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论文研究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

我们不难发现，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历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渐渐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政府官职为鹄的，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弥漫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

科举启示录——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郑若玲：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厦门361005 回眸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历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渐渐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政府官职为鹄的，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弥漫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一我国是文明发达的古国，自夏商开始便有了正式的学校教育，经历西周、东周和汉代，学校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至隋科举产生之前，已初步形成一整套招生、教学、管理（包括考试）和用人的教育制度。封建统治者越来越热衷于兴办教育和选拔人才，以实现“贤能治国”的理想，学校教育似乎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然而，令统治者们始料不及的是，一种新型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科举制之建立，却突然改变了学校教育的发展轨道，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从此走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各朝学校教育与科举制之间的轻重存废，总是遵循着重学校轻科举——科举与学校并重——重科举轻学校的一般规律。在这种矛盾互动中，看似势均力敌，实则有其轻重，结果是科举制取得了决定性中心地位。这种态势从唐宋两代便清晰可见。公元618年，隋灭唐起。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唐高祖深知教育为兴国之本，下诏恢复隋朝衰落的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相继恢复招生。到唐太宗时期，一方面继承先祖传统，大力兴办教育，使中央官学达到了全唐空前绝后的盛况，“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注：《通典》卷五十三《礼典》十三《大学》。）另一方面，实行开科取士。由于没有偏废一方，唐太宗时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武则天临政后，采取了重科举的政策；在学校教育方面，却一改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代之以崇佛轻儒，并频繁地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任命一些不懂儒学的人担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致使“学校顿时隳废矣”。（注：《旧唐书·儒学传序》。）由于胡滥改制，加之科举不经学校，多从各地直接征召文士到洛阳应试以及进士科举内容不以儒道为重，“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已初露端倪。到天宝年间，“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学校教育的发展再次面临停滞的危险。为扭转这一局面，励精图治的唐玄宗一方面改革科举制，作出停止乡贡、所有举子皆入中央和地方官学才许应举的决定；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建立从地方到中央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允许私人办学。此举给面临衰颓的学校教育带来了一丝曙光。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造成“重乡贡轻生徒”的故态复萌，使学校教育终难摆脱衰败的命运。到了宋代，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兴衰互动依然故我，但考教合一的理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与唐代统治者所不同的是，宋代更关注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连结。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这三次大动作的改制使宋代的学校教育得以避免了唐代时的大起大落，但在兴旺中却渐渐熔入科举体系，最终沦为其附庸。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主政参知政事，实行三舍取士，将所有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等，逐次考舍升级。上舍生依考试结果，“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注：《玉梅》卷一一二《元丰太学三舍法》。）三舍取士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系统地结合起来，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学校教育。到徽宗时期，宰相蔡京在三舍取士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激进的改革，罢废科举14年。这期间录取的五榜进士，皆由太学上舍取。这次为兴学校而罢科举的事件，表明学校教育在与科举考试的轻重存废斗争中取得了暂时性胜利，但由于科举考试运行了500年之久的强大惯性及其广开仕途、公平公正等诸多为世人所称道的合理之处，使得蔡京的以三舍考选代替科举取士的办法仍以失败告终。以上对唐宋两代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互动关系的论证表明，考试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兴衰互动关系。虽然科举也曾面临着衰落甚至停罢的危机，但在与学校教育的角逐中，多数时候仍处于主流地位，对学校教育产生了强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及第入仕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利诱力实在太大。因此，只要科举的取士功能尚存，它对学校教育的强大制约和导向便不会消亡。客观上讲，只要科举考试能根据社会的需要及时更新考试内容，它还是能够公平地选拔出社会的栋梁之才，变“贤能治国”的理想为现实。令人扼腕的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几百年一贯制地局限于儒家经典，命题范围有严格的限制，要想拉开考生间的距离以便于区分选拔，只有钻牛角尖出偏题怪题，以致举子们在八股文这种高级的汉字游戏中耗尽人生的智慧。发展到清末，科举已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要求，成了远离社会的“外星人”，不得不在1905年退出历史舞台。二科举考试在与学校教育千余年的角逐之后，终于败下阵来。科举制在考试内容与形式上步入死胡同的同时，也带领学校教育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然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科举制却备受赞赏，以致在19世纪西渐欧美后，成为近现代文官制度的胚胎，也是中国政体中“受到欧洲人无条件赞美”的特别之处。现代不少西方学者还认为科举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注：威尔·杜兰 (Will Durant)：《伏尔泰所赞扬的政府》，《世界文明史》第1卷(4)，台湾幼狮文化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 196页。）这一切都缘于科举考试的基本原则——考教分离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两个最突出的优点：公平公正和防止作弊。公平与公正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国度，重人情面子与讲裙带关系构成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实行的选士制度，若没有可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注：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最终必将走入求才的死胡同。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无不由最初的唯才是举走到最终的权贵把持便是鲜活的例证。与以往选士制度不同的是，科举制由封建王朝设科招考，士人“怀牒自进”自由报考，采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择优录取原则。显然，它比以往的任何选士制度都更为公平与公平。首先从报考条件看，科举将官僚系统向全社会开放。从隋唐到清末，报考限制越来越少，清代除倡优、皂隶之家与居父母丧者外，原则上人人旨可报考，且无须地方官举荐，可“怀牒自进”。自由报考使得一般平民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成为官僚系统的成员，结束了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据统计，明清两代的进士平均有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注：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页。）其次从考试的实施看，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订立繁杂而严密的贡院的规制、命题与评卷程序以及作弊的惩罚措施等，使考试成绩能真实反映出应试者的水平，保证考试的公正性；为防止权贵干预、确保平民子弟有较公平的竞争环境，大部分朝代还对主考官和朝官子弟作一些限制，如唐宋时期礼部待郎亲族的别头试、明清时期严格的复试制度与回避制度以及清朝官、民子弟“分卷取中之法”，等等。再次，从录取环节看，其不问家世阀阅，“一切以程度为去留”的录取原则具有明显的公正性。此外，由于入仕和受教育机会在各地之间并不完全均等，故超越于考试技术上的公平与公正外，解额分配制之建立所体现的区域公平性也不容忽视，尽管它隐藏着统治者更为深远的地缘政治的考虑。严格地讲，科举所体现的公平与公正是相对的。首先，要通过科举的层层选拔，需要有“十年寒窗”的用心攻读，而寒门子第少有受教育机会，也难以支付应考费用，与家道殷实者的竞争显然不是平等的。其次，妇女无权应举入仕。再次，从本质来看，科举这种以大量财富和社会声望来犒劳少数中举者的制度，无法维护平民百姓政治上的公平性。尽管如此，在特别注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科举考试仍可谓“惊人地大公无私”。（注：（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41页。）其考教分离原则所体现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精神具有超越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时代之特征。防止作弊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统一考试，科举制实行考教分离的原则。虽然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标准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但在职责上却具有相对独立性。学校只管教学，并不参与科举考试的各项工作。中央官学由尚书礼部下属的国子监统辖，而科举考试为尚书省礼部专司，乡试以上主考官由朝廷选派。这种考教分离原则至少从职责上有效地杜绝考试作弊的可能性。此外，为确保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应具有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中央政府还制订了从命题到录取的一整套严密措施，主要包括：第一，“锁院”制度。考官一经任命即刻赴贡院入闱回避，断绝与外界乃至亲友的往来，以避免发生行贿受贿、请托舞弊等事件。第二，严格的考场和考试规则，包括报名时的结保、保廪生认保，考前的点名、搜检，考试中的巡视以及考场秩序的维护等。第三，糊名和誊录易卷制度。考生交卷后，由弥封官将考生所填履历、姓名等弥封糊名，然后交由誊录手将墨卷誊为朱卷，由对读生核对完毕方可送考官批阅。第四，复试制度。为严防录取环节的舞弊行为，科举考试对所有被录取者均采取严格的复试制度。第五，回避制度。主持考试的主要官员，其亲属要回避科考。到了清代，回避制度几乎涉及参与考试工作的所有人员。例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规定，主考、同考、监临、临试、知贡举、提调、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及收掌等一切考官的子孙宗亲和近亲皆不准参加科考。在今天看来，这一系列指施中有些显得十分繁琐甚至无理，但在弊风肆虐的当时，的确起到了防范科场舞弊、维护考试公正的巨大作用，从制度上保证了科举的高效率与权威性。三无论日月如何更换，社会总在绵延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且历史总是呈现出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科举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余年，是当时整个教育制度的重心和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成为最受时人关注的焦点，并对中国封建社会各方面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千余年科举考试所形成的一些传统至今仍以潜在的形式顽强地存留于现实之中。百年前科举考试很不光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声息已然飘渺，而当代社会却又出现了某些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人们再度聚集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整个社会都在激愤地抨击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学术界和广大百姓也正就高考的存废问题争论不休。假如我们能超越个人情感，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科举，借鉴其精华、吸取其教训，也许在高考的决策与操作上可以减少很多失误，少走很多弯路；那怕历史与现实并不完全同轨，至少能给我们的思维以启示。 “片追”的阴影 “片面追求升学率”可谓近年来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谈论的热门话题，在各报章杂志往往处于十分显眼的位置。“片追”与高考录取率有直接的关联，是伴随激烈竞争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常的教育现象。它与高考如影随行，成为笼罩在高考头上一块久久不散的乌云，“黑色七月”也因此得名。它还赋予高考以“魔力指挥棒” 的功能，使整个中学乃至小学、幼儿园阶段的教育都在这根魔棒的指挥下运转得精疲力竭，怨声载道不绝于耳。如今，人们已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片追”在破坏正常教学秩序的表象下，更深地危及到社会风气和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对“片追”的喊打声也愈来愈响亮。其实，“片追”这种伴随高考竞争在60年代萌发滋生的教育现象，并不令人陌生。在中国这个考试的故乡，“片追”现象古已有之。隋唐以后，科举制的选拔人才功能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朝廷衡量州县学的优劣和对学官的奖励标准，主要是根据各校的科举及第率。宋代蔡京罢科举实行三舍升贡之时，升贡率（升学率）遂成为判断各校办学成绩好坏的主要标准，教官考课“第一项，教育有方。注谓贡士至辟雍升补推恩者多”。（注：《宋会要》“ 职官”五十九之十五。）对及第率的追求即确立了科举考试的在教育中的轴心地位。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科举制强化了官本位体制，牵引着士子们一心投身科场，两眼紧盯及第，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耗费终生，豪情悲壮却令人痛惜。今天的“片追”何尝不是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只能任由“片追” 和高考的魔棒对教学秩序越来越肆虐的破坏与指挥而无所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大有可为。一是继续改革政治体制，淡化官本位色彩，提供多种成才途径。二是改革高考，包括改革考试的科目、内容和命题形式等。三是改变文凭至上的教育价值观，使人们从争过高考独木桥改为走多途径发展的立交桥。高考的存废 1952年建立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与中国古代科举统一考试一脉相承。与科举考试一样，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高考在促进人才成长、推动全民族文化的发展方面，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在数十年的运作中也出现了很多弊端。为了改变考试对教育教学的负面影响，一些论者提出了废止高考的主张。教育界为此展开了系列争鸣与商榷。高考这一上关国家政策、民族前途，下系民众个人命运的制度之存废与否，已成为广大师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热切关注的重大问题。现时高考的存废利弊之争和历史上的数次科举存废之争何其相似！我们不妨把视线再次投向科举。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立进士科（注：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6页。）以来，“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便显现出勃勃生机，充分发挥着公平选才的积极功能。但由于其弊端亦十分突出，历代都就科举制的存废利弊进行过争论或改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6次。（注：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这六次争论或改制都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且都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重复，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结果是，科举制在经历了数次短暂的中断之后，由于人情困扰，旋罢旋复，各朝仍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科举制在历史上之所以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科举制是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一项具有公平精神的制度”。（注：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而科举考试的公平与公正，恰恰是由国家主持的统一考试来保证。与科举制一脉相承的现代高考制度之公平精神与社会效益亦缘于统一考试，这一点已广为认同。因此无论从科举考试的历史还是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都应坚持统一高考。尽管高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种种弊端，然而，与科举制一样，“立法取土，不过如是”。历史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矛盾互动最后以兴学堂废科举为结局，那是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合理，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今天的高考内容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在处理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做法不是废除高考，而是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好地促进中学教育和教学的发展。

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论文

科举制产生的目的、演变过程及评价目的：其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演变过程：①隋文帝时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②唐太宗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③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④唐玄宗开元年间，由高官主持考试，以后成为定制；⑤北宋时科举制发展，主要表现在：严格考试程序，考试分三级进行，殿试成为定制；减少科目，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的科目；完善方法，实行糊名法；增加录取名额。王安石变法废除明经诸科，进士科不再考诗赋；太学成绩优秀者可以直接为官。⑥明清时，演变为八股取士，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形式上严格分为八个部分。⑦1898年戊戌变法时，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设经济特科。⑧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评价：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以考试选拔人才为官的制度，在明清之前，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明清时期，消极作用占主导地位。积极作用：①抑制门阀。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改变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②扩大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科举制使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了政权，扩大了官吏来源，从而扩大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③提高了官员的素质。科举考试把读书、考试和做官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④加强中央集权。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士族手中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⑤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朝科举制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到明清时其积极作用消失殆尽。消极作用：①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②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③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④科举制不利于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的出现。

科举制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论文研究

积极影响：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得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消极影响:有利于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到了明朝，八股取士，使得读书人不讲求实际学问；清朝，由于文字狱的影响，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古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科举考试对我国的政治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其次，科举考试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再次，科举考试对我国古代国民心态也有积极的影响。再其次，科举考试对我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有着间接的影响。负面影响：第一，科举制度对民众思想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成禁锢。第二，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充满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不利于选拔和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第三，科举制自身的一些弊病，导致贪贿之风盛行，严重地影响科举的公正性，对整个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第四，考试的内容科目拘于经义，唐宋虽有多科考试，但终非常科。第五，也因科举受封建礼教的制约，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使广大妇女没有科举入仕的资格，致使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少了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第六，科举考试对教育的负作用最为明显。

1、积极影响（1）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拥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2）科举制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3）科举制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进士科重视考诗赋，大大有利于唐诗的繁荣。2、消极影响（1）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2）由于入仕途径单一，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做官，而很多人又有做官就能发财的想法，所以导致追求部分士人产生了畸形的价值观，从而催生一些家庭和社会悲剧。（3）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扩展资料：科举内容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科举制度

科举制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论文

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论文摘要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隋朝时产生，唐朝时逐步的完善，科举制对隋唐的历史及其以后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对于科举制影响的掌握是本节的一个重点，在学习时，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掌握这一时期科举制的影响，避免死记硬背。第一，可以应用分类的方法。一个历史事件的影响是多个方面的，具体的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那么，在分析一个历史事件的影响时，不妨把它的影响也划分为几个方面。比如，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影响就可分为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政治：使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扩大了统治基础，缓和了阶级矛盾；文化：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尤其因为进士科重视考诗赋，大大有利于唐诗的繁荣；教育：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二，分析的方法。一般是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引出结论的方法，言之有据的分析。比如，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影响，政治方面的，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特性（武则天曾在洛阳宫殿亲自出题面试；唐玄宗时，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使处于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满足了人人都想成为重要人物的心理需求。由此得出结论，这样做的效果就是扩大了统治基础，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统治；文化方面，科举制考诗赋，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当时进士的三场考试，第一场就是考诗赋，不合格者后两场取消考试资格。由于实行以诗赋取士的考试方式，大批士大夫便潜心钻研诗赋，由此可知，这样会大大促进文学的发展以及诗歌的繁盛；教育方面，隋唐时期的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做官联系起来，并设了各级学校，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三，比较的方法。把两种历史事件或者制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其影响。科举制之前的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并被士族门阀所控制，科举制正是在九品中正制无法继续的情况下实行的，这样，科举制无疑是避免九品中正制的一些弊端，使它更符合时代的要求，通过这样的比较，就可得到，科举制打击了士族门阀的势力，提高了庶族地主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