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生论文题目监察体制改革的意义

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新颖的法律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完善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思考2、地方人大保证宪法实施职能研究3、合宪性审查制度研究4、人大监督权与宪法实施研究5、我国宪法实施路径与方法研究6、论宪法解释的功能7、论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保护8、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问题研究9、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定位与职能调整研究10、设区市地方立法权问题研究11、论我国行政诉讼确认判决的定位12、论公务员的廉洁义务13、论教师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14、行政诉讼跨区管辖改革研究15、社区矫正的现、问题与对策--以六安市某县（区）为例16、公共服务外包法律规制

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是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是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纠举不法官员，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等。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纲纪，保持官员廉洁性，精心制定了一套完备而又严密的监察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我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在职能上类似于现今的检察制度，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中的某些制度和规定，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智慧，很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发展沿革　　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第二阶段是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七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的帝国之后，就在中央政权内部设置了与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并列的监察机构。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第四阶段是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第五阶段是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第六阶段是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监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二、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特点　　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作为一种以权制权、纠举不法的政治调节和制衡机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步完备并不遗余力地推行，在维护君主专制的大前提下发挥了整饬吏治、肃政惩贪的积极作用。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能有效地发挥权力制衡功能与作用的若干特点：　　第一监察权地位崇高，监察体制健全。在专制制度下，最高监察权归于皇帝，整个监察过程，从纠参到议复，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最后由皇帝裁决。监察体制比较完备，监察系统呈纵向放射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形成了严密的监督网络。　　第二监察机构独立，自上而下垂直监察。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兰台寺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的监察开始从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机关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之一。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扰。　　第三强化中央对地方行政监察。为防止地方的离心倾向以及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重视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其操作方式以常驻为其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如汉初设置的“十三州部”即为地方常驻监察机关，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奉皇帝之命，形式上受制于中央御史中丞，对二千石以上的地方官员行使监督权，手中握“便宜从事”大权，特殊情况下，对地方官的处置可以先斩后奏，待事毕再报知皇帝。而唐朝时的监察御史以及明代的“代天巡狩”，由于“衔命出使”，因而具有极大的权威，正所谓“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撼州县，为不任职”。　　第四重视御使监察官的选任。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御使监察官的遴选。在选任方式上，针对历代“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的弊端，自宋朝以后，中央一级监察官多为“帝王亲擢”；而地方监察官则实行“台官自选制”，从而使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行政长官置身于御史监察之下。　　第五御使监察官任职资格限制很严。不仅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和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察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宋代就曾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充任御史，明代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御史必得科举出身，否则不选。这样做的积极意义在于有利于保证监察官员的既有较高文化素质，又有较丰富的治民从政经验。　　第六强调回避制。早在汉代就已实行地域回避制度，规定刺史均不应为本籍人，后又实行“三互法”，规定自身本籍，婚姻之家的对方之籍以及两州人士的对方之籍相互换籍为官，不得相互异地从监。宋代的宰相不仅没有举荐御史的权利，而且凡是宰相的亲戚故友，以及被宰相举荐为官者均不得出任监察御史一职。明代的回避有两种：一是故地回避，凡巡回监察之处如系原籍，或曾为任官、寓居处所，并须回避。二是仇嫌回避，凡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处理公事，中间如有仇嫌之人，准许提出回避。若挟私审讯，敢有枉违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于反坐上加二等判罪。所问虽有事实，被审讯之人亦以不应判罪。明代还进一步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事实证明，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了避免监察官籍权行私、袒护包庇，从而巩固了皇权的统治。　　第七凭实绩黜陟，严格考核监察官。中国封建统治者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　　第八注重监察系统内部监督。监察御使及按察司官在行使监察职权之时，也受到上级、相互之间和其他机构的监督，形成了多重的监督制度。在明朝，凡监察御史所办文卷，由都察院复查；按察分司所办文卷，听总司复查。如有迟错，即便举正。如中间确有错误、枉法之事，应向皇帝请示如实汇报。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巡察之处，所问公事处理措施不当的，都察院、按察总司随即改正，经办吏典依法处理。将原问御史及分司官处理措施不当的事由，请示皇帝处理。都察院、按察司主管官员及事务官员，各道监察御史、吏典，如有不公不法及失职，贪淫暴横者，许互相纠举。不得徇私容蔽。其所纠举，并要明其实迹，向皇帝请示审讯，审讯后再请示处理。御史弹劾按察司官失职，按察司官亦得纠巡按失职。按察司文卷从监察御史每年一次，或二年三年一次审察。都察院主管官员及各道文卷俱照例审察。御史巡察归来，都察院负责官员依例考察，称职者，向皇帝请示照旧管事。若有不称，向皇帝请示罢黜。御使回道之日，详细开列已完未完数目，造册呈院，以凭考察。　　三、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对现今检察制度的借鉴　　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检察机关性质继承了许多传统的东西，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检察机关是引入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结果。古今中外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政体，在目的与手段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保持官员廉洁性、对官员实行监督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和现今检察制度职能上的相似性，使得在检察改革中借鉴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某些合理内核，无疑是必要的。　　（一）中国古代御使监察权都是依附于皇权，官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充分的身份保障，而我国现今检察体制下的检察官的地位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一样，没有特殊的保障措施，这就使得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顾虑重重。因此有必要加强检察职业保障。首先可探索实行检察官终身制，检察官一经任用，一般不得违反检察官个人的意愿将其罢免、转职、停职、减薪或调换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解除检察官的后顾之忧，使其免受外部干扰而依法行使职权。检察官无须担心因依法办案，严格执法而得罪他人，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从而能够保持公正独立的地位，并依法处理案件。其次是保障检察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赋予检察官与其特殊责任相适应的某些特权，增强检察官的社会威望，增强社会对检察官执法的认同感。再次完善检察官等级制度，逐步实现检察官待遇与检察官等级相配套，强化检察官的身份保障。第四考虑到检察官工作的特殊性，为了保障检察官的正常生活，保证检察官公正执法，检察官的薪金和其他待遇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建立检察机关独立的财政拨款系统，自上而下的在全国检察系统进行分配，将财权收归检察院，免受行政部门通过财权来施加影响。　　（二）古代御使监察机构都是垂直管理，有效排除了上级、同级行政长官的干扰。而现今检察机关实行的是与司法规律格格不入的双重领导体制，而且在实践中更偏重受制于横向的权力体系，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应改革双重领导体制为垂直管理体制。应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将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权交由中央统一行使，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检察院党委成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主管，基层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省检察院党委主管。地方各级党委对同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实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建立自成一体，完全独立的检察机构。全部检察官属于国家系统中的官员，实行自上而下的负责制，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首席大检察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长向上一级检察院负责。改变目前检察官以及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将地方检察机关的检察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改为由国家元首或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赋予检察机关独立录用人员的权利，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录用人员、任免检察官和领导干部的管理。这样就使检察机构完全摆脱了地方当局的控制和影响，改变现行的组织人事管理制度和检察官的产生方式，使检察官的任免、晋级、奖惩与地方脱钩。　　（三）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比较重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御使监察机构的设置也往往与行政机构的设置不一致。这就对加强中央集权，制约地方权力起到了有效作用。现行检察机关双重领导体制，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检察机关，为地方保护主义滋生制造了条件。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检察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检察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改革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域设置的现状，重新划分司法管辖区，不与行政辖区重合一致。打破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设立不与行政辖区重合的检察机关，创制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可使检察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设置体系。这样不但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腐败行为；而且有利于整合现有司法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检察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削弱检察官的地方意识。　　（四）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的御使监察制度，御使监察官的选任有一套极其严格和完备的制度，监察官员必须具备很高执法能力和综合素质。而现今检察机关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不能很好地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很有必要参酌这一制度，建立一套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度。进一步提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虽然 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检察官法进行修改，提高了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条件，规定从2002年开始，我国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必须达到本科毕业以上。但这一规定还是极大忽视了检察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再次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进一步提高到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规范检察官选任程序，统一检察官选任标准。改变检察官的选任的行政化，按照检察工作规律要求，从传统行政模式向新型司法模式转变。建立从律师或法学教师中选任检察官的制度。逐步实行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主要从下级检察院检察官中择优选任，形成检察官自下而上有序流动的机制。　　（五）古代御使监察官有着广泛的监督权，甚至还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在实践中，由于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有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现行检察机关管理体制不科学，致使检察监督职能不能很好发挥，与宪法定位要求极不相称。检察机关的监督基本局限在诉讼监督狭窄领域内，并且基本上事后的监督，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笔者认为在强化检察权，加强法律监督方面，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最值得借鉴的有两项制度。一是明代的刷卷制，凡在京大小有印信的机关，直隶卫所、府、州、县等机关，在外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文卷，除有关军机重事不刷外，其余卷宗监察御史每年一次，或二年三年一次审察。都察院负责官员及各道文卷俱照例审察。其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所属卫所府州县等衙门文卷从本处按察分司审察。参酌该项制度，建立法院生效判决检察院审查制度。就是指法院的生效判决都应交同级检察院审查，通过审查决定是否提起抗诉。因为现有法律已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向人大常委会备案制度的规定，但法律法规对法院生效判决向社会公开未作硬性规定，一些当事人未提出疑义的错误案件只能将错就错。将法院的生效判决都交同级检察院审查，可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同时也可充分发挥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二是古代御使监察拥有广泛的审计权，对国家财政预算的执行和决策编制的审核，并稽查财政上的不法行为。唐时，监察御史巡按郡县，即有检查屯田、铸钱等内容；宋代的转运使司，既是掌管财赋的长官，又是监察官，其职权中有“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到明清尤其是清代，凡封建衙门机构的收支帐目和会计报告，都要送呈都察院检查。可参酌该项制度，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监督的措施，赋予预防职务犯罪机构的“审查权” ，并对“审查权”程序化、规范化，使预防工作依法行之有效地开展。法律还应当强化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方面应有的强制力。如对检察建议中预防措施落实不力，存在漏洞的单位检察机关有权令其整改，否则一旦发生因未整改或整改不力而导致职务犯罪，除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单位领导的法律责任。　　（六）古代御使监察机构内部监督相对比较完善，而现今检察体制，上下级之间的业务领导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一体化工作机制。因此有必要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逐步建成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协调的工作机制。检察院内部，可在索检委会工作新机制强化检委会的监督制约作用，设立案件督察部门，建立办案质量督察机制，加强各相关内设机构之间的诉讼程序的监督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党员队伍健康发展，提高了党的声望和战斗力，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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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分析：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我们以这个题目进行集体学习，目的是深化认识、增强信心，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制度保障。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一条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刑法学毕业论文题目：论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征我国犯罪成立理论的体系性特点及其缺陷论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异同犯罪本质特征新说 “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关于犯罪客体的若干问题思考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争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的新解读论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试论不法侵害的认定现代刑法中报复主义残迹的清算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对峙及调和论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论刑法中的行为对象试析刑法中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研究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情节犯研究量刑情节适用的若干问题研究论刑法适用中的隐性不平等：以刘海洋案为视角的考察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罪行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及其发展趋势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得与失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的冲突善待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与自由裁量权犯罪“故意”的学理分析从主观要件中对“明知”的认定问题的探讨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 违法性认识在我国犯罪成立中的地位违法性认识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复合罪过形式理论之合理性质疑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应考虑主观要素论刑法适用解释司法解释之刑法谦抑性的背离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中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演进过程之检视与反思论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性质问题初探刑法有权解释主体辨析间接故意犯罪的中止犯罪中止若干问题思考论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根据及其合理性问题探讨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的完善共犯的停止形态研究共同正犯的若干问题研究实行过限问题研究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片面共犯若干问题思考过失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思考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激情犯基本理论研究过失危险犯基本问题研究中国刑法上的新类型危险犯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危险犯犯罪形态研究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犯罪数额研究不纯正数额犯略论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关于“单位累犯”问题的思考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论单位犯罪停止形态论单位犯罪主体消亡后刑事责任之承担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新复合主体论”之提倡论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单位共同犯罪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关于被害人承诺的若干问题思考事后承诺与阻却犯罪成立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比较研究建立“受害人谅解”相关制度的设想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试析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之不足对弱势群体中犯罪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不认为是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对不能犯处罚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论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若干问题思考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及其制裁的新理念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浅析完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司法制度将未成年人责任规则扩大适用于青年人身份犯研究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再论牵连犯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论海外华侨的刑法保护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针对中国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中国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中国络犯罪的立法现状论计算机中国络犯罪试论中国络共同犯罪关于中国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论“黑哨”的立法定性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论“假想防卫” 业务过失犯罪研究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正当化研究论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刑法竞合论死罪、死刑与期待可能性论死刑的具体适用——兼对新旧刑法中的死刑适用作一比较论死刑罪名与死刑限制试论死刑适用应设年龄上限的合理性死刑不引渡原则探讨——以中国的有关立法与实务为主要视角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的思考行刑社会化及其理论基础探讨试论非监禁刑及其执行体制的改革保安处分的理论与实践保安处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运用大陆、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比较大陆与台湾刑事责任年龄之比较教唆犯罪的理论与实践论未遂的教唆的可罚性陷害教唆若干问题研究间接正犯研究论转化犯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及其价值趋向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兼论刑讯逼供的立法完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困境与诠释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规范中的具体适用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特别自首若干问题思考对“以自首论”的理解和适用余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单位累犯、数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问题论量刑中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适用论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的改革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重新犯罪如何处罚减刑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假释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论我国的缓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论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论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浅议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刑法中没收财物之分类研究论赦免的刑事政策意义论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若干问题探讨论数罪并罚的根据：兼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论酌定从轻情节刑法中关于保护国有资产的立法不足与完善惯犯问题研究初犯的刑法学界定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紧中国避险限度条件的

法学研究生论文题目监察体制改革怎么写

一、想明白，就是定位要准确纪检就是党内监督，监察就是行政监督，纪检组长也就是单位纪检监察工作的主管。　（一）角色定位要准，弄明白“我是谁”，时刻牢记公仆之本纪检组长首先是一位党员，然后是一位党员领导干部。每一位纪检组长只有真正清楚“我是谁”，才能明白履行自身工作职责的前提和基础。我们都知道，纪检监察干部是“党的忠诚卫士、群众的贴心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忠诚、刚正、为民、清廉、创新”，担负着重要职责，所以必须经常问一问“我是谁”，经常提醒自己是公仆，自己是纪检监察干部，要经常想一想如何更好地体现为民服务。在工作实践中，纪检组长围绕“我是谁”必须做到三个坚持，在两个方面做出表率。一要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原则性。原则性是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本质要求。坚持原则，严守纪律，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俗话说：打铁先要自身硬。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树好榜样带好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纪检组长只有自身素质过硬，才有资格去规范、约束和监督别人，另外，还得坚持按政策、法律、规定和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不牵强附会，不随心所欲，以对组织、干部负责的态度开展工作。二是坚持进取性。进取性是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基本要求。我觉得必须把握两点：要有政治敏锐性。对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及省、市、县业务主管本单位党组纪检组出台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规定要及时了解掌握，领会其精神实质，结合本单位实际贯彻落实。特别是对重要精神要学深学透，深刻理解，统领思想，使纪检监察工作更贴近中心，贴近实际，服务大局。增强工作的敏锐性。要善于按照上级要求、领导的意图，结合本单位实际创造性地做好工作，要善于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以推动各项工作向前发展。三是坚持灵活性。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讲究方式方法。针对当前本单位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实效。把是否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的贯彻落实，把是否有利于维护党、国家、人民的利益，把是否有利于党纪国法的维护作为衡量纪检监察工作的标准。紧紧围绕派驻本单位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抓好教育、管理、监督，落实好责任，防患于未然。二要做好两个表率。一是做好勤政的表率。勤政是一名公务员、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纪检组长的基本要求，也是起码的要求。勤政的主要内容包括各种纪律和工作作风，作为一名纪检组长如果自己不以身作则遵守好上下班、财务、四条禁令等纪律，工作作风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就没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也就很难做好各项工作。只有做到勤政，敬业爱岗，坚持身教重于言教，才能带领团队遵守好各种纪律、做好各项工作。二是做好廉洁的表率。俗话说，己不正难正人。廉洁是纪检组长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要做到廉洁，首先要加强党性修养，包括加强政治理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和文化科学知识修养等。其次要严格自律，在思想上，时时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行动上做到：管住自己的手，不吃、拿、卡、要、报；管住自己的口，不乱吃喝，不乱说话；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管住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为纪检组长，要注意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一名“党的忠诚卫士、群众的贴心人”，大家的眼睛都在盯着我，只有解决好认识问题，行动才自觉，才能增强自觉性和责任感，才能够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人格力量影响带动群众，才能担负起重任，当好纪检组长。　（二）职责定位要准，弄明白“为了谁”，时刻牢记执政之要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在惩治腐败、优化环境、教育和保护干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等方面贡献力量。这一职责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纪检组长弄明白“为了谁”、对于保障党员干部践行宗旨发挥着重要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撑。纪检组组长是一个本单位纪检工作的主管，具体职责概括起来有四点：一是监督检查职责。监督、检查本单位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执行政府决策情况；监督本单位党组及其成员。二是组织协调职责。协助本单位党组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反腐败工作，纠正本单位不正之风，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纪、政纪教育；协助本单位党组研究制定本系统预防和治理腐败措施；协同纪检组考察本单位干部、党员和基层单位负责人的廉政情况。三是受理群众举报和查办案件职责。群众举报本单位党组及其成员违反党纪政纪或存在其他重要问题，纪检组可直接向市局监察室领导反映。经市局监察室领导批准，纪检组可对本单位党组及其成员违反党纪政纪的问题进行初步核实并协助纪委调查。四是完成市局监察室和本单位党组交办的其他事项。市局监察室和本单位党组有时会把一些影响本单位工作开展的棘手事情，交给纪检组去处理、解决，纪检组要充分发挥职能特点，创造性地完成市局监察室和党组交办的各项任务。纪检组长的工作性质从领导关系上看，它受上级纪检组领导，又受同级党组书记和局长领导；从工作职责上看监督是第一位职责。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是所属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责任主体，纪检组履行协助组织协调的职责。从具体工作环境上看，一方面形式上具有相对独立工作的含意，又属同级党组班子成员之一，很大程度上具有领导职位二重性，在工作中，既有工作职责相对专业的一面，又有班子成员相互配合从属的一面。因此，如何当好纪检组长，个人认为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和主业，必须了解自己的工作职责、权限和范围，明确工作的宗旨是“为了谁”，这样才可能确保工作精力对号入座，才能充分发挥纪检组长的作用。二、做清楚，就是履职要到位（一）工作开展要到位，要明确“做什么”，抓好五个重点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主要是抓好五个重点，把纪检监察工作融合到各项工作之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任务落到实处。一要在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协调方面发挥牵头作用。作为本单位纪检组长，既是一个领导职务，更是一份政治责任。不仅要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更要在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协调方面发挥牵头作用。一是增强主动性。要善于做好协调工作，坚持多请示、多汇报、多请教，主动争取党组的支持，既要努力“有为”，用自己的工作实绩实现“有位”，又要及时了解单位的中心工作的进展情况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提出的工作要求，主动向单位的党政主要领导和上级纪检检察机关汇报、沟通纪检监察工作情况，积极牵头协调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和任务。二是增强规范性。在找准工作定位的基础上，既要正确履行监督职责，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贯穿整个业务工作始终，又要防止形式主义和工作上的越位、缺位，不是我做过了，而是考虑要做好了。三是增强有效性。通过纪检的协调，切实发挥党组的领导作用，本单位的主体作用，群众的参与作用，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就纪检业务工作来说，第一位的工作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这项工作抓好了，就等于抓住了“牛鼻子”，就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工作实际出发，从建章立制着手，以规范税收行为为切入点，以阳光政务建设为重点，积极探索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有效措施和办法。二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发挥保障作用。紧贴本系统、本单位以及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纪检监察工作任何时候都要唱响的主旋律。作为纪检组长，必须把服务发展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首要职能，切实发挥纪检监察工作的服务保障作用（政治保障和纪律保障）。加强对上级重大部署的监督检查，把纪检监察工作贴近尉氏发展的实际，贯穿整个税收工作的始终。通过反腐倡廉工作，维护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营造健康和谐的发展环境。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上级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要对相关行业方针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情况，行政审批，执法监督，项目审批和建设，干部选拔等情况进行监督，做到有行政权力就有监督。这就是平时我们常说的“围绕中心转，服务大局干”。三要在宣传教育、反腐倡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纪检监察工作是教育人、挽救人的工作，它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干部的党纪条规的思想教育，要爱护、保护干部。我们要摒弃纪检监察工作就是找毛病、找纰漏、处理干部的观点，要牢固树立起纪检监察工作是爱护干部、保护干部、培养干部的理念。把保护干部作为纪检工作落脚点。纪检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指出干部的苗头性和倾向性的问题，不是为了打击报复，而是为了不断修正干部缺点和错误，促使他们健康成长，使之真正做到干成事、不出事。一是注重教育方法。要坚持和完善已有的学习制度，健全学习体系，改进教育方法，加大对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宣传力度，不断丰富反腐倡廉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把宣传正面典型与反面案例教育结合起来，把传统的方法与现代化手段结合起来，把思想理论学习与党纪条规教育结合起来，把重点专题学习教育与经常性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努力使宣传教育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树立正反典型。一方面要树立正面典型。对那些洁身自好、清正廉洁、甘于奉献、一身正气的党员干部，要大力宣传其先进事迹，成绩特别突出的要给予一定表彰奖励，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推动和促进反腐倡廉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利用一些查处的大案要案和腐败分子等反面典型，特别是同系统、同单位的案例，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案例教育和警示教育，以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努力实现良好的教育、警示、震慑效果。三是防微杜渐。要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善于从一些细节、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发现深层次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及早采取工作措施，防患于未然，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四要在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方面发挥推动作用。在工作实践中，要勤于思考，善于调研，积极探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规律，不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思路，推出新举措，拿出新办法，努力开创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要把上级的部署同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既总结和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又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找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工作的着力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党风廉政建设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纪检监察工作与社会稳定、单位发展同步考虑、与专项治理同步实施、与建立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同步推进。说起来简单，真正要做到确实是要用心、用力的，但这是纪检组长必须发挥的作用。（二）工作方法要到位，要明确“怎么做”，处理好五种关系纪检监察工作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同级党组领导下，在上级纪检组领导与指导下、在党组的配合下，在全局同志们的支持下开展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纪检监察干部要想履行好职能，必须摆正位置、理顺关系、搞好协调，否则就会遇到阻力，处于孤立状态，影响其工作效果。纪检组长在履行职责时，需要准确把握职能定位，正确处理好五种关系。一要处理好纪检组与党组的关系。纪检工作的开展需要纪检组长主动与党组书记协调沟通，取得党组书记的支持，重大问题需要及时向纪委做好汇报。要多沟通，及时搞好协调，积极争取局党组特别是“一把手”的理解和支持，积极为局长当好参谋。纪检组长应发挥主动性，组织纪检组成员根据上级业务本单位和市局监察室工作的部署，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提出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纪检监察工作要点和重点工作建议，向单位一把手汇报，形成主要领导的意图，召开班子会议，形成班子成员的共识，变成全局的工作，由局发文贯彻执行。纪检组长在工作中，要做到“六个主动”：主动向党组传达市纪委及上级纪委的指示精神及工作安排；主动对党组及党组成员进行监督；主动提出反腐倡廉工作的计划和安排，争取党组支持；主动向党组汇报群众信访、本单位在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党组分忧解难；主动提出反腐倡廉工作的新路子、新招数，拓宽工作局面；主动承担党组交办的其他事项。二要处理好监督检查与业务管理工作的关系。纪检组的监督职能主要是通过监督检查来体现的，纪检组长工作方法合适，才能达到“到位”不“越位”、监督检查促发展的目的。一是主动参与有关业务工作，认真了解学习本单位业务工作的相关知识与法规，重点掌握业务工作环节，对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提前介入、关口前移，在党组的支持下，把违法违纪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熟知业务工作性质，不受单位业务性质的不同，放松监督检查工作。三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在日常工作中要采用多种方式发现问题，将自己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后，进行归类，主动向党组负责人汇报，力求得到班子成员的支持，共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一定要避免监督检查代替管理。三要处理党风廉政建设总体部署与重点工作的关系。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县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总体要求，督促本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实施纲要》，是纪检组长的日常工作任务。为此，一是积极组织本单位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上级反腐倡廉的重要精神，深刻认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意义，使党员干部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教育，做到党纪党规入心入脑。二是立足实际，有针对性的开展好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形成自己的特色，创造性的落实好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三是着力营造行业廉政勤政环境，要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结合上级党风廉政建设主题教育活动，积极开展有特色、有影响的宣传活动，拓展反腐倡廉教育的效果，营造有利于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道德环境。四是处理好监督与协助的关系。纪检组长协助党组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现行纪检组长的主要职责。四要处理好履行监督职能与自身建设的关系。纪检组长要履行好监督职能，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第一，努力学习纪检业务知识。对党的方针政策，党纪党规要做到熟知于心，这是自己的看家本领，用学以致用树立可亲、可信、可敬的自身形象。第二，做好“风向标”。纪检组长一定要台上台下相一致，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学习什么，鄙视什么，在什么场合都要鲜明，用实际行动兑现诺言，树立向上向好的工作导向。第三，坚持走群众路线。纪检工作人手少，工作任务繁重，监管工作难以面面俱到，对此，要加强同业务科室的联系，尽可能多地参与他们的一些工作，多同群众交流和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参与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这样既密切了纪检同业务口的关系，又能及时发现不良的苗头、及时加以制止和防御。

感谢邀请，这个你首先得要知道法学专业有那些方向，比如商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贸易法，产权法等等。你就得从这些方向里选择一个合适你的方向，然后再根据方向去找找类似的范文，最好是找一些硕士和博士的范文，多花时间去看看，之后再去定题目。有了题目就可以根据题目去找找资料和文献。王老吉加多宝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评析我国声音商标的法律保护探析--以腾讯声音商标案为视角网络环境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论快递服务合同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快递丢失与毁损的赔偿责任论快递服务合同之保价条款网约车违约的法律问题研究互联网背景下的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问题研究对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研究针对网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网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现状既判力的作用及其正当化根据论法官强制调解的原因及对策论当事人处分权的程序保障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制度改革试论我国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浅析当前我国法律援助面临的困境与对策论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保护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问题研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定位与职能调整研究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定_家监察法，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这是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再动员、再部署，为改革在全国推开指明了方向。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的现实需要。腐败问题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反腐败是政治性很强的工作。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只有我们党才能够站在政治和战略高度，把握好政策和策略，领导人民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胜利。目前，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职能交叉重叠，造成反腐败力量分散和体制机制不畅。同时，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既行使侦查权，又行使批捕、起诉等权力，也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根本目的就在于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巩固和发展已经形成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赖，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战略举措。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应对风险挑战、保持肌体健康根本要靠强化自我监督，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探索出一条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有效路径。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依规治党，依据党章党规党纪管党治党建设党；依法治国，依据宪法法律法规治国理政。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要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要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本质上属于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外部监督。目前，党内监督已经实现全覆盖，而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范围过窄。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是确立中国特色监察体系的创制之举，有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也有利于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反腐败斗争法治化的重大探索。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与时俱进制定国家监察法，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统一、协调推进。国家监察法实质上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通过明确监察委员会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把目前正在实际使用的调查手段写入法律，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可以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提高反腐败工作法治化水平。在国家监察法中对监察权行使的方式方法、审批程序、时限要求等作出严格限制，使权力运行更加公开透明；明确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的职务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有退回监察委员会补充调查、自行补充侦查、作出不起诉决定等权力；规定监察委员会采取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调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等，形成互相制衡的机制，也有利于加强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把监察权关进制度笼子。来源：《共产党员·下》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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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论文

如何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制监督体制　　摘要：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但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不足：监督机构之间尚未形成有序的关联结构，监督主体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监督范围上过窄、监督对象上缺乏制衡性，在监督手段和监督方式上效果差，在监督程序上，缺乏应有的透明度，未能充分保障社会的知情权。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探索性地提出了改革和建设我国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行政法制监督健全完善　　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写入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成为全国人民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目标。要实现以法治国这一宏伟目标，关键在依法行政，重点在依法行政，难点也在依法行政。这是因为：一方面，行政机关担负着依法管理国家事物、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物的繁重任务，是国家权利中最活跃、最普遍的权利。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最需要控制而又最难以控制的权利。因此，要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法制监督，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而又行之有效的行政法制监督制度。　　一、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的行政法制监督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第一、监督机构之间尚未形成有序的关联结构。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的权力配置整体安排不合理，相互之间缺乏应有的配合沟通和有机协调，或推诿谦让或重复监督，使监督工作难以真正落实，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权利机关监督、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力量对比不合理，不协调一致，未能真正形成监督合力，在体制设计上有所欠缺。无论是人大监督、政党监督，还是监察、审计监督等，由于分散的监督，主体在隶属关系上自然是受多重领导的制约。权力机关监督停留在形式上，没有切实可行的配套监督制，难以发挥相应的监督作用。　　第二，监督主体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权力机关的监督表面看独立性　　虽然很强，但实际上还是被一些因素所左右，未能真正的独立行使监督权力，仅能靠人大会议及人大常委会的事后监督。对行政机关的真正的弹劾，罢免、质询等权力行使不够，由于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因而监督工作不能落实到人而切实可行。司法监督还需完善，虽然宪法和诉讼法都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不受任何干涉。但实际上司法独立未真正实现，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没有独立于政府，造成了司法的附性，作为社会最后的救济权力和公平正义象征的司法权也未得到人们的充分信任。　　第三、在监督程序上，缺乏应有的透明度，未能充分保障社会的知情权。监督部门对行政的监督在立法上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操作程序，未能形成制度化、具体化。一是一些重要的规范如《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行为监督法》、《人民监督法》等未能推出，使一些重大的监督活动缺乏法律依据，无所适从；二是既有的一些监督规则措辞笼统，缺乏清晰明确的标准和可供操作的细则，使监督主体难以准确裁量和及时查纠被监督对象的越轨、违法行为。而且公开的程度也不够，往往采用“暗箱操作”。　　二、健全和完善我国现代的行政法制监督机制　　（一）构建和完善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　　法制化原则。它是指行政法制监督主体权力的确立及行使，都应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这也是行政法制监督走向法制化程序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二，　　公开性原则。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监督是可笑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公开性或者公开性不强，只能给专制政治和干扰监督活动者有隙可乘。尽快完善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和稽核制度，强制规定公职人员定期将财产向指定的国家机关申报，如有不申报或申报不实者，给予相应的制裁；强化对政府重点部门、重点行业的监督，实行招标公开、项目公开、决策公开、审批公开、程序公开；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推进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公开化进程等等。　　第三，　　科学高效原则。行政法制监督的机制设施应体现科学原则，具体表现在机制合理，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统一协调，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动态连贯，机制精简节约。同时，行政法制监督也应体现高效原则，既是说监督主体要根据得到的有关信息，及时组织调查研究，发现并查明可能导致或已经导致违法失职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不失时机地实施监督，迅速消除其原因和条件，避免和纠正因此而产生的违法失职行为。　　(二) 如何健全和完善我国现代的行政法制监督机制　　首先，我国的行政法制监督需要从体制上重新进行调整设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在监督体制中的领头羊作用，根据我国宪法，权力机关对行政的监督是根本的监督，应该在人大内部设立一个专门行使监督职能的监督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协调社会各监督主体的工作。鉴于我国目前权力机关的监督缺乏具体操作手段，而且权力机关监督的力量不是十分明显，借鉴国外成功的监察专员模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设立人大监察专员制度。　　第二，实行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在美国还独立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并自主地开展工作；二是司法机关极其司法官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活动中所发表的言论及其所作出的行为不受追究，以便有效地保障司法权的行使。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基本法侓准则。可以说，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司法机关在行使监督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力时，更需要司法的独立。当然，这有待于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使司法监督主体在人、财、物等方面相对独立于行政系统。　　第三，扩大监督范围。有必要将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处于全方位的监督之下，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扩及全部抽象行政行为。在加强对羁束裁量行政行为的监督时，还要多加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的监督，这也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理论在行政法制监督中的具体体现。同时，要着重创制对行政工作机关、中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对失职行政、下级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对上级行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监督制度，同级不相隶属行政机关公务员互相监督制度，对监督机制进行调整，尽可能达到监督均衡。当然这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不可能有绝对的均衡，在不同的时期也应突出监督重点，不能平均用力，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非重点对象的日常监督。　　第四、建立广泛而普遍的一般行政监督。为了加强上级政府的监督，应加强一般行政监督，即上下级政府的法制监督。政府的法制监督是一种对全部行政行为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而且有行政强制性的监督，可以通过首长监督、上下级政府监督、政府各部门监督而实现。事中、事后监督而且有行政强制性和权威性，通过首长监督、上下级政府监督、政府各部门监督而实现。为增强监督责任心，可设立行政失察责任制，在监督中有过错的，应予行政处理。　　第五、完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我国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在立法上已逐步向法制化制度化发展，但其监督地位还有待于提高。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在实践中需要相对独立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把这两个部门置于政府内部，其人、财、物、权归同级政府控制，故很难有效的对本地区和本部门的案件作出强有力的监督，对于所属地区的首长更是无法实施监督，无法真正处于监督的地位。鉴于我国的情况，可以将审计机关移交人大设立，只对人大负责，才能真正做到审计独立，充分发挥审计在防止官员为腐败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同时，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部门应明确监督权责，建立监督责任制。这是监督主体内部自我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对监督主体，我们在赋予其权力时，应明确其应有的职责，使权责统一。而且也应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部门监督的程序。监督工作的实施应依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不得越权监督，越出职权范围监督。监督的程序化要求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部门在监督过程中依法进行，但并非一味要求一定要找到一套步骤相连的做法。　　第六，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社会对新闻立法早有提议，新闻监督作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具有广泛性、公开性、权威性、及时性、后果严厉性、渠道畅通等优点，是一种有极大影响力而灵活的监督力量。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第七，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信访、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难以切实行使。与以上监督机制相配套，在具体运作上，我们针对监督机制，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人员遴选机制和激励机制。监督人员应具备严格的条件，具有专门的知识、经验和品德，并经选举推荐产生，专职地实施监督，不得实行其它职务。同时，在监督人员的工资、奖金、退休金及家庭安全方面应予以切实保障。　　总之，健全行政法制监督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监督工作极为重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出台了《党内监督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正在制定实行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的监督法以及行政监督法规。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必将进一步完善，人民期盼建立的民主、法制、高效和廉洁的政府也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1）孔祥林著《对完善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思考》，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版。　　（2）应松年著《行政法学教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　　（3）石东坡著《论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完善》、《行政与法》，2001年版。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