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学术论文
去论文大全里找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王国维少年时代心悦《汉书》等历史著作，不喜举子业和《十三经注疏》，但十八岁之前所接受的仍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早午战争后，使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静安文集·自序》）。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会书记校 。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读康德哲学而爱之，又转研叔本华哲学。后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静安文集·自序》），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清华研究院教授等。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早年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这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此后他又重读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著作。1904、1905这两年间，他先后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特别是对“性”、“理”这两个中国古代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问题，作了批判分析。他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性”，认为性超乎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又是不可知的。他用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给“理”下了这样的定义；广义上的理，即理由，以宋代学者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来作证明；狭义上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王国维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 （《静庵文集·释理》）。在“命”的问题上，他接受叔本华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他的美学思想由“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构成，而“境界说”则是其中的精华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美学理论，认为境界包括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二者的融合；词的高下以有无境界为衡量标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可分“有我之境”，其特点是“以我观物”；“无我之境”，其特点是“以物观物”；在艺术创作方面，又有“造境”与“写境”之分。 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方面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代乾嘉孝据学的传统，也汲取了西文实证科学的精神。首先，与前人不同，他治学善于运用比较法，熔古今中西于一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是拿地下实物与文字记载互相释证；研究边疆地理，辽、金、元史，是拿中外古籍进行互相补正；写《殷周制度论》、《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这些著作，则是把西文传来的观念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互相参证。这比起乾嘉学派的学者来，视野确实要宽广得许多。 王国维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六十种之多，大部分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
够你用的了！
王国维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王师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 哲学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 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 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想，是先验论、唯心论思想体系。王国维一方面偏爱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但是，他也曾批评过这些哲学可爱而不可信，他曾说叔本华：“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②另一方面，他也曾受过实证论思想的熏陶，曾学过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些学问培养了他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又不满于科学、实证，而认为还需要探讨人生的道路、真理。这便是他认为“可信而不可爱”。于是，他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徘徊，思想常处于矛盾之中。辛亥革命后，他到日本，便弃文而从史的研究。在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史学 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属于考古派。陈寅恪对他的学术成就曾有过描述：“其学术的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①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说明。 第一，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他自己称这种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① 晚清康有为提出“六经皆伪”，后来史学界发展为疑古派，对古史抱怀疑态度。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精通语言文字音韵学，但是，他又不相信甲骨文，认为甲骨文不是真的，因此，他对这种研究甲骨文进而研究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态度。王国维与疑古派不同，他认为古代传说仍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态度比较审慎。他又不同于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经学家，他们研究语言文字学是为了通经，而王国维研究语言文字学，其基本出发点在于考史。而章太炎是过分相信书本知识，连青铜器上的金文，龟甲上的卜辞都一概否定其价值，不过是治学中的一种保守思想而已。 第二，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对西北地理和蒙古地区古代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他利用汉晋木简、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写出了有重大贡献的论文。如他写的《流沙坠简序》，便是利用魏晋木简考证西域著名古城楼兰的位置及其兴废的论文。他写的《鬼方、昆夷、■狁考》便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文献，同时也利用了钟鼎彝器铭文的不少材料，经过比较、分析，而得出精辟的见解和论断。他写的《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唐贤力芯伽公主墓志跋》等文章，从碑文、墓志铭文考证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回鹘族的历史。他写的《萌古考》（原名《辽金时蒙古考》），是研究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以前蒙古诸部落历史的重要论著。他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订主因亦儿坚即是纠军，搞清了金代后期纠军的情况和事迹。他还写了《鞑靼考》、《黑车子室事考》等文。他的研究方法是勤读宋、辽、金、元等汉文史籍，又参考钱大昕、徐松、张穆、何秋涛、洪钧、李文田、屠寄、丁谦、沈曾植、柯劭劭等学者的专著，还引用《蒙文元朝秘史》、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行记》，以及对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等著作进行比较、校勘、证订，然后，得出精湛的论断。 第三，宋元戏曲史的研究。王国维1907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译时便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陆续写出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7种专著。东渡日本后，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批著作是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给戏曲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因为，历来人们对小说和戏曲认为是民间的俗文学，“庸人乐于染指，壮夫薄而不为”①。研究的人寥寥无几。王国维采用的是西方学术研究科学的严密的方法，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论述。上述前7种便是分析型的考证，后一种属于综合型的巨著。他在著述时又运用了西方先进的戏剧理论和美学理论，“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②在历史的考察方面，他总结说：“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③。他的这段总结，是依据一种论断，即“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④，“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始全”⑤。用这一原则考察中国古典戏曲形成、演变、发展过程，描绘出清晰的途径和线索。在艺术审美方面，他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处，无不如是。”①他运用这种审美标准对戏曲的语言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发挥。人们一致共认《宋元戏曲考》是近代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 综上所述，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便是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材料，如一、殷契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新的发现的地下材料，王国维学贯中西，用毕生精力对之加以研究考证，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他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等，同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又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学术界得到了极高的声誉。 文学 王国维在1908年发表《人间词话》，是文艺批评类著作。他利用了传统的诗话形式，而论及的内容达到近代美学理论的高度，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作品。他在《人间词话》中标举了“境界说”。境，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家也运用过这些词语，如宋朝严羽的“兴趣”、清朝王士桢的“神韵”、袁枚的“性灵”诸说，但都是就风格、技巧而言，王国维则提到美学的本质论高度。他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①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②这是总论，对五代北宋的词评价很高，其标准即有境界。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③ 境不仅指景物，也是心的感情，景与情构成文学的两个基本原素，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与主观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这一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王国维提出了四个关系。 第一是“自然”与“理想”的关系。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④ 诗有写实派和理想派，写实派是将客观事物真实地描写出来，理想派是着重于虚构、主观的想象，而虚构、主观的想象又以生活现实为其基础。因此，大诗人所造的境，必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合乎自然，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观照、反映的感受，将景物真实地描绘出来，有如诗中的“赋”，直书其事。而邻于理想，是诗人总是用自己的理想去取舍生活、剪裁生活，引譬连类，因物喻志，有如诗中的“比”、“兴”，触物以起情，索物以托情，表达诗人的一种思想感情。王国维的意思是大诗人造境、写境，难以区分，最高的境界是能反映物景以及人生（感情）的本质，而且，景情互相融合，达到浑为一体，这是最高的境界。他举了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评价为“纯是天籁”①，又评为“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②这首散曲前3句18个字综合了9种事物，勾画出秋天萧瑟凄凉的傍晚景象，烘托出一个远离家乡的旅行者来。马致远的写作技巧是极高明的，真达到了“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③的境界。另外，王国维对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评价极高。这首词的起句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尾几句是“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王国维评：“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④诗人苏轼，对杨花描绘成似花非花，全神凝注，笔借“风”“雨”，一气流转，把杨花当作容器，装进去主观的想象，显露出对人生的理念，格调更为高雅。这里“我”融入了景物之中了，与物景处在有意无意之间，因此，读咏此词，有一唱三叹，寻味无穷的感觉和效果。 王国维要求观照景物能体现某种景物内在的本性，即“神理”，达到“真景物”，“理念”的真；在体现人生的感情时能反映人的内在本性的真，达到真感情，创造出独特的艺术画面，诗人“忧生”、“忧世”的理想与感情自然渗透在作品之中。自然与理想，写境与造境，写实派与理想派，合而言之，都应当达到这种境界，便是美。 第二是“入”与“出”的关系。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①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② 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要观察、体会、了解、领悟，便要“入乎其内”，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观察，但是，常人之眼与诗人之眼不相同，常人之眼有时看不到，看不透，或看到了说不出来，没有提炼的能力。诗人之眼则不同，他能静观，能观照，能突破自身狭隘的眼光，能出乎其外，站得更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能排斥私欲、功利等障碍，能将客体的本性体察、领悟出来，这就是诗人天才的“内美”，具有这种崇高的人格和素质，才能出，故能观。同时，待物化的艺术境界，即在审美主体（作家）蕴藏形成的第二自然、第二人生和第二之我需要用艺术形式、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在于审美主体驾驭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能力，这种能力有高有低，这便决定作者在“出乎其外”时能否高致。因为作者心中的意象是观物、观情的辩证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有时稍纵即逝，是须臾之物，需用不朽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作者既要超以象外，轻视外物，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要重视外物，情景相融为一体，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评论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分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③这里所讲的格、情、气、韵是格调、性情、音韵、气象，四者能烘托出“境界”。因此，境界包括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感情，能反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王国维举周邦彦的《苏幕遮》咏荷的词，其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园，一一风荷举”。评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①另外，他举冯延己的《南乡子》咏草的词，其中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他评说：“‘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若也。”②这两幅图画，通过语言、色彩、线条充分表现了荷和青草的内在的本质力量，能得荷之神理，摄春草之魂，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这便是善入善出的典型例句。 第三是“渐悟”与“顿悟”的关系。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③ 这是《人间词话》的一段名言，王国维用晏殊、柳永、辛弃疾三首词的断句，描绘了作词的艰苦历程。同时，他又引申到成大事业、大学问方面去。这三个境界是作为诗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修养和锻炼的问题。审美主体（作者）对人和物的审美把握，形成待物化的意识客体，第二自然、第二人生以及第二之我，再将此用艺术形式表现为意识性的客体（作品），其间有一个渐悟到顿悟的过程。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凋碧树”，是一种烦躁的心情，诗人要观物，首先要摆脱现实的种种纷扰，破除一切我执，包括苦乐、毁誉、利害、得失，挣脱一切个人的私念，达到胸中洞然无物，才能达到观物之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时，便入定，能去体会物之内在本质的美了。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把握，审美主体（作者）有一种择一的、固执的、终身无悔的精神，在探索着事物的美。这种美必须将事物个别的、外在的、偶然的东西跨越过去，得出普遍性的、内在的、必然的一种理念，用审美的把握塑造出美的意象，诗人在此境界的心情是平静、纯净、自然的，寻求一种自然的乐趣。一方面，这种寻求是艰辛的，使人憔悴和消瘦，同时，另一方面，这种寻求又是使作者的感情得到升华，达到完美的意境，虽然“衣带渐宽”，又是值得的，殉身无悔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说的是顿悟。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苦苦寻求，作者能用最明快的语言，将事物玲珑剔透的表达出来，浑如天成。这时作者的心情达到了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获得了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表达了“慧”的寻求的艰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表达了智慧的顿悟。诗人在艰苦的寻求中，豁然开朗，灵感顿生，妙语连珠，境显现得光辉耀人，情表达得沁人心脾，这是极不容易获得的一种境界。在第三种境界，诗人也从自己创作的诗作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达到了精神上的愉悦。 王国维最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誉为“神秀”①，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②李煜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些词都是千古绝唱。李煜表达的感情，具有一颗“赤子之心”，度越了个人身世的局限，抒发的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情，他摆脱了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能深窥人类和事物的内在本性，把自己强烈的主观的感情和这种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人的感情和景物融合为一，他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这种感情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完成抒情诗人的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因此，最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他的词最足以说明诗人确实经历了诗的三种境界，达到了最高的智慧顿悟境界。王国维评价说：“后主之词，可真所谓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①。李煜确有其过人的哀乐，将自己的生命和词的创作融合在一起，词具有灵慧之气。 第四是“隔”与“不隔”的关系。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② 王国维强调诗词要自然、真实，真事物，真感情，形象鲜明、生动，是客体事物的写照，是人类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再现自然与人生，反映了美的本质。作品问世，读者读时，心中有感受，便是对物化的意识性客体（作品）在头脑中重现艺术境界。这种重现又有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时代精神渗透其中，而主要的取决于艺术作品境界的深浅、有无、大小，物化的程度高低等等。王国维的所谓“不隔”，就是能真实地表达感情、形象生动地描绘景物，不多用典故，“不使隶事之物”，“不用粉饰之字”，“忌用替代词”，排斥“游词”。他对姜夔（白石）的词评价不高，主要缺点便在于“隔”。造成隔的原因，一是姜白石词中用典太多，读者读时不易理解，再是词中“雅”的程度过高，“仙”的韵趣过重，而人情味相对地减弱了，读者不能直接感受到其境界，因此，王国维评论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①王国维不喜欢吴文英的词，对吴评论很低，说吴的词缺点在于“隔”。又贬谪其词“肤浅”，“枯槁”，其人“才分有限”。词虽然五光十色，不乏美丽的辞藻，但是总是嫌“假”，没有真情实意。有人评吴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王国维也取吴文英词中一语加以评价，说：“映梦窗凌乱碧”②，其意相同。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然仍用传统诗话形式表现出来，比较简单扼要，但是，它有着许多精彩的见解，蕴有深厚的、丰富的美学理论作为基础。他的意境说，把中国传统诗话中的格调、神韵、气象、兴趣诸说，提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形成了中国评论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理论。他探讨了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在审美范畴的种种关系，要求格调要高，写出真景物、真感情，崇尚自然，要在“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③，这种理论纠正了晚清渐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弊病，比专讲婉柔或专讲豪放更要全面。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他的美学理论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而且，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也贯穿到评论小说、戏剧、美术等领域，具有普遍性。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王国维的诗词数量不多，诗有192首，词有115首。后来他便致力于历史学研究。他的词是颇有功力的，他自己也很自负，樊志厚评为“真能以意境胜”，“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①。举例来说：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②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栏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蝶恋花》）③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浣溪沙》）④ 樊志厚评论王国维的词说：“君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①王国维的词写景鲜明、逼真，言情深婉凄绝，音韵铿锵，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能将哲理融化于情景之中，读时觉得耐人寻味，品格高致。细细品味，真有一种美的享受。 ①《静安文集续编》，第21页。 ②《静安文集》，光绪三十年铅印本，第1页。 ①《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①《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①《曲录自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370页。 ②《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 ③《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34页。 ④《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01页。 ⑤《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6页。 ①《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06页。 ①《〈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以下间称《人间词话》），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4页。 ②《人间词话》，第1页
王国维美学论文集中析出文献
基本介绍写文章时，有意引用现成语 (成语、诗句、格言、典故等) 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说明自己对新问题、新道理的见解，这种修辞法叫引用。引用的作用是使论据确凿充分，增强说服力，富启发性，而且语言精炼，含蓄典雅。编辑本段详细介绍【词目】引用【拼音】yǐn yòng“”引号的作用就是引用。1. [reference]∶说话或写文章时用别人作品中的词，如：从那首诗里引用一个警句2. [recommend]∶引荐任用引用天下名士详细解释1. 引荐任用。《后汉书·李膺传》：“故引用天下名士。” 唐 杜甫《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诗：“往者 武后 朝，引用多宠嬖。” 清 昭连 《啸亭杂录·不喜朋党》：“故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2. 用他人的事例或言词作为根据。唐柳宗元《辩<；鹖冠子>；》：“唯 谊 所引用为美，馀无可者。” 宋 吴曾《能改斋漫录·事始二》：“偶读 窦 所引用，于是始知不用正、五、九上官之理。” 艾青《诗选自序》四：“我在文章中引用…… 李白的两句话。”编辑本段引用分类引用的作用是使论据确凿充分，增强说服力，富启发性，而且语言精炼，含蓄典雅。在书写论文时使用：直接引用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起止页码.二、期刊文章[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J]. 刊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三、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A]. 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C].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四、报纸文章[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N]. 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五、国际、国家标准[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 [S].六、专利[序号] 专利所有者. 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 专利号，出版日期.七、电子文献[序号] 主要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八、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Z].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引用分类（二）根据所引出处是否明示而言，有明引与暗引之别；按照所引文字与原文有无差异来说，有直引与意引之分；凭依所引出处或主旨正确与否立论，有确引与讹引之异。明 引例子（1）：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暗 引例子（2）：失败乃成功之母，你千万不要气馁。例子（3）：薄粥稀稀碗底沉，鼻风吹动浪千层，有时一粒浮汤面，野渡无人舟自横。（ 沈石田《薄粥诗》）（「野渡无人舟自横」引自 韦应物《滁州西涧 》）引用分类（三）正用又称“正引”，就是引用者对所引用的语句持肯定的态度，用在引文与原文意思相一致的场合。正引一般是用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既可以是明引，也可以是暗引。如：①这安公子是那女孩儿一般百依百顺的，怎么忽然的这等执性起来？……他这一段是从至性中来，正所谓儿女中的英雄，一时便有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思；旁人只说是慢慢的劝着就劝转来了，那知他早打了个“九牛拉不转”的主意，一言抄百总，任是谁说，算是去定了。（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在小说中，安公子的父亲因为两次河堤决口，被责问不善治理而革职查办，在山阳县收监。安公子救父心切，不顾从未出过远门，一改平日女孩子般的百依百顺，决意要身带数千两银子跋山涉水三千里去山阳县营救父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荣华富贵不能使他受到诱惑，贫贱困苦不能使他动摇，权势强暴不能使他屈服。”“九牛拉不转”是引用俗语。两处引用都是说明安公子此时的性格格外倔强，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人都不能改变他营救父亲的决心，和所引用的原句的意思一致，所以是正面引用。这里没有指明出处，是暗引。②那秦钟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记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因此百般求告鬼判。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钟道：“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清·曹雪芹《红楼梦》）“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这句俗语的意思是：“阎王下命令叫你三更死，叫勾魂鬼勾你的魂，谁也没办法叫你活到五更。”这句俗语在这里是正面引用，作者借鬼判之口说出来，将阴间的铁面无私和阳间封建政治制度下的瞻情顾意、徇私舞弊、黑暗腐败作了鲜明的对比。它表达了作者说这段话的目的，即是要狠狠地鞭挞阳间的封建政权。这是正引，也是明引。③《陆象山语录》有一则写道：“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接着，他又举出下面一首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抠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邓拓《燕山夜话·不要秘诀的秘诀》）这段文字有三处引用。第一处是作者引用陆九渊的《陆象山语录》中“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第二处是引用陆九渊的一首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第三处是“读书不求甚解”，作者在阐明自己的观点时引用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好读书，不求甚解”一语。作者对前面所引用的句子和诗句是表示肯定的，它们和本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一致，都是说读书不必太死心眼，一个问题没弄懂，不必总是钻在这个问题中，非得弄明白不可，有时候问题没弄明白，时间却耽误了，所以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暂放过去，等以后再慢慢地去弄清楚。这就是正引的手法。作者为了不引起读者的误解，对“不求甚解”反复加以解释，特别指出“对于我们现在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第一处和第二处点明了出处，是明引；第三处则没有点明出处，是暗引。反引反用又称“反引”，就是引用者对所引用的语句加以评判，持否定的态度，即所使用的意思与原来的意思是相反的，以达到标新立异，或起到讽刺的作用。反用从形式上还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照录原文，然后对原文加以否定或修正；第二类是直接改动原文，使本文所用的意思与原文相反；第三类是引出原文的大意，然后再提出异议。如：①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是孔子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这世界上，只有女人和小人最难相处，亲近他们，他们就会无礼；疏远他们，他们就会怨恨。”作者对这句话持否定态度，先引用这句话，接着马上对这句话作出评判，认为把女子和小人归在一起，是对女子极大的轻蔑。在要求妇女解放的时代，鲁迅先生反其意而用之，为妇女争取解放而大声疾呼。②“子入太庙，每事问。”至今传为美谈。但你入轮船，最好每事不必问，茶房之怕麻烦，之懒惰，是他们的特征；你问他们，他们或说不晓得，或故意和你开开玩笑，好在他们对客人们，除行李外，一切是不负责任的。（朱自清《海行杂记》）这段文字中引语出自《论语·八佾》，意思是：“孔子每次进太庙，事事都要问。”作者引用这句话是说，古人认为好问是一种美德，然后在后面指明现在轮船上就不能好问了。引用原话而变其意，是反引手法。上面两个例子都是直接照录原话，然后加以否定或修正，所以都属于反用中的第一类。③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唐·李白《沐浴子》）《楚辞·渔父》中有“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句子。再看李白这首诗，很明显用了反用的手法，将“必”直接改成了“莫”，语意正好相反，属于反用中的第二类。④哦，我的剑要归寝了！我不要学轻佻的李将军，拿他的兵器去射老虎，其实只射着一块僵冷的顽石。哦，我的剑要归寝了！我也不要学迂腐的李翰林，拿他的兵器去割流水，一壁割着，一壁水又流着。哦，我的兵器只要韬藏，我的兵器只要酣睡。我的兵器不斩芟奸横，我知道奸横是僵冷的顽石一堆；我的兵器也不要割着愁苦，我知道愁苦是割不断的流水。哦，我的大功告成了！让我的宝剑归寝了！我岂似滑头的汉高祖，拿宝剑斫死了一条白蛇，因此造一个谣言，就到了一个天下？（闻一多《剑匣》）这一节诗有三处引用：“李广射石”、“翰林断水”、“高祖斩蛇”。“李广射石”源出《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意思是：“李将军去打猎，看见草丛中的石头，以为是老虎，便一箭射去，箭杆没入其中，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块石头。”“翰林断水”中”翰林“指李白，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有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高祖斩蛇”源出《史记·高祖本纪》，刘邦饮酒醉于泽中，遇到大蛇挡道，于是拔剑把蛇斩成两段，后以此作为得到“神助”而起义、夺取天下的宣言。诗人在这里引用原文大意，然后再提出异议，“我不要学轻佻的李将军”，“我也不要学迂腐的李翰林”，“我岂似滑头的汉高祖”，非常鲜明地表示了诗人的意向。⑤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唐·李商隐《贾生》）汉代的贾谊是个非常有才能的政治家，曾受到大臣们的排挤而放逐在外。这里前面两句的意思是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被放逐的贾谊，这在封建文人的眼中是一种十分荣耀的事情，这个机会简直千载难逢，暗示才干能够得到发挥了。第三句的意思是汉文帝虚怀垂询，凝神倾听，使得两个人靠得非常近。第四句则是悲叹汉文帝听得这么入神，不是问关于天下苍生的大事，问的却是有关虚幻鬼神的故事。第三句和第四句本来是说文帝爱才，诗人在这里做翻案文章，反其意而用之，讽刺文帝不是真的爱才，借以感慨自己的怀才不遇。上述例④和例⑤都是引用原文的大意，继而提出异议，属于反用中的第三类。借引借用有两种。一种又称“改用”，就是原文的本意与所要表达的意义既不相同相似，也不相反相对，只是在某一方面有相关性。它可以推陈出新，增强生动性，产生幽默风趣的效果，也可引起读者对故事的联想，增强形象性。还有一种就是借用数学中的符号，组合成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内容，达到言简意赅的目的，有直观形象的艺术效果。如：①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清·王国维《人间词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出自宋代晏殊《蝶恋花》，原意是写在苍凉的深秋独登高楼怅望，这里用来作为第一境，即表示追求理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宋代柳永《蝶恋花》，原意是因为思念爱人而渐渐变得憔悴，表示相思之苦，这里用来作为第二境，即表示艰苦地追求、探索。“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出自宋代辛弃疾《青玉案》，原意是写无意中发现了意中人的惊喜心情，这里用来作为第三境，即表示取得成功、实现理想的喜悦心情。这三处引用都是写闺情离愁，作者以它们的相关性来比喻治学的三境，只是就引语原意加以引申而已，以此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并无深意，是借用的手法。②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夹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做“席卷天下”。（鲁迅《安贫乐道法》）“席卷天下”出自汉代贾谊《过秦论》，原意是说秦孝公想吞并天下，这里是故意加以曲解，望文生义，引起读者的联想，增强文章的形象性，用来表示穷人卷起席子到露天地上睡觉的情景。③小乙：“泡泡！”妈：“小济，快，找小盆去！”爸：“等等，小乙，先别撒！”随小济作快步走，床下椅下，分头找小盆，至为紧张，且喊且走：“小盆在哪儿？”只在此屋中，云深不知处，无论如何，找不到小盆。妈曳小乙疾走如风，入厕，风暴渐息。（老舍《文艺副产品》）“只在此屋中，云深不知处”出自唐代贾岛《寻隐者不遇》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作者借用后面两句，并把“山”改为“屋”字，借以描写孩子要撒尿，全家人出动找小尿盆，而小尿盆不见踪影的情景，同引诗的原意并不相同或相对，只是凭着不知该到屋里何处找小尿盆与不知到山中何处找师父有相关性的因素，望景生义，故予引用。这样就增强了文章的幽默感，令文字妙趣横生，是借用的手法。上面三个例子都是属于第一种借用手法，即借用与原文有某一方面的相关性，来增强文字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并产生幽默的效果。④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人加上家畜性等于某一种人，初看起来我们根本没有见过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理论、什么公式。在作者看来，带有“家畜”的驯服性格的“某一种人”，其实是无异于消除了“兽性”，没有了反抗精神的人，正如文中所说对他本身来说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只不过使“牧人喜欢”而已。作者借用数学中的符号“+”和“=”，使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加法算式，巧妙而鲜明地表达了他主张反抗的严肃主题，因为驯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只是使外国人喜欢而已。这样的描写言简意赅、干脆利落。⑤笔者认为，胡适所犯的错误，是因为他只注意到其不可分的一面，因此他得出了石头=贾宝玉=作者（曹雪芹）的结论，提出了自传说。（马力《从叙述手法看“石头”在〈红楼梦〉中的作用》）胡适曾经片面地认为《红楼梦》的叙述者（石头）、主人公（贾宝玉）和作者（曹雪芹）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本文作者为了说明“他只注意到其不可分的一面”这个观点，借用了两个“=”号，就把胡适的这种错误观点简洁而又直观地表达了出来，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和幽默感。⑥天才=2%的灵感+98%的汗水。（爱迪生名言）这句话是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名言，我们今天也经常用到，证明天才并不是游手好闲就得到的，它其实是靠勤奋和汗水，是靠努力拼搏换来的。这个公式形象地说明了天才与灵感、勤奋之间的辩证关系。一句话概括，简单明了，却又点面俱到。上述④⑤⑥三个例子都是用数学符号来表达某种意图、某种思想感情，言简意赅，能产生直观形象的艺术效果。这属于第二种借用手法。编辑本段作用介绍1.引用，可使所表达的语言简洁凝练\生动活泼，增添感染力。如：①我于是就抛了死相，放心说笑起来，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经人的钉子：说是使他们“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们的世界，现在是少年们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们虽异，而其禁止说笑也则同。那么，我的死相也还得装下去，装下去，“死而后已”，岂不痛哉！（鲁迅《忽然想到》）“死而后已”一语出自诸葛亮《出师表》：“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死而后已”一般是和“鞠躬尽瘁”用在一起，其本意是：“不怕劳苦地贡献自己的一切直至死，即尽心国家大事，至死才罢休。”作者在这里引用，虽然也有至死才罢休的意思，却不是为了国家大事，而是“装死相”装到死才算完结，反映出作者对那个“愚民的专制时代”的抨击。它使人们装成死相，到处死气沉沉，甚至连说笑一下都不行，毫无半点生气，表现了作者极大的悲愤。后面再加上一个“岂不痛哉”，语气更加沉痛、强烈，大大地增添了文章的感染力，引起读者的共鸣。②夜间人定后……紫鹃停了半晌，自言自语的说道：“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长大，脾气性情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这几天还不乏，趁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蛆。”紫鹃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无父母无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人？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清·曹雪芹《红楼梦》）紫鹃引用俗语“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简明地概括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以相互知心为基础的，道出他们爱情的可贵之处，也反映了他们执著痛苦的心情。林黛玉听了这句话后，锥心刺骨，激动万分，彻夜难眠。她这种忧郁悲痛的情绪也感染了读者，吸引了读者，使读者忍不住掩卷叹息他们多难的爱情。可见用一个俗语来概括事情的感染力之大。③绿树听鹈〖造字〗，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这首词的背景是：词人的族弟遭贬官至桂林，词人深有感触，遂借离别之情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家国之悲。词人在此词中引用了四个典故，都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凭借这些典故场面，表达了今日一别，不知哪年哪月还能重逢，也许是生死离别也不一定的心情。再念及自身，同时表达了极度悲伤的心情。“马上琵琶关塞黑”出自汉代王昭君出塞和番，嫁给南匈奴单于的故事。昭君离开自己的故乡，远离熟悉的亲人，去那言语不通、习俗不同的异国他乡，自是心里非常难过。“看燕燕，送归妾”是出自春秋时代卫庄公妾的儿子被杀，庄公的妻子庄姜送她回娘家，因为此后都不可能再相见，庄姜感怀大家以往相处的情景，于是作《燕燕》一诗哀叹离别的典故。“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出自汉朝李陵战败后投降匈奴，从此身败名裂的典故。李陵与苏武在河桥上分别，此后相距遥遥，怕是永无相见之日。“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出自战国时代剑客荆轲刺秦王的典故。燕太子丹在易水为他送别，都穿着白色衣冠，以表示壮士一去不复返，气氛悲壮。词人暗引这些典故，语言凝练，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及复杂的心情抒发得行云流水一般，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令人读后回肠荡气，有如亲临其境，感受了那番生离死别。2.引用，对说理表情达意都很有帮助，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供有力的论据，增强说服力。如：①不是吗？山海关纵然是坚固险要，可也有被攻破的记载；而吴三桂的引清入关，更是不攻自破。多尔衮的铁骑，不就是从这洞开的大门下面蜂拥而过席卷中原的吗？“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圆圆曲》，道出了当时爱国人士对吴三桂的愤慨和痛恨。尽管历史学家对吴三桂降清的动机是否是为了“红颜”这一事实还有争议，但雄关被出卖而不攻自破却是事实，也是教训。（峻青《雄关赋》）山海关是天下闻名的险要关口，但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朝政府当年就是从“固若金汤”的山海关蜂拥而入、席卷中原，说明山海关纵然险要，可也有被攻破的记载。作者接着引用吴梅村《圆圆曲》中“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两句来增添说服力。当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掠去，而当时吴三桂是指挥镇守山海关的大将，为了红颜，他一怒之下，引清兵入关。虽然这一事件是否属实还有争议，但山海关却终究是被攻破了。作者引用此诗，充实了论据，更加有力地说明“那所谓‘固若金汤’的雄关，是从来就不存在的；而真正坚固的雄关，只有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这个观点。②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大丈夫的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吴晗《谈骨气》）这是文章的开头部分，作者首先引用了《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四句话。孟子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说的话当然很有分量，这无形之中就为作者的论点提供了论据，再加上作者自己的论述，两者有机地结合，为文章增添了说服力。③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损害百姓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贾祖璋《南州六月荔枝丹》）作者为了说明荔枝的不易贮藏，先引用白居易《荔枝图序》中的句子“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荔枝的这个特点。为了更突出，令人更加相信，作者又引用了唐代诗人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一诗，说的是唐明皇为了讨得杨贵妃的欢心，令人从千里之外运送荔枝来长安。为了保持荔枝的新鲜，运送人日夜兼程，逢山过山，遇水过水，甚至践踏农民的田地庄稼，根本不顾农民的死活。这样引用给人极其深刻的印象，不但加强了文章的力度，而且增添了文章的艺术性。
从王国维的论述不难发现，他对于美育的认识和理解明显受到德国哲学、美学的浸染。这一点在其学术背景上也是有迹可寻的，王国维集中讨论美育、倡导美育的时期也正是他从初步接触到酷嗜德国哲学、美学的时期。
为此王国维对于美育的诠解往往富于哲学色彩、美学意味，显出较高的层次和立意，这就使得我国美育理论在创建伊始就奠定了较高的起点。王国维吸收西方哲学、美学的普遍观念，提出了若干与美育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例如“无用之用”说，“游戏”说，“三大关系”说等。
就说“无用之用”说，王国维就是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诠解的。所谓“无用”，是指美育的非功利、非物欲性质。自从康德首次提出“审美无功利”论之后，此论成为近代西方美学的流行观点，也成为王国维深入探讨和阐发的重要话题。
王国维认同康德等人的观点，对于美育的非功利性问题多有论述：“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
王国维说：
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这就是说，诗人要深入生活之内，才能获得丰富的创作材料，作品才有生气；诗人又要从一定的高度观察生活，纵观生活的整体，作品才能有深刻的内容，才能有独到之处。王国维在一定程度上领悟到艺术与生活的辩证关系。而要做到有“高致”，王国维还特别强调必须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要长期的、艰苦的探求生活的真理。
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王国维推崇叔本华，认为叔本华的哲学是康德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他的《红楼梦评论》这篇论文泛论美学，这也是他第一次提出的美学纲领。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一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概观》，没有直接评论作品，而是详细地阐述作者关于人生与艺术的基本观点，并将它作为评论《红楼梦》的理论框架和出发点。王国维借用叔本华对人生与欲问题的分析，认为人生的苦痛来自生活之欲，又借用了康德“美”的看法，认为“美之快乐为不关利害之快乐”，因而可以使人除利害之念的只有美。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中心是分析《红楼梦》的解脱之道。王国维从摘引德国诗人裒伽尔的诗(此诗原为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男女之爱的形而上学”一章开头所引)人手，指出：男女之爱“自何时始”，“来自何处”，这是“人人所有”而又“人人未解决”的人生大问题。王国维说，从哲学上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叔本华；从文学上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红楼梦》。《红楼梦》的价值，就在于描写人生之痛苦及其解脱之道。王国维分析说，男女之欲强于饮食之欲，因为前者无尽，后者有限。人要从男女之欲中解脱出来，有两种途径：自杀或者出家。自杀是“求偿其欲而不得者”，出家则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红楼梦》的解脱之道不是自杀而是出家，所以《红楼梦》的解脱之道具有普遍的哲学价值。第三章分析《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说。贾母爱宝钗之婉嫣，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厌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组织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之合、木石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问哉?贾母、王夫人和宝玉，都是黛玉最亲近之人，也都无意置黛玉于死地。但造成黛玉之死的，又恰巧是他们!王国维在这里深刻地指出，造成黛玉悲惨命运的原因，“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不具有“蛇蝎之性质”的普通人，在那种普通的境遇中，都会那样做，从而客观上成为悲剧的制造者。王国维是要强调，《红楼梦》让人们看到了制造悲剧的、又被人们习而不见的种种“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的不合理。第四章谈《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是要回答：极具美学价值的解脱(出家)是否背离伦理?《红楼梦》在美学的价值之外，是否还具有伦理学的价值?王国维的回答是肯定的。从普通人来看，宝玉出世乃是绝父子、弃人伦，有不忠不孝之嫌；但是从“天眼”来看，宝玉出世又能掩饰父母祖辈的过失，不失为孝子。这个过失就是“原罪”：“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因此，从叔本华哲学的先天意志来说，正是补救人生的过失，是人类的最高理想。第五章《余论》，对《红楼梦》评论中的索引、考证方法进行质疑，强调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具有典型化的特点，指出作者不等于虚构人物，作者的性格与人物性格完全不同，也是可以将人物写得极富艺术魅力的。
王国维人间词话研究论文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闲来无事，玩索大学问家之妙语，击节赞叹之余，心忽有所得：治学有三此境界，喝酒与灌水岂不亦有三此境界？试论之。 王国维认为治学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这自然是借题发挥，以小见大。那如果按原词解，这几句是情感堆积、蕴酿期，是对下文“望尽天涯路”一种铺垫。喝酒的这个境界，是寒喧之后，刚数杯下肚，酒气略微上升阶段。此时，欢者更欢，愁者愈愁，不过，肚中纵有千番言语，表面上不大多“和风细雨”。灌水的这个阶段是，刚刚“触”网不久的菜鸟雏儿，打字不快，技术不懂，骂架不行，所以，不管论坛（BBS）、聊天室，一般都比较“谦虚”，也不敢大动作灌水，还多是“新手上路，多多关照”之词，显得比较“礼貌”，比较“懂事儿”。然而，从“菜鸟雏儿”到“灌水专家”的心态与资格，也就在这个阶段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王的治学第二境界是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有用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这当然又是王国维的高明之处。那么喝酒的这个境界则是酒至酣处，心雄万丈、脸飞红霞。此阶段，飞觞杯交，颐指气使，最来“感觉”的时候，嘴上豪言壮语：“干了！酒个嘛，水个嘛，喝个嘛，醉个嘛，倒个嘛，睡个嘛，干！”，“人生难得几回醉”，“人生几个秋，不醉不罢休”什么什么的，反正是狂语迭出，唾飞沫溅，一付一醉方休之气势。灌水到这个阶段，“雏鸟”羽翼渐丰，铁喙坚硬，已进化成“鹰隼”级别了，打字飞快，论坛、聊天室也论“混”了个“脸熟”了，静时也还如处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模样；动时则如脱兔，呀、哈、呵、吗、拉、吓，招式齐出，胡搅乱打，三峡决堤，水漫金山，一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架势。 王的治学第三境界是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梁启超称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这是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他以此词最后的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能引伸这个方面来，王国维的高明自为必说。那么，喝酒的喝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个境界，那时的酒，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已经不在是酒，而在一种“精神”了，长歌当哭，狂醉似醒，繁华销尽，浮躁渐去，李白的“斗酒诗百篇”，曹操的“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这些精华，都出自这一境界。
够你用的了！
人间词话 王国维 〔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三〕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四〕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五〕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六〕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七〕“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八〕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九〕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十〕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十一〕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谓“飞卿精艳绝人”，差近之耳。 〔十二〕“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十三〕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生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十四〕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十五〕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十六〕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十七〕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十八〕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十九〕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二十〕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二一〕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作者： like辛弃疾 2005-11-19 14:36 回复此发言 -------------------------------------------------------------------------------- 2 王国维《人间词话》 〔二二〕梅圣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刘融斋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 〔二三〕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 〔二四〕《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二五〕“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二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二七〕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 〔二八〕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末足抗衡淮海也。 〔二九〕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三十〕“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 〔三一〕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三二〕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三三〕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三四〕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三五〕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霸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 〔三六〕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轻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三七〕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三八〕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等句何如耶？ 〔三九〕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四十〕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作者： like辛弃疾 2005-11-19 14:36 回复此发言 -------------------------------------------------------------------------------- 3 王国维《人间词话》 〔四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四二〕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四三〕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四四〕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四五〕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四六〕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四七〕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四八〕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 〔四九〕介存谓“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迫寻已远。”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乎。 〔五十〕梦窗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乱碧。”玉田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 〔五一〕“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 〔五二〕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五三〕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五四〕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五五〕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五六〕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娇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五七〕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五八〕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五九〕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韵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 〔六十〕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六一〕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草共忧乐。 〔六二〕“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车感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六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六四〕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全文完） 参考：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第一境界:晏殊《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凤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笼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第二境界:柳永《蝶恋花》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境界:辛弃疾《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峨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的形象比喻不只是针对学术研究或艺术创造的历程，实际上就是对人生奋斗的综述与总括。 第一境界以西风刮得绿树落叶凋谢，表示当前形势相当恶劣，而他也只有他能爬上高楼，居高临下高瞻远瞩，看到远方看到天尽头，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说明他能排除干扰，不为暂时的烟雾所迷惑。他能看到形势发展的主要方向，能抓住斗争的主要矛盾。这是能取得成功的基础。这一境界是立志、是下决心，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才会有第二、第三境界。 第二境界是描述如何为此决心而努力奋斗。人瘦了、憔悴了，但仍“终不悔”。就是说尽管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还要坚持奋斗，继续前进，为了事业一切在所不惜。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没有平坦大道，要敢于创新，也要善于等待。这是执着的追求，忘我的奋斗。 第三境界是指在经过多次周折，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就会逐渐成熟起来，别人看不到东西他能明察秋毫，别人不理解的事物他能豁然领悟惯通。这时他在事业上就会有创造性的独特的贡献。这是功到事成。这是用血汗浇灌出来的鲜花，是用毕生精力铸造的大厦。 也有不经过自己努力成功的，那是少有的，偶然的，不可靠的。机遇是存在的，但要能认识它及时抓住它，既使这样成功还得通过努力奋斗。路都是人走出来的，人生不会处处有绿灯。
内容提要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不能混为一谈：论述意境的文献是《人间词乙稿序》，而境界说则出自《人间词话》；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无法分解；意境论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痕迹较明显，而境界说则体现了回归中国传统诗学的倾向。关键词意境论；观；心灵境界；境界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有着重大影响，但一般论著又大都将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混同，并过多地用西方美学理论来分析境界说。我们这里希望进行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一、意境论在王国维的有关论著中，出现过“境界”、“意境”、“境”三个近似的概念。其实，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区别颇大，《人间词乙稿序》所体现的理论是意境论，而《人间词话》的观点则是境界说。其意境论主要流露出西方式的分析推理倾向，所以我们称之为“意境论”；而其境界说则主要体现了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的特色，重在直觉感悟和经验描述，所以我们称之为“境界说”。在《人间词话》发表以前，王国维曾发表过《人间词》。其中《人间词甲稿》收入作者1905年以来所填词共61阕，1906年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第123号上；《人间词乙稿》收入甲稿以后所填43阕词，1907年发表于《教育世界》第161号上。两稿均有署名为“山阴樊志厚”的小序，被分别称为《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乙稿序》。赵万里认为，此二序均为王国维自撰而假托樊志厚。王国维的意境论最为集中地表达在《人间词乙稿序》中。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意境”一词就出现了16次之多，而将“意”与“境”二者分开来讲的又达6处，而“境界”一词则根本没有出现。因此，这是一篇名副其实的“意境”论而不是什么“境界”说。我们将“意”、“境”分开来讲的文字抄录如下：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1］以上两段话中，“意”与“境”首先是相并列的两种文学要素，王国维不仅多次将它们分开来讲，而且还使用“意、境两浑”、“意、境两忘”这样的表达方式，足以说明二者不可轻易混同。而“意境”则是这两种要素组合形成的一种结果。这种论述方式给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王国维之所以在这里选用意境一词，原因在于意境这个词能够分解为“意”与“境”两种要素。这两种要素可以对应于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文学小言》中所说的“文学之二原质”。《文学小言》第四则指出：“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1］这里所说的“景”、“情”，王国维又分别称为“知识”与“感情”。我们认为，《人间词乙稿序》中的“境”与《文学小言》中的“景”相近，而“意”则和“情”、“感情”相近。王国维既然将文学的原质区分为二，那么这二者又如何统一起来呢？我们注重到，无论是《文学小言》还是《人间词乙稿序》，王国维都提到一个“观”字，并且王国维明确地说文学之所以有意境，是因为它“能观”。因此，在王国维的意境论中，实际上涉及到意、境、观三个方面。在这个三元结构中，“观”的意义最为重要，它是意境产生的基础。所以，准确理解“观”的思想渊源及其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功能，就成为准确把握王国维意境论的必要前提。概括地说，“观”的含义可从中西两种思想传统来了解。从西方美学角度来说，王国维曾经花了很大功夫研究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并完全接受了二人审美无利害的观点，将审美与人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现实人生只有借助美和艺术，才能从生活痛苦中超脱出来，因为只有美是“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的，只有美和艺术才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他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写道：此利害之念，竟无时或息欤？吾人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竟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何则？美之对象，非非凡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非凡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2］这里出现的“观美”、“观之”，都是对于美的对象的欣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审美。王国维非凡强调，进行审美的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人，而是一个“纯粹无欲”的人，只有“纯粹无欲”的人，才能观照到“物之种类之形式”，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事物的“理念”。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还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2］这说明，美、美感、审美活动的突出特点是超功利性，就是对生活欲望的超脱，从而使人超脱人间痛苦。人在审美静观中处于一种物我两忘、情景交融的无差别状态，物、我对立关系的消失，意味着生活欲望的消失和对人间痛苦的超脱。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观”的观念产生很早，《易经》中就有“观卦”，《老子》曾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3］理学家邵雍有《观物》内外篇，提出“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等说法。所有这些命题，其底蕴大都不外乎《老子》所言“涤除玄鉴”，即涤除人的各种欲望以观大道。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还要具体讨论。总之，王国维的意境论是一个包含三种要素的三元结构，简单地用“情景交融”来理解其意境论，必然产生偏差。而这种偏差在20世纪文艺意境论研究中屡见不鲜。而一个人能观与否，又取决于他的心灵境界。所以“观”某种程度上就是心灵境界的同义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意境和境界才具有内在联系。王国维稍后提出的境界说作为“探本”之论，所突出的正是诗人的心灵境界。换言之，王国维《人间词话》标举的境界说，无非是对前此意境论之基元的“观”的突出强调。二、境界说我们上文曾经提出，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体现在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之中。由于相关版本的复杂性，有些学者混淆了《人间词话》与其附录的关系，误将《人间词话》所附的《人间词乙稿序》认作《人间词话》的内容，从而为混淆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提供了文献上的方便。我们首先看一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使用情况。与《人间词乙稿序》高密度地使用“意境”一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间词话》126则中只有一次使用了意境，并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个“意境”的含义近于“情感”等，而不可能分解为“意”与“境”两要素。出现意境的第42则这样说道：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1］这一则评姜夔词，意境是与“格调”对举的，我们可以据此来分析意境的含义。紧接着这一则的第53则在批评姜词时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1］在这句评语中，“格”与“情”是对举的；假如说“格”指“格调”，那么，“情”就指“意境”。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可以找到佐证，如郑板桥所说：“一丘一壑之经营，小草小花之渲染，亦有难处；大起造、大挥写，亦有易处，要在人之意境何如耳。”［4］意境指人的情感和思想的深度。在《人间词话》中，大量出现的是“境界”和“境”两个概念。据笔者统计，境界共出现22次，境出现23次，并且完全可以肯定，“境”就是“境界”的略语。如第6则写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1］第26则提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下面就分别说“第一境”、“第二境”、“第三境”。［1］假如我们将《人间词话》中出现的境字都视为境界的略语来统计的话，那么，境界一词的出现总数将多达45次。十分明显的是，《人间词话》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境界。要准确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含义，我们有必要结合他《人间词话》以外的论著。王国维最初用到境界的是《红楼梦评论》这篇闻名论文，在那里，境界共出现了2次，指的是为人所感受的“世界”或小说作品所描绘的艺术世界。《清真先生遗事》的一段较长文字，非常明确地将境界区分为二，一为“常人之境”，一为“诗人之境”。这些，都为我们理解《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提供了参照。《人间词话》有“手稿本”与发表的“通行本”之别。将二者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手稿本与通行本文字出入并不大，但二者次序完全不同。手稿本125则排列比较随意，难以寻绎出什么头绪；但发表的64则却不同，其理论线索颇为可寻。可以肯定的是，王国维在发表《人间词话》时，对各则的次序经过比较专心的排列。一般说来，发表本64则的前9则所标明的是王国维的评词标准，但这1—9则在手稿本中分别为第31、32、33、36、37、35、46、48、79则，调整的幅度相当大。我们先来看第1则：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1］细致看来，这一则实际上包括了三层意思。“词以境界为最上”所要解决的是“词应该怎么样”这一问题，也就是关于词的理想，王国维提出词应该把境界作为最高要求；第二层意思所解决的是“有了境界会怎么样”的问题，王国维认为词有境界自然会形成“高格”，自然会有“名句”；第三层意思则提出五代、北宋词之所以绝妙无比，正在于有境界。要理解王国维这些提法的含义，必须了解王国维论词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首先要弄清王国维为什么把境界作为词的最高要求。关于王国维的词论背景，已经有学者从词史的角度进行过说明。如王镇坤曾指出：“夫考先生之严屏南宋者，实有其苦心在。词自明代中衰，以至清而复兴。清初朱、厉倡浙派，重清虚骚雅而崇姜、张。嘉庆时张皋文立常州派，以有寄托尊词体而崇碧山。晚清王半塘、朱古微诸老，则又倡学梦窗，推为极则。有清一代，词风盖为南宋所笼罩，卒之学姜、张者流于浮滑，学梦窗者流于晦涩。晚近风气注重声律，反以意境为次要，往往堆垛故实，装点字面，几如铜墙铁壁，密不透风。……先生目击其弊，于是倡境界之说以廓清之。《人间词话》乃对症发药之论也。”［5］这一段话尽管也混同了意境与境界，但它从清代词史的角度，说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乃是一部“对症发药之论”，非常清楚地指明了《人间词话》标举境界的历史原因。从这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断定，境界是与“声律”、“故实”、“字面”相对立的，它只能是作者的感情。联系王国维的其他论述可知，王国维强调文学作品要有真情，反对过分讲究格律雕琢辞藻，还不满“深文罗织”式地发掘作品的“微言大义”。从时代的角度说，王国维最为推崇的是北宋词，经常批评的则是南宋词。假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王国维所对之“症”而空谈理论，非凡是像时下的一些论著，过分地用西方美学理论来发挥引申，势必愈骛愈远。这是我们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基本前提。以此为背景再来考察《人间词话》第1则，那么其含义就十分明朗，它绝不是空发议论，空谈理论；也就是说，它并不试图回答“什么是境界”这个问题，而是直接提出“词应该怎么样”，“词有境界会怎么样”，并以五代北宋词为例来说明这一论断。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它不同于《人间词乙稿序》的意境要素分析方式，而是与中国古代大量的诗话、词话一样，进行直观的经验描述。并且，“境界”的含义在此并非传统诗论中的“情景交融”式的意境，而是接近于王国维所评姜夔词中“有格无情”的“情”，王国维在其它地方又称为“真情”。在回答了“词应该怎么样”、“词有境界会怎么样”两个问题之后，紧接着的第2、3、4、5等四则所写的则是“境界有什么样的形态、种类”。关于境界的形态、种类，王国维有两种区分方法，一种侧重从境界的构成材料的角度来讲。第2则与第5则分别从“自然”与“理想”的关系将境界划分为“造境”与“写境”两种：造境是理想派诗人创造的虚构境界，写境是写实派诗人创造的与自然现实相似的境界。这一区分实际上是在讲文学与自然人生的关系。对于境界形态的另外一种区分侧重从物、我关系的角度来谈，这主要是《人间词话》第3、4两则的内容：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1］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美丽，一宏壮也。［1］从词源上来看，“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都是宋代理学家邵雍的话。邵雍的著作《观物篇》解释过什么是“观物”：“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6］这说明，“观物”并不是对于外物的观察了解，不是感性地反映外物，也不是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或抽象。其实质是指人对于身在其中的整个世界的态度和觉解，是人基于一定的精神境界观照事物、看待事物的态度。总之，观物不是西方熟悉论意义上的“熟悉”，而是在一定精神境界上对于事物本性的审美式把握。正因为如此，精神境界的层次决定了观物所见的层次：“以目观物，见物之形；以心观物，见物之情；以理观物，见物之性。”［6］古代理学家追求的都是通过心灵境界的提升而达到“以理观物，见物之性”的最高层次。所以邵雍又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于暗。”［6］可见，“以物观物”也就是“以理观物”。从唐代李翱的“复性”说开始，理学家们都将“性”视为高于“情”的境界而重性轻情，邵雍的观物论也不例外。那么，如何达到以物观物的境界呢？古代哲学所提供的途径是“破我”而“无我”，也就是把一己“小我”提升为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庄子·齐物论》所谓“吾丧我”，《庄子·逍遥游》所谓“至人无己”是最早的理论，佛学论述破除“我执”的言论更是不胜枚举。“无我”一词在唐代以后颇为流行，如孟浩然有“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7］的诗句。王国维之前刘熙载《艺概》曾以“无我”之说论艺，如说司马迁文章“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8］王国维“有我”、“无我”说显然脱胎于上述言论。他所举的陶渊明的诗句，所表达的正是“纵浪大化中”的天人合一境界，其底蕴与中国美学传统为近。同时，王国维认为多数诗人只能创造“有我之境”，只有杰出的诗人才能创造“无我之境”。这表明他更推重“无我之境”，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境界。因此，尽管这两条的内容与《人间词乙稿序》的意境结构论极其接近，我们也不宜夸大西方美学理论的影响。在论述境界的特征时，王国维表现出更加明显的传统倾向。《人间词话》第6则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这则词话的第一句是对境界的解释，这一解释与佛学的境界论完全一致：境界既指景物这样的“外境”，也指第六识“意识”的对象——人的喜怒哀乐这样的“内境”。令人玩味的是第二句话。既然已经明确解释了境界的涵义，为什么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呢？这表明王国维对于景物和人的感情都有两种区分：一般的景物与“真景物”，一般的喜怒哀乐与“真感情”。“真”成为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真主要指一种与天相合的境界，如《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9］庄子所说的“真人”与“至人”、“圣人”都是与道合一之人，是老子所说“返朴归真”、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真”与一般的真实、熟悉论意义上的“真理”都不同，它主要是指合乎天性的性情之真。王国维对此多有论述，如《人间词话》第16则指出“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李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阅世很浅，作为一国之主是缺陷，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作为词人则是其优点。《人间词话》第17则甚至以他为例说“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1］第18则词话又指出：“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1］宋道君皇帝被金人俘虏后作《燕山亭》词，只不过慨叹自己的遭遇，没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远不如具有同样遭遇的李后主，词中所写感情上升到全人类的普遍感情。王国维又在第15则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1］“眼界大”与“感慨深”也就是“大境界”。因此，尽管第8则也说过“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1］的话，似乎不在乎境界的“大小”，但实际上王国维所看重的无疑是像李后主词那样的“大境界”。所以，词话第51条又称赞，像“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长河落日圆”、“夜深千帐灯”这样的境界为“千古壮观”。［1］从心灵境界的角度说，“真”就是“真我”。王国维在研究沈石田、恽南田的《二田画记》一文中，提出了“真我者得之于天，不以境遇易”［1］的说法，表明其有关“真”的看法与“无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有中国古代老庄哲学的影子。与“真”相关的是自然。自然可以视为真的另外一种讲法，也是指天性的自然流露。词话第52条极力称赏“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纳兰性德词“真切”，为“北宋以来”的唯一者，［1］于此也可见出中国传统审美理想的流露。由此可见，王国维主要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指出了文艺境界产生的根源，认为诗人的人生境界是诗词境界的基础。《人间词话》中曾经明确地将自己的境界说与古代诗论联系在一起。第9条首先引用了严沧浪的“盛唐诸公，唯在爱好”一段话，然后这样写道：^然沧浪所谓“爱好”，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1］词话的删稿第13条又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1］这两条词话表明，王国维自觉地将自己的境界说与古代的“气质”、“爱好”、“神韵”三种观点进行比较，认为只有自己的境界说才是“探本”之论，只有境界才是文艺作品之“本”，而其它三种则都是“末”。应该承认，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质说、爱好说，都是对于诗人主体特性的研究，只不过这二种说法无法将诗人超越常人的心灵境界突显出来，而神韵说则侧重于作品的接受效果，并非对于诗人主体特性的研究。凡此种种，使王国维觉得它们都不如直接提出境界，更能够明确地揭示文艺活动的根本条件：艺术家的心灵境界。这与王国维的诗学观念是紧密相连的。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王国维认为“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其中想象的条件也必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1］《文学小言》则提出：“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1］所谓“肫挚之感情”、“高尚伟大之人格”，都是心灵境界的别称。《此君轩记》一文则以“岁寒三友”之一的竹为例，指出竹子的“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君子为近”。［1］所以，具有竹子之致、之节的古代君子，“其观物也，见夫类是者而乐焉，其创物也，达夫如是者而后慊焉”。［1］画家画竹并非对于竹子的一般描绘、镜子式地反映，而是将“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畜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1］在这里，物与我是一体的，根本不存在熟悉与被熟悉、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画家所画的是其“所观”者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竹子，其“所观者”又是其“所畜者”，也就是画家自己的心灵境界。因此，画家画竹时所画的并非竹子，而是画家自己的心灵境界，此之谓“写意”。王国维在这里提及的“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两句话，集中体现了庄子哲学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王国维的境界说所强调的并非什么“情景交融”，而是与情、景二要素相对的“观”，亦即心灵境界；文艺作品的境界只不过是诗人心灵境界的物态化，是艺术家对于心灵境界的一种肯定方式。将境界混同于意境表明：20世纪的美学与文学理论已经淡忘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心灵境界的特点。
王维毕业论文
古代文学不仅成就了一代代文人雅士,也缔造了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史;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历代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乃至普通人还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营养,提高社会文明的步伐,提高个人的修养。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一) 1. 浅论《史记》的游侠精神 2. 论乌江流域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3. 论乌江流域竹枝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4. 论乌江流域古代贬谪文人的诗歌创作 5. 论乌江流域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 6. 乌江流域历代碑刻文学艺术价值略论 7. 论王维山水诗田园的诗情与画意的交融 8. 论李白诗歌与道家精神的关系 9. 杜甫夔州行迹及诗歌创作考论 10. 负重生活下的自我寻求——从杜甫诗歌看其性格 11. 杜甫成都诗与夔州诗的差异比较 12. 试论李清照的词学观及其创作 13. 浅谈苏辛词风之异同 14. 论苏轼的出世和入世 15. 论高适诗歌深沉悲凉的风格特色及其成因 16. 试论杜诗中的“哭”字诗 17. 试探陆游的“梅”情结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二) 1. 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缺失性体验 2. 杜牧、李商隐咏史诗比较 3. 论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内转倾向 4. 论宋元时期的李商隐研究 5. 论李贺诗歌的神秘美及其成因 6. 论禅修队苏轼词境的影响 7. 论宋元明清时期黄庭坚诗歌的传播 8. 苏轼、黄庭坚诗歌艺术特征比较 9. 论黄庭坚诗歌对杜甫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10. 论通俗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 11. 论《金瓶梅》中的民俗描写 12. 论李贽对明后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13. 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研究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三) 1. 从乌台诗案探苏轼政治悲剧的根源 2. 论李商隐爱情诗中的朦胧意境 3. 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 4. 论李白诗歌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5. 李白、李贺浪漫主义诗歌比较研究 6. 论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因素 7. 论李白的咏侠诗 8. 李白、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诗风比较 9. 李白和杜甫对诗歌创作的贡献与影响比较研究 10. 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及其演变 11.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探源 12. 论尚侠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13. 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创作及其审美观照 14. 论杜甫咏怀咏史诗的超前意识和批判精神 15. 论杜甫人文精神的构成要素 16. 论杜甫的律师成就 17. 论白居易的闲适精神及其思想根源 18. 论李商隐咏史诗对杜甫咏史诗的突破创新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2.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 3.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4.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5.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
尚书・尧典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体会下 再看看那句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在结合 王维生平 艺术特点 不是很难分析 祝你成功
李白、杜甫等代表性的大家们最好分析，材料也多，但难出新意，毕竟已经被分析滥了。建议还是剑出偏门好。
古人都愿意诗和画弄在一张纸上比方说苏轼他就是最常见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一大作家
王维研究论文
哥哥,论文都写了,这些问题应该都涉及到了,否则,论文的材料哪里来呢?不会您的论文都是他人代笔的了!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一句话就可以让人有无穷的体会。王维的诗是有音乐美、绘画美、禅静美的结合。特别是有禅学悟道的加入，想像在幽静的山林里，是人怀着一颗空明静寂的心在浅吟，本身就营造的一种意境美。。。。
王维的诗画特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代表作：1）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2）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汉族，唐朝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号摩诘居士，世称“王右丞”，早年信道，后期因社会打击彻底禅化。存诗400余首，代表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与孟浩然合称“王孟”。王维的大多数诗都是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王维的写景诗篇，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较为舒缓，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尤为相宜。王维不仅是公认的诗佛，也是文人画的南山之宗（钱钟书称他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并且精通音律，善书法，篆的一手好刻印，是少有的全才。
唐代著名的诗人王维的诗作，大部分诗都体现了高雅，优美的特点，“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自苏东坡发表这一评论后，“诗中有画推王维”遂成定论 ，申说者不乏其人。叶燮更直接说：“摩诘之诗即画，摩诘之画即诗，又何必论其中之有无哉” 。今人也都将诗中有画作为王维诗的最大特色，一再加以肯定、推阐。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自八十年代以来，以“诗中有画”或绘画性为核心来讨论王维诗艺术特征的论文已多达六十余篇（这是古典文学研究中课题重复和陈陈相因的又一个典型例证） ，而结合“诗中有画”来分析作品的鉴赏文章更不啻倍蓰。若从美术学的角度说，早出的袁行霈、文达三、金学智三文已对这个问题作了透辟而充分的分析，以后的论文很少新发明。在海外的研究中，台湾学者杨文雄和简静慧、佘崇生各有论文研究王维诗中的画意，日本学者丸若美智子也曾就这一问题加以讨论；韩国柳晟俊教授《王维诗之画意》一文，从经营位置、选材、对比与烘托等方面分析了王维“将画境融入诗境中，而表现诗中独特之美感”的艺术特征 。看来，“诗中有画”作为王维诗的主要特征，已是中外学者的共识。 然而我对此一直持有不同看法，觉得以“诗中有画”来论王维诗，值得推敲。几年前也曾与王维研究专家陈铁民先生交换过意见，陈先生对以文、金二文为代表的“诗中有画”论是有保留看法的，曾在《王维诗歌的写景艺术》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见，又补充了“景中有我”的见解 。但他的意见似乎未被倾听，同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学理上还有进一步展开的余地，故再提出加以讨论。 就诗中有画的命题本身看，“画”应指画的意趣，或者说绘画性，据邓乔彬先生概括，它在诗中的含义有三重：其一，重视提供视境，造就出意境的鲜明性；其二，以精炼的文字传视境之神韵、情趣；其三， “虽可入画却难以画出的东西，入之于画为画所拙，入之于诗却为诗之所长、所胜，因而非‘形’所能尽，而出之以意。” 第三重含义又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动态的或包含着时间进程的景物；二是虽为视觉所见，但更为他觉所感的景物，或与兼表情感变化有关的景物。尽管谈论诗中的画意不同于绘画本身，但从一般艺术论的意义上说，历时性、通感、移情且发生变化的景物，毕竟不宜充任绘画的素材，而且根本是与绘画性相对立的。但它们却是最具诗性的素材，我们在杰出的诗人笔下都能看到成功的运用。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当我们将这重与绘画性并不亲和的含义从“诗中有画”中剥离时，“诗中有画”还能葆有它原有的美学蕴涵，还能支持我们对王维诗所作的审美评估吗？看来，首先还须对“诗中有画”的“画”的意义和价值作一番探讨。 二、历来对诗画关系的理解 让我们重新翻开《拉奥孔》，温习一下莱辛对诗画特征的经典分析。虽说是老生常谈，但今人似乎已将它淡忘。对诗和画的区别，莱辛首先指出，诗和画固然都是摹仿的艺术，出于摹仿概念的一切规律固然同样适用于诗和画，但是二者用来摹仿的媒介或手段却完全不同。这方面的差别就产生出它们各自的特殊规律（） 。就造型艺术而言，“在永远变化的自然中，艺术家只能选用某一顷刻，特别是画家还只能从某一角度来运用这一时刻”，所以除了选取最宜表现对象典型特征——比如维纳斯的贞静羞怯、娴雅动人而不是复仇时的披头散发、怒气冲天——之外，还宜于表现最能产生效果即“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也就是“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而诗则不然，“诗往往有很好的理由把非图画性的美看得比图画性的美更重要”（），因此他断言，上述“完全来自艺术的特性以及它所必有的局限和要求”的理由，没有哪一条可以运用到诗上去（）。的确，艺术家通常是非常珍视他所从事的艺术门类的独特艺术特征的，就像德拉克罗瓦说的“凡是给眼睛预备的东西，就应当去看；为耳朵预备的东西，就应当去听” 。这种珍视有时甚至会极端化为对异类艺术特征的绝对排斥，比如像我们在泰纳《艺术哲学》的艺术史批评中所看到的那样。莱辛也认为玛楚奥里和提香将不同情节纳入一幅画是对诗人领域的侵犯，是好的审美趣味所不能赞许的。站在这种立场上反对各门艺术特征相混合的还有新古典主义者和叔本华，而在文学领域内，则有诗人蒲伯倡言：“凡是想无愧于诗人称号的作家，都应尽早地放弃描绘。” 在此，诗歌的赋性乃至从对描绘即绘画性的否定中凸现出来。诗真的就那么与绘画性相抵触吗？ 我们不妨再检讨一下中国古代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一般地看，也许可以认为中国古典艺术论是倾向于诗画相通的。日本学者浅见洋二先生指出，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历代名画记》所引陆机语：“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绘事图色，文辞尽情”又予以发挥 ，而至钱钟书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征引的宋代孔武仲、苏轼、张舜民等人的议论，则可以说是理论形成的代表。我这里再补充几条后代的材料。其泛论诗画相通者，有明代王行言： 诗本有声之画，发缫缋于清音；画乃无声之诗，粲文华于妙楮。 清代汤来贺言： 善诗者句中有图绘焉，善绘者图中有风韵焉。 近代张可中亦言： 诗为有韵之画，画乃无韵之诗。 就创作动机论者，则有金李俊民言： 士大夫咏情性，写物状，不托之诗，则托之画，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得之心，应之口，可以夺造化，寓高兴也。 从艺术结构论，则有清人戴鸣言： 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人尽知之。不知凡古人诗皆有画，名（疑应作古）人画皆有诗也。何以言之？譬如山水峰峦起伏，林木映带，烟云浮动于中，诗不如是耶？譬如翎毛飞鸣驰骤，顾盼生姿，诗不如是耶？譬如人物衣冠意态，栩栩欲活，诗不如是耶？其各画家之笔致，苍劲雄浑，宏肆秀丽，峻峭迥拔，古雅精致，瑰奇华艳，奇逸瘦挺，浑朴工整，洒脱圆啐，不又皆诗之风格神韵欤？ 从艺术效果论，则有王渔洋《分甘余话》卷二曰： 余门人广陵宗梅岑，名元鼎，居东原。其诗本《才调集》，风华婉媚，自成一家。尝题吴江顾樵小画寄余京师，云：“青山野寺红枫树，黄草人家白酒篘。日莫江南堪画处，数声渔笛起汀洲。”余赋绝句报之，云：“东原佳句红枫树，付与丹青顾恺之。把玩居然成两绝，诗中有画画中诗。” 然而这只是一面之辞，不同意诗画相通，而主张诗画各有其长的意见，同样也出现于宋代。那就是钱先生《读〈拉奥孔〉》已征引的理学家邵雍《诗画吟》：“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伊川击壤集》卷十八）至于绘画在历时性面前的无能，晚唐徐凝《观钓台图画》（《全唐诗》卷四七四）诗已道出：“画人心到啼猿破，欲作三声出树难。”此诗不仅印证了沈括“凡画奏乐只能画一声”（《梦溪笔谈》卷十七）的论断，同时也对上文王渔洋的说法构成了质问：“数声渔笛起汀洲”的图景如何表现？即使不是数声而是一声，又如何画出？ 当然，王渔洋此处不过是借现成的说法随口夸奖一下门人而已，他何尝不知道画在表现听觉上的局限。宋琬《破阵子·关山道中》词云：“六月阴崖残雪在，千骑宵征画角清。丹青似李成。”渔洋评：“李营丘图只好写景，能写出寒泉画角耶？”陈世祥《好事近·夏闺》“燕子一双私语落，衔来花瓣”一句，渔洋也说：“燕子二语画不出。” 绘画对视觉以外诸觉表达的无能，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理解，所以古人对此的指摘独多。自顾长康的“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世说新语·巧艺》）以降，钱钟书先生已博举了参寥、陈著、张岱、董其昌、程正揆的说法，这里再补充一些材料。叶燮《原诗·内篇下》论杜甫《玄元皇帝庙》“初寒碧瓦外”一句之妙，说∶“凡诗可入画者，为诗家能事。如风云雨雪景象之虚者，画家无不可绘之于笔。若初寒、内外之景色，即董、巨复生，恐亦束手搁笔矣。”显然，“初寒”作为包含历时性变化的状态，“外”作为以虚为实的方位说明，都越出了绘画性所能传达的限度，使画笔技穷。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五云： “人家青欲雨，沙路白于烟。”江右李兰青湘《江上晚眺》句也。余尝为序伯诵之，序伯极叹赏，谓有画意而画不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