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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 马乾龙 ]——(2010-2-21) / 已阅268次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马乾龙引言：　　作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趋严竣并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3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下降了2岁，2005年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页。]因此有效预防与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纵观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点稍作调整而设置的，必然使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只看到刑罚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而忽视了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罚的功能，以求尽快实现刑罚预防的目的，却殊不知这种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实质是从更深层面剥夺了其合法权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与预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权的挑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重构，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配置的节俭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丰收。　　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世界潮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是我国当前唯一的选择。但我们所谓的轻缓化并不是一味的强调“轻罚”，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它强调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我们应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于某些该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以宽缓态度对待。所谓“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有罪必罚。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均衡以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则，坚持“宽”的总体趋势，对某些规定从严；针对不同的犯罪事实，区别对待，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以宽为主，宽严适中。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针对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必然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较为轻缓化的刑罚，尤其强调对于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运用，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第一章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概述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不断严竣，它已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原本以成年人为基点构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必然存在较大流弊。因此构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制度成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刑事立法与司法面临的一大法律难题。但首先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的适合主体特殊性的刑罚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重构的前提基础。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内涵（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为未成年人犯罪？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而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创制了现代少年法制，[ 朱胜群：《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页。]它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应受刑罚处罚和有罪倾向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又包括有犯罪倾向但未触犯刑事法律、只是违反少年法且与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即“身份犯罪”。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对少年犯罪解释为“一般地说，所谓少年罪错，它包括诸如盗窃汽车和盗窃财物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的，则被认为是犯罪。也包括诸如宵禁后呆在外边或酗酒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对男女少年来说是非法行为。少年罪错也包括少年反对社会规范，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义少年犯，根源在于他们对少年犯着眼于预防，而非惩罚，淡化对其的制裁而更为强调矫治与教育。以德、俄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严重危害社会从而应受惩罚的行为，排除了英法法系国家主张的违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　　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香港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英国的影响，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具体而言，此年龄阶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有意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也就是说香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7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实施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根据《澳门刑法典》18条关于“未满16岁的人，不可归责”可以看出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我国内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确规定，只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综合我国宪法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定义　　刑罚作为刑法理论的奠基石，与犯罪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刑法之所以较其他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根本所在。犯罪论只是规定哪些行为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为可能如罪。但如何惩罚与防治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在于刑罚的威慑力，即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过程，打击犯罪，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设置刑种的静态立法过程；求刑是指在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认定之后，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罪犯的具体的、较为确定的量刑意见；量刑是指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区别，相互独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体适用时又相互衔接，缺一不可。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结合上文关于我国内地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律的行为定义为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可以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界定为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罚刑律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并非随着刑事法律的出现而产生，只是当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因此而产生、发展，并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不断丰富。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规则，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关于少年犯的处置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1d），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1）强调尽量少用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北京规则》1），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对监禁作出限制，很好的体现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关于“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的基本原则。“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北京规则》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规则》2）。“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北京规则》3）。“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规则》1B）。“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儿童权利公约》37AB）。（3）强调非刑罚处罚。“不应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离开父母的监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这样做”（《北京规则》2），依靠和求助于社区有效执行监外教养办法，逐渐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改造。“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以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贡献。”（《北京规则》2）。《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了国际社会关于矫治未成年犯罪人最为基本的处遇原则和限制规定，指出应更多的适用非监禁刑、个别化处遇。（4）保障儿童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规则》1）。“应做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有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北京规则》1）。“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儿童权利公约》37D）。(5)保障儿童隐私。“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公约》2A）。　　在联合国的大力协调与指导下，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逐步趋向轻缓化，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北京规则》1），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手段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而将刑罚处罚作为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上述很多规定都被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吸收。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的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古代也有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规定，如西周规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 ]即7岁以下儿童、80岁、90岁以上的人犯罪，不处以刑罚。《唐律疏议》规定： 8岁以上，未满11岁，如果犯有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皇帝减轻处罚，犯强盗或盗窃以及杀人等罪可以收赎，对其他犯罪一概不负刑事责任；未满8岁的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从初具雏形到日臻丰富，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做出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到的“对违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实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针”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部成立，[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编：《中国少年法庭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987年7月，该区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础上成立了第一个审判业务一级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截止2004年，全国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个。[ 参看《未成年人犯罪的全方位治理系统正在逐步完善》，引自新华，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5月5日。]法律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再次重申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法机关把教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转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根本任务，要满怀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沿着犯罪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谢望原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学籍”，[ -01/21/content_htm]涉及到了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关于“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监狱法》在第六章也强调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办法。2003年、2004年我国陆续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予以关注和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表明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法律颇多，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相关规定零散，迄今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竣的的社会问题。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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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知的蓝天下健康成长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幸运。提起法律，就应该给人一种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正是因为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我们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加和谐。正是因为由于法律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法律带给我们的一切。法律和我们息息相关，“与法律同行”从表面意思看是：和法律一起行动。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走路了，人们走在马路上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也受法律的控制。“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法律规定的，人人都知道，可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这样，法律就起到了它的作用。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当纠纷的出现也意味着法律的到来。它可以合理解决事故，可以让一切平息。没错，如果没有人违反法律，就没有事故的出现，也就不需要法律的制裁。这里面有着很奇妙的关系，而一切都关于法律，所以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与法同行，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作为青少年的我们，我们必须要知法守法，做任何事都要与法律同行。法律素质如何，就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品道德，甚至直接关系到我国依法制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法律，要靠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遵纪守法，我们要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学生的社会经验不够丰富，却自我感觉已经是大人了，而有时却有怀疑自己的能力，需要寻求他人的帮助，因此有些学生喜欢拉帮结派，重“感情”，讲“义气”，崇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人更是无法无天，强行索取他人的个人财产，发生与他人斗殴，这些都需要法律的引导。在守法律的制度的同时，还要懂法的学生。其中离不开学校和家长的教导。学校要经常开展法制教育课。同学们能从中学会不少法律知识，知道什么是法律，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学会了如何守法，如何面对周围的突发事件……老师也经常提醒我们，要我们时刻遵守学校、社会制度。在家，只要我们一犯错，父母就应该立刻指出来，教育我怎样才是正确的，下次如何避免……我们用法律来约束自己，使自己避免犯错误。这样，我们的确做到了与法同行。否则，将来成为一个法盲。在人的一生中，总会有相互对立的力量在起作用，正与邪、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人性的光辉与丑恶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每一个人。愿我们在法制的蓝天下健康成长，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栋梁之材!

狼——血性中的爱“风呼呼地吹着，鹅毛般的雪花飘落了下来。一制小狼以为在母狼身后，它们在积雪上行走。突然，冒出了几个猎人，他们各个举着枪，对着着两只狼。母狼将小狼揽在身后，原以为它回反抗，但是母狼却跪倒在猎人面前，眼里噙着泪水。此时，它的绿眼睛不再闪烁着凶残的光芒，一种哀求的眼神，它正在承担着作为母亲的责任。猎人们被震住了，母亲含这泪爱怜地舔了舔小狼，一声枪身后，雪地染上了红色的血迹。小狼得以幸存……”　　　狼，或许在人的心里是一种凶残，狡诈的动物。黑暗中，狼的眼睛，寂寞而阴冷。但当狼作为一位母亲时，它为了保护孩子义无返顾，心中的热血沸腾了，激起了沉睡已久的良知。每一位母亲都是伟大的，都是圣人，她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孩子做任何事，包括自己的生命。　　　狼在草原上行走，或许某一天，它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猎人，一声沉闷的枪声过后，是一声痛苦而又绝望的嚎叫，雪飘飘洒洒，掩盖了那淡淡的血痕，它们舔舐着同伴们的伤口与鲜血，但却无法带上那些躯体与亡死的灵魂。狼竖立了淡灰色的毛，愤怒地对视着敌人，绿幽幽的光透露狼那天生的野性。冲吧，为了朋友，为了孩子，不顾一切地做斗争，扑上去，咬住对方的咽喉，让那鲜血痛快地流出来，洗清对狼族所有的侮辱，鲜血染红了大地，染红了天边……　　　狼也有感情，也有血有肉，它们是草原上的霸主，孤独的战士，无家可归的浪人。　　　我会在夕阳最美的时刻，摘取一朵野玫瑰，祭拜在你的坟前。玫瑰就好象狼一样，看上去很没，被望了还有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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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的正当化事由界限摘要：刑法有个原则叫做罪责刑相适应，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就是有多大的罪过，就有多大的责任，有多大的责任就要承担多大的刑罚。重罪处以重刑，轻罪处以轻刑，无罪就不承担责任。但是有时候行为人的行为也造成了法益的损害，刑法却不认为是犯罪，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那么这些受到侵害的法益该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呢？要是没有对这些正当化事由加以一定的限制，那么社会就难以得到安定，人民的生活也会陷入一定的担忧之中，特别是权利人承诺这一块，必须严格限制，本文就是通过对这些正当化事由进行分析论证，来划定其合理的范围，指出现如今的立法中不合理的缺陷。关键词：正当化事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合理范围一、刑法正当化事由的定义正当化事由，又称为违法阻却事由，是指行为在形式上与犯罪具有相似性，但实质上不具有法益侵害性，因而在定罪过程中予以排除的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权利人承诺行为、自救行为、义务冲突。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行为会对法益产生侵害，在形式上与犯罪是具有相似性的，犯罪具有刑事违法性、刑法处罚性、社会危害性。正当化事由则不具备以上特征和性质。也正是因为没有法益侵害性、社会危害性，刑法才将之排除在违法犯罪的范围之外。根据分类来看，正当化事由可以分为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前者是指由刑法明确规定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在民事关系中也有所体现。后者是指刑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那些虽然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形式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但是实质上既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也是属于排除犯罪性的事由，主要是指其它五种情形。而后五种情形正是我要展开说明的重点所在，因为刑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范围限制不够明确、不够严格，更加容易突破界限，由正当化事由转变成违法犯罪，这样是不利于刑法的神圣性和社会的安定发展的。二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一）、正当防卫提起正当防卫，我们已经不再陌生，学习民法的时候就已经重点介绍过了，而且在司法考试中也是一大重点。生活中也是较为常见的。所以可以说是整个正当化事由的大哥大。是最为重要的正当化行为。从理论上来看，他的法律来源是法律明确赋予的自卫权，是鼓励公民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与犯罪分子相对抗的权利。但是并不意味着公民可以任意实施防卫行为，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防卫行为，才属于正当防卫而不承担刑事责任。《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的条件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是包括防卫的起因，防卫的时间要正确、防卫的意图、防卫的对象和防卫的限度等五大方面。只有同时符合这五种条件，才能形成正当防卫，具体的说来，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必须是有现实的不法侵害，而不能是行为人自认为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或者说根本不是侵害行为的，这样成立的是假想防卫，如果行为人对损害结果存在过失且刑法有规定的，成立过失犯罪，没有规定的是意外事件。而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了，犯罪分子被制服、逃离现场或者是丧失侵害能力、主动中止。放弃了犯罪，行为人还是不依不饶，认为对方是坏人，还是要将其打伤打残的，形成一个防卫不适时，如果说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都是按照犯罪处理。故意伤害这个罪名出现的最多。很多公民对防卫提前的设定表示不满或者不理解，认为对方已经拿着刀冲到我的旁边，虽然没有动手，但是万一他动手，我不就马上倒在血泊之中了吗，难道一定要等他将我刺到在地，让我血流成河、毫无还手之力才可以予以反击么，这根本就是坐以待毙。是不是可以先发制人，将对方刺伤再说。法律是不予认可的。提前防卫很有可能涉嫌故意伤害。我认为对于这一点应当区别对待，如果对方是持枪的，通过各种因素可以判断对方有可能开枪伤人，就应当允许公民先发制人，将对方制服，但是行为人只是有购买枪支的行为，或者只是将手枪从衣服里面掏出来的，应当不能对其进行防卫。而防卫的意图这一点来分析，目的必须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如果是为了保护非法利益，如毒贩为了赃物不被海关人员搜查出来，用暴力抗拒执法的，肯定不能是违法阻却事由。而防卫挑拨，偶然防卫的，也能通过逻辑思维来判断，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法处罚性的，不应当列为正当防卫范畴。就拿偶然防卫来谈谈，甲方与乙方有仇，正好遇见乙方要杀掉丙方，甲方趁机开枪将乙方杀死。表面上看，符合无限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但是实际上甲方是有杀害乙方的犯罪故意，应当成立故意杀人罪来对他进行处罚。而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侵害人，如果是针对第三人的正当防卫，要想正当化而免责，只能通过紧急避险的途径。防卫限度是正当防卫中最难以把握的一点，理论上讲是达到制止侵害人犯罪即可，也就是点到为止，但是实践中与防卫过当的界限很难区分的，理论上是通过两个要点来把握的，一是这个防卫行为是不是制止犯罪所必需的，第二点就是防卫行为和不法侵害结果是否相适应。行为人在这里对过当行为的主观心态一般来说都是过失的，但是也存在间接故意的情况，这里我们又要加以区别对待。对于无限正当防卫，也就是不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必须要求行凶者的行为是严重的故意伤害行为，这种行为是严重危及到被侵害人的人身权益的，必须是有可能造成被害人重伤结果的暴力犯罪才可以对其进行无限正当防卫。如果是财产一类的犯罪，如抢劫、但是没有危及到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我觉得不应该适用这个无限正当防卫，即使是从法理上来判断，人的生命也应当高于财产，即使这个人是恶人，也一样，否则就是对人权的践踏，是对整个社会的侮辱，这正是现在我国司法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的重要原因之一。（二）、防卫装置这个问题是对于预先设置的防卫装置对于不法侵害人造成人身伤害的，应不应该成立防卫提前。现实生活中，很多瓜农喜欢在自己的大棚设置电网，然后在大棚外面写上，此处有电危险，靠近后果自负等字样。我觉得这样是不应该成立正当防卫的，虽然说瓜农有做出一个明示的声明，但是不排除侵害人是不识字的文盲，或者说见到了这些字，但是误以为瓜农摆的是空城计，是危言耸听，结果触电身亡，而且极大多数情况下，偷瓜贼是夜晚行动的，伸手不见五指，很难看见有警示标志在外面，造成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如果不追究这个瓜农的刑事责任，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毕竟他的行为危害到了公共安全，而且装一个电网致人死亡，明显是超出了合理的防卫限度的。如果是在自己家里，为了防止贼人入侵盗窃，那么设置一点电流比较小的防卫装置，还是应当允许的。这里主要的范围限定，在于这个防卫装置到底有没有危害到公共安全和超过防卫的必要限度。如果是互相斗殴的情况，我们就要做出一个分析，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按照一般的思维来考虑，打架斗殴，双方是互相侵害的行为，肯定是不能成立正当防卫的，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打到对方。但是如果一方已经有意愿回避了，已经不打算打了，要求停战，而另一方不肯善罢甘休，认为自己已经吃亏了，还要步步相逼，紧追不舍，应当允许这个有意愿停止争斗的人对他实施正当防卫。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予以扩大范围的，不然难以保护这些有悔改之心的人。也对执迷不悟的犯罪分子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是有关偷越国境的，王某发现李某正在偷越国境，马上开枪将对方打成重伤，成功的制止了李某偷越国境的行为，但是法院判决王某不成立正当防卫。判决理由是，虽然王某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社会秩序，但是他采取的手段造成了致人重伤的结果，与偷越国境这样的一般性社会利益来比较，明显是比较高了的，是超出了合理限度的，所以不宜认定是正当防卫。我觉得这个判决还是很合理的，也就是说保护的法益应当比侵害的法益要来得重要。（三）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一致，我在学习民法的时候就经常接触紧急避险的概念。在这里也不做详细说明了。正当防卫的实质在于以正当的行为去反对去克制不正当的行为，是以正义压不正义，而紧急避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护较大的正义、牺牲较小的正义。所以从这一层面来看，紧急避险的要求远远大于正当防卫的要求，正当防卫在遭受不法侵害时，不需要只存在这一种处置方式，即使可以选择逃跑这一途径，权利人也是可以选择对侵害人进行反击的，而紧急避险就不同了，它严格要求只有这一种途径可以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还存在其他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的途径达到相同的目的，采取这种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也不能成为正当化事由。这一点是应该严格限制的。而且正当防卫只是要求保护的法益等于或者小于被侵害的利益，紧急避险保护的利益是必须高于所侵害的利益价值的。要是为了保护一个较小的利益，损害一个较大的利益，就好比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是最要不得的，也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背道而驰。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个经典案例，也就是在海中航行，遇到海难，是不是可以杀掉体弱多病，马上就要死掉的人来作为粮食，保全剩下的大部分人等待成功获救。如果依照这个观点来看这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根据实际判例和哈佛大学公开课的讲解，并不能通过紧急避险就剥夺他人的生命权。没有一个人可以凌驾于他人的生命之上。三、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一)、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缺陷这个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是我这篇论文的重点，因为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都是刑法直接规定的，所以严格性比较强，从目的、时间、限度、对象、主观条件等五个方面来看，适用范围是很受到限制的。但是法令行为、义务冲突、自救行为、正当业务行为和被害人承诺的就比较侧重于理论性，法官自由裁量的需求量也更大。不仅容易造成事实认定上的偏差，导致错判误判，有罪变无罪、无罪变有罪。量刑和法律适用也存在着重大风险，也容易出现法官徇私枉法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将这些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也编入刑法之中，使其也成为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二）、法令行为的限制法令行为指的是依照有效的法律、法规所实施的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或者执行命令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在形式上符合某些犯罪特征，但是因为其是依据法律、法规而实施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那么就不构成犯罪。例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的行为，还有法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署的执行死刑的命令对犯人进行枪决，从表面上看，他这种行为剥夺了犯人的生命权，是故意杀人罪的表现，但是因为是依据法律、执行命令的行为，所以不会构成犯罪。这里我们就要注意，这个法律必须是良法，否则的话，就等于承认二战时期德日战犯的辩解词，我们是军人，只是依照政府的命令行事，所以屠杀平民、发动战争不构成犯罪的，至少个人没有责任。而且要注意在执行法令的时候必须依法定程序进行，就拿逮捕嫌疑犯来说，如果是应当出示逮捕证的，却没有出示，这样也是有可能违法犯罪的。否则，公民的合法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每天生活在家里，说不定就给捉起来关进监狱，这是很难使社会安定的。对于法令行为，我的看法就是两个，第一，法律本身必须是良法，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本质精神的。第二，执行者应当严格依照法律办事，不能怀着私心，打击报复、公报私仇。（三）、正当业务行为的限制应该说武术、拳击这些体育竞技运动是正当业务行为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了，从表面上看，拳击手你一拳我一拳，不把对方打趴下就是不罢休。根据我国刑法，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拳击手重拳一挥，何止是轻伤，有时候把人打得不省人事，重伤是难免的，但是只要这个比赛是正当的，是合法的，就不能追究打人者，也就是此处的获胜者的刑事责任。要是这一类的运动竞技被禁止了，那么观众们也就少了一个予以观赏、热血沸腾的节目了。但是，有些人是地下的黑拳比赛，从中牟取暴利，这一类是不能认定是正当化免责事由的，根本就不是正当业务行为。即使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比赛也应该明令禁止。而且运动员、参赛选手如果是恶意的去伤害他人，本身是不依照比赛规则来进行的，或者是巧妙地钻了比赛规则的空子，造成他人伤害的，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觉得足球比赛中这一类的情况很多，有些球员担心对方进球，或者是一直因为自己无法超越对方而怀恨在心，在比赛中就恶意的倒地铲球，故意踢伤他人，这就不应该认定是正当业务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罪了。所以要求裁判严格把关，同时提高运动球员的素质，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不然造成什么损害结果，都说自己不是故意的，是为了踢球，不小心提到了他人，我想这样的辩解是苍白无力的。不应该予以认定。（四）自救行为的限制我觉得自救行为跟民法上的资助行为有着类似的地方，刑法上的自救行为指的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人，在通过法律程序、依靠国家机关不可能或者明显难以恢复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救济的行为，比较常见的就是给人抢走了背包，在犯罪分子即将逃往外地或者是损坏所抢夺的物品的时候，受害人也无法得到有关机关帮助自己，可以允许使用暴力将财物夺回，或者阻止他人毁损财物。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犯罪分子必然不肯乖乖就范，必然会产生一番争斗，那么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一定的伤亡。自救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的一个分类的，所以也有着严格的限制，要求不法侵害已经结束，这也是自救行为与正当防卫的关键区别所在，正当防卫是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只是对于财产一类的侵犯，即使行为已经既遂了，但是被当场发现的并且同时受到追捕的，一直延续到不法侵害人将其所得财物藏匿至安全场所为止，追捕者可以适用正当防卫。可见正当防卫虽然严格适用，比起自救行为来，还是比较宽松的。但是怎么认定被害人的行为是自救行为而不是事后的打击报复呢?事后的打击报复也是通过暴力手段或者其他侵害他人法益的行为来达到目的的。自救行为很容易跟打击报复混在一起，这里就要注意是不是只能通过自己的手段来保护合法利益，而国家机关已经来不及或者不可能帮助自己的。因为自助行为是正当防卫的特殊表现，所以正当防卫所要求的，也是自助行为的要求。最主要的还是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目的只是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已。把自己的财物夺回了就行，不能继续对侵害人实行反击，因为完全可以在今后依靠国家机关来实施追责。要是为了一两百块钱，就将犯罪嫌疑人杀死，这也不应当是自助行为，因为两者的价值根本不等同，也不能比较。这是自助行为所要限制的地方。只要求用社会一般标准认定可以制止犯罪、挽回损失的方式就可以了。实践中，如果要对此类问题进行辩护，我从一个案例里面得出了一点结论，也就是如何为为了几百块钱杀死或者重伤嫌疑人的行为进行辩护。一般是认定为正当防卫，例如陈某抢劫出租车司机，并且用匕首将其刺伤，强行夺走一百块钱后下车逃跑，出租车司机发动车子追赶，在陈某往前跑了40米之后将其撞成重伤并且夺回了财物。要是我们认定这是自助行为的话，为了一百块钱就重伤他人，明显是超出了必要限度，出租车司机不能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要是不许司机实行这种行为的，犯罪分子就得逞了，开车撞人是此时最为容易的事情，我想换作他人也会采取这种方式的。既然针对财产性的犯罪行为，在当场可以挽回损失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采取正当防卫的行为，即对于财产违法犯罪的现象，正当防卫的时间可以做适度的扩大解释。我们认定是正当防卫就可以保护出租车司机了。至于该不该保护出租车司机，是看他的主观目的是什么，是抢回自己的财物的，应该认可。要是一心想致人于死命的，不应当认可。也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五）、义务冲突的限制义务冲突，指的是行为人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不相容的义务，为了履行其中的某种义务，不得已没有履行其他义务的情形。我觉得这是类似于紧急避险的，只是义务冲突没有侵害合法第三人利益，是了保护一个较大利益，而没有保护较小利益，比如仓库管理员因为仓库失火了，为了救火，而没有制止小偷进行盗窃的行为，明显是违背了自己的职责，给仓库带来了损失，但是要是放任火势蔓延，即使捉住了小偷，仓库烧完了，损失就会更大，这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同时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义务，第二必须是保护的义务价值重于放弃的义务价值。也就是说，这个管理员如果选择了追捕小偷，而放弃了灭火，这样对于造成的后果，是要追究管理员的责任的。这里我想说的是，必须是管理员发现着火了，如果并不知道有火情，而去进行追捕小偷的，即使是着火了，这个义务存在的却没有履行，也不应该追究管理员的责任。至于义务的轻重，这个是要严格按照社会一般的价值观念来分析的，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必然大于财产权。不要因为有些人视财如命，觉得没有钱就活不下去，人命不如钱来得重要，就选择保护钱，而不要人命。最典型的是火场救火，明知道有个小孩子还睡在床上，跑进火场却搬了一个保险柜出来，导致小孩子没有及时撤离，葬身火海。这肯定是不符合义务冲突的价值观念的，对这种情况，实践中一般是不予追究这个家长的刑事责任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只从道德的层面上予以谴责，应该归类于不作为的犯罪。（六）、经权利人承诺行为的限制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争议在于安乐死，我国是不承认安乐死的，即使被安乐死的人是自愿接受死亡，并且签订了保证书，保证自己的死亡与执行者无关，对方是为了达成自己的心愿而进行的行为。但是我国法律还是要追究这个执行者的刑事责任。涉嫌故意杀人罪，因为这个承诺本身就不合法，即使是自己的生命，承诺这也是没有处分权的，况且违背了公序良俗、禁止性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一般限于财产权。我个人是支持安乐死的，因为有些人真的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自己丧失劳动能力，还要拖累家里人，承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双重压力，这样活着的话是一种很残忍的状态，如果是明确自己愿意接受死亡的，应当予以认可，对那些为了缓解亲人活受罪的痛苦的人追究刑事责任，是不公平的。应该由国家设立一个专门执行安乐死的机构，个人不得进行。相信不久的将来或许可以有所改变。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受到承诺人的，所做的事情超出了承诺者的承诺范围的，是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要是这个作出承诺的人反悔了怎么办，他原先愿意让行为人砍掉自己的手指，接着因为恐惧而不愿意了，但是他反悔的意愿还没有表达出去就被砍掉了手指，这样的话，是不是要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呢。类似于这个承诺问题的，还是事后承诺，如果某个人绑架了女孩，女孩爱上了他，要跟他结婚，就说是自己答应要那个男的绑架他的，这种行为明显违背了法律禁止性规定，纵容了犯罪分子，而且让国家的追诉权被个人牵着鼻子走，这是有碍国家公权力的神圣性、权威性的。不应该认可，而理论上也是明确表示不得事后承诺的，这是权利人承诺在时间上的要求。而且被害人只能承诺个人的法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法益，一个人是无法代替整个社会的，即使他位高权重。三、该如何限定范围以上我已经把七种正当化事由的情况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对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只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就可以了，正当防卫中的避险装置，如果是装在自己家里，不会影响公共安全的，且对人体伤害较小的，应当许可，对于独自居住在偏僻地区的孤寡老人或者单身女性应该予以特殊照顾。可以适当放宽要求。而避险装置是装在公共场合，可能造成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的，应当明确禁止。对于五种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应该在刑法修正案中明确纳入刑法范畴，并且对于每一种情况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固定，这样既符合了罪刑法定的要求，也能给公民一个指导作用，明确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符合人们的期待可能性，防止别有用心的人钻法律的空子，也降低了因为不知法而犯罪的悲剧产生。参考书目：《刑法总论》、《北大司法实践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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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教育“一本好书，就是一轮太阳；灿烂千阳，照耀我们成长。”就是看到封面上的这段话，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买了这本好书——《爱的教育》。今天当我把它捧在手里细细品味的时候，不禁被书中无数个故事深深的打动了。《爱的教育》一书是一个意大利四年级小学生在一个学年十个月中所记的日记。全书共一百篇文章，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它无论哪一章，哪一节，都把“爱”表现得精髓深入、淋漓尽致，大至国家、社会、民族的大我之爱，小至父母、师长、朋友间的小我之爱，处处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看着这本书，其中最令我感触颇多的是《牺牲》这篇文章。文章主要写了恩里科和姐姐西尔维娅为了不给家里增加经济开支，主动提出牺牲“不必要”的消费品——扇子与颜料盒，从而来减少父母的压力。其中西尔维娅说的一些话让我特别感动，她对她母亲说：“只要父亲和母亲不再有不痛快的事，只要能看到你们像以前一样心情舒畅，精神安宁，我们什么都愿意干，只要你们像以前一样，生活在爱你们的西尔维娅和恩里科中间。”从这些话中我体会到了西尔维娅和恩里科对父母深深的爱。看着恩里科和他姐姐的表现，再想想自己的行为，我感到十分惭愧和内疚。记得那天，我和妈妈在选购商品时，看见“流行美”里新出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发卡，想来把它戴在头上，一定会惹来女同学们羡慕的眼神，就非要嚷着让妈妈买下来。可是因为这一只小小的发卡竟然要98元，妈妈毫不犹豫的当场拒绝了我。那时，我真是伤透了心，认为妈妈就是一个自私鬼。为此，我在以后的几天里对妈妈或是不理不睬，或是恶语相向，哪怕妈妈因为我的表现眼眶红红时也是熟视无睹，直到妈妈拗不过我，给我买回发卡，我才心满意足。现在想来，我是多么羞愧呀！爸爸妈妈只是阳光集团普通的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一千多元，应付完生活中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想必已是没有多余的钱。他们不是不爱我，只是我的要求对他们来说有点奢侈。恩里科和他姐姐非常节俭，而我却一点儿也不节约，有时花钱大手大脚，不该花的时候乱花钱。恩里科和姐姐非常体谅、尊重父母，而我却经常埋怨父母，当我不合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对他们大喊大叫，甚至会责怪他们不疼爱、不关心我。恩里科姐弟俩非常懂事、通事理，知道如何为家里减轻负担，并主动给父母分忧，让父母高兴、快乐。而我只会让父母伤心难过，平白无辜地增加他们的负担。一本好书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你生活中的人生百态，荡涤你心灵的污垢。现在，我读了这篇文章，深深的看到了自己的自私与无知，也对“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以后一定要像恩里科和他的姐姐一样，做一个懂事明理的孩子。在《爱的教育》这本书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深入的阅读《爱的教育》更让我懂得了世上的爱是无穷无尽的，同学的爱、师生的爱、父母的爱、祖国的爱。爱是一种感受，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追求，是无法用准确的文字来形容爱的定义，拥有爱的人，付出爱的心，人生必定是充实而无憾的。就像泰戈尔曾经说过的：“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晴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 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无论认识，或不认识，面对需要“爱”的人，我将毫不吝啬的献出我的爱。

新课程背景下的农村中小学教育　　摘要：由于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的限制，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同时由于农村中小学教师总体素质的偏低和观念的陈旧，不能很快适应新课程的教学，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课程改革的发展。重新定位农村中小学教师角色；构建农村中小学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块；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拓宽农村中小学育人环境是农村新课改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新课程；农村；中小学；教与学；构建　　目前，农村中小学分布相对零散，规模小，条件差，教育经费短缺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同时由于农村中小学教师总体素质的偏低和观念的陈旧，不能很快适应新课程的教学，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课程改革的发展。　　一、重新定位农村中小学教师角色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角色结构的复杂性。相对学生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层面式的“师长、同志、朋友、父母”角色　　面对市场经济、网络时代，面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和越来越高的社会期待，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冲击，面对新一轮课程改革，我们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一定要正确处理“师长、同志、朋友、父母”这一层面式的角色问题，走出办公室，融入学生之中，了解学生，熟悉学生，努力创造与学生心灵沟通的条件，在和他们进行交流对话的过程中，提供双方交换思想信息的最有效、最充分的机会。教师只有真正掌握了学生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以达“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之目的。　　(二)三维式的“导演、导游、导师”角色　　在新课程中，角色的转变不仅对教师的指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指导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这就加大了指导的难度。树立“导师意识”；首先是相信学生。相信学生能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靠创造性的劳动获得新知，并有所进步；其次是善于指导，中小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不够强，情绪不够稳定，方法还很欠缺，这就需要农村中小学教师及时有效的指导；再次，重视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学过程的设计。要以有利于激发兴趣、有利于发展思维、有利于培养创造能力为原则。“导演、导游、导师”三维角色三种境界，都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但后者更充分地显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更有益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构建农村中小学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块　　为了促进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使新课改在农村中小学得到有效地实施，就要优化课堂教学。构建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块。　　(一)探究准备　　这是学习新知识的前提，其主要任务是为学生学习新知识准备良好的思维材料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的意识。　　1．创设情景　　(1)迁移学习。复习与新知识有关的旧知识，为学习新知识做好知识、学法的铺垫。 (2)情景引入。通过复习与新知识有关的旧知识，用日常生活中的实物、实例、游戏、故事等引入。　　2．提出问题　　根据新知识的特点，引导学生提出要探究的问题。　　(二)探究构建　　这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环节。其主要任务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准备多种探究性材料；指导学生运用好探究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主动参与探究的全过程，从而获取知识。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可分三步：　　1．独立探究。采用尝试探究的方法。首先教师为学生准备尝试的材料(自学课文、操作演示、动笔练习等)和尝试思考题(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教材的重点、难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在尝试中要解决的问题)；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尝试，做到边尝试、边思考，初步理解所学的内容。　　通过学生尝试思考，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尝试精神。　　2．合作探究。采用讨论质疑的方法。在学生通过尝试初步感知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运用讨论的形式，让学生各自发表不同的意见，互相提问，互相帮助，共同研究，解决问题。　　讨论；有同桌讨论，小组讨论全班讨论。讨论的问题是新课中的重点、难点以及启发思维的关键或在尝试中遇到的问题。让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不同的见解。小组讨论后，再进行全班交流。　　质疑；学生在讨论中不能理解和未能解决的问题或在教学中重点、难点、关键的问题，鼓励学生质疑问难。通过学生讨论、质疑，使学生进一步理解新知识。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创造能力。　　发现知识。学生经过尝试、讨论试练后，教师引导学生回顾学习的过程，运用观察、分析、比较、综合、概括的方法，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知识归纳构建；发现学习规律，概括学习方法，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　　(三)探究深化　　这是检测巩固运用新知识，掌握运用学法、形成技能的环节。　　1．尝试。这是检测新知识，运用新知识；掌握学法和运用学法的尝试；练习内容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有助于学生运用学法和迁移学法。　　练习要环绕目标，突出重点，有基本练习、综合或专项练习、发展练习三个层次，练习要有开放性，形式要多样，使不同层次的学生的潜能都得到发展。　　2．评价。在学生尝试的基础上，让学生互批、互评、互议，评出不同的思路和看法。通过师生互评，充分发挥学生协作的功能和自主学习的功能，培养学生创新的能力。　　3．总结。一方面让学生谈这节课学习了什么?有什么收获?另一方面教师对这节课所学知识的深化作简明提示。　　三、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拓宽农村中小学育人环境　　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必须对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进行大胆改革与创新，在教学主体、教学形式、教学氛围等方面实现有机转换，确保教学内容的和谐统一。　　(一)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的教育环境，培养学生尊重自己、尊重同学、尊重师长、尊重知识、尊重自然、尊重社会的意识和能力　　祖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960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地域，为我们提拱了丰富多彩的德育内容，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去挖掘它。针对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本着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贴近实际和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德育工作。大处着眼就是对各年级学生应达到什么标准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要求、小处着手就是从平时抓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贴近实际、注重实效就是结合时代要求、社会环境和学生实际，扎扎实实工作，实实在在落实德育的各项措施。我们以“热爱家乡、热爱学校为主题，紧紧围绕发展创新的内容开展了，少先队、团队演讲比赛活动；以“养成习惯，收获命运”为主题开展了争创行为规范示范班活动；以“歌唱祖国，爱我中华”为主题连续举办了校园艺术节，开展了争创艺术教育特色班活动；以尊重自然，强化和谐”为主题，引导学生将爱护、保护环境与自，身文明修养相结合，开展了从我做起，从身边每件小事做起的活动；以“珍爱生命，遵守交规”为主题，开展了尊重社会，强化规则意识的话动；以”诚信、助人、尊师、兴教”为主题，开展了每学期四次的团队观摩话动。我们还特别重视新生人学、新队员宣誓、校园每日常规、毕业文明离校等一系列做人的教育。 (二)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发展学生的主动精神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必须在教学中做好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相信学生的能力，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创造机会还给学生，开放学生的心灵世界，以促进学生主体的发展。　　1．给学生质疑的机会。“教学就是在没有问题的地方产生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传授知识。”引导学生质疑问难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起点，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一项基本训练。因此，我们在课堂教学活动中，鼓励学生“敢问”，帮助学生“会问”引导学生“善问”。在问的形式上，可让学生课前提问，供教师备课、上课；课上提问，供师生讨论交流；课后提问，供大家学习探究．在问的内容上，指导学生”善问”，即把握何处问、怎么问?　　2．给学生选择的权利。若要教学打动每个学生，就必须给学生充分的“自主选择”的权利，在更多的教学环节上，变教师的“指令性”为学生的“选择性”，寻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选择”的新机制，如果学生有了自己的意向性选择，就会自觉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去寻求自己的发展和提高。　　3．给学生尝试的空间。学生的知识能力不是教师给的，而是在自主尝试、实践探究中形成的。从模仿到探究到创造，逐步构建了以学生“自主学习；大胆尝试”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定向一自学—自探一交流一反思一内化。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从不会尝试到敢于尝试到乐于尝试到善于尝试，形成了自主意识、强化了探究意识，提高了受挫意识，进发了成功意识。　　给学生创造的天地。课堂对学生来说，应该是学习与成果的展示。但是学生中存在“三怕”：怕老师、怕提问、怕学生。应该培养“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只有体现出这种“不怕”的精神，才能显示出孩子的求知欲，学生才能敢学、敢问、敢拼、敢和教师争辩，才能创造出一堂好课，才能实现孩子真正的发展目标。树立我能、我会、我棒的意识，鼓励学生自主尝试、自主实践、自主创造，这样才能培养出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造性。　　(三)挖掘校本课程资源，加大学校教育合力　　由于农村地域的差异，决定了农村经济、文化的不平衡，积极探索开发一切可利用的课程资源，是提高农村教育的最有效的途径。　　1．校内资源。“一段校史、一位教师、一块奖牌、一件作品、一项工程……”，若将这些统计、整理，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教育资源。　　2．乡土教材。“民俗民风、乡土文化、特色产业、人才人力……”，不仅是编写乡土教材的基本内容，也是最好的教育资源，它既可弥补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不足，又能让受教育者看得见、摸得着，乐意接受。　　3．家长交流。“每学期的家长开放日、专题讲座、家长学校咨询活动……”，深受广大家长的欢迎，增进了家长对学校工作的了解与交流，同时，学校也从家长那里得到了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从而不断改进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难怪有人说家长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　　4．学生活动。“红领巾广播站、国旗下的讲话、团徽下的宣誓、板报专栏、校规校训”以及参观、访问、调查、竞赛等有益活动，让学生了解多彩的大千世界，感受劳动之艰辛，亲历知识的需求，触动求知的欲望。实践活动寓教于乐，使学生从中得到了“崇真、尚美、启智、健体”的高尚品质教育。　　(四)运用激励性评价，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很多农村学校、教师习惯于大考、小考后把成绩公布于众，然后仔细排出名次，甚至把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这种做法偶尔为之，可能会给学生适度的压力，激发学习积极性。但频繁用这种手段，甚至将之作为控制、刺激学生的有力武器，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长期如此，将破坏学校教学环境，使学生始终生活在焦虑和压抑之中。最可怕的是，对排名靠后的学生在心理上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教育无小事，采取任何教育措施，都应首先考虑到学生的利益。我们在课堂上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了不同的评价形式；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认真对待；对学生的认识和实践结果。正确的给予充分的肯定，有独到见解的大加表扬，错误的不直接否定，更不草率批评，而是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从阅读资料、师生交流诸多方面得到正确的答案。由此可见，运用激励性评价，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四、多种途径促进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　　(一)调整农村学校布局，以信息化推动学校的发展　　农村学校分布相对零散，规模小，条件差，在教育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把有限的资金均摊给各个学校；只能是杯水车薪。推进教育信息化，只有集中投资才能见效，而集中投资的前提必须是调整学校布局，撤并部分不足百名师生的“袖珍学校”，集中力量和资金建设示范化学校，因地制宜抓好“计算机、闭路电视、广播”三网合一的“乡镇网”及各个学校的信息网络建设，推动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农村“民转公”和代课教师偏多，素质偏低，观念相对落后，教法相对陈旧。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在建好农村学校卫星网这一“天网”和互联网这一“地网”的同时，还要加强“人网”的建设。一是在职称评定、工资待遇、培养培训等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任教；二是通过发达地区对贫困农村学校的支教、城镇和农村学校教师的轮流任教、城镇教师定期送教下乡等形式，共享“人网”资源；三是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四是加强学历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农村教师的学历层次和基本功素质；五是建立完善的教学资源体系，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利用农村独特环境，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农村进行新课程改革，环境、设施等并非课改教师所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然而，没有活动场地、没有专业教室……，时刻困扰着课改的如期进行，作为课改先行者是否想到了农村那些平凡朴素的山川河流、田野村庄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诸如踢毽子、打沙包；荡秋千、促泥鳅、扭秧歌、舞龙灯等活动；都对学生的自主参与、群体合作、情趣爱好、创新思维有巨大的鼓舞作，用，只要教师在新课程背景下组织引导得当，并加以创新改进，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四)建立校本教研制度，为教师参与教改创造条件　　大多数农村中小学忽视校本教研，盛行分数管理。为了扭转这种重分不重人，利益驱动代替事业追求的被动局面，必须建立健全校本教研制度，以“个人反思，同伴互助，集中交流”为主，通过教学反思、交流研讨、集体备课、协作尝试、说课评课、案例评选、探究创新等活动为教师参与教改创造条件。　　(五)邀请家长走进课堂，强化家长与学校间的联系　　家庭不仅是学生温暖的港湾，更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诚邀家长与课改同行。无论是实施课改年级的教师还是其他年级的教师，都要多与家长联系、沟通，做好宣传工作，取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并举行家长开放日、开放周，邀请家长走进课堂，纵横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通过平等对话。在对话中互相理解，在理解中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　　(六)健全教育评价机制，激发教师的积极性　　教育评价有鉴定、改进、激励、管理与研究的功能，其目的在于提高教育质量，而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教师教育教学综合量化管理办法，不“以分论赏”，抓管理、促教研、全面评估教师工作；在学生评价上注重学生的发展，建立学生成长记录袋，杜绝公布成绩和用成绩排名次的错误做法；鼓励学校、家长、社区共建有效、合理、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激发教师进行新课改的积极性，在教育教学中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课改文化氛围。

关于农业的论文8000字开头的有哪些

太多了，是不是到什么地方去找的啊，我还是跟提问者则说一句，这是作业吗？那就得自己做，他们给了你的一些资料，这可以采访他们的了

我说你这位阶级兄弟姐妹，关系劳苦民众的论文你就想花200点搞来？你太没诚意了，太敷衍我们农民兄弟了吧，你这样的就该下回乡，刨回地，运回粮，卖回菜。

学术堂收集了一部分关于农业问题的论文题目，大家可以参考:　　科技社团信息化发展策略及政策建议--以中国农学会信息化建设为例　　氮肥种类及用量对旱地玉米肥料利用率和产量的影响　　秸秆深埋条件下不同施氮水平对玉米产量和氮吸收利用的影响　　腐植酸增效复混肥对玉米产量及养分利用率的影响　　不同水肥管理措施对寒地水稻产量及水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不同施肥处理对黄瓜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两种产量水平下减量施氮对杂交中稻产量和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氮钾和有机肥在生姜上的肥效研究　　猪场肥水施用对玉米-小麦农田氨排放、氮素利用与表观平衡的影响　　不同肥料对土壤物理特性和棉花产量的影响　　长期施肥对山东潮土磷盈亏及农学阈值的影响　　氮肥施用量对玉米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减量施肥条件下生物炭与耕作方式对玉米氮吸收及产量的影响

“三农”与市场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7-08-31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离开农业，他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传统社会中，土地问题又是农业中的最大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则是农业发展变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所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一次经济体制变革时期，由西周时期的领主制经济体制向地主制经济体制过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动，到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废井田“民得买卖”，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纪元。地主制经济体制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包括国有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当地主经济无限扩张时，地主制经济体制下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自耕农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衰败下去，广大自耕农便沦落为佃农，或地主的依附农，或雇佣工人。佃农经济因受自耕农破产挤压，原来的佃农中有相当部分受到排挤，而沦落为流民，主佃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破坏而得到强化，整个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手工业者也因小农经济破产，产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闭。这时地主制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倒退，甚至是逆转。不甘心破产、没落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会为争取曾经有过的经济利益进行抗争，一场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在农民战争洗涤下，地主制经济体制又回到正常轨道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会得到巨大的发挥，社会经济又会在新一轮经济关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走向繁荣昌盛。经过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洗礼，新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垦荒，并给垦荒者以土地所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免于升科纳粮、免除徭役负担，没有耕牛、籽种者给予资助，大力兴修水利，或资助农户凿井溉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在受灾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赋，或给予赈济，或对地主兼并土地行为进行抑制，等等。这时，小农经济在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在小农经济发展拉动下，也由衰败走向恢复，并走向繁荣和昌盛。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经济影响和约束。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土地可以买卖，并不固定在某个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体制运行有巨大不同，西欧在领主制经济体制约束下，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制，生产各种各样产品以满足庄园内部生产生产需求，与市场联系不密切；中国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由于各个经济单位规模小，产品又单一，对市场有强烈依赖性，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每家每户都是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由于他们经营土地面积规模都不大，南方地区，耕地多的农户，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数十亩，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不过三五亩，少的甚至几分地而己。北方自耕农虽然耕地面积大些，多者上百亩，少者十几亩或几亩，但单位面积产量比南方要低。从家庭人口结构看，不论南方或北方，家庭成员也不多，一般为四五口之家，数世同堂大家庭虽有，但为数不多。地主占地有的很大，多者以万计，但绝大部分土地是划分为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为生。土地收获物以粮食为主，很单一，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再生产。这成千成万经济单位存在，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情况下，为市场经济发展堤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购买力。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繁荣与萧条，取决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衡量。有人认为个别地区市场发展是靠当地官僚集中、消费水平高来拉动。但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仅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它扩大化。手工业工人、商人、官僚数量也不大，据研究，到明清时期，城镇人口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己。尽管这些人与市场关系很密切，对市场经济依赖性很强，消费也较高，但必竟人少，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购买力还是有限，对市场经济整体而言，起不到拉动作用。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所在。舍此，而去寻找其他什么原因，都是拾芝麻丢西瓜，抓小而不抓大。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是农民赖以生存最基本条件。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繁荣与衰败，农民需要增加与缩减的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三农”与市场之间水与鱼关系。水丰则鱼多，水枯则鱼亡。农民口袋钱多，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地主制经济体制正常轨道运行时，自耕农经济大量存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得到发展，商品量增加，农民钱袋子也随生产发展而逐渐饱满起来，农民钱多了，市场出现购消两旺，商人发财。到王朝后期，市场逐渐走向萎缩，商号倒闭，其原因是政府重农政策不能坚持到底，在地主经济迅速上升情况下，重农政策转化为弃农政策，把农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自耕农承受不了苛重赋役剥削，而抛弃土地，佃农经受不了地主沉重地租掠夺，而离开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时农民钱袋子又变得空敞，市场失去拉动力，而变得疲软。商品卖不出去，市场就不景气。这时就会出现商家破产，商人失业，手工业倒闭，社会经济萧条。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从前，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商业不发达时，总喜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可能是一种误解。除汉武帝采用告缗钱办法，抑制商人发展以外，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对商人采取过打击或剥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规定，但并不影响商人当官，历代买官商人所在有之。况且，汉武帝时所采取的告缗钱政策，主要还是针对逃税不法商贾，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要不要商业制度，守法商贾准予照常营业，同时小商小贩并没有受到打击，盐铁买卖也照常进行。当时政府行为并不是取缔市场，禁止买卖，这一点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惩治不法商人，而笼统地把它夸大为“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