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世界近代史的小论文摘要怎么写

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小学停止读经和大学取消经学科，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钱玄同指出“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6顾颉刚也指出我们现在“治经学的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7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经学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们喊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8后来出现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延续。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大门。

所谓“新”，是相对于17-18世纪欧美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思想源头。它新民主主义革命[1]的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举行的讨论战后问题的国际会议。参加的有英、法、美、日、意等二十七国，苏俄未参加。会议名义上是拟定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宰割战败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代表团由北京和广州派官员联合组成，有北京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的王正廷等。会上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中日“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项权利等要求。但会议被英、美、法等国所操纵，不在乎中国的合理要求，只将山东问题列入会议讨论。和会最后签定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其主要内容是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如何瓜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该约第156、157、158条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全部权益“让与日本”，从而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强烈的爱国主义导致了这场由学生发起进而发展到全国各阶层的抗议运动。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毛泽东等12 人代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和全国解放战争（1945-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但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最终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历史条件国际环境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世界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就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国际环境。这是转变的时代条件。经济条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无暇顾及中国，且欧战各国需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和农产品等因素的影响，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政治条件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欧战结束后的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到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的壮大，开始形成为一支强大的、最富有革命性的新的社会力量。思想条件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入；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深入传播。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这个转变的转折点，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编辑本段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以独创性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突破了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两种模式，创造了第三种革命类型，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课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为中间站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构想，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新国家，创造条件，以最小的代价和平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架起一座桥梁，打开一个通道。编辑本段性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倒退的象征。编辑本段革命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其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最主要的革命对象。官僚资本指四大家族及军阀控制的资本。编辑本段胜利法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历史意义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首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国际影响其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使帝国主义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击，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的后方基地变成了反帝斗争的前哨阵地，大大增强了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遭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它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推翻三座大山最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人民才顺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旧中国的统治。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所形成的这些基本结论，成为中国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编辑本段基本经验正确方向首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的时间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都是没有停止过的。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来抵御帝国主义，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起来，中国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地来思考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为中国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来，并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正确的领导其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时刻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先进政党的坚强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任何反动势力也没有可能战胜的伟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尽管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经历过重重的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但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广泛统一战线再次，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是极其残暴和凶恶的，同时，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人口的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如果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和联合广大的中间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最终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经验。历史必然最后，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曾经实验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是，它们最终都失败了。事实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28年来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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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安事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结合史料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　　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 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蒋介石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蒋介石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蒋介石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稍微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开始由封建君主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将中国紧闭的大门打开，也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进程。　　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同时也具有了征服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当时，资本主义是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它本身具有扩张的本性，它需要足够大的活动空间，注定要征服世界落后地区。　　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强大，对外扩张愿望强烈，又有印度作为在亚洲扩张的基地，从而英国成为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其根本目的是想要打开中国的经济以及原料市场。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优势地位。英国为扭转这个局面，就开始对华走私鸦片。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在经济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中国的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使中国失去了一部分主权。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必然发生变化。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两对，即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且，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革命任务也必然发生变化。战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西方列强先进的武器装备，清政府中的一些先进人士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落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揭开了向西方学习、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序幕；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张，迈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也成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化的主流。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发展。　　鸦片战争的失败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开始成为时代主题，让中国人逐渐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历史现实。人们士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围绕着向西方学习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的一次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和运动，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痛定思痛之后，一些有志之士必然看到了西方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见贤思齐”，因此，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就成了当时的一股潮流。但是各个阶层的目的却不一样。太平天国农民阶级领袖提出改革内政建设国家新方案，主张学习并发展资本主义，妄图建立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们受到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对西方认识较为浅薄。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清王朝中的地主阶级先进知识分子抛弃夜郎自大观念，开始注目世界，并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使民族矛盾激化所造成的，也是其爱国立场决定的。地主阶级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看到外国先进技术。所以为了维护清朝统治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其结果必然是各阶层都开始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历程。

中国近现代史是区别于世界近现代史，专以中国为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叙述主体的一门学科。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的历史分期，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有多种看法，但被普遍接受的是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的这一观点。其中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称中国现代史。细细算来，从近代史的开端到结束，历经109个春夏秋冬，而它的开端距今已经有168个年华岁月，近代史似乎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是翻开书籍和记载，这尘封已久而又无比沉重的历史，仍然会深深地撼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灵。“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当磨洗认前朝。”这一首咏史诗，或许很多人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会用一杜牧的这首《赤壁》来抒发对国家兴亡的感慨。也不免俗的套用一下，让它带领我们看看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时光。近代史的开端1840正是大清帝国中后期，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居功自傲，是帝国的统治者处于“天朝大国”美妙梦境中，将其它国家的人称为“番”或者是“夷”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字词。不接受他们的技术，不允许他们的通商，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当朝统治者心中虚幻的泡沫而已。岂不知，当我们都沉睡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时候，与我们处于地球向对面的英国，进行了他们的工业革命，为他们“日不落”的黑暗意图做足了充足的准备；而处于清帝国的背面的罗宋国的沙皇的改革和与我们隔海相望的大和的明治维新都取得了十分古大的成果。随着野心和掠夺的需要，以不列颠为主的国家将他们罪恶的贸易伸向了古老的中国。虽然政府几次三番的颁布过禁烟令，可是在缺少科学和文化的中华土地上，鸦片贸易在清朝横行霸道，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和文明，懒惰，好逸恶劳等等恶习出现在了一勤劳著称的中华领土上。有外国人称中国是沉睡的东方之狮，那些愚昧的中国人还开心的认为这个评价很好，因为他们觉得，因为是沉睡的，那么终有一天他将觉醒，然而，他们却殊不知，这个概念的出现来源于罗宋的杂技表演，驯兽师为了让凶暴的狮子不具有威胁性，将喂了鸦片的肉喂给狮子食用，这样平日威风凛凛的狮子也只有沦为阶下囚。英国鸦片贸易这样的意图令人心惊。当虎门销烟的硝烟还在空中盘旋，1884年，英国用炮火轰开了封闭的国门，洋人的热兵器在对抗清朝传统的冷兵器是就如同戳破一个纸娃娃一样的简单，最终的结果是以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如大家所熟识的一样，中国有一个封建国家成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此这个历史上的天朝大国的天空变得黑暗，开始在风雨中飘摇零落。特别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一历史事件，至今人染令我扼腕痛惜。之后一个接一个的战争，和赔款割地使清廷日渐衰弱，虽然一些拥有一定见地和知识的官僚和资产阶级开展了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为整个腐朽的中华大地带来了一丝清冽的微风，但是由于清政府已经沉疴已久，无论是在那个方面，这一阵清风丝毫挽救不了中国的病痛。这时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点点新光，那时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带领革命党人成立了同盟会，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革命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辛亥革命最终没能让中国脱离困境。在1921年，这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一年里，五四运动的热情点燃了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人的诞生。这燎原之火点燃了华夏大地的热情和生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风雨飘摇了许久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在经过了艰苦卓越的抗战以及各种各样的考验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带领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终于在经历了这段屈辱的近代历史后可以抬头挺胸的向前迈进了。对于近代史，我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是对于近代史的前半部分特别的有感触，每每读到这段时间的历史都会令我扼腕痛惜，沉浸于纷繁复杂的心情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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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小论文1：放眼尽观“清朝统治史”　　从三皇五帝至如今，中国历经无数荣辱兴衰，中国人民也饱受身心的煎熬。　　不论是唐、宋、元，中国的经济、科学都位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可自从明中到清末中国一蹶不振。可见明、清二朝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位高权重的作用。其中清朝政府的统治，对于中国的落后有一种不可推卸责任。　　首先明清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开发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清朝文人学士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明清朝文人学士的思想起了一定的阻碍。它像一个牢笼，将文人的思想拘束于一个范围内，将原本胸怀大志，可以成龙的学子们，套上了链索，使他们的文学才华不可展现的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其次，“文字狱”也为中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另外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刚开始时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可是，当时西方国家发展速度飞快，逐渐超过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使中国走向落后趋势。　　清朝从刚开始，“只留头，不留发”的统治到了最后的灭亡，这是值得他们反思的。当年，清朝刚入关时十分英勇。骑、射、打、猎都是他们的强项，可到后来他们一味的不务正业，奢移成性，最终酿成了清政府的衰亡，毁灭。　　从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到亡国之皇溥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荣辱兴衰，什么割地赔款，火烧圆明园，这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阴影。　　高中历史小论文2：论武则天之功过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千百年来，历代英豪无不是为了争夺这壮丽山河，从而使人间战火连绵。但一时的太平盛世也使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千百位帝王，有功有过。有的略输文采，有的治理不当，有的大智若愚，有的国法严明。　　现代人都将一部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展现在人们面前。如《大明宫辞》就讲述了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的一生。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当时与现在自然有许多对于她的争议。　　武则天乃是唐高宗的皇后，因唐高宗生性懦弱，从而武则天逐渐掌管实权，在晚年称帝，并改国号为周。在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发展了农业，选拔优秀的贤才，推行唐太宗的政策，进一步的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管理，增强国力。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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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使国际战略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从表象上看，一些大国的战略不断花样翻新，但又似曾相识。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来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固然更直观、更能从影响战争的诸因素的横向联系来说明问题，然而毕竟是从现实看现实，从动机研究动机，往往缺乏历史纵向性的透视力。从历史思想文化与战略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索，也许有助于为研究国际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人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正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及其对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华文化与战略传统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又辐射甚广的文化。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至今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军事思想。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战略的观念。它们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就是：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中国的军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尚书》中的“罔或无威，守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儒家主张：“夷狄之人中国者则中国之”。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美国作家蒙特罗说：“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这个比喻富于文化和哲理含义。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这种战略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和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军事官僚，没能将防御传统的积极成分加以发扬，而是承袭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实行消极防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特别是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与“器”之辨，重道轻器，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全盛、外部压力较少之时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清王朝后期，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中华民族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统一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间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这种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可以在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融汇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对历史留下的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主张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使得在战略上属于防御性质的作战，避免了消极保守被动的一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把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教育改造并释放日本战犯；抚养日本侵略者丢下的遗孤，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和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对待敌军战俘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当时敌对国家在内的普遍公认和赞扬。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收复了被印军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在完全有能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又主动回撤到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并且释放全部战俘，主动交还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宽仁，正是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鲁士文化对战略的两重性影响德国近代史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它既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诸如海涅、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改革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帮战争狂人，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德国的近现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样被异化，怎样通过蛊惑和煽动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误导，怎样产生当权者的极度偏邪的战略思维，又怎样从疯狂走向自我毁灭，而德国人民则获得理性的复归的历史进程。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通过“铁血政策”结束了几乎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从建立普鲁士帝国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亡，德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引导下，沿着侵略扩张的历史逻辑，从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

关于世界近代史的论文摘要怎么写

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1840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获取更多财富，借由林则徐虎门销烟，发动鸦片战争。这场标志着中国百年屈辱史的开端的战争，导致林则徐被罢免；签订了中国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中国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赔款2100万银元，加重政府财政负担，使本就生活艰苦的老百姓更是生不如死；开放五处通商口岸，打开中国沿海门户，使得西方国家的商品大量倾销，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协定关税。鸦片战争是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是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的血色开端。列强的欲望是填不满的。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隔不远，又一场血腥风暴像中国袭来。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浩浩荡荡的进入了北京城，将圆明园付之一炬，大量珍宝被抢走，而且签订的《天津条约》同意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沿海十几处通商口岸。随之英法联军有逼迫清政府签下了《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一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加深了。列强放肆的笑容背后，是中国百姓食不饱腹的生活。随后的甲午中日战争更是一场血与泪的悲歌。1894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大战中，管带邓世昌用船去撞击日本军舰，后与船同眠与海底；威海卫之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割辽东半岛、台湾极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许日本在华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此时，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列强势力深入内地，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中国的灾难时到达最为悲壮的顶峰。中国，流着血哀嚎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危在旦夕。中国人民是有血性的。义和团的众将士，赤手空拳的冲向列强的枪林弹雨，虽然愚昧，但是你不得不为他们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真是这样震撼人心的反帝运动，招致了有一场风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侵略者进入紫禁城，坐在了皇帝的宝座上，与此同时，慈禧带着光绪逃到了山西。清政府与侵略者签定了《辛丑条约》——赔白银5 亿两，本息共计8亿两；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作抵押，中国税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国控制；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 使馆界 ”，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各国驻兵保护；拆毁北京至大沽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惩办义和团运动中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这张战争标志着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镇压人民的工具，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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