其强调为实现环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第22、24、25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里约宣言》中，有9项原则规定了加强磋商、合作的内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类环境宣言》的有关内容，是它的具体化。如原则24，关于战争破坏问题，规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最后一项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二、国际合作原则的必然性首先，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既有当前症状又有滞后效应等。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解决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胜任的。其次，国际社会由于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所组成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这些差异导致了各国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和正式利益的冲突，这就反感了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协调行动。各国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共同致力于国际环境的保护。最后，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要求各国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制定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意志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所有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际合作或经过斗争达到合作的过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有效的实施国际环境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增强，加之危机意识的增强、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权利分配问题敏感而又复杂，体现出一种无法形成“合力”的“离心”倾向，各国均有意强化政府职能，捍卫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发的公共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瘟疫流行、环境问题，都使国界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强的实力。为了生存，国家之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合力”。三、国际合作原则的实施现状(一)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关心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整治只关心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来，这样就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样全球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二)南北双方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终酿成了当今世界的重大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都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发达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人均数量高出发展中国家几十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发达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然而，多数发达国家非但没有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回避和推卸责任，甚至利用环境保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南北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三)南北双方环境权益的斗争异常尖锐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一直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分工、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环境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利用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各自放弃一些主权，尤其是在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观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从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出发，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四、推进国际合作原则实施的途径(一)推动全球环境法制化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环境问题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面对环境安全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停留在各种论坛上的一般性讨论，必须寻求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确保各国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立法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无论哪一国家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他就在法律上承担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条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二)开展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对话和东西协商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都会对全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发达国家在改善环境时遭遇到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障碍时，发达国家基于历史和未来的考虑，应给予大力帮助。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基点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投资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见，从全球来看，环境保护和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三)建立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关系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面的发展观，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调整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为确保持续发展，各国将在制定经济、社会、财政、能源、交通、农业、贸易及其他政策时，进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并寻求更大范围的国际参与。国际社会也必须在政策、措施上实行更大范围的协调配合，以解决任何可能影响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可以相信，未来世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人类在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上将最终走到一起。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前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弱化的时代。国际环境合作的成功与否依赖各合作主体的合作诚意及采取的实质措施，需要主权国家更多地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更多地让渡主权，以长远利益为重，同心协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2020关于国际关系的论文题目

溶解度是在不同味道下，不同温度下不一样的，具体的数字国家书籍有记载你可以去查一下

你的国际关系理论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提出-论点；　　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　　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2020关于国际关系的论文摘要

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我国的外交政策。这方面的论文，嗯，他是很应该是一种很端正的态度去写。

以“和”为主线，我国的外交政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强大国力是外交的坚强后盾。国际形势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世界少不了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包含着如下基本点：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维护我国的独立的主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根据现在的国际形式我国的外交政策：1、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2、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3、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4、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5、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6、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用几句话概括，就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基础，发展中国家是重点，多边是补充”。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经受了国际风云的严峻考验。展望未来，世界正处在大转折之中。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的调整。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世纪之交，我国外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忧患意识、安全意识和应变意识。要从国际形势演变的总体趋势上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大外交·青年智库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Glory DiplomacyN2021/ N137技术变革与国际关系作者：丹尼尔·W·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Tufts）大学弗莱契尔（Fletcher）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在外交政策方面有诸多著作，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公共论坛的作家。摘要：本文反思了上个世纪技术变革对国际关系的两点主要影响。首先，他们相互影响；虽然不可否认技术变革影响着国际关系，但世界政治的变化也影响着技术变革。其次，任何技术变革是经济再分配和社会突破的一种表现。在技术变革之下，不仅会出现新的赢家，也会出现新的输家。技术变革改变了行为体的偏好，并且使新规范和新组织进行战略性构建。技术本身的性质以及公共部门推动创新的程度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证明以上论点，本文特别关注了上个世纪对国际关系十分重要的两大创新：核武器和互联网。要词：创新；国际关系理论；互联网；自由主义；核武器；现实主义；技术文源：Daniel W Drezner，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编译：郭青城，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审校：李燕，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编译精选引言2019年，技术与国际关系（IR）之间的联系将出现变革。创新给各国带来了经济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而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威胁。与现代军队相比，上世纪军队的破坏力相形见绌。除此之外，创新也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些变化引起某些人的焦虑情绪，进而催生了从伊斯兰国到反性骚扰的各种运动。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赶超发达工业经济体，一些技术也导致了国家间权力分配从根本上转变，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改变。世界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但另一方面，埃博拉疫情等事件也凸显了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跨境互动高速发展，推特外交成为一种新外交形式。尽管存在保护主义激增的现象，但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技术变革持续降低跨境交流的成本，其速度远超于政府提高壁垒的速度。一、理性主义对技术的看法对于大多数主权国家而言，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简单，即拥有更多的技术创新等于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与财富。经济学家强调，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大量经济计量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为发达国家贡献了60%至85%的经济增长；并且技术向较不发达经济体的扩散同样重要。据相关文献称，在大多数国家，外国技术来源约占生产力增长的90%；无论国家的权力分配或经济发展是怎样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来自技术。而正是通过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才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国家权利。由于技术能够使一个国家获得的财富最大化，并且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国家的安全，许多学者采用理性主义思想来看待国家行为体促进创新的活动。这在经济学文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通常侧重于用国内经济变量来解释技术创新的变化，资本市场的可用性和成熟度、市场规模或经济体的创业能力。即使经济学家考虑到国家的作用，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政治因素发挥着次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经济学家经常将非经济因素视为附带因素。新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种与经济学家相呼应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所有大国展开技术变革，否则将面临无法生存的风险。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依然很简单：无政府状态迫使技术在全世界迅速扩散。艾米莉•戈德曼（Emily Goldman）指出，“大多数新现实主义研究中，没有考虑技术传播会出现障碍，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源和信息”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获取新技术的动机主导着其余一切因素。而这并不是大多数政治学家对国家制度变迁的看法。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无摩擦理论存在几个问题。最明显的是，它们忽视了国际关系是影响技术创新速度的自变量。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定义的五大典型创新类别：发明、生产过程创新、开拓新市场、发现新的供应来源、发展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皆涉及社会如何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机遇。熊彼特的三类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际关系来实现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西欧各个王国和城邦之间的军事竞争刺激各国不断进行军事创新”。由此推断，在国家权力分配中，存在一个平衡点，能够激励各国投入技术创新。根据这一逻辑，单极世界会减慢技术创新的速度。超级大国感到十分安全，所以几乎没有动力投资于颠覆性创新；而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太大而失去创新信心。而多极化世界下，存在安全或不安全因素，并且这些因此能够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会刺激创新更加迅速发展。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将领导者和落后者的国内政治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长周期理论和权力过渡理论都强调，有抱负的霸权国家的国内条件决定了它们的相对崛起。各国之所以获得霸权地位，是因为它们为在主导部门发展一系列技术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技术落后的国家在追赶上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相对落后来跨越技术的死角。这些关于国际政治如何推动技术变革的解释本质上都体现了理性主义思想。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作为推动大规模科技投资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因素——威望的作用被忽视了。威望的力量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才能从中受益，胜过其他参与者。历史上，许多被认为最重要的社会环境都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可能导致国家行为体直接投资于军事领域的，或经济价值有限但能够极大树立国家威望的技术项目。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为载人航天项目投入了巨额资金。这种为了提高国家威望的科技投资，直到21世纪仍然影响着各国的研发投资。例如，2003年中国首次完成载人航天飞行引发了竞争国的疯狂反应，包括美国承诺要重返月球并向火星发射载人任务。尽管如此，预算严重紧张的其他国家也表示有兴趣投资于空间研究。中国于2019年1月将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也同样引起了其他各国的反应。理性主义者关于国家为何投资于技术创新的解释，从直觉上讲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国际政治如何影响技术变革的描述并不正确。权力的分配、主要经济体国内机构的性质以及树立国家威望的需要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技术创新，都不同于严格理性主义所给出的解释。二、国际政治中技术变革的多样性抽象地谈论技术变革有可能使我们一刀切的看待技术创新。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进行评估，各个国家并不是对所有技术一视同仁。例如，尽管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需要核武器以及互联网作为驱动力，但这两项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截然不同。有两个标准有助于分析不同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是开发或采用新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投资。大多数技术创新所需的固定成本较高，但随着一项技术逐渐标准化，开发此技术所需的投资可能会逐步减少。尽管如此，有些技术即使在标准化之后，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可能是因为技术投入生产的经济成本很高。技术创新的固定成本越大，各国试图获取新技术的壁垒就越大；而技术创新固定成本投资越低，有能力开发和使用该技术的国家就越多。另一个方面是技术创新的发起者更加符合公共部门的利益还是私营部门的利益。最有意义的技术创新是能够创造出“通用”的技术，既可以用来保护国家安全，也能服务民生。然而，一些技术创新并不能够投入到民用领域。那些固定成本高但有重要民用作用的技术是战略性技术（strategic tech），固定成本高的技术所得回报不断增长，这需要国家频繁干预，使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处于顶尖水平，避免依赖外国技术，民用飞机行业与当前5G网络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固定成本高、民用作用有限的技术属于威望技术（prestige tech），只有国家才有动力去开发，例如核武器的研发。固定成本低但私营部门机会有限的技术将被视为公共技术（public tech）。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创新的壁垒低，但对于私营部门利润微乎其微，那么这种新技术就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质。因此，私营部门开发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技术的动力较小，而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可观的社会效益，那么政府就会进行必要的投资。像疫苗研发之类的公共卫生创新就属于这类技术。最后，固定成本较低、多由私营部门进行的技术创新属于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这些产品的开发或许最初是以公用为目的，但其商业化十分明显，这逐渐成为这类技术的发展方向。目前这种技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而人工智能未来也大有这种发展趋势。公共政策在决定技术扩散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各国有多种国内和国际激励措施来规范新技术的传播。并且处于技术前沿的政府将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理论上，这会促进技术创新。这种政策的连锁反应是限制了技术的跨国传播。同样，政府也可能限制影响国家军事实力的技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抑制核武器扩散。三、技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十分有限，不同的理论强调的要素也不同，但从现实主义理论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都侧重于权力、利益和规范等。技术变革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世界政治。本章将论述核武器和互联网的创新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权力核武器如何对国际政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核武器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与其他大国确立地位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十分不同，从而改变了强权政治。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可被感知到的二次打击能力——通过增强国防或隐蔽其核储备的位置——他们就拥有了威慑力。然而，核威慑与常规军事威慑措施之间没有关联。同时，由于核武器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它们在世界政治其他领域的用途是有限的。即使与军事力量的其他方面相比，核武器的力量也不是完全可以替代的。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后果是，它使我们对国家权力的衡量与其他技术创新领域脱节。尽管成为核武器拥有国的门槛很高，但技术落后的国家有时也能够克服困难。建国初期的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仍然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论巴基斯坦还是朝鲜，都不处于技术前沿，然而这些国家却能够发展核弹头和弹道导弹技术。一旦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会大有不同，即使在一个国家在其他领域落后的情况下，其国家地位也会提高。这就解释了俄罗斯为什么会被视为21世纪的大国之一，尽管它的经济总量不到世界总量的4%。同时，这也是伊朗和朝鲜在过去几十年里受大国关注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核武器技术颇具名声，但互联网及其各种应用属于通用技术。网络空间的商业化产生了两种思想，是有关于互联网对权力的影响的。首先，互联网改变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平衡。第二种观点认为，互联网赋予了自由民主政体，而非其他政体以权力。网络空间起源于美国，似乎十分重视开放性。而美国也认为互联网能够增强国家各方面的软实力。最近的发生的学术研究事件及其他事件使情况更加混乱。各国政府学会了如何对互联网进行监管，以更及时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内容监管、版权和隐私等问题上，大国政府得以在网络空间上有所作为。核武器这类威望技术增强了研制这些武器的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加剧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力量不平等。网络空间这类通用技术最初让自由民主国家受益更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正主义行为体对它的扩散和利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权力平衡。（二）利益国家行为体将国际体系视为零和游戏还是非零和游戏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这种偏好差异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存在差异的根源。各国如何对核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作出反应，为技术如何改变或揭示国家偏好的变化具有指导作用。核武器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它歪曲了世界政治是零和游戏的概念。核时代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在其存在的头十年在核武器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对使用原子武器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毫不后悔。如果像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世界政治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场零和游戏，那么美国应该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其武器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鉴于当时在军备竞赛中的优势，华盛顿在随后的任何冲突中都会获得相对优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看到核武器的出现，使一个强大政权致力于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从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通过限制核弹头产量、运载工具类型和相关系统限制其核储备。事实上，核武器体制远比常规武器体制强大。而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互联网有望推动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各国期待一种更加注重合作、非零和的监管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和欧盟在竞争政策和隐私权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对于网络创新未能显著改变国家偏好，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由于网络空间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对州际关系的影响一样大，各国政府在阐明政策偏好时会优先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预期的生产力繁荣并未实现。与网络技术发展相关的一个经济趋势是自然垄断经济的出现。在世界政治中，威望技术和通用技术对国家行为体利益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核武器的破坏力导致了各国改变了其零和偏好，从而寻求更多的合作。对于自由主义者，核武器合作表明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促成各国在不太可能形成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时，网络创新的正和性质并不一定导致网络空间的更多合作。而对于现实主义者，网络空间中的冲突表明更多的相互依赖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三）规范据推测，技术对国际体系中规范的传播具有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无疑促进了规范的形成，而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规范在新技术的使用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按照定义，新技术出现在缺乏本土规范的环境中。新技术对社会世界的影响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想象哪些规范、规则和行为准则是合适的。新的创新可能试图复制相似技术的规范和实践，但这些规范是否同样适用于新的技术领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试图将旧的规范应用到新的领域可能给人们带来严重的误解。这种动态在核武器和网络空间规范的演变中得到了体现。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的研究集中在改变或限制特定规范的战术和战略上。这与两个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在核禁忌范围内获得某种程度的战术灵活性的努力是平行的。本世纪，反导和中导条约相继结束，削弱了整个军控体制。俄罗斯最近改变了其核理论，以降低使用低当量武器的门槛。作为回应，美国还改变了其理论，以“增强其定制威慑选项的灵活性和范围……以维护对区域侵略的可信威慑”。这种理论的转变是否会导致规范的转变尚不清楚。尽管如此，核武器作为一种界定大国关系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核武器已经70多年没有使用过了。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环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例如，在治理问题上，围绕如何管理互联网的辩论与创建网络空间架构的学术研究人员所熟悉的多利益相关者主义准则相呼应。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建立在公私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多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如杰弗里·兰蒂斯（Jeffrey Lantis）和丹尼尔·布鲁伯格（Daniel Bloomberg）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分散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将是“民主的”，并将大公司、政府、民间社群，甚至学术界的观点视为同等重要的，以帮助建立互联网运行的标准”。最后，社交媒体的泛滥也改变了外交准则。现代互联网的创造者们几十年来对这种现象一直都有这种预感。1985年，研究人员警告说，网络话语不同于其他交流方式，它“倾向于唤起接受者的情感……而且接受者随后可能会做出加剧这种情况的反应”。有专家总结说，这些媒体与其他任何传播手段都有很大不同。许多旧规则不适用于这种模式。在这个世纪中，大国竞争对手在推特网上互相恶搞。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技术创新规范的演变各不相同。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对其使用的强烈禁忌表明，规范的标准建构主义模式正在深化和内化。然而，在网络空间方面，从其他领域引进的最初一套规范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网络规范仍在不断变化。四、结语本文探讨了技术创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与严格理性主义的观点相反，文化和声望也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和扩散的模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技术不仅仅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与国际关系相互影响。不管是哪种技术，其重大创新都会增强利用这些发明的参与者的力量。这种能源优势能否持续，取决于技术本身的质量。通用技术的均衡效应大于威望技术，技术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矛盾的。核武器极大促进了各国的合作，而网络空间发展却意想不到地引发了更大的冲突。威望技术创建的规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大。另一方面，通用技术下，发展出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规范环境。通用技术的创新步伐可能会加快，与此同时其技术规范的创建和维护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技术创新会制造新威胁的担忧并不新鲜。另一方面，那些刚出现时看起来无法控制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起来发展得却很稳重。2019年，推特外交的概念似乎有些陌生；十年后，它可能会像我们现在听到外交电报一样奇怪。更准确地说，创新可能会在世界政治中造成暂时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适应这些新技术。译者评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上述文章将技术分为不同种类，论述了不同的技术是如何影响国家权力以及国际关系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并不充分，此前，更多的是借用经济学领域的思想理论，来解释技术对国家的影响，并且是以严格的理性主义来看待技术。而这种解释实际上并不全面，理由也不充分。将技术的影响放在国际关系理论下来解释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视角。技术创新与国际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早期的研究中，把技术只看做自变量，实际上技术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演变，使各个国家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实施创新。例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俄国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在核武器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并且出于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即便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也会斥巨资进行核技术的创新研发。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国家权力方面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例如，核武器的研发会提高各国的国家地位，使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更有话语权。像核武器等这类威望性技术，会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实力。再例如，中国5G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因为先进网络技术的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能够在民用领域发挥广泛的作用，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会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其作用。同时，国家利益与技术创新联系十分紧密。虽然技术在权力、利益等方面给各国带来不少积极影响，但同时如何规范技术创新，以及新技术的问题也变得迫在眉睫。对于新兴的技术，有些常用的技术规范并不适用，怎样制定合理的规范仍然是我们在发展新技术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新技术固然关系到国家的权利，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也早已不是单纯的零和博弈，各国应当抱有合作的态度，适应技术创新爆发的时代，以服务国家，造福世界人民。问题互动问题1、威望技术对国际政治关系有何影响？问题2、如何看待各国抑制核武器扩散的做法？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编辑 / 王潇洒审核 / 陈际界再审 / 王盖盖大外交青年智库独家出品个人|群体|企业|高校|智库|媒体|政府|国际组织合作联系邮箱大外交智库官方网站大外交智库即大外交青年智库（Youth Think-tank Of The Glory Diplomacy，简称Glory Diplomacy 或GD）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创始人是王盖盖。2020年，大外交智库又在中国深圳成立专门咨询公司，目前已成研究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与全球治理等事务的综合性全球思想库。此前，大外交智库聚焦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的青年原创方案、青年发展计划和青年外交延伸的助力与服务，推动大外交青年智库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大外交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也特别提倡、鼓励并支持大外交领域内青年大胆原创小心求证来实现价值增值，以期实现全球青年价值最优，从而聚集了全球各地区有志青年一起在当今时代为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目标而奋斗。因此，大外交智库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效果非常明显，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中国大外交新型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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