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论文范文
也算对得起历史论文的花纹的话放在人是不同的论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以三代人的教育为题历史论文这样的一个论文对于我来说肯定是有难度的。
夏商周灭亡原因论文研究
分封制下，诸侯的权利太大，一旦天子不够“贤明”，能力不足驾驭诸侯，很容易导致诸侯叛乱、政令不行等等，最终被灭国。
夏商周灭亡的共同原因是：王朝的末代统治者的残暴统治。
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个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建造豪华宫室，强迫人们服劳役，统治非常残暴，导致了夏朝的灭亡。
商纣是商朝最后一个王，他修筑豪华宫殿，制作炮烙之刑，镇压人民，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周幽王统治时期，横征暴敛，他宠信褒姒，利用分封制下诸侯的义务，烽火戏诸侯，导致周朝灭亡，可见夏、商、西周灭亡的共同原因是国君暴虐无道，统治残暴。
夏朝国号
夏朝，历史上惯称为“夏”。这一称谓的来源有十种说法，其中较为可信的观点是“夏”为夏氏族图腾的象形字。
司马迁记载“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夏后”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为国号。夏朝是在原始社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唐朝张守节则认为“夏”是大禹受封在阳翟为“夏伯”后而得名。“夏”是从“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遂成为国名，这便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的中国世袭王朝的起始。
夏商周灭亡的共同原因是：统治者的残暴统治激化了奴隶社会的阶级矛盾。
夏商周是我国最早的三个朝代，导致其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每一个朝代的君主统治残暴，阶级斗争明显，阶级矛盾激化，从而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或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普遍规律。
夏商西周灭亡的启示：
1.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
2.没有加强中央集权，导致权力实际掌握在各地诸侯手里。
3.奴隶制社会的不合理性，必然被封建社会取代。
4.不能太过奢华靡费，要勤俭节约，更不能好逸恶劳。
夏商西周的其他简介
夏商周在政治制度上都采取的分封制，其中夏商两朝，其本上沿袭了部落联盟时期的旧习，对于臣服的大大小小的部落或国家，并未过多干预其内政。
所谓分封制也叫封建制，意思就是天子或大王把天下的土地分给各个诸侯，这些诸侯对土地以及本国享有自主权，只需要向天子称臣进贡，天子出征时派兵助力就行。这一制度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各个王国和罗马教廷的关系，以及现代的联邦制度。
夏商周灭亡的共同原因是因为暴政，教科书上有的，历史老师也是这样讲的。
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论文
楼上的很强。但归根结底一句话：西周洛邑尚未发现，何来“考古发现与研究”？目前的考古成果，也就是大致确立了西周王城的位置。《尚书•洛诰》记载营建洛邑前召公来洛地相宅选的具体地点：“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据此，洛邑应在涧水东至瀍水两岸。在今洛阳市区涧水东岸与洛河交汇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东周王城，但并未发现西周王城。在今洛阳市东的史家沟（古涧水）至瀍河两岸，发现有大规模的西周遗址和墓葬，很有可能就是西周王城所在地。其具体范围，大略西起今史家沟，东到瀍河东岸的焦枝铁路两侧并延至塔湾村，北起陇海铁路以北的北窑村，南达洛河之滨的洛阳老城南关。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面积约6平方公里。可能与西周洛邑有关的的考古收获主要有：① 在今洛阳市区东部发现了大批西周墓葬。在今洛阳市区东部的北窑、庞家沟、塔湾等地，历年来迭有西周墓葬和车马坑被发现。大体上，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墓区：南边墓区范围包括瀍河以东至塔湾一带。已发现百余座墓葬。墓葬多数都有腰坑，头向大多朝南，随葬陶器组合是西周的组合——鬲、簋、罐、豆，但器物样式却明显地具有商代陶鬲、簋的作风。这批墓中的北窑M14，有南、北二墓道，有腰坑，墓道旁边有3个祭祀坑，其中2个为马坑、1个为羊坑。这些与晚商墓葬有很多相似之处，判断它应当是西周早期商人墓葬，即殷遗民之墓。北墓区大部分被盗。范围包括瀍河两岸的邙山南麓。其中庞家沟墓区面积较大，已发掘370多座墓葬。北墓区同南墓区有很多区别：发现的数百座西周墓都没有腰坑；人骨头向北，与南墓区相对。青铜器铭文中有很多人名，如毛伯、丰伯、康伯、太保等，这些都是见于文献和其它铜器铭文中的西周贵族。因此，推测北墓区应该是周族贵族的墓区。另在庞家沟贵族墓地西南，分布有西周平民墓地。南、北墓区的差别，到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② 发现一处很大的铸铜作坊遗址。位置在洛阳老城以北、北窑村西的瀍河两岸。面积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左右。已发掘的3000余平方米，发现有房基、陶窑、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陶范、熔铜炉和鼓风嘴。陶范中，有铸铜礼器的，还有铸兵器、车马器的，但很少见铸日常用具的。因此，推测它是一座官手工业作坊。年代包括西周初年至穆王时期或稍晚。这是迄今为止最大、最典型的西周铜器作坊遗址。它代表了西周冶铸业的高度发展水平，填补了我国冶金史研究的空白。熔铜炉有三种：一种是小型竖炉。用草拌泥做成，内壁涂有一层细泥。另一种是坩埚式炉。利用残体瓮，内部糊泥，用草拌泥做成厚唇。第三种是大型竖炉。先用细泥铸成土坯块，拼成一个炉壁，垒砌起来。这种大型竖炉，在商代还未发现。这种技术的出现为以后熔铜炼铁开了一个先例。
就考古学专业教材来说，以下为考古类推荐读本： 《 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考古》，安金槐，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 《民族考古学初论》，容观琼、乔晓勤，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三联书店； 《科技考古学》，陈铁梅，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量考古学》，陈铁梅，北京大学出版社； 《考古学理论》，陈淳， 复旦大学出版社 《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方辉 ，山东大学出版社； 《考古学读本》，杨楠，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十八讲》，张宏彦， 陕西人民出版社。关于考古：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进行古代遗迹考察和古代遗物研究的重要价值。产生于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到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更为发达，最终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曾潜入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活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完备的中国考古学体系。研究范围：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范围是古代，所以它与近代史和现代史是无关的！自人类的起源始，下限随考古学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又由于各地区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所以无法统一，各国考古学都有它们的年代下限。（20世纪50年代前，下限被限定在文字出现前，偏重于史前考古；50年代后，历史考古受重视，下限逐渐向后延伸）
重要遗址的发现：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商城、盘龙城，包括二里头的3、4期 分期：由于上述遗址的发现，先商文化、商代早中晚期，等分期成为可能。甚至具体到某一代王的考古材料都可以仔细划分，配合甲骨文的分期，商代的分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分区方面，由于南方的盘龙城、江西的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等等的发现，殷商不过长江之说就不攻自破了，但是南方商代遗存的性质（比如说，这些遗存属于商王朝还是南方的方国），还有待确认 取得最大成就，或者说集大成的考古学家当然是邹衡先生了，详见其《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中国考古学 两周卷》《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研究》《国学研究》《汉代考古学概说》《秦汉考古》 《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考古学是什麼：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通史 远古时代》《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仰韶文化研究》《史前考古论集》《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墓地研究》《考古学研究》事实
夏商周灭亡原因论文研究报告
共同原因：
1，夏商西周是奴隶制国家，诸侯分封制的必然结果。
2，没有加强中央集权，导致权力实际掌握在各地诸侯手里。
3，奴隶制社会的不合理性，必然被封建社会取代。
4，三朝最后君主荒淫无道，政策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
夏王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延续约471年。夏王朝的建立，从禹开始。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雄据大河南岸位于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
在尧舜时期，为了争夺王权，鲧与共工先后对尧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失败了后来，禹又继续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
禹接任了鲧的职位，放弃了鲧“堵”的治水方略，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
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扩展资料：
夏朝灭亡的原因：内部生产力的衰退；外部环境的长期不稳定；夏王朝统治阶级的观念；夏“桀”的个人因素(整日沉湎与声色犬马，大兴土木，亲近佞人）。
商王朝(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夏朝之诸侯国部落首领契因被封于商，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将自己建立的王朝称为“商”。
至盘庚，又将国都迁往殷，所以商朝又称为“殷”。经历17代31王(共510年)后，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
灭亡原因：商朝后期，绝大多数奴隶主贵族的生活奢侈腐朽，而且对待奴隶十分残酷。如人祭和人殉等；奴隶主贵族对平民和奴隶们的剥削和奴役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商朝统治者连年对外进行战争，大规模地对夷方用兵，国内的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发，加剧了国内的矛盾。
战争俘获的奴隶太多，他没有处理好奴隶的安置，导致了大量的奴隶反水。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一个世袭王朝，分为“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与“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和丰京，成王时期营建洛邑；西周末年，周平王姬宜臼从镐京东迁洛邑后，史称东周。
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及“战国”(战国七雄：齐、楚、燕、魏、韩、赵、秦)两部分。周王朝存在的时间从约前11世纪至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约为791年。
灭亡原因：地震、旱灾等自然灾害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也让危机日重的西周王朝雪上加霜；周厉王横征暴敛，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传至周幽王又破坏宗法制度,"废后立妾,废嫡立庶"并“烽火戏诸侯”使诸侯们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与周朝王权的关系渐渐疏远；少数民族犬戎攻打镐京，西周灭亡。分封制使得周天子的权力架空，加之周平王东迁后更加沦为傀儡；周朝的宗法制遭到破坏，各地诸侯王的势力日渐增大；并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断发展自己势力。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这才是真正的学历史：中国各朝代灭亡原因
分封制下，诸侯的权利太大，一旦天子不够“贤明”，能力不足驾驭诸侯，很容易导致诸侯叛乱、政令不行等等，最终被灭国。
这个题目设置得不是很严密A明显不对，事实上纣王是很有才干的人，只是他即位之后不久就耽于享乐，残暴不堪，另外几位的在位时间也都相当长，不存在“没有经验”这种问题。B如果说的是夏商西周的话，比较靠谱（毕竟东周属于明显的诸侯大过天子而亡，当然最后的几个国王也确实不是什么明主，赧王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欠赖帐者），不过个人觉得是“荒淫无道”更为合适一点。C这个说法似是而非，请注意当时的国家其实是只有一个的，那就是当时的天子。而其他的诸侯国准确来讲都是方国，之外就是蛮夷，也不是国家。D个人认为是最理想的答案，夏商虽说是“汤武革命”，站在中央政权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作乱，而且是很严重的叛乱。西周则是幽王废掉申后激怒了申侯，后者引进犬戎的军队杀了幽王，这是明显的作乱。东周就不用说了，诸侯早就骑到了天子头上，最后也是秦国灭了东周，那自然就是诸侯作乱。但是很显然，D不是我们普遍的观点，我们都是站在后朝的历史角度上，认定问题出在前朝，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也是更有积极性。所以只能是选B。
基本上没有共同原因夏朝的灭亡，嗯，夏朝是否真实存在，尚且被国际史学界所质疑，至于夏朝怎么灭亡，更难说了；商朝的灭亡，来自于诸侯的叛乱，西周趁着商军主力东征，偷袭朝歌得手；周朝的灭亡，分两个部分西周是因为周幽王与申候发生战争，申候不低勾引犬戎入寇，击杀周幽王导致西周灭亡；东周是被秦国灭亡的。嗯，如此说来，夏商周有一个共同的灭亡原因，被境内原想向自己称臣的诸侯革命灭亡。不好意思没有细看题目。应该是D，诸侯内乱。PS:《史记》上，夏商周都是因为国君失德，宠爱某个女人所以灭亡的。但是史记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烽火戏诸侯、放太甲于桐宫等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司马迁公的艺术加工，令其更适合儒家世界观，但是真实性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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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本书是根据宋人笔记等资料撰写的，主要是描写南宋的日常生活。读起来很容易理解，不像国内的某些史料，干巴巴的。2.《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3.《东京梦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