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熨斗研究论文
熨斗最早的历史可溯至商代，它是作为刑具而发明的，专门用于熨烫人的肌肤，这使人联想到残暴的商纣王炮烙忠臣的故事。熨斗到汉代始用于熨烫衣服并流行于明清。据考古学家考证，中国古代的熨斗比外国发明的熨斗早了1600多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熨斗的国家。烫衣服的熨斗，在汉代时已是家庭的用具。汉魏时期的熨斗，用青铜铸成，外型呈圜腹、宽口沿，有长柄。有的熨斗上，还镂有“熨斗直衣”的铭文。熨斗这个名称的来历，一是取象征北斗之意，二是熨斗的外形如同古代一种烹调用具“熨斗”。熨斗像一只没有脚的平底锅，熨衣前，把烧红的木炭放在熨斗里，待底部热得烫手了再使用，所以，又叫“火斗”。也有把熨斗叫做“北斗”、“金斗”的。“金斗”则是采用鎏金工艺精制的熨斗，那不是一般的民间用品。 熨烫衣料用具。古称“熨斗”，亦称“火斗”、“金斗”。古代铜熨斗，有的有“熨斗直衣”的铭文，说明它是熨烫衣服的用具。熨斗，在我国汉代时已是家庭的用具。汉魏时期的熨斗，用青铜铸成，外型呈圜腹、宽口沿，有长柄。有的熨斗上，还镂有“熨斗直衣”的铭文。熨斗这个名称的来历，一是取象征北斗之意，二是熨斗的外形如同古代一种烹调用具“熨斗”，熨斗像一只没有脚的平底锅，熨衣前，把烧红的木炭放在熨斗里，待底部热得烫手了再使用，所以，又叫“火斗”。也有把熨斗叫做“北斗”、“金斗”的。“金斗”则是采用鎏金工艺精制的熨斗，那不是一般的民间用品。约16世纪，荷兰裁缝使用空心的盒型大熨斗，把烧红的铁板从背后的门放入熨斗加热。18世纪最常用的是铁铸的实心熨斗，人们往往交替使用两个熨斗：一个熨衣服，一个放在炭火上加热。电熨斗源于美国，查德森把电能转为热能，研制成电熨斗。1932年，出现了可调温的电熨斗。1953年，喷雾蒸汽式电熨斗问世。
石头、贴片和陶器、铜。
熨斗最初是用石头、陶器、铜和铁片制成的，在火上加热，然后压在衣服上，使它们变平。关于“熨斗”名的由来，古汉语有两种解释。一是取北斗之意，二是熨斗的形状很像古代炊具“斗”。据考证，中国古代的铁比西方的电熨斗早于1880年发明，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铁的国家。
特点说明
明清时期，熨斗沿袭宋元时期的造型，只是靠近手柄处的口沿向上昂起的更高，更好地防止火烬外落，空心短柄，插接于木把（图3）。有的熨斗周身铸有福、寿等纹饰，不仅有实用性，也有观赏性。民国时期，熨斗从碗口状变成了三角状、密闭式（图4）。这时候还出现了陶瓷熨斗、酒精熨斗、热水熨斗等等，种类非常丰富。
电熨斗的自动调温原理电熨斗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制成的，用来熨烫衣服。由于衣服的质料不同，有棉的、麻的、丝的、毛的、化纤的等，因此熨烫时所需的温度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棉织品比较能耐高温，毛的次之，化纤衣物则不耐高温。怎样才能适应各种不同的要求呢？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可调温的电熨斗，不仅能调出各种不同温度，而且在某一温度下，可保持温度恒定不变。这样在熨烫某种衣物时，只要把调温旋钮调在与织物相对应的温度上，即可放心大胆地熨烫了。电熨斗是怎样调温的呢？功劳还要归于用双金属片制成的自动开关。双金属片是把长和宽都相同的铜片和铁片紧紧地铆在一起做成的。受热时，由于铜片膨胀得比铁片大，双金属片便向铁片那边弯曲。温度愈高，弯曲得愈显著。常温时，双金属片端点的触点与弹性铜片上的触点相接触。当电熨头与电源相接通时，电流通过相接触的铜片、双金属片，流过电热丝，电热丝发热并将热量传给电熨斗底部的金属底板，人们就可用发热的底板熨烫衣物了。随着通电时间增加，底板的温度升高到设定温度时，与底板固定在一起的双金属片受热后向下弯曲，双金属片顶端的触点与弹性铜片上的触点相分离，于是电路断开。这时底板的温度不再升高，由于底板的散热而降低；双金属片的形变也逐渐恢复，当温度降至某一值时，双金属片与弹性铜片又重新接触，电路再次接通，底板的温度又开始升高。这样，当温度高于所需温度时电路断开，当温度低于所需温度时电路接通，便可保持温度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怎样使电熨斗有不同温度呢？当你把调温钮上调时，上下触点随之上移。双金属片只需稍微下弯即可将触点分离。显然这时底板温度较低，双金属片可控制底板在较低温度下的恒温。当你把调温钮下调时，上下触点随之下移，双金属片必需下弯程度较大时，才能将触点分离。显然这时底板的温度较高，双金属片可控制底板在较高温度下的恒温。这样便可适应织物对不同温度的要求了。喷汽电熨斗原理一、调温喷汽型电熨斗 调温喷汽型电熨斗是在普通型电熨斗的基础上增加了喷汽装置而构成的，它具有调温喷汽双重功能。 这种电熨斗的底板上有若干喷汽孔，在底板和加热元件上设有一只密封不漏汽的蓄水罐，蓄水罐的进水口设在手柄的前端，出汽管与蓄水罐相通，在出汽管上设有阀门，由手柄上的按钮控制喷汽或停止喷汽。电热元件通电加热底板的同时，也将水罐中的水加热，水受热沸腾后汽化而产生蒸汽。水蒸气由管道引至底板上的喷汽孔喷出，使被熨衣物被水蒸汽润湿。蓄水器的后半部与底板分离，不需喷汽时，只需竖起熨斗，蓄水罐内的水就停止受热而节省热量。二、调温喷汽喷雾型电熨斗 调温喷汽喷雾型电熨斗是在喷汽型电熨斗的基础上增加了雾化装置而构成的。调温喷汽喷雾型电熨斗除了具备调温喷汽功能外，还能向衣物喷出水雾，可使较厚的衣料得到充分湿润，提高熨烫效果。雾化装置的结构是将一根毛细管的下部伸入水罐下部，浸没在水中，毛细管的上部通向带有阀门的喷雾孔。工作时，受热产生的水蒸汽有一部分通过进汽管进入蓄水罐顶部，使蓄水罐水面上保持一定的压力，需喷雾时，按喷雾汽按钮开关，则喷雾阀打开，水蒸汽通过喷雾嘴喷出，同时毛细管将水吸上。
我们手头的熨斗，通常是蒸汽熨斗，那些装水、装炭、带夹心的……古董级熨斗，对于年轻一辈们来说，毫无记忆可言。
穿过千年的时光，让我们重新梳理一次熨斗的历史。 中国最早发明作为刑具的熨斗 熨斗最早的历史可溯至商代，它是作为刑具而发明的，专门用于熨烫人的肌肤，这使人联想到残暴的商纣王炮烙忠臣的故事。
熨斗到汉代始用于熨烫衣服并流行于明清。据考古学家考证，中国古代的熨斗比外国发明的熨斗早了1600多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熨斗的国家。
用以熨衣服的熨斗在中国的汉代（公元2年）时就已出现。晋代的《杜预集》上写道：“药杵、澡盆、熨斗……皆民间之急用也。”
由此可见，熨斗已是那时民间的家庭用具。据《青铜器小词典》介绍，汉魏时期的熨斗是用青铜铸成，有的熨斗上还刻有“熨斗直衣”的铭文，可见那时候的人们就已懂得了熨斗的用途。
关于“熨斗”这个名称的来历，古文中有两种解释，一是取象征北斗的意思，东汉的《说文解字》中解释：“斗，象形有柄”；清朝的《说文解字注》中写道：“上象斗形，下象其柄也，斗有柄者，盖北斗。”二是熨斗的外形如斗。
也有把熨斗叫“火斗”、“金斗”的。因为古时的熨斗不是用电，而是把烧红的木炭放在熨斗里，等熨斗底部热得烫了手以后再使用，所以又叫做“火斗”。
“金斗”则是指非常精致的熨斗，不是一般的民间用品，只有皇亲贵族才能享用。在现在一些地方的洗衣店，由于特殊需要或在没有电的情况下，还有使用木炭熨斗的。
20世纪初电熨斗诞生 欧洲人自从17世纪以来就自己熨烫衣服了，他们用一块沉重的“平底铁”在火中或热金属板上加热以后熨烫衣服，但这种熨烫容易把铁弄得太热而烧焦衣服。对这件事的忧虑也表现在当开始试着熨烫时，铁块还没有完全变热。
有时铁柄也被弄得非常热。这意味着人们经常会在熨衣服时弄伤自己。
19世纪时欧洲采用了把热水或煤炭余火装在里面的空心熨斗，情况才稍微改善了一点。看看制造于1906年的法国熨斗吧，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装置，各种发热配件没有一个是现代熨斗上适用的。
这意味着除了不必先在火中加热这一点外，它几乎与老式“平底铁”同样不易使用。 纽约发明家亨利？W？西昨改变了这一切。
他在1882年发明了第一个用电的熨斗。它装有一个金属丝元件。
当电流穿过时，金属丝会发热，与传统的电炉原理相同。西利熨斗的问题在于当它出现时，还只有极少数家庭有电。
所以，许多人仍然继续使用着“平底铁”而进入20世纪。 1913年，法国著名的“卡洛里”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电熨斗设计样品。
然而直到1924年，第一个实用的电熨斗才被美国人吉茨夫？米尔研制成功。1926年在纽约出现了第一个蒸汽熨斗，它产生的蒸汽喷流使正在熨烫的织料变得潮湿，该蒸汽熨斗是一家叫做“Eldec”的公司生产制造的。
此后蒸汽电熨斗才进入寻常老百姓家庭。到了1932年，出现了可以调温的电熨斗。
1953年，喷雾蒸汽式电熨斗问世。 得心应手的现代熨斗 我国目前生产和使用较多的电熨斗有普通型和普通调温型两种。
它主要由底板、发热元件、压铁、温度调节装置、罩壳等部分组成，底板有用铸铁，或用铝合金制成，电热元件有的是云母骨架式，近年来用PTC元件作为发热体，既可省电，又能自动调温。避免了老产品采用双金属片制成的调温器温控质量不可靠问题，电熨斗从品种上也出现了喷气型、喷雾型、恒温型和电解蒸汽型等新品种高功率、轻便、自动调温、喷汽或喷雾，追求造型美观是新一代电熨斗的发展方向。
老式的电熨斗，因温度不断升高而需要不时地在衣服上喷水，否则，衣服很容易会被烧糊。如今的电熨斗早已鸟枪换炮，不仅增加了自动喷水、清洗等功能，有的还针对不同质地的衣服设计了不同的工作温度，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现在很多电熨斗都有蒸汽功能，衣服经过蒸汽喷射后，可消毒、杀菌，并恢复衣服的弹性，袖口松弛的毛衣也可通过飘熨恢复原状，就连香烟等异味也可一并消除。有些电熨斗还附带外观精致、携带方便的熨斗收藏箱，能收藏多种型号的电熨斗，防热内层耐高温可达摄氏260度，确保老人和儿童的安全。
此外，有的电熨斗在设计上独具匠心。有一款电熨斗采用了全透明式水箱，这个水箱可拆卸，用干熨衣袖内孔部位；其钛金底板提高了电熨斗的滑动性，更耐磨、耐用，使得熨衣时更顺滑，衣服磨损更小。
自动断电装置则避免了因疏忽熨焦衣服，确保家居安全。 还有一种蒸汽挂烫机，除了能对丝绸、毛料、羊毛衫、羊绒衫等各种面料进行清理、熨烫之外，其独到之处还在于它能迅速熨平一般熨斗不易熨烫的布料如窗帘、婚纱等。
这种熨斗改变了传统卧式熨斗的笨拙，灵巧而又简易。挂机将贮水装置单独分立出来，以增加贮水量，延长连续使用时间，并消除了因直接贮水在熨斗里手感沉重而造成的劳累。
未来的数码电熨斗 边干活边听音乐，一点也不新鲜。可是如果有个家用电器是配合音乐播放器工作的听说没？比如说“数码播放器”给电熨斗供电。
这个电熨斗无疑是iPod配件中最夸张的一个。说“电熨斗”是数码产品的配件一点不为过，因为它只要加上水。
熨斗这个名称的来历，一是取象征北斗之意，二是熨斗的外形如同古代一种烹调用具“熨斗”。
熨斗像一只没有脚的平底锅，熨衣前，把烧红的木炭放在熨斗里，待底部热得烫手了再使用，所以，又叫“火斗”。也有把熨斗叫做“北斗”、“金斗”的。
“金斗”则是采用鎏金工艺精制的熨斗，那不是一般的民间用品最早的历史可溯至商代，它是作为刑具而发明的，专门用于熨烫人的肌肤，这使人联想到残暴的商纣王炮烙忠臣的故事。熨斗到汉代始用于熨烫衣服并流行于明清。
据考古学家考证，中国古代的熨斗比外国发明的熨斗早了1600多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熨斗的国家。烫衣服的熨斗，在汉代时已是家庭的用具。
汉魏时期的熨斗，用青铜铸成，外型呈圜腹、宽口沿，有长柄。有的熨斗上，还镂有“熨斗直衣”的铭文。
熨烫衣料用具。古称“熨斗”，亦称“火斗”、“金斗”。
古代铜熨斗，有的有“熨斗直衣”的铭文，说明它是熨烫衣服的用具。熨斗，在我国汉代时已是家庭的用具。
汉魏时期的熨斗，用青铜铸成，外型呈圜腹、宽口沿，有长柄。有的熨斗上，还镂有“熨斗直衣”的铭文。
约16世纪，荷兰裁缝使用空心的盒型大熨斗，把烧红的铁板从背后的门放入熨斗加热。18世纪最常用的是铁铸的实心熨斗，人们往往交替使用两个熨斗：一个熨衣服，一个放在炭火上加热。
电熨斗源于美国，查德森把电能转为热能，研制成电熨斗。1932年，出现了可调温的电熨斗。
1953年，喷雾蒸汽式电熨斗问世。 古称熨斗为钴鉧。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有两篇《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地名里面还可以看到熨斗陂、熨斗镇、熨斗台、西熨斗街，都是因为熨斗使用得早、用得广泛所致。晋代的《杜预集》上写道：“药杵臼、澡盘、熨斗……皆民间之急用也。”
晋人关于熨斗还有《晋书·韩康伯传》载：“母方为大绔，令康伯捉熨斗，康伯曰：熨在斗中，两柄尚热。”梁·简文帝《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中记录的那只“熨斗金涂色，簪管白牙缠”也不错；或者《淮南王》里传说 “炮烙始于斗” 的那一只，该书又注：“斗，熨斗也。
纣王见熨斗烂人手，遂作炮烙之刑。”宋高承《事物纪原·舟车帷幄部·熨斗》也引证皇甫谧（又是晋人，晋代大概是最注重穿衣的朝代了，从繁复到裸体两个极端都有）的《帝王世纪》“纣欲作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熨之，使之举手辄烂，与妲己为戏笑。”
看样子真有这样变态的东西存在，虽然不是用来熨烫衣服，但熨人皮的更少见，“今人以伸帛者”不过是纣王“其遗意也。”犹见珍贵。
马王堆的辛追夫人，她的苎麻织品则的的确确是用“汉熨斗……伸帛之器”烫熨过的，假不了。《隋书》记有李穆让自己的儿子李浑入京，拿了熨斗作为信物给隋文帝，说：“愿执威柄以熨安天下也。”
表示自己不会叛变，估计这只熨斗也有刻度，那些不准确的刻度表示为尺，可以丈量天下的意思，算是一种权杖。拿着这么个玩意，高祖大悦。
时至今日，熨斗的发展日新月异。现代熨斗基本不采用原始炭火加热的方法，代之以电加热、蒸汽加热。
故又称电熨斗和蒸汽熨斗等。款式也是五花八门。
熨斗最早的历史可溯至商代，它是作为刑具而发明的，专门用于熨烫人的肌肤，这使人联想到残暴的商纣王炮烙忠臣的故事。熨斗到汉代始用于熨烫衣服并流行于明清。据考古学家考证，中国古代的熨斗比外国发明的熨斗早了1600多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熨斗的国家。
烫衣服的熨斗，在汉代时已是家庭的用具。汉魏时期的熨斗，用青铜铸成，外型呈圜腹、宽口沿，有长柄。有的熨斗上，还镂有“熨斗直衣”的铭文。
熨斗这个名称的来历，一是取象征北斗之意，二是熨斗的外形如同古代一种烹调用具“熨斗”。熨斗像一只没有脚的平底锅，熨衣前，把烧红的木炭放在熨斗里，待底部热得烫手了再使用，所以，又叫“火斗”。也有把熨斗叫做“北斗”、“金斗”的。“金斗”则是采用鎏金工艺精制的熨斗，那不是一般的民间用品。
熨烫衣料用具。古称“熨斗”，亦称“火斗”、“金斗”。古代铜熨斗，有的有“熨斗直衣”的铭文，说明它是熨烫衣服的用具。熨斗，在我国汉代时已是家庭的用具。汉魏时期的熨斗，用青铜铸成，外型呈圜腹、宽口沿，有长柄。有的熨斗上，还镂有“熨斗直衣”的铭文。熨斗这个名称的来历，一是取象征北斗之意，二是熨斗的外形如同古代一种烹调用具“熨斗”，熨斗像一只没有脚的平底锅，熨衣前，把烧红的木炭放在熨斗里，待底部热得烫手了再使用，所以，又叫“火斗”。也有把熨斗叫做“北斗”、“金斗”的。“金斗”则是采用鎏金工艺精制的熨斗，那不是一般的民间用品。
约16世纪，荷兰裁缝使用空心的盒型大熨斗，把烧红的铁板从背后的门放入熨斗加热。18世纪最常用的是铁铸的实心熨斗，人们往往交替使用两个熨斗：一个熨衣服，一个放在炭火上加热。电熨斗源于美国，查德森把电能转为热能，研制成电熨斗。1932年，出现了可调温的电熨斗。1953年，喷雾蒸汽式电熨斗问世。
蒸汽挂烫机 蒸汽烫衣的原理是通过98度的灼热水蒸汽不断接触衣物，软化衣物的纤维组织，通过“拉”、“压”的动作使衣物平整顺滑，灼热的水蒸汽更具有清洁消毒的作用，用于服装专卖店、宾馆、酒店、家庭等，带有支架，衣钩。只需加水通电1分钟，即可喷出高压蒸汽，对准衣物皱处喷射，使衣物平整、柔顺，无须烫衣板，省略了我们平时烫衣的繁琐步骤。产品适
用于任何质料的衣服、窗帘、地毯的熨烫和消毒，使用简单、操作方便，节约能源和时间。
挂烫机的特色与优点
作为越来越受现代家庭欢迎的新型衣物除皱工具，并在逐渐取代传统平板电熨斗，其原因有：
一、好衣服用挂式蒸气烫机熨是最理想的选择。研究表明，经常使用平板熨斗压熨容易损坏衣服面料，对高档面料更是如此（如发硬与老化），而使用蒸汽挂烫机是在自然悬挂状态下进行熨烫，在重力与高温蒸汽（温度在98度左右）双重作用下能轻松熨好，并保持最佳穿着形状。
二、使用蒸气挂烫机快捷方便省时省力。喜欢逛时装店购物的朋友与店小姐就能亲身感受到，衣服挂上顺间就能熨好，甚至无需弯腰熨烫，一大堆衣服也不在话下，都是片刻功夫搞定，并且衣服能以最佳效果展示在顾客面前。
三、干净。蒸气挂烫机熨衣时与衣服结触部位（喷头出气部位）离蒸汽源相距很远，采用的生活用水因高温产生的污垢绝不会象平板熨斗或蒸汽熨衣刷那样容易喷沾到衣服上，而是完全保留在相距很远的底部发热炉贮垢室中（位于挂烫机发热炉的最底端）。
四、省事。蒸汽挂烫机装一次水能熨50件以上的衣服，对经常有衣服熨的现代家庭而言，加一次水应可使用一星期以上，而平板熨斗因〝肚量〞太小或不可能够大是必须频繁加水的。同时，蒸气挂式熨机在日常使用中省去了熨衣板，而都知道，与平板熨斗配套使用的熨衣板是很容易脏的，使用不要太多次就会发黑沾灰脏兮兮，对一个上等家庭来说真是大煞风景。并且取用放置都很麻烦不方便。
五、价格因素促进中高档家庭优选蒸汽挂式熨斗。蒸汽挂烫机价格从上世纪海外引入中国时几千元已降到如今的几百元，即目前一部挂烫机价格也就相当于当时一台平板熨斗的价格。因而挂烫机也就从当初只有高档品牌时装店才有条件配置的形象工具，到后来逐渐成为高档家庭购买选用的奢侈品，再到目前的微利市场时代──已是各时装店必配的工具、中高档家庭用来替代平板熨斗，享受优质生活的居家电器。
现代家庭虽不是时装店，但对衣着形象有着越来越高的追求，可高节奏的工作与生活迫使人们讨厌耗时麻烦的活儿，因而蒸汽挂烫机在各种因素条件都准许的情况下，成为了中高档家庭的理想帮手。
产品构件特点/Parts character
内芯：
目前市场上主流品牌的蒸汽挂烫机采用的都是锌合金发热器，使用寿命在5-7年，性价比高。还有一些品牌采用铜发热器，一般是用在服装店，铜发热器还分铜塑和全铜，铜塑的发热器相对要差很多。
外壳：
目前多为轻巧的高性能工程塑胶外壳，华美流线设计，不变色，更不易变形。简单的结构使整机的使用、维修更简单，实现极优的性能价格比。也有一些高档品牌采用ABS材料加镀油处理的外壳.
喷头与蒸汽导管：
目前高质蒸汽挂烫机喷头采用PC/ABS工程塑料架构配锌铝合金面板，可保坚固耐用与最佳熨烫效果。配上熨衣毛刷可完全替代平板熨斗使用。蒸汽导管采用优质原材料，耐高温、耐酸碱，坚韧牵靠，长久使用不老化，外层普遍采用布套的形式，也有部分高档机型采用太空EVA材料.
支架：
可伸缩铝合金支架，轻巧耐用，收藏方便。目前挂烫机还有采用固定不能伸缩支杆的.
附件：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品牌蒸汽挂烫机都会附带裤线夹，毛刷，除尘布等
裤线夹：
最新上市的挂烫机很多都配上熨库线的蒸汽裤夹，其实这个作用并不大（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导致使用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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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
中国古代的熨斗
电熨斗现在已经进入了许多家庭，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电器。它可以把皱了的衣服烫平，而且使用方便，深受人们的喜爱。现在的电熨斗是1882年6月6日美国人亨利·西里在纽约发明的，由于当时电还没有进入普通家庭，因此无法推广使用。1913年，法国著名的“卡洛里”公司推出第一个电熨斗设计样品。然而直到1924年，第一个实用的电熨斗才被美国人吉茨夫·米尔研制成功。到1926年，蒸汽电熨斗才进入寻常老百姓的家里。到了1932年，出现了可以调温的电熨斗。1953年，喷雾蒸汽式的电熨斗问世。可是，据考古学家从挖掘出的古代文物和大量的史料证明，用以熨衣服的熨斗在中国的汉代（公元2年）时就已出现。
晋代的《杜预集》上就写道：“药杵臼、澡盘、熨斗……皆民间之急用也。”由此可见，熨斗已是那时民间的家庭用具。据《青铜器小词典》介绍，汉魏时期的熨斗，是用青铜铸成，有的熨斗上还刻有“熨斗直衣”的铭文，可见那时候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已懂得了熨斗的用途。
关于“熨斗”这个名称的来历，古文中有两种解释，一是取象征北斗的意思，东汉的《说文解字》中解释：“斗，象形有柄”；清朝的《说文解字注》中写：“上象斗形，下象其柄也，斗有柄者，盖北斗。”二是熨斗的外形如斗。也有把熨斗叫“火斗”、“金斗”的。
古代的熨斗不是用电，而是把烧红的木炭放在熨斗里，等熨斗底部热得烫手了以后再使用，所以又叫做“火斗”。“金斗”则是指非常精致的熨斗，不是一般的民间用品，只有贵族才能享用。在现今一些地方的洗衣店，由于特殊需要或在没有电的情况下，还有使用木炭熨斗的。
中国古代的熨斗比外国发明的电熨斗早了1880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熨斗的国家。
早 在1 9 6 4 年 美 国人 就发 明 出 了立 式 蒸 汽 熨 烫机 ， 当 时这 个“ 新 鲜 玩意 ”主要 用于高档裁缝 店 及贵 族 家庭 。
随着 时 代 发展， 挂 烫机 早 已不 再 是 异 国 贵族 的 专 享 产品 。 不 同 于 平 板熨 斗 压烫，蒸 汽 源与 衣物远距 离 的接触避免了 对 面 料的 直接 损 伤， 这 种 快 速轻 松 、更利 于 保 护面 料的 熨烫 方式 更 是受 到现 代 人 的青睐。
国 内 这 块，不 久 前 ，拥有 2 4 年 熨 烫 历史 的 C U O RI卓 力 ， 在 上海发 布了 一 款 专 为国内市 场打造 的 熨烫 新品 — — 卓力 精烫 增压 智能 挂 烫机。 由多 次 获 得世界 级 设计大 奖 的国际 工 业 设计大师 田 中 浩昭打 造 的 CUO RI 卓力 精 烫 增 压智 能 挂 烫机 外 型十 分 独特 ，整 体 造 型 有别 于 我 们 在市 场 上 常 见的 挂 烫 机， 三 段 支 架 全部 拉伸 后的 高 度与 普 通 人 的站立 高 度相 似 ，底 部 与上 边 平 行 的宽度 对于较长的 衣 服的 支 撑和 展开更 有 利 ， 普通 长 度 的衣 物熨 烫 时 更 是 方便 。
【名称】：捣练图【类别】：字画【年代】：唐代【文物原属】：原属圆明园收藏【文物现状】： 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简介】： 《捣练图》系唐代画家张萱之作。此图描绘了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络线、熨平、缝制劳动操作时的情景。
画中人物动作凝神自然、细节刻划生动，使人看出扯绢时用力的微微后退后仰，表现出作者的观察入微。其线条工细遒劲，设色富丽，其“丰肥体”的人物造型，表现出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格。
《捣练图》工笔重彩，亦系宋徵宗摹本，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捣练图》描绘了从捣练到熨练各种活动中的妇女们的情态，刻画了不同人物的仪容与性格。
表现的是妇女捣练缝衣的场面，人物间的相互关系生动而自然。从事同一活动的人，由於身份、年龄、分工的不同，动作、表情各个不一，并且分别体现了人物的特点。
人物形象逼真，刻画维肖，流畅，设色艳而不俗，反映出盛唐崇尚健康丰腴的审美情趣，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物造型的典型时代风格。 执绢的妇女身躯稍向后仰，似在微微着力；熨练妇女认真专注的表情，端丽的仪容，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温厚从容的心情。
在绢下好奇地窥视的女孩，以及畏热而回首的煽火女童，都生动引人。画家表现妇女捣练活动，不只是描绘捣练、络线、织修、熨烫等的活动过程，他既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又注意刻画某些富有情趣的细节，使得所反映的内容，更具有生活气息。
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发展到繁荣昌盛的时代。当时的绘画兴旺鼎盛，产生出近四百名有史可查的优秀画家，遗留下诸多异彩焕发的艺术杰作。
现在让我浅释张萱及传其所绘的《捣练图》。张萱（公元713——741年），京兆（陕西省西安）人，开元时曾任史馆画直。
“善起草”，对亭台、树木、花鸟、皆穷其妙，尤擅长仕女画。在《宣和画谱》所载绘画作品中，有不少是描绘贵族妇女游春、梳妆、鼓琴、奏乐、横笛、藏迷、赏雪等悠雅闲散生活场景的画迹。
画中的贵族妇女大都具有曲眉丰颊，体态肥硕、服装头饰繁缛华丽的突出特点，被称做“绮罗人物”。 在仕女画发展的早期——汉魏晋时期，画家笔下的仕女多是秀骨清相，薄衣广袖。
在这一时期绘画理论著作中称仕女画家为“青工绮罗”。到仕女画发展到中期的唐五代时期，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始有“仕女'”之称。
画家创作的仕女形象也演变成张萱画中所描绘的形象，以求更加符合于当朝统治者的审美趣味。在唐代，精工仕女的画家有张萱、周肋等，张萱是周昉的的老师，其工细妍丽，代表了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格。
但因时代久远，张萱的绘画作品多数都散佚无存。现存的《捣练图》卷、《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和《唐后行从图》虽或为后人摹本，但仍可令人窥见其绘画技艺之一斑。
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捣练图》卷是一幅工笔重设色画，表现贵族妇女捣练缝衣的工作场面。“练”是一种丝织品，刚刚织成时质地坚硬，必须经过沸煮、漂白，再用杵捣，才能变得柔软洁白。
这幅长卷式的画画上共刻画了十二个人物形象，按劳动工序分成捣练、织线、熨烫三组场面。第一组描绘四个人以木杵捣练的情景；第二组画两人，一人坐在地毡上理线，一人坐于凳上缝纫，组成了织线的情景；第三组是几人熨烫的场景，还有一个年少的女孩，淘气地从布底下窜来窜去。
画家采用“散点透视法”进行构图，把整个捣练的劳动场面分三部分呈现在读者面前。
同时，他不单纯图解劳动的程序步骤，而是注重对劳动场面中流露情绪的细小动作的描绘，似求得更好地展示出笔下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如捣练中的挽袖，缝衣时灵巧的理线，扯练时微微着力的后退，几个小孩的穿插，一女孩在煽火时以袖遮面及另一女孩出神地观看熨练等，使画面中的人物与场景真实生动，充满生活情趣。
中国古代法律研究论文
论中国唐朝的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其杰出的代表之一就是唐律。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唐朝继承发展了封建社会“礼法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强调社会风气需要礼教与刑罚相结合的原则，突出礼教对法律的指导作用。唐朝法律体系的核心《唐律疏议》就是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的，它大量援用儒家经典的内容，儒家思想又集中表现为礼。它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法中的礼法关系。唐律的内容遵循礼的精神和要求。在唐律中，礼是确定其一般原则、罪名和刑罚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大量的溶入了封建等级身份差别的思想，将亲疏、尊卑、良贱之间的种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之后果表达得很详细。唐律中的一般原则都规定在它的首篇名例律里，它集中体现了整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准则，对其它十一律的内容均有制约作用。 《唐律疏议》是唐高宗制定的完成的刑法典，是一部综合性的封建法典，其讲律文与疏议有机地结合未一体，反映了唐代律学的统一和发达。唐律共十二篇，篇目结构比较简单，律令简约也是唐朝统治者立法的原则之一，各篇律条的排序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 《唐律疏议》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唐律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即“疏议”部分，这部分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它对律文所做的解释，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的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它从结构上包含律文和相应的法律解释两部分，内容清晰且便于适用；唐律的条文涵盖广泛，疏而不漏，全面维护着唐朝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律文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一部刑律之内。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典就是《唐六典》——封建国家行政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献，这部文献与《唐律疏议》一样，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行政法典，它的编纂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制定，不仅是唐文化的珍品，对唐朝政治的稳定、对唐朝国家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而且对后世各朝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使我国古代封建行政体制能超乎寻常地、稳定地沿续千余年。《唐六典》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使得行政法典成为与封建刑律并行的两大基本体系，这不仅是我国封建立法史上的创举，是中国行政法制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在世界中世纪法律制度史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法律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的体现，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唐太宗李世民在唐初国策制定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有了较深刻和明智的认识。他强调要保持长治久安，就要实行开明统治，重视法律，刑法要宽平、简约，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手段。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初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稳定局势、巩固统治秩序，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刑罚体系——封建制五刑（包括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历来为后世各朝所称赞。 唐前期，以修定律令格式作为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到了唐后期，“编敕”成了唐后期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成为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法律的主要形式。唐后期的法制，既是唐前期法制的继续，又非前期法制的照搬。在唐后期，敕的地位日益重要，它不仅跻身正式法典，而且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也远远超过律、令、格、式，而后者则大多成为具文。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长期居于世界法律发展过程的领先地位，并影响周边国家，成为东亚广大地区的主导性法律体系，唐朝的法律制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形态，形成中华法系的特色，奠定了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
1． 论西周的宗法制度 2． 论秦朝法制的得失 3、论汉文景帝刑制改革4． 论汉律关于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规定 5． 论“春秋决狱” 6． 论“十恶” 7． 论唐律关于婚姻制度的规定 8． 论唐朝的司法制度 9． 论唐朝的监察制度 10． 论宋朝法律的主要变化 11． 论明清的文字狱 12． 论封建法制对贵族官僚特权的维护 13． 论中国古代惩治贪官的法律规定 14． 论中国古代刑罚制度15． 论魏晋南北朝的时期法律制度的主要变化及其历史地位16． 评清末的预备立宪 17． 五刑沿革考论18． 论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19． 论隋《开皇律》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地位20． 论中国古代会审制度的发展 21． 评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22． 论《唐律》的指导思想 23． 论唐宋到明清三法司职权的变化及其意义。24． 论秦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特色25． 从唐律的内容看中国法律儒家化26． 法家法治理论研究27． 论中国古代神权法思想28． 儒家法律思想评述29．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特征 30． 论汉初刑罚制度改革的内容及其意义31． 清末修律与礼法之争32． 论明代法制中的“重典治国”精神
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论文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望能帮到亲哦~~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意境以佛老思想的典型表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尚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概念或术语。 所谓意境，传统的理解是指作者（有时也包括读者）的主观情意和作品反映的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情、景是构成意境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触景生情，以情状景。王国维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 因此，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不深入体味意境，是绝难理解诗歌的内涵，领略诗歌的艺术魅力的。 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和片面，只注重对字、词的解释和诗句的简单对译或表面理解，而恰恰忽视了诗人所创设的艺术境界的体味，致使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如何教会学生体味诗歌意境，培养审美能力呢？我以为，把握诗歌的独特性语言，是深入诗歌意境、领略深层内涵的前提。 一、研究语言，把握跳跃 大家知道，诗歌是诗人形象思维的产物，无论是摹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诗人总是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激昂的情绪，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倾吐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同时，好的诗歌要求在短短的篇幅中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的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因此特别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注重凝炼、含蓄、形象、生动，由此使诗歌在意象和诗句、章节上呈现出明显的跳跃现象，其间有意省略的过渡和关联的字句，便成了留给读者想象、思索、补充的“空白”。 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所谓跳跃，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的组合：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含蓄特征，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内蕴、意境委婉的隐藏在字词背后，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空隙去发现并加以领略。这种在其他文体中难以想象的跳跃是实现诗歌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及意境塑造的重要的艺术手法。
中国古代礼仪研究论文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它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发生过一些变化或改进 ,但它始终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做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样式 ,礼仪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自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我们对此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进行扬弃 ,使它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中华古国曾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周公就制礼作乐，后来经孔子等人的提倡和完善，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西汉以后，《仪礼》、《周礼》、《礼记》等礼乐文化的经典被先后列入学官，成为古代文人必读之书。礼仪是“礼”的重要组成部份之一。 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第一，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重视礼仪的传统。《论语》上有一则故事，孔子警告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如果不学礼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的。”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指出，做儿女的，从小时候起，就应熟习在不同场合的各种礼节，学习礼节仪文之事。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古训”、 “家训”、“学规”中，也都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 人与人交往，如何称呼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礼的规定。即使是吃饭，也应该在举手投足之际显示出自己的修养，称之谓食礼。行为合于礼，是有修养的表现，反之则不能登大雅之堂。 现在的很多人忽视了对做人应懂得的基本礼仪规范的学习。人们把那些在礼仪上不拘小节的人，认为“潇洒”；把身穿奇装异服，口讲粗话的人，认为“有个性”。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吃没有吃相，穿着邋遢，见了尊长连个招呼都不打，麻烦了别人连句感谢话也不说，在公共场所目无他人、任意所为，这都是没有修养的表现。 其实，礼貌、仪表、风度是反映一个人文化素质和修养高低的重要方面。《礼记》中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语言的有无，而是礼，礼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令人汗颜的是，现在的韩国和日本继承了些许礼仪规范，人们还比较重视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语和举止，但在其发源地中国却被视为所谓的“四旧”和“封建礼数”而遭到抛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古人说：不学礼，无以立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素来是一个温文尔雅，落落大方，见义勇为，谦恭礼让的文明礼仪之邦。华夏儿女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无不体现一个人的气质与素养。 既然文明礼仪如此重要，那我们应怎样做呢？其实，说到底，很简单，就是以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的心态，认真做好每一件看似最不起眼的小事。我们只要问自己一些最最简单的问题，例如，我们是否明白一个学生的身份，怎样才穿着得体？在升国旗时，我们是否能够严肃认真、精神饱满、高唱国歌？在课堂上，我们是否能够遵守课堂纪律，注重课堂礼仪，积极配合老师课堂教学？在下课时，我们是否能够文明休息？甚至我们是否已真正学会了走路，学会了倾听？我们不妨每天问自己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负责、认真地对待自己，对待这些小事，多做自我反省，那么每天都会有所进步，我们终能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提高素养， 主持人过渡：同学们，一粒种子虽小，却可以长成苍天大树；一滴水虽微不足道，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礼节虽小，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人与人之间更有默契。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韦主任讲话。 要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的中学生。那么请我们每一个人管住我们的口，不说粗话、不随地吐痰；管住我们的手，不乱扔垃圾、不打架斗殴；管住我们的脚，不践踏草坪。我相信，经过我们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一定会营造出一个文明美好的校园。试想假如全国每一个校园都共同创建文明校园，那么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将大大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将会大大加强，祖国的未来一定是繁荣昌盛、灿烂辉煌！ 代表民族未来的我们，需要学习和继承的东西有很多很多，然而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怎样去接过人类文明的接力棒们不必埋怨这个社会的文明水平不高；不必怨艾自己的力量太单薄，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试想一下，面包里的酵母不是很少吗？可是，单凭这一点酵母，不是就把面包发起来了么。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应该做这个时代的酵母，让自己的酵素，在这个社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文明礼仪似护树的木桩，使我们屏弃劣习，始终向着阳光，茁壮成长；似人生路上一块块基石，为我们将来成人成才奠基；更似航船上的引航标，带领我们通向成功彼岸。文明礼仪已经在你心中成长，那么用真诚去浇灌，用热情去哺育，用理解去培养 树立讲文明懂礼仪的社会风尚 我国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它不但形成了灿烂的文化，而且还拥有许多优秀的传统美德。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礼仪的历史。在儒家学说中，礼为天下先，强调以礼治国、以礼治家。从古至今，涌现出不少文明礼仪、素养极高的人，像孔融、周恩来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更需要文明礼仪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在当今迎奥运，开展讲文明礼仪的宣传活动中，应该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养成文明礼仪规范，争做文明的北京市民，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风尚。 礼仪就是礼节和仪式，它有三大要素：语言、行为表情、服饰器物。一般地说，任何重大典礼活动都需要同时具备这三种要素才能完成。礼仪的分类很多，可以分为个人礼仪、家庭礼仪、社会礼仪、商务礼仪等，还有外事礼仪、习俗礼仪、礼仪文书等等。 礼仪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 从交际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适用的一种艺术，一种交际方式或交际方法。是人际交 往中约定俗成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习惯做法。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在人际交往中进行相互沟通的技巧。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每个人的言谈举止都体现出他的行为是否文明，是否合乎礼仪。讲得轻一点，人们之间在相互交往中，特别是在与外国人交往中，如果不注意文明礼仪，会被人家耻笑。讲得重一点，不同民族之间，如果不互相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或礼仪），有可能会挑起民族仇恨和争斗。 礼仪的主要功能，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是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身修养；二是有助于美化自身、美化 生活；有助于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改善人们的人际关系；还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 礼仪是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对一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重视、开展礼仪教育已成为道德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制度属于社会规范的底线，虽然重要，但它们毕竟只是社会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规范，而无法包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法律规定，盗窃价值超过一定数额时要追究刑事责任，当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时，则可依据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但是，如果治安处罚的条件也够不上，比如偷了别人的一件衣服怎么办？如果社会的所有成员都会小偷小摸，这个社会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然而，法律却管不了偷鸡摸狗之类事。怎么办？这就要依靠道德来规范。事实上，不偷不窃这既是道德的要求，同时也属于礼仪的要求。因为，小偷小摸行为显然不属于礼貌行为。小偷小摸如此，其他方面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没有规矩固然不成方圆，没有礼仪同样不成方圆。 从礼仪的现实条件来看，我们必须学习礼仪知识。讲礼仪是有条件的。首先，礼仪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就是我们平时所提倡的一些基本礼仪也不例外。如不随地吐痰需要纸巾、污物桶的物质基础；不随地大小便需要完善公共厕所设施。所以，讲礼仪要切合实际，礼仪过于繁琐或超前会成为负担。有钱人参加晚会固然可以穿晚装、礼服，但农民上山砍柴穿西装就没必要了。其次，礼仪具有鲜明的 地域性。在多数国家，朋友见面时握握手是礼仪，但到了中东，异性之间随便握手弄不好是要受惩罚的。又如，在西方国家，朋友相见互相拥抱非常正常，但在我国，如果普通的异性朋友之间动不动就拥抱，就会受到人家的耻笑，甚至被对方认为是性骚扰。同样是在国内，在街上随地吐痰是不文明、不礼貌的表现，但农民在田间耕作时，如果也要求吐痰入盂则会成为笑谈。所以，讲礼仪要符合国情，不能照搬照抄，要实事求是。 礼仪教育的内容涵盖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内容上看有仪容、举止、表情、服饰、谈吐、待人接物等；从对象上看有个人礼仪、公共场所礼仪、待客与作客礼仪、餐桌礼仪、馈赠礼仪、文明交往等。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行为规范称为礼节，礼仪在言语动作上的表现称为礼貌。加强道德实践应注意礼仪，使人们在"敬人、自律、适度、真诚"的原则上进行人际交往，告别不文明的言行。 倡导文明的社会礼仪。结合社会公德教育，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守社会公共秩序等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仪理念。进入车站、公园、社区等地，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制止不文明现象。针对当前公共生活领域中的突出问题，大力宣传文明上网、文明就餐、文明驾车、文明乘车、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礼仪，着重纠正违章行使、违章停车、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破坏绿化、损坏公物等不文明行为，引导人们做一个懂礼仪规矩、讲文明语言、守公共秩序的好公民，努力形成共同崇尚文明礼仪的社会氛围，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热情为主要内容的职业礼仪规范，以良好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以及规范的仪态、语言，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的服务。 礼仪、礼节、礼貌内容丰富多样，但它有自身的规律性，其基本的礼仪原则：一是敬人的原则；二是自律的原则，就是在交往过程中要克己、慎重、积极主动、自觉自愿、礼貌待人、表里如一，自我对照，自我反省，自我要求，自我检点，自我约束，不能妄自尊大，口是心非；三是适度的原则，适度得体，掌握分寸；四是真诚的原则，诚心诚意，以诚待人，不逢场作戏，言行不一。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学习礼仪知识，促进礼仪习惯养成，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着力塑造创新、诚信、包容、开放、文明的北京人的良好形象，树立讲文明懂礼仪的社会风尚，加快国际化城市建设做出自己的努力！ 什么是礼仪呢？简单地说，礼仪就是律己、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表现对他人尊重和理解的过程和手段。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更是城市的脸面，更是国家的脸面。所以我们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讲文明、用礼仪，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展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在一个国家中个人是主体。对于个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呢？我想首先应该是具备文明素质，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具备了文明素质，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 在我们身边，在一部分同学身上，还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例如，在我们的校园内、楼梯上总能见到与我们美丽的校园极不和谐的纸屑，教室里、校园内食品袋、方便面盒随处可见，甚至有的同学认为：反正有值日的同学和清洁工打扫，扔了又何妨；再例如有的同学在教学楼走廊上追逐打闹，走路推推搡搡习以为常；还有部分同学相互之间讲脏话、粗话，随意攀爬树枝，甚至还有个别同学故意损坏学校的公共财物。我们很多同学把文化知识的学习放在首位，而常常忽略了社会公德的培养，文明习惯的养成，而这恰恰从本质上展现出一个人的思想品质。事实上，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保证我们顺利学习的前提，也是树立健康人格的基础。在学校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同学就可能目无纪律，不讲卫生，扰乱班级的学习环境。相反，如果我们养成了文明的行为习惯，学习环境就一定是良好的、有序的。我们知道：一个学校的学生具有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才能构建出优良的学习环境，创设出优良的学习气氛。现在，我们正处于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时期，我们在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将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心理素质，而文明的行为就在帮助我们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同时也完善了自身的道德品质，如果我们不在此时抓好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那我们即使拥有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于人于己于社会又有何用呢？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懂文明、有礼貌的谦谦君子，然后才是成才，不能做一部单纯掌握知识技能的机器，而要成为一个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文明就是我们素质的前沿，拥有文明，那我们就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要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的学生。那么请我们每一个人管住我们的口，不说粗话、不随地吐痰；管住我们的手，不乱扔垃圾、不打架斗殴；管住我们的脚，不践踏草坪。我相信，经过我们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一定会营造出一个文明美好的校园！ 文明用语：1、您好！ 2、请坐！3、请问！ 4、请稍候！ 5、对不起！6、请原谅! 7、很抱歉！8、没关系！9、不客气！10、谢谢！11、请不要着急！12、对不起，让您久等了。13、您请讲！ 14、请问您有什么事？15、请出示您的《××证》。16、我会尽量帮助您。17、为您服务是我应该做的。18、有不懂的地方您尽管问。礼仪是人类为维持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对一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序、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重视、开展礼仪教育已成为道德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 礼仪教育的内容涵盖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内容上看有仪容、举止、表情、服饰、谈吐、待人接物等；从对象上看有个人礼仪、公共场所礼仪、待客与作客礼仪、餐桌礼仪、馈赠礼仪、文明交往等。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行为规范称为礼节，礼仪在言语动作上的表现称为礼貌。加强道德实践应注意礼仪，使人们在“敬人、自律、适度、真诚”的原则上进行人际交往，告别不文明的言行。对一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序、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
一、提高对礼仪教育的认识礼仪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礼仪是人类社会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共同遵循的最简单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它属于道德体系中社会公德的内容。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难免要同别人打交道，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交往活动，这不仅是人类的主观意愿，而且是人类生活的客观需要。对每个人来讲，礼仪是一个人思想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对社会来讲，礼仪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俗的反映，是社会成员素质的缩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互相作用和互相依赖的。社会的发展需要礼仪，社会成员的交往需要礼仪。在广大的中学生中进行礼仪教育，对国民素质的提高，优化社会风气必将起到推动作用。礼仪教育是落实德育必须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的需要。礼仪教育虽然不是德育教育的唯一内容，但却是德育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德育教育的内容很多，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劳动观点，法制教育等等；但各项内容都体现着共同的本质。我们教育培养的目标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这些年来，我们的德育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德育工作中某些方面说教式教育多，实效性稍差。我们深知德育工作只有体现为具体行为时，才能看到德育教育的成果。换句话讲，德育工作不仅是道德的原则，规范人的行为条文，而是体现某种道德的行为。对学生的礼仪教育与训练是一种习惯养成的教育。纠正违背礼仪规范的言谈举止、施行礼仪规范的养成教育，使现有的行为转变成应有的行为，是将德育教育落在实处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具体的工作。礼仪教育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需要，是用人单位对人才规格的要求之一，也是企业提高整体素质的需要。学生在学校期间应该养成良好职业道德品质，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工作后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良好的礼仪是帮助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良好的礼仪教育是青少年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的基础。二、礼仪教育实施方法要使礼仪教育取得成效，就必须把礼仪教育当做一门学科来对待，而不能将其看成短期行为。要有教材，专职教师，还要有课时按排及教学计划，并辅助于考查的手段。教师一方面要讲授礼仪教育的本质，即“真、善、美”的教育，同时也要进行礼仪行为的模似训练，即感性的，直接的，艺术的教育。学生通过学习仿效，使“知”与“行”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浑然难分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正那种认为礼仪只是外形的摹仿的肤浅认识，使学生体会到礼仪的实质是内容的表达。通过礼仪课的学习，不仅能丰富同学们礼仪规范方面的认识，同时良好的行为习惯从中得以养成，不良的行为习惯得以纠正。加强平时习惯养成教育，使之习惯成自然。只有经常性的教育与训练，学生才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某种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如果延续多次成了一种习惯，往往成为下意识（潜意识）的行为。为此班里要有礼仪规范监督员来监督同学日常的礼仪规范。每周一的升旗、集会，课上起立，课下活动，都要有人监督检查，班与班之间开展评比。学校还可成立礼仪表演队，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因为群体的礼仪行为是社会的行为，不可能等待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完成了由思想品德修养到礼仪行为这理想过程之后再去讲礼仪。通常是先有了群体礼仪规范，然后每个人在执行规范过程中去提高自己的认识，以适应礼仪规范的要求。总之，把学礼仪，用礼仪贯穿在教学生的各个环节之中，教育与约束相结合，使之养成习惯，自成方圆。三、思想品德、文化艺术的修养与礼仪教育的内在联系提到礼仪当然离不开具体的内容，举止、谈吐、着装等。这些是感官直接感知的，但这些内容不是单独存在的。礼仪的本质是隐藏于现象内部，必须通过理性认识才能掌握。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礼仪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它与人们自身修养密切相关。修养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自觉进行自我教育，自我锻炼的过程。修养包括思想品德修养和文化艺术修养。思想品德修养是指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信念、行为和习惯的磨练及提高的过程。它可以自动地指导人的行为，自觉地贯彻执行礼仪规范。礼仪教育还可以通过史实和现实的一些事例对学生进行包括正直、忠诚、谦逊、自尊、热忱、宽容、庄重等教育，以追求至善的思想境界，塑造美好的心灵。另外礼仪课上我们还要注重文化艺术修养的教育。艺术是通过塑造具体塑造生动的感性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审美活动的。教师要引导学生接触一些内容健康、情趣高雅、艺术性强的作品。如读诗歌、散文、听音乐、看舞蹈、欣赏书法美术作品等，使学生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倾心于艺术作品描绘的美的境界之中，获得审美的愉快和感情的升华，思想得到启迪。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阅读一些艺术理论和鉴赏性的文章，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久而久之，学生的艺术修养也会相应得到提高，从而培养了高尚的情操，塑造完美的人格。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就是说，读书和人的气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提高思想品德修养和文化艺术修养是人们追求“善与美”的主要途径，这个过程会使人的礼仪素质与礼仪水平相应得到提高。也就是说礼仪只是具备了一种深层的稳固的理性思维基础，才能升华为生动完美的形象。礼仪教育=理性认识+外在形象。礼仪教育是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职业道德教育关键所在。礼仪课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完善自我形象，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有着远的意义。但是礼仪课是一个要认真开发的新领域，许多问题急需探讨和研究，让我们大家携手共同开拓使礼仪之花在校园盛开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可以以生活中某个相关事情作为主题，最后总结自己的感受。
由于人们交往性质的不同，个体空间的限定范围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关系越密切，个体空间的范围划得越小。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博士认为，根据人们交往关系的不同程度，可以把个体空间划为四种距离。
一是亲密距离
这种距离是人际交往中最小的间距。处于0～15厘米之间，彼此可以肌肤相触，耳鬓厮磨，属于亲密接触的关系。这是为了做出爱抚、亲吻、拥抱、保护等动作所必需的距离。常发生在爱情、亲友关系之间。如果用不自然的方式或强行进入他人的亲密距离，可被认为是对他人的侵犯。
处于15～45厘米，这是身体不相接触，但可以用手相互摸触到的距离，如挽臂执手，促膝倾谈等，多半用于兄弟姐妹、亲密朋友之间，是个人身体可以支配的势力圈。而势力圈以眼前为最大，也就是一个人对前方始终保持强烈的势力圈意识，而对自身的两侧和背后关心次之。
据这一原理，飞机上、长途汽车上和影剧院都采取长排向前的坐位，尽量避免对面的坐位，使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平均的前方势力圈。
二是个人距离
这种距离较少直接身体接触。处于45—75厘米之间，适合在较为熟悉的人们之间，可以亲切的握手、交谈；或者向他人挑衅也在这个距离中进行。处于75～120厘米之间，这是双方手腕伸直，可以互触手指的距离，也是个人身体可以支配的势力圈。
三是社交距离
这种距离已经超出亲密或熟悉的人际关系。处于120～210厘米之间，一般是工作场合和公共场所。在现代文明社会，一切复杂的事物几乎都在这个距离里进行。
如机关里的领导干部对秘书或下属布置任务；接待因公来访的客人；或进行比较深入的个人洽谈时大多采用这个距离。处于210—360厘米之间，表现为更加正式的交往关系，是会晤、谈判或公事上所采用的距离，首长接见外宾或内宾；大公司的总经理与下属谈话等，由于身份的关系需要与部下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四是公众距离。
这种距离人际沟通大大减小，很难进行直接交谈。处于360～750厘米之间，这是产生势力圈意识的最大距离。如教室中的教师与学生，小型演讲会的演讲人与听众的距离。
所以在讲课和演讲时用手势、动作、表情以及使用图表、字幕、幻灯等，辅助教具都是为了“拉近距离”，以加强人际传播的效果。处于750厘米以上距离位置，在现代社会中，则是在大会堂发言、演讲、戏剧表演、电影放映时与观众保持的距离。
中国古代行会研究论文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ッ髑迨贝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注释：[1] , and ,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 [2] Empire:Bureaucracy.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13] 关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及个性发展（现代化）进程间的关系，详见注[10]秦晖，25-31页。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９８０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９９５年）和咸平中（９９８—１００３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全国有镇市近２０００个，而南方诸路就有１３００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１１０２—１１０６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１０１９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１６０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在历史上， 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选拔“人才”。人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能被国家权威部门选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封建社会，手工艺的学习好象不是正规的国家教育）。这是中国人之所以会拼命学习的根源之所在。正是由于人们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被选上，取得名誉与地位，所以，人学习的具体内容自然就是权威规范的内容与社会所认可的内容，至于学习的内容与客观实际是不是相符、在生活生产中有没有实际作用，好象学子们没有什么兴趣，在尽力争势夺利的社会环境氛围中，他们也没有时间与精力来学其它“无用”的歪门邪术。 封建社会中的科举制度实际上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国家政权与社会的稳定，这一方面主要在于科举的内容是国家所规范的内容，但更在于其选拔的人才往往都是有利于维持统治的人才，一般人往往很难发觉其中奥妙，可能绝大数封建统治者自己也没有完全明确这一科举制度对维护他们既得的优势社会地位所起的作用。因为表面上看科举制度是社会最公平的制度，因而得到了社会绝大数人的认可与支持，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公认性。但实际上，却隐藏着很难为人所发觉的玄机。 实际上科举并不是公平地选拔人才。由于科举所规范的考试内容主要是考试学子学习掌握金科玉律的能力，因而科举所选拔的人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尤其是记忆力特强的人，实际上人的智商与记忆力绝不是成正比关系，记忆力仅仅是体现人智商水平的一个方面，人的智商主要在于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主要在于人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尤其在于人寻求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创新性能力，但是，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强的人尤其是自我创新能力的人，他们的记忆能力往往并不强，很多人的记忆力甚至还不如一般的人，因而一般高智商创新性能力强的人往往很难被科举所选上，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正中下怀，因为智商高的人往往最容易威胁到他们的优势地位，一方面，从统治者个人心理的角度看，一个能力远远强于自己的人在自己的手下，人自然会感到不自在，难以随便地发挥。面对这样的人，一般的统治者往往会往往存在着敬而远之的心理倾向，另一方面，从国家政权的整体看，自我创新性强的人由于综合分析能力强，因而往往容易看出社会的不足之处，他们往往更有可能成为社会革新的领头羊，这对于已经居于优势社会地位的统治者来说是最不愿看到的，因为他们的优势社会地位很可能会在革新中受到损伤甚至完全损失。因而历代统治者除非万不得以，一般情况往往都不愿任用自我创新性强的人。从个人情感的方面看，自我创新性强的人往往自我主见性比较强，往往难以学习接受别人不同的意见，尤其难以接受在自己看来明显错误愚蠢的意见，因而他们往往难以顺从从别人，有时往往只能有意识地强迫自己顺从。统治者自然也不情愿人任用这样的人，相反，那些学习记忆力强的人却明显不一样，由于他们学习掌握别人思想结果的能力强，他们自己的自主性弱，因而往往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容易顺从别人，自然，一般的统治者往往喜欢任用这样的人。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学习能强的人，虽然他们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但是由于他们学到的知识往往比较广，他们诡辩的能力往往非常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维护一定的立场，他们往往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只是他们的理由往往是听上去很有理的理由，并非是客观真实性的理由。
行会组织产生于隋唐。唐代工商业组织大都称“行”，源于街巷上的贩卖摊商，往往一条街上开设的都是同类的店铺，故称“行”，如“织锦行”、“金银行”等。到了宋代，行会组织更加发展。旧时城市商品经济中的工商业组织。有手工业行会、商业行会。在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时，为了调整同业关系，解决同业矛盾，保护同行利益，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同业或相关行业联合起采组成行会，这种行会带有地域和行业两重性。主要表现在：（1）商业活动的场所的变化：先主要在城市中进行，后来农村集市贸易逐渐发展。唐时加快，明清时突出，出现了专业性的市集（如丝市、叶市、猪市等），以至逐渐形成了新兴的市镇（有的更是专业性的集散市集）；而不是先有农村商业，而后才有城市商业的发展。（2）交易内容的变化：商业开始时以贩运、交流地区间的土特产品，经营统治者所需要的奢侈品为主要内容，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场商品种类增多、行业分细，为一般人民所需要的主要农副产品以及城市手工业所生产的大小商品在整个流通界地位提高。这种情况在宋代已经显现。（3）交易媒介的变化：商品交换最原始的形态是物物交换，不存在交易的媒介。随着商品交换的内容和地域的扩大，出现了以贝壳等为代表的一般等价物。随着贸易进一步发展，一般等价物开始固定下来即出现了货币。秦始皇一统中原，统一了货币更是便利了商品交易的发展。由于货币不利于携带等弱点，北宋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它的出现更是促进了商业上的贸易往来。（4）商品开始时，一般都局限于流通领域，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时）才逐渐与生产与自由的雇佣劳动相结合，商人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生产过程。如向小生产者预购、定货、贷款、当包买商、搞前店后厂，以至投资设厂、开设手工业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