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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小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4 16:32:39

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小论文

记叙文:《郑伯克段于鄢》,《李将军列传》散文:《答冯子华处 士书》、《无心子传》、《醉乡记》、《五斗先生传》唐宋八大家很多。议论文::《朋党论》等

你是想研究文言散文?专门挑几个作家,具体了解下他们的文章,然后结合他们的生平,性格做论述。比如苏轼,曾巩,柳宗元等

这有很多,我给你比较典型的记叙文桃花源记 东晋 陶渊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jiā)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shě)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huò)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陶渊明像(shè)俨(yǎn)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qiān)陌(mò)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zhuó),悉如外人。黄发垂髫(tiáo),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yāo)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yì)人来此绝境, 不复出焉,遂(suì)与外人间(jiàn)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 (wèi )具言所闻,皆叹惋(wǎn)。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yù)云:“不足为(wèi)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jùn)下,诣(yì)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qiǎn)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jì),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后遂无问津者。散文李斯,秦,《谏逐客书》贾谊,西汉,《过秦论》屈原,战国楚,《离骚》曹植,三国魏,《白马篇》刘义庆,南北朝,《世说新语》江淹,南北朝,《别赋》陶渊明,东晋,《归去来兮辞》欧阳修,宋,《醉翁亭记》苏轼,宋,《前赤壁赋》苏轼,宋,《后赤壁赋》苏轼,宋,《飓风赋》扬雄,西汉,《甘泉赋》扬雄,西汉,《河东赋》司马相如,西汉,《子虚赋》司马相如,西汉,《上林赋》司马相如,西汉,《大人赋》王褒,西汉,《僮约》陈子昂,唐,《修竹篇序》王勃,唐,《滕王阁序》范仲淹,宋,《岳阳楼记》柳宗元,唐,《小石潭记》议论文《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论文

书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 古代, 散文赋卷ISBN:7543438976作者:王钟陵出版社: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平装]~ 陈飞 (编者), 傅璇琮 (丛书主编)市场价: ¥ 价: ¥ SVIP价: ¥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转载)本文将七十子后学著述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郭店简及上博简中儒家文献等作品称之为“七十子后学散文”。七十子在年辈上有“先进”“后进”之分,在著述形式上有“述”“作”之别。在先秦散文史上,七十子后学散文处于上承史官记言散文、下启诸子说理散文的枢纽地位。【关键词】 七十子后学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在世纪之交相继面世,为先秦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郭店简和上博简第一册中都有《缁衣》,这是《礼记》中原有的文章。上博简第二册中的《民之父母》,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大体相同;第四册中的《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内容相近。上博简中还有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大小戴《礼记》相近的作品,如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第四册中的《相邦之道》,都与大小戴《礼记》中那些记载孔子应对****及时人的文章相近。特别是上博简中出现了以孔门****名字命名的文章,如第二册中的《子羔》、第三册中的《中(仲)弓》。虽然这些出土竹书的数量与大小戴《礼记》现有文章相比,还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它们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李零指出,郭店简“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在数量更大,现在还没有公布的上博楚简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他说:“这是我们的福气。” (《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这些文献的出土对某些学术定论——诸如认为大小戴《礼记》作于秦汉时代——提出了挑战,它们表明,像大小戴《礼记》之类的文章完全有可能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新的资料引发我们提出“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论题。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试论古代散文艺术文章关键词: 古代 散文艺术 艺术手法 意境 白描手法文章快照: ”做这样的“骂题”文章,作者立意之深,尤其值得称赞。(四)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散文既不象小说、戏曲的情节一贯,又不似诗歌之集中一点。前后、左右、正反、主次,纷陈杂来。故匠心所运,尤在组织安排。是以方苞论文,重在“义法”。“义法”谓何?先师姚仲实先生(永朴)说:“所谓‘义’者,有归宿之谓;所谓‘法’者,有起有结,有呼有应,有提掇,有过脉,有顿挫,有钩勒之谓。”我在《唐宋八家古文概述》中说:“归宿即全篇之中心,各层次、各部分不论其为正、为反、为论、为史、为豪证、为补插,其安排皆归属到这一点。”特别要看到:这是“立意”的一部分,因为这种组织安排是伴随着“意授于思”而进行的。譬如苏轼《贾谊论》:“非才之难,所以白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白用其他。”名言妙义,为文章立意最佳之例;思索出来且放置在开头,便见匠心之运,亦是选义、考辞的最佳之例。应该说明:散文构思时,选义与辞念是融和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在《读(文赋)私记》中已经谈过;立意与安排也是相伴而行的。自古代“先士”的“盛藻”,到吾辈为文的“苦心”,大约皆是如此。一些“文学概论”、“文章作法”,只为叙说方便,才分章而谈;有些同志未加深察,因而误加分割为几截,这样就无以借鉴于古人。还应指出:组织安排,体现着文气与神昧。前人所谓“行气”,多着眼于弛骤、顿挫、穿插、变化;所谓“设色”也就指插入描写,亦即所谓“烟波”,至于声音之高下、疾徐、长吟、短叹,本语气之自然.亦文章之流露。苏轼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不能“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作文自然亦同此理。姚永朴师说:“古人精神兴会所到,往往注意在笔先。”我们把这些谋篇、布局、行气、设色之艺术,放在立意中谈,正是要做到“意在笔先。”这样,才不致“专求之章法词令”,不致只在“波澜意度”上“仿佛古人”。由于这里讲的是“散文艺术”,所以在讲“立意”时也着重从“立意的艺术”来谈。自然,“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源泉是生活,而古人所谓“积理”、“练识”、“储学”、“致用”等等则正是借以丰富生活、认识生活的。至于语言使用之规律与意匠经营之巧心,也不能忽视。否则,借鉴就成了空话。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十分成熟的“散文艺术论”专著,它的内容与体制究竟应该如何?究竟有哪些是应该谈的?应该怎样组织安排?“艺术论”与“语用学”、“风格学”等关系如何?这些都还有待探讨。我曾设想“合语言与文学为一科,探语文发展之途径”,即建立我国自己的“语用学”、“篇章语言学”、“文艺网络学”,使之成为一新的边缘的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以为:(1)要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姚永朴师的《文学研究法》,那是骈文或古文的特点,提出的一个比较系统的体制;其次是汇集古人论文之语,特别是一些文章评点(点勘)。它们虽较零碎、繁琐,但其中心得可鉴;(2)要借鉴国外的“语用学”、“篇章语言学”、“文艺心理学”、“文艺风格学”等方面的一些新知,验其得失,考其异同;(3)要吸收近、现代学者以及时贤在文章赏析或其他专著、论文oo所提出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知灼见,我这篇文中就引用了不少这类言论,我所未及引用的以及尚未见到的还多得很;(4)xc古人文章要做更深人细致的研究。古人、今人论文,大多即兴而谈,随手举例,即以我写此文而言,也只是想从骈散两方面各举数例,而且只引一些人们最常见之文,实则有许多好文章还不是人们謦见的。散文艺术之缺少专论,是由于人们有畏难情绪。只要我们肯钻研努力,散文艺术专著的问世,便指’日可替。

这有很多,我给你比较典型的记叙文桃花源记 东晋 陶渊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jiā)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shě)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huò)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陶渊明像(shè)俨(yǎn)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qiān)陌(mò)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zhuó),悉如外人。黄发垂髫(tiáo),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yāo)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yì)人来此绝境, 不复出焉,遂(suì)与外人间(jiàn)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 (wèi )具言所闻,皆叹惋(wǎn)。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yù)云:“不足为(wèi)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jùn)下,诣(yì)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qiǎn)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jì),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后遂无问津者。散文李斯,秦,《谏逐客书》贾谊,西汉,《过秦论》屈原,战国楚,《离骚》曹植,三国魏,《白马篇》刘义庆,南北朝,《世说新语》江淹,南北朝,《别赋》陶渊明,东晋,《归去来兮辞》欧阳修,宋,《醉翁亭记》苏轼,宋,《前赤壁赋》苏轼,宋,《后赤壁赋》苏轼,宋,《飓风赋》扬雄,西汉,《甘泉赋》扬雄,西汉,《河东赋》司马相如,西汉,《子虚赋》司马相如,西汉,《上林赋》司马相如,西汉,《大人赋》王褒,西汉,《僮约》陈子昂,唐,《修竹篇序》王勃,唐,《滕王阁序》范仲淹,宋,《岳阳楼记》柳宗元,唐,《小石潭记》议论文《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你是想研究文言散文?专门挑几个作家,具体了解下他们的文章,然后结合他们的生平,性格做论述。比如苏轼,曾巩,柳宗元等

记叙文:《郑伯克段于鄢》,《李将军列传》散文:《答冯子华处 士书》、《无心子传》、《醉乡记》、《五斗先生传》唐宋八大家很多。议论文::《朋党论》等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小论文

1 汉服的来源 由于我们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民族,所以尽管商周确实存在过较为接近对襟的式样,但整体上我们一直保留了祖先最初的选择……这是交领右衽的由来。至于长袖和宽袖,可能是在财富积累后上层产生的习俗,但由于当年孔子重视大袖(缝掖之衣)所以成为了士人装饰的必备元素和突出特征(当然,也反应了我们的生活观念)。 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日趋稳定,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从此,衣冠服饰便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黄帝时代冕冠的出现标志着等级的差别。开始有了区别贵贱的黼黻,尊卑贵*,各有分别,服饰制度逐渐形成。 2 汉服的概念 汉服即汉族服饰的简称: 主要是指明末以前,在自然的文化发展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服饰。 汉服作为一种独立服饰体系,在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貌,即已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色,并且明显区别于我国其它民族,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服装,更与现代服饰在制式风格上有着质的不同。 汉族服饰博大精深。因为其历史悠久,应用地域广泛,并在不断的创新与融合中发展演变,使得对中国服饰研究较少的人难以把握,而作为一个大的服饰体系,不能仅以表象和简单的制式来界定汉服,而应以其主导风格为界定标准。 所以汉服的界定标准可以用以下文字进行表述:“上溯炎黄,下至宋明,汉(先秦时期则为华夏)族人民所穿著的服饰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种明显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系列服饰的集 3 汉服的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 汉服为汉族民族服饰,曾一度为满清所灭。汉服目前依然处于艰难的恢复期,远未到达国人尽知的程度,作为汉服指导者的网站,不能淡化汉服的消亡史,这是尊重客观历史,揭示汉服现实地位,警示民族未来的需要。 汉服的确是汉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与琴棋书画等汉族其他的民族文化相比,汉服一度灭绝达三百余年,在民族文化界,汉服依然缺乏其应有的地位和荣耀。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把汉服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来宣扬汉服,显然为时尚早。若非要以汉服的文化意义为主旨,不妨以“汉服兴趣”为名,而不该冠以所谓的“汉服运动”,或者“汉服复兴”来吸引眼球。 四,汉服重现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汉服在中国消失了360年后的今天,笔者欣慰的看到全国各地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着复兴中国文化满腔热情,穿著华夏传统服饰。汉服的复苏不仅仅是给给中国增加了美丽的服装,更是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前兆。 对于很多不了解中国人来说,中国曾经领先世界文明的风采象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幻影,或干脆是一个虚幻出来的安慰剂。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客观的西方历史学家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善良、最没有侵略性的民族,也是古代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民族之一,也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爱好创造、最不具有侵略性的民族,我还不相信是真的。当我加入了解中国历史、知道中国古代文明辉煌成就的同胞行列,就和他们一样,中国有朝一日的文艺复兴的愿望,就成为内心中永远摆脱不了的情节。 今天在全世界都有中国各种优秀的人才、勤奋的劳工艰苦的工作,连那些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以色列街头各种各样的现代建筑,都浇灌着中国劳工的辛勤汗水。可是,我们却发现中国同胞也常常是受苦最多、得到报酬却是最小的人。世界先进国家如西方各国、日本的成就,也是需要几百年来无数劳动的积累,但是,他们每代人的努力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教训,都能够传给下一代,使得下一代在一个高的起点向更高的目标发展。这有何尝不是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诀窍?而在近几百年来,中国同胞却总是经历各种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别的国家人民经过劳动,积累的财富和经验可以传到下一代,我们汉民族却在那些不断的战乱中,一次又一次的重零开始。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让我们的子孙能够摆脱我们的烦恼,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是每一个心地善良的中国人盼望已久的。中国应该怎样实现文艺复兴是热爱中国人民的同胞反复思考的问题。 古话常说:"知音难寻",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上的群体,如果一起分享美带来的享受,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会越来深。我们常常看到一起看戏的戏迷`一起练习书法的书法家`欣赏某一类音乐的歌迷,聚在一起时候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不仅仅是志趣相投,在生活上也会相互帮助。 其实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世界上有凝聚力的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包括民族服饰`民族音乐`民族艺术,其人民在享受共同的美感中,学会相互尊敬,社会和睦,彼此感情不断的加深,民族的亲和力也不断地加强。 华夏民族曾经是一个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民族,华夏民族的先辈在创造光辉灿烂的文明时,正是有这样强烈的民族亲和力在背后起着巨大的作用。这其中,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又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华夏民族传统服饰可以说起源最早世界上流传时间最长民族服饰。根据史纪,早在至少四千多年前,华夏民族的服装风格就开始流传,华夏民族还发明了丝绸锦缎,让中国的服饰水平远远超过其他民族。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就是华夏民族服饰美被世界各国所钦佩的最好的见证。也是华夏先辈高度智慧和展示艺术美感最好的见证。 汉民族传统服饰是华夏先辈高度智慧和艺术才能的结晶,可以说是几千年以来,是社会成员彼此融洽相处的媒介,也是华夏民族共同辛勤劳动`发明创造`享受天伦之乐的环境。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魅力,曾经让全世界所倾倒。 遗憾的是,华夏民族传统服饰在屠杀和暴力中被断送了。在屠刀下汉服的消失和文字狱。都是清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他们的私利,压制华夏文化,便於愚民统治的结果。伴随着的,是中国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沦落到最贫穷的国家,从领先世界的大国沦落到半殖民地,中国从一个和睦`融洽的社会变成缺乏认同`缺乏彼此同情关怀的场所。而这不仅仅使我们民族再和外族入侵中吃了无数的大亏,也使我们的民族把聪明才智浪费在无数的内耗内斗中,让我们的国家久久不能赶上世界先进文明,也让中国人民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磨难。 尽管今天满清反动统治者早已被抛弃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的流毒远远每肃清。他们的文字狱让我国有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失传,汉民族传统服装,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做到恶果,使得我们后人不但不能够借鉴我们自己祖先文明成果,在更高的基础上再发展,而且让社会习惯于蔑视百姓的文化和尊严,丧失了社会的和睦,也丧失了我们国家的凝聚力。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族虚无主义者,以为我们的祖先光辉灿烂的文化一钱不值。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甚至有人把西方性自由、身穿三点式的选美等糟粕当作先进文化来大加宣扬。这种缺乏自信、自爱、自强精神的现象,和当初反动统治者用血腥暴力取消汉服装,扼杀汉文化、丧失了华夏民族自尊心的罪行是分不开的。 满清统治者是靠暴力掠夺劳动人民财富起家的反动政权。他们用屠刀强迫中国人民废除华夏传统服装,改用满清服装,不是为了人民的享乐,而是为了奴役。他们没有任何审美的观念。尽管满清反动统治阶级已经灭亡,可是他们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包括对汉民族传统服装的破坏并没有恢复,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也并没有恢复。 今天多少人在实际上都不知道华夏祖先是曾经有着光辉灿烂文明,不知道华夏先辈的智慧和美的升华到底是什麽。更有人以当中国人为耻,台独分子就利用这点来宣传“中国猪”的愚蠢。丑陋的满清旗装使得多少中国人觉得自己的民族没有智慧发明美的东西。竟然有香港的女孩子传着日本和服招摇过市,以次为美,完全不知道和服是华夏文明传播到日本,被学习和保留的结果。这实在让每一个热爱自己同胞的炎黄子孙痛心疾首。 然而在中国,有一群汉民族文化的爱好者,他们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着复兴中华文化强烈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当中一些朋友决定从复兴汉民族传统服装入手,把我国由于过去种种失传的种种文化精华再次发扬光大。让我国人民能够在美的享受中增加民族凝聚力。他们当中的有心人经过多年研究、相互合作探讨,终於挖掘出了我国古代传统服装的奥秘,今天更还有人勇开风气之先,把这些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在中国的街头。 今天有多少华人热切盼望着中国的文艺复兴。什么叫文艺复兴?在欧洲有一段黑暗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压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文明成果,结果造成了文明发展的严重停滞。文艺复兴,就是从回复古希腊雕塑、绘画艺术开始,重新吸收了欧洲古代社会各种文明成就。结果一直导致了工业大革命和技术爆炸。造成了西方列国由落后变强大。我国在清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屠刀下,汉民族文化被压抑,民族服装被禁止,发式被迫改变,和西方黑暗时期多么相似。而在中国华下传统服装被恢复,和其它各民族服装百花齐放,相互促进,不正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开始吗? 汉民族传统的服装的复兴,意味着我们国家不再存在用暴力压制民族文化的现象,意味着人民重新欣赏自己民族先人的才华和智慧,并为之自豪,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和睦和向心力将要恢复到中国古代飞速发展的时代。 今天,有人故意把屠杀、掠夺、奴役汉族人民的满清反动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中勤奋劳动、安居乐业的无辜人民混为一谈。在我们提倡肃清满清统治者流毒、促进中华文艺复兴的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诬蔑所有的少数民族,扣上大汉族主义、破坏民族团结的大帽子,企图扼杀这样的复兴。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根本不把中国人民的幸福放在自己考虑之中。他们没有把汉族当成同胞,对他们不是同情和关怀,而是充满了算计。 中国的文艺复兴不是针对任何少数民族的复仇,过去那些在中国土地上野蛮屠杀、掠夺的强盗早已不在人世,我们对他们的后代没有任何仇恨,更不会对任何少数民族无辜的人民有仇恨。但是我们必肃清满清流毒,提倡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为了中华民族恢复古代社会的创造能力,象古代那样再次领先世界文明。是为了社会更加和睦,社会成员彼此认同,相互关怀。是为了我们的子孙能够继承先辈的智慧、经验和教训。归根到底,这不仅仅是为了汉民族人民的幸福,也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幸福。 今天,在全国各地勇敢地穿上华夏传统服装的年轻人,正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先驱,也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当华夏民族的传统服装,真实地深入在中国社会中,和各民族服装一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华夏民族先辈在服饰上高度智慧和高度艺术的结晶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古代的辉煌就不再是幻影。我们的心态就不会再自卑和自狂中恶性循环,而是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吸收和发扬中国和世界各国丰富的文明成果。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就像一个家庭的凝聚力一样,使彼此认同`彼此相互关心爱护的结果。我们相信,随着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恢复,华夏民族将恢复了彼此认同,恢复对辛勤劳动`不断发明创造的先辈和群体的尊敬,就会恢复融洽和睦,恢复彼此相互的关心爱护。当炎黄子孙一起享受千年来先辈享受的服饰美,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把一个彼此不信任的社会,一个相互关心帮助,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不再讲消耗在无谓内耗中。本人衷心希望,汉民族服装能够在炎黄子孙中传播开来,让华夏民族服装重放异彩,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研究论文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

中国是一个古代文学发展相当兴盛的国度,对于古代文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我国对于古代文学的重视程度,造就了古代文学教学的高要求,不仅仅要求学生们能够掌握到足够的古代文学知识,还要有足够的文学素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思想

一、温故而知新

在孔子的名言中,我想大家都应该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很熟悉,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分析和理解,首先,温故而知新中的“故”通“古”,也就是暗指过去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等;“新”也就是指今,通俗地讲就是指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他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过去的文化知识,更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这种文化要求来自各个方面。孔子在《季氏》中还提到了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更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说得言语,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大家请教;将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到。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们要善于创新。创新就是做别人所没有做的,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孔子曾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他对我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编写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和《春秋》,都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为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学而优则仕

孔子一直认为学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这种观点也在《子路》中这样写道:“一言可以兴邦。”他曾在《阳货》中这样写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句话也就是说言为心声,知言才能知人心。这些都充分地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编制的六经适合所有的人群,在六经中他教人们去学习,教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发现与思考,教导人们要学会孝顺父母,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充分地去思考,去领悟其中的真理。为当时的朝廷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那么对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点来进行阐述和理解。

(一)孔子倡导言语上的温文尔雅

孔子的这种观点在《左传》中也进行了特别概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如果没有文采,那么它就流传不远。这也就充分表明讲话要有所讲究,要讲究方法。他还曾在《颜渊》中这样说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文采和内容同样重要,这就好比豹子和狗羊去掉了身上的花纹和色彩之后的毛,这两类皮革的价值就发生了变化。这些语句都证明了一点,孔子在教育弟子,要求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讲究方法,讲究文雅。在《论语》的书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孔子与弟子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表现为各种形式,哪怕人物的形态也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也正说明孔子要求其弟子在讲话的时候要讲究艺术、发挥文采。

(二)孔子倡导诚信

在《宪问》一书中,孔子曾这样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从这句话中也充分地说出了言和德之间的重要关系。孔子一生一直在倡导“仁”、“礼”,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的主张和他所倡导的精神所在。在一整部《论语》中,涉及到“仁”字的就有58章,其中“仁”字就有百余处,从这些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极其重视。这也道出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仁”,要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仁”的来之不易和其重要性。

(三)孔子倡导德才兼备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愤”则启,“悱”则发。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之开意“;发”,未达其辞。孔子曾在《子张》中这样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孔子一心想要从政,所以他就大力倡导他的弟子们在学成之后要从政。这句话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除了尽力干好本职的工作外,还须不断地学习,没有做官的人,首先要进行学习,在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之后再做官。这句话也道出了孔子所倡导的学习和仕途是分不开的思想。

三、孔子倡导循循善诱

孔子是我国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每个人的优势和劣势,再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从循循善诱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因材施教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对不同情况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曾在《雍也》一书中这样说:“中人以上,可以悟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

(二)兴趣先行

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孔子强调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也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知道的人赶不上喜好的人,喜好的人追赶不上乐于实行的人。孔子通过对他的弟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促进他的学生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地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努力培养自己学习知识的强烈兴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三)多听多看

《雍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不轻易下判断;要存疑,把有疑问的地方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能少犯错误;要多看,有危险的事情要回避,有把握的事情就去做,这样就不会后悔。多闻多见,是把话说好、把事做好的一条基本途径。在《论语》一书中,也曾反复地提到过这些道理,也充分地说明了其中所蕴含道理的重要性和哲理性。我自小对古典文学很挚爱,十年的寒窗苦读,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也再一次呈现在了我们莘莘学子的面前,但我仍感觉只是学了点皮毛,可否建议我们的教学多从古代文学中吸收蕴含在其中的教育思想,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并积极将其投入教学实践中来,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自身的修养,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李少雍文学遗产1996-03-2031

2、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乔以钢天津社会科学1988-03-0130

摘要: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

宋代的朱熹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答吕子约》)清代的王夫之也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尚书引义》)意思就是“离开行必然不能获得真知。”“知”是“行”的结果,对“行”具有指导作用,但必须回到“行”中才能得到检验和提高,“行”是“知”的源泉,“知”“行”合一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古代文学教学之所以教学效果不理想,主要就是没有做到“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本表现就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教书轻育人,学生的发展与所学内容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联系。近些年来,尽管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开始普遍重视实践教学,强调教学的实践性,对于技能性、技术性课程而言,实践教学不在话下,但是像古代文学这样的人文类课程如何开展实践教学,充分发挥课程的实践性,论者大多语与不详。要使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比较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真正对古代文学教学起到促进作用,还必须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考察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以及古代文学课程实践的情况,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有观察实践、阅读实践、赏析实践、表达实践、教学实践以及人文实践等六大环节。这些环节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古代文学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一是观察实践。观察是人类最为基础的学习方式,那些具有突出才能的人都是观察能力特别强的人。高职院校古代文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是要善于观察,向他人学习。

古代文学的观察实践主要有以下一些:一是教师课堂上的授课,这种授课具有榜样示范作用,如何学习古代文学,怎样分析作家作品,如何将思维的成果用语言表达出来等等,如果是学习的有心人,完全可以从教师的言行当中受到很大的教育;二是聆听讲座,无论是本系教师、本校教师还是外校专家的讲座,必定是讲者关于某个主题的研究或者整理的成果,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讲者的学识、水平,而且还能从中窥见讲者的研究方法、表达方式、分析方法等等,不清楚的地方还能与讲者面对面近距离地对话与交流;三是影视观摩,这里观摩的影视都是由古代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视最大的特点是可视性、形象性,可以让学生短时间内形象地接触到部分古代文学作品,但是影视本身已经包含了编剧、导演的理解,学生在观摩时更多的也是在接受一种现成的结论,不利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四是教学观摩,教学观摩既可以是把中小学教师请到高校做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公开课,也可以是学生到中小学去具体观摩教师的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主要是观察教师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如何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处理教学突发事件,如何有效使用教学语言等等。无论何种观察实践,教师事先都要教会学生观察的方法,讲清观察的角度,怎样得出观察的结论,如何利用观察的结果等等。第二是阅读实践。阅读是古代文学学习的重要方式,如果连作品内容都不甚了了,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都是在做无用功,更不要说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了。阅读是古代汉语所学内容的实践,也是自己多年所学习的阅读方法的实践。

就古代文学而言,阅读实践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浅层阅读,追求读通、读懂,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的意思要弄清楚,整个作品是什么意思,表达的是什么主题,使用的是什么表达方式要大致知道;二是中层阅读,追求对作品反复阅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要引导学生读“情”悟“理”,“涵咏体会”,体验感悟作者的思想情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获得情感上的升华;三是深层阅读,是在对作品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入“化”的境界,获得思想智慧的启迪,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感染,得到语言表达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借鉴,成为自身文学素质的组成部分。对于经典作品,不仅能够达到读懂、理解,更重要地是要能够背诵,做到张口即诵。第三是赏析实践,主要就是鉴赏分析,鉴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是对文艺理论的具体运用。古代文学中优秀作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对作品的鉴赏就是要发现和甄别古代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思想美、情操美、人格美、语言美、艺术美等,而这些美存在于栩栩如生的形象、情景交融的意境、健康向上的情趣、优美动人的形式之中[1]。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帮助学生逐步掌握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建立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识别标准,引领学生去发现美、表现美和创造美。分析和鉴赏密不可分,鉴赏的过程也是分析的过程,赏析实践不仅要对作品本省进行鉴赏,还要联系作品出现的年代与作者的身世背景、创作理想和创作风格对其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进一步的欣赏美文,陶冶性情,抚慰心灵,善待人生。第四是表达实践。观察、阅读是信息的输入过程,表达是信息的输出过程。表达实践分为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实践。口头表达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故事复述、师生问答、课堂讨论、专题辩论、读书报告会等。

故事复述主要是培养学生抓住故事要点的能力和学生当众说话的能力,这种实践形式在教学中应用时间长(小学已经开始),在大学教学中不常用。师生问答是最为基本的口头表达实践,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要能正确回答,或者给出合乎情理地分析,再进一步,学生能够在师生问答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并且在教师的帮助下主动寻求问题的答案;课堂讨论一般都是分小组进行,有两种形式:临时小组讨论和正式小组讨论,临时小组讨论就是根据教师或学生提出的问题,临时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然后每小组推荐代表报告讨论结果;而正式小组讨论是事先就布置讨论的问题,划分好学生小组,由小组推选出小组长,在小组长的组织下进行资料查阅,课下组织讨论,上课由小组代表报告讨论结果。专题辩论主要根据教学需要设定,先根据辩题把全班分成正反双方,由学生自己准备材料,推选主持人一名,推荐正反辩手各四名,按辩论赛的组织程序组织辩论,组织专题辩论可以引导学生查找资料,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敏性和团结协作意识。读书报告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定向读书报告会,由教师事先公布阅读篇目,规定好时间,由学生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一种是非定向读书报告会,由学生自行确定阅读篇目,并在约定的时间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这两种读书报告会的参与人员最为广泛,报告人既可以事先确定,也可以临时确定。书面表达实践有两种类型:一是研究论文,包括专题论文、学期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二是创作尝试,包括诗词创作尝试,小说创作尝试,剧本创作尝试。

专题小论文一般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安排,如讲《三国演义》,要求学生写统计报告:第一,统计曹操的笑、刘备的哭,写出具体回目、事件过程;第二,叙述西蜀“五虎上将”的一生事迹,写出具体回目、主要事件;第三,统计三国主要战事的谋略、得失关键。第五是教学实践,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语文教育专业培养的基本目标是基础教育所需要的教育者,教学能力就是合格师范生必备的能力,教学实践是一种综合实践,它基本上可以包括以上所有的实践。教学实践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试讲;二是试教;三是实习。试讲中,学生面对的是自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这种教学带有模拟性质,主要是实战前的演练,其目的是让老师和同学帮助即将实习的学生在出校门前进一步地查漏补缺。试教就是尝试教学,是在真实教学环境中的教学尝试。实习生到了实习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跟班听课,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就需要走上讲台,在真实的教育环境中将自己所有学习和掌握的古代文学的教学技能技巧进行展示和练习。实习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实习生经过指导老师的引领,慢慢地自己逐渐熟悉了各种技能技巧,而且开始得心应手地加以应用。第六是人文素质实践。人文素质的核心是思想道德素质、情感素质、心理素质。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人文素质因素,我们通过阅读实践、赏析实践,已经能够与正确地理解这些素质,并且能够对这些素质进行恰当的分析,也能把这些素质正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即使学生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人文素质没有与学生本人发生联系,没有对学生有所影响。

思想道德素质要求我们讲文明、讲道德,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情感素质要求我们心中有爱,爱国家、爱人民、爱家人、爱环境,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心理素质要求我们积极进取、珍惜时间、善于计划和安排人生,正确地面对人生不利的局面和人生逆境,知足常乐,时刻保持健康和快乐的心态。这些都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人们的为人处世的具体细节之中。其实,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身处人文素质的实践活动当中,关键是要将相关的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的学习与学习者本人以及当下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感同身受,不断地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切实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以上这些实践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直观接触、现场感悟、开展表述,培养学生运用课堂上所学的文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让学生自己动手尝试理论分析与作品鉴赏的互动。”

而且这些实践活动大多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截然分开的,我们这里将其分开,纯粹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古代文学教学在开展这些实践活动的时候一是要考虑实践的整体性,要做到通盘考虑,合理安排,比如各个实践环节开展的形式、开展的次数都要考虑进来;二是要注意实践的层次性,这是由不同层次的学生决定的,要注意因材施教,不同水平的学生安排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三是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吴承学文学评论1994-01-1543

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论文

刘勇,男,文学博士。祖籍江苏扬州,出生于南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鲁迅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郭沫若学会理事,中国老舍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2001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获2000年度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获2002年度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学术著作,主编了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等著作和高校教材,撰写并发表了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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