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论文文献综述

对于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谢灵运思想的研究，以叶瑛的《谢灵运文学论述》论述最为全面和深入。该书从道家思想、佛学思想和儒家思想三方面的影响中分析了谢灵运思想的复杂性，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观点，即“灵运本道家之达观主义，故求超脱之自我；本佛家之顿悟及缮性，故求理想之世界；本儒家之尚志不屈，故主适性。合此三大思潮而造成一种超人之思想。此思想骤难实现，教可近似现实之理想世界，惟山水而已。”二是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研究，集中于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关系，及谢灵运山水诗创作艺术技巧和成就上。在张我军的《山水诗与谢灵运》、许文雨的《谢灵运研究》、邓潭州的《论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等著作论文中对这两点均有详细论述。三是对谢灵运山水诗文学史地位和影响的研究，谢诗一开山水之风已成定论。

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游山玩水的大陆文化意识，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咫尺天涯的视错觉意识，一直成为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从山水画中，我们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再没有那一个画科能向山水画那样给国人以更多的情感。若说与他人谈经辩道，山水画便是民族的底蕴、古典的底气、我的图像、人的性情。中国山水画较之西方风景画，起码早了1000年。它所呈相的图义，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思想史。早在7000多年以前，先古的觉醒便以图案方式纪录下来。新石器的河姆渡文化，已用线刻表达着观念性文化的内涵，定居的农耕文明起源，不仅让人认知了工具美，亦让人于器之上认知了形上美。艺术不但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想象，还是一种征服自然想象的象征。先古与自然一开始便用艺术的方式对活，逻辑的发现与艺术的鉴赏推演着人们的双眼，让一个天人合一的中国图式由混顿而至清晰。自仰韶文化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具有了象征性。在几何装饰的手法中，对称、运动等构成概念己明显地运用于时空的表现之中。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稷神祟拜图》。在以农立国的背景上，祭祀稷神一直成风。而这幅图中的禾、田、人的关系传达了先祖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素朴理解。在沉淀了人与动物、植物的自然关系认知的基础上，社会意识又成为最为关键的文明起源。沧源文化的《村落图》，用岩画形式记述了人类对农耕定居的“家”的理解。这幅画最有视觉趣味的是以村落为中心的道路关联，以及押俘、赶畜、祭天、跳神等场面围绕正面中心的梯度延深，平面中的深度己在这幅画中得到有力的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就这样拌随着艺术的看，不断地深化与发展。到了秦汉时期，描绘劳动生活的场面，由乡土而至皇权，殿堂宫室的壁画成为时代的主流。这种以宫室喻家室的认信取向，使中国美术摆脱了原始形态。统治阶级士大夫文化开始占主导地位。士者文化实现了与乡土文化的分离。对于山水画而言，这一分离是深刻的。若我们认真研究一下曲阜石刻的《庭院图》，就会被其视错觉创意震撼。这是两种视觉冲突的艺术：在满足正面的平视前题下，建筑物的平移重迭与倾斜重迭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不同透视法则所致生的力的碰撞，使画面具有了超现实的立体感。有趣的是，先贤的艺术家一开始便使用了纵横平移重迭、视线具有深度却不消失的重迭透视法则，而且在复合视域中能将正面与倾斜两种透视法则艺术的冲突起来。应该说这一法则较之当今的西方立体派早了近两千年。正如本书一再所讲的，祖先的聪慧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白，只要我们认真地凭藉科学的双眼走入先贤的思想，我们一定会发现经学方式能告知我们的更多更多。这种用视觉形式冲突所构成的艺术感动，在石刻画的《春雨图》、画像砖的《宅门图》、《收获戈射图》等等古远经典中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体验。一个十分明显的指向是，随着人与自然、社会的认识关系的深入，人们看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观念为象、装饰为用、几何为图的原始图式，演化为意志为象、生活为用、境界为图的古典图式。这一看的历程，认信的积淀，山水画构成要素的萌芽集合，都为山水画的问世奠定了基础。从个体生命的角度体验天地宇宙的永恒，体味人在此中的自由，是魏晋山水诗的开启。谢灵运的意义就是在文的自觉时注重形的依托，从哲学的本体论出发，追求玄远的神超理得。真正代表中国山水情怀的是陶潜。陶诗是超越玄言的哲学深刻，它没有放弃玄言诗的宇宙本体和生命本体的体悟，并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体现这种体悟的本质和意义，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触知的东西。一个有艺术的创意，就是将亲身体验到的无形结构找到形状。山水草木在陶诗中是真意深情，是体现中国精神的哲学，是超然事外，是平淡中和。顾凯之《洛神赋图》局部现今，用“确立”二字来正名山水画的众说是顾凯之的《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在这类摹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峰、石、云、水、树的复杂表现。这位“发前人所未发，开后人之师承”的艺术家，第一次将山水搬上了中国美术的表现舞台，他的《画云台山记》可算山水画论的开山之作。虽然文题中心是赵升舍命从师的故事，但其环境刻划部分却成为中国山水画的后来观照。这一模板作用的确立，主要源于以下几点：a . 山有受光面、背影，水有倒影，祥云可成为东与西的重要观照，水天的“空青”可托出有太阳的天气。b . 按照东西的顺序排置远近山峰，营造一个高峻险绝的境地。c . 中段布局主要讲求取势的“对峙”，具有相对意义。d . 东、西、中三段山要用“紧凑性”将长卷关联起来。在山的三分之一以上部位，做清气使之分为两重。顾氏的理论之所以重要，在于他提出了行云流水的线性形状，鸟瞰呼应的重迭形式，三段山、三分位的空间模式。被称为中国第一篇山水画论的是宋宗炳的《山水画序》。宗氏提出了著名的透视法则：“竖画三寸，当千刃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与宗氏同代的王微，亦是纵情丘壑的人物，他在《叙画》中提出了“望秋云，神飞场；临春风，思浩荡”的怡情说，和“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尽寸眸之明”的尺幅千里说。可以讲，至魏晋以降，中国山水画的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核心认信已确立了逻辑起点，而空间视觉原则也得以逻辑的深化。

既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也是一个大旅行家。既有天才的灵气，也有天才的狂傲，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那句“天下才共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吾占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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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论文题目

关于三国的人物形象分析，的确研究的已经比较普遍，但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写，比如，三国的人物形象和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在写法上的比较。关于这一点，金圣叹已经说过，是因文运事和以文生事的区别，可以以这个为切入点详加论证。应该是个比较好的题目。下面我就为大家说推荐一些关于古代小说论文的参考题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徐渭《四声猿》的悲剧色彩 2.由三言二拍看明代的重商思想 3.由张岱小品文看晚明文人的心态 4.《聊斋志异》反映的女性意识 5.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婚恋模式 6.试论魏晋志怪小说的结构特点 7.《任氏传》中任氏形象的创造性 8.比较霍小玉与李娃形象 9. 璩秀秀形象试析 10.试谈杜十娘形象(可与其他妓=形象做比较研究) 11.试谈《二拍》小说《青楼市探人踪》的情节艺术 12.《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思想价值 13.《三言》中具有反抗性的妇女群像 14.比较类似于《薛仁贵》和《琵琶记》这样的创作 15.《牡丹亭》的创新出奇之处 16.由《十二楼》看李渔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17.刘基与柳宗元寓言之比较 18.谈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关系 19.李渔小说的艺术特点 20.比较魏晋志怪与《聊斋》中的狐仙形象 21.李翠莲形象分析 22.尤三姐形象与李瓶儿形象的比较 23.近二十年研究综述 24.《清波杂志》的文学思想 25.《鹤林玉露》的文学思想 26.某代唐诗选集研究 27.鸿门宴场面描写的深刻涵义 28.李广形象塑造过程中的缺陷描写 29.李斯的历史功过及人品优劣 30.《史记》个性化语言举例 31.《史记》叙事中的史笔和文笔 32.薄命司的象征意义 33.试论李纨性格二重性的意义 34.谈梦游太虚幻境的梦幻描写 35.海棠诗社与桃花诗社的不同 36.《红楼梦》个性化语言举例 37.王熙凤形象与潘金莲形象的比较 38.《水浒传》小人物分析 39.《史记》创作上的科学性 40.陶渊明的生命与酒 41.王维山水诗的情感模式 42.谢灵运思想构成的复杂性 43.宋代文学对道统观的背离 44.清代女诗人创作面面观 45.唐代五言六句古体诗研究 46.晚唐五代诗人研究

参考例文：

《陆机与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

俞灏敏

内容提要曹丕的时代结束后，中国的文学自觉在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上继续向纵深演进。陆机承上启下，揭橥文学特征，探讨创作规律，建立审美标准，并相应地在创作中开掘个人的情感世界，追求艺术的表现力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演进的流程。陆机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趋同性展示了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

关键词陆机文学自觉文学理论创作实践

当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获得独立的存在时，它就大步跨入了自觉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一个时代肇端于汉末，以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为背景，以比较自由解放的文化思想的冲击为动力，唤醒了人的自身意识，也唤醒了人的文学意识。文学的自觉在无名氏古诗中已孕含量的蕴积，至曹丕的时代腾起质的飞跃，出现了重视文学价值、探讨体制风格、提出审美要求、品评作品优劣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现象。文学创作也扬弃了外在于自身的目的，致力于人的表现，美的创造。这颇象鲁迅说的，近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当然两者的历史意义是无法比拟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是一个文学冲决传统的功用观念对创作的束缚、寻求按自身规律充分发展的变革历程。它在曹丕的时代迈出了辉煌的第一步后继续向纵深演进，至西晋踏入一个新的阶段，借用鲁迅的表述方式，就是“陆机的时代”。因为无论在理论形态或实践形态上，陆机都能踪继前秀，启范后叶，有力地推动了演进的流程。就其历史贡献而言，实为曹丕之亚匹。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审视陆机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并试图藉以展示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

承上启下的文学理论

文学是在自身不断得到实践、认识、把握中发展的。对文学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把握的尝试，可以说是它从自在阶段跨入自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陆机的《文赋》就是这样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首次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创作过程及其规律性与复杂性。其实在曹丕的时代，丰富的创作就已提供了进行这种探讨的可能性。历史之所以选择了陆机，我认为就在于文学自觉的演进的必然性。陆机的探讨是以文学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本体形态为契机的。在先秦、西汉，文学被淹没在它的功利性中；两汉之交的文学批评开始注意到文学的主体性，但对屈原、司马迁及辞赋作家的评论仍注重创作主体的思想倾向、品格修养与作品功用的关系。汉、魏之际，抒情文学的兴盛，艺术形式的进步，使人们进而探讨主体的个性气质与作品风貌的关系，并透过作品超现实的审美层面逐渐看到文学本体的存在。在曹丕《典论·论文》中，从文气说到文体论，透露了文学批评由主体论趋向本体论的消息。但风气初开，许多问题未及深入探讨。西晋随着文学再度繁荣，对文体的探讨由抽象概括深入到具体分析，如傅玄《连珠序》之论连珠，皇甫谧《三都赋序》之论赋，到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更趋系统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通各体的限制，进入本体的层次，乃是必然的趋势。《文赋》应运而作，于扼要地论述各种文体的体制风格之外，着重研究创作的产生、构思、布局、修饰等问题，体现了文学自觉在理论形态上的纵深发展。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的下半部分打通各体而泛论创作，实“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2]，因而其探讨在《文赋》的基础上更全面，更深入。从曹丕到刘勰，文学理论批评由文体进入本体，由粗浅趋向精深，演进轨迹灼然可见，其中陆机正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观照文学的本体，重视其自身规律的客观存在，也表明对文学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次。当文学被视为一种工具时，一旦它未能实现社会所期待的功用，便会受到轻视。扬雄批评侈丽闳衍的辞赋欲讽反劝，对辞赋本身也一变“少而好赋”的态度，蔑其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3]，典型地体现出传统的文学功用观。曹丕的时代认为文学具有自身的价值，这种观念对于传统是一种突破，一种超越，但在理论上还象个新生儿，尚未发育成熟。如《典论·论文》单列诗赋为一科，突出其独立地位，但又置于四科之末，仍不免留有视其为末技的残痕；又倡言文气说，强调作家禀受于自然的气质与才能在创作中形成作品风格、创造艺术价值的决定作用，视文学为艺术个性的创造，然而“不可力强而致”云云，表明对文学自身规律以及作家对它的能动把握，缺乏一定的认识。陆机在《文赋》中对此作了纠补，以诗、赋居十体之首，并揭橥它们缘情体物的本质特征：在不排除作家的天赋因素对作品成败的影响的同时，又肯定创作自有“辞条与文律”即规律的存在，认为对它们的把握不仅是“知”的理论问题，更是“能”的实践问题，强调作家应提高后天的实践能力，才能在创作中“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实现自己的创造价值，体会到“兹事之可乐”。这意味着随着文学自觉的演进，人们开始朦胧地窥察到，创作的主体力量是在气质个性的发挥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的统一中全面展示的，从无到有的文学创造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因而给主体带来愉悦。这些理论洞见对南朝文论具有历史导向的意义。“文笔说”将日益细分的文体概括为大致相当于纯文学与杂文学的两大类，而且对前者本质特征的揭示在陆机“缘情绮靡”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如萧绎云：“至如文者，惟须绮豰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4]。值得注意的是，《文赋》论文体，前七种都属有韵之文，后三种均是无韵之笔，参照刘勰论文体先文后笔的体例，可谓已预示文笔之分的趋势，故“缘情绮靡”也成为被南朝人普遍接受的有关纯文学的审美观念，如王筠就称美萧统的作品“吟咏性灵，岂惟薄技，属词婉约，缘情绮靡”[5]。至于《文赋》对创作规律的重视，刘勰将其内蕴发挥得更为透彻，明确提出“执术驭篇”的主张，并进而说明掌握创作的客观规律应与作者主观上的创作情思的勃发结合起来，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所谓“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6]。陆机的探讨也体现出文学审美观念的进步。文学创作是人充满情感的审美创造活动，注定要从童年的“天籁”之美走向情采并茂的“人籁”之美。在实践形态上最先自觉遵循这一历史走向的不是侈丽而寡情的汉大赋，而是被《诗品》誉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汉末古诗。《典论·论文》首次在理论上予以反映，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在此基础上主张“诗赋欲丽”。但他的表述不够明确，理论也有待完善。尽管“以气质为体”的建安文学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7]，但曹丕本人未能说明气与情的关系，而且气作为各种文体之本，还不是诗赋的本质特征。再者，他也没有论述文学创作中情感的产生以及如何藻饰情感使作品华丽。陆机《文赋》进一步明确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鉴于魏晋诗赋合流的倾向，这两句可说是互文见义，不仅概括出文学的特征，而且揭示了审美创造的历史走向。陆机还站在理论的高度，着重探讨情采并茂的美学风格的形成机制。他吸收了传统的“物感说”的合理内核，认为作家“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郁结在胸中的块垒受四时物色的触发感召，产生创作激情，然后通过构思想象，使“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这里将自然景物引进美的创造中，具有重要意义，既表明对审美创造中主客体统一的自觉重视，又为创作实践指出一条通向情采并茂的具体途径，即在体物中缘情，使作家的个人情感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得到更好的表现，同时体物“穷形尽相”也给铺采摛文留下了用武之地。赋予文学意象以美的形式，需要多方面的表现技巧，陆机提出“会意尚巧”，“谴言贵妍”以及“音声迭代”，均指向语言艺术的锻造。其中“会意尚巧”，大多释为构思立意应当巧妙，我认为它既与词采、音律相提并论，在《文赋》的叙述结构中当属于以文“逮意”的写作层次。意与物融为意象，通过穷形尽相的体物完整而形象地传达出意的情蕴，这就是语言表现中所谓的“巧”，故前人有以“肖物情”释之[8]。后来沈约谓司马相如赋“巧为形似之言”，钟嵘评张协诗为“巧构形似之言”，刘勰说“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9]，也都是从语言和体物的关系来论“巧”的，可以参看。陆机关于情采的美学观对南朝文学理论影响很大，刘勰《文心雕龙》专设《情采篇》和《物色篇》来阐述物、情、采的关系。钟嵘《诗品》认为“物之感人，固摇荡性情”，主张文学创作要“穷情写物”，“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均是陆机的嗣响。再从创作实践来看，从刘宋的山水诗到齐梁的咏物诗，通过描写景物表现情意，并追求巧似，辞采，声律，成为风靡南朝的审美取向。这一切都表明陆机对文学美的理性把握在文学独立、艺术进步的历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缘情绮靡的创作

实践文学是人学。人性的觉醒带来了文学的自觉，现实的人生日益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饱含社会生活体验的情感世界在广度与深度上得到不断的开掘。陆机受文学自觉的感召，与其理论相应，在创作上丰富地展现了人的主题：或叹生命之短暂，或伤人生之艰难，或叙羁旅之悲苦，或抒离人之哀怨。古诗写的都是这些在当时令人惊心动魄的情感内容，止乎礼义、风上化下的观念已挡不住它们的喷涌倾泻。其情调激楚悲伤，也冲决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传统防线，它不仅来自当时欣赏感人力度最强的悲情哀感的审美趣尚，更是出于一种认识到个人与社会存在冲突的觉醒意识。在陆机的拟古诗中，可以感到一颗为之震憾的心灵跳动的脉搏，听到用激动的手指在伤感的心弦上弹奏出来的悲的旋律。如《拟迢迢牵牛星》让游子思妇在令人想到天地冷漠、四时迅迈的岁暮中绝望地哀哭，岁暮不得相会是陆机增写的，与传说中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形成鲜明对比，生动地写出短促的人生在忍受社会所造成的遥遥无尽的别离痛苦中流逝，以时空的无情突出人间的悲哀。人的主题，悲的旋律，又浸透着他个人的身世感慨。他的作品写一生之路，抒一己之情，并不象传统批评所指责的那样“敷旨浅庸，性情不出”，“词旨敷浅，但工涂泽”[10]。长期割据造成的地域性历史意识与文化心态、江南望族的门第、东吴名臣的功业，在陆机的内心植下强烈的家国意识和功名理想，时代的变迁使两者在不同境遇的刺激下构成复杂的心理矛盾。陆机一生就在这矛盾的痛苦中挣扎，文学成了人生痛苦的宣寄。吴亡后不久，他作《赠弟士龙》四言诗10章，抒发家邦颠覆、骨肉分离的悲痛，序中明言“故作是诗，以寄其哀苦焉”。重振门楣的渴望驱使他迈着亡吴之士的沉重步伐，辞家踏上一条追求功名的艰难征途，从此陷入不可自拨的矛盾之中。表现在创作中，一面是《赴洛道中》“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的哀思，一面是《长歌行》中“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的焦虑。但仕宦不达，使他在《猛虎行》中借游子行役的艰辛写照自己奔走功名的坎坷，深感“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而发出“人生诚未易”的慨叹，同时流露出“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那种无奈事仇的负疚感。他曾借《招隐诗》、《幽人赋》之类的作品发过归隐之思、超脱之想，期以自慰；但更多的是抒发对家国的怀念，对人生的伤感，宣泄内心的痛苦。如《思归赋序》云“惧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赋中以岁暮之景的肃杀状写他羁宦京洛戚戚无欢的孤苦，“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在《叹逝赋》中，“悼堂构之颓瘁，愍城阙之丘荒”，国亡家破的余痛至不惑之年仍撞击着他的心扉，而旧亲凋落又使他产生迟暮之感，不禁“哀缘情而来宅”，想到功名未就，终老为客，深深发出“嗟人生之短期”的悲叹。陆机的作品就这样载着他整个真实、独特的内心世界：失去家国的悲哀，自投世网的痛苦，奔走功名的坎坷，思归故土的忧伤。这些互相交织的感情充实了人的主题，加强了悲的旋律。陆机是背着沉重的悲哀走完短暂人生的，悲哀构成他情感的底色，作品的基音。其诗赋中频频描写的岁暮可以说是悲哀投射最集中的意象，如《感时赋》极度渲染出岁暮的空间阴森感和时间飞逝感，前者在《园葵》诗中又成为时局险恶的象征，“曾云无温液，严霜有凝威”，道出“孤生寄北蕃”的他对京洛政治黑暗的感受；后者在《思亲赋》中则兴起“感瑰姿之晚就”的迟暮之悲，“人道短矣”的慨叹吐出他的人生悲感。陆机的慷慨悲歌由于时代、环境等综合因素固然不如建安文学风骨遒劲，激昂气盛，却唱出自己有血有肉的感情，回响着内心震荡的颤音，是他“缘情”理论的自觉实践，体现了自曹丕的时代以来为人生创作、为自己创作、高扬个体情感的文学发展态势。曹植自云“雅好慷慨”，后期作品又大都“愤而成篇”[11]；阮籍诗歌篇篇抒写自己“忧思独伤心”[12]的情怀。西晋文学更重视开掘个人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如左思对门阀社会的愤懑，潘岳对亡妻的深痛悼念，都富有浓厚的个性色彩。陆机因能站在理论自觉的高度，这方面表现更为充分。在以他为代表的太康文学的推动下，人们益将文学当作人生苦闷的宣寄，在作品中缘一己之情。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都与魏晋咏怀性的行旅诗相类，所谓“玄言尾巴”往往是作者受到景物的触发、“慷慨促命管”[13]而唱出的胸中块垒。陆机抒写身世之悲的行旅诗在南朝自然很受重视，如江淹《杂体诗》拟陆机一首题为“羁宦”，即拟其《赴洛》诸诗，由此可以想见这类诗对大谢的影响。他的影响至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庾信犹清晰可见，庾信的代表作《哀江南赋》倾泻自己的身世故国之痛，序中多次提到陆机，不惟他俩身世经历相仿佛，更在于创作宗旨及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的传承，如序云“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将陆机“悲缘情”“哀缘情”的创作推向极致。文学又是美的创造。从古诗“文温以丽”到曹植诗的“词采华茂”，表明创作主体为了增强抒情效果，开始自觉追求作品的美感力量。陆机创作更是力求达到自己倡言的“绮靡”，现代阐释已廊清了前人对“绮靡”的曲解，认为它是比喻作品总体风貌的精妙美好[14]。陆机在创作中总是调动各种表现技巧和修辞手段来强化自己的感情，取得总体审美效果。如《赠尚书郎顾彦先》就运用描摹、对偶、借代、顶真等手法及赡丽的词采，形象生动地铺写淫雨为患之状，蓄足声势后有力地跌出末句“眷言怀桑梓，无乃将为鱼”，关怀家乡的深厚之情与一组组感觉形象融合为诗的意境，从而给人以总体的美感。钟嵘《诗品》谓陆机五言诗“举体华美”，其它诸体作品也大体如此。陆机还很重视语言的音响效果，在理论上首次明确提出“音声迭代”的审美要求。由于缺乏有关当时声律的参照资料，我们无从把握他在实践中的追求，但是在《泰山吟》“迢迢造天庭”、“曾云郁冥冥”，《苦寒行》“玄猿临岸叹”之类的诗句中，似可看到有意展示同声同韵字复叠连用之意趣的痕迹。陆机的艺术追求是多方面的，对艺术的进步起到了导向和推动的作用，如体物的巧丽，音声的迭代，直启山水诗语言的造型化和永明体对声律的讲究。但过去有些批评家因未能把握到这种追求中内在的文学自觉的脉动，对此颇多指责，如沈德潜就批评陆机“开出排偶一家”，梁、陈诗歌“专工队仗”是其“为之滥觞”[15]。其实曹丕提倡“诗赋欲丽”，丽与偶在古人看来关系很密切[16]，《文心雕龙·丽辞》讨论的就是对偶，而偶句的铺排确能给人以整丽丰赡的美感，用于描摹、宣染有一定的厚度。陆机在《文赋》中要求作品避免“偏弦独张”的短小单调，其体物缘情的创作也就自觉运用排偶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铺叙抒写，力求使作品如繁音会奏那样具有内容充实饱满、形式弘丽华赡的美。以他为代表的西晋文学的“缛旨稠星，繁文绮合”[17]乃是实践“诗赋欲丽”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文学自觉在实践形态中的演进。当然，排偶有时也失之呆板，理想的“迭用奇偶”要到刘勰时才因实践的发展而得到理论上的认识，但它促进了后人对诗歌整齐匀称美的追求，这种追求最终导致近体律诗对仗句的定型。再如摹拟，前人谓陆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18]，对此有必要稍作辨析。陆机的摹拟以拟古诗为最，实际上它包含着对古诗文学价值的认识及对其所体现的审美意识的接受。由于时代相距太近，建安诗人身处古诗现实意义的激荡中，还无法对它进行超现实的冷静观照。至西晋，它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初步显现出永恒的艺术魅力，陆机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首先捕捉到了它的文学美而著力摹拟。这意味着古诗开始作为五言诗这一新的抒情文类的典范而受到景仰、研习，陆机试图通过摹拟探索五言诗情感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律则，折射出对创作的自觉重视，与其理论精神相通。另外，摹拟本身在魏晋间主要是作为一种学习前代范作的方式，严格说来不属于创作，有别于《文赋》批评的创作上“暗合于曩篇”的雷同，因此和作为雷同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创新的审美要求不构成矛盾。陆机的创作多有独创的构思，新颖的形容，就是在拟作中也不乏推陈出新的奇词妙句，这倒与《文赋》中“袭故而弥新”的主张是一致的。以上我们把陆机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放到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中作了考察，看到两者并不象有的论者认为的那样是互相矛盾的[19]，而是完全可以沟通的。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陆机自己也意识到的“知”与“能”的差距，但它们的趋同性展示了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有意思的是，陆机本人“服膺儒术”[20]，在文学上却能跳出儒家思想的樊篱，紧跟文学发展的潮流，表现出一种遵循客观规律的自觉性，为文学自觉的演进作出他的时代所需要的贡献。尽管他的贡献早已被历史所超越，但其推动文学发展的功绩仍彪炳在中国文学史上。

注释[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2]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3]扬雄《法言·吾子》。[4]萧绎《金楼子·立言》。[5]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全梁文》卷六十五。[6]刘勰《文心雕龙·总术》。[7][17]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8]方廷《昭明文选大成·文赋》，引自张少康《文赋集释》。[9]分别见《宋书·谢灵运传论》，《诗品》卷上，及《文心雕龙·诠赋》。[10]分别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沈德潜《古诗源》卷七。[11]见曹植《前录序》与《赠白马王彪诗序》。[12]阮籍《咏怀诗》之一。[13]谢灵运《道路忆山中》，《文选》卷二十六。[14]见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1963年第2期。[15]《古诗源》卷七。[16]如《周礼·夏官·校人》注曰：“丽，偶也”。[18]《采菽堂古诗选》卷十。[19]见《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所载《陆机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陆机〈文赋〉二例》。[20]《晋书·陆机传》。

原载：《阴山学刊》1994/04

参考例文：《陆机与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俞灏敏内容提要曹丕的时代结束后，中国的文学自觉在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上继续向纵深演进。陆机承上启下，揭橥文学特征，探讨创作规律，建立审美标准，并相应地在创作中开掘个人的情感世界，追求艺术的表现力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演进的流程。陆机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趋同性展示了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关键词陆机文学自觉文学理论创作实践当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获得独立的存在时，它就大步跨入了自觉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一个时代肇端于汉末，以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为背景，以比较自由解放的文化思想的冲击为动力，唤醒了人的自身意识，也唤醒了人的文学意识。文学的自觉在无名氏古诗中已孕含量的蕴积，至曹丕的时代腾起质的飞跃，出现了重视文学价值、探讨体制风格、提出审美要求、品评作品优劣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现象。文学创作也扬弃了外在于自身的目的，致力于人的表现，美的创造。这颇象鲁迅说的，近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当然两者的历史意义是无法比拟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是一个文学冲决传统的功用观念对创作的束缚、寻求按自身规律充分发展的变革历程。它在曹丕的时代迈出了辉煌的第一步后继续向纵深演进，至西晋踏入一个新的阶段，借用鲁迅的表述方式，就是“陆机的时代”。因为无论在理论形态或实践形态上，陆机都能踪继前秀，启范后叶，有力地推动了演进的流程。就其历史贡献而言，实为曹丕之亚匹。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审视陆机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并试图藉以展示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承上启下的文学理论文学是在自身不断得到实践、认识、把握中发展的。对文学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把握的尝试，可以说是它从自在阶段跨入自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陆机的《文赋》就是这样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首次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创作过程及其规律性与复杂性。其实在曹丕的时代，丰富的创作就已提供了进行这种探讨的可能性。历史之所以选择了陆机，我认为就在于文学自觉的演进的必然性。陆机的探讨是以文学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本体形态为契机的。在先秦、西汉，文学被淹没在它的功利性中；两汉之交的文学批评开始注意到文学的主体性，但对屈原、司马迁及辞赋作家的评论仍注重创作主体的思想倾向、品格修养与作品功用的关系。汉、魏之际，抒情文学的兴盛，艺术形式的进步，使人们进而探讨主体的个性气质与作品风貌的关系，并透过作品超现实的审美层面逐渐看到文学本体的存在。在曹丕《典论·论文》中，从文气说到文体论，透露了文学批评由主体论趋向本体论的消息。但风气初开，许多问题未及深入探讨。西晋随着文学再度繁荣，对文体的探讨由抽象概括深入到具体分析，如傅玄《连珠序》之论连珠，皇甫谧《三都赋序》之论赋，到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更趋系统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通各体的限制，进入本体的层次，乃是必然的趋势。《文赋》应运而作，于扼要地论述各种文体的体制风格之外，着重研究创作的产生、构思、布局、修饰等问题，体现了文学自觉在理论形态上的纵深发展。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的下半部分打通各体而泛论创作，实“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2]，因而其探讨在《文赋》的基础上更全面，更深入。从曹丕到刘勰，文学理论批评由文体进入本体，由粗浅趋向精深，演进轨迹灼然可见，其中陆机正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观照文学的本体，重视其自身规律的客观存在，也表明对文学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次。当文学被视为一种工具时，一旦它未能实现社会所期待的功用，便会受到轻视。扬雄批评侈丽闳衍的辞赋欲讽反劝，对辞赋本身也一变“少而好赋”的态度，蔑其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3]，典型地体现出传统的文学功用观。曹丕的时代认为文学具有自身的价值，这种观念对于传统是一种突破，一种超越，但在理论上还象个新生儿，尚未发育成熟。如《典论·论文》单列诗赋为一科，突出其独立地位，但又置于四科之末，仍不免留有视其为末技的残痕；又倡言文气说，强调作家禀受于自然的气质与才能在创作中形成作品风格、创造艺术价值的决定作用，视文学为艺术个性的创造，然而“不可力强而致”云云，表明对文学自身规律以及作家对它的能动把握，缺乏一定的认识。陆机在《文赋》中对此作了纠补，以诗、赋居十体之首，并揭橥它们缘情体物的本质特征：在不排除作家的天赋因素对作品成败的影响的同时，又肯定创作自有“辞条与文律”即规律的存在，认为对它们的把握不仅是“知”的理论问题，更是“能”的实践问题，强调作家应提高后天的实践能力，才能在创作中“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实现自己的创造价值，体会到“兹事之可乐”。这意味着随着文学自觉的演进，人们开始朦胧地窥察到，创作的主体力量是在气质个性的发挥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的统一中全面展示的，从无到有的文学创造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因而给主体带来愉悦。这些理论洞见对南朝文论具有历史导向的意义。“文笔说”将日益细分的文体概括为大致相当于纯文学与杂文学的两大类，而且对前者本质特征的揭示在陆机“缘情绮靡”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如萧绎云：“至如文者，惟须绮豰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4]。值得注意的是，《文赋》论文体，前七种都属有韵之文，后三种均是无韵之笔，参照刘勰论文体先文后笔的体例，可谓已预示文笔之分的趋势，故“缘情绮靡”也成为被南朝人普遍接受的有关纯文学的审美观念，如王筠就称美萧统的作品“吟咏性灵，岂惟薄技，属词婉约，缘情绮靡”[5]。至于《文赋》对创作规律的重视，刘勰将其内蕴发挥得更为透彻，明确提出“执术驭篇”的主张，并进而说明掌握创作的客观规律应与作者主观上的创作情思的勃发结合起来，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所谓“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6]。陆机的探讨也体现出文学审美观念的进步。文学创作是人充满情感的审美创造活动，注定要从童年的“天籁”之美走向情采并茂的“人籁”之美。在实践形态上最先自觉遵循这一历史走向的不是侈丽而寡情的汉大赋，而是被《诗品》誉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汉末古诗。《典论·论文》首次在理论上予以反映，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在此基础上主张“诗赋欲丽”。但他的表述不够明确，理论也有待完善。尽管“以气质为体”的建安文学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7]，但曹丕本人未能说明气与情的关系，而且气作为各种文体之本，还不是诗赋的本质特征。再者，他也没有论述文学创作中情感的产生以及如何藻饰情感使作品华丽。陆机《文赋》进一步明确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鉴于魏晋诗赋合流的倾向，这两句可说是互文见义，不仅概括出文学的特征，而且揭示了审美创造的历史走向。陆机还站在理论的高度，着重探讨情采并茂的美学风格的形成机制。他吸收了传统的“物感说”的合理内核，认为作家“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郁结在胸中的块垒受四时物色的触发感召，产生创作激情，然后通过构思想象，使“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这里将自然景物引进美的创造中，具有重要意义，既表明对审美创造中主客体统一的自觉重视，又为创作实践指出一条通向情采并茂的具体途径，即在体物中缘情，使作家的个人情感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得到更好的表现，同时体物“穷形尽相”也给铺采摛文留下了用武之地。赋予文学意象以美的形式，需要多方面的表现技巧，陆机提出“会意尚巧”，“谴言贵妍”以及“音声迭代”，均指向语言艺术的锻造。其中“会意尚巧”，大多释为构思立意应当巧妙，我认为它既与词采、音律相提并论，在《文赋》的叙述结构中当属于以文“逮意”的写作层次。意与物融为意象，通过穷形尽相的体物完整而形象地传达出意的情蕴，这就是语言表现中所谓的“巧”，故前人有以“肖物情”释之[8]。后来沈约谓司马相如赋“巧为形似之言”，钟嵘评张协诗为“巧构形似之言”，刘勰说“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9]，也都是从语言和体物的关系来论“巧”的，可以参看。陆机关于情采的美学观对南朝文学理论影响很大，刘勰《文心雕龙》专设《情采篇》和《物色篇》来阐述物、情、采的关系。钟嵘《诗品》认为“物之感人，固摇荡性情”，主张文学创作要“穷情写物”，“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均是陆机的嗣响。再从创作实践来看，从刘宋的山水诗到齐梁的咏物诗，通过描写景物表现情意，并追求巧似，辞采，声律，成为风靡南朝的审美取向。这一切都表明陆机对文学美的理性把握在文学独立、艺术进步的历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缘情绮靡的创作实践文学是人学。人性的觉醒带来了文学的自觉，现实的人生日益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饱含社会生活体验的情感世界在广度与深度上得到不断的开掘。陆机受文学自觉的感召，与其理论相应，在创作上丰富地展现了人的主题：或叹生命之短暂，或伤人生之艰难，或叙羁旅之悲苦，或抒离人之哀怨。古诗写的都是这些在当时令人惊心动魄的情感内容，止乎礼义、风上化下的观念已挡不住它们的喷涌倾泻。其情调激楚悲伤，也冲决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传统防线，它不仅来自当时欣赏感人力度最强的悲情哀感的审美趣尚，更是出于一种认识到个人与社会存在冲突的觉醒意识。在陆机的拟古诗中，可以感到一颗为之震憾的心灵跳动的脉搏，听到用激动的手指在伤感的心弦上弹奏出来的悲的旋律。如《拟迢迢牵牛星》让游子思妇在令人想到天地冷漠、四时迅迈的岁暮中绝望地哀哭，岁暮不得相会是陆机增写的，与传说中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形成鲜明对比，生动地写出短促的人生在忍受社会所造成的遥遥无尽的别离痛苦中流逝，以时空的无情突出人间的悲哀。人的主题，悲的旋律，又浸透着他个人的身世感慨。他的作品写一生之路，抒一己之情，并不象传统批评所指责的那样“敷旨浅庸，性情不出”，“词旨敷浅，但工涂泽”[10]。长期割据造成的地域性历史意识与文化心态、江南望族的门第、东吴名臣的功业，在陆机的内心植下强烈的家国意识和功名理想，时代的变迁使两者在不同境遇的刺激下构成复杂的心理矛盾。陆机一生就在这矛盾的痛苦中挣扎，文学成了人生痛苦的宣寄。吴亡后不久，他作《赠弟士龙》四言诗10章，抒发家邦颠覆、骨肉分离的悲痛，序中明言“故作是诗，以寄其哀苦焉”。重振门楣的渴望驱使他迈着亡吴之士的沉重步伐，辞家踏上一条追求功名的艰难征途，从此陷入不可自拨的矛盾之中。表现在创作中，一面是《赴洛道中》“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的哀思，一面是《长歌行》中“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的焦虑。但仕宦不达，使他在《猛虎行》中借游子行役的艰辛写照自己奔走功名的坎坷，深感“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而发出“人生诚未易”的慨叹，同时流露出“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那种无奈事仇的负疚感。他曾借《招隐诗》、《幽人赋》之类的作品发过归隐之思、超脱之想，期以自慰；但更多的是抒发对家国的怀念，对人生的伤感，宣泄内心的痛苦。如《思归赋序》云“惧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赋中以岁暮之景的肃杀状写他羁宦京洛戚戚无欢的孤苦，“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在《叹逝赋》中，“悼堂构之颓瘁，愍城阙之丘荒”，国亡家破的余痛至不惑之年仍撞击着他的心扉，而旧亲凋落又使他产生迟暮之感，不禁“哀缘情而来宅”，想到功名未就，终老为客，深深发出“嗟人生之短期”的悲叹。陆机的作品就这样载着他整个真实、独特的内心世界：失去家国的悲哀，自投世网的痛苦，奔走功名的坎坷，思归故土的忧伤。这些互相交织的感情充实了人的主题，加强了悲的旋律。陆机是背着沉重的悲哀走完短暂人生的，悲哀构成他情感的底色，作品的基音。其诗赋中频频描写的岁暮可以说是悲哀投射最集中的意象，如《感时赋》极度渲染出岁暮的空间阴森感和时间飞逝感，前者在《园葵》诗中又成为时局险恶的象征，“曾云无温液，严霜有凝威”，道出“孤生寄北蕃”的他对京洛政治黑暗的感受；后者在《思亲赋》中则兴起“感瑰姿之晚就”的迟暮之悲，“人道短矣”的慨叹吐出他的人生悲感。陆机的慷慨悲歌由于时代、环境等综合因素固然不如建安文学风骨遒劲，激昂气盛，却唱出自己有血有肉的感情，回响着内心震荡的颤音，是他“缘情”理论的自觉实践，体现了自曹丕的时代以来为人生创作、为自己创作、高扬个体情感的文学发展态势。曹植自云“雅好慷慨”，后期作品又大都“愤而成篇”[11]；阮籍诗歌篇篇抒写自己“忧思独伤心”[12]的情怀。西晋文学更重视开掘个人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如左思对门阀社会的愤懑，潘岳对亡妻的深痛悼念，都富有浓厚的个性色彩。陆机因能站在理论自觉的高度，这方面表现更为充分。在以他为代表的太康文学的推动下，人们益将文学当作人生苦闷的宣寄，在作品中缘一己之情。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都与魏晋咏怀性的行旅诗相类，所谓“玄言尾巴”往往是作者受到景物的触发、“慷慨促命管”[13]而唱出的胸中块垒。陆机抒写身世之悲的行旅诗在南朝自然很受重视，如江淹《杂体诗》拟陆机一首题为“羁宦”，即拟其《赴洛》诸诗，由此可以想见这类诗对大谢的影响。他的影响至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庾信犹清晰可见，庾信的代表作《哀江南赋》倾泻自己的身世故国之痛，序中多次提到陆机，不惟他俩身世经历相仿佛，更在于创作宗旨及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的传承，如序云“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将陆机“悲缘情”“哀缘情”的创作推向极致。文学又是美的创造。从古诗“文温以丽”到曹植诗的“词采华茂”，表明创作主体为了增强抒情效果，开始自觉追求作品的美感力量。陆机创作更是力求达到自己倡言的“绮靡”，现代阐释已廊清了前人对“绮靡”的曲解，认为它是比喻作品总体风貌的精妙美好[14]。陆机在创作中总是调动各种表现技巧和修辞手段来强化自己的感情，取得总体审美效果。如《赠尚书郎顾彦先》就运用描摹、对偶、借代、顶真等手法及赡丽的词采，形象生动地铺写淫雨为患之状，蓄足声势后有力地跌出末句“眷言怀桑梓，无乃将为鱼”，关怀家乡的深厚之情与一组组感觉形象融合为诗的意境，从而给人以总体的美感。钟嵘《诗品》谓陆机五言诗“举体华美”，其它诸体作品也大体如此。陆机还很重视语言的音响效果，在理论上首次明确提出“音声迭代”的审美要求。由于缺乏有关当时声律的参照资料，我们无从把握他在实践中的追求，但是在《泰山吟》“迢迢造天庭”、“曾云郁冥冥”，《苦寒行》“玄猿临岸叹”之类的诗句中，似可看到有意展示同声同韵字复叠连用之意趣的痕迹。陆机的艺术追求是多方面的，对艺术的进步起到了导向和推动的作用，如体物的巧丽，音声的迭代，直启山水诗语言的造型化和永明体对声律的讲究。但过去有些批评家因未能把握到这种追求中内在的文学自觉的脉动，对此颇多指责，如沈德潜就批评陆机“开出排偶一家”，梁、陈诗歌“专工队仗”是其“为之滥觞”[15]。其实曹丕提倡“诗赋欲丽”，丽与偶在古人看来关系很密切[16]，《文心雕龙·丽辞》讨论的就是对偶，而偶句的铺排确能给人以整丽丰赡的美感，用于描摹、宣染有一定的厚度。陆机在《文赋》中要求作品避免“偏弦独张”的短小单调，其体物缘情的创作也就自觉运用排偶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铺叙抒写，力求使作品如繁音会奏那样具有内容充实饱满、形式弘丽华赡的美。以他为代表的西晋文学的“缛旨稠星，繁文绮合”[17]乃是实践“诗赋欲丽”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文学自觉在实践形态中的演进。当然，排偶有时也失之呆板，理想的“迭用奇偶”要到刘勰时才因实践的发展而得到理论上的认识，但它促进了后人对诗歌整齐匀称美的追求，这种追求最终导致近体律诗对仗句的定型。再如摹拟，前人谓陆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18]，对此有必要稍作辨析。陆机的摹拟以拟古诗为最，实际上它包含着对古诗文学价值的认识及对其所体现的审美意识的接受。由于时代相距太近，建安诗人身处古诗现实意义的激荡中，还无法对它进行超现实的冷静观照。至西晋，它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初步显现出永恒的艺术魅力，陆机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首先捕捉到了它的文学美而著力摹拟。这意味着古诗开始作为五言诗这一新的抒情文类的典范而受到景仰、研习，陆机试图通过摹拟探索五言诗情感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律则，折射出对创作的自觉重视，与其理论精神相通。另外，摹拟本身在魏晋间主要是作为一种学习前代范作的方式，严格说来不属于创作，有别于《文赋》批评的创作上“暗合于曩篇”的雷同，因此和作为雷同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创新的审美要求不构成矛盾。陆机的创作多有独创的构思，新颖的形容，就是在拟作中也不乏推陈出新的奇词妙句，这倒与《文赋》中“袭故而弥新”的主张是一致的。以上我们把陆机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放到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中作了考察，看到两者并不象有的论者认为的那样是互相矛盾的[19]，而是完全可以沟通的。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陆机自己也意识到的“知”与“能”的差距，但它们的趋同性展示了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有意思的是，陆机本人“服膺儒术”[20]，在文学上却能跳出儒家思想的樊篱，紧跟文学发展的潮流，表现出一种遵循客观规律的自觉性，为文学自觉的演进作出他的时代所需要的贡献。尽管他的贡献早已被历史所超越，但其推动文学发展的功绩仍彪炳在中国文学史上。注释[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2]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3]扬雄《法言·吾子》。[4]萧绎《金楼子·立言》。[5]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全梁文》卷六十五。[6]刘勰《文心雕龙·总术》。[7][17]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8]方廷《昭明文选大成·文赋》，引自张少康《文赋集释》。[9]分别见《宋书·谢灵运传论》，《诗品》卷上，及《文心雕龙·诠赋》。[10]分别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沈德潜《古诗源》卷七。[11]见曹植《前录序》与《赠白马王彪诗序》。[12]阮籍《咏怀诗》之一。[13]谢灵运《道路忆山中》，《文选》卷二十六。[14]见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1963年第2期。[15]《古诗源》卷七。[16]如《周礼·夏官·校人》注曰：“丽，偶也”。[18]《采菽堂古诗选》卷十。[19]见《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所载《陆机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陆机〈文赋〉二例》。[20]《晋书·陆机传》。

有关谢灵运山水诗论文的参考文献

谢灵运诗与颜延之齐名，并称“颜谢”。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鲍照的乐府诗，唱出了广大寒士的心声，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山水诗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杨方、李颙、庾阐、殷仲文和谢混等人，都曾有过一定的贡献。但真正大力创作山水诗，并在当时及对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谢灵运。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以后所写。这些诗，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其主要特点是鲜丽清新，如《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此外，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钟嵘说谢诗 “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萧纲也说 “谢客吐语天拔，出于自然”。一方面，与颜诗的“铺锦列绣”、“雕缋满眼”相比，谢诗显得“自然”；另一方面，当人们读厌了那些 “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而一接触到谢诗中那些山姿水态与典丽新声时，自然会感到鲜丽清新、自然可爱。关于谢诗的“自然”，唐释皎然在《诗式》卷一《不用事第一格》中说：谢诗的“自然”，既不同于李陵、苏武那种“天与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的自然，也不同于曹植等人那种“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的自然，而是“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所谓“作用”，就是经营安排、琢磨锻炼。以此而能达于自然，这正是谢诗胜人之处，也是他开启新诗风的关键所在。王世贞说：谢灵运诗“至秾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馀子所可及也”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诗风是古朴的；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因此他无意于模山范水，只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谢灵运则不同，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极貌以写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和“尚巧似”（锺嵘《诗品》上）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追求。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馀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如其《入彭蠡湖口》，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刻划也相当精妙，描摹动态的“回合”、 “崩奔”、月下哀狖的悲鸣之声、“绿野秀”与“白云屯”那鲜丽的色彩搭配，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于山水景物的描摹更加细致入微、谢灵运的那些垂范后世的佳句，无不显示着高超的描摹技巧，其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犹如一幅幅鲜明的图画，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美。尤其是“池塘生春草”更是意象清新，天然浑成，深得后人激赏。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谢诗不像陶诗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同时在结构上，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多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谈玄或发感喟，如同一篇篇旅行日记，而又常常拖首一条玄言的尾巴。如其著名的《登池上楼》。[9] 但由于过分追求新奇，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之弊。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谢诗累句》曾指摘谢诗中“不成句法”、“拙劣强凑”、“了无生气”之处达五十馀条。虽不免过分，但有些的确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尽管如此，谢灵运的诗正如钟嵘所说：“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谢灵运的诗，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唐释皎然誉之为“诗中之日月”，“上蹑风骚，下超魏晋”，虽未免过誉，但谢灵运毕竟为山水诗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9] 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在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这新的特征成为 “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而且这种诗风对后来盛唐诗风的形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自谢灵运之后，山水诗在南朝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并日渐兴盛。

一、题材和内容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以后的研究者也经常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是陶渊明开拓的新题材，主要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田园生活，质朴无华，给诗人极美的享受：“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陶渊明长期在农村生活，他与农民已很熟稔，在《归园田居》其二中说：“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见面不再寒暄，而是直接进入对桑麻稼穑关心的话题，这一方面是以具体问题代替寒暄语，一方面也是农民所具有的独特的情感。陶诗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实地写出躬耕之苦。《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此诗虽写劳作生活，主旨却并非写其苦，“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一幅极具审美意义的画卷。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谢灵运是山水诗的鼻祖。《气里濑》中的“孤客伤逝湍，途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写到孤客、山水，日落和荒林等意象，在此直叙其事，直描其物。《登池上楼》中写到登楼的所见所为：初春的阳光赶走了秋冬的续风，池畔春草丛生，园柳中鸣禽已变。等等。二、产生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玄言诗成分的过度膨胀使得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注疏。陶渊明的田园诗冲破了玄言诗谈玄说理、淡乎寡味的阴霾，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为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自然之风，开拓了人们向自然回归的新境界，开创了我国田园诗的传统，被后人誉为“田园诗之祖”、“隐逸诗人之宗”。早在《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中就出现了山水景物。如《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涉江》中对景物的描绘“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佗傺，忽乎吾将行兮！”《相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都是十分优美的山水画。但他们都只是诗歌舞台上的幕景，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直到汉末，曹操的《观沧海》才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山水诗。山水诗的产生与魏晋之后隐逸之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宋初文咏，体有变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可说是对六朝人为艺术思潮的形象、艺术的概括，而这种现象长生的契机，正是由于“山水方滋”，极与山水诗的兴起密切相关。所谓“情必极貌以写物”正是“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原因。三、诗歌艺术陶谢诗歌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差别。方东树评陶谢异质，认为“陶公不烦绳削，谢则全由绳削，一天事，一人功也”（《诗味詹言》）。一方面陶渊明善写意，他的生活是诗化的生活，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形似，只是写出自己胸中的一片天。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统摄。他诗中的意象入新苗、月亮、炊烟、春燕、青松、秋菊等已不是单纯的事物，而是诗人个人主观情感和个性的体现，往往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名句都体现了陶诗的特点。陶渊明写景是以“意”来驾驭景物的。他的风景是日常的、平凡的、不敬意出现的，他的意与这些平凡的生活、景物是一体的、无法分离的。而谢灵运则注重山资水态的描写。刘勰《文心雕龙》和钟荣《诗品》中评谢灵运诗歌的艺术追求为“极貌似以写物”和“尚巧似”。如《初去郡》：溯溪中水涉，登领始山行。野矿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此诗写秋夜月明的幽静，写涉水登山的行程，写诗人陶醉自然的情形历历在目。自然已成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客体，被诗人赏玩、品味。这样的名句还有很多：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过白岸亭》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石门岩上宿》春晚绿野秀，眼高白云屯。《入彭蠡上宿》等等。另一方面，陶渊明的诗歌注重言外效果，发挥语言的启事性，充分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体会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当然也是作者体会到很多道理是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他常常遇到语言表达的苦恼，但他却采用以不辩为辩来解决这种困难。陶渊明很少用华丽的语言和夸张的手法，而只是使用白描，朴朴素素，明明白白。如《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一类诗歌，全篇没有一个漂亮的字眼，没有一个华丽的辞藻，也不见哪一句有锤炼之功，只是觉得其中那份闲适的情趣、悠然的生活使读者神往。如果再加体味，就更觉滋味无穷。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评价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表面上质朴，实际上华美；表面上简单，实际上丰富。谢灵运的诗歌则是注重写实性。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努力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词汇，运用各种技巧去描摹或形容自己所写的景物，并从不同的角度再现大自然的美，显示出其高度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晚出西射堂》中写到“连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宛如一幅比浓色艳的风景画。最后，与玄理的结合方式不同。袁行霈说过,“谢灵运的山水诗……常常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谢诗往往是山水和哲理生硬板滞的结合。如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既有“昏旦变气候, 山水含清晖”的佳句,末了又冒出“虑淡物自轻 ,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的干瘪说教。在谢灵运的审美活动中 ,山水自然景物给予他的,主要是哲理的思、玄理的证据, 而非审美的愉悦、情感的兴会。“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在陶渊明的诗作里,自然景观不再是玄理思辨的媒介,而成为一种自觉的审美对象同诗人的主体情感高度和谐融洽。如“日人群动息, 归鸟趋林鸣。傲啸东轩下 ,聊复得此生。”( 《饮酒》其七) “试酌百情远 ,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战! 任真无所先。”( 《连雨独酌》) 在这些诗中 ,我们很难指出哪句是理语 ,哪句是景语或情语。如朱光潜所说, “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 ,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 ,情趣更丰富; 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 ,”自然景物是作为“作者的整个的人格”而出现在作品中的。总之，陶渊明、谢灵运的田园山水诗，共同勾画了两个时期。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其平淡自然的风格。将自然艺术推向了极至。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则掀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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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及其山水诗2004-12-24 13:39:34 目送归鸿@-0qPk /article/ 复制评论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在谢灵运之前,山水草木一直是诗歌的一种点缀,山水只作为背景出现。谢灵运开始以山水为主要描写对象,用精致工整的语言刻画山水的秀美,创造出真正的山水诗,成为我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的山水诗,形式绮丽,声色并妙,在题材、内容、诗歌语言以及表现手法上别开生面,开拓了诗歌的新境界,对古典诗歌的发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谢灵运一生著作极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宋临川内史《谢灵运集》十九卷”,但大多在宋代就散失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李献吉、黄勉之、沈道初等人先后将散见于《文选》、《乐府诗集》、《宋书》以及其它各类书中的谢灵运诗文辑出,编排成书,由焦竑刊刻行世。我们现在见到的收录谢诗较为完备的《谢康乐诗注》,就是黄节根据焦本《谢康乐集》中的诗歌部分加以重编注释的。从《谢康乐诗注》所辑录的七十多首谢诗来看,谢灵运的创作并没有局限于山水诗的范畴,还有乐府诗从及为数不多的田园诗和《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等等,但为谢灵运所擅长并取得极高艺术成就的还是山水诗。一、身世遭遇与山水诗创作谢灵运是“淝水之战”名将谢玄的孙子,他生长在世族豪门、显贵大地主的家庭里,十八岁就承袭了“康乐公”的爵位。但魏晋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尔虞我诈,彼此倾轧,斗争激烈。当时,以刘裕为代表的刘宋王朝统治者坚决地推行抑制门阀大族、提拨庶族地主作为辅佐、加强集权统治的政策,对王、谢等大贵族集团施以压力,企图摧毁他们顽强的势力。谢灵运便在刘裕这种削弱士族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政策下被降爵为候。处身于这样的形势中,谢灵运为了维护自己贵族集团的地位和利益,经常与统治者处于一种复杂而剧烈的斗争中。他一直对刘宋集团采取不合作和反抗的态度。刘义隆即位后,深知谢灵运倔强不驯,更有意严加裁制。谢灵运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只求隐退。永初三年(422),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任职仅一年便托病回故乡始宁隐居。元嘉三年(426),谢灵运被召至京为秘书监,常常称病不朝,结果仍是请假回籍。这是刘宋王朝不能容忍的。刘义隆认为谢灵运脱离控制,很不放心,就唆使地方官告他造反,迫使谢灵运到京表白,乘机要他做临川内史,事事加以掣肘。谢灵运自然是不愿受这种约束的,刘义隆于是派人带兵逮捕他。这样,谢灵运不得不兴兵反抗,结果是兵败被杀。一代大诗人就这样在刘宋王朝与世族的斗争中了却了一生。朝廷失宠,宫廷之争失败后,谢灵运身在朝廷,心却在山水之中。他一方面隐逸泉林、纵情山水,在山水林野中去探寻、追求独立于黑暗现实之外的人生理想,一方面又还苦恋着昔日的荣华,对过去的特权难以忘怀。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谢灵运常常开山伐木,登山观水。因为只有这样,只有远行郊野荒林之中,才能忘却世道的艰难痛苦;只有在无限纯净的山水中,才能寻找到精神的自由与解脱。因此,谢灵运追求老子的无为、庄子的逍遥。但由于他没有最终跳出功名利禄的怪圈,短暂的惬意之后,他又感到迷茫,故而屡屡向山水诉说自己的失意与孤寂,倾吐自己的不幸与愤懑:“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运往无淹物,年逝觉易催。”(《岁暮》)“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趋正绝,孤屿嵋中川。”(《登江中孤屿》)“隐逸”和“仕途”这两种思想经常在谢灵运的心灵深处搏斗;逃避现实而又不能逃避现实的矛盾纠缠着他。遭受统治者的猜忌、排斥和打击,他被放逐到穷乡僻壤,只好遨游山水,怡情风月,但又不能真的忘情于权势;陷入庄园和林泉之中,却又不甘寂寞;逃避到自然美景和老庄哲理之中,但始终无法摆脱心中的烦恼,无法避免政治上的迫害,做个与世无争的真正隐士。他把这种对现实的苦闷、个人的苦闷和忧伤都写进诗文中,因此,在谢灵运的作品中,存在着主客观之间的深刻矛盾:黑暗残酷的现实生活与诗人主观愿望的强烈冲突以及自然美与人间离乱、悲苦的鲜明对照。正如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中说:“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谢灵运的山水诗是自己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内心积闷的发泄,是刘宋朝时期那个特殊政治形势中种种矛盾和斗争和反映。二、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风格《宋书·谢灵运传》说:“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灵运素所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期,民间所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然。”“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谢灵运一面欣赏山水美景,一面吟咏成诗。他对蕴存于山水云林中的自然美观察十分细致,一草一木经过他的艺术渲染就形成了优美的意境;他常常把自己对自然的一往情深和被山水神秀触发的哲思,都溶化在景物描写之中,从而使其山水诗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富有鲜明个性。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密林含余清,远山隐半规”(《游南亭》)、“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石门新营所住》)……这些诗句所营造的意境,或幽秀清空,或高华豪岩,全都是情景交融的结果。因此,谢灵运的艺术风格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鲍照称谢灵运的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汤惠休也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钟嵘《诗品》)。谢灵运在不少的篇中,主动地刻画了自然界的优美景色,给人以清新之感。如《初去郡》中:“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等句,把诗人在秋高气爽的夜晚,涉水登山,挹飞泉,搴落英的情景写得有声有色。又如:“援萝聆青崖,春心自相属”(《过白岸亭》)写春;“晚霞枫叶丹,夕熏岚气阴”(《晚出西射堂》)写秋;“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写冬等等,诗人从不同角度揭示大自然的美,形象鲜明突出,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登江中孤屿》中“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两句,写诗人乘船在江中游览,所见的天明朗、湛蓝,几朵白云飘在天上,阳光明媚;所见之水,清澈透底,水中倒映着云和日,天朗水清。诗人在描写景物时,并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但细细品味,这江水一色的美景却是令人陶醉和神往。谢灵运山水诗明丽清新的艺术风格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自然的诗风却是通过精雕细刻得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说谢诗“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 谢诗的艺术风格也此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缺点:雕琢过多、形容过多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繁冗堆砌、语言晦涩。三、谢灵运山水诗的表现手法东晋以前的诗,没有把山水作为主要的题材,因而写景技巧极不发达。到了谢灵运手里,才自觉地革新和提高了诗的写作技巧。谢灵运以山水入诗,特别注意声色的描绘,追求图画音乐式的美。沈德潜说:“至于宋,体制渐变,声色大开”(《古诗源·例言》),这种“声色大开”的诗风,正是谢灵运刻意追求的结果。如“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铜陵映碧涧,石磴泻红泉”(《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等诗句,注重色彩的描绘,笔触鲜明,逼真地再现了美妙的山光水色,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是诗里图画;又如“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石门岩上宿》)一联,又完全诉诸听觉,巧妙地再现了大自然中的天簌,是诗里的音乐。谢灵运在创作中非常重视对形式格局的精心推敲,他惯用“叙事----写景----说理”的结构,写出了一些写景抒情浑然一体的优秀诗篇,很得人们的赞赏,《登江中孤屿》一诗便是如此。全诗开头两联叙事,说明出游的打算;中间两联描写江中孤屿的景色;末尾三联发表人生感想并说明延年益寿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首诗结构绵密,前后呼应,层次井然,开合有致,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这些也正是谢灵运运用三段式结构成功诗篇的共同特色。但在谢灵运许多山水诗中,都存在着这样的结构,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造成了谢诗整体风格的单一,显得呆板、枯燥、缺乏变化,令人不喜多读。并且,三段式的末尾往往是“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这一类的消极出世思想,使山水诗拖上了一条玄言的尾巴。因此,他的诗普遍存在有句无篇的特点,名句迭出,而象《登池上楼》、《石譬精舍还湖中作》、《石门岩上宿》、《岁暮》这类情、景、理结合得较好的通篇风格浑融完整的诗作却不多。四、谢灵运山水诗与玄言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庄老”和“山水”都是晋宋时期诗歌主要的思想内容。“庄老”是魏晋以来流行的一种思想,“山水”是刘宋时新生的一种欣欣向荣的力量。在山水诗的发展过程中,作为“老庄”思想的发展的玄学思想被逐步地排斥到诗外。但“庄老告退”并不意味着诗里的“庄老”成分已经完全被肃清、刘宋初期的诗歌里已丝毫没有玄学思想的存在,而是说“庄老”已经开始退出诗坛。山水诗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诗人们思想斗争的过程,是“山水”战胜“庄老”而在诗里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由此可见,在山水诗兴起的初期,玄言诗并没有中断,而是以玄理的形式残存在诗中。谢灵运诗歌的思想内容正是如此。在他的诗里,“山水”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诗歌风格明丽清新,形象鲜明,名句迭出,但也还保留着一小部分玄言的糟粕。“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游赤石进帆海》)、“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富春渚》)这一类专讲玄理的句子,在谢灵运的诗里随处可见;还有一些不是以完整句子表达的玄意,也渗透在他众多的诗篇里,浮现在字里行间。在谢灵运和山水诗中,也有玄言洗净之作。如《夜发石关亭》:随山逾千里,浮溪将十夕。鸟归息舟楫,星阑命行役。亭亭晓月映,泠泠朝露滴。全诗仅六句,却溶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既叙述了长途行役的经历,旅途的艰辛,描绘了凌晨旷野残月高悬、清露莹莹的独特景色,又写出了自己孤寂凄清的心境与几许羁旅愁怀。但这样的篇目在谢灵运的诗中却为数不多。因为他的山水诗虽表现了自己对美不胜收的山水自然景物的由衷喜爱和忘情流连,但他对自然的感受受着时代的规定与限制:晋宋时期,山水往往不是或不完全是作为审美的对象,而是用来表现“道”的载体。人们欣赏山水泉林,不是同它们作情感的交流,把他们化为情思的载体,而是以哲学家的观念审视大自然,把宏观它们作为理念的外化。谢灵运的山水诗虽然在这一点上的所突破,但他在游观山水自然时表现出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仍然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他的山水诗中出现玄言的成份也就顺理成章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中虽有一些玄言成份,但决不是玄言诗。玄言诗的特点在于巧陈要妙,象寓语式的谈玄论道,所以是“淡乎寡味”;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则是通过诗里的山水,将虚寂的理融入生意盎然的景中,用诉诸人们感官的景物去启示人们的悟道,表现出“超以象化”的理,具有一种玄趣。因此,谢诗中山水与玄言的杂揉主要是受诗人自身思想感情的影响。作为士族代表人物的谢灵运受时代的限制本身就具有玄学思想,因而谢诗中的玄理也是谢灵运思想感情的一部分,而不纯粹是受玄言诗风的影响。谢灵运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自然山水的审美价值,力图使玄言与山水沟通起来,以山水的形象阐发玄理,寓玄理于景物之中。这种山水背后的老庄玄思,越往后发展就越被一种更为真挚的情感或心境所替代,在唐宋以后便形成了一种情景相生、相融的统一体。谢灵运对大自然审美价值的发现,使山川绚丽的风光为人们所瞩目,自然山水在题材上开始被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山水诗自此蓬勃兴起了。所以说,谢灵运是扭转玄言诗开创山水诗的第一人。自他之后,有南朝齐的谢朓、何逊,唐朝的孟浩然、王维等许多山水诗人的出现,他们以优美的山水诗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内容,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发展。刘宋时代的诗坛上,山水诗盛极一时。谢灵运的山水诗为他引来了赞誉与推崇,开一代风尚,影响所及,竞相模仿学习。“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偏,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宋书·谢灵运列传》)对于后世来说,谢灵运也是一代宗师,特别是唐宋的一些著名文人极度推重谢灵运及其创作成就。李白在他的作品中一再提到谢灵运,对谢灵运游览山水、创作山水诗篇表达了热烈的向往与倾倒:“谢公入彭蠡,因此游松门”(《过彭蠡湖》)、“且从康乐寻山水,何必东游入会稽”(《与谢良辅游泾川陵岩寺》)、“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称赞谢灵运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陆游也说:“陶谢文章造化奇,篇成能使鬼神愁”(《读陶诗》)……除李白、杜甫、陆游外,从南朝齐梁时的谢朓、何逊、阴铿、庚信,到唐代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著名诗人的创作里,我们也都可以寻觅到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来。综上所析,我们认为,时代、阶级的局限,现实生活和斗争,以及诗人自己思想和性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决定了谢灵运创作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谢灵运的山水诗绝不象某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政治失意时的游山玩水,只是在声色犬马之外寻求感官上的满足,并借此掩饰自己对权位的热衷……很难见出内心的思想感情。”(游国恩《中国文学史》)。总的说来,谢灵运的山水诗是妍媸并存,但瑕不掩瑜,成就是主要的。五、作品讲析《登池上楼》谢灵运官场失意后,纵情于山水,寄志于林泉,但他并未因山水的秀丽而忘却自己内心的孤独和苦闷。此诗便是诗人内心寂寞悲伤的集中休现,是一首官场失意郁郁不得志的即景抒情诗。“池上楼”,在永嘉郡(今浙江温州)。谢灵运永初三年(422)出任永嘉太守,在位一年,称病去职,此诗当作于第二年,即景平元年(423)初春。诗中写作者官场失意的满腹牢骚以及久病后见到满目春色的新鲜感受,最后表达了隐居的愿望。潜虬媚幽姿,飞鸣响远音:诗开篇便突如其来地描绘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理想蓝图:深深潜藏在水中的虬龙无拘无束地四处漫游,自我欣赏着优美的身姿;高飞的鸿雁直冲云霄,远远传来它兴奋愉快地鸣叫的声音。“媚幽姿”,以深潜的姿态自媚,形容虬龙潜游时逗弄姿态,自我欣赏。“响远音”,发出嘹亮悠远的鸣叫声。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是一种何等自由的生活情景啊,这其中饱含着待人无限的向往与渴求。虽然,诗人用的是相当于兴的手法,以潜虬和飞鸿引入抒情性的叙述,但这与传统的因物起兴又略有不同。传统的做法,因以起兴的物,与诗中表现的内容或主旨,往往关系不明显,如“关关雎鸠”、“孔雀东南飞”等,很难说起兴之句与后文所表现的内容有什么必然联系。本诗则不同,虬和鸿都带有象征和对比的意义。虬的潜藏、鸿的高飞,象征着退隐与建功立业。如此看来,诗人在这里是提出了一个处世准则:“飞鸿”喻出世、做官,“响远音”指大干一番事业;“潜虬”喻隐居,“媚幽姿”指坚持德操、孤高自赏。虬龙潜藏时自赏幽姿,孤鸿高飞时声彻四方,无论进或退,都是那样自适,那样得所。这正与谢灵运当时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诗人在现实中无法遵守这一准则。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薄”,迫近。“云浮”指高飞的鸿鸟。“薄霄”句是说:我要象鸿雁那样飞近云霄,又自愧不如。指自己不能飞黄腾达。“栖川”句说:我若象潜虬那样栖于水底,又自惭于不能。喻自己也做不到真正的退隐潜居。“渊沉”指潜沉深渊的虬龙。“沈”同“沉”。以上四句说:潜虬栖息深渊,飞鸿上于云霄,一高一下,都能各得其所;自己进有“薄霄”之志,退有“栖川”之想,但都不得实现,故对潜虬、飞鸿有愧色。他既不象高飞云间的鸿雁那样,远远抛弃灾祸与痛苦;也不能象潜藏水中的虬龙,能够自由漫游,忘却忧患和烦恼,因而只能留下万分的愧疚和不尽的遗憾,理想与现实相矛盾所引起的苦痛也就深深地埋藏在了诗人的内心之中。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进一步点明上两句的句意。“进德”与前句“薄霄”意同,仕进立德,指仕途上的进取;“退耕”,退隐耕作,与前句“栖川”意同。意思是:要在仕途上做一番事业,愧于才智笨拙;要退隐躬耕,又非力所能任。这是进一步说明了有愧于虬鸿的原因。这两句诗,把诗人内心的矛盾痛苦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而使一种“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走投无路、无可奈何的感情跃然纸上。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徇”,追求。“禄”,禄位官爵。反,同“返”,“穷”,尽头。“穷海”,海的尽头,指永嘉。“疴”,病。卧疴,卧病。“空林”,秋冬林木,因树叶落尽,故称空林。诗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得供职于边远的海滨,到永嘉来做官。而无边无垠的苦恼和忧愁又不断追随和煎熬着他,于是他便抵挡不住隆冬的严寒,终于病倒了。他卧病在床,目睹着冬季干枯的树枝凄凉地颤抖在萧瑟的原野里,不由得悲凉异常。按:本诗中,诗人虽然将“飞鸿”、“薄霄”、“进德”、与“潜虬”、“栖川”、“退耕”对举,表面上看来,似乎两者并重,实则不然。“进德智所拙”并非由衷之言。谢灵运自恃其才,曾自比为春秋战国时的名将却克和李牧,只惜身不逢时,有才无处可施;又自比为和氏壁、魏王瓠,宝器无人识,大而无用。因此,“潜虬”、“栖川”不过只是“飞鸿”、“薄霄”的陪衬而已。他所自伤自愧的,是不能象高飞的大雁传扬鸣声,而不是潜藏的虬龙自赏风姿。前者需要时代和政治背景,不是自己主观努力就能实现的,而后者只要自己下决心便可办到。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一年便挂冠而去,回到祖上传留下来的始宁墅去了。象谢灵运这样拥有大量土地的庄园主,实际上并不用担心什么“退耕不力不任”的,在他那座有山有水的庄园里物资生活他什么也不缺(从其《山居赋》可知)。当然,要下归隐的决心,对谢灵运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这首诗,写出了诗人进与退、仕与隐的矛盾,写出了诗人郁郁的心情。追求“飞鸿”、“薄霄”而不可得,归隐决心又下不了,却被发落到穷僻海隅的永嘉郡来,十分痛苦。“徇禄反穷海”说明他当时到永嘉这僻远的海隅出任太守的复杂心境。“卧疴”句则叙述他一冬都在病榻上渡过,从而转入下文的临窗远眺的描写。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衾枕”卧病在床。“昧”,暗。“昧节候”,不知道季节的变化,分不清季节。“褰开”,揭开帷幔,打开窗户。“暂窥临”,暂且登楼眺望外景。这二句说,卧病床上,感觉不到季节气候的变化,揭开帷帘暂且登楼临视。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倾耳”,侧耳倾听。“聆”,听。“波澜”指水声。“岖嵚”,山高峻的样子,指山色。前句写所闻、后句写所见,都是远景。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初景”,初春的日光。“革”改变、消除。“绪风”,秋冬的余风,冬季残留下来的寒风。“新阳”,新春。“故阴”,残冬。这两句描写冬去春来的季节变换,是说冬去春回。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一联历来为诗论家们交口称赞。“变鸣禽”,树上叫的鸟儿变换了种类。池塘边已无声无息地钻出了满地的绿色小草,园内随风摇曳的柳枝上,有各种鸟儿在欢快宛转的啼叫。这联诗,初看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惊人之笔,可是读起来却感觉很美。楼外池塘边春草繁生,小园垂柳丛中禽鸟鸣声已变换,诗人在病榻上突然感到,原来外面已是一派春意了,这初春的风光是多么美好。宋人吴可在《学诗诗》中称此二句“惊天动地”,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据说谢灵运本人曾说:“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见钟嵘《诗品》引谢氏家录),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当然要大打折扣,但从中可以看出,谢灵运本人对这联诗也是很得意的。钟嵘《诗品》中说:“谢诗如芙蓉出水”或云“谢公诗如初发芙蓉”(《南史》)。所谓“芙蓉出水”、“初发芙蓉”,也就是清新自然的意思。这一联诗,佳妙之处也正在于它的不加雕饰,不用任何典故,自然而成。正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的:“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备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猝然,就是忽然间的意思。久病之后,猝然看到春天美好的景色,感到季节的变化,本来无所用心,而一经感触到新鲜的景物,便觉得格外清新。于是,诗人就不加雕饰地把这种视听感受传达给读者,以至后人读起来仍然有常新之感。“池塘”句上承“举目”所见,“园柳”句上承“倾耳”所闻,写的都是近景。在远景、近景中,诗人以“初景”、“新阳”两句隔开,使画面的变化略作停顿,又交代了冬去春来的时令更替。音响与画面,近景与远景,错综变化,写得有声有色。诗人病卧时,冬天已渐渐消退,春天已悄悄降临人间,他却一无所知。一天,他久病初起,拉开了长期关闭的帷帘,突然,一幅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色立即跳入诗人的眼帘。他惊愕了,内心充满了兴奋和喜悦。他贪婪地呼息着春天的气息,聚精会神地聆听远海的涛声,举目远眺着高峻的山势。一切都变了,初春的阳光清除了寒风的余威,春天真正地来到了,池塘草长,群鸟欢鸣。诗人这几句对初春景象的描绘,由于出自他久病初起的真切感受,因而清新自然、生动活泼、形象鲜明,长期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后两句更是千古绝唱。这一部分是全诗写得最精彩的地方。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豳歌”,《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春天的日子渐渐晚了,白蒿多得采不完。采蒿的女子心中悲伤,怕贵族子弟把她抢走。)“豳”,古国名。在今陕西内。这句说:“采蘩祁祁”这样的歌声叫我听了悲伤。“祁祁”,众多貌。“楚吟”,《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在外游历啊,他没有归来。春草已经长出了啊,多么的繁盛”)。这句说:“《楚辞》里‘春草生兮萋萋’的诗句,也使我联系到自己的身世,倍感伤怀。”《楚辞》中即是春草繁生之景触发了归思之情。诗人久病初起,目睹初春的勃勃生机,内心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喜悦,但很快又被哀怨所替代。因为他目睹春天景色,想起“采蘩祁祁”和“春草生兮萋萋”的诗句,不由倍感离家飘零、不得而归的凄苦和哀伤。春草鸣禽,不过是自然景物。诗人写外界的景物,毕竟不过是为抒发内心之情的手段。“祁祁”二句,就成为最末几句抒发内心感受的过渡。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索居”,独居。“离群”,离开朋友和众人。“易永久”,容易感到时间的长久。“难处心”,难以安心。这二句说离开朋友,独自闲居,容易觉得岁月长久,很难安心做到。这进一步突出、深化了诗人的内心的怆痛。孤居独处,日子过得如此之慢,如此之长,他又怎能忍受得了这孤独寂寞的漫长时光呢？写离群之感,加浓了怀人思归之情。然而诗人在痛苦寂寞之极,却不禁想到了遁世隐居的古人,于是便强作欢欣地写道。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持操”,坚持节操。“岂独古”,岂只是古人才能做到。“无闷”,没有烦闷。此是从《易经》“遁世无闷”中化出来,意思是只有贤人能做到隐遁避世而心无烦闷。“征”,验证、证明。这二句是说:离群独居尚能保持节操,不感烦闷,这样的事不仅古人能够做到,今人也能做到,在我身上便可得到验证。谢灵运早在在其《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一诗中就曾说过:“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晤”。可见他原本就是把任永嘉太守看成是遁世归隐之举,因而这里便很自然地说出了“无闷征在今”的话,从而验证自己那“遁世无闷”的设想已经实现了。虽然“飞鸿”、“薄霄”是谢灵运的宏大理想,但诗人毕竟也表现出了隐居避世的愿望。并且,这首诗写后不久,诗人也真的退隐始宁墅。那么,谢灵运的这种思想又该如何解释呢？和谢灵运时代相近的陶渊明在诗文中反复歌颂田园生活的闲适,感情自然朴实,所以我们说陶渊明的作品的确表达了他不与官场同流合污的思想。而谢灵运的归隐避世是官场失意的产物。谢灵运的族曾祖谢安,也曾隐居会稽,后被朝廷征召,官至司徒,以至有“东山再起”的佳话。谢灵运的归隐的打算,又何尝没有一点“东山再起”的愿望？所以,本诗写所的“潜虬”、“栖川”,希望归隐、自赏风姿以免除烦恼,一方面是官场失意的写照,另一方面又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是“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有点言不由衷了。思想内容:本诗写诗人由“徇禄”出任永嘉太守,到病起临窗远眺,耳闻目睹江南早春景色,有感于此,引起了归思。见景生情,层层逼进,从而完成了全诗的意旨。谢灵运的出任永嘉太守实际上是刘宋政权抑制打击世家大族政治影响和势力的表现。对本诗中所流露出的那种低沉情绪,那种进退维谷的忧郁,那种无可奈何的归思等,如果放在晋宋易代这种政治背景下来考察,就比较好理解了。艺术成就:1.本诗的成功,最主要的是写景自然清丽,并借景抒情来表达诗人的怀归之心。“倾耳聆波澜”六句,写群山高耸,江涛阵阵,阳光和熙,春风吹拂,春草繁盛,群鸟欢鸣,色彩和谐,声音清脆,一切都欣欣向荣,充满生机,清新而自然,我们仿佛可以从中感爱到春天新鲜的气息。这些诗句,起了承转的作用。诗人失意来到永嘉,之后又久病不起,偶然窥临,见此春景,便触动归隐避世的情思。2.多用偶句,篇章比较完整也是本诗的一个特色。全诗二十二句,形式上都是用整齐的俳偶句。使用偶句,可以起对比、衬托的作用,如首四句的“飞鸿”、“薄霄”与“潜虬”、“栖川”,第五、六句的“进德”与“退耕”,形象较鲜明地写出诗人进退维谷的复杂心情。章法方面,全诗

研究谢灵运诗歌的书籍以及论文

关于灵商研究综述的论文

论文前言的写法如下：

1、写作毕业论文一定要有研究综述，也叫综述报告。研究综述是梳理本论文研究对象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并且对这些研究作出评价。确定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自己将要做的探讨。

2、前言除了写作研究综述外，还要陈述自己的研究观点，自己在本论文中将要讨论什么问题，提出的观点是什么。对涉及论文观点的关键词作出界定，自己是在什么范围讨论这个问题，怎样使用这个观点。这样做，可以使自己的观点明确，重点突出，别人看得明白。也避免了对讨论范围和关键词的歧义。

研究内容的总体描述

1、学位论文的分析方法，一般遵循两种程序，一是逻辑分析性程序：“分析—综合”，二是系统综合性程序：“综合——分析——综合”。我认为最好采用系统综合性程序，具有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作用。综合性程序的前一个“综合”是前言中，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综合体，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总体描述。

2、“分析”就是在综合的基础上，把各个部分按照章节进行分观点的探讨，每一次分析的结果都反馈到上一层次的综合上。后一个“综合”就是在论文的结语部分，总结全文的研究，概括自己的论文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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