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相关论文主题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文化的题目是不是最近太多了？年年都写那么几种，无非是：白桦树，花楸树，熊，鹰，或者是其他的动植物形象的文化伴随意义。民族特色的就会提到婚俗，酒文化，不如写写中俄饮食文化的对比，或者菜名的俄译问题，或是民俗当中的禁忌等等，常写的那些，我觉得就算了吧。导师看了估计都反胃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不客气地说，俄罗斯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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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英国）（英国）（德国）（法国）（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19世纪初）（18世纪末）（19世纪初）（20世纪中）（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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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于7月17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其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时双方准备就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着手进行谈判。期间，普京明确提到，两国关系现有的坚实基础来自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和******主席的不懈努力。而他这次访华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制定发展两国关系的长远目标。俄决心与中国发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要“不断努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新水平”。1这一切都意味着普京任内的俄罗斯将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国关系这一既定的长远目标，表现出俄罗斯在新世纪中对中俄关系政策上的连续性。而这一系列事件也使得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中俄这两个因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而决定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地域战略状况的变化，甚至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分化和改组的欧亚大陆中最大的邻邦。人们不禁要问，中俄两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在21世纪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中俄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究竟又会怎样发展呢？本文拟从中俄两国现有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战略以及两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自安全环境等几个角度对21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作简要的分析。一、中俄两国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牢固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991年12月，中俄两国在原中苏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随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12月17日至19日的首次访华，中俄两国以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联合声明、联合公报以及一系列重要的协议文件等条约法律形式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和基本准则，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处理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如在******主席与叶利钦总统共同签署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声明》中明确指出的：“中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他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外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定”；“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等等。2 1994年9月2日至6日，******主席访问俄罗斯并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以及中俄西段边界协议等重要文件则把中俄关系推向了“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3。这次最高级会晤，使得两国相互信任得到增强，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得到推进。此后，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经贸合作务实进取，不断探索新路子；两军互访增多，军技合作坚强；外交合作领域拓宽，对许多国际问题达成共识。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阻碍中俄关系发展的4000多公里长的边界问题绝大部分得到解决，中俄关系出现了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 1996年，“中俄关系步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4。1996年4月25，中俄两国首脑在京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决定对此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5。年底，中俄两国又达成了包括决定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在内的双边关系和国防问题等广泛的战略共识和重要协议，这样，中俄两国在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双方关系日益密切，开创了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会晤制度化的先河，并使之成为有效机制。如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自1997年起年年举行会晤，并使一年一度的会晤机制化便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如果包括普京总统这次访问在内，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了八次最高级会晤，两国总理进行了四次定期会晤。中俄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经会晤又先后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俄联合声明》、《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等联合公报和联合声明，总共签署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超过10以上，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得到了确定，并解决了诸如两国边界堪定，边境裁军等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多年磋商，在2000年到来之前，俄中边界得到了法律上的确定，且98%以上已得到标定。”6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中俄发展长期和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各项包括“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应以和平方法解决两国间的一切争端”，“不谋求霸权，也无意扩张”，“不对抗，不结盟”的原则在内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的签署，使得中俄两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正如******主席在会见普京时所说的：“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正确的历史选择，是两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深化睦邻友好，加强战略协作是我们对俄关系的既定方针。”7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二、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拥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及周边环境，中俄两国作为两大邻邦，为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两国加强合作与交流、受命于危难之机的普京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现状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投资严重不足，且每年须偿还大量巨额外债，“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在90年代几乎下降了50%”。针对这个现象，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这一纲领性文章中明确指出：“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的危险。”并认为，“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经济造成的后果，”“这些年来的改革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棘手问题。”8 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普京在就任代总统期间，成立了由200多名经济专家组成的“战略发展中心”，着手制定俄罗斯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出“强国富民”的竞选纲领。当选俄罗斯第三届总统以后，普京依然认为俄罗斯的当务之急在于振兴经济，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治国方略，探索强国之路。譬如适度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空，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协调作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高科技拉动经济增长，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支柱；整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等等。7月8日，普京在其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措施。其中，他尤其强调只有建立强大的国家，才能振兴经济，主张建立有竞争力的自由经济；在外交方面，突出强调国内利益，强调国内利益高于国外目标，外交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要求俄罗斯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以求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埋头进行经济建设，重振大国雄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2000年到来之前成功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之后，正着力实施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提出在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比小康更加富裕的程度，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扩大国际合作，在和平环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俄两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俄总统普京上任后所肩负的使命及其治国方略，要求两国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同时，由于两国具有经济互补性和地缘优势特点，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现代化，成为两国的共同愿望。双边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对各自争取国际和平、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前不久普京总统在给******主席的信中强调的，俄罗斯为了实施制定好的10年经济改革计划，尤其需要加强同中国的密切合作。事实上，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早在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启动。1992年两国贸易从1991年的约40亿美元增加到60亿美元，1993年更增加到78亿美元，1996年两国贸易额也达到了68亿美元。但是，此后至1999年底，两国贸易依然在60亿美元之间徘徊，离开两国政府提出的到2000年达到200亿美元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双方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缺乏，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困难和频仍的金融危机，双边贸易以易货贸易为主、个体倒爷和小企业作为易货贸易主角以及包括投资、信息和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不利条件都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增长。同时两国面临都因要加入世贸组织而必须削减其易货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的要求，使得两国贸易增长很难持续发展。尽管如此，由于两国贸易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经贸合作具有互补性以及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的合作潜力巨大，中俄经贸发展从长远看，其前景依然广阔。譬如，中国在石油天然气方面资源短缺，而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实现从（俄罗斯）雅库特和西伯利亚其它地区向中国输入天然气的庞大计划，能够顺利而有效地解决能源和生态问题。这方面的合作利益是俄中在经济领域进行长期广泛的战略合作的基础”9；中俄合作的最大项目江苏田湾核电站已于1999年10月正式开工，也为两国开展大中型长期项目合作树立了典型范例；此外在航天领域，在农业开发及轻纺家电产品方面，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显而易见。正如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俄中贸易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从现阶段看，具有战略意义的的长期任务是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让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0 三、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两国加强双边合作与交流最近两三年来，随着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日美合作防卫指针以及美国研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等的相继出台使得中俄两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日益复杂。对此，我们要“……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1这其中的国家利益，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实际上就是指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完成现代化。这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主席在1996年11月19日会见俄罗斯外长时也指出，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这一方针都是不会改变的。”12******主席的这一番话正是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下，根据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说出的语重心长的话。 1999年这个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为借口，绕开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悍然对南斯拉夫实施武装干涉。这一行为，使得联合国一度架空，大国关系严重失衡，对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危险而深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北约不断东扩，先后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将其战略空间向东推进650-700公里，不断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并视俄罗斯为潜在的威胁，抛出“北约战略新概念”，出台“新干涉主义”，对中俄两国倡导的世界多极化进程构成重大威胁。再则，美国要求修改1972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积极研制试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筹划将台湾纳入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提出新日美安全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相关法案，在车臣事件上对俄罗斯指手划脚，使得中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迫使中俄在战略上的相互倚重明显加大。俄罗斯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弱俄、遏俄的战略企图的认识也更加清醒。俄罗斯在危机感空前加强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与我国的战略合作，以抗衡北约、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正如《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所指出的：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的实质是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安全优势。实施这一计划不仅对俄罗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稳定造成最严重的消极后果。中国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中国和俄罗斯对某些国家在亚太地区部署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表示严重忧虑和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将台湾纳入外国导弹防御系统都是不可接受的，都将严重破坏地区稳定。”13与此同时，中俄两国“互视对方为在多极化世界体系形成条件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的大国，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包括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14“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首先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以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向前发展。”“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强调这种企图只能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15 由此可见，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处理国际事务中，对许多事关全球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的的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同时面临类似挑战；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遏止战略的巨大压力，都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与此同时，两国在地区和边境问题上都面临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极端宗教主义分子以及跨国犯罪的要求。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弱化西方国家敌视性的对华对俄政策，遏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经，有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促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拓展道路。基于以上各项分析，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中俄关系发展作出以下几个结论：建立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中俄关系具有较好的合作历史，并有牢固的政治法律基础。普京总统与******主席在北京签署的《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体现了俄罗斯新任总统对俄中关系发展的连续性政策。新世纪中俄关系将继续得到健康发展，并有望通过即将谈判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俄两国的经济现状及其发展战略，要求两国拥有和平稳定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以振兴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俄两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得两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很大的合作前景。两国在资源、经贸合作等方面的互补性有望通过各种大中型合作项目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两国贸易额得到大幅度增加，真正做到“把两国间经贸合作提升到与政治领域的合作相匹配的水平，”使“经贸合作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强劲推动力”。16 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识不断增多。面临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美国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中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和磋商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反对一极主导、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强和巩固中俄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中俄两国睦邻友好，不仅可以稳定周边环境，更可以与西方求得平衡，提高两国的国际地位，增大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鉴于普京实行“强国富民”政策，力图实现经济振兴，经济务实主义压倒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一再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要求外交为经济服务，因此，俄罗斯在与中国不断发展两国关系的同时，必将继续保持与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占有优势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俄罗斯对外关系的重心依然在欧洲。正如普京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所明确表示的：“俄罗斯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被孤立于欧洲以及我们常说的‘文明世界’之外。”

俄罗斯国情千年俄罗斯我心中的俄罗斯我眼中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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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你本人的兴趣着手。如果你是学语言的，语言类的内容当然是首选啊，比如《试谈俄语修辞》、《俄语俚语的变迁》等，也可以将范围缩小。如果你觉得这类比较枯燥，那就看自己的爱好，比如音乐、绘画等，实在不行纯翻译一篇文献也应该可以。不必过于给自己添堵，其实写论文没有那么可怕，现在查资料太方便了。

俄罗斯的交通与旅行~

只要是跟俄罗斯或者俄语有关的什么都可以，甚至沾一点点边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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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又称基辅罗斯文化，是一种中世纪文化传统。受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仪式很强的影响。俄罗斯文化的特点：一疆域分布横跨欧亚，文化特征兼及东西。二自然资源丰饶充沛，民族性格自信懒散。三宗教影响多元渗透，群体意识优越坚强。

有人着说过，俄罗斯是一个由酒鬼和有自杀倾向的诗人组成的民族。自然环境的恶劣造就了俄罗斯人冷酷，坚毅的特点，还爱喝烈酒，伏特加。高雅中带点阴郁，冷酷中带点邪恶感。

俄罗斯幅员辽阔，横跨欧亚两大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致使其文化既具东方魅力，又兼容西方的特征。面对西方，俄罗斯是东方；而面对东方，俄罗斯又成了西方。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置身于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处，既不是纯粹的西方文化，也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它是东西文化双重作用、又兼有两者文化特征的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俄罗斯文化的这一特征决定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两面性。

这是一个留学生同学总结的一位驻外记者说：“莫斯科是记者的天堂。”的确，俄罗斯总有可书可写之处。在俄罗斯常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俄罗斯人经常有出人预料之举，俄罗斯常常令这个世界震惊。如果把一个民族拟人化，俄罗斯绝对是一个性格鲜明、有个性的民族。考察这样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何况，俄罗斯幅员极其辽阔，地理、社会和人文环境差异巨大。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民和乌拉尔河的哥萨克，莫斯科郊区的农民和西伯利亚的猎人，无论是从外表还是性格特征看都有很大差异。而找出俄罗斯民族的共同特征，思考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本质，人们公认，俄罗斯性格具有矛盾性（双重性）：既残忍，又善良，既谦逊和睦又放肆闹事，叛逆与服从，无个性的集体主义与强烈的个人意识，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等。当我们想到俄罗斯人的一个具体的品质时，总有一个对立相反的品质紧随其后。1、非理性。重感性轻理性是俄罗斯民族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别尔嘉耶夫写道：俄罗斯“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俄罗斯人给我们的感觉常常是大胆任性、率性而为的。且不说它的平民百姓，就是它的领袖人物身上，大胆冒进的行为也俯首即是，我们随便就可以想到：叶利钦的酗酒，赫鲁晓夫的“靴子”、猪湾事件、以及西伯利亚种玉米等莽撞行为。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一样，其性格形成与周遭世界以及自己的种种经历有关。俄国大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考证，俄罗斯人的非理性与其自然环境有一定关系。我们知道，茫茫的俄罗斯大自然是最奇妙、最充满奇迹的，这是从好的方面讲。另一方面，俄罗斯的自然环境最恶劣、变幻莫测的。气候的阴晴不定，土壤的时好时坏，常常使靠天吃饭的早期俄罗斯农民的期待，甚至是最微小有限的愿望落空，这样，经历不断的希望和落空，习惯于这种失望之后，于是俄罗斯人开始不顾一切做出最无望的、甚至是最不合常理的选择，或许这样反而能出奇制胜，以本身的勇敢任性来对抗大自然的任性。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由此而来。对于绝对捉摸不定的天气，俄罗斯只能乐天知命。俄罗斯有首著名的歌：“大自然没有坏天气，风霜雨雪都是上帝的赐予。” 非理性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比比皆是。与此相关的有俄罗斯人的崇尚浪漫：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行走，最明显的感受是，到处是花店，很少有饭店。每逢节日，特别是三八妇女节，简直是倾城鲜花。如果那天你恰巧出门，绝对能享受到视觉的盛宴，地铁通道里满眼见的是怀抱鲜花的男士，无论尊卑，无论长幼，都急匆匆地往前赶，给自己的妻子，女儿，母亲，心爱的女人送花。俄罗斯人酷爱空想，相信奇迹。他们的文艺作品对此多有体现。电影《红帆》告诉人们，内心的想往，甚至是幻想，只要是美好的，终有一天会实现。而每年元旦前夜必放映的大受欢迎的影片《命运的捉弄》，正契合了俄罗斯人这种相信巧合、渴望神奇的心理。帝俄末年的拉斯普京现象耐人寻味，一个衣衫褴褛、举止粗俗的西伯利亚农民竟征服了尼古拉二世宫廷。这与俄罗斯人相信奇迹、认为痴傻的人通灵有关。在古代俄罗斯，人们就敬重那些衣衫破旧、头发蓬乱，赤脚在大街上行走的信徒，被看作是“圣愚”。他们丢开尘世的一切荣华富贵，像乞丐一样，行为举止不拘礼节，言谈话语不成体统，对通行的礼仪嗤之以鼻。古代俄罗斯人把这种行为看成是谦逊到自我蔑视的地步，离尘世越远，离上帝近，天国属于他们。俄罗斯人的非理性有时还表现为不负责任，或者是推卸责任。俄罗斯人迟到时，永远说是“交通原因”，已经成为习惯性的。服务性机构休息时，门上总是挂着“由于技术原因”的牌子。俄罗斯性格的非理性另外一个重要体现是其道德优先原则：讲究良知、良心，轻视规则、法律。2、共同性。俄罗斯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共同性。其历史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斯拉夫人自古以来的村社共同生活（劳动组合互助、原始的公正平等）和东正教的聚合性（在爱的基础上的自由与统一）。共同性表现在民族性格上是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以及反个人主义、反资产阶级思想。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的灵魂不是资本主义的灵魂，而是一颗决不拜金的灵魂，仅凭这一点，它就可以得到无限爱恋”。的确，俄罗斯人重精神、轻物质的特性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可爱的。俄罗斯有一句话：俄罗斯灵魂——慷慨的心灵。俄罗斯民众一直不喜欢精打细算、锱铢必较的人，精明的犹太人是俄罗斯笑话中常见的嘲笑对象。总体上，俄罗斯社会不“笑贫”，相反，对于穷苦的、被凌辱的下层人——弱势群体有着传统的人道主义同情。俄罗斯人的反资本主义特性的弱处也是昭然若揭的：它至少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直至现代化进程。3、极端性。俄罗斯人凡事好走极端。非此即彼，没有过渡，讲究纯粹。平稳的适度的从从容容的生活与俄罗斯人无缘的。这某种程度也与早期俄罗斯民族所处的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关。俄罗斯的夏天美好而短暂，俄罗斯先民深知，必须珍惜明朗的夏日时光，大自然只给了他们很少的一点宜于农作的时间，使他们不得不抢快工作，在短时间内完成许多活，收割完毕，而后是秋冬大片的闲暇时光。俄罗斯人由此养成短时间内超乎寻常集中力量的习惯，习惯于拼命地干，然后是无休止地闲。“中庸”（золотая середина）一词在俄语中是贬义。反对平庸，著名的先锋画派宣称反对“市民的灰色”，非黑即白。“即使俄罗斯灭亡，也比按小市民的方式、像极端令人生厌的旧欧洲那样去生活要好”。东正教不象天主教，它没有过渡阶段——炼狱，或者天堂，或者地狱。与拒绝平庸相连的还有俄罗斯民族的富于创造性，他们经常用一个词：自然力，俄罗斯原始的大自然，赋予其人民不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俄罗斯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举世瞩目。俄罗斯人在独处的时候最能工作，一个人的时候比在众人之中要好。无意识状态中的俄罗斯人比较能干。克柳切夫斯基说：“他们是这么一种聪明人，在意识到自己聪明的时候，笨起来了。”4、排外性。与极端性、渴望纯粹相联的是俄罗斯民族的排外心理。东正教哺育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成长，深深地扎根于俄罗斯人民的世界观中。东正教最突出的思想，即自己是唯一纯洁的、最代表上帝意愿的宗教。真正的教会只有一个——东正教会，其他都是外来的，敌对的。这里不仅仅是指伊斯兰教、佛教，而且包括基督教另外两个分支：天主教和新教。与此相联，尘世的划分也遵循这种野蛮的原则：或者是自己的，或者是异己的。俄罗斯人的骄傲自大、盲目排外，每一个去过俄罗斯的人都深有感触。俄罗斯人具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外国人的情绪，他们常常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挫折归咎于外国人。他们的爱国往往就意味着排斥他国。他们的共同性、普世主义都是相对于民族内部而言的，弥赛亚说也是以东正教为基础的。有人说俄罗斯是个阴性的民族（洛扎诺夫：俄罗斯具有永恒的“村妇性”。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是驯服的、女性的土地，表现出被动的、女性的温柔，给人神秘的温暖感。）我们觉得，女性气质决不是对外来事物充满仇恨的。丘特切夫告诉我们：“用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用通常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着特殊的东西。”如果我们用感觉来体会俄罗斯民族，觉得它更像个大男孩：不够理性，生机勃勃，满怀创造力，自卑和自傲的奇妙结合，夸张的自爱及对外界的疏远感，崇尚纯粹，爱走极端，富于挑衅性。这种大男孩的内心深处是渴望坚定而有权威的大家长的。所以相对于朝令夕改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人更愿意接受铁腕的勃列日涅夫和普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