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科举制度的历史小论文100字

出类拔萃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科举制最大的功，在于给草根平民出人头地提供了一条通道，为维护封建统治立下大功剩下都是过了反观我们当今社会，平民百姓当官到底从何渠道进入?连个游戏规则都没有了，老子当官儿子跟着当，老子种地儿子跟着种，这还不如科举制呢!请诸位注意，我们同学们这些当官当吏的，可还是20年前高考制度的产物，那时还是科举制的残余，"学而优则仕"哪!

积极影响：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提高官员素质与行政效率；保证了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统治基础；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重学风气的形成。消极影响：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察举、九品官人法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18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29]。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积极影响：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提高官员素质与行政效率；保证了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统治基础；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重学风气的形成。消极影响：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以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去士，这标志着科举制已经诞生了。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评论科举制度的历史小论文100字对联

回忆去岁饥荒，五六七月间，柴米尽焦枯，贫无一寸铁，赊不得欠不得，虽有近戚远亲，谁肯雪中送炭；侥幸今朝科举，一二三场内，文章皆合式，中了五经魁，名也香姓也香，不拘张三李四，都来锦上添花。”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6)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以下来自网络论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评论科举制度的历史小论文100字怎么写

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统一后，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九品中正，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据史载，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

评论科举制度的历史小论文

科举制的发展和演变还是很漫长的，它首先是由唐朝首创，当时由于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无法再继续下去，到了隋文帝时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用分科考试选拔官员，奠定了科举制形成的基础。到了隋炀帝时，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创立。到唐太宗主观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到武则天时，大量增加了科举取士的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唐玄宗开元年间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就成为了定制。宋朝的科举制度相比唐朝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考试分别分为乡试、省试和殿试，殿试成为了定制，考试方法采用糊名法。明朝采用八股取士，科举制度凸显弊端。到了1905年清末新政，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科举制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科举制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实行科举制，选拔人才不分门第出身，促进了社会流动，扩大了中央政权的社会基础。它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打破特权垄断、扩大官吏人才来源、提高官员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族大家的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明清的科举制改为考八股文，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为朝廷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八股取士完全脱离现实生活，无法培养人的实际能力，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才智。

额，这个抱歉我不能帮到你，800字太长了，我没时间啊。不过你向知道团队求助比较稳妥，质量和速度都比较有保障，呵呵。抱歉。

关于科举制的历史小论文100字

取士的观念　　科举制度虽然产生于隋唐，但科举的思想观念却由来已久。根据儒家的观点，在垂范后世的远古三代，乡举里选、选贤任能已是通行的做法，而且统治者能够选贤用贤被看做是一种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自汉代以降，选拔贤能似乎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统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制度正是这种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科举制之所以能延续一千余年，除了政治社会原因外，肯定有其观念上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会反映出特定的文化和观念取向。所谓观念，这里不是指孔子、荀子或哪位政治家、教育家的思想和观念，而是指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的和无意识层次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借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longue durèe）的概念，称之为长时段观念，它不随着一朝一姓的更替变化而变化，而保持似乎静止不动的稳定性，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和成长节奏”。[1]也可以将它归之于葛照光所说的“一般思想”，这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2]　　众所周知，科举是古代中国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公开地从社会中择材取士，征召官吏。从理论上讲，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可通过两种方式给予满足，用古人的术语说，一是养士，一是取士。养士即培养人才，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数量培养所需的人才。而取士的出发点与养士迥异，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人才本来就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要取法得当，就会选拔出足够的人才。这种取士观念正是科举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其实，在科举制度之前的察举及九品中正制无不建立在取士的观念之上，无论是“以德取人”还是“以文取人”[3]，这只是选拔官吏的方式与标准的不同，而其基本的观念并无二致。可以说，取士的观念是古代中国两千余年选官制度的观念基础。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很少有人对取士的观念进行专门的阐述或进行讨论，但纵观历代统治者治国理念和求贤选贤的实践，便能明显地发现取士的观念是他们进行统治的一个根本性原则。以下略举数例，以说明取士这一“日用而不知”观念的存在。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曾诏命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认为人才并不缺少，只担心渠道不通，因而无法选拔出来，如他所说：“今天下贤者智者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4]汉武帝也坚信贤良之辈无处不有，只是渠道不畅，他们无法得到任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 [5]曹操认为贤士就在巷闾中间，不去搜寻，当然无从获取，如他所说：“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6]据认为创立科举制的隋炀帝更是说得直接，认为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7]唐高祖李渊认为求贤方法不当，致使他们“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并开“怀牒自应”的先河。[8]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统治者们对于人才来源问题的考虑，均立足于取士的观念。　　在实践层面上，取士观念所导致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取士和养士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当然也会导致两种不同的人才对策。从取士的观念出发，通常会轻视学校的作用，注重人才的选拔渠道。而从养士观念出发，则相对重视人才培养的过程，看重学校的作用。早在察举制实施的早期，就有人指出其不知养士惟知取士作法的弊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的著名贤良对策中指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并建议设立太学，以培养人才：“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9]。在对待取士与养士的关系上，董仲舒应当说很有眼光，而且汉武帝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太学，但囿于取士观念，学校教育在后代在总体上始终处于附庸地位。而科举制度一经建立，则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有历史学家指出：“由于重科举轻视学校之势已成，则学校的地位终于不能挽回。学校和科举之间的关系，自隋唐兴科举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10]。钱穆也指出：“惟中国历史传统，虽上下皆知重教育，乃从未有坚稳之学校基础”[11]。中国古代学校历来有名无实，而科举体制香火不断，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其中虽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显然与取士观念根深蒂固，养士观念淡薄有直接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