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小论文摘要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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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其实这门课的老师也知道你们不可能提出新观点，主要是格式要规范。标题无疑是必须的，就是你围绕什么问题展开的。接下来是“摘要”，是对全文内容的简要概括。下面是“关键词”，一般三到五个。然后就是你的正文，最好能分为几个部分。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小论文摘要

偷懒都成这样了，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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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论文摘要怎么写

论文常被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论文格式封面　　论文常指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1]。论文格式就是指进行论文写作时的样式要求，以及写作标准。直观的说，论文格式就是论文达到可公之于众的标准样式和内容要求。　　结构　　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附录和致谢[2]。　　题目题名规范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的特定内容，有助于选定关键词，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命题方式　　简明扼要，提纲挈领。英文题名方法①英文题名以短语为主要形式，尤以名词短语最常见，即题名基本上由一个或几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和(或)后置定语构成;短语型题名要确定好中心词，再进行前后修饰。各个词的顺序很重要，词序不当，会导致表达不准。②一般不要用陈述句，因为题名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名具有判断式的语义，且不够精炼和醒目。少数情况(评述性、综述性和驳斥性)下可以用疑问句做题名，因为疑问句有探讨性语气，易引起读者兴趣。③同一篇论文的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内容上应一致，但不等于说词语要一一对应。在许多情况下，个别非实质性的词可以省略或变动。④国外科技期刊一般对题名字数有所限制，有的规定题名不超过2行，每行不超过42个印刷符号和空格;有的要求题名不超过14个词。这些规定可供我们参考。⑤在论文的英文题名中。凡可用可不用的冠词均不用。　　摘要　　摘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3]。　　摘要的规范　　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要求扼要地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等，重点是结论，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可以引用、推广。　　关键词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关键词规范　　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通常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字号编排在摘要下方。一般每篇可选3~8个，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按词条的外延(概念范围)层次从大到小排列。　　关键词一般是名词性的词或词组，个别情况下也有动词性的词或词组。　　应标注与中文关键词对应的英文关键词。编排上中文在前，外文在后。中文关键词前以“关键词：”或“[关键词]”作为标识;英文关键词前以“Key words：”作为标识。　　关键词应尽量从国家标准《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和地区、人物、文献等名称，也可作为关键词标注。关键词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条。选择关键词的方法　　关键词的一般选择方法是：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从其题名、层次标题和正文(出现频率较高且比较关键的词)中选出来。　　论文正文　　要点⑴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提出问题-论点;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结论。　　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分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小逻辑段，一个小逻辑段可包含一个或几个自然段，使正文形成若干层次。论文的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五级。　　标准论文格式　　一：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论文摘要和关键词。2、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　　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　　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论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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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论文摘要总结

你也是基地班的吧。。。报名字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5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8斤/亩。[参考文献[1] 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38，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53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8头。[[4]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 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 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 [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7%，雇工占88%；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52%，家工占48%。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 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 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7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7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7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5-5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27%。[[10] 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 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 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 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 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5](p155)。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 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 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17](p154-p155)。（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 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 10 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 ‘打裏’”[[19]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 后夏寨村自耕农占3%，冷水沟村自耕农4%，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5%，占总户数的3%，中农占总人口的98%，占总户数的63%，贫农占57%，雇农占24%。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 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8%，富裕中农占63%，富农占64%，地主占35%。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