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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7-04 02: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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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个题目可以考虑。原因如下: 1、先否定2、3两个。唐代帝陵已有很多研究,你再搞初步就是画蛇添足;非中原是什么概念?这么大的范围怕是搞不了吧。除非是一个遗址的,或者说是个别的几个或一组青铜器。 2、再说第1个,已有的夏商遗存怕是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都发了,你若做个综合性的研究,难以写出新意,也是初写文章的大忌。 3、做第3个题目因为地域限制可以有所突破,但同时要掌握整个陶瓷发展的历史和占有已有的发掘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作出自己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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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要求:讲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现状(可选典型案例或者国外情况进行对比)的分析,以及我国遗产的开发与保护前景。还要200字的中文摘要,3-5个关键词,后附3-5个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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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据一些古书记载,石窟数量达千余个,至今在敦煌地区的石窟区,至少有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 敦煌莫高窟 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单是现存在莫高窟的就有700多个,随著日后考古工作的发掘,数字将不断增加;在这些洞窟中,只是对留有壁画或塑像的洞窟安排编号,目前就已有492个。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保存著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纥、西夏、元、清、民国等时期的壁画000多平方米,若把这些壁画以一平方米横向排列,长度可达45公里,是一座博大精美、无可比拟的历史画廊,所以人们喜欢把莫高窟比作"墙壁上的图书馆"。在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中还保存著历代彩塑3390身,其中圆雕塑像2088身,影塑1302身。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10余座。另外,莫高窟曾於1900年发现藏经洞,保存了4至11世纪的佛教经典、经济文书、文学、科技、史地资料以及帛画、纸画、织染刺绣等文物五万余件。最大面积的敦煌洞窟:是莫高窟第61窟,横约13米。最高的敦煌石窟:是莫高窟第96窟,足有9层楼之高,里面的弥勒佛像高33米,外建的九层楼更成为莫高窟最大建筑,也是莫高窟的标志。最小的敦煌石窟:是莫高窟第37窟,小得连人也不能进入。敦煌石窟的绘画总面积单计莫高窟的便有45000平方米,若把它比作纵高1米的一幅画来计算,横长足有45公里之多,这种规模使敦煌石窟堪称世上最长最大的画廊。莫高窟的开凿得缘于一位法名乐尊的和尚。据说,公元366年,乐尊云游到此,忽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状若千佛,心有所悟,便在崖壁上凿下了第一个石窟。此后,许多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为了祈求前路的顺利、生意的发达,纷纷在这儿许愿开凿石窟,请民间艺人绘上心中崇拜的神灵形象。从十六国到元朝,莫高窟的开凿一直沿续了10个朝代。 带着犹如朝圣般的心情,我们爬上长长的栈道,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中,莫高窟1200多年积蓄的宝藏一一呈现在眼前。 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肃穆的佛影、飘舞的飞天……神秘庄严的气氛,令人屏声敛息。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其中数量庞大、技艺精湛的壁画艺术。 莫高窟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并不多,主要有描述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本生故事画、宣传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佛传故事画以及说法图,集中在最早开凿的二七二窟、二七五窟和二八六窟。那时的壁画人物半裸体,有着极其夸张的动作,其面容、神采充满了静寂神秘的色彩,带有一种西域佛教的意境和风格。 北魏时期的壁画内容比从前增加了许多,不但本生故事、佛传故事更加丰富,还出现了内容离奇、情节曲折的因缘故事。二五四窟的《尸毗王本生故事图》、《萨那太子本生故事图》和二五七窟的《鹿王本生故事图》深深地吸引了游人。 《尸毗王本生故事图》讲述了尸毗王历经的一场血淋淋的考验。为了从鹰口中救出鸽子,又为了不让饥饿的老鹰饿死,曾发誓普渡一切众生的尸毗王,甘愿割下自己身上的鲜肉喂饱老鹰,然而苛刻的老鹰要求割下的鲜肉不得轻于鸽子,尸毗王割尽了全身的肉,却仍然不够,虚弱的他使尽最后一点力气,自己站到了秤盘上去,结果大地震动,宫殿摇摆,飞天撒下五彩缤纷的鲜花,老鹰和鸽子都不见了,尸毗王也恢复如初。二五四窟的“尸毗王本生”是莫高窟所有这个故事中最精彩的一幅。正中高大的尸毗王将画面一分为二,正目视着自己满是鲜血的小腿,周围较小的画幅描写了鹰追鸽、鸽向尸毗王求救、眷属痛苦等情节。构图把不同时空内发生的事情有机地结合在一个画面上,使中心突出,有条不紊,显示出作者高超的画艺,不愧是莫高窟最完美的组合式本生故事画之一。 《萨那太子本生故事图》描绘的是萨那太子舍身饲虎的动人故事。太子和他的哥哥到山林中游猎,看见母虎生了七只幼虎,方才七天,饥饿不堪。太子大发慈悲心肠,劝走了两个哥哥,就脱光衣服跳下山去,以身饲虎。但饿虎已没有力气接近他。他又重新爬上山崖,用竹子刺颈出血,再跳下去,饿虎舐了血,然后啖其肉。他的两个哥哥回来见了,放声痛哭,他们收拾了弟弟的骸骨,回告悲痛欲绝的父母,随后建造舍利塔,将太子遗骸供入塔中,虔心供养,使萨那早日功德圆满。二五四窟的《萨那太子本生图》,人物神态神情都描绘得十分生动传神,因年久变成暗褐色的色调,更表现出一种阴暗凄厉的悲剧气氛,让人久久驻足。 九色鹿的故事许多人已是耳熟能详,二五七窟的《鹿王本生故事图》用一长条横幅展开了连续的情节,将鹿王救起溺水人、王妃梦鹿、国王悬赏、溺水人告密、带领国王围猎、鹿王讲述拯救溺水者经过、国王放弃追捕、王妃气死等一系列故事情节生动地描绘出来。二五七窟的这个故事是莫高窟最完美的连环画式本生故事画,线条刚劲有力,中心突出,层次分明,堪称北魏的经典作品! 北魏时代的壁画人物,脸型已由椭圆而变得略显修长。画的线条更加熟练、圆润,颇有“行云流水”之妙。色彩的蕴染也逐渐改进,显得人物更真实、可亲了。 北周时代的莫高窟,突现了一种新式的佛像画。菩萨们个个体态短壮,上身半裸或着僧祉衣,腰裹重裙,肩披大巾。他们的鼻子、眼睛、眉毛、牙齿、下巴统统是白色,好像一种特殊的装扮,奇特而新颖。这时期的二九0窟,还保存着莫高窟规模最大的佛传故事画,它也是世界上最完好的早期石窟壁画。长达27米的壁画,向人们讲述了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从乘白象入胎、菩提树下诞生,到比武娶亲、出游四门、树下问道,再到逾城出家、得道成佛,一个个夸张离奇的传说,盛寓着一个修炼成佛的故事,叫人感思起人世的苦难和成佛的道理来。隋唐是北魏之后佛教发展的又一个昌盛阶段,加上那时候国力强大,社会繁荣,艺术成就也登峰造极。莫高窟现存洞窟半数以上为隋唐所建。与前代偏重佛本生及说法图不同,这时期的壁画更多是以“经变”与供养人为主的题材,或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或描绘开窟造像者的肖像,光彩焕然。 三二0窟的《西方净土变》是一幅盛唐时期的作品。画面中部一个绿波浩渺的七宝池,雕栏环饰,各色莲花盛开。佛及菩萨坐于莲花之上,面目慈祥;池中童子嬉戏玩耍。宝池上端,碧空晴朗,彩云缭绕,化佛腾空,飞天起舞,天花乱坠。宝池下方,乐师演奏着各种乐器,舞伎宝冠罗裙,跳起西域的胡舞。整幅壁画呈现出一派欢乐、祥和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 隋唐时期的大型经变画还有如隋代四二0窟的《法华经变》、三二一窟的《宝雨经变》,初唐三二九窟的《弥勒经变》等等100多幅。它们均抛弃了早期阴森悲惨的情调,而以明亮、欢快的气氛代替。那飞扬的舞蹈、满是金银珍珠的宝山、轻盈皎洁的池水无不流露出人们对喜庆升平的佛国世界的美好幻想。壁画中的人物造型时代特点鲜明: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肥,艳丽多姿。尤其是菩萨像,端庄文静,窈窕可爱,温柔亲切,尤添了几许现实生活里的女性之美。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悠悠漫卷。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为人们打造了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炽热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莫高窟外,无边无际的大漠折射着骄阳刺眼的光芒。登上鸣沙山,脚下沙丘林立,风沙绕山吹过,轰鸣作响;弯弯的月牙泉静静地躺在山脚。曾经繁盛的敦煌故城如今也只有残垣断壁了,风沙掩埋了岁月,掩埋了古老的丝路,却无法湮灭这里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那凝聚着千年人类智慧的莫高窟,将会不断吸引后来者的想像与探寻,一代又一代……

非遗,你了解多少呢?

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论文题目大全高中英语

Title: Discussion on Mak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ot "Intangible" Any MoreAbstract: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represent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in human For the need of history study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prote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是只妹子啊,那就回答一下吧。文物保护需要对文物的结构和成分有相当的认识,才能进一步按照文保的要求采取保护性手段,来减缓文物劣化的速率、或者尽量保持文物的现状。在考古领域里,科技考古采用大量的监测分析手段,来研究文物的结构和成分,这些检测分析手段适用于文物保护领驭。科技考古较之现代文物保护起步更早,技术应用更熟练,这是文物保护值得借鉴的。所以很多高校的文物保护专业入学考试把科技考古作为专业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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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论文题目怎么写高中生

考古勘探是指使用探铲及各种科技手段对一支表面进行勘察,发现和了解地下埋藏的古代遗存状况的科学行为。考古勘探的主要形式有常规勘探、地球物理勘(简称物探)和地球化学勘探(简称化探)等。常规勘探考古勘探基本技能是正确辨识探铲带上来的土样,用洛阳铲,钻探的过程中通过对同样的土质土色和结构的判别,这样可以判断地下各种遗迹和地层堆积的性质及分布状况。“土质辨识指南”生土是未经人类扰动过的自然土层,一般比较纯净,结构紧密、颜色均匀、不含人类活动痕迹和遗物。灰土是人类居住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活动中往往有较多的有机腐殖质和生活垃圾及灰烬等,使土色呈现黑灰、褐绿等不同颜色,土质相对松软,往往包含各种遗物。夯土、路土和居住面因为人类的长期活动或有意为之,土质比灰头要坚硬,夯土和路土都会分层,但夯土较厚较硬,包含物较少;路土则由若干薄层构成类似千层饼,包含遗物略多;居住面是人类直接居住所为,有多种人工迹象,其上的抹泥面、白灰面等很容易辨识,单纯踩踏形成的硬面也分层,但往往不易识别。红烧土和草木灰。人类用火行为会将泥土烧烤成红色并产生大量黑灰色的草木灰烬,比较容易辨识,有红烧土和草木灰的地方可能是灶或窑址、房子或者灰坑。墓葬五花土。人们在营造墓穴时往往会挖出若干质地颜色不同的土层堆积,下葬后又会把先前挖出来的土无序地回填进墓葬之中。经过挖出和回填的混合过程,墓葬填土就呈现出五颜六色的特点,俗称“五花土”。五花土堆积往往是判断墓葬存在与否的重要线索。

非遗,你了解多少呢?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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