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现代经济史小论文300字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大家都在谈全球化，我想今天的讲座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说是全球化阴影呢？因为大家都在谈阳光，所以说阴影是对全球化的反思。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弊大于利，风险大于机会。全球化的主导是美国，中美的战略利益对立的，基于利益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冲突形式可以多样。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红黄两祸，红指意识形态的，黄是说把中国西化，分化，有根据就把中国分成五块，这便是中国的未来，而这所有的都是美国的策略与总趋势。 西方战后获得了很大发展，很大部分归于第三世界工业大开发，以中美为例，每年美国都从中国进口大量廉价商品，每年中国出口额为300多亿美元，如果当然商品按从别国输入的价格计算，将多 140亿美元，而美国从1979年到1996直接，对华投资才142亿美元，中美长期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就拿NIKE鞋来例，在美国市场售价200美元，其制造是在中国福建，出场价是20美元，工资含量2美元，还有2美元是用于支付购买气垫专利的费用。 经济全球化从表面上看是INTERNET的扩展，从生产需要上看是缩小，而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生产关系看，是资本全球化，西方资本占领第三世界工业空间，形成资本的逻辑循环，在新殖民主义时代，美国人口17亿，消耗了石油的36%，以13种主要工业原材料为例，美国的依赖程度60%，欧盟90%，日本92%。现今按我的解释，全球面临着后殖民主义，再殖民化。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的两大主题，其将来的意思也是为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平是相对于战略而言，战略的根源是争夺殖民地，现在经济殖民化解决了这一问题，要争取第三世界市场需要和平。 1995年联合国会议上，加利致辞到全球一体化和全球分裂化是21世纪面临的两大挑战，一个新的辩证关系开始了。 对第三世界来说，经济全球化初期确定有过很多有利条件，主要有：西方资本注入了传统农业，二、三产一发展空间极其大；廉价劳动力。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差距大，经济的互补性强，下面一组数据就可以说明这种发展，1956－1960年平均GDP增长9%。61年到66年1%，66年－70年6%，71年－75年6%，其中61年到75年持续保持在5％以上，这在经济学上称为经济奇迹，到70年代后期，80年代，这种强劲的局势被抑制，1976到1980年为5％－8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为6％，1990年到1994年就是 fu ta o 1％，最近几年东欧经济萎靡，东南亚金融危机，形势也不好，其原因有： 工业衰退和农村衰败，在资本全球化运动中，资本纷纷集中到工、商业，70%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发展中国家靠农业积累资本的方式是发展经济作物，致使结构单一在，而商业行情不断变化，农业节奏跟不上商业节奏，农村的农业制约工业、制约消费。 韩国以出口型工业结构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出口受阻时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韩国以精体汽车业出口为主的工业是现代化的，而内需的产业是半现代化的，所以出口萎缩采取的直接结果是生产 ，这是因为没有带来国内产业链的建立。
一、哲学联系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任何一个事物的联系，按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都包括内外两个向度，也就是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所谓内部联系，是指任何事物本身都是由内部的不同部分和要素构成的，并且这些不同的部分和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所谓外部联系，是指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同其本身外部的其它事物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之中，这些不同的事物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很明显，根据马克思主义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取得很好的发展，必须处理好它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不断深化对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世界各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也充分说明，闭关自守、闭门造车、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自大、断绝外部联系、不向别人学习、完全关起门来搞建设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们需要融入经济一体化。 二、金融危机与联系观点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而之所以会影响很多国家，就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指在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巨大发展的推动下，把世界的生产、贸易、金融等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逐步走向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的阶段。而跨国公司就是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和载体。 经济全球化在有助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起着消极作用。经济全球化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扩展到世界范围，造成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和金融危机爆发的世界性。 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让这个过程简单些，由于美国政府出台的利息政策很利于购房，所以想要赚取更多利润的美国公司就向那些信用较差的人群提供了贷款买房的资金（次贷），于是有人就借着这个机会买的多或少，而随着政府后来通过17次加息，使得某些人的还贷压力丧失，于是房子被银行收回，但随之房地产开始降温，等于是银行赔了钱（危机），事情本应就此结束，但银行因为在贷款前找了另外的银行或保险公司（其中许多是跨国公司）进行了贷款的违约保险，而这保险最终被各公司做为“原始股”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了反反复复的交易，但最后一家公司买进后，次贷危机爆发，其违约赔偿大大超乎了原先的预算，所以这家公司宣告破产，而根据投资原理和经济全球化，从而导致了连锁影响，也就是全球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爆发了“金融危机”。 三、中国政府的对策 政府在这场战争中，一定要果断和用强有力手段执行政策或者操作。就象果断终止中国投行（CIC）投资美国花旗银行一样。CIC已经投了两家美国金融公司，第一操作非常失败。第2次投资一般。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CIC实在蠢的可爱。 （1）政府成立预防金融危机小组，协调央行和香港金融政策和分享信息和资源。同时与周边国家建立密切联系。 （2）成立反地下钱庄小组。最好组织为其一年的严打地下钱庄。就像1997年和1998年打击走私一样。 （3） 控制好证券市场，避免大的波动。 （4） 安抚人民，控制物价上涨。让老百姓信任政府和支持政府。 （5） 减少短期外债，也就是说可以适当提前偿还一些外债。这样少付利息和降低金融风险。 （6） 无限期推迟股指期货和港股直通车，为政府处理好国内经济泡沫赢得时间。 （7） 由于许多大的民营企业老板已经移民到海外，国家应该出台政策限制他们在5年或者10内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以预防战争爆发后，这些老板换汇潜逃。政府无力应付。 （8） 中国情报部门加大对经济情报的搜寻能力，以便服务于国家。 （9） 减少购买美国国债，转向其它，比如购买优质国外资产，不要局限于美国等
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自从美国独立至今不过两百多年，然而她现在确实在世界上有霸权地位。是何原因？追溯历史，美洲土著是由白令海峡由亚洲过去的，具有黄种人特征。印加帝国的昌盛，阿兹特克，玛雅人的文化都不谈，维京人美洲殖民，红衣埃里克最先发现美洲而不是哥伦布也不谈。随着西班牙人的入侵，美国的历史前奏开始。五月花号到美国，拉可行屯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的序幕。下回分解！
世界近现代经济史小论文300字怎么写
要是彻底不会写，建议你找个论文网站去档一份，如果会一点点的话，还是自己写得比较有成就感一点。就《西方经济史》方面，我没有什么好建议你的，微观部分占个30%，宏观部分50%，剩下的写结语。。
这个不适合你写，如果你只是本科生，博士论文也会嫌这个题目太大！
你凑合着用的吧，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爆发于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回避的要研究这段历史。 1929年10月24日，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在此之前的 1929 年夏天，美国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夏季的三个月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 268 上升到391， 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直至9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但是，10月24日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由5000多亿美元的顶巅跌入深渊，使5000多亿美元的资产，一夜间，化为乌有，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趟，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此，美国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 86000 家企业破产，5500 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GNP 由危机爆发时的 1044亿美元急降至 1933 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由不足 150 万猛升到 1700 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 1913 年。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农民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 32 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新政”， 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Ｒ”来概括 ， 即复兴 (Recover) 、 救济 (Relief) 、改革 (Reform) 。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 (1933年 3月9日至6月16日 ) 期间制订的15 项重要立法中 ， 有关金融的法律占 1/3 。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 月 9 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 ， 允许尽快复业。从 3 月 13日至15 日，已有 14771 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 1929 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 家相比，淘汰了10797 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 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 1933 年 3月10 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 ， 美钞停止兑换黄金 ;4月19日 ， 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 6 月 5 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 1934 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 30 亿美元纸币 ， 并使美元贬值 94% 。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 ， 对稳定局势 ， 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 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原工人每周工作55个小时，工资一共只有60美分，调整后标准：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最低周工资12美元），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 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 ， 他们的贡献将是为 1 至 10 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推行新型法规，政府给接收法规的企业办法“蓝鹰”奖章，上面标志着“我们尽我们的的职责”等标语，以资表彰。 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 1933 年 5 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 1700 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 18 岁到 25 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 25 万人，在遍及各州的 1500 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 200 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 740 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 9 个月，月 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 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 ( 政府先后拨额 40 多亿美元 ) 和民用工程署 ( 投资近 10 亿美元 ) ，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 ， 先后吸引了 400 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 50 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 2300 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 180 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 1000 座飞机场、12000 多个运动场、800 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从1935 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 65 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 10 至 85 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 ， 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 1 ％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 1937 年5月24日 ， 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 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 1937 年 10 月 12 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 1938 年 6 月 14 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 ( 又称《工资工时法》 ) ，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 40 小时工时，每小时 40 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 16 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 18 岁以下工人。关 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 5 万美元纯收入和 4 万美元遗产征收 31 ％， 500 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 75 ％；公司税过去一律是 75 ％，根据 1935 年税法，公司收入在 5 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 5 ％， 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 15 ％。 罗斯福发明了“炉边谈话”，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国家民众讲述国家的政策与方针， 鼓舞了美国人民，为从经济危机中走出了起到了推动作用。 到 1939 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3 年的 742 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 2049 亿美元，失业人数从 1700 万下降至 800 万 ， 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诚然，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资本主 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新政”是他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事实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这也每每成为他的政敌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是，只要我们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了美国经济 和社会生活的脉搏，“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代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
论文的写作格式、流程与写作技巧
世界近现代经济史论文300字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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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论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否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以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当时领导人民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广泛地传播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启蒙运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革。它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辛亥革命也有它失败的一面。这次革命虽然赶走了清朝皇帝，建立了共和国，却没有能够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以致使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后仍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之下。在近年来，有人否定辛亥革命，说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导致了中国的军阀混战；而由于中国的军阀混战，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那么辛亥革命是否真的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呢？从根本上说，是由腐败透顶的封建统治本身造成的。因为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历史走到20世纪初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动荡，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帝国主义大肆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和渗透，而清政府则竭尽全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容忍和保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从1901年到1911年，中国铁路交通、航海贸易、财政金融、工矿企业，几乎全部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其次，军阀混战是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中国殖民地的反映。近代中国的军阀势力最早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一些地方督抚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兵权、财权和任命官员的行政权力，因此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湘、淮军阀。可以说，军阀的割据和混战的历史现象，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显然，把军阀混战归咎于辛亥革命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是辛亥革命，而恰恰是相反，由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清王朝，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无疑它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推动和实现社会进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非但不是延缓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它反而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说，辛亥革命成功了
浅谈道光和咸丰整个鸦片战争，中国军队没有守住一个英国人攻击的地点，没有夺回一个英国人占据的地点！我们很多人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道光皇帝。道光，中国近代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人，因为他签定了《中英南京条约》。 道光这个人是一个巨大矛盾，其实他是一个想励精图治的皇帝。道光上台，就觉得事情不妙，朝风颓败，民风颓败，道光力图重整朝纲，道光当时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他节约开支，就是要支援前方的禁烟，要备战，要和英国人打一仗。今天我们说的“四菜一汤”道光可能是起源之一，道光当时说“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皇后过生日，道光皇帝用打卤面在宫中招待大臣和太监。他拼命地节约，甚至穿过打补丁的裤子，我们近代以来，穿带补丁的裤子的皇帝道光也是第一人。这是历史，当然历史的残酷性也就在这儿：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道光你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你签的，那历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当时中英南京条约签约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他很难受，不是象我们今天所说的“仅为一己之安，出卖国土，丧权辱国”。可道光皇帝并没有认识到败在那里，他上台时，拼命想有所作为，结果最后败了，直到去世，一直郁郁寡欢。 咸丰皇帝最大的愿望就是帮父亲报一箭之仇，给父亲雪耻。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道光时代的主和派全部撤职，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全部起用，但是后来由于林则徐身体不好，病死在赴任途中。咸丰上台以后也是学他父亲那套励精图治，希望重整朝纲。咸丰还把一个大臣写的“防三渐”作为座右铭：第一“防土木之渐”；第二“防宴安之渐”；第三“防壅蔽之渐”他想做一个开明的皇帝，想要把问题搞清楚，想要报父亲这个仇，结果，道光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咸丰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回眸”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论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否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以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当时领导人民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广泛地传播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启蒙运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革。它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辛亥革命也有它失败的一面。这次革命虽然赶走了清朝皇帝，建立了共和国，却没有能够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以致使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后仍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之下。在近年来，有人否定辛亥革命，说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导致了中国的军阀混战；而由于中国的军阀混战，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那么辛亥革命是否真的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呢？从根本上说，是由腐败透顶的封建统治本身造成的。因为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历史走到20世纪初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动荡，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帝国主义大肆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和渗透，而清政府则竭尽全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容忍和保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从1901年到1911年，中国铁路交通、航海贸易、财政金融、工矿企业，几乎全部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其次，军阀混战是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中国殖民地的反映。近代中国的军阀势力最早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一些地方督抚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兵权、财权和任命官员的行政权力，因此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湘、淮军阀。可以说，军阀的割据和混战的历史现象，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显然，把军阀混战归咎于辛亥革命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是辛亥革命，而恰恰是相反，由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清王朝，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无疑它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推动和实现社会进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非但不是延缓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它反而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说，辛亥革命成功了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面内战还是爆发了。国民党军队向全国各地的解放区进攻、但被逐一击破，迫使蒋介石改变策略，对陕甘宁及山东根据地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认为“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他要求各部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失，要保存有生力量，打“运动战”。为此，他率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这是何等高明的决策！这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1947年中共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全面推行“土地改革”，中国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在下一年的“三大战役”中，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前支军，陈毅有言：淮海战争的胜利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此言充分说明了中共获胜的重要原因。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二、三、四野百万大军扬帆起航，浩浩荡荡，破长江天险，直捣南京“总统府”。在上海，宋庆龄清晨外出散步，看见解放上海的三野官兵伏地而眠，宁可夜宿街头也不打扰市民，深为震撼，坚定了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决心。各路民主人士齐聚一堂，召开政协会议，一齐欢庆民族的新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总结国民党解放战争失败的原因：其一，不顾民心向背，悍然发动内战；其二，纵容四大家族巧取豪夺、党政腐败。治标尚且夭折，遑论治本。《建国大业》里，蒋经国在沪改革遇阻后，老蒋对他说：“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骨子里了。反贪腐是件大事，难哪！反，要亡党；不反，亡国！”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的严酷局面与深层矛盾。其三，镇压学生运动，迫害民主人士，阻塞外部监督途径；其四，党内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倾轧争夺。蒋、桂、晋等派系彼此猜忌，勾心斗角。哪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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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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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户门前的铜牌好像也要晒化缩小夸张对事物形象、性质、特征、作用、程度等加以缩小只能看到巴掌大的一块天地超前夸张把后出现的说成先出现，把先出现的说成后出现她还没有端酒杯，就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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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 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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