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论文200字汉文帝景帝
悠悠中华五千载，我们的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一段又一段的辉煌，为后人所赞颂。分析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段辉煌之中，都毫无例外地闪现着一个盛世明君的身影，像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他们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统治着不同的时代，可他们却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秦始皇就是最好的反面例子他因为自己的暴政失去了民心，所以陈胜吴广才会绝地反击灭掉秦朝。李世民待民如子关心百姓的生产生活最后赢得了唐朝的百年昌盛。
汉文帝的俭约是出了名的，“不贵难得之货”，也是有事实证明的。他自己穿了二十年的袍子，舍不得丢掉，还要补起来穿。从个人的行为道德来说，一个“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皇帝，能够如此俭约，当然是难得可贵。又有人献上一匹千里马给皇帝，他便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四方，再也不要来献难得的货物。这是他继承帝位的第二年，有献千里马者的历史名诏。在我们的历史与辑着史书者的观念里，郑重记载其事的本意，就是极力宣扬汉文帝的个人行为道德，如此高尚而节俭，希望后世的帝王者效法。由秦始皇到楚汉分争以后，直到汉文帝的时代，也有五六十年的离乱岁月。这个时候的社会人民，极其需要的便是“休养生息”，其余都是不急之务。所以他的政策一上来便采用了道家无为之治，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不要主动去生事）为建国原则。
论“得民心者得天下”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银寿 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 “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明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 “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孟子的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在于获得民众的拥护；要想获得民众的拥护，在于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方法是:民众所喜欢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他们头上。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 那么，古往今来，中国取得最高权力有哪些途径，这些途径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得民心”呢？ 第一种途径谓之禅让，指帝王自动地把权力交给别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帝位，年纪大了要选接班人，咨询各部落首领，大家推举舜作继承人。舜经过各种考验后，代行天子职责，尧死后正式即位。舜在选接班人时，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代行天子职责，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人推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推举他的儿子伯益作继位人。关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也为当时人所普遍推崇，特别是儒家，视之为最高权力转移的理想模式。实际上这是原始社会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方式，体现了原始民主。儒家所推崇的“禅让”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禅让的对象是有德之人，表现为作风俭朴，爱民做好事，而且做的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大好事，如大禹治水。二是和平交替，并经过推举——试用——继位三阶段。三是“天下为公”，有别于后世的“天下为家”。当然，这里面含有许多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类似的原始民主制在世界各地各民族早期大致是存在的。这时国家还没有产生，如果笼而统之算有“天下”的话，禅让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儒家据此鼓吹和提倡“内圣外王”的圣贤政治观，认为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才能实行“王道”之治，建设“大同”社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与此异曲同工。 第二种途径是用武力夺取政权。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传》)，说的是商王汤、周武王以天的名义征伐暴虐无道的夏王桀、商王纣，并取而代之做了天下的君主。这是进入“天下为家”的阶段社会后，儒家提出的关于最高权力转移的政治主张，认为世袭君王如果暴虐无道，就必须以“革命”方式加以推翻。古代的“革命”与现代的“革命”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武力推翻原来的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自禹之子启杀掉伯益，又出兵打败反对他废弃禅让制的部落而袭位之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都视天下为王或皇帝私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后世也有以“禅让”名义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但受禅者不是已经大权在握，如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三国时曹丕受汉禅建立魏；就是以武力威逼为背景，如司马炎受魏禅建立晋，赵匡胤受周禅建立宋，等等。以武力夺取政权，古代叫做“以马上得天下”，现代则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方式“得天下”，是否就“得民心”呢？一般而论，经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王朝，往往是比较“得民心”的。典型的如刘邦在陈胜、吴广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西汉，刘秀在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东汉、李渊李世民父子在瓦岗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唐朝、朱元璋在红巾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明朝，等等。这个时候，“民心”的体现多如史书上描述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作为回报，新的王朝建立初期会出现一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时期。当然，这类“得民心”是程度有限的，体现的多是地方士绅的意愿，正如禅让制一样，体现的也多是各部落首领的意愿。至于那些纯属军阀性质的武夫之间，经过武力争夺走马灯似地建立的政权，往往是与民心无关的，也往往是不得民心的。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交替，前后170个年头；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代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廷，先后不过54个年头，而且政权争夺纯凭武力，充满血腥，对社会经济文化破坏极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种途径是世袭。封建帝王，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靠的是血缘关系。这个时候如果讲“民心”的话，只涉及那些朝廷亲贵大臣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与一般官吏没有多少关系，与广大老百姓更是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兄弟子侄之间为抢班夺权难免一争，骨肉相残的事不绝于史书，但限于皇帝家族内部，本质上不同于武力争夺。这种权力交替方式确定性很强，总体上是和平的，这是其价值所在。其弊端在于任人唯亲，选择的范围狭窄，且偶然性强，不能保证接班人的质量。历史上通过这种途径产生了许多暴君、昏君、庸君，著名的如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宋徽宗赵佶等。有的简直是糊涂虫、白痴，如蜀汉后主刘禅、西晋惠帝司马衷等。还有不少幼稚的孩童，据统计，我国历史上的娃娃帝(10岁以下)有29个之多。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成为导致封建专制王朝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的重要根源。但老百姓对此局面无能为力，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宰制之下，反变得麻木不仁，对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逆来顺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民心”只是在这个时候以“民怨”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 纵观夏朝建立以后的中国社会，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无外乎武力夺取与世袭两途。这两种途径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不能保证选贤任能，不能体现人民权利。武力夺取政权破坏性太大，导致社会生产力难以持续积累和发展；昏庸之君太多，带来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家天下”的格局，使大多数人处于附从和被奴役的状态。怎么克服这些弊端，不能说先贤们没有关注过、思考过。比照前述儒家关于禅让制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表达了很有针对性的愿望和理想，但没有探索出有效的途径。中国最后在世界上落伍，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则率先开辟了新的政治道路，由此成就了自身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成就了数百年来主宰世界的霸业。 新的政治道路集中体现在比较好地解决了美国开国者提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组织。”(《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解决的办法就是创造了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制度，即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来选择国家领导人。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通过赢得选民或选举人的有效多数票来实现的。民主选举制度对解决传统选任制度的弊端有极强的针对性；有一套公开、公平的竞赛规则和程序，任何一个有被选举权的人都可以按照这套规则和程序去追逐政治权力，不需要也不允许使用暴力方式和其他非法方式；选举方式具有开放性、竞争性，选择的范围比较大，因而能够选贤任能；由于实行普遍选举和定期选举，政治领导人既要顺应民心才可能上台，也要顺应民心做事才可能谋求连任(连任也是有限制的)，这样就能够防止国家权力成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然，西方的这一套选举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由于受资本属性的限制，其效果远不是完美的。至于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方，“水土不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相对于传统选任制度，确有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对于中国来说，民主选举制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方式。这就决定了这一制度的确立及其实施，必定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事实正是如此。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始了通过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尝试。民国时期，在实则由新旧军阀以武力论短长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在中国完全变形走样。比如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不惜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收买选票，并在选举当日派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他当大总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在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直接选举参议员，创造了“识字的人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人用画圈法，不识字的人用投豆法”等实现普选的方法。但建国后选举制度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加以批判和否定，选举法形同废纸。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重要政治职位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是中国走上政治文明大道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如何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使“民心”(选民意志)得以更充分的表达，还须对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比如选举人大代表，要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至向全面实行直接选举过渡。邓小平曾经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个大方向。
历史论文得民心者得天下200字
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是表示需要尊重民众的意见，才可以使国家继续扩大，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商汤就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论“得民心者得天下”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银寿 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 “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明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 “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孟子的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在于获得民众的拥护；要想获得民众的拥护，在于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方法是:民众所喜欢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他们头上。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 那么，古往今来，中国取得最高权力有哪些途径，这些途径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得民心”呢？ 第一种途径谓之禅让，指帝王自动地把权力交给别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帝位，年纪大了要选接班人，咨询各部落首领，大家推举舜作继承人。舜经过各种考验后，代行天子职责，尧死后正式即位。舜在选接班人时，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代行天子职责，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人推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推举他的儿子伯益作继位人。关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也为当时人所普遍推崇，特别是儒家，视之为最高权力转移的理想模式。实际上这是原始社会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方式，体现了原始民主。儒家所推崇的“禅让”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禅让的对象是有德之人，表现为作风俭朴，爱民做好事，而且做的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大好事，如大禹治水。二是和平交替，并经过推举——试用——继位三阶段。三是“天下为公”，有别于后世的“天下为家”。当然，这里面含有许多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类似的原始民主制在世界各地各民族早期大致是存在的。这时国家还没有产生，如果笼而统之算有“天下”的话，禅让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儒家据此鼓吹和提倡“内圣外王”的圣贤政治观，认为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才能实行“王道”之治，建设“大同”社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与此异曲同工。 第二种途径是用武力夺取政权。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传》)，说的是商王汤、周武王以天的名义征伐暴虐无道的夏王桀、商王纣，并取而代之做了天下的君主。这是进入“天下为家”的阶段社会后，儒家提出的关于最高权力转移的政治主张，认为世袭君王如果暴虐无道，就必须以“革命”方式加以推翻。古代的“革命”与现代的“革命”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武力推翻原来的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自禹之子启杀掉伯益，又出兵打败反对他废弃禅让制的部落而袭位之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都视天下为王或皇帝私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后世也有以“禅让”名义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但受禅者不是已经大权在握，如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三国时曹丕受汉禅建立魏；就是以武力威逼为背景，如司马炎受魏禅建立晋，赵匡胤受周禅建立宋，等等。以武力夺取政权，古代叫做“以马上得天下”，现代则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方式“得天下”，是否就“得民心”呢？一般而论，经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王朝，往往是比较“得民心”的。典型的如刘邦在陈胜、吴广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西汉，刘秀在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东汉、李渊李世民父子在瓦岗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唐朝、朱元璋在红巾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明朝，等等。这个时候，“民心”的体现多如史书上描述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作为回报，新的王朝建立初期会出现一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时期。当然，这类“得民心”是程度有限的，体现的多是地方士绅的意愿，正如禅让制一样，体现的也多是各部落首领的意愿。至于那些纯属军阀性质的武夫之间，经过武力争夺走马灯似地建立的政权，往往是与民心无关的，也往往是不得民心的。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交替，前后170个年头；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代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廷，先后不过54个年头，而且政权争夺纯凭武力，充满血腥，对社会经济文化破坏极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种途径是世袭。封建帝王，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靠的是血缘关系。这个时候如果讲“民心”的话，只涉及那些朝廷亲贵大臣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与一般官吏没有多少关系，与广大老百姓更是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兄弟子侄之间为抢班夺权难免一争，骨肉相残的事不绝于史书，但限于皇帝家族内部，本质上不同于武力争夺。这种权力交替方式确定性很强，总体上是和平的，这是其价值所在。其弊端在于任人唯亲，选择的范围狭窄，且偶然性强，不能保证接班人的质量。历史上通过这种途径产生了许多暴君、昏君、庸君，著名的如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宋徽宗赵佶等。有的简直是糊涂虫、白痴，如蜀汉后主刘禅、西晋惠帝司马衷等。还有不少幼稚的孩童，据统计，我国历史上的娃娃帝(10岁以下)有29个之多。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成为导致封建专制王朝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的重要根源。但老百姓对此局面无能为力，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宰制之下，反变得麻木不仁，对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逆来顺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民心”只是在这个时候以“民怨”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 纵观夏朝建立以后的中国社会，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无外乎武力夺取与世袭两途。这两种途径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不能保证选贤任能，不能体现人民权利。武力夺取政权破坏性太大，导致社会生产力难以持续积累和发展；昏庸之君太多，带来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家天下”的格局，使大多数人处于附从和被奴役的状态。怎么克服这些弊端，不能说先贤们没有关注过、思考过。比照前述儒家关于禅让制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表达了很有针对性的愿望和理想，但没有探索出有效的途径。中国最后在世界上落伍，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则率先开辟了新的政治道路，由此成就了自身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成就了数百年来主宰世界的霸业。 新的政治道路集中体现在比较好地解决了美国开国者提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组织。”(《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解决的办法就是创造了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制度，即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来选择国家领导人。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通过赢得选民或选举人的有效多数票来实现的。民主选举制度对解决传统选任制度的弊端有极强的针对性；有一套公开、公平的竞赛规则和程序，任何一个有被选举权的人都可以按照这套规则和程序去追逐政治权力，不需要也不允许使用暴力方式和其他非法方式；选举方式具有开放性、竞争性，选择的范围比较大，因而能够选贤任能；由于实行普遍选举和定期选举，政治领导人既要顺应民心才可能上台，也要顺应民心做事才可能谋求连任(连任也是有限制的)，这样就能够防止国家权力成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然，西方的这一套选举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由于受资本属性的限制，其效果远不是完美的。至于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方，“水土不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相对于传统选任制度，确有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对于中国来说，民主选举制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方式。这就决定了这一制度的确立及其实施，必定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事实正是如此。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始了通过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尝试。民国时期，在实则由新旧军阀以武力论短长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在中国完全变形走样。比如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不惜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收买选票，并在选举当日派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他当大总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在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直接选举参议员，创造了“识字的人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人用画圈法，不识字的人用投豆法”等实现普选的方法。但建国后选举制度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加以批判和否定，选举法形同废纸。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重要政治职位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是中国走上政治文明大道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如何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使“民心”(选民意志)得以更充分的表达，还须对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比如选举人大代表，要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至向全面实行直接选举过渡。邓小平曾经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个大方向。
得民心者得天下悠悠中华五千载，我们的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一段又一段的辉煌，为后人所赞颂。分析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段辉煌之中，都毫无例外地闪现着一个盛世明君的身影，像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他们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统治着不同的时代，可他们却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邦、项羽都是名载史册的英雄，可前者成就了千古霸业，后者却无奈乌江自刎，这难道真如项羽所言"此乃天意"吗？不是，刘邦项羽二人相比，项羽比刘邦更有才能，但项羽他恃才傲物，很少与属下谈心沟通，一意孤行，又兼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最终走向了灭亡。相反，刘邦没有突出的个人才能，但他善于听取各方良言，身边谋士极多，常常与他们交心倾谈，上下沟通，月下千里追韩信就是明证。因此，他可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最终成为楚汉之争的胜者。时间又过了几千年，中华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位历史伟人--康熙皇帝，他有着比刘邦更为出众的才华，有着比项羽更为强健的体魄，有着比铁木真更为勇猛的军队，照说他可以安安稳稳的坐上龙椅。但是，他却遭遇了关内百姓的强烈的反抗，只因为他是满人，而他治下的却大多是汉人。在汉人的眼中，他永远是夷人，是外来者，因此，各地的反清斗争不绝，这也成了康熙的一块心病。但是，他从未想过使用武力让汉臣服。一次，他去长城察看城墙的毁坏情况，面对早已破落的长城，有的大臣认为要加固，以防来袭，但康熙却坚定地说："我要修的是百姓心中的长城，这比真正的长城坚固好几倍！"是啊，这是明君的抉择，他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后来，他多次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无数百姓，终于使百姓臣服，成为一代明君。"以史为镜，可以知古今。"纵古观今，我们不难看出：成就大业，一统天下，与老百姓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论文200字
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是表示需要尊重民众的意见，才可以使国家继续扩大，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商汤就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论“得民心者得天下”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银寿 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 “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明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 “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孟子的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在于获得民众的拥护；要想获得民众的拥护，在于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方法是:民众所喜欢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他们头上。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 那么，古往今来，中国取得最高权力有哪些途径，这些途径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得民心”呢？ 第一种途径谓之禅让，指帝王自动地把权力交给别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帝位，年纪大了要选接班人，咨询各部落首领，大家推举舜作继承人。舜经过各种考验后，代行天子职责，尧死后正式即位。舜在选接班人时，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代行天子职责，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人推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推举他的儿子伯益作继位人。关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也为当时人所普遍推崇，特别是儒家，视之为最高权力转移的理想模式。实际上这是原始社会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方式，体现了原始民主。儒家所推崇的“禅让”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禅让的对象是有德之人，表现为作风俭朴，爱民做好事，而且做的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大好事，如大禹治水。二是和平交替，并经过推举——试用——继位三阶段。三是“天下为公”，有别于后世的“天下为家”。当然，这里面含有许多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类似的原始民主制在世界各地各民族早期大致是存在的。这时国家还没有产生，如果笼而统之算有“天下”的话，禅让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儒家据此鼓吹和提倡“内圣外王”的圣贤政治观，认为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才能实行“王道”之治，建设“大同”社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与此异曲同工。 第二种途径是用武力夺取政权。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传》)，说的是商王汤、周武王以天的名义征伐暴虐无道的夏王桀、商王纣，并取而代之做了天下的君主。这是进入“天下为家”的阶段社会后，儒家提出的关于最高权力转移的政治主张，认为世袭君王如果暴虐无道，就必须以“革命”方式加以推翻。古代的“革命”与现代的“革命”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武力推翻原来的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自禹之子启杀掉伯益，又出兵打败反对他废弃禅让制的部落而袭位之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都视天下为王或皇帝私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后世也有以“禅让”名义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但受禅者不是已经大权在握，如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三国时曹丕受汉禅建立魏；就是以武力威逼为背景，如司马炎受魏禅建立晋，赵匡胤受周禅建立宋，等等。以武力夺取政权，古代叫做“以马上得天下”，现代则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方式“得天下”，是否就“得民心”呢？一般而论，经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王朝，往往是比较“得民心”的。典型的如刘邦在陈胜、吴广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西汉，刘秀在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东汉、李渊李世民父子在瓦岗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唐朝、朱元璋在红巾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明朝，等等。这个时候，“民心”的体现多如史书上描述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作为回报，新的王朝建立初期会出现一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时期。当然，这类“得民心”是程度有限的，体现的多是地方士绅的意愿，正如禅让制一样，体现的也多是各部落首领的意愿。至于那些纯属军阀性质的武夫之间，经过武力争夺走马灯似地建立的政权，往往是与民心无关的，也往往是不得民心的。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交替，前后170个年头；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代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廷，先后不过54个年头，而且政权争夺纯凭武力，充满血腥，对社会经济文化破坏极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种途径是世袭。封建帝王，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靠的是血缘关系。这个时候如果讲“民心”的话，只涉及那些朝廷亲贵大臣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与一般官吏没有多少关系，与广大老百姓更是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兄弟子侄之间为抢班夺权难免一争，骨肉相残的事不绝于史书，但限于皇帝家族内部，本质上不同于武力争夺。这种权力交替方式确定性很强，总体上是和平的，这是其价值所在。其弊端在于任人唯亲，选择的范围狭窄，且偶然性强，不能保证接班人的质量。历史上通过这种途径产生了许多暴君、昏君、庸君，著名的如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宋徽宗赵佶等。有的简直是糊涂虫、白痴，如蜀汉后主刘禅、西晋惠帝司马衷等。还有不少幼稚的孩童，据统计，我国历史上的娃娃帝(10岁以下)有29个之多。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成为导致封建专制王朝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的重要根源。但老百姓对此局面无能为力，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宰制之下，反变得麻木不仁，对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逆来顺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民心”只是在这个时候以“民怨”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 纵观夏朝建立以后的中国社会，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无外乎武力夺取与世袭两途。这两种途径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不能保证选贤任能，不能体现人民权利。武力夺取政权破坏性太大，导致社会生产力难以持续积累和发展；昏庸之君太多，带来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家天下”的格局，使大多数人处于附从和被奴役的状态。怎么克服这些弊端，不能说先贤们没有关注过、思考过。比照前述儒家关于禅让制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表达了很有针对性的愿望和理想，但没有探索出有效的途径。中国最后在世界上落伍，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则率先开辟了新的政治道路，由此成就了自身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成就了数百年来主宰世界的霸业。 新的政治道路集中体现在比较好地解决了美国开国者提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组织。”(《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解决的办法就是创造了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制度，即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来选择国家领导人。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通过赢得选民或选举人的有效多数票来实现的。民主选举制度对解决传统选任制度的弊端有极强的针对性；有一套公开、公平的竞赛规则和程序，任何一个有被选举权的人都可以按照这套规则和程序去追逐政治权力，不需要也不允许使用暴力方式和其他非法方式；选举方式具有开放性、竞争性，选择的范围比较大，因而能够选贤任能；由于实行普遍选举和定期选举，政治领导人既要顺应民心才可能上台，也要顺应民心做事才可能谋求连任(连任也是有限制的)，这样就能够防止国家权力成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然，西方的这一套选举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由于受资本属性的限制，其效果远不是完美的。至于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方，“水土不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相对于传统选任制度，确有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对于中国来说，民主选举制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方式。这就决定了这一制度的确立及其实施，必定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事实正是如此。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始了通过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尝试。民国时期，在实则由新旧军阀以武力论短长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在中国完全变形走样。比如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不惜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收买选票，并在选举当日派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他当大总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在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直接选举参议员，创造了“识字的人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人用画圈法，不识字的人用投豆法”等实现普选的方法。但建国后选举制度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加以批判和否定，选举法形同废纸。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重要政治职位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是中国走上政治文明大道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如何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使“民心”(选民意志)得以更充分的表达，还须对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比如选举人大代表，要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至向全面实行直接选举过渡。邓小平曾经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个大方向。
得民心者得天下，无可厚非。 但是历史上，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封建王朝并非都得到了民心。先说近的，如果“得天 下者必得民心”，那清军人关，建立清朝时又得到 了什么民心?相反，由于不得民心，所以才“留头不 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才“扬州十日、嘉定三 屠”。你可以说当时明朝太腐朽，把天下让给满族 建立的王朝至少好一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 在本文讨论的范围。至少清朝在得到天下之际， 是毫无民心可言的。当时的老百姓对这个关外的 民族并非很了解，只知道是那种比较荒蛮的游牧 人，对一个还不是太了解的民族，而且还带着“骑 马民族’，这一“恶劣”形象，当然不存在民心所向。 真就民心而言，老百姓宁愿生活在腐朽的汉族王 朝的天下，也不愿被文明程度很低的，而且因为陌 生而难以揣测、预料的异族所统治。 同样，元朝得到天下、金朝得到北方都是谈不 上什么民心所向的。如果说明朝太腐朽，失去天 下是活该的话，那么北南两宋相对而言就很冤枉 了。两宋时代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极度发达的 时代，普通人只知道唐代繁荣，其实在经济、科技 上，许多学者往往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顶 峰。据统计，北宋一年的国库收人就相当于十八 世纪整个欧洲的生产总值。而且北宋每年的收人 有几成要进贡辽国，但它依然经济繁荣，国富民 丰;金兵南下，宋室南渡后，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 就使得南方经济达到了北宋的规模，后来南方的 繁荣与南宋的开发是分不开的。如果有人居然认 为女真、蒙古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广 大汉族百姓的民心，那就是在痴人说梦，缺乏历 史常识，所以，仅仅靠民心，是得不来天下的。其 实民心如水，水虽有狂暴之时，但不遇大风大力， 大多时候是木然沉静的，谁又能确定民心怎样
李闯王渡黄河的故事：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闯王李自成带领农民在陕西米脂起义，要打过黄河去，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当时正值初冬时分，黄河水还未结冰，而只有河水冻成了坚冰大军才能顺利通过。怎么办呢？闯王日夜焦心，愁得胡须头发在一夜之间全都白了。 第二天一清早，有两人来报：“黄河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的了。”闯王大喜，急忙传令三军赶快渡河。到了河边一看，河水还“哗哗”地流得正欢呢，根本就没结冰。可是上面却起了一座宽大的浮桥，船连船，板连板，四平八稳，正适合大军渡河。 闯王纳闷极了，正要下马察看，忽然从河里爬上来两个人，向闯王一抱拳，朗声道：’大王，我们是黄河的船夫。听说您要渡河，为民谋利，所以特地花了一夜工夫搭起这坐浮桥，就请大军上路吧。”闯王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一定不辜负百姓们的厚爱，一定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说罢，驱马上桥，领兵东去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民心的重要性，得民心者得天下。 风暴48小时-一个总统的政变历险记贫民出身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为改变国家的贫困面貌，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富人阶层的特权，并致力于穷人福利事业的发展。于是，引起了国内富人阶层的强列反感。2002年4月11日夜，一场震惊世界的绑架总统案上演。正当委内瑞拉人民在惶恐中为他们总统的命运而担忧时，48小时后，在他的支持者忠于他的部队的帮助下恢复了权力。国共两党结论只有一个：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尽管人材济济，武器装备得天独厚。然而，当年的国民党只注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只保护黄金荣、杜月笙等为代表的上海财团的利益。他们蔑视工农、榨取工农、视民众为草芥，贪官污吏横行天下，刮尽民脂民膏，弄得天怒人怨。国民党当年的失败正是咎由自取。
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小论文200字
“得民心者得天下”据说出自三国时的司马懿，其临死前对司马师和司马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君子之心者得诸侯；得诸侯之心者得士大夫得民心者得天下 悠悠中华五千载，我们的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一段又一段的辉煌，为后人所赞颂。分析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段辉煌之中，都毫无例外地闪现着一个盛世明君的身影，像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他们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统治着不同的时代，可他们却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刘邦、项羽都是名载史册的英雄，可前者成就了千古霸业，后者却无奈乌江自刎，这难道真如项羽所言"此乃天意"吗？不是，刘邦项羽二人相比，项羽比刘邦更有才能，但项羽他恃才傲物，很少与属下谈心沟通，一意孤行，又兼?夫之勇，妇人之仁，最终走向了灭亡。相反，刘邦没有突出的个人才能，但他善于听取各方良言，身边谋士极多，常常与他们交心倾谈，上下沟通，月下千里追韩信就是明证。因此，他可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最终成为楚汉之争的胜者。 时间又过了几千年，中华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位历史伟人--康熙皇帝，他有着比刘邦更为出众的才华，有着比项羽更为强健的体魄，有着比铁木真更为勇猛的军队，照说他可以安安稳稳的坐上龙椅。但是，他却遭遇了关内百姓的强烈的反抗，只因为他是满人，而他治下的却大多是汉人。在汉人的眼中，他永远是夷人，是外来者，因此，各地的反清斗争不绝，这也成了康熙的一块心病。但是，他从未想过使用武力让汉臣服。一次，他去长城察看城墙的毁坏情况，面对早已破落的长城，有的大臣认为要加固，以防来袭，但康熙却坚定地说："我要修的是百姓心中的长城，这比真正的长城坚固好几倍！"是啊，这是明君的抉择，他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后来，他多次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无数百姓，终于使百姓臣服，成为一代明君。 "以史为镜，可以知古今。"纵古观今，我们不难看出?成就大业，一统天下，与老百姓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心者得天下，无可厚非。 但是历史上，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封建王朝并非都得到了民心。先说近的，如果“得天 下者必得民心”，那清军人关，建立清朝时又得到 了什么民心?相反，由于不得民心，所以才“留头不 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才“扬州十日、嘉定三 屠”。你可以说当时明朝太腐朽，把天下让给满族 建立的王朝至少好一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 在本文讨论的范围。至少清朝在得到天下之际， 是毫无民心可言的。当时的老百姓对这个关外的 民族并非很了解，只知道是那种比较荒蛮的游牧 人，对一个还不是太了解的民族，而且还带着“骑 马民族’，这一“恶劣”形象，当然不存在民心所向。 真就民心而言，老百姓宁愿生活在腐朽的汉族王 朝的天下，也不愿被文明程度很低的，而且因为陌 生而难以揣测、预料的异族所统治。 同样，元朝得到天下、金朝得到北方都是谈不 上什么民心所向的。如果说明朝太腐朽，失去天 下是活该的话，那么北南两宋相对而言就很冤枉 了。两宋时代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极度发达的 时代，普通人只知道唐代繁荣，其实在经济、科技 上，许多学者往往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顶 峰。据统计，北宋一年的国库收人就相当于十八 世纪整个欧洲的生产总值。而且北宋每年的收人 有几成要进贡辽国，但它依然经济繁荣，国富民 丰;金兵南下，宋室南渡后，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 就使得南方经济达到了北宋的规模，后来南方的 繁荣与南宋的开发是分不开的。如果有人居然认 为女真、蒙古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广 大汉族百姓的民心，那就是在痴人说梦，缺乏历 史常识，所以，仅仅靠民心，是得不来天下的。其 实民心如水，水虽有狂暴之时，但不遇大风大力， 大多时候是木然沉静的，谁又能确定民心怎样
李闯王渡黄河的故事：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闯王李自成带领农民在陕西米脂起义，要打过黄河去，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当时正值初冬时分，黄河水还未结冰，而只有河水冻成了坚冰大军才能顺利通过。怎么办呢？闯王日夜焦心，愁得胡须头发在一夜之间全都白了。 第二天一清早，有两人来报：“黄河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的了。”闯王大喜，急忙传令三军赶快渡河。到了河边一看，河水还“哗哗”地流得正欢呢，根本就没结冰。可是上面却起了一座宽大的浮桥，船连船，板连板，四平八稳，正适合大军渡河。 闯王纳闷极了，正要下马察看，忽然从河里爬上来两个人，向闯王一抱拳，朗声道：’大王，我们是黄河的船夫。听说您要渡河，为民谋利，所以特地花了一夜工夫搭起这坐浮桥，就请大军上路吧。”闯王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一定不辜负百姓们的厚爱，一定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说罢，驱马上桥，领兵东去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民心的重要性，得民心者得天下。 风暴48小时-一个总统的政变历险记贫民出身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为改变国家的贫困面貌，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富人阶层的特权，并致力于穷人福利事业的发展。于是，引起了国内富人阶层的强列反感。2002年4月11日夜，一场震惊世界的绑架总统案上演。正当委内瑞拉人民在惶恐中为他们总统的命运而担忧时，48小时后，在他的支持者忠于他的部队的帮助下恢复了权力。国共两党结论只有一个：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尽管人材济济，武器装备得天独厚。然而，当年的国民党只注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只保护黄金荣、杜月笙等为代表的上海财团的利益。他们蔑视工农、榨取工农、视民众为草芥，贪官污吏横行天下，刮尽民脂民膏，弄得天怒人怨。国民党当年的失败正是咎由自取。
悠悠中华五千载，我们的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一段又一段的辉煌，为后人所赞颂。分析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段辉煌之中，都毫无例外地闪现着一个盛世明君的身影，像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他们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统治着不同的时代，可他们却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论文200字唐朝
引用马宇翔马宇翔的回答：得民心者得天下 悠悠中华五千载，我们的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一段又一段的辉煌，为后人所赞颂。分析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段辉煌之中，都毫无例外地闪现着一个盛世明君的身影，像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他们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统治着不同的时代，可他们却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刘邦、项羽都是名载史册的英雄，可前者成就了千古霸业，后者却无奈乌江自刎，这难道真如项羽所言"此乃天意"吗?不是，刘邦项羽二人相比，项羽比刘邦更有才能，但项羽他恃才傲物，很少与属下谈心沟通，一意孤行，又兼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最终走向了灭亡。相反，刘邦没有突出的个人才能，但他善于听取各方良言，身边谋士极多，常常与他们交心倾谈，上下沟通，月下千里追韩信就是明证。因此，他可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最终成为楚汉之争的胜者。 时间又过了几千年，中华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位历史伟人--康熙皇帝，他有着比刘邦更为出众的才华，有着比项羽更为强健的体魄，有着比铁木真更为勇猛的军队，照说他可以安安稳稳的坐上龙椅。但是，他却遭遇了关内百姓的强烈的反抗，只因为他是满人，而他治下的却大多是汉人。在汉人的眼中，他永远是夷人，是外来者，因此，各地的反清斗争不绝，这也成了康熙的一块心病。但是，他从未想过使用武力让汉臣服。一次，他去长城察看城墙的毁坏情况，面对早已破落的长城，有的大臣认为要加固，以防来袭，但康熙却坚定地说："我要修的是百姓心中的长城，这比真正的长城坚固好几倍!"是啊，这是明君的抉择，他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后来，他多次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无数百姓，终于使百姓臣服，成为一代明君。 "以史为镜，可以知古今。"纵古观今，我们不难看出：成就大业，一统天下，与老百姓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 【点评】这是一篇史论性文章，文章论证的中心论点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所选汉高祖和康熙帝的史料与主题十分贴切，紧紧围绕"沟通"这一主题，足以令人信服。再者，本文语句流畅，思路敏捷，历史材料可谓信手拈来。考生以时间为序，空间跨度极大，从西汉写到了满清，一气贯通，自然天成。
悠悠中华五千载，我们的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一段又一段的辉煌，为后人所赞颂。分析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段辉煌之中，都毫无例外地闪现着一个盛世明君的身影，像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他们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统治着不同的时代，可他们却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是表示需要尊重民众的意见，才可以使国家继续扩大，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商汤就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论“得民心者得天下”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银寿 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 “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明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 “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孟子的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在于获得民众的拥护；要想获得民众的拥护，在于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方法是:民众所喜欢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他们头上。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 那么，古往今来，中国取得最高权力有哪些途径，这些途径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得民心”呢？ 第一种途径谓之禅让，指帝王自动地把权力交给别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帝位，年纪大了要选接班人，咨询各部落首领，大家推举舜作继承人。舜经过各种考验后，代行天子职责，尧死后正式即位。舜在选接班人时，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代行天子职责，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人推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推举他的儿子伯益作继位人。关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也为当时人所普遍推崇，特别是儒家，视之为最高权力转移的理想模式。实际上这是原始社会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方式，体现了原始民主。儒家所推崇的“禅让”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禅让的对象是有德之人，表现为作风俭朴，爱民做好事，而且做的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大好事，如大禹治水。二是和平交替，并经过推举——试用——继位三阶段。三是“天下为公”，有别于后世的“天下为家”。当然，这里面含有许多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类似的原始民主制在世界各地各民族早期大致是存在的。这时国家还没有产生，如果笼而统之算有“天下”的话，禅让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儒家据此鼓吹和提倡“内圣外王”的圣贤政治观，认为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才能实行“王道”之治，建设“大同”社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与此异曲同工。 第二种途径是用武力夺取政权。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传》)，说的是商王汤、周武王以天的名义征伐暴虐无道的夏王桀、商王纣，并取而代之做了天下的君主。这是进入“天下为家”的阶段社会后，儒家提出的关于最高权力转移的政治主张，认为世袭君王如果暴虐无道，就必须以“革命”方式加以推翻。古代的“革命”与现代的“革命”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武力推翻原来的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自禹之子启杀掉伯益，又出兵打败反对他废弃禅让制的部落而袭位之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都视天下为王或皇帝私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后世也有以“禅让”名义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但受禅者不是已经大权在握，如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三国时曹丕受汉禅建立魏；就是以武力威逼为背景，如司马炎受魏禅建立晋，赵匡胤受周禅建立宋，等等。以武力夺取政权，古代叫做“以马上得天下”，现代则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方式“得天下”，是否就“得民心”呢？一般而论，经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王朝，往往是比较“得民心”的。典型的如刘邦在陈胜、吴广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西汉，刘秀在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东汉、李渊李世民父子在瓦岗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唐朝、朱元璋在红巾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明朝，等等。这个时候，“民心”的体现多如史书上描述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作为回报，新的王朝建立初期会出现一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时期。当然，这类“得民心”是程度有限的，体现的多是地方士绅的意愿，正如禅让制一样，体现的也多是各部落首领的意愿。至于那些纯属军阀性质的武夫之间，经过武力争夺走马灯似地建立的政权，往往是与民心无关的，也往往是不得民心的。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交替，前后170个年头；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代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廷，先后不过54个年头，而且政权争夺纯凭武力，充满血腥，对社会经济文化破坏极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种途径是世袭。封建帝王，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靠的是血缘关系。这个时候如果讲“民心”的话，只涉及那些朝廷亲贵大臣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与一般官吏没有多少关系，与广大老百姓更是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兄弟子侄之间为抢班夺权难免一争，骨肉相残的事不绝于史书，但限于皇帝家族内部，本质上不同于武力争夺。这种权力交替方式确定性很强，总体上是和平的，这是其价值所在。其弊端在于任人唯亲，选择的范围狭窄，且偶然性强，不能保证接班人的质量。历史上通过这种途径产生了许多暴君、昏君、庸君，著名的如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宋徽宗赵佶等。有的简直是糊涂虫、白痴，如蜀汉后主刘禅、西晋惠帝司马衷等。还有不少幼稚的孩童，据统计，我国历史上的娃娃帝(10岁以下)有29个之多。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成为导致封建专制王朝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的重要根源。但老百姓对此局面无能为力，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宰制之下，反变得麻木不仁，对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逆来顺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民心”只是在这个时候以“民怨”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 纵观夏朝建立以后的中国社会，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无外乎武力夺取与世袭两途。这两种途径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不能保证选贤任能，不能体现人民权利。武力夺取政权破坏性太大，导致社会生产力难以持续积累和发展；昏庸之君太多，带来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家天下”的格局，使大多数人处于附从和被奴役的状态。怎么克服这些弊端，不能说先贤们没有关注过、思考过。比照前述儒家关于禅让制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表达了很有针对性的愿望和理想，但没有探索出有效的途径。中国最后在世界上落伍，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则率先开辟了新的政治道路，由此成就了自身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成就了数百年来主宰世界的霸业。 新的政治道路集中体现在比较好地解决了美国开国者提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组织。”(《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解决的办法就是创造了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制度，即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来选择国家领导人。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通过赢得选民或选举人的有效多数票来实现的。民主选举制度对解决传统选任制度的弊端有极强的针对性；有一套公开、公平的竞赛规则和程序，任何一个有被选举权的人都可以按照这套规则和程序去追逐政治权力，不需要也不允许使用暴力方式和其他非法方式；选举方式具有开放性、竞争性，选择的范围比较大，因而能够选贤任能；由于实行普遍选举和定期选举，政治领导人既要顺应民心才可能上台，也要顺应民心做事才可能谋求连任(连任也是有限制的)，这样就能够防止国家权力成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然，西方的这一套选举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由于受资本属性的限制，其效果远不是完美的。至于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方，“水土不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相对于传统选任制度，确有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对于中国来说，民主选举制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方式。这就决定了这一制度的确立及其实施，必定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事实正是如此。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始了通过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尝试。民国时期，在实则由新旧军阀以武力论短长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在中国完全变形走样。比如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不惜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收买选票，并在选举当日派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他当大总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在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直接选举参议员，创造了“识字的人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人用画圈法，不识字的人用投豆法”等实现普选的方法。但建国后选举制度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加以批判和否定，选举法形同废纸。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重要政治职位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是中国走上政治文明大道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如何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使“民心”(选民意志)得以更充分的表达，还须对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比如选举人大代表，要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至向全面实行直接选举过渡。邓小平曾经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个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