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3000字开头的作品

宋词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代表作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代表作品：《田家语》《食糟民》《边户》作用：承前启后，从“雅”到“俗” 特点：诗词繁荣以词为首嘛，辛弃疾的。楼主可以找百科看一下，特别全的。

范仲淹，宋代文学家。代表作品为散文《岳阳楼记》，诗词《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等等。　　柳永，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词人，对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代表作品有《雨霖铃》(“寒蝉凄切”)、《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等等。　　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号醉翁、六一居士。主张文章应该明道、致用，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作品有《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朋党论》、《秋声赋》等等。　　苏洵，北宋散文家，苏轼、苏辙之父，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作品《管仲论》、《辨奸论》、《心术》等等。　　曾巩，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作品有《寄欧阳舍人书》、《赠黎安二生序》等。　　王安石，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列宁语)，主张文章应诙“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著有《临川先生文集》。其中较著名的文章有《读孟尝君传》、《游褒掸山记》《答司马谏议书》，较著名的诗词有《桂枝香?金陵怀古》等。　　苏轼，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为苏洵之子，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文学才能相当全面，在诗、词、文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诗的代表作品有《西林寺壁》、《海棠》、《惠崇春江晓景二首》、《赠刘景文》、《望湖楼醉书》、《夜泛西湖、(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等等；词的代表作品有《念娇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等；赋的代表作品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散文的代表作品有《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等。- 　　苏辙，苏轼之弟，苏洵之子，唐宋八大家之一。较有名的散文作品有《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等等。　　黄庭坚，北宋诗人，号山谷道人，人称黄山谷。主要诗作有《秋怀二首》、《云涛石》、《题阳关图二首》等。　　周邦彦，北宋词人，著有《片玉词》。　　李清照，南宋女词人，号易安居土，人称李易安。李清照前期词多写悠闲生活，后期词多写身世之叹。代表作品有《点绛唇》(“蹴罢秋千”)、《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醉花阴》(”薄雾浓云憨永昼”)、《永遇乐》(“落日熔金”)、《声声慢》(“寻寻觅觅”)等。　　陆游，南宋大诗人，号放翁，人称陆放翁。陆游涛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反对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中国古代最多产的涛人之一，今存九干二百多首诗歌。代表作品有《金错刀行》、《关山月》、《感愤》、《书愤》、《登赏心亭》、《枕上偶成》、《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忆昔》、《沈园二首》、《示儿》等。　　辛弃疾，南宋大词人，字幼安，号稼轩。辛弃疾写词热情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和苏轼并称“苏辛”，是宋代词坛豪放派的重要代表。辛弃疾写词反对屈辱投降、渴望国家恢复统一，是伟大的爱国词人。代表作品有《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清平乐》(“绕床饥鼠”)、《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南乡子》(“何处望神州”)等。　　文天祥，南宋大臣，文学家，伟大的民族英雄。代表作品有《正气歌》、《过零仃洋》。其中《过零仃洋》里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后人所传诵。　　除了以上介绍以外，宋朝较重要的作家还有晏殊、晏几道、秦观、范成大、杨万里、陈亮等人。另外，岳飞的诗词《满江红》、《小重山》及朱熹的诗《(观书有感)、《春日》也较著名。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文学论文1000字开头的作品

学术界对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还存在不同看法。或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0王朝，并非盛世;另则认为宋朝虽非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盛世而又有所发展。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则认为是在宋朝。或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无大作为;另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其社会发展演变多多，如水之澜。宋朝社会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认识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首先，来看宋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n况及其高度。宋朝在疆域、国力、开放性等方面是比不上汉、唐的。但是，宋朝社会在唐朝社会的基础上有明显发展，处于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高于唐朝。概而言之:社会生产方面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有提高，小麦、棉花的种植面普遍推广，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大多比唐代进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坊制0的突破，集镇兴起，城市发展，产生了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0(比欧洲第一张纸币早六百多年)。一些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明显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出现了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和世界著名的石刻天文图、地理图。数学家贾宪的/增乘开方法0、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同类算法分别早八百年和五百年。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5洗冤录6。针炙有了很大发展。5经史证类备急本草6所收药物比5唐本草6新增四百七十六种。建筑学、地学等也都达到新的水平。精神文化方面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0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制度文化方面 /以唐为鉴0，较唐完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官员的铨选、管理和监察制度，防止武将、文臣、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和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等。可以看出，在汉、唐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跻于当时世界前茅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上超过了唐朝社会。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0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0其次，再看宋朝的社会变革。通观历史，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变革转折时期，社会各方面多有变化。比如:经济方面均田制彻底瓦解，租佃制普遍发展。租庸调制度废除，继/两税法0发展而完善为/二税0。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宋朝时期出现了纸币/交子0，又有/会子0、/关子0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一些方面或地区已具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方面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政治制度方面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宰相事权的分化和削弱。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地方行政区划沿唐/道0而设/路0，并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羁縻政策有所发展。农民起义方面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0主张;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0要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由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思想文化方面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等等，都是封建社会中划时代的变革和转折。

我眼中的宋朝的论文你说下吧我看下我帮你弄。

欧阳修：《醉翁亭记》、《菱溪石记》、《秋声赋》、《鸣蝉赋》、《偃虹堤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与尹师鲁书》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范仲淹：《岳阳楼记》苏轼：《小石潭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苏洵：《六国论》、《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曾巩：《王平甫文集序》、《尹公亭记》、《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

宋代文学论文3000字开头

我知道人口南移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额，貌似还有政局稳定和自然资源丰富等原因····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９８０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９９５年）和咸平中（９９８—１００３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全国有镇市近２０００个，而南方诸路就有１３００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１１０２—１１０６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１０１９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１６０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宋代文学论文3000字开头的诗

究性论文只写一首诗，有点不够吧？而且这样很容易就变成抄袭了，很难有一家之言，所以后者显然更上档次。这个要求相对高些，需要你先粗读大部分的唐诗宋词，然后求同存异，找出部分供研究的细细读，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独特见解。用心+创新=出彩

初识苏东坡还是从他那首《水调歌头》开始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像是在初中的课本里的，觉得这首词里有种很高远的境界，淡淡的愁里透出股人生的淡定。特别是那最后一句影响最深，记得当时还是好多流行歌曲里唱的。后来学了越来越多的他的诗，他的词，他的文，对他的生平也了解得越来越多，喜爱之情与日俱增。　　我初中时很喜欢小说，高中时才开始看看散文，那是受了史铁生《我与地坛》的影响，觉得散文竟能写得如此之好。还记得高二暑假借了本余秋雨的散文精选集，晚上一个人在灯下读。窗外夜色如水，虫声唧唧，窗内拥灯夜读，在乡村的环境中有种无比的惬意，现在想来都是种难得的人生享受。当读到《苏东坡突围》时都是热泪盈眶，为他的命运悲不平，为他的旷达所激动。记得当时最后那段话，我读了又读，现在想来言犹在耳：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这样评价他毫不为过，他以一种无人能及的大气环视周围的一切，在颠沛流离中不失人生的淡定。　　林语堂曾言：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从苏东坡的一生经历看他的成就，就会对他有更深的认识。他少时高中进士，可谓才华横溢，踏入仕途后曾书《思治论》，体现文韬武略。但因政见不合，他屡次主动请求外放。在密州（应该是后来又贬到此地时吧），他写下拉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我读到这首词时，有满怀的慷慨激昂。特别是最后那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让我深深感受到那种豪情与壮志。苏东坡的才气是无人能比的，而这也使他被人嫉，最终因“乌台私案”而贬官黄州，也正是在那里，他叹了口气，道出了：人生识字忧患始。但也是从那里起，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向老庄和佛禅寻求解脱，也是在那里，他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清楚地记得这是当时高二学的诗，当时放在一起的还有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和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以及别的一些词，但相比之下，气势与境界就相差很大了。他这一贬就永没起身，离了朝廷，一贬再贬，越贬越远，先是辗转于扬州、定州，最后被贬到了当时的荒蛮之地广西岭南，以至于海南岛。但的心境却越来越旷达，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他没有像许多文人那样，在抑郁中苦捱时日，而是随遇而安，很快能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并自得其乐。他一次与弟子由的对话中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哲学，也可以看出他的心境。即使在贬到岭南后，他还写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他自从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就回家过两次，一次失怙，一次丧母，一生中在各地辗转流离，但他却说出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心安处即吾乡。我想如果让我离家三年我会是什么感觉，会忍不住地思念亲人，怀念朋友。我是恋旧的人，那些老朋友在我心里总是最好的，到了一地我也会有好多的新朋友，但我没有那份“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满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豁达与清旷。我还是我，所以才会赞叹他一贬再贬后的淡定，壮志难酬后的豁达。　　其实使我感慨最深的作品还是他的那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微微的悲凉中充满了豁达与坦荡，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境界被无数人所向往，这和他另外一首诗意境很像：人生到处如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他把老庄的旷远和禅宗的淡定都渗透在了他的诗词文里。我有好几本日记的扉页都题有这首词，也是用来在忧愁烦闷是激励自己的吧，其实这是一种求之难得的境界，可望而不可即。一次见一qq好友的签名档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不禁又感慨一番。　　苏轼最终在宋徽宗大赦时得以北归，但长期流放的折磨和长途跋涉的艰辛使他一病不起，在归程中静静地走了。他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对人生的淡定让后人一直仰望。苏轼是一千年来历代人都热爱的大诗人，值得所有人敬爱。

现代文学论文3000字开头的作品

童年早已不甚遥远，但童年的琐事依旧不为岁月的尘土掩盖，心灵深处，依旧存在着那一份对童年的眷恋。印象中的鲁迅眉宇间透着一股超俗的刚毅，傲骨中散出“举世皆浊吾独清”的气度，阅罢《朝花夕拾》，方知走下“神坛”的鲁迅，就像你、我、他一样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曾是一个玩童。不错的，孩提时，谁能舍得跳出“玩”这个字眼呢？百草乐园贯穿了他的大半童年。也曾与那高大的皂荚树为伴，也曾幻想拔出人形的何首乌因此而弄坏了围墙，也曾摘了那紫色的桑葚攒成球。在夏夜里倾听油蛉的低吟，蟋蟀的弹奏；在冬日里搓着红红的小手，塑起雪罗汉。哪怕是伏在菜花上的一只肥胖的黄蜂，哪怕是一片碧绿的菜畦，哪怕是墙角那如珊瑚珠般的覆盆子，也能让他着迷。惊异于鲁迅的一双慧眼，惊异于他的文笔细腻，也惊异与他的童年探险般的经历，却仍不失他那略带稚嫩、幼小的心灵。也难怪，在惜别百草园时，会发出那一声声包含着无奈与留恋的“Ade”的叹息。然而，仅仅是对百草园的“探究”，是无法造就日后的大文豪的。于是，三味书屋中留下了他最初时稚嫩的童音。即便是那样威严的地方，在他的眼中，也同样能找到别样的情趣。“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无法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古板的老人，却是鲁迅十分敬重的寿镜吾先生。那读到极好的文章，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的动作却也十分有趣。不知道，在私塾整日里念着“仁远乎哉”的日子是怎样熬过去的，正午习字傍晚对课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枯燥无味？最起码，还有去花坛折腊梅花的机会，最起码还有在地上寻蝉蜕的，捉苍蝇喂蚂蚁的可能。再不然，就是描绣像的意外收获。然而，这看似有趣的生活，看似广泛的兴趣果真是发自内心的吗？或许是对枯燥的私塾一种解脱吧，或许是潜意识里对封建腐朽的一种反抗吧，再或许，是对逝去童年的一种寄托与祭奠吧！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启蒙老师”竟有一位目不识丁的连姓名也未曾知晓的女佣。她常切切察察地向人低声絮说些什么，还会竖起第二个手指，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这便是长妈妈了。在睡觉时摆成“大”字，许多繁琐的规矩，这与百草园中那个讲叙“美女蛇”的神秘故事的长妈妈实在是不相称了。“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看似普通的一句话，话语中却又饱含着多少复杂的辛酸。一位大字不识的普通百姓，竟能对我无意间说的“山海经”一词念念不忘。从走进书店到成功买书，这期间又受了多少白眼，遭受了多少辛酸。很难想象，诺大的书店里，长妈妈大着嗓门涨红着脸向店主“讨书”时的情形，一番嘲讽之后，终于丢出一本书。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缓缓拿起书走出书店的大门又得有怎样的勇气。难怪接书的那一刻，鲁迅会觉着仿佛遇着了一个霹雳，致使全身都震悚起来。也难怪，在他的心灵深处，会有“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样的仰天长啸。他也曾彷徨过。留学日本，身处异国他乡的他眼望着中国留学生的堕落倍感寂寥。本想求得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不想却见得一个个堕落着的“将头发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的学生，仿佛惟有那样才能宣告自己是“清国留学生”。眼见着本国的爱国人士将要被日本人所枪毙，竟还拍掌欢呼高喊“万岁！”正当一个个不公正的待遇让他陷入迷茫与惆怅之时，一位日本教师走进了他的生活。“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这便是藤野先生了。这似乎是一位再平常不过的老师，但对鲁迅心灵却着实震撼了。他的严谨，他的一丝不苟的教风，对日后的鲁迅恐怕有了很大的影响吧。或许对于“我”，他并不是最优秀的教师，但他却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名教师。或许，也正因为受到了藤野先生忘乎国界般的感染，才使得鲁迅从“彷徨”走向“呐喊”吧！平实的语言，流水般的真情，鲁迅用亲历唤醒了多少人对童年生活的向往，《朝花夕拾》中又存有多少当代青年美好的梦哦！朝花已谢，只待残阳下拾捡，珍藏这份永久的情感，珍惜这份美好的记忆吧！

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一、文学批评的性质 1．文学批评的含义批评一词源于希腊文kritikos，原义为判断和评论，后来引伸为批评、鉴定、审定等意思。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就将“批评”和“评论”相提并论；伏尔泰把批评家称为评论家，说当时的评论家“为几行诗歌写出了成部的评论作品”；①狄德罗认为“批评”就是“评判”，他说：“一个作品最严肃的评判者应该是作者自己”②；别林斯基认为：“在广义上来说，批评就是判断”，“因此，不仅有对于艺术及其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有对科学、历史、道德及其它事项的批评”③；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说：“批评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论”。①我国较早提出文学评论一词的是梁代颜之推。他在讲创作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时说：“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者，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②批评一词出现在文学领域始于明代。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中说：“予于是乎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日《八大家文钞》”。这里的批评是对“八大家”文章妙处的撮要点评，以引导读者阅读。正如后来陈衎所说的：“且所谓批评者，一则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决之疑；一则援引商略，判然详尽，以自见其赅博。”（周亮工纂：《尺牍新钞》）从中外古今的有关论述来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可以说是一个意思，都指的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同一切其它理论一样，都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它随着文学创作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创作的繁荣发展而逐渐完善。我国先秦时期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偏重于好坏、美丑、爱憎等方面的直感判断。吴公子季札听了《郑风》认为：“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听了《陈见》认为：“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魏风》认为：“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明主也。”这些直观评论可以说是我国文学评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出现，孔子从文学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兴、观、群、怨”说，从作家道德修养方面又提出“文德”说。后来孟子总结了我国初期的文学批评经验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原则（《孟子·万章》）。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学批评经验不断积累，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著作，为建立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了理论准备。唐宋以后，我国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以及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漫评、杂谈，形成了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特色。由此可见，文学批评总是离不开文学实践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学批评呢？所谓文学批评是指人们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运用一定的观点、方法对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等各种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批评自身所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它与文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社会作用等基本原理。原则，是对文学活动中规律性现象的研究和表述，要借鉴文学批评的成果。文学批评则是从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原则出发，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价。同时，文学理论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实践，对文学创作和鉴赏发挥推动和指导作用；又通过这种实践活动来提高、检验文学理论的正确性，进而使之丰富、发展和完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共同担负着总结创作经验、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指导文学鉴赏的重任。在文学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学批评家，都有很高的文学理论水平。优秀的文学批评著作，往往也是优秀的文学理论著作，钟嵘的《诗品》、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别林斯基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等都是这种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可以合称为文学评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遵循艺术自身的规律，对作家作品及其他各种文学现象所进行的探索、分析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使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批评更加趋于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分析，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为我们正确进行文学批评做出了典范。 2．文学批评的性质文学批评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也不是平庸刻板、缺乏真知灼见、枯燥无味的说教。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随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而发展，是一门不断运动、逐渐完善的极其活跃的科学。别林斯基把它叫做“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文学批评的基本性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文学批评是在审美鉴赏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理论把握和评价。在整个文学批评的动态过程中，批评主体既要通过艺术感受进入作品，深入体验，以求对作品中的形象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又要跳出作品、冷静地、客观地运用文学理论的原理进行分析评判，得出关于作品成败得失的理性结论，力求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因此，与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主要运用形象思维不同，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更注重客观性、科学性。其二，文学批评具有倾向性。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批评的对象和文学批评的主体都有阶级性。文学批评总是在批评各种文学现象中，有针对性地宣扬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扩大本阶级的影响，把一定时代、阶级的政治、道德、美学等观点贯穿其中，对敌对阶级的意识加以抨击和排斥、因而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思想理论斗争性质，这使它成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在文学领域进行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审美理想，就决定了对文学本身的不同评价，从而也决定了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席卷全国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文人一反常态，由敌视托尔斯泰到大肆吹棒其“不以暴力抵抗恶”的说教和僧侣主义，把托尔斯泰歪曲成一个反动专制制度的捍卫者和宗教教义的保护人，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则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地、辩证地分析托尔斯泰，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法律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另一方面，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去抵抗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混蛋的一种东西，即宗教。”①列宁的这种批评，倾向性是明显的，科学性也是突出的。文学批评的思想倾向性不仅表现在对立的阶级之间，还表现在同一阶级对如何维护本阶级利益、发展文学艺术等问题上。近几年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争鸣，以及对《调动》、《黑玫瑰》、《在社会的档案里》、《谁之罪》等一批作品的争鸣，对一些反映社会改革的作品的评价都表现出各自的思想倾向性。其三，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性。文学批评不仅以文学作品为直接评价的对象，而且还要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间接评价对象。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对文学的批评就不能不触及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现象，对社会生活本身也给予分析和评价，这就使文学批评具有社会批评的性质。每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批评家，也往往就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文学批评论著，不仅帮助我们认识文学现象，而且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著作也就可以是社会思想史的一种重要文献。如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评价就联系到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考察，从而得出正确结论。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通过对果戈理、奥斯特罗夫斯基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评价，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前些年我国文艺界对《人到中年》的讨论也不是局限于文学艺术本身，而是涉及到如何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若干重要社会问题。对《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血总是热的》、《乡场上》、《故乡事》等文学作品的评论，也不局限在文学作品的本身，同时也表现了对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正在改革的经济体制的认识。至于对那些格调不高、思想不健康、艺术上拙劣的作品的批评，则不但是为了有利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侵蚀和毒害，有助于社会主义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二、文学批评的作用 1．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任务是评价其得失成败，因而，它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通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评价，指出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高下成败、得失优劣，从而帮助他总结创作经验，扬长避短，或端正其创作思想，或弥补其艺术的欠缺，或提出完善其作品的意见，促使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这个增删修改过程中，脂砚斋的评点给作者不小的启示和帮助。从现在见到的脂砚斋的评语看，不仅有对《红楼梦》的肯定赞赏，也有建议批评，甚至何处该删、何处该增，为什么删、为什么增都有说明。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30年代许多青年作家的成长就同鲁迅对他们作品的批评和关怀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而涉及广泛的文学现象时，会影响一个时期甚至一代文学的发展动向。进步的、科学的文学批评能促成进步文学的繁荣兴旺。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空前繁荣，就直接与文学批评界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一大批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分不开。果戈里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问世后，由于揭露了农奴制的罪恶，受到了反动批评家们的围攻。当果戈里感到徨惑不安的时候，别林斯基凭借他锐敏的文学感觉，写了著名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分析了果戈里作品的意义和特点，以巨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气势，充分肯定了果戈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对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迫切意义。这不仅大大地鼓舞了果戈里，促使他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写出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之作，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与果戈里同时代的一批进步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正如罗马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所说：批评能起“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汲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汲取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① 2．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时代、阶级、艺术形式等多种原因，可能形成读者与之隔膜、不易感受理解、不易鉴赏接受的情况，这就需要通过文学批评的分析、评价来沟通或消除。因而，文学批评是读者和作家作品之间的一道桥梁，可以帮助读者进行正常的、有益的阅读和鉴赏。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读了别林斯基称赞普希金的文章”，“我才真正了解普希金的文章。”② 文学批评之所以有助于文学鉴赏，有助于读者提高鉴赏水平，是因为文学批评是在文学鉴赏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和提高。在优秀的文学批评中，本身就包含批评者可贵的鉴赏经验，因而，它对于广泛的文学鉴赏必然具有启示意义。一般来说，鉴赏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往往更需要文学批评的帮助，因为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往往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的读者受自身各种条件的限制，分不清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把精华当成糟粕，以丑为美。这就需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学批评，指导读者正确鉴赏，使读者有所得益。对散布封建毒素的文学作品，则要撕下它们的伪装，还其本来面目，帮助读者鉴别。总之，文学批评家以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深刻分析、科学评价，能使读者正确地鉴赏作品，获得真正的美的享受。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批评在促进文学繁荣、提高读者鉴赏水平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使自己得到发展。因而，文学批评也是自身发展的能动因素。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就是在广泛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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