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对于考古学的研究意义论文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考古学相关知识：由于大家对考古学比较陌生，我们在此先了解一下考古学的相关知识，以便在下文论述其意义。定义：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考古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实物。也就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或各种资料。因此考古学研究对象是属于一定时间以前的古代，比如中国考古学主要是研究明朝灭亡（1644年）以前的内容。研究方法：首先，运用地质学的方法经过科学的发掘系统完整的收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实物资料然后运用类型学原理提取实物资料所包含的各种信息，并与文献相印证。研究目的：复原人类历史，阐释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考古学的意义：经过大量查阅发现关于考古学意义的论述要么只言片语要么含糊其词。就我个人理解，考古学的意义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一〉宏观意义：所谓宏观意义，即大的方面对国家对社会的意义。考古学不像科学技术那样能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我们必须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环紧扣一环，今天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不了解古代不知道我们民族的过去，那么对今天的建设和发展则是盲目的；而且考古学的深入研究还为我们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从千万年历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社会发展规律必定对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无可比拟的指导意义和作用。此外考古学能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从而帮助我们树立民族自豪感，并且坚定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并重新引导世界文明潮流的信心和决心。〈二〉微观意义：也就是对我们社会细胞即个人的意义。一般认为，考古学是专业部门或考古学家所进行的专业研究。它与我们普通人毫无瓜葛，我们不研究古代，甚至无需知晓古代的任何情况，我们照样能在现实世界如鱼得水幸福生活。实际上这种观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大错特错。就考古学的微观意义，我总结为一个词：归属感。由于才思愚钝，词不达意，我不得不借助两个例子来说明考古学对我们个人的重大意义。例一，我们走路，脚步覆盖之地，宽不足尺；汽车驶过，车辙宽及米余。由此说来，我们的人行道，车行道两米足矣。但实际上两米小路在现实中已很少见，而且现代化的公路越建越宽，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我想这是为了满足我们心理上的安全感。例二，同理，我们的生命最多百年有余，人生苦短，按理说我们只需关注现世生活的内容，无须顾及身前生后的历史或未来，但实际上我们是不停的展望未来或回顾历史的。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是需要不同层次的归属感的。首先，我们需要最基本的亲情归属感。我们需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我们的父辈、祖辈、甚至先祖，而且还要关注我们的子、孙、子子孙孙，因为这是我们个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难怪电视上经常出现寻父或寻母历经艰难求之而后快的动人场面。其次，我们需要社会归属感，即在社会上的工作、地位，这让我们对自身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这种归属感帮助我们建立生命收支的平衡，并取得更大的成就。再次，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时空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看似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实则举足轻重、不可或缺。我们对生前身后的社会了解越多，我们这种归属感就越强烈。如果我们对历史一无所知，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归属感空白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无疑会导致个人的心理紊乱，除非这个人是个傻瓜。而考古学中专业人员的直接研究及我们个人的直接关注或间接了解帮助我们丰富了历史知识，最重要的是为我们自身提供了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更深层次的归属感，帮助我们建立稳定的心理状态，从而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

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古史辨运动”。

为寻找与传统史学论战的证据，疑古派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

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他们甚至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

虽然当时它只为“证经补史”，只是服务于文献史学的一门工具，但毕竟是文献史学的研究危机诱发了它的产生和发展，从此中国考古学逐渐地走向成熟，与文献史学同为历史研究的左右翼。

由于特殊的学术背景和大量历史记录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编史的倾向。

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9]，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复原和重建中国古史。

“从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

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还有各种大量考古实物，它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

正是考古学一下子把历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

通过考古学家们对实物资料的解释，全国各地基本上建立起较为概略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史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

史前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除了传说材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史前史的重建完全依赖于史前考古学。

考古发现已经使古史传说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重建史前史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史前史并不等于史前考古学。

“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

史前史的重建不仅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

苏秉琦不仅为重建中国史前史提出了内容和时空框架，还从宏观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史前文化特征。

张光直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概念，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机制。

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学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

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早的发掘，出土甲骨文印证了文献所载商史是信史。

考古学者也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学研究，确立了殷墟文化的时空框架。

所以，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

殷墟以前的夏文化、早商文化，文献虽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确认其为信史，考古学界对此多有努力。

1959年，徐旭生依文献发现二里头遗址，此后学者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研究，并将“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邹衡以郑州出土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研究了早商文化的分期。

它们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构成青铜时代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

就是刚刚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研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的基础~

关于考古学研究意义小型论文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古史辨运动”。为寻找与传统史学论战的证据，疑古派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甚至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虽然当时它只为“证经补史”，只是服务于文献史学的一门工具，但毕竟是文献史学的研究危机诱发了它的产生和发展，从此中国考古学逐渐地走向成熟，与文献史学同为历史研究的左右翼。由于特殊的学术背景和大量历史记录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编史的倾向。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9]，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第一、复原和重建中国古史。“从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还有各种大量考古实物，它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正是考古学一下子把历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通过考古学家们对实物资料的解释，全国各地基本上建立起较为概略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史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史前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除了传说材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史前史的重建完全依赖于史前考古学。考古发现已经使古史传说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重建史前史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史前史并不等于史前考古学。“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史前史的重建不仅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苏秉琦不仅为重建中国史前史提出了内容和时空框架，还从宏观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史前文化特征。张光直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概念，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机制。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学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早的发掘，出土甲骨文印证了文献所载商史是信史。考古学者也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学研究，确立了殷墟文化的时空框架。所以，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殷墟以前的夏文化、早商文化，文献虽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确认其为信史，考古学界对此多有努力。1959年，徐旭生依文献发现二里头遗址，此后学者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研究，并将“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邹衡以郑州出土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研究了早商文化的分期。它们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构成青铜时代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就是刚刚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研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的基础~

考古的意义，并不只是为了获得惊世文物，而是要理清这些遗址和文物背后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脉络。这是对中华文化最大程度的解读、还原和传承。因此，考古学最大的意义，是重塑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考古是在寻找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些已经丢失的记忆，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有了考古才使得一个国家的历史更丰富多彩。

考古是文明文化的探索者，考古专家可以马王堆帛书，海昏侯墓的竹简，以及甲骨文这些东西中解读出来一些重要的资料与史书参照能修正史书的一些错误，也能对当时的人文，天文地理，口碑，宗教信仰以及传说，迷信等一些进行研究。

考古工地的种类很多，有墓葬、房址、灰坑、各种手工业作坊以及车马坑、祭祀坑之类。前期有的需要打洛阳铲钻探，有的需要用电子仪器进行勘探。除了挖掘工作以外，还会用到全站仪测量、墓葬绘图、器物绘图、陶片的清洗拼对、浮选等各种工作。

考古工地常常坐落在远离县城的村子里，考古队员有时住在村民家里，有时安置在多年没有人住过的老宅或弃用的校舍。从最初的新鲜到中期的疲惫，再到后期的不舍，他们不断地画图、清理地层、刮边、拼陶片、透图、分型分式……在发掘的过程中一边实践一边考证。

人类的史料典籍尽管浩如烟海，但却无法全然地反映出历史的绵长与博大，对历史极为有限的记载，也远远不足以为今天的人们展示历史的全貌。

历史文献记载缺失的内容，因为无数的考古资料与科学研究变得丰满起来，那些通过出土遗迹和文物而还原的、因岁月流逝而风化腐蚀掉的细节，向我们讲述的是那历史长河里的中国故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考古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考古

考古历史研究学术论文范文

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 考古学,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我们的学术传统，考古学与历史学更是不可分离的兄弟，它们的目标大致相同，都以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所以夏鼐先生将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比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传统历史学主要是从古代文献中发掘研究资料，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学也越来越关照考古学，历史学一些关键的研究领域离开了考古学就会一筹莫展。就历史考古学而言，考古学与历史学更是难分彼此。在学理上，主要是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同；在学科建制上，二者彼此独立，界限很清楚，不存在谁属于谁的问题；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研究者往往要综合运用二者的资料，有时甚至难以分割（例如古文字学）。研究对象：历史学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献，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和未被文字记录的历史，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短板。考古学研究的是实物，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有形的、能观测到的东西，包括遗迹、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就是绝大多数遗存本身没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说话，只能被人代言；而且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产生有形的遗存，历史上的语言、哲学概念和信仰体系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直接证据就消失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差异极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领域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状态，很少有人能兼通两者。考古学获取资料的基本途径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方法是地层学、类型学、埋藏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还有五花八门的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统称为科技考古。历史学不太容易概括出特别的方法，是所谓“史无定法”，但是最基本还是用来处理文献的，如音韵、训诂、版本、辨伪、考据，稍为特别的比如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法等等，当然也有异数，比如强调田野工作的历史人类学、口传史学等等，在这里“史料”的概念就不局限于书写的文字，在理论和历史哲学方面则较考古学发达，流派也多。

考古学特刊第二号高昌专集_电子书.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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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考古学的意义论文格式

考古的意义和价值如下：

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起着重要的的作用。考古学也发展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考古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透明，有利于了解历史的每一个脚印和文化，对现实和社会以后的发展都会有很好的启迪意义。

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人类的史料典籍尽管浩如烟海，但却无法全然地反映出历史的绵长与博大，对历史极为有限的记载，也远远不足以为今天的人们展示历史的全貌。

发掘历史文物..历史人物..

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论文研究报告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无疑成为中国历史的标志点，因为，是改革开放，是解放思想，实现了中国当代发展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命运由此改变，社会转型也由此开始。 2008，我们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于一九七八年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一个个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制造和开发。一个个大型工程得到竣工。一个个超大型企业正在迅速成长。中国长得高了，长得壮了. 改革开放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 西方有的人认为，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似乎是实用主义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党是一个重视理论思维，善于对实践做出科学总结的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个一次完成的过程，而是要反复实践、反复探索、不断总结，寻找规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就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做出科学总结的产物。既是对已有科学理论的充分继承，也包含着对中国发展最新实践的科学总结，既有对未来发展各种可能性的充分预见，还包含了对人类，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吸收和借鉴。在这30年内，中国人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香港自秦起明确成为中原领土，直至19世纪中叶清朝对外战败，领域分批被割让及租借予英国成为殖民地，香港从而开通港口发展。1980年，中英两国落实香港前途问题，于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位远离母亲怀抱的游子终于感受到了母亲怀抱的温暖。 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00，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终于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中揭晓。萨马兰奇雄浑的宣告声中只有一个名字：BEIJING! 中国北京凭借其过人的优势，完美的陈述报告，在五个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夺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想终成现实。这次发射是人类探索太空历史上的一次重要成就。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或现实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地说，改革开放，我们“改”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观地考察我们的现实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在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后，通过改革开放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以上五个方面的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这样一些重大的变化，给我们的社会和社会成员带来什么呢？首先是经济的快速发展。198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是7100亿元（见十二大报告），到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万亿元，即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也增长了几十倍之多。我国的经济发展之快，被国际舆论视为奇迹。人民生活普遍改善。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时候，我国大约九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竟有亿之多。现在，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还留下一个不小的尾巴），广大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明显改善。这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事实，不必一一列举。综合国力大幅度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增强了。人的精神面貌深刻变化。人民受教育程度提高了，青壮年文盲已基本扫除，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过去年代存在的那种个人迷信、思想僵化状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人们敢于独立思考，参与意识大大增强。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以上这些，就是现实存在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年，邓小平曾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回过头来看，确实是这样。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实践和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其意义决不亚于民主革命时期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巨大进步。特别要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是正确的，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采纳哦

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入手

写作思路：根据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的阐述，把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介绍一下，语言要通顺，中心要明确等等。

正文：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在城市，国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得到了明显改善。

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南方谈话发布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2013年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日子里，中国成为富强的国家，发展更迅猛，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在改革的浪潮中，无数行业如破土春笋，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两位中国发展的代表。

华为手机——中国手机品牌的骄傲。

它比美国的著名手机品牌苹果手机还要出名，它是中国人的骄傲。以前的手机芯片都只能靠进口，外国高价卖给我们半成品芯片，国内制造手机成本高，利润低，功能却不及国外手机品牌。华为——改变了国人对中国手机的认识。经过华为科研人员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攻破了层层技术难关，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为中国手机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高铁——世界一流，是世界上时间最短，速度最快的。四十年前，坐火车从长沙到北京要一天一夜，现在坐高铁仅需要六小时左右。真是太方便了。有一个外国记者，把一个硬币竖着放在高铁的茶几上，万万没想到，硬币居然一个多小时站着不倒，这说明了中国高铁又快又稳，而且时速更是高达300公里/每小时。远远超过了火车的速度。

啊！科技的发展真快呀！从单车变成了汽车，由汽车变成了火车，最后变成了高铁。科技的进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这一切都是科学家们的努力。也许，再过四十年，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经过学习努力，可以造出天空城市，飞车，飞船……

为了这一天，我们要认真学习，勤学苦练！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

改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在党领导下的改革，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每次重大改革的决策，都是中央通过决定做出的决策，说明党是主动的推进改革。第二，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国家那样一步到位的。

当我国的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时，我们必须顺应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党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情况，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方向，完善改革举措。

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和根本动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使党和国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