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诗序论文范文资料

毛诗序是汉代人为《诗经》所作的序，著名的诗歌理论，分为大序和小序。大序为《关雎》题解之后作者所作的全部《诗经》的总的序言，小序是诗经三百零五篇中每一篇的序言。以下是我为你精心整理的毛诗序的基本介绍，希望你喜欢。关于毛诗序的基本介绍产生于春秋中期的《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纯文学作品，因此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际上是文学的代称，关于诗的理论批评也就具有文学批评的普遍指导性。先秦诗论起于儒家，宗法儒学，从理论上强调言志，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尚书·虞书·舜典》曾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即便《舜典》绝不是三代之文，可能出于战国，甚至更晚，然而“诗言志”的观点则肯定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即载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到战国时，《庄子· 天下》与《荀子·儒效》也都分别讲过“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的话。而这里所说的“志”，是指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属于理性的范畴。由此可见先秦诗论尚未明确涉及诗歌情感性的特质，没有抒发内心情绪的“诗缘情”的自觉认识，故此是片面而不完整的。首先接触到诗的情感特征，并将其与言志联系在一起予以较系统地论述的，则是完成于汉代的《毛诗序》。另一说“志”所表达的内容不仅限于理性的范畴，即不限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案：志，《说文》从心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毛诗序》有所谓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关于《毛诗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是自汉代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当时就有《毛诗》二十九卷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两种，而班固只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一直到清代，就呈众人各持一辞争执不下的局面。综合各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序首二语，也就是《关雎》题解的小序，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小序之后的大序，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这种看法大体近是。也就是说《毛诗序》总结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经》的理论主张，经汉景帝时赵人毛苌之手又有重要发展，并形成文章，其后再由毛苌弟子辈不断加以修订完善而成。这里所说的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正由于诗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其具有独特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陶冶性情的社会价值，先王才用之来完善道德，实施教化。这里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得出诗歌只能为道德、教化服务，而不能有其他诸如愉娱、审美作用的结论。但是《毛诗序》却恰恰得出了这一结论，提出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于是便背离了前面所论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广泛包容性，而退化为情感必须规范于人为的属于意识形态的礼义之内，失去了热情活跃富于创造力的自由驰骋，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情就不再允许是真正属于本性的情，而变为虚假的投合统治者专制口味的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就成为诗歌创作唯一的目的和归宿，并且刺时，也一定要主文而谲谏，闪烁其词、婉转委曲。总之，一切又回到了春秋后期孔子“思无邪、温柔敦厚”的诗教中，前面情感论所放出的光芒也就开始暗淡了。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尖锐批评的：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既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因此，在论述六义四始时，只涉及了与为王政教化服务的内容密切相关的四始：风、大雅、小雅、颂，至于艺术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则只字未提。这样就又为后世俗儒完全屏弃情感，力主先秦落后的言志说打开了方便之门。综上所述，《毛诗序》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上的真知灼见与谬误保守主张的矛盾混合体，而无论是堪称卓越的情感阐发，还是落后错误的以志反情，都对后世诗论有深远影响。一篇专论中所以出现如此的自相矛盾，这大抵就是因为它并非出于一人之手的缘故。南朝宋时范晔著的《后汉书》，在《儒林列传》中说：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以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又提出了卫宏于西汉、东汉儒学复古、谶纬之风最盛时期作《毛诗序》，与东汉、三国时说法不一致。倘卫宏确实参与了《毛诗序》的文字加工，以当时的儒学甚至走上以神话为王权统治服务的程度，对西汉初期毛苌的论点妄加篡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毛诗序》具有特殊意义。尽管它文字篇幅不长，不过区区六七百字，但却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不折不扣的诗歌理论专论文章，内容极为丰富。在短短几百字中，《毛诗序》对诗歌的性质、内容、分类、审美特征、表现方法、社会作用等等方面都作了比较系统而明晰的阐述。毛诗集《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据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一) 毛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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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据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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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人类文明自诞生时起，人们便以各种方式将文明的果实保留下来，使我们能够领略到先辈的风采与创造，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房用品尤其是“文房四宝”，作为文明的载体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很早就已有“文房”之称，笔、墨、纸、砚则被誉为“文房四宝”。在用于书法、绘画的文化艺术工具中，仅这四样宝，就已备受文人的喜爱和珍藏。笔、墨、纸、砚，雅称“文房四宝”或“文房四士”。前者源于梅尧臣《再和歙州纸砚》诗：“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后者出自陆游《笔砚纸墨戏作》诗：“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由于文人雅士珍爱文房四宝，所以给它们送了许多雅号。先说笔（毛笔）。笔的使用在我国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今天仍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由于笔为文房四宝之首，故雅号、戏称也多。最早的当推《诗经·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这里称笔为“管”。曹植则称笔为“寸翰”，其《薤露行》云：“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左思称笔为“柔翰”，如《咏史》诗：“弱冠异柔翰，卓荦观群书。”韩愈更为笔立传封爵，其拟人化寓言《毛颖传》云：“毛颖者，中山人也，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累拜中书令，呼为中书君，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会稽楮先生友善。”此传问世后，毛颖、管城子、中书令、中书君，便成了笔的雅称；而陈玄、陶泓、楮先生则成了墨、砚、纸的别名。白居易称笔为“毫锥”，故《寄微之》诗云：“策目穿如札，毫锋锐若锥。”陆游则称笔为“毛锥”，其《醉中作》诗云：“驿书驰报儿单于，直用毛锥惊杀汝。”此外，笔尚有“龙须友”、“墨曹都统”、“毫州刺史”等诸多雅号。次说墨。三千年前，墨就产生了，并与笔相提并论，如《庄子·田子方》所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墨谱》引唐人文嵩《松滋侯元光传》云：“易元光，燕人也，其先号青松子，颇有才干，封松滋侯。”易水盛产名墨，故墨姓易，墨黑而有光，故名“元光”。墨系用松烟制成，故称其先人为“青松子”。这样，“元光”、“青松子”、“松滋侯”，便成了墨的雅号或戏称。墨色黑而形似圭，故又称“玄圭”，如杨万里《春兴》诗：“急磨玄圭染霜纸，撼落花须浮砚水。”另外，墨还有“乌金”、“组圭”、“龙宾”、“龙香剂”、“黑松使者”、“松烟都护”、“玄香太守”等雅号，语出唐冯贽《云个杂记·墨封九锡》：“薛稷又为墨封九锡，拜松烟都护、玄香太守、兼毫州诸郡平章事。” 再说纸。纸的应用要晚于笔和墨，产生于东汉。《文房四谱·纸谱》引文嵩《好畤侯传》云：“楮之白，字守玄，华阴人，中常侍蔡伦搜访得之于耒阳，贡于天子，封好畤侯。”楮皮白，可造纸，故称为“楮知白”，亦称“楮先生”，简化为“楮生”。纸还有“云肪”、“云蓝”之称，如米芾《寄薛郎中》诗：“象管钿轴映瑞锦，玉麟棐几铺云肪”。袁枚《随园诗话》卷六：“胸中多少英雄泪，洒上云蓝纸不知。” 后说砚。砚产生于春秋时期，比纸的历史悠久。《文房四谱·砚谱》引文嵩《即墨侯石虚中传》云：“石虚中，字居默，南越人，因累勋绩，封之即墨侯。”于是“石虚中”、“居默”、“即墨侯”，便成了砚的雅号。砚还有“石友”、“石泓”之称。如王炎《题童寿卿博雅堂》诗：“判溪来楮生，歙穴会石友。”黄庭坚《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诗：“晴窗影落石泓处，松煤浅染饱霜兔。”苏轼则称砚为“黑白月”，其《龙尾石月砚铭》云：“萋萋兮雾毂石，宛宛兮黑白月。”砚形似月，分割为磨墨和盛水两部分，前者黑，后者白，故有此称。

杨万里（公元1127-1206年），字廷秀，自号诚斋野客，吉水南溪（今吉水县黄桥乡洴塘村）人。他是南宋杰出的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被后人推为“中兴四大家”。建炎元年丁未九月二十二日（公元1127年10月29日），杨万里呱呱坠地。这是一个风狂雨横的年代。金兵大举入侵中原，于上年闰十一月攻陷汴京，这年四月，俘虏徽宗、钦宋二帝及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宣告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即位，是为高宗，建立了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从此，便开始了宋、金战战和和南弱北强的长期对峙局面。杨万里八岁丧母。父亲杨芾（公元1096-1164年〉，字文卿，号南溪居士。他精通《易经》，常忍着饥寒购买书籍，积十年，得藏书数千卷。他曾指着藏书对杨万里说:“是圣贤之心具焉，汝童怒之！”（胡铨《杨君文卿基志铭》）在父亲的影响下，杨万里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锲而不舍。他14岁拜高守道为师，17岁拜王庭程为师，21岁拜刘安世、刘廷直为师。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春赴临安参加礼部试，落第而归，仍继续求学。27岁拜刘才邵为师。几年后在赣州司户任上，父亲又携领他去拜见滴居南安的张九成和途经赣州的胡锥。王庭珪、张九成、胡铨等前辈的学问、节操以及力主，抗金的爱国精神，给了杨万里以重要的影响。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春，杨万里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授赣州司户参军。二十九年（公元1159也年）十月，调任永州零陵县塞。时主战派领袖张浚滴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拜渴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并通过其子张拭介绍，才得接见。张浚对他说:“元符贵人，腰金纤紫者何隙，惟邹志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l）同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以明己志。胡铨当时滴居衡州，杨万里又请他为此写了《诚斋记》。为丞零陵，“一日而并得二师”（《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方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赵构逊位，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孝宗即位，锐意恢复，起用张泼为枢密使，不久又任其为相。隆兴元年（1163）秋，杨万里离零陵任，赴调至临安。因张浚推荐，除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于二年正月西归吉水。八月四日，父病故，在家守服，'三年，户不闭而无客气《送王才臣赴秋试序》）。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春，杨万里至临安，先后渴见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毯使虞允文，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共30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读后赞叹说：“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鹤林玉露》乙编卷4）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杨万里除隆兴府奉新县知县。恰值奉新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于四月二十六日上任，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百姓，官署-府库却依然空虚，深知是群吏中间盘剥所致。于是他下令，全部放还牢里的“囚犯”，并禁止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户一纸通知，放宽其税额、期限。结果百姓纷纷自动前来纳税，不出一月，欠税全部交清。奉新任职虽只半年，却初次实践了他的不扰民政治，颇获治绩。同年十月，因右相虞允文推荐，杨万里除国子博士，杨万里开始作京宫。次年，张栻由于反对侯幸近习执掌要职得罪虞允文而被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拭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七月，转太常博士；八年丸丹，升太常ZE兼权吏都右待郎官；九年四月，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正月，除知漳州，临行时不忘上札，忠告皇帝戒贪吏、施廉吏。后因病未赴任，家居三年。淳熙四年春，出知常州。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正月，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杨万里于二月携家离开常州，待次近一年，七年正月离吉水赴任广东。八年二月，改任广东提点刑狱。冬，闽“盗”沈师进人梅州，他率兵平定，被孝宗称为“仁者之勇”，赐直秘阁。九年七月继母去世，离任服丧。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十月服除，被召人京任尚书右郎，后任吏部员外郎。十二年五月，除吏部郎中，应诏上书，极论时事。塞相王淮问“宰相何事最急先务”，杨万里以“人才最急先务”为答，并条上《荐士录》，举荐朱蕉等六十人，都是正人端士。孝宗亲耀他为太子侍读，太子为题“诚斋”二字。淳熙十三年，转枢密院检详宫，历任尚书省右司郎中、左司郎中，仍兼东宫侍读宫。十四年十月，任秘书少监。十五年三月，孝宗昕纳翰林学士洪迈之议，以吕颐浩等人配飨高宗庙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当配飨，指斥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惹恼孝宗：“万里以联为何如主？”因而削去直秘阁，出知绢州（今江西高安）。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光宗受禅。杨万里五月复直秘阁，八月被召，九月人京。他连上三札，要求光宗爱护人才，防止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囚日亲君子，五曰奖直言”（《第三札子》）。十月，除秘书监。因绍熙改元，借焕章阁学士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八月，孝宗《日历》修成，照例应由秘书监杨万里为《日历》作序，而宰臣却另嘱他人，杨厅里于是自劫失职，请求去职，光宗挽留。接着又因要进孝宗《圣政》书，宰臣以他为进奉官，而孝宗犹念旧恶，大不痛快，于是出江东转运副使。绍熙二年（公元1192年），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得罪宰臣，因而改知赣州。未赴，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有召赴京，杨万里辞不往。九月，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四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五年三月，升宝文阁待制，致仕。六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八月，诏进宝漠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四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召赴京，复辞；二年二月，升宝漠阁学士。杨万里晚年誓不出仕，据传是由于不满权臣韩倪胃当国。韩筑南园，要请他作记户，他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予以坚决拒绝。后因韩专傍日甚，遂忧愤快快成疾。家人知他忧国心重，凡一切时政消息皆不敢告知。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七日，一族侄从外而至，不知其惰，于是言及邸报所载韩倪胃出兵北伐之事，杨万里闻罢痛哭失声，愤然叹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他料定韩倪胃意存侥幸，轻举妄动，必然会遭到失败，贻害国家，当晚彻夜不能成眠。第二日早晨，他又不肯进食，兀坐书斋中，呼纸手书云：‘韩倪胃奸臣专权元主，动兵残民，谋危社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80岁。赐溢文节，追赠光禄大夫。[编辑本段]杨万里-评价杨万里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又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锐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同上《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这些，都表现杨万里的深刻见识和进步思想。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4）。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展，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宫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矶（公元1162-1214年）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编辑本段]杨万里-文学成就杨万里《桂源铺》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他的诗歌创作，走过的是一条由广学博取、转益多师而至面向现实、师法自然的道路。他学诗最初由江西诗派入手，后于绍兴三十二年在零陵自焚尽其少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诗格至此一变;后又学陈师道五字律;又学王安石七字绝句；又学唐人绝句；至“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自此“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前者未做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荆溪集序》）。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迈使客夜归》又说：“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创造了他的“诚斋体”，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建立了自己的诗派。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的委曲细腻功力。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王幽默的鲜明特点，'流转圆美'（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底’（刘祁《归潜志》卷8），尤其为人所称道。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偏卷4）。又如《戏笔》、《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杨万里是一位爱国志，士，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留下了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特别是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哑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二”（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雾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延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题吁胎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杨万里集笺校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忧时诗篇，不象陆游那样奔放、直露，而是压抑胸中的万丈狂澜，凝蕴地底的千层熔浆，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如《过扬子江》：“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说亲自动手汲水煎茶的雅兴，其实是蕴藏着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须参照《雪雾晓登金山》一并领略。杨万里自己说过：“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他那些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作品，不少也是抒写爱国情怀的诗篇。如《豫章江牵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校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月下果饮绝句》、《初丸夜月》等，都写得曲折多讽，意味深长，蕴含着对国家残破、中原未复的深沉郁愤。他晚年在《夜读诗卷》中曾沉痛自叙：“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其诗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后人细细咀嚼。 “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也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校歌》等写出农家生活的艰难和疾苦，《歌舞四时词》、《插秧歌》等写出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入城道中杂兴》等写出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喜悦和盼望，都具有比较高町，思想性和艺术性。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写作极为勤奋，平生著述颇丰。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4200余首，散文亦不乏佳品。今存《诚斋集》，有诗文133卷，由其长子杨长藉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编定。[编辑本段]杨万里-创作经历杨万里的创作经历见于《江湖集》和《荆溪集》的自序。据他说，他最初学江西派，后来学王安石的绝句，又转而学晚唐人的绝句，最后“忽若有悟”，谁也不学，“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从此作诗非常容易。同时人也赞叹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领。【江西派】黄庭坚江西诗派开山三宗之一江西诗一成了宗派，李格非、叶梦得等人就讨厌它“腐熟窃袭”、“死声活气”、“以艰深之词文之”、“字字剽窃”。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也是反对江西派的，虽然他和叶梦得一样，很喜欢黄庭坚。杨万里对江西派的批评没有明说，从他的创作看来，大概也是不很满意那几点，所以他不掉书袋，废除古典，真能够做到平易自然，接近口语。不过他对黄庭坚、陈师道始终佩服，虽说把受江西派影响的“少作千余”都烧掉了，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他六十岁以后，不但为江西派的总集作序，还要增补吕本中的“宗派图”，来个“江西续派”，而且认为江西派好比“南宗禅”，是诗里最高的境界。南宋人往往把他算在江西派里，并非无稽之谈。我们进一步的追究，就发现杨万里的诗跟黄庭坚的诗虽然一个是轻松明白，点缀些俗语常谈，一个是引经据典，博奥艰深，可是杨万里在理论上并没有跳出黄庭坚所谓“无字无来处”的圈套。请看他自己的话：“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取熔，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彼固未肯引里母田妇而坐之于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列也。这恰好符合陈长方的记载：“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换句话说，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晚唐诗】杨万里自说学江西派学腻了，就改学王安石的绝句，然后过渡到晚唐人的绝句。黄庭坚是极瞧不起晚唐诗的：“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共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何！’”所以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杨万里说：“诗非文比也……而或者挟其深博之学、维隽之文，于是隐括其伟辞以为诗”。这透露了他转变的理由，可以借刘克庄的话来做注脚：“古诗出于情性，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帙，划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除掉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以外，晚唐诗人一般都少用古典，而绝句又是五七言诗里最不宜“繁缛”的体裁，就像温、李、皮、陆等人的绝句也比他们的古体律体来得清空；在讲究“用事”的王安石的诗里，绝句也比较明净。杨万里显然想把空灵轻快的晚唐绝句作为医救填饱塞满的江西体的药。前面讲过徐俯想摆脱江西派而写“平易自然”的诗，他就说：“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另一个想脱离江西派的诗人韩驹也说：“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可以想见他们都跟杨万里打相同的主意，要翻黄庭坚定下的铁案。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割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一点在评述“四灵”的时候还要细讲。他不像“四灵”那样又狭隘又呆板的学晚唐一两个作家的诗：他欣赏的作家很多，有杜牧，有陆龟蒙，甚至有黄滔和李咸用，而且他也并不模仿他们，只是借他们的帮助，承他们的启示，从江西派的窠臼里解脱出来。他的目的是作出活泼自然的诗，所以他后来只要发现谁有这种风格，他就喜欢，不管是晋代的陶潜或中唐的白居易或北宋的张耒。【活法】 “活法”是江西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意思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但是还不仅如此。根据他的实践以及“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或者古人处在人生各种境地的有名轶事，都可以变成后世诗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镜，或者竟离间了他们和现实的亲密关系，支配了他们观察的角度，限止了他们感受的范围，使他们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们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譬如赏月作诗，他们不写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给古代的名句佳话牢笼住了，不想到杜老的鄜州对月或者张生的西厢待月，就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他们的心眼丧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触得不亲切，也就不觉得它们新鲜，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写来印证和拍合，不是“乐莫乐兮新相知”而只是“他乡遇故知”。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诗里所写的情景呢？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说：“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锺嵘“诗品”也说过：“‘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杨万里也悟到这个道理，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因此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怕落在他眼睛里，给他无微不至的刻划在诗里。这一类的作品在杨万里现存的诗里一开头就很多，也正像江西体在他晚年的诗里还出现一样；他把自己的创作讲得来层次过于整齐划一，跟实际有点儿参差不合。杨万里的很多事被收录到学生教材里：《稚子弄冰》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铮敲成玉磬穿林响忽做玻璃碎地声[编辑本段]杨万里-嗜茶如命杨万里一生嗜茶如命。杨万里有一首《武陵春》词，在词中小序中他说：“老夫茗饮小过，遂得气疾”，词中又说：“旧赐龙团新作祟，频啜得中寒。瘦骨如柴痛又酸，儿信问平安”。由于嗜茶，“茗饮小过”，“频啜得中寒”，弄得人“瘦骨如柴”，但他仍不愿与茶一刀两断，他在另一首诗中说：“老夫七碗病未能，一啜犹堪坐秋夕。”虽病不绝，只是少喝点罢了。嗜茶如命此外，杨万里由于夜里也好饮茶，故常常引起失眠，但他决不责怪饮茶。他在《三月三日雨，作遣闷十绝句》中说：“迟日何缘似个长，睡乡未苦怯茶枹。春风解恼诗人鼻，非菜非花只是香。”其《不睡》诗又说：“夜永无眠非为茶，无风灯影自横斜。”杨万里嗜茶如命可见一斑。但其嗜茶如命绝非是口腹之贪，他追求的是茶的味外之味。杨万里在《习斋论语讲义序》中说：“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日‘我能读书’者，否也！《诗》曰：‘谁谓荼（即茶）苦，其甘如荠。’吾取以为读书之法焉。”将读书与饮茶作比较，由饮茶而想到读书，从这段话中可看出杨万里深得饮茶的味外之味，因此，即使他病得瘦骨如柴，仍不愿放下茶杯。杨万里嗜茶如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清澄如碧的茶水中悟出了为人处世之正道。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说，杨万里从常州知府调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时，将万缗积钱弃于常州官库，两袖清风而去。他致仕回乡后，“清得门如水，贫唯带（皇帝所赐的玉带）有金。”故居老屋三代末加修葺，只能挡挡丝风片雨。杨万里一生清廉，其子杨伯儒也以清廉著称，在广东任官时，曾以自己的七千俸钱代贫户纳税。而杨伯儒病入膏肓、临终之际，却连入殓的衣衾也没有。 “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丰骨茶样明。”这是杨万里《谢木韫之舍人赐茶》中的诗句，他将茶的清雅、明澈，来称道知心朋友的气质、丰骨，把茶在精神方面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而即以其诗还颂其人，杨万里也当之无愧！[编辑本段]杨万里-杨万里墓杨万里墓杨万里墓在吉水县黄桥塘村西南的莲花形山坡的东南坡，距塘村约2华里。墓体坐北朝南，墓高米，宽米，长7米。墓前有碑石。墓后为砖砌围墙。围墙高米，占地约120平方米。墓前碑文刻有“宋万里公之墓”六个大字。墓北有一望碑，望碑高米，宽米。上刻有“宋理学家杨文节公神道碑”十个大字和杨万里生平事略。墓前有麻石质石象相生多种。翁仲两对，高米、宽米。石马四匹，高米。这些设施大部分保存完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遭受大的破坏，墓体穴室也保存完好。1983年，县政府拔款修缮。墓基附近的抵柱桥为杨万里读书、作诗的地方。塘人对杨万里墓非常敬仰，春秋的祭祀日一定要到墓前悼念，缅怀他的功德，并堆土除草及修补破损。平时，塘村对杨万里墓严加保护，禁止在墓地周围割草砍树、打草坯，拴牛放羊。1989年，一伙盗墓者半夜用炸药炸墓体，企图盗墓，被村民及时捉拿归案。[编辑本段]杨万里-诗词鉴赏

文房四宝，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文房，就是书房。中国古代把书房中使用的笔、墨、纸、砚4种文具称为文房四宝。(1）笔笔，即毛笔，是中国特有的书写用具。因其是用羊毛、免毛、鼬毛等制成，故称为毛笔。春秋时期就已能制造毛笔。在民间传说中，有秦代名将蒙恬造笔的说法，蒙恬被尊为笔祖。唐以前，毛笔的笔峰较短。唐以后，笔锋逐渐放长，毛笔种类也愈来愈多，计有紫毫、兼毫、水毫、狼毫、羊毫、大笔和国画笔7大类。毛笔中的精品是湖笔，为浙江湖州（今吴兴）出产的毛笔。湖笔用杭嘉湖平原出产的羊毛（每只羊只用2—3两）经过72道工序加工制成。湖笔以选料严格、制作精良而享有盛誉，其毫峰有尖、齐、圆、健四大优点，为世人所珍爱。(2）墨墨，作为书写、绘画所用的黑色颜料，是用松烟等原料所制成。中国最早的墨约产于西汉。当时的墨只做成小圆块，只能用研石在砚台上压着研磨。东汉时，墨的形状向墨锭发展，人们可直接用手把墨研磨。在众多的中国墨锭中，徽墨独压群芳。徽墨产于安徽徽州府歙州（今歙县），制墨始于五代。宋代以后，歙、黟、休宁、绩溪等地制墨良工层出不穷，讲究质量和工艺装饰，独冠天下。(3）纸纸，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唐初时，安徽宣州（今泾县）生产出一种高级的毛笔书画用纸，同时又在宣城集散，所以称为宣纸。宣纸以檀树皮及稻草为原料，经石灰处理、日光漂白及打浆后，用手工抄造而成，其种类发展为10余种。宣纸的特点是纸质洁白、纹理细密、柔软轻飘、墨韵清晰、不易蛀蚀、经久不变。唐宋以后，宣纸就成为书写名品字画的上等书画用纸了。（4）砚砚，为研墨的用具。砚，在中国已有5000年的历史。汉代，砚台逐渐跻身于传统书画艺术的行列。汉以后，除砚台的主要种类石砚以外，还出现了瓷砚、漆砚、陶砚和金属砚等。唐代制砚工艺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时，制砚工艺又达到新的高峰，端砚、歙砚、澄砚、洮砚被视为中国四大名砚，而尤以端砚为最佳。端砚产于广东端州（今肇东市）东郊的端溪。端州之石属水成岩，用此石制成的端砚石质细腻、坚实，着墨饱满，运笔润滑，且磨好的墨不干不冻，成为石砚中的极品，受到历代文人赞赏，誉为“群砚之首”。

关于三毛论文范文资料

三毛祖居系其祖父陈宗绪先生于民国年间建造，位于定海区小沙镇陈家。五间正房现已修复成为“三毛作品陈列室”，以“充满传奇的一生”、“风靡世界的三毛作品”、“万水千山走遍”、“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想念你，三毛”等为主题，分别陈列三毛的遗物、作品、照片。三毛祖居被定海区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三毛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平生著作、译作十分丰富，发表作品23部，约500万字。其中《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哭泣的骆驼》、《我的宝贝》、《闹学记》、《滚滚红尘》等散文、小说、剧本更是脍炙人口，在全球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1992年，应一家出版社的稿约，编写一本关于三毛生平的书。时值三毛自杀不久，大家都说这书能发行得好，因此翻阅了不少三毛生前的海内外资料，原认为编本人物传记，不过剪剪贴贴，缀连文字，但想不到这本书编写竟是我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很惨痛、很凄楚的工作过程，首先我再次细致了解了她的生平，并真正明白了她的死因，继而深深思考人类和艺术的命运。竟然流了三次眼泪。“不写了，不写了！我好几次对自己说，写又有什么用，说又有什么用？当生命远去，当我们徒然地试图呼唤回来？……“天空有鸟的翅膀飞过，却没有留下痕迹！”(泰戈尔诗用语，三毛引用语，瞬间被无数青年都喜欢语) 1992年早春，惊悉三毛在台北医院自杀，当年这一消息对大陆读者的震惊，真是不可言喻啊！生死本意料中的事，但一个域外作家能获这么多、千千万万青年读者的喜爱，确实没有第二人。读者对她的珍爱、真关切，令人为之触动不已！她的一本不厚的《万水千山走遍》，一本《雨季不再来》，不知道赚了多少青年的心！三毛究竟有什么魅力呢？横翻她的书，竖翻她的书，找不到，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她造的的神话吸引进去，被她的故事和真情感所动。仿佛还是在昨天，1986年里我还在街角书亭里寻觅她的著作，看见一本，买一本。三毛在我们的印象里，还活着，生机勃勃地，到处跑，讲学，旅行，前些日子她不是还跑回“心中的烟雨江南”来吗，跑回她“民歌梦里”的大西北，疯疯狂狂，开着玩笑说还想“找个大陆先生”嫁出呢，她该不是回大陆算计和索要稿费的吧，要是算起来，大陆的出版社不知有多少家，要欠她多少！但三毛在人们还未醒悟之前，遽尔消去，“质本洁来还洁去”三毛用她不同凡俗的方法生活，亦用超凡脱俗的方式走完一生短暂而辉耀历程——她在青少年心中，一直年轻(远远没有到四十岁)，而是长发飘然有几分沧桑韵味，艺术女性的粗线条中刻着优美的细致。当三毛离去，我们才发现，原来三毛似乎是亲人，至爱友朋，或姊妹，是亲切的向导，是引领一代青年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一大段心路历程的人。像高尔基《伊则吉尔老婆子》中那个故事讲的：把心掏出来给迷路人们照亮当灯的丹柯。她写的不是什么书，是倾吐，血燕一样吐给我们每一颗心灵的滋润与需要，是她的随便的谈话，贴近你心壁的娓娓叙谈——除了她，谁还曾懂得我们的心？谁还曾和我们做过这样人生的关爱？！…… 这个所谓现代的世界太熟悉，又太陌生。人迹攘攘，我们肯发自内心地，真去同情和关切谁呢？一个比我们大或小的小妹妹从撒哈拉沙漠跑来，从古老的西班牙，从欧洲落日余晖中，唱着一支陌生的歌；这支歌不知怎样又和一群——与她的现实和经历完全不同的青年们，吻合了，互感了。但那时谁也没有料到，她一直在想到死。她的作品本浸染透死和美的永恒，她的荷西，哭泣的骆驼，万水干山之路，她的善良(她很善良，具备这个人世上最缺少的稀有矿苗)，都为读者追随不已。80年代一进门，三毛的作品被介绍到大陆，立即风靡不衰，历时最久。展读三毛的作品含有一种最不凡的东西，诗意的才华，或天才，我们文学中久久已死灭的“活细胞”存活下来。三毛双手捧来一碗当代中国文化的“生命活水”！谈谈我对三毛第一本书的认识。 1985年春，我由广西梧州乘船沿西江旅行，入广州，住在港口旁一个脏潮的小旅馆，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次日是清明节，我挟着这本书沿细雨飘飞的郊区植物园散步，忽感到秋荻在北方无边草原上飒飒，也想起自己“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滋味，我由酸辛的人生体会中领会了三毛，理解了她用生命，蘸和着泪水所写的书。后来我阅读过大量台湾与海外作家，终觉得三毛似属于青春的感伤，浅一点，她之所抒写，是属于人应忘怀的情愫。谁能料知三毛也许早已窥透了我们拙劣的心思，她仅仅陪伴我们唱完结束青春的最后一曲，还未来得及向前路作一次谢幕的瞻望。她活了48岁，(但资料证实，她曾在上中学时虚报了两岁，实则只活了46岁)，不算短，普希金只活了36岁，茨维塔耶娃49岁，肖红活了31岁，但我们仍觉得她活得太短暂、太短暂，她不该过早地离开我们！(我们还没有从对她的精神依恋中解脱……) 1984、1985年我忽然萌生了要到最遥远的地方旅行的愿望。途中顿悟这是青春结束中的一种情绪，所以耳畔总回旋着一支歌的旋律(这是一支描绘青春毁灭历程的日本歌曲，我为它的壮美所深深震憾)。青春之断乳，大概任何一代青年终有大体如此之感受，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所感觉的时代变化更为剧烈吧，因而更为特殊，心中感受也愈加敏锐强烈。三毛恰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她道出了这种“毁灭前的美”的一部分(起码我个人是这样感受)。我曾经仔细从书中照片上研究三毛本人，她长得很普通，或曰不是那种世俗男人认为的“漂亮”，但她神采很不一般，而她的书，写得随意已极，是一种模仿不了的文体，自由坦诚，以情动人，天然率真。她的任性，是一种缪斯最为钟爱喜欢的“天真烂漫”，她过于敏感，总是透过生命的表层去看。她的心缺少一种“硬质保护层”(也许因此才能保存得如此纯洁、热诚吧，或也因此而殉美)，而我们这一二代的心，则正适其反，是由角质一样坚硬的层层包裹中，半麻木状态地成长起来的。三毛和我们，其实是隔山、隔水的，我在读过她四五本书后窃想，三毛一生最美好的情愫已倾吐罄尽，再写也是重复。这可能是人心的残忍阴险所产生的妄缪的测度。近年我读过介绍过来的林语堂、梁实秋、王鼎钧、董桥等的散文，终觉得三毛的东西“太苦”，有年轻不成熟的味儿，但如今这种“苦”她已永不肯再施舍我们了！她的“苦”是林木本身的气味，是艾草折断的浆汁气息，她之优美，她之可爱，她之自然，张扬着满头长而又长的乌发，高举着时代久已丢失的童心、童贞和少年圣火走来。原来我们已永久失去了最最宝贵的“生命的矿藏和汁液”！她哼着幽谷百合的歌声走来，在我们惊愕、迟疑之际，我们又一次失去了她。前路茫茫，痛哭无门！我们失去了最后一枚可以重新启开青春之门的“金钥匙”。也许，台湾也没能真正保护好三毛，让她健康，让她快乐，让她(帮助她)生活美满——她不是给予了我们百倍于这些吗？(我们干吗只会享受别人用他们生命血浆酿造的精神甘霖？)也许最聪明的还是三毛自己吧，在这个乱糟糟斯世，她完全有权利选择离开的时机和方式。让我们承认(虽然晚了)：三毛是千古绝唱，是稀世珍宝。因为世界上真正的艺术家——我们已经从实践中看到——是不能用哪种“试管”的方法“培养”出来的，这里需要天籁之手，命运和时代的机缘，需要大地和长空的托举——假如我们一旦发现了才华，要噤声，要小心，要像对待蝉翼般易碎的玻璃器皿一样，精心有之，因为……三毛不能复制，“一朝风月，万古皆空”，世界上所有的天才、才华都是会稍纵消逝的，极其短暂，是一种“史前奇迹”呀！…… ……这些，是我在编写一毛生平一书时体味到的，至痛、至感。三毛走了，永远走了，我们一生，直到老年，不，下一辈人，都会忆及她，念及她，她的书；她的的青春的绝唱。传记有何用？徒劳。莫非命中注定我们此生也只能徒劳地在春夜举头望月踯躇栏杆……

三毛是个吃苦耐劳的孩子，他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缺衣少食，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作文他为了活下来，卖过报纸、擦过皮鞋，还到街头卖过艺。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关于《三毛流浪记》读书心得7篇，欢迎借鉴参考。

《三毛流浪记》读书心得范文1

今年暑假，我读了张乐平先生的著作《三毛流浪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毛是个吃苦耐劳的孩子，他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缺衣少食，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作文他为了活下来，卖过报纸、擦过皮鞋，还到街头卖过艺。

三毛是个助人为乐的孩子。三毛虽然自己生活的很贫苦，但他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却能去主动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有一次，三毛看见一位老爷爷不小心摔倒了，旁边的人不但不去扶老爷爷，还在一边看热闹。三毛急忙上前去扶起那位老爷爷，他看见老爷爷很饿，就拿出一半的烧饼给老爷爷吃，后来把剩下的一半也给了他，自己的肚子却饿的“咕咕”叫。三毛除了帮助过老爷爷，还奋不顾身的救落水的小男孩。

三毛这种助人为乐的好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主动帮助别人，我觉得我们不仅应该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还要多帮助像三毛那样可怜的孩子。

《三毛流浪记》读书心得范文2

暑假里，我我认真阅读了《三毛流浪记》这本书。一打开这本书，我就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通过阅读，我了解到这本书是由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的漫画改编的一部作品。这本书的主人公三毛对我触动很深，我被他痛苦的生活经历打动着，我阅读越喜欢，一口气连读了两遍。

书中的三毛是一个靠乞讨为生、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他白天乞讨流浪;晚上睡在大街上，有时只好用一张破报纸当被子，生活非常凄凉。为了生存，他卖过报纸、当过学徒、给人擦鞋扇扇子、学拉洋车……受尽了折磨。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三毛却依然善良、勇敢、乐于助人，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和希望。

看到三毛的种种遭遇，我不禁和自己的实际生活进行了对比。三毛受的苦是我难以想象的。我想：如果把我放在他生活的环境中，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相比于三毛的坚强，我感觉自己很惭愧：我现在不愁吃穿，生活条件很优越。我还养成了许多坏习惯：吃饭挑食，穿衣挑挑拣拣，一遇到困难就退缩不前，躲避困难，甚至让家长帮助完成一些本该自己完成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很惭愧。

记得有一天，学校要求下午统一穿校服，可是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平时是收在哪里的，因为平时都是妈妈帮我放衣服的。中午放学一回到家，我就嚷嚷着让爸爸帮我找校服。爸爸没办法只好帮着我找。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最后爸爸还是打电话问妈妈才帮我找到的。妈妈在电话里嘱咐我以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与三毛相比，我是多么幸运啊!我现在拥有这么美好的生活，因此也更应该珍惜现在的一切，好好学习，不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教导。我要像三毛一样，勇敢地去面对任何困难，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三毛流浪记》读书心得范文3

暑假里我在家里看了张乐平爷爷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小生活的很可怜，但他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三毛是个可怜的孤儿。他独自一个人在旧上海流浪，没有人给他做饭，没有人给他买衣服，没有人给他交学费让他上学，没有人对他嘘寒问暖，而我正好相反。我妈妈变着花样给我做饭，我有亲人给我买舒服的衣服，我有爸爸妈妈给我交学费上学，我有亲人对我关爱有佳。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孩子，可是有时候我却总向爸爸妈妈抱怨，不想干这个，不想吃那个，真的是太不懂事了。以后我一定要向三毛学习，懂得满足。

虽然三毛的生活很困苦，但是他却很乐观。他为了谋生干过杂耍、印刷工、报童，即使很辛苦但是他总会非常的努力。而我遇到一点小困难就想放弃。现在对比三毛，我觉得我的困难都是小case。我以后也会像三毛一样努力克服困难。

三毛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孩子。他会把自己的衣服给别人穿而让自己挨冻，他会把自己的饭给挨饿的老爷爷，他会勇于跳水救落水的小男孩。我们现在条件这么好更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没有比较就没有发现，今后我一定会珍惜眼前的一切，要像三毛学习，学习他那种不拍挫折，坚强勇敢，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三毛流浪记》读书心得范文4

暑假了，我读了《三毛流浪记》这本书，我很喜欢这本书。那个只有三根头发的三毛，我好像认识他了。

三毛是个可怜的孩子，他没有爹娘，受过非常多的苦。

三毛没有家，他到处流浪，没有人愿意收养他，他只能到处流浪。他整天挨饿，冬天了也穿着破衣服。他真瘦啊!

但是三毛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帮助过摔倒的老爷爷，帮助过掉进水里的小男孩……他受了那么多苦，却还那么乐于助人。我想对三毛说：“三毛，你真勇敢，你真善良。”

通过看三毛的生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的。我有爸爸妈妈，我有家，我的爸爸妈妈都那么爱我，每天给我做好吃的饭，我的衣服有那么多，天冷天热都可以换，我是多么幸福啊!我也要爱爸爸妈妈，不要顶撞爸爸妈妈，长大了，我要好好孝敬父母。

《三毛流浪记》读书心得范文5

前不久，我读了《三毛流浪记》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三毛，因为他正直善良、见义勇为、聪明机智、富有童趣。

《三毛流浪记》主要讲了：三毛流浪街头，看见小羊有母羊爱;小鸡有母鸡无微不至的照顾;小狗有母狗喂养;小鸟有大鸟保护。自己却无家可归，心里很难受。他一次次被人收养，又一次次被抛弃，受尽无数苦，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妈妈。

我很佩服三毛奋斗的精神和挣扎的勇气。他在流浪生活中，做报贩、擦皮鞋、当学徒，他始终不屈不挠，没有消失求生的勇气。比起我们，三毛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一有困难就会向爸爸妈妈求助，而三毛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不管干什么都是自己在做，我们要学三毛去独立。

《三毛流浪记》是一部很有趣味的小人书，也是一部给成人看的警世书，他的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阴影，也带来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向世界呼唤和平，呼唤仁慈，呼唤同情，呼唤人道，呼唤文明!

《三毛流浪记》读书心得范文6

三毛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孩子。三毛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孤苦伶仃，缺衣少穿，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在流浪期间，他做过报贩、擦过皮鞋，还当过学徒，受尽苦难，但他却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一直没有放弃求生的勇气。三毛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顽强品德非常值得我去学习。想想自己，有时在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就不肯动脑筋、不肯动手。我今后也要象三毛一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多运用智慧，勤于动手，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毛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孩子。三毛虽然自己生活得很困苦，但他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却能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渡过难关。有一次，他看见一位老爷爷不小心摔倒了，旁边的人不去扶老爷爷，还在一边看热闹。三毛急忙走上前去扶起那位老爷爷，他看老爷爷很饿，就拿出一半的烧饼给老爷爷吃，后来又把剩下的一半也给了他，自己却饿的肚子“咕咕”叫。三毛除了帮助过老爷爷，还奋不顾身地救过落水的小孩。三毛这种助人为乐的品德也非常值得我去学习。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积极伸出援助之手，主动地去帮助别人，大家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爱的世界。

《三毛流浪记》读书心得范文7

今天我读了《三毛流浪记》这本书，让我发出很多的感叹。

《三毛流浪记》这本书让我感到三毛很可怜，三毛在旧社会四处流浪，他把垃圾桶当成床，把报子当成被子，把温暖的太阳当成爸爸，把纯洁的月亮当成妈妈。三毛来到烤鸭店，没有钱只能看不能吃，饿了就把腰带系紧，有时三毛还被富人家的孩子欺负，他们在三毛跟前吃烤鸭，让三毛直流口水。三毛没有钱买果汁，就把橘子泡在水里喝。三毛尝尽了我们无法想像的苦，如果我过他那样的生活，我一天也活不下去了，我真佩服三毛的坚强。

这使我想起我们现在有吃有穿，丰衣足食，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我想穿那件昨天刚买的新衣服，妈妈说：“还是穿别的吧!”我不听，硬要穿那件衣服去上幼儿园。中午放学，我想去外面的一家饭馆吃饭，妈妈说：“家里有饭，不出去吃了”。我不听，非要出去吃，还怪妈妈对我不好。妈妈没有办法，只能带我出去，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和三毛比一比，我真是害羞啊。

如果回到三毛的年代，我一定要帮助三毛，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我要向三毛学习，做一个又聪明、又善良、又坚强的人。

你要是写论文的话我再推荐个双重本文下三毛形象分析摘要：三毛作品所塑造的“三毛”形象，具有丰富的意蕴，显示的是一种张力结构，这种张力关系体现在：在艺术创作上，三毛存在着修辞与模拟的冲突，即写的真实与活得真实的矛盾；就三毛的心灵历程：而言，也存在“流浪” 形象与眷顾“红尘”的矛盾；通过文化语境的分析可以发现三毛身上所固有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的冲撞。三毛形象集中体现了小本文与大本文双重本文交织互动的复杂情形。由此锻造出三毛形象的层次感和丰富性。关键词：双重本文三毛形象在一般读者看来，三毛的名字总是与一种具有爽朗真诚洒脱的个性、传奇浪漫的经历、热爱生命、追求完美、充满爱心和高贵情感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细读三毛本文，我们会发现另一个有别于常识认可的三毛形象：“她”不是那个人生舞台上神采飞扬的“少年偶像”，而是身体孱弱、孤苦无依、心灵寂寞的女性形象。研究者大多没有注意到其间距离。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甚至矛盾重重的复杂的三毛形象呢？笔者认为，在三毛作品本文中存在着隐与显、表层与深层，小本文与大本文的交织互动的双重本文的情形。这种双重本文使得三毛作品具有立体的、丰富的意蕴。三毛作品文字简单，然读解不尽、魅力无穷，其原因即在此。笔者试从艺术创作、心灵历程、文化语境三个角度对此作一阐述。一、艺术创作：修辞与模拟的冲突诺思诺普·弗莱说：“文学有两极”，一极是模拟，其倾向是“描述逼真、准确”，一极是虚构，其倾向是“讲述一个某主人公什么都能做的故事”。三毛的创作，倾向于前者。三毛的写作，总的来说，是一种“模拟”行为，可谓“写真实”。三毛“写的是自己”，她一再强调，“我的文章就是我的生活”，她说“我从来不作解释，我只要展示生命”。三毛在一篇作品中说：“迄今我的作品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就我而言，我比较喜欢真实的人物，如果我写假想的事物，自己就会觉得很假，很做作”，“我写的其实只是一个女人的自传”。综观三毛创作，笔迹确系沿着三毛的足迹交待了苍白的雨季少女、快乐的小妇人、寂寞的名女人的心路历程。如此看来，三毛本文当属模拟一极之文学。应该说，三毛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写实手法。她的作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从“我”出发，由“我”展开叙述，这使得作为叙述者的三毛、作品中的三毛和生活中的三毛三者浑然一体，具有一种易为群体认同的“内在性”和亲和力，显得真实亲切，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模拟”风格。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我”这个形象，作者是维护有加的，显示了一种明显的作者意图。这必将导致其写作由“模拟”向“修辞”的转变。而现实中的三毛之“实”与作品中的三毛之“名”本就是有较大距离的。生活中的三毛寂寞孤独，深受疾病的折磨，不似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生活绚烂多姿的三毛。“实”与“名”的距离比将导致模拟（写真实）与修辞的矛盾。尤其表现在三毛名声如日中天之后。如三毛前期作品，“雨季不再来”系列少女，充满了少年人可贵的真诚与迷茫。沙漠中的三毛伉俪及其周围妙趣横生的家居生活，亦充满了三毛式的真诚与幽默。但是，“三毛热”在台形成后，尤其是三毛以名作家身份返台定居后，本文中的“三毛”在结构的逻辑上就慢慢地由艺术考虑了。“我的看法呢，一个艺术到了极致的时候，到底是真的或假的，根本就不重要了”。三毛形象开始考虑作者与读者的召唤和期待，一个渐渐完美的、凡事有爱心有热情的“我”出现了。修辞走向了文学的另一极——虚构。然而三毛是个终其生求真的人。所以，其修辞愈接近十全十美的三毛形象，三毛本文中的冲突就越大。三毛自己曾说过：“就内容而言，我还是喜欢早期的两本作品中三毛，因为那时她蛮有童心的。后来，当我在写作时，我觉得要面对的，是另一个我……”“‘三毛’只是个笔名，可是为喜欢她的真，觉得她很可贵。……可是并不喜欢三毛带来的一些劳累，也不喜欢被访问、座谈会的三毛……”“我多么愿意做过去的我，而不愿做现在的我。”所以，在《银湖之滨——今生》中，三毛希望自己“永远不回到世界上去”，希望“旅程便在银湖之滨做个了断，那个叫做三毛的人，从此消失吧！”这个真的三毛不愿回到那个自己被称为“大家的三毛”、处处要透支体力“扮演”的世界里去，她想过自己的生活，因而背叛了艺术创作设想，与修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应该指出，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直接影响了三毛创作的艺术理念，加强了修辞与模拟的矛盾。三毛是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尤其在艺术理念方面，她与道家思想存在着精神契合，这突出表现在她竭力追求本性的真、崇尚自然的理想。而道家思想的求真、“保真”，老子所言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与修辞本来就是有矛盾的。二、心灵历程：“流浪”与“红尘”的矛盾我们进而可探究作家之心路历程。熟悉三毛的读者都知道，三毛一生许多岁月都在“流浪”。三毛曾游历五十九个国家地区，除了撒哈拉沙漠，南斯拉夫、波兰、丹麦、捷克、德国、美国和南美的大部分国家都留下她的足迹。三毛的流浪，是有现实原因的，并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她的流浪或是情感的受挫，或是婚姻的失意，或是现实追求的不可得，或是生活中过多的压力及压抑。故可言其“流浪”是对既定现实的一种超越的期待。三毛的流浪，是有她的理想和愿望的。三毛作词的歌曲《橄榄树》中有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广阔的草原，还有梦中的橄榄树……”如此看来，三毛的流浪，是为了一种诗意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追寻。所以她说：“谁愿意做一个永远漂泊的旅人呢？”“我不是刻意流浪……我不愿意流浪，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在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活中安定下来。”这就更证明，三毛的流浪，是期待超越现实，希望找到精神的家园、灵魂的故乡。实际上，三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或是无从倾诉的苦闷（如《闹学记·求婚》中三毛收获情书在父母家中高声朗读却无人应答关注）；或是无伴无侣的寂寞（如《背影》中三毛感叹“寂寞如影，寂寞如随”；《梦里花落知多少·明日又天涯》中的苦闷“在任何一个星座上，都找不到我心里呼唤的名字”），成名之后为公众认可的三毛倍感孤独（在电影《滚滚红尘》拍摄之后与林青霞、秦汉的留影中，三毛也是一副落落寡欢的样子）。这种孤独长期占有着三毛。三毛生前最肯定的两段岁月，却是相对稳定的“非流浪”岁月：一是她婚后的六年，“知足，快乐，简单，如同一个扮家家酒的小孩子”；一是她在文化大学执教，即她自己所言“在华冈当农夫”培养二百颗树苗的日子，“我真喜欢这工作。不是我指引学生，而是在旁边启发他，启发他最灿烂的潜能。这是一个老师很重要的工作。”三毛在其剧本《滚滚红尘》中对韶华的评价形容三毛自己是极恰当的：“韶华一生的追寻，不过两件事情，一、情感的归依；二、自我生命的展现”。当三毛情有所依、自我生命得到最好的展现时，她便不再“流浪”。然而三毛这两段最快乐的日子，前段因丈夫荷西意外丧生而告终，后段因体力透支而中止。而此外诸岁月，三毛一直在寻觅（或曰“流浪”）。尽管三毛流浪的形象深入人心，但生活中的三毛对“红尘”是有较多眷顾的。这种对红尘的冀盼，可说是寻求现实的群体的和家庭的认同和归依感。“……我却仍然放不下尘世的重担，我又要回到那个不肯面对自己，不忠于自己的生活里去。”尘世、人群、有人的声音的地方，一直对三毛有格外的吸引力。就三毛个性而言，先天中自卑、过于敏感的性格因素，加上一副孱弱的身体，使在流浪中满心疲惫的三毛格外需要世俗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慰藉，比如读者的认同、媒体的肯定、亲人的呵护。然而，现实生活中个人情感上难以解决的矛盾在写作中得到的毕竟只是象征性的解决，只是自我想象或幻化的符码化而已。于是在流浪的三毛身边我们又看到一个在红尘中的三毛形象，她们是同一个三毛的一体两面。共同组成了一个矛盾复杂的“真实的自我”——三毛形象。真正的三毛形象再“流浪”与“红尘”中游移徘徊，造成了双重本文的复杂性。三、文化语境：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的冲撞三毛作品中，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的冲撞是显见的，又是复杂的。三毛是具有明显的精英意识的。首先，三毛的勤奋写作讲演、忘我教书育人本身就是一种精英立场的最好说明。再者，三毛本文以“我”贯穿始终，娓娓道出“我”及“我身边人物”的故事，其中悲天悯人的情怀、崇尚自由的品格、追求平等的思想、藐视庸俗的姿态多显见，充满着精英意识。三毛性情高雅、朴实、真诚，她说“做一个匹夫，不是人生最终目的”（《温柔的夜》）。此外，三毛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秉承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其思想中自然地带有一种精英意识。但与此同时，三毛的个性及写作，又带有大众化特色，持有一种民间立场。三毛的语言平实、简单、亲切，“我写的书小学生、女工、店员都可以看，我很重视这一点”，极具大众化特色。她强调自己是个“小人物”，她想做个朴实的“乡下人”。而三毛本身，原属“边缘人物”——除了小学念完，初中时自动离开学堂、大学没毕业就跑到国外、终其一生几乎没从事过什么“像样”的职业、喜欢在乡下种田、种花胜过一切。三毛作品常在畅销书之列，其名字亦常起到文化明星作用，似乎与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更为密切。能以此背景征服广大读者群，怕只有当代大众传播的神通广大能起作用。然而，矛盾在于，三毛愈想与大众保持接近，其精英意识愈面临考验。与大众距离太近，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她掉入大众文化复制的泥沼中去。三毛所处的文化语境，当是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三足鼎立、互相冲突、互相融合的“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互为冲撞的几种因素是造成双重本文中三毛形象复杂化的深层原因。作为其中一员的三毛虽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但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其早期作品集《雨季不再来》是最好的例子，流行一时的现代思潮、存在主义的悲观、虚无色彩充斥全书）。三毛虽固守于“自己的行星”（三毛钟爱《小王子》），但不免陷入大众文化流行时尚的喧嚣中。三毛虽极具精英意识，但无法不面对大众文化快餐消费其殚精竭虑创作品的事实。三毛受中西文化影响都极大，故形成其独特的生命哲学观。然而，那些在三毛生命中留有烙印的一段段人生、一种种影响，一旦形成文字，变成印刷品，进入消费群，造成轰动效应后，原来的三毛形象开始经过读者意志和情感上的加工复制，渐渐远离了原来的三毛形象，越来越像读者的三毛了。三毛成为浪漫、美丽、多情、潇洒、好奇、冒险的象征。读者对这个“象征物”的期望值越高，三毛越要透支体力扮演这个角色。原来自然而然养就的优美品质要处处表演给大众看。一次次刻骨铭心的感情创伤要展示给大众看。无怪乎三毛后期形象出现了分裂：一方面要继续扮演凡事有爱心、有热情的公众形象，一方面写出“快乐和悲哀都是寂寞”的随想；一方面美化甚至神化已逝的爱人，“荷西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一方面失望于家人冷淡别人寄给“我”的求婚信；一方面因过多致力于访谈、讲演，体力不济，“三月无眠，记忆短路”，一方面逃去美国“等待春天”，把自己交给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文化语境造成的双重本文三毛形象的复杂性，焦点正在于大众文化中的负面效应无情地割裂了三毛人格中最具灵性、最闪光的东西，把三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复制给人看，加大了本就十分敏感的三毛对外部世界的隔膜与距离以及心灵深处的矛盾。四、小结概观之，三毛作品中存在的双重本文的复杂情形。就艺术创作而言，本文的修辞与模拟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冲突：修辞愈倾向于塑造一个完美的三毛，模拟愈远离前者，接近真实的三毛。就其心灵历程而言，她一生流浪，心灵始终找不到停歇的地方、受庇护的场所，所以她格外需要“红尘”之认同，但这些又加剧了她的逃避。就其所处之文化语境而言，大众文化复制的泥沼、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对这位饱受中西文化浸淫、极具精英意识的作家显然是一种桎梏。以上因素构成一种张力关系，于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也许不那么完美但却更加生动丰满的三毛形象产生了。经典重读，一篇一篇次第读完了《我的快乐天堂》，《高原的百合花》，《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再回头，又读《撒哈拉的故事》，才觉出那是怎样一种带泪的坚强！生活的艰难和残酷远不是语言文字可描述之万一，更何况她选择的是轻描淡写的美化.再加上《哭泣的骆驼》的动荡，ECHO与荷西简直就是茫茫荒漠里惊心动魄的挣命二人组！但也正是这种如此鲜明的对比才愈加彰显出《撒》文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很多人只单纯的看了《撒》文就轻薄的妄下评语说什么“文章活泼生动但不够深刻，文言直白而内容肤浅”，孰不知，真正肤浅可笑的却正是他们这些总是想当然而自以为是的自大者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去想任何文章的解读都是要结合它产生的现实背景的！《撒》文的生动活泼，淡泊平静是要结合大漠的荒茫，寂寞和极端的艰苦去看去读去体会的！这样的对比下才能去掉尘世的浮华，体味真正的深刻，了解人生的大境界! 我一直坚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不到的，你就没有资格去苛责别人！这是起码的道德良心与基本的做人尊严。拿自己的失败去指责别人的成功——这不是可笑是可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不是木和风的错，而是林在“人格”上的渺小！

台湾著名女作家，1943年3月26日出生于重庆，浙江省定海县人。本名为陈懋平，1946年改名陈平，笔名“三毛”。1964年进入文化大学哲学系，肄业后曾留学欧洲，婚后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加那利岛，并以当地的生活为背景，写出一连串情感真挚的作品。1981年回到台湾，曾在文化大学任教，1984年辞去教职，专职人事写作和演讲。1991年1月4日去世，享年48岁。三毛祖居系其祖父陈宗绪先生于民国年间建造，位于定海区小沙镇陈家。五间正房现已修复成为“三毛作品陈列室”，以“充满传奇的一生”、“风靡世界的三毛作品”、“万水千山走遍”、“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想念你，三毛”等为主题，分别陈列三毛的遗物、作品、照片。三毛祖居被定海区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三毛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平生著作、译作十分丰富，发表作品23部，约500万字。其中《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哭泣的骆驼》、《我的宝贝》、《闹学记》、《滚滚红尘》等散文、小说、剧本更是脍炙人口，在全球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1992年，应一家出版社的稿约，编写一本关于三毛生平的书。时值三毛自杀不久，大家都说这书能发行得好，因此翻阅了不少三毛生前的海内外资料，原认为编本人物传记，不过剪剪贴贴，缀连文字，但想不到这本书编写竟是我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很惨痛、很凄楚的工作过程，首先我再次细致了解了她的生平，并真正明白了她的死因，继而深深思考人类和艺术的命运。竟然流了三次眼泪。“不写了，不写了！我好几次对自己说，写又有什么用，说又有什么用？当生命远去，当我们徒然地试图呼唤回来？……“天空有鸟的翅膀飞过，却没有留下痕迹！”(泰戈尔诗用语，三毛引用语，瞬间被无数青年都喜欢语) 1992年早春，惊悉三毛在台北医院自杀，当年这一消息对大陆读者的震惊，真是不可言喻啊！生死本意料中的事，但一个域外作家能获这么多、千千万万青年读者的喜爱，确实没有第二人。读者对她的珍爱、真关切，令人为之触动不已！她的一本不厚的《万水千山走遍》，一本《雨季不再来》，不知道赚了多少青年的心！三毛究竟有什么魅力呢？横翻她的书，竖翻她的书，找不到，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她造的的神话吸引进去，被她的故事和真情感所动。仿佛还是在昨天，1986年里我还在街角书亭里寻觅她的著作，看见一本，买一本。三毛在我们的印象里，还活着，生机勃勃地，到处跑，讲学，旅行，前些日子她不是还跑回“心中的烟雨江南”来吗，跑回她“民歌梦里”的大西北，疯疯狂狂，开着玩笑说还想“找个大陆先生”嫁出呢，她该不是回大陆算计和索要稿费的吧，要是算起来，大陆的出版社不知有多少家，要欠她多少！但三毛在人们还未醒悟之前，遽尔消去，“质本洁来还洁去”三毛用她不同凡俗的方法生活，亦用超凡脱俗的方式走完一生短暂而辉耀历程——她在青少年心中，一直年轻(远远没有到四十岁)，而是长发飘然有几分沧桑韵味，艺术女性的粗线条中刻着优美的细致。当三毛离去，我们才发现，原来三毛似乎是亲人，至爱友朋，或姊妹，是亲切的向导，是引领一代青年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一大段心路历程的人。像高尔基《伊则吉尔老婆子》中那个故事讲的：把心掏出来给迷路人们照亮当灯的丹柯。她写的不是什么书，是倾吐，血燕一样吐给我们每一颗心灵的滋润与需要，是她的随便的谈话，贴近你心壁的娓娓叙谈——除了她，谁还曾懂得我们的心？谁还曾和我们做过这样人生的关爱？！…… 这个所谓现代的世界太熟悉，又太陌生。人迹攘攘，我们肯发自内心地，真去同情和关切谁呢？一个比我们大或小的小妹妹从撒哈拉沙漠跑来，从古老的西班牙，从欧洲落日余晖中，唱着一支陌生的歌；这支歌不知怎样又和一群——与她的现实和经历完全不同的青年们，吻合了，互感了。但那时谁也没有料到，她一直在想到死。她的作品本浸染透死和美的永恒，她的荷西，哭泣的骆驼，万水干山之路，她的善良(她很善良，具备这个人世上最缺少的稀有矿苗)，都为读者追随不已。80年代一进门，三毛的作品被介绍到大陆，立即风靡不衰，历时最久。展读三毛的作品含有一种最不凡的东西，诗意的才华，或天才，我们文学中久久已死灭的“活细胞”存活下来。三毛双手捧来一碗当代中国文化的“生命活水”！谈谈我对三毛第一本书的认识。 1985年春，我由广西梧州乘船沿西江旅行，入广州，住在港口旁一个脏潮的小旅馆，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次日是清明节，我挟着这本书沿细雨飘飞的郊区植物园散步，忽感到秋荻在北方无边草原上飒飒，也想起自己“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滋味，我由酸辛的人生体会中领会了三毛，理解了她用生命，蘸和着泪水所写的书。后来我阅读过大量台湾与海外作家，终觉得三毛似属于青春的感伤，浅一点，她之所抒写，是属于人应忘怀的情愫。谁能料知三毛也许早已窥透了我们拙劣的心思，她仅仅陪伴我们唱完结束青春的最后一曲，还未来得及向前路作一次谢幕的瞻望。她活了48岁，(但资料证实，她曾在上中学时虚报了两岁，实则只活了46岁)，不算短，普希金只活了36岁，茨维塔耶娃49岁，肖红活了31岁，但我们仍觉得她活得太短暂、太短暂，她不该过早地离开我们！(我们还没有从对她的精神依恋中解脱……) 1984、1985年我忽然萌生了要到最遥远的地方旅行的愿望。途中顿悟这是青春结束中的一种情绪，所以耳畔总回旋着一支歌的旋律(这是一支描绘青春毁灭历程的日本歌曲，我为它的壮美所深深震憾)。青春之断乳，大概任何一代青年终有大体如此之感受，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所感觉的时代变化更为剧烈吧，因而更为特殊，心中感受也愈加敏锐强烈。三毛恰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她道出了这种“毁灭前的美”的一部分(起码我个人是这样感受)。我曾经仔细从书中照片上研究三毛本人，她长得很普通，或曰不是那种世俗男人认为的“漂亮”，但她神采很不一般，而她的书，写得随意已极，是一种模仿不了的文体，自由坦诚，以情动人，天然率真。她的任性，是一种缪斯最为钟爱喜欢的“天真烂漫”，她过于敏感，总是透过生命的表层去看。她的心缺少一种“硬质保护层”(也许因此才能保存得如此纯洁、热诚吧，或也因此而殉美)，而我们这一二代的心，则正适其反，是由角质一样坚硬的层层包裹中，半麻木状态地成长起来的。三毛和我们，其实是隔山、隔水的，我在读过她四五本书后窃想，三毛一生最美好的情愫已倾吐罄尽，再写也是重复。这可能是人心的残忍阴险所产生的妄缪的测度。近年我读过介绍过来的林语堂、梁实秋、王鼎钧、董桥等的散文，终觉得三毛的东西“太苦”，有年轻不成熟的味儿，但如今这种“苦”她已永不肯再施舍我们了！她的“苦”是林木本身的气味，是艾草折断的浆汁气息，她之优美，她之可爱，她之自然，张扬着满头长而又长的乌发，高举着时代久已丢失的童心、童贞和少年圣火走来。原来我们已永久失去了最最宝贵的“生命的矿藏和汁液”！她哼着幽谷百合的歌声走来，在我们惊愕、迟疑之际，我们又一次失去了她。前路茫茫，痛哭无门！我们失去了最后一枚可以重新启开青春之门的“金钥匙”。也许，台湾也没能真正保护好三毛，让她健康，让她快乐，让她(帮助她)生活美满——她不是给予了我们百倍于这些吗？(我们干吗只会享受别人用他们生命血浆酿造的精神甘霖？)也许最聪明的还是三毛自己吧，在这个乱糟糟斯世，她完全有权利选择离开的时机和方式。让我们承认(虽然晚了)：三毛是千古绝唱，是稀世珍宝。因为世界上真正的艺术家——我们已经从实践中看到——是不能用哪种“试管”的方法“培养”出来的，这里需要天籁之手，命运和时代的机缘，需要大地和长空的托举——假如我们一旦发现了才华，要噤声，要小心，要像对待蝉翼般易碎的玻璃器皿一样，精心有之，因为……三毛不能复制，“一朝风月，万古皆空”，世界上所有的天才、才华都是会稍纵消逝的，极其短暂，是一种“史前奇迹”呀！…… ……这些，是我在编写一毛生平一书时体味到的，至痛、至感。三毛走了，永远走了，我们一生，直到老年，不，下一辈人，都会忆及她，念及她，她的书；她的的青春的绝唱。传记有何用？徒劳。莫非命中注定我们此生也只能徒劳地在春夜举头望月踯躇栏杆……参考资料：大地学诗：台湾“诗性女作家”三毛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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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参考文献：《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张弘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佴荣本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钱志熙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关于诗坛论文范文资料

我也是霸州一中的找到了杜甫眼中的人间疾苦杜甫的诗歌一向以雄浑顿阔的风格著称，中国千年诗坛上还没有一个人能以如此的大气磅礴、深沉博爱和他平起平坐。李白虽然飘逸脱俗、高高在上，但没有杜甫的博爱。苏轼虽然才华横溢，激情豪放，但没有杜甫的深沉。我每每读起杜甫的诗，不仅被他那炉火纯青的诗歌才华所服膺，更被他那颗崇高、善良的灵魂深深地打动了，有时竟为他的怀才不遇感到愤愤不平，有时为他那多蹇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同情，更为他那种虽九死而不悔的执着振臂高呼，激情澎湃。有时我不禁地问：杜甫既然得不到狗皇帝的信任，那就算了，干脆学李白那样，不做官了，过着“散发弄扁舟”的隐士生活，倒也落着个清净闲适。况且他还可以凭借着年轻时的盛名为自己捞点好处颐养天年是不成问题的。他早年的结交多是一些政治、文坛上的大腕人物，再加上他那显赫的家族史，足以使他有条件过着处尊忘忧的贵族生活。然而他却“笨”得很，偏偏不走这条路，他好象天生就像耶酥、释珈磨尼那样为拯救苍生甘愿承担痛苦，他很自觉地走上了那条承担痛苦的不归之路。在漫长的旅途中，他经历了凄惨的战乱，刻骨铭心的骨肉分离，极度恐慌的大逃难，亲朋好友的分离聚散，疾病的折磨，他亲眼看到了战乱给天下苍生带来的深重的苦难，看到了他所誓死效忠的唐王朝一天天地走向自我毁灭，看到了自己这一生注定难酬壮志的悲惨人生。总之，人世间所有最悲惨的事情他都经历过，尝试过，品尝过，吞咽过。这么多的苦难岂非常人所能包容呢？然而杜甫的伟大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的博爱容忍了这些凄风苦雨、装下了那么多的人间悲苦，然后用他最深沉的声音唱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歌。人们至今还被这个崇高的灵魂所吸引着、感动着。“诗圣”这个响当当的荣誉称号，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舍他还有谁能够负得起这个沉重的称号呢？杜甫的诗歌多采用境界开阔的意象，他总是从大处落笔，或如燕赵之士慷慨悲歌，易水送寒，或如北方游牧少年策马奔腾，谈笑风生，或如才气纵横、壮志满怀的志士目极八荒，壮志凌云，或如不可一世的魏武曹操包举宇宙，囊括乾坤，或如英雄暮年虽年老，仍强打万丈豪情，其勇绝不输少年时代的血气方刚。十四五岁的杜甫气概就与众不同，有诗为证：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试问除了杜甫，谁又能年纪轻轻就写出这样睥睨八极，霸气十足的诗来呢？即使有也是强装出来的，让人一看就知道底气不足。而杜甫确实是有资本的，他的狂是天然的。少年杜甫，从七八岁起一直到弱冠，都是在枯燥的书斋里度过的。他少了与外界的接触，同时也少了很多世俗味，书斋虽小，但他的世界却很丰富。可以说，书斋是个没有时春夏秋冬，寒暑交替的永恒世界，杜二在这里看到了永恒，沿着上下五千年的绳索，他看到了屈原、贾宜、诸葛亮，还有庾开府、何逊、谢灵运等，更使他感到骄傲的是他在史书上看到了他那文治武功都赫赫有名的十三世祖杜预，还有他的祖父杜审言——初唐大名鼎鼎的宰相，“文章当得屈宋做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如此显赫的家族史，怎能不让他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呢？所以当前辈诗坛领袖催尚、魏启心称赞他的文章可压倒杨雄、班固时，他也默认了，他当之无愧的。这种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很自然地溶入到他的诗歌里，他在诗的国度里，他就像一位天神，鸟瞰着人间的一切，他不仅熟悉这个世界的过去，更清楚如何构建世界的未来。他是他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天才。二十岁的子美带着匡扶社稷的志向，远离家乡，游历四方，寻求功名。二十四岁的子美登临巍峨挺拔、突兀而起的泰山，就雄心四起，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看来，他这次的出游，是铁了心要干番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大事，而且是那么的有信心。这段时期，杜二的诗歌明显有一种建安风骨，积极进取，信心十足。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数是写快马、苍鹰之类让他意气奋发的动物，如“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然而，自古英雄磨难多，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受到了他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冷落和打击。二十四岁的子美在洛阳考功名落第了。虽然，他并没有因此自卑，因为他知道那些考上去的士子他们的小脚文章哪能和自己比呢，但是他确实失去了一次难能可贵的为官的好机会，毕竟他也是个没落的贵族士子，没有皇亲国戚的提拔，也没有得到达官显贵的重视，子美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这是没有办法的，谁叫他生活在科举盛行的唐朝呢？然而他对科举实在很不屑，同时，狭小的科举场也容不下子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让一般士子看了就汗颜的天才。杜甫毫不犹豫的放弃洛阳的功名，直奔他日夜盼望的长安城，希望在那里能够像历史上的诸葛亮一样，得到唐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是英雄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他在长安的十年，不仅没有捞到半点功名，而且还寄人篱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最后他的自尊受不了，不得不离开他曾经神往的长安城，开始漂泊四海，浪迹江湖。他的这次出游，是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最后十年，在这十年里，那些达官显贵，尤其是那群皇亲国戚都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昏庸无能的玄宗宠信杨贵妃，荒淫糜烂，耽于政事；那奸相杨国忠、李林甫搬弄是非，淆乱朝纲，杀害忠良，几乎葬送了李唐天下；北边的野心家安禄山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改朝换代。还有西边的吐蕃、回纥也在虎视眈眈。这一切，亡国的征兆，杜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有爱才有恨，有热爱才有憎恨。对于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杜甫是毫不留情面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醒世警言写的如此的露骨、如此的激愤，如果他对天下苍生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怜悯之心，如果他对李唐天下缺乏强烈的责任感，他能如此激愤、忧虑、大胆吗？“诗圣”这顶帽子，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戴的起！除了他，谁都没资格，谁都戴不起！公元756 年，唐王朝终于在它长期埋下祸根、国家积贫积弱的形势下爆发了一场导致它从此走向衰落的内乱。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乱世识忠良。”杜甫原本就有管乐之才干，苏武之忠节，像他这样的奇能异士不在乱世建立奇功伟业，那真是历史的悲哀。事实证明唐王朝确实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唐肃宗虽有力挽狂澜、王朝中兴的决心，然而终究能力有限，再加上是非不分，听信谗言，任用小人，排挤忠良，杜甫也在这些不必要的权力斗争中丧失了报效国家、中兴唐朝的机会，而且彻彻底底地丧失了，从此历史上就少了一位中兴名臣，添了一位悲情诗人。或许历史就是因为有了像屈原和杜甫这类为了追求光明理想，虽九死而不悔的仁人志士才显现出他它的伟大，它的光辉，它的魅力。杜甫那发自肺腑的诗歌，总是刺激着人类那根善良博爱的神经，读来不禁潸然泪下。那首〈登高〉至今还在后人的耳边荡气回肠。风急天高鸟飞回，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我特地要提一下历史上的一位伟人，是他，只有他可以牵动杜甫那根独特的神经，人们可以通过看他的一生就能想象杜甫如果被皇帝重用将会是什么样子，他就是“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诸葛亮。杜甫对诸葛亮的崇拜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有诗为证：诸葛大名垂宇宙，忠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一种崇敬之情流于诗表，杜甫还有很多诗歌都是颂扬诸葛亮其人其事，杜甫一生都在效仿诸葛亮，对自己的报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江汉〉写于他逝世前两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公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尤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何必取长途。这首诗是杜甫一生的漂泊史、血泪史，读罢掩卷，不忍再想象下去了。在杜甫后半辈子流浪的生涯中，那些弃妇、少年得志但晚年魄的故友总是拉动着杜甫那根敏感酸苦的心弦，他对这些人实在太敏感了，他每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要吟诗挽唱。〈佳人〉写的凄切哀婉，如果没有倾注了他自己感时不遇的悲愤之情，是绝对写不出来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岁暮将终，壮志仍未伸展的杜甫在落花时节遇到了当年红顶一时，如今却穷困潦倒的著名歌手李龟年，他再忍不住了，他不发牢骚怎么行呢？。还有一代名画师曹霸、一代大文豪郑虔、还有他的莫逆李白、高适，这些好友相继落魄不得志，一个个先他而逝，给他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使得他的晚年遭受了人世间最大的悲哀，“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是杜甫在经历了风雨飘零、尝透了人间种种苦难的一生后发出的最惨痛的嘶喊，这声音犹如杜鹃啼血，嘶哑而深沉。这歌声震动了那个黑暗时代的每个角落，这歌声浸入到每个炎黄之孙的心灵里面。这歌声穿洋过海，传到了世界七大洲，；陶移着大洋彼岸的人们的情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那段历史的不幸给造就了杜甫的不幸，然而杜甫的不幸却光辉灿烂了那一段历史，使后世看到，那个时代除了血泪、卑污之外，还有崇高和光明，这就是我读杜甫诗最大的心灵收获

.............哈哈，额也有！

去谁会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