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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摘要怎么写

发布时间:2024-07-08 11:10:44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摘要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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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有感情,写美些,应该就好了。。。

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论文——李鸿章 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 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摘要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真天真。这和打劫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公元1840-1949年)  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中国近代史  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中英贸易逆差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  1840年,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为首(曾国藩、张之洞等)。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创办首个(陆续多批)近代企业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因为政治上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初英、法、美等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巴黎和会”。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但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拒绝。消息传至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北京学生们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涌上街头,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中华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8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  历史启示: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从幼时发蒙那天起,重复在我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上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长大后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  想写论文不一定要照抄,你可以结合我给的资料吧它转换为自己的话就是自己写的论文了,其实论文与作文没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论文只要你说的正确就可。稍微加点自己的看法,套点史实。所以自己去加油吧!你一定可以自己写出满意的文!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摘要怎样写

—— 辛亥革命的眼泪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有失败的一面。关于辛亥革命,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成功了,又有人说它失败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它呢?关键词:封建 民主 成功 窃取 失败 辨证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来人们指点评判、众说纷纭,其中褒贬各占、成败俱有,下面就让我们理性回眸一下,辨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但是我们仍然从某个角度要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仍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中国人民没有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即由于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产生依赖和妥协,因而他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力量强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想以一己之力来推翻它,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扩张的年代,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革命,这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能因为后来的“热月政变”而否定其本身的胜利一样。我们应该以历史辨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伟大的历史功绩,又不回避后来遭到的挫败,并从中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将会成为中国滚滚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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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论文。中国近代发展的很好,而且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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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相关论文摘要怎么写

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 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5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8斤/亩。[参考文献[1] 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 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38,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53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8头。[[4]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 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 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 [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 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7%,雇工占88%;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52%,家工占48%。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 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 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7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7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7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5-5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27%。[[10] 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 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 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 (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 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 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 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 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5](p155)。 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 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 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 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17](p154-p155)。(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 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 10 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 ‘打裏’”[[19]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 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 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 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 后夏寨村自耕农占3%,冷水沟村自耕农4%,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 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 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5%,占总户数的3%,中农占总人口的98%,占总户数的63%,贫农占57%,雇农占24%。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 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8%,富裕中农占63%,富农占64%,地主占35%。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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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 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 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集和摘要

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论文——李鸿章 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 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 辛亥革命的眼泪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有失败的一面。关于辛亥革命,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成功了,又有人说它失败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它呢?关键词:封建 民主 成功 窃取 失败 辨证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来人们指点评判、众说纷纭,其中褒贬各占、成败俱有,下面就让我们理性回眸一下,辨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但是我们仍然从某个角度要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仍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中国人民没有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即由于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产生依赖和妥协,因而他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力量强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想以一己之力来推翻它,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扩张的年代,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革命,这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能因为后来的“热月政变”而否定其本身的胜利一样。我们应该以历史辨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伟大的历史功绩,又不回避后来遭到的挫败,并从中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将会成为中国滚滚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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