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论文
楼上的很强。但归根结底一句话：西周洛邑尚未发现，何来“考古发现与研究”？目前的考古成果，也就是大致确立了西周王城的位置。《尚书•洛诰》记载营建洛邑前召公来洛地相宅选的具体地点：“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据此，洛邑应在涧水东至瀍水两岸。在今洛阳市区涧水东岸与洛河交汇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东周王城，但并未发现西周王城。在今洛阳市东的史家沟（古涧水）至瀍河两岸，发现有大规模的西周遗址和墓葬，很有可能就是西周王城所在地。其具体范围，大略西起今史家沟，东到瀍河东岸的焦枝铁路两侧并延至塔湾村，北起陇海铁路以北的北窑村，南达洛河之滨的洛阳老城南关。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面积约6平方公里。可能与西周洛邑有关的的考古收获主要有：① 在今洛阳市区东部发现了大批西周墓葬。在今洛阳市区东部的北窑、庞家沟、塔湾等地，历年来迭有西周墓葬和车马坑被发现。大体上，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墓区：南边墓区范围包括瀍河以东至塔湾一带。已发现百余座墓葬。墓葬多数都有腰坑，头向大多朝南，随葬陶器组合是西周的组合——鬲、簋、罐、豆，但器物样式却明显地具有商代陶鬲、簋的作风。这批墓中的北窑M14，有南、北二墓道，有腰坑，墓道旁边有3个祭祀坑，其中2个为马坑、1个为羊坑。这些与晚商墓葬有很多相似之处，判断它应当是西周早期商人墓葬，即殷遗民之墓。北墓区大部分被盗。范围包括瀍河两岸的邙山南麓。其中庞家沟墓区面积较大，已发掘370多座墓葬。北墓区同南墓区有很多区别：发现的数百座西周墓都没有腰坑；人骨头向北，与南墓区相对。青铜器铭文中有很多人名，如毛伯、丰伯、康伯、太保等，这些都是见于文献和其它铜器铭文中的西周贵族。因此，推测北墓区应该是周族贵族的墓区。另在庞家沟贵族墓地西南，分布有西周平民墓地。南、北墓区的差别，到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② 发现一处很大的铸铜作坊遗址。位置在洛阳老城以北、北窑村西的瀍河两岸。面积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左右。已发掘的3000余平方米，发现有房基、陶窑、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陶范、熔铜炉和鼓风嘴。陶范中，有铸铜礼器的，还有铸兵器、车马器的，但很少见铸日常用具的。因此，推测它是一座官手工业作坊。年代包括西周初年至穆王时期或稍晚。这是迄今为止最大、最典型的西周铜器作坊遗址。它代表了西周冶铸业的高度发展水平，填补了我国冶金史研究的空白。熔铜炉有三种：一种是小型竖炉。用草拌泥做成，内壁涂有一层细泥。另一种是坩埚式炉。利用残体瓮，内部糊泥，用草拌泥做成厚唇。第三种是大型竖炉。先用细泥铸成土坯块，拼成一个炉壁，垒砌起来。这种大型竖炉，在商代还未发现。这种技术的出现为以后熔铜炼铁开了一个先例。
就考古学专业教材来说，以下为考古类推荐读本： 《 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考古》，安金槐，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 《民族考古学初论》，容观琼、乔晓勤，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三联书店； 《科技考古学》，陈铁梅，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量考古学》，陈铁梅，北京大学出版社； 《考古学理论》，陈淳， 复旦大学出版社 《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方辉 ，山东大学出版社； 《考古学读本》，杨楠，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十八讲》，张宏彦， 陕西人民出版社。关于考古：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进行古代遗迹考察和古代遗物研究的重要价值。产生于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到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更为发达，最终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曾潜入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活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完备的中国考古学体系。研究范围：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范围是古代，所以它与近代史和现代史是无关的！自人类的起源始，下限随考古学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又由于各地区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所以无法统一，各国考古学都有它们的年代下限。（20世纪50年代前，下限被限定在文字出现前，偏重于史前考古；50年代后，历史考古受重视，下限逐渐向后延伸）
重要遗址的发现：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商城、盘龙城，包括二里头的3、4期 分期：由于上述遗址的发现，先商文化、商代早中晚期，等分期成为可能。甚至具体到某一代王的考古材料都可以仔细划分，配合甲骨文的分期，商代的分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分区方面，由于南方的盘龙城、江西的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等等的发现，殷商不过长江之说就不攻自破了，但是南方商代遗存的性质（比如说，这些遗存属于商王朝还是南方的方国），还有待确认 取得最大成就，或者说集大成的考古学家当然是邹衡先生了，详见其《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中国考古学 两周卷》《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研究》《国学研究》《汉代考古学概说》《秦汉考古》 《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考古学是什麼：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通史 远古时代》《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仰韶文化研究》《史前考古论集》《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墓地研究》《考古学研究》事实
夏商周灭亡原因论文研究
分封制下，诸侯的权利太大，一旦天子不够“贤明”，能力不足驾驭诸侯，很容易导致诸侯叛乱、政令不行等等，最终被灭国。
夏商周灭亡的共同原因是：王朝的末代统治者的残暴统治。
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个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建造豪华宫室，强迫人们服劳役，统治非常残暴，导致了夏朝的灭亡。
商纣是商朝最后一个王，他修筑豪华宫殿，制作炮烙之刑，镇压人民，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周幽王统治时期，横征暴敛，他宠信褒姒，利用分封制下诸侯的义务，烽火戏诸侯，导致周朝灭亡，可见夏、商、西周灭亡的共同原因是国君暴虐无道，统治残暴。
夏朝国号
夏朝，历史上惯称为“夏”。这一称谓的来源有十种说法，其中较为可信的观点是“夏”为夏氏族图腾的象形字。
司马迁记载“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夏后”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为国号。夏朝是在原始社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唐朝张守节则认为“夏”是大禹受封在阳翟为“夏伯”后而得名。“夏”是从“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遂成为国名，这便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的中国世袭王朝的起始。
夏商周灭亡的共同原因是：统治者的残暴统治激化了奴隶社会的阶级矛盾。
夏商周是我国最早的三个朝代，导致其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每一个朝代的君主统治残暴，阶级斗争明显，阶级矛盾激化，从而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或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普遍规律。
夏商西周灭亡的启示：
1.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
2.没有加强中央集权，导致权力实际掌握在各地诸侯手里。
3.奴隶制社会的不合理性，必然被封建社会取代。
4.不能太过奢华靡费，要勤俭节约，更不能好逸恶劳。
夏商西周的其他简介
夏商周在政治制度上都采取的分封制，其中夏商两朝，其本上沿袭了部落联盟时期的旧习，对于臣服的大大小小的部落或国家，并未过多干预其内政。
所谓分封制也叫封建制，意思就是天子或大王把天下的土地分给各个诸侯，这些诸侯对土地以及本国享有自主权，只需要向天子称臣进贡，天子出征时派兵助力就行。这一制度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各个王国和罗马教廷的关系，以及现代的联邦制度。
夏商周灭亡的共同原因是因为暴政，教科书上有的，历史老师也是这样讲的。
夏商周论文范文
也算对得起历史论文的花纹的话放在人是不同的论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以三代人的教育为题历史论文这样的一个论文对于我来说肯定是有难度的。
夏商周灭亡原因论文研究报告
共同原因：
1，夏商西周是奴隶制国家，诸侯分封制的必然结果。
2，没有加强中央集权，导致权力实际掌握在各地诸侯手里。
3，奴隶制社会的不合理性，必然被封建社会取代。
4，三朝最后君主荒淫无道，政策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
夏王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延续约471年。夏王朝的建立，从禹开始。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雄据大河南岸位于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
在尧舜时期，为了争夺王权，鲧与共工先后对尧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失败了后来，禹又继续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
禹接任了鲧的职位，放弃了鲧“堵”的治水方略，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
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扩展资料：
夏朝灭亡的原因：内部生产力的衰退；外部环境的长期不稳定；夏王朝统治阶级的观念；夏“桀”的个人因素(整日沉湎与声色犬马，大兴土木，亲近佞人）。
商王朝(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夏朝之诸侯国部落首领契因被封于商，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将自己建立的王朝称为“商”。
至盘庚，又将国都迁往殷，所以商朝又称为“殷”。经历17代31王(共510年)后，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
灭亡原因：商朝后期，绝大多数奴隶主贵族的生活奢侈腐朽，而且对待奴隶十分残酷。如人祭和人殉等；奴隶主贵族对平民和奴隶们的剥削和奴役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商朝统治者连年对外进行战争，大规模地对夷方用兵，国内的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发，加剧了国内的矛盾。
战争俘获的奴隶太多，他没有处理好奴隶的安置，导致了大量的奴隶反水。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一个世袭王朝，分为“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与“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和丰京，成王时期营建洛邑；西周末年，周平王姬宜臼从镐京东迁洛邑后，史称东周。
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及“战国”(战国七雄：齐、楚、燕、魏、韩、赵、秦)两部分。周王朝存在的时间从约前11世纪至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约为791年。
灭亡原因：地震、旱灾等自然灾害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也让危机日重的西周王朝雪上加霜；周厉王横征暴敛，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传至周幽王又破坏宗法制度,"废后立妾,废嫡立庶"并“烽火戏诸侯”使诸侯们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与周朝王权的关系渐渐疏远；少数民族犬戎攻打镐京，西周灭亡。分封制使得周天子的权力架空，加之周平王东迁后更加沦为傀儡；周朝的宗法制遭到破坏，各地诸侯王的势力日渐增大；并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断发展自己势力。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这才是真正的学历史：中国各朝代灭亡原因
分封制下，诸侯的权利太大，一旦天子不够“贤明”，能力不足驾驭诸侯，很容易导致诸侯叛乱、政令不行等等，最终被灭国。
这个题目设置得不是很严密A明显不对，事实上纣王是很有才干的人，只是他即位之后不久就耽于享乐，残暴不堪，另外几位的在位时间也都相当长，不存在“没有经验”这种问题。B如果说的是夏商西周的话，比较靠谱（毕竟东周属于明显的诸侯大过天子而亡，当然最后的几个国王也确实不是什么明主，赧王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欠赖帐者），不过个人觉得是“荒淫无道”更为合适一点。C这个说法似是而非，请注意当时的国家其实是只有一个的，那就是当时的天子。而其他的诸侯国准确来讲都是方国，之外就是蛮夷，也不是国家。D个人认为是最理想的答案，夏商虽说是“汤武革命”，站在中央政权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作乱，而且是很严重的叛乱。西周则是幽王废掉申后激怒了申侯，后者引进犬戎的军队杀了幽王，这是明显的作乱。东周就不用说了，诸侯早就骑到了天子头上，最后也是秦国灭了东周，那自然就是诸侯作乱。但是很显然，D不是我们普遍的观点，我们都是站在后朝的历史角度上，认定问题出在前朝，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也是更有积极性。所以只能是选B。
基本上没有共同原因夏朝的灭亡，嗯，夏朝是否真实存在，尚且被国际史学界所质疑，至于夏朝怎么灭亡，更难说了；商朝的灭亡，来自于诸侯的叛乱，西周趁着商军主力东征，偷袭朝歌得手；周朝的灭亡，分两个部分西周是因为周幽王与申候发生战争，申候不低勾引犬戎入寇，击杀周幽王导致西周灭亡；东周是被秦国灭亡的。嗯，如此说来，夏商周有一个共同的灭亡原因，被境内原想向自己称臣的诸侯革命灭亡。不好意思没有细看题目。应该是D，诸侯内乱。PS:《史记》上，夏商周都是因为国君失德，宠爱某个女人所以灭亡的。但是史记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烽火戏诸侯、放太甲于桐宫等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司马迁公的艺术加工，令其更适合儒家世界观，但是真实性就难说了。
内蒙古旅游业现状与发展研究论文
促进旅游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一、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我国旅游业实现了由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转变。2006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亿人次,其中过夜旅游人数达499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339亿美元, 入境旅游接待位居世界第四位；国内旅游亿人次,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出境旅游3452万人次,居亚洲第一位。旅游业总收入达8935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全国旅游直接从业人员1000多万人，间接从业人员4900万人。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届时,入境旅游人数将超过2亿人次。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编制的旅游卫星账户测算，2004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当年全国GDP的。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强、关联度大的特点，在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战略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把它列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以培育。 二、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旅游是人们离开家门，求新、求知、求乐的一种社会活动，而文化则伴随着旅游的全过程。通过旅游，既能满足人们精神与物质的享受需求，又能满足人们的发展需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旅游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旅游业因其巨大的市场需求、良好的发展前景，被称作“朝阳产业”，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高度重视。 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密不可分。自有旅游活动以来，旅游与文化就从未分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而没有旅游的文化则缺少活力。旅游的优势体现在市场，文化的优势体现在内涵。站在旅游的角度看，抓住文化就抓住了核心价值；站在文化的角度看，抓住旅游就抓住了一个巨大市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繁荣。 随着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和不断发展，产生了旅游文化演出这一新的业态。近年来，我国旅游文化演出市场欣欣向荣，演出规模稳步扩大，演出水平不断提升，资本和优秀人才不断聚集，形成了百花竞放的崭新局面，展示了十分美好的发展前景。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在全国各重点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定时定点上演的、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旅游文化演出有153台，资金投入达亿元，参加的专业和业余演职人员万人，观众达亿人次，实现演出收入亿元。涌现了一批场面宏大、制作精美、演艺精湛、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吸引了海内外广大旅游者，并得到广泛好评。三、旅游文化演出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 旅游文化演出取得的成功，是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互融合的结晶，对我们进一步促进旅游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 第一，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市场是关键。从地域分布看，旅游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旅游与文化结合得越紧密，旅游文化演出市场相对就越繁荣，如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郑州、西安、成都、昆明、桂林等城市。从产品特征看，对文化和艺术内涵阐释得越有特色、越通俗，受众面就越大，越容易取得成功。这是因为，相对于城市常住居民来说，大多数旅游者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文化产品的需求往往表现为民族性、多样性、特色化、大众化。抓住这一潜在的观众流，就抓住了一个大市场。 第二，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培育精品是方向。所谓精品，是指精良、上乘的作品。旅游文化精品就是制作精良、演艺精湛、能够代表当地文化艺术水平、深受广大旅游者欢迎的优秀文化产品。旅游文化精品不仅能提升旅游城市和企业的品质，其本身也构成新的旅游吸引力。河南推出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从策划之初就致力于要把这台节目打造成艺术精品和河南的知名文化品牌，经过前后二年的精心设计、制作和市场营销，已经打开市场，取得了成功。上海的“时空之旅”，集中了三方投资者的优势资源，精心策划、精心编排，至今已连续演出700多场，有的观众甚至专程去看这场演出。这一系列的精品，包括在会议上介绍经验的云南的“丽水金沙”、广西的“印象·刘三姐”、杭州的“宋城千古情”等，不但本地观众爱看，各地来的游客也爱看；不但国内游客爱看，外国游客看了也赞不绝口。因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 第三，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独具特色是重点。因为旅游者具有“求新、求知、求乐”的愿望和需求，如果没有特色，就难以对他们产生吸引力，也就无法形成市场竞争力。这次会上六家单位的典型经验就各具特色，除此之外，还有陕西西安的“大唐乐舞”、深圳华侨城的“龙凤舞中华”、山东曲阜的“杏坛圣梦”、山西太原的“晋商歌谣”、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婚礼”、河北吴桥的“杂技大世界”、三峡大坝的“盛世峡江”、湖北的“夷水丽川”、贵州的“多彩贵州风”、安徽的“绿水青山”、西藏的“雅龚盛情”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许多作品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些作品拿到世界上去，也一定能以鲜明的特色占有市场。 第四，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体制机制是保障。旅游文化产品要进入市场，必须有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市场运作机制。有了与市场接轨的体制和机制，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实现文化演出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旅游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比如，有些剧目的初次投资高达上亿元，有些剧目每天动用演员四五百人，有些剧目当年就能收回数千万的成本，还有一些剧目已经连续演出了十多年仍然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第五，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改革创新是动力。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从旅游业来看，旅游产品的生命力同样在于创新。我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马戏、武术等文化艺术，通过设计理念上的创新、编排组合上的创新、高科技演艺手段的采用以及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等，便焕发出蓬勃生机，引起市场的热烈反响。广东番禺的“森林密码”，这个节目综合投资3亿元，仅灯光一项就投入2000多万。舞台宽度达100米，布景层次达11层，中外演职人员300多人，参加表演的动物400多只。虽然演出内容也是常见的歌舞、杂技、马戏等，但由于大量地采用创新手段，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自2006年1月开演以来，平均每场观众超过3000人，最多时达到8000人。
到内蒙古旅游一般都是看草原,但季节影响,7月8月才2个月,其他时间均为寒冷和沙尘暴季节
一是市场化程度低。这是我们内蒙古发展旅游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现在还在处在官员旅游阶段，官员旅游夹杂着会议旅游。我市每年用于政务接待的费用达３８０万元以上，而且还不包括上级和各科局用于接待的费用。今年游客有４０万人，而门票只卖出５万张。什么时候导游带来的游客占绝大多数，我们的旅游才真正发展起来了。旅游投资主要靠政府投入，还没有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良好格局。现在阿尔山的旅游到处能够看到政府的影子：路是政府修的，宾馆是政府建的，节日是政府办的，客人是政府接待的，旅游企业是政府补助的。下一步我们要引入市场机制，能交给市场解决的都要交给市场，政府对旅游业主要是规划、协调、指导、服务。二是基础设施滞后。旅游旺季的时候，旅客来了住不下，住下了服务不好，质次价高。市旅游局统计全市（包括个体家庭旅店在内）仅有床位３０４５张。投入不足还体现在综合功能不全，游客来了之后走马观花看景点，然后就只能呆在宾馆里。购物、游玩、娱乐等功能不全，游客感到没意思，一个地方搞旅游只靠景点是不行的，还要有许多配套的东西，吃、住、行、游、购、娱各各环节是统一的、配套的。三是交通瓶颈的制约问题。从海拉尔、乌兰浩特等方向来的客人大多要沿原路返回，旅游最忌讳的是走回头路，来阿尔山的游客却要来来回回走回头路。铁路是断头路，公路是三级路，特别是受制于飞机，飞机进不来，高端游客就没有，高端消费也就产生不了。交通仍然是我们发展旅游业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四是服务产品档次不高，质量差。对我们阿尔山市旅游业的评价是硬件不硬，软件太软。城市脏、管理乱、服务差、档次低。宾馆、饭店很多达不到基本的卫生要求。我们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旅游大发展时期起步的，是在人均ＧＤＰ１５００美元的基础上起步，黄山是在人均ＧＤＰ５００美元的基础上起步，起步的阶段不一样，初级阶段不是说档次一定要低，如果起步阶段的档次低了，那么今后的发展档次就低。阿尔山提出建设休闲度假型的国际旅游城市，这样的起点就更不能低了，所以现在就应该严要求，要形成一种习惯、一种文化。如果我们现在就要求不严，那以后我们想让它成为高档次的接待就不可能，因为它已经形成了那种习惯，变成了一种文化。所以在起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标准定的高一些，就是初级阶段高起点。软件太软，有很多游客对我们的意见很大。一个旅游城市它的美誉度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提供的是旅游产品，名声怎么样很重要。特别是旅游这个产业还有一个特点，一般情况下，一位游客到一个景点，一般只能来一次，没有特殊情况很少有机会来第二次。而游客选择到什么地方去，一般也是依据这个地方的名气，听别人介绍怎么样。游客又有这样一个习惯，游览一个景点后就会评论一番，这样景点的名声会一传十、十传百。为此，我们的宾馆、饭店都要争取有好的名声，要力争传出去的都是好名。
《如何从新的角度来探讨民俗的发展》 一、如何认识民俗旅游 （一）民俗旅游的范畴 民俗旅游是当今的热点，其作为一种无形文化资源，代表的价值呈现出巨大的吸引力。民俗旅游能将自然文化、社会生活、观览体验、传统现代等结合起来，反映着民俗区域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彩的生活情趣。“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它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在心理上满足游客追求“新异乐知”的需求欲望的一种旅游形式。针对民俗旅游的范畴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见解，其中就有关于上层文化中的宫廷文化（诸如宗教历史遗迹、佛教寺庙景观等）是否被纳含于民俗旅游资源（大数来源于民间下层文化）之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时代的迁移，上层的宗教仪典等已经成为当地的民俗文化传统，所谓的“神圣”已经加了民俗的基调与内容，把上述归为民俗旅游的范畴有其可行性与合理性：符合时代的变迁性质，保留历史原有的上层文化；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顺应民俗旅游发展趋势；共同参与并了解，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之博大精深。 （二）“旅游民俗”的分类 “旅游民俗”是个广泛的概念，其分类的标准与角度不同，分类的结果也会有所出入。总的来讲，分类应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来分别定位。 1．从宏观的角度来区分，旅游民俗又可依照其涉及的民俗性质、产品层次等可作出不同的类型划分。周霄认为以民俗性质为标准,旅游民俗可分为“物质型”、“社会型”、“口承语言型”和“信仰型”四种类型；以产品层次为标准，旅游民俗还可分为“静态陈列型”、“动态表演型”和“互动参与型”三种类型。此外，谢科还根据民俗旅游资源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可将旅游民俗分为三种形式：物质民俗旅游资源（包括生产民俗、消费民俗和流通民俗）、社会民俗旅游资源（家庭民俗、村落民俗、民间组织民俗、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和精神民俗旅游资源（信仰祭祀民俗、口承语言民俗、民间艺术民俗、民间游戏娱乐民俗）。巴兆祥在论及民俗旅游时根据旅游者的行为动机把民俗旅游分为消遣观光型、参与型、考察型和娱乐性。 2．从微观角度来区分，旅游民俗的分类可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不拘泥于一种格式。如大理旅游民俗主要包括服饰、手工艺品、歌舞、节日、宗教信仰这几类；又如喀纳斯斯湖景区图瓦旅游民俗有物质民俗文化、意识民俗文化和社会民俗文化3大类、11亚类和41小类。根据调查,图瓦人文化在畜牧民俗、农耕民俗、服饰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社会民俗文化、交通民俗、婚俗民俗、寿庆民俗、丧葬民俗、传统节日、现代节日、乡里民俗、竞技民俗、工艺民俗、自然崇拜、生活禁忌、宗教信仰上具有特色。 二、民俗旅游的研究内容（价值体系研究） 本人通过万方数据库、google academic搜索引擎、中国期刊网等搜索到了近万篇关于民俗旅游的论文，再加之导师指定的论文，发现关于对民俗旅游的研究至今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中反复讨论，同时加深加宽。民俗旅游的研究内容大多数集中在民俗旅游概念、特点和分类研究；民俗旅游规划、开发及开发模式的研究；民俗旅游的有关文化方面的研究；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旅游发展研究；民俗旅游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研究；民俗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民俗旅游的中外对比研究等等。探讨诸如此类问题的论文比比皆是，但是从民俗旅游本身的价值角度出发的文章并不多见，纵观民俗旅游的研究内容，其实质上主要探讨了民俗旅游的价值体系，其主要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价值内容： （一）文化价值观 1．文化的不和谐现状：旅游业往往被称之为“无烟”产业，然而在其发展过工程中对其赖以生存的旅游资源环境所造成的伤害, 从某种程度上看, 丝毫不亚于工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出现大量的伪民俗，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和谐性，促使旅游地民俗文化出现与外来文化快速趋同的趋势，使民俗文化的特色日渐消失。民俗旅游是在丰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上发展起来的旅游形式，本应有利于民间文化的传承，但在不少地方，旅游开发却使民间文化受到了伤害，导致民族风情徒具形式，手工艺品艺术价值降低，文化的多样性渐趋丧失。孙天胜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开发者和旅游者的功利主义，为此我们应强调民俗旅游对文化保护的责任，在发挥其经济功能的同时不忘其对文化传承应有的意义。田茂军从“没有科学地处理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和“没弄明白民俗文化保护与开发的主体问题”两个角度对民俗旅游文化进行了反思。周霄（2002）还引进了“文化殖民”这个概念，等等。 除此以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化巨变的明显特点是物质生活习俗与社会生活习俗、信仰生活习俗的两极化发展，即一方面在物质生活方式上疾速追逐超越时空和国情的消费与享受，甚至不加选择地套用外来文化模式，或错误地引进西方文化的败笔来填补鄙弃传统生活方式的空缺，另一方面在家族习俗、人生礼仪及信仰行为与观念上不加区别地全面恢复古旧的宗法性礼俗，无论外来的风俗还是本土的习惯，都处在冲撞、融合或重整再造之中。此外，现时风俗打上了“时尚”的印记，研究时尚这种能够趋同性行为模式的形成、时尚的不断更替等则成为民俗学者们的主要任务。 2．文化的协调发展：民俗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看似经济性问题的文化冲突，实则是深层次文化冲突的外现。所以旅游开发的实践中，不仅应该对一个地区的旅游开发进行技术经济论证，而且应该寻找文化冲突中的均衡，培养文化调协的概念。陶犁认为，其协调内容应含有民俗旅游者文化求异与文化认同间、民俗旅游的本质与民俗旅游产品形式间、民俗旅游中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自决性与互动性间、民俗旅游中接待地居民文化心态间、民俗旅游的开放性与限制性间、民俗旅游中文化与生态经济间的调协。吴忠军在论述广西民俗文化的时候也涉及了“整体文化开发设想与局部文化建设并重”的协调思想。卡哈尔-吾甫尔针对新疆民俗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提出了增强区域协作、联合促销并尽快建立和完善新疆黄金旅游走廊的思路。 其实文化协调性的现行核心问题是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性的协调问题。其实民俗旅游的本真性与商品化并非绝对对立，如民俗旅游开发以旅游业为驱动力，商品化则无法避免，我们应该寻求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以获得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同时不协调的关键实质上不在于民俗旅游商品化本身，而在于对商品化的肤浅理解和低级运用。民俗旅游中的“本真性”侧重于旅游者所经历的“真实”，通过市场运作来为旅游者提供一个体验民俗文化的机会。因此，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它具有经济的“外壳”和文化的“内涵”。因此，民俗旅游的开发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又要遵照文化法则。置文化内涵于不顾的随心所欲、粗制滥造，实际上违反了商品化原则，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也不可能获得长远的经济效益。同时，在旅游开发中一定要把握商品化的“度”，不把旅游的经济效益把再过高的位置，商品化也未尝就是坏事，相反商品化还可以有效的传播和推广民俗文化，旅游也将成为民俗文化传播的使者。所以只有本着旅游本真性与商品性的均衡发展才会真正实现大范围的文化协调。 （二）经济价值观 作为文化旅游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旅游,在经济效益方面已经显有成效： 1．显性效应：民俗旅游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吸引旅游者、增加客源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 2．隐性效应：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民俗旅游是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同时民俗旅游也扩大了当地的知名度,在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的同时,还可以吸引众多的投资者为当地经济建设宣传服务。 殷群从民俗旅游的供给与需求方面出发，指出民俗旅游需求的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开发中要防止民俗旅游的泛化，同时要注意民俗旅游的供给具有民族性和民间性，此外，作者也对民俗旅游进行了消费效用分析。陈建设等指出民俗旅游能给民俗地区带来经济收入实为一种帮助扶贫、充分利用资源和保护资源文化的经济激励，同时提出以扩大市场增加收入、建立合理的经济补偿机制、多种激励方式相结合的建议对原有的经济激励进行了改进。在实证性研究论文当中，张旭亮等对图瓦民俗旅游进行了研究，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图瓦民俗旅游开发所产生的外部性不经济性，并针对这些外部不经济性提出了一些可消除图瓦民俗旅游开发外部不经济性的建议。 （三）社会价值观 民俗旅游是近年来发展的一种特色旅游，其独特性与生动性使其充满了商机，当然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个侧面写照，我们也不可忽略其社会价值。彭谊认为通过民俗旅游，可以为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生态环境、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城乡的美化，同时也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此外，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社会控制”问题也炙手可热，民俗旅游拉动了旅游地经济的增长。当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资源等因素不足以支持其向前发展时,外部的政治机构和经济集团以“投资者”或“扶贫者”的姿态介入并成为旅游战略的制定者和经营运作的操控者。众所周知，投资者关心的往往是其资金收回与效益问题,这种思路极易导致民俗旅游开发中的短视行为,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以当地自然文化生态的破坏为代价。因此,在关于当地民俗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原则性问题上,地方政府需重新争取主动而坚定立场,以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为计。 三、民俗旅游的研究方法 民俗旅游是一门新兴的旅游主题，它的热潮引起了众多学术研究的紧跟而上，研究方法也是如此，大量篇幅的研究方法此起彼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剖析并总结。具体而言，民俗旅游的研究方法可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般分析法、跨学科分析法、整体—局部分析法和跨区域分析法。 （一）一般分析法 从民俗旅游的资源开发和市场开发两个角度, 提出了调查法、比较法、综合法、形象定位法、市场预测法。胡海胜使这五个方面具体化：调查法——对民俗旅游资源、市场和开发过程的调查；比较法——相似和相异比较；综合法——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旅游资源的评价（分等定级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和对民俗旅游景点的综合开发（景点内综合开发、民俗风情与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的结合、点线面相结合）；形象定位法：领先定位、比附定位、逆向定位、空隙定位、重新定位；市场预测法：定性（类比预测法、集合意见预测法）、定量（时间序列预测法、回归分析预测法、试销法）。 （二）跨学科分析法 对民俗旅游的研究与对相关学科的研究是相通的，此类相关学科包括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等。只有通过类比或对比才能在学科研究间找出共性与特性，关于民俗旅游的论文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并不多，但也不乏有人创新开拓，如周霄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旅游民俗的概念体系与类型,以及民俗旅游的本质与特征,并从文化变迁、组织重构、角色认同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对民俗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又如刘晓春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方面分析，认为民俗旅游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资本与地方性文化之间共谋的结果,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服务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诉求。此外，民俗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也可为创新之举，王德刚等从消费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旅游者对民俗旅游商品的需求特征，包括追求时代性、追求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追求消费多元性与需求多样化、追求消费个性化和追求携带的方便性等。 （三）整体—局部分析法 这种方法实质上也可称作整面—焦点分析法。 1．运用整体（整面）分析法的文章占了论文总数中相当一部分，其从宏观把握问题，审视我国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同时展望今后的发展动向，等等。 2．局部（焦点）分析法则从微观的角度来具体分析某一个地区的民俗旅游发展情况，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东西南北中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的层次由省及村。论文研究内容以具体地域状况为基点来探讨，分析了民俗旅游发展的历史成因、开发模式及意义、现状及内容、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等，以小范围的诠释扩展到大范围的展望。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地域涉及广泛，如在文献总数（根据数据库精选出的112篇文献资料）中，分析新疆、广西、云南、内蒙古、山西、辽宁、天津、湖南、四川、重庆、江西、甘肃等北方及中西部省份，或诸如昌平、新疆喀什、恩施州、北京怀柔区官地村、湘南地区、张家界、甘南地区等小区县的论文数较多，而针对东南沿海诸如上海、南京等地关于民俗旅游开发方面的文章较少；此外，民俗旅游深入研究与少数民族紧紧相连，大量的文献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开发而展开，如西南三省少数民族的旅游民俗开发等。 （四）跨区域分析法 也称之为区域比较法，此分为两种情况：1.国内不同区域间的比较分析法；2.跨国界比较分析法。针对1种情况，海峡两岸曾在02年于北京对关于两岸观光休闲农村与乡村民俗旅游召开了研讨会；“06中国旅游发展论坛-北京对话”也以跨省市的手法来比较分析乡村民俗旅游的发展异同。针对两种情况，周春光等从介绍日本“里山”现象入手，通过对目前京郊地区民俗旅游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议，并积极主张营造有中国特色的乡土自然文化和民俗旅游发展模式。 （五）其他方法（创新构想） 包括“经典罗列法”和“历史阶析法”。 1．“经典罗列法”指在罗列出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典型案例来分析民俗旅游的发展模式与发展前景等，陈景辉等在论及我国民俗旅游开发的成功模式中就罗列出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典型的三种模式：泸沽湖地区的纳西族摩梭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西安以仿古入城式盛大典礼欢迎克林顿；深圳华侨城大打民俗旅游品牌，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内蒙古民俗旅游的开发意见。 2．“历史阶析法”指利用民俗旅游发展中不同历史阶段的典型性特征来纵观民俗旅游的发展进程与改进措施。这两个创新构想出的方法在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情况不多，即使出现也以综述的形式，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去完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从而提高研究成果的可信度。 四、民俗旅游的创新思路 （一）处理民俗旅游与相关主题旅游的关系 随着“旅游可持续化发展”口号的提出，以“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民俗旅游”为主题的旅游形式纷纷兴起。民俗旅游作为近年来旅游新的增长点，各地方踊跃的打起“民俗”的旗号、以当地的民俗特色吸引游客来发展当地的旅游经济。其实民俗旅游与其他几种旅游形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与相关性，具体体现在： 1．民俗旅游中的“民俗”特质贯穿于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的内容之中，呈现出地域上与内容上的相互包揽性，具有“民俗搭台，生态、红色、乡村唱戏”的特征； 2．均为新兴的旅游形式，其形成机制与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四个主题互为兼容，互为补充； 3．旅游发生地大部分集中在边远山区和偏僻乡村，上述几种形式的旅游均顺应形势，有效地宣传了当地特色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维护了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注重都市民俗旅游与乡村民俗旅游、农业民俗旅游的并肩发展 民俗是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如何更好地丰富民俗旅游的内容、展现丰富旅游文化,一直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问题。“和谐”理论的提出要求我们在旅游的生态可持续方面也做出贡献，农村民俗旅游与农业旅游是民俗旅游可持续化的发展重点，它们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农村或农业经济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现象，也是我们如今发展民俗旅游中的重中之重。然而社会的进步与旅游发展的多样化要求民俗旅游不局限于一个小范围内。迄今为止，仍有不少民俗旅游论文还在沿用早期英国人类学派的观点,把大量注意力投向古老的民俗事象,因而过分关注市场尚不成熟的民族或乡村区域,纷纷开发出一系列无“度”的民俗旅游项目，而同时国内都市所吸引的客源在旅游市场上至今还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为都市民俗旅游的开发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空间，我们的研究余地还很大。比如，邱扶东等在考察上海都市民俗特征基础上,提出了上海都市民俗旅游开发模式，并从都市文化与旅游氛围、旅游产品、旅游商品等方面评价了都市民众旅游开发的作用。总之，要把民俗旅游做大做好，就要结合都市与农村等地域的民俗特色，做到地域间民俗旅游的和谐发展，达到互为补充、互为增色的效果，使游客选择余地更大，从根本上完成民俗旅游的多样化建设。 （三）解决民俗旅游的传统性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与“三农问题” 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内容很广，有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构成。 1．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可用来指导民俗旅游的产供销活动，从而解决供需矛盾； 2．社会、文化的可持续要求民俗旅游开发中加强对传统民俗文化价值的宣传, 要提高当地居民的素质, 激发起对所在社区和地方文化的自尊、自爱和自豪感, 提高其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对游客要加强尊重接待地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宣传教育等等； 3．环境的可持续主要在于加强环境保护和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民俗旅游开发者、管理者、旅游者以及当地人们的生态环境教育，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 如今民俗旅游展开地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农村，“三农问题”也就成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李万佰以北京昌平市为例，提出了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和政府扶持为措施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李琳桂等认为“农家乐”民俗旅游在“三农”问题上可以有效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解决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加快农业市场化、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四）发挥民俗旅游的“特色化”营销 “特色化”主要包括营销客体（民俗产品）的特色化和营销介体（营销手段）的特色化。 1．营销客体（民俗产品）特色化：指的是地方根据当地的民俗特色，设计出符合游客需要的旅游民俗产品。如昌平以“酒”为题材发掘其民俗旅游之“酒文化”；满族人民依据其民族特色开发传统食品，使“萨其玛”等品牌产品名扬天下；辽宁对民俗旅游中的纪念品开发颇有独到之见；此外，“民族高校开发民俗旅游”的构想成了旅游界的热门，等等。 2．营销介体（营销手段）特色化：即为营销的方式，其实关键在于怎样去广告宣传自身的特色产品。肖建春对四川重庆一带的民俗旅游作了广告分析，提出广告必须充分利用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寻求整体规模效应、并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国际化，等等。总之，民俗旅游广告宣传的原则性在于以内容真实、特色鲜明、形式多样为基点，利用媒介通过艺术的手段将产品推向市场、面向国际化。 （五）提倡民俗旅游教育扩大化问题 1．加大“人才教育”力度：民俗旅游人才（尤为管理和经营人才）的不足成为社区民俗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合理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需要民族界的精英人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拓深民俗研究的内涵。所以旅游人才的培养必须坚持旅游业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原则，利用高校、大专、中专、职校、旅游培训中心构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地，通过岗位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可引进一些急需的高级管理或经营人才以满足民俗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全面要求。此外，民族地区的教育颇为特色，张洁提出民族小学除了对外界开放，让游客了解当地民俗外，在教学中还应根据民族地区具体情况，在某些教育内容中体现民族特色。 2．培养“社区参与”理念：其主要强调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决策获得经济社会等方面利益的同时，加强旅游地社区居民参与有关旅游知识的教育培训来提高其旅游意识和环保观念，达到由受教育前居民被动接受环保而与环境形成的主客体被动关系转化为受教育后居民主动自觉的环保观念而与环境形成的主客体对等关系的目标，从而使旅游地居民深知如何自觉去维护环境的健康发展，形成了一组循环性良性效应。 （六）创新民俗旅游的现代化建设 民俗旅游的古朴性与承传性并不排斥民俗旅游中的现代化建设。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展使原来封闭但具有丰富民俗特色的区域开始面向外部世界；经济的融通与信息的交流使民俗旅游的发展趋向于现代化，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的提出是建立在不损耗当地生态环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过度的商品化与经济化只会导致民俗文化的消亡于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这是一种我们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要尽量避免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在良性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引进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创造当地人们的数字化生活，为民俗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开辟、实现市场和效益的规模化等提供便捷性。 五、总结与展望 目前，我国民俗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深度不够但发展势头较好，其处于起步探索时期，问题较多，需要我们进一步钻研。面对目前的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缺乏理论体系，达不到体系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比例失衡；忽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滞后于实践；案例分析太简化，分析问题不深入；不关注热点问题，缺乏热点问题间的思维链接；缺乏问题主观性因素和客观性因素的结合，把“人”本身问题放于次要地位；思路单一化，创新性少等等。当然，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在我们审视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思索我们的改进与提高步骤，那才是关键问题，近年来我们的研究也在逐步地进步，从不同的维度探讨了民俗旅游的热点，并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拓宽思路，培养一种前卫的思维模式。我们拭目以待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将成为旅游经济新一轮的亮点，同时也是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