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论文选题题目是什么

在远古时代，空气曾被人们认为是简单的物质，在1669年梅猷曾根据蜡烛燃烧的实验，推断空气的组成是复杂的。德国史达尔约在1700年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化学理论，就是“燃素学说”。他认为有一种看不见的所谓的燃素，存在于可燃物质内。例如蜡烛燃烧，燃烧时燃素逸去，蜡烛缩小下塌而化为灰烬，他认为，燃烧失去燃素现象，即：蜡烛-燃素=灰烬。然而燃素学说终究不能解释自然界变化中的一些现象，它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第一是没有人见过“燃素”的存在；第二金属燃烧后质量增加，那么“燃素”就必然有负的质量，这是不可思议的。1774年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提出燃烧的氧化学说，才否定燃素学说。拉瓦锡在进行铅、汞等金属的燃烧实验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金属变为有色的粉末，空气在钟罩内体积减小了原体积的1/5，剩余的空气不能支持燃烧，动物在其中会窒息。他把剩下的4/5气体叫做氮气（原文意思是不支持生命），在他证明了普利斯特里和舍勒从氧化汞分解制备出来的气体是氧气以后，空气的组成才确定为氮和氧空气的成分以氮气、氧气为主，是长期以来自然界里各种变化所造成的。在原始的绿色植物出现以前，原始大气是以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烷和氨为主的。在绿色植物出现以后，植物在光合作用中放出的游离氧，使原始大气里的一氧化碳氧化成为二氧化碳，甲烷氧化成为水蒸气和二氧化碳，氨氧化成为水蒸气和氮气。以后，由于植物的光合作用持续地进行，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在植物发生光合作用的过程中被吸收了大部分，并使空气里的氧气越来越多，终于形成了以氮气和氧气为主的现代空气。空气是混合物，它的成分是很复杂的。空气的恒定成分是氮气、氧气以及稀有气体，这些成分所以几乎不变，主要是自然界各种变化相互补偿的结果。空气的可变成分是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空气的不定成分完全因地区而异。例如，在工厂区附近的空气里就会因生产项目的不同，而分别含有氨气、酸蒸气等。另外，空气里还含有极微量的氢、臭氧、氮的氧化物、甲烷等气体。灰尘是空气里或多或少的悬浮杂质。总的来说，空气的成分一般是比较固定的。由于地球有强大的吸引力，使百分之八十的空气集中在离地面平均为十五公里的范围里。这一空气层对人类生活、生产活动影响很大。人们通常所说的大气污染指的是这一范围内的空气污染。工业的发展，向空气排放了有害物质，污染了空气，使空气里增加了有害成分。当空气里的有害物质达到一定浓度后，就会严重地损害人类的健康和农作物的生长，破坏了某些物质，又会使人的能见度降低，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因此，必须大力防止空气的污染。排放到空气里的有害物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粉尘类（如炭粒等），金属尘类（如铁、铝等），湿雾类（如油雾、酸雾等），有害气体类（如一氧化碳、硫化氢、氮的氧化物等）。从世界范围来看，排放量较多、危害较大的有害气体是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是煤、石油在燃烧中产生的。一氧化碳主要是汽车开动时排出的。从全球估计，一氧化碳的排出量超过二氧化硫的排出量。

境污染的各种分类：按环境要素分：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按人类活动分：工业环境污染、城市环境污染、农业环境污染。按造成环境污染的性质、来源分：化学污染、生物污染、物理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电磁波）固体废物污染、能源污染。环境污染会给生态系统造成直接的破坏和影响，如沙漠化、森林破坏、也会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间接的危害，有时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例如，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就是由大气污染衍生出的环境效应。这种由环境污染衍生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性，往往在污染发生的当时不易被察觉或预料到，然而一旦发生就表示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当然，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环境质量恶化，饮用水源的质量普遍下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引起胎儿早产或畸形等等。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也造成社会问题。随着污染的加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的人群纠纷和冲突逐年增加。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全球影响的方面有大气环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环境问题等。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近年来出现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根本就是无解的项目，实验室里搞搞就算了，放在大田里搞，变化因因素太多了，除非农药百分百降解矿化了，这可能吗？否则代谢不完全的中间体是否有志毒还说不定，还要做急性和遗传的毒理试验，总之，不好搞，说能搞，都是怱悠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论文选题题目

参考例文：《环境法基本原则与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姜敏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摘要: 在现代社会，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目前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系统探讨的尚不多见。环境行政许可具有风险品性、科技背景、利益权衡、代际平衡、国际关联等五个特征，因此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预防、谨慎行事、合理开发利用、污染者负担、科技促进、公众参与、协同合作、国家环境资源主权与不损害国外环境等八项环境法基本原则。这八项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的建构均有各自明确的要求，并在特定情况下使许可举证责任发生转移。　　关键词: 环境风险；环境行政许可；环境法基本原；制度建构　　从世界各国的环境立法来看，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由于这一制度便于把影响环境的各种开发、建设、排污活动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把各种影响环境的活动严格限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使政府能够有效进行环境管理，因而其在现代环境法上得到广泛运用，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环境风险控制的“支柱性”制度。{1} 　　任何制度的建构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自《行政许可法》颁行以来，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系统探讨的尚不多见，难以有效指导环境行政许可的立法实践。近年来发生的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污染松花江案、深圳西部通道环评审批案、北京“西一上一六”输电线路工程环评审批案、北京地铁四号线工程振动妨害争议案等典型案例，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我国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不足，这与理论准备的不充分不无关系。本文从分析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出发，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一研讨，以期为具体的立法提供有益的指导。　　一、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　　明晰环境行政许可相对于其他行政许可的特色，对于探讨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尤为重要。从环境行政管制的整体结构来看，环境行政许可相对于其他行政许可，具有以下特色：　　（一）风险品性　　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行为，是环境行政许可管制的对象。与一般的损害相比，环境损害具有治理难、恢复难的特征。在经济上，与采取预防措施相比，恢复与治理费用相当高昂。例如，泰晤士河的治理就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耗费巨额资金。据经济学家测算，预防污染费用与事后治理的费用比例高达1 : 20。 {2}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不可逆转的，很难消除和恢复。例如，重金属的污染、土壤沙漠化均很难消除。自然景观的破坏、物种的灭绝、热带雨林和原始森林的消失均无法恢复。以上特征决定了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必然具有高度的“风险品性”，一旦决策失误，往往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种“风险品性”，客观上要求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的建构必须以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为宗旨。　　（二）科技背景　　环境行政许可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许多环境上的危害行为或产品往往是在经年累月后才被发现。例如，农药DDT在被发现对环境生态的危害之前，几乎被视为神药般膜拜。在对臭氧层探测的结果尚未发布之前，人们根本无法体会用途广泛的氟氯化碳（CFCs)竟是罪魁祸首。此外，环境问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亦格外困难，时常牵涉到科学上的极限，无法立即给予一个肯定的答案，以作为认定责任或采行相应措施的依据。我国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便是一个在科学上都难以有定论的例子。再者，理想环境品质的设定、环境影响的评估、环境改善的认定等，亦涉及科技水准的考量，在立法政策上应作出与现行科技水准相等的做法，或作出超越现行科技水准的要求，由企业努力去跟进。由于此种高度的科技背景，使得环境行政许可更具决策风险，所作的许可决定在日后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或偏差。然而，虽然涉及科技与资讯上的未定，环境决策却不能停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决策于科技未知之中。{3}　　（三）利益权衡　　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往往与自然资源的利用息息相关，用与不用或者是如何使用现存的资源，时常引发产业者的经济利益与受害人的健康权、生存权的冲突，间接触动消费者的消费权益、从业劳工的健康权与工作权以及相关企业的竞争优势等广度的利益纠葛。即使在环境保护的领域内，亦有不同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例如，鼓励多用纸制品以减少对塑胶容器的依赖，虽然有助于垃圾的处理以及减低化学制品制造过程中污染源的产生，但却对森林的砍伐带来压力。此外，环境行政许可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也可能表现在国际上。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油污等问题都有待国际性或区域性的解决。但是，在国际上，各国对这些问题的形成负有相当不同的责任，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这些问题的缓急定位也颇不相同，因而引发国际间的利益冲突。　　由于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在性质上容易引发广泛的利益冲突，因而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必须作利益衡量或轻重缓急次序的排定，而难以对某一利益作绝对式的定论。此种“利益权衡”的性质，使得环境行政许可决策的政治意味提高，进而加强民主理念的比重。{4}　　（四）代际平衡　　环境保护的核心问题，乃是资源的使用与配置。由于现今通行的资源使用与配置方法，有许多是不可回复或者回复困难的，因而造成这一代人作决策，而由下一代人承担后果的问题。因此，在环境行政许可的实施过程中，容易衍生代表性危机的发生（即下一代人由谁作代表参与许可决策）以及伦理意味浓厚等现象。针对此一特色及衍生现象，在环境行政许可程序的设计上，应当强调对下一代价值的关照，根据信托法理论设计下一代代表的参与，并强化对资源使用后果的预测与控制，适度节制现今的量化性决策。在实体上，则应从“善后”的观点，往前移至“预防”的观点，在许可决策的过程中，尽力去考虑、保障下一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权益。{5}　　（五）国际关联　　地球生态系统（生物圈）是一个流动的物质和能量循环体，它们不以对国家或地区疆界的人为划分而分割。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对人类环境利用行为所实施的法律控制，必然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例如，一个国家为防治大气污染而采取高烟囱化措施，就可能使该大气污染物质随大气循环而污染其国家或地区；地处河流上游国家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可能会导致地处河流下游国家发生水污染损害；各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等等。因此，虽然环境行政许可在法律性质上是一国内部的管制措施，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具有国际关联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制度的国际化。因此，一国在设计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时，必须做好国际义务与国内规划的协调，避免自绝于国际社会的封闭制度。　　二、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　　根据上述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笔者认为，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以下八项环境法基本原则。这八项原则对具体的制度建构均有明确的要求。　　（一）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指一国的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应当以制止、限制、控制可能引发环境损害的活动为宗旨。该原则的核心思想是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它包括三个要素：第一，预防的对象是环境损害。对这种损害的预防往往表现为对具有环境危害性的活动或行为的避免，但在危害性的活动或行为发生后的及时控制措施也属预防范畴。第二，该原则追求避免危害行为或事件的发生，但在危害行为或事件已经发生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该原则要求防止危害的扩大，并将其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预防原则的目标具有层次性，只有在首要目标无法实现时，才能退而求其次。第三，其具体措施应当是积极的、预防性的事前措施，而不是消极的、反应性的事后补救。{6}　　预防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环境法原则。许多国际环境法律都对预防原则做了明确规定。例如，1992年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预防原则作为欧共体环境政策的基础之一。它规定：“共同体环境政策应以高层次的保护为目标”，“应以预防原则为基础，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必须优先从污染源上矫正环境损害”。学界通常把预防原则称为环境法的“黄金规则”，因为这一原则追求无害（尽管无害是难以实现的）和降低危害。与其他行政许可相比，“预防理念”在环境行政许可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这是与现代环境管理的“源头控制”理念相契合的，这也是许可证制度在现代环境法上得到广泛运用的一个根本原因。　　预防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要求主要有四项：一是对于避免环境损害，如果通过许可方式比其他管制方式更为合理的话，那么，立法机关有义务及时设定许可，而不得怠于行使立法权。二是环境行政许可的设定方案必须有助于避免环境损害。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在这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亟需完善。例如，按照现行立法，在建设项目管理程序中，环评审批为投资主管部门（现为发展改革部门）审批、核准建设项目的前置条件。而按照《城乡规划法》第36条的规定，如果一个建设项目需要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管理法》第54条规定：国家机关、军事机关、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可以划拨方式供地），须先取得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才能申请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但是，现行立法却没有规定建设项目应当在选址阶段就进行环评，客观上造成建设项目大多是在选址确定后再作环评（因为建设单位通常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选址，获得官方的选址意见书后非特殊情况不会被撤销，而环评却是对开发建设活动的一种制约）。这种立法方案就使得环评审批难以有效发挥预防功能，同时也忽视了选址所在地居民的环境权益。深圳西部通道环评审批案、北京“西一上一六”输电线路工程环评审批案、北京地铁四号线工程振动妨害争议案、珠海拱北变电站环评审批案均系项目选址所引发的争议。{7}三是要以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为目标，完善许可的申请条件、审查标准与附款，以保证环境行政许可发挥预防功能。四是强化许可机关的后续监管责任，当被许可人不正确履行许可证所规定的义务时，许可机关除采取行政处罚外，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发生环境损害，当环境损害成为不可避免时，许可机关有责任防止损害的扩大，并努力将损害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二）谨慎行事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一国在设定和实施环境行政许可时，应当谨慎小心，周密计划和安排，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环境的潜在性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本国能力范围之内的，符合成本效益的合理措施以防止环境恶化。根据《里约宣言》的规定，谨慎行事原则包含三个要素：(1)威胁的严重性或不可逆转性。即存在巨大的环境风险，学界把这种风险程度称为“风险阈值”。不同法律文件对这个阈值的表述并不一致。《里约宣言》的要求是“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卑尔根可持续发展宣言》要求的是“出现严重或不可逆破坏的威胁”；《跨界水道公约》的规定是“可能导致重大的不利跨界影响”；《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是“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是“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上述法律文件使用的“严重”、“重大”、“不可逆转”看起来提出了严格的标准，但究竟何谓“严重”、“重大”、“不可逆转”，在这些法律文件中却找不到答案。因此，这一原则在实际使用中还存在如何判断危险程度的问题。(2)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即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某种行为与危险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谨慎行事原则中，缺乏科学上充分证据，不构成不采取有效防止措施的理由。换句话说，即使科学上证明某种行为或事件不一定会造成环境损害，也应当采取防止措施。(3)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防止措施。在谨慎行事原则中，成本效益所对应的主体是人类整体，即拟实施的防止措施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不是看它是否对一国或一群体有利，而是看它在总体上是否对人类有利。需要指出的是，与经济领域的成本效益估算不同，环境领域的成本效益估算相对复杂。财产方面的损失和收益估算相对容易，而社会、心理、自然生态方面损失的估算却比较困难。如吉林化爆炸案所造成的松花江污染问题，它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恐慌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松花自然生态的损害以及污染带流入俄罗斯境内后所引发的国际问题，这些都是不好用“量”计算的。{8}　　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是谨慎行事原则与预防原则最主要的区别。不把科学上的确定性作为采取防止措施的必要条件，反映了人类在防止环境危害上更加积极的态度。按照预防原则，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要以科学证据为依据，无论是环境损害的预防还是治理，都始终把科学证据作为行动的必要根据。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行动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也能带来预期的效果。但以化学风险、生物风险为主要内容的环境风险的存在给人类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人类无法掌握充分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也应有所作为？谨慎行事原则给人们提出的要求是，只要存在一定的证据证明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即使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这不仅是一种理念上的更新，更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9}　　不遵循谨慎行事原则而导致环境恶化的典型实例便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少国家以温室气体引起气候变暖缺乏科学证据为由，延迟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也是布什政府抛弃《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结果导致全球气候日趋变暖。　　谨慎行事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要求是：　　第一，当某类活动、行为对环境存在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且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该活动、行为与危险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时，一国应当针对这类活动、行为设定行政许可（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制度），或者将其纳入环评许可程序以控制环境风险，不得懈怠履行相关的立法义务。这是因为，行政许可首先是对某类活动、行为予以禁止，其次才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解除禁止，属于“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二，在许可的实施上，立法应明确规定，当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上述活动、行为不会造成环境上的危险后果时，行政主体应当通过拒绝许可、控制许可证数量或许可证附款等措施，以控制环境风险。　　第三，建立许可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在传统的行政许可中，当许可机关不同意相对人所申请的事项时，必须说明理由。若相对人不服而诉至法院时，由许可机关对“不准予许可的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10}，若法院不采纳许可机关提出的证据，可判决撤销“不准予许可的决定”而由许可机关重新审查，甚至可直接判决许可机关向相对人颁发许可证。而在适用谨慎行事原则的环境行政许可中（至于哪些环境行政许可适用谨慎行事原则，则应当由立法作明确规定），许可机关只需授引立法规定说明此类事项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11}，即可不同意相对人所申请的事项，若相对人不服而诉至法院时，由相对人承担证明“不准予许可的决定”违法的举证责任，即相对人必须提出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其拟从事的活动不会造成危险后果，方可使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判决。事实上，举证责任转移作为一项程序性制度在国际环境法上早就存在。如1972年《斯陆公约》规定的事先正当程序要求，只有十分肯定在陆地上没有实际可行的替代处置方法时，才能向海洋倾倒废物，当向海洋倾倒废物导致的危害无法确切加以证明时，由倾倒者证明其行为在环境上是安全的。{12}　　（三）科技促进原则　　叶俊荣教授认为，环境立法上的科技促进原则，是指政府在制定环保标准或作其他管制性要求时，不以既有的科技水准为限，甚至要求污染者设法做到当今科技所做不到的。从静态面上看，在环境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必须随时考虑依现今的科技水准所作出的管制要求，污染者是否做得到，因此，当立法机关或主管机关“强人所难”超越现今科技水准作管制要求时，恐怕在法理上站不住脚。然而，在环境领域，必须考虑促进科技发展的动态需求。叶俊荣教授举例说，美国早期进行环境立法时，国会议员明白宣示，将要求业者做他们目前所做不到的，目的是要企业把污染防治工作扛起来，尤其是污染防治技术的创新开发。{13}学者王文革比较了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能效标准后指出，我国能效标准属于现状标准，从发布到实施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能效限定值一般低于近期市场产品的平均能效水平，以淘汰一定比例的低效产品为原则。这种标准的制定模式对引导产品的更新换代作用不够明显。而超前性能效标准是国外所普遍采用的标准模式。超前标准中的产品能效限定目标值，通常高于目前市场平均能效水平，一般企业要达到目标值必须进行技术改造。标准从出台到实施有一个较长的准备期，一般3年一5年，以便企业对目前产品的节能技术和生产工艺进行改进。他认为，在我国加强超前标准的研究，革新能效标准的制定模式，实施超前性能效标准，对于引导企业创新节能技术具有重要意义。{14}　　笔者认为，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也应当坚持科技促进原则，具体而言：第一，在立法上设计许可标准时（许可标准往往包含了环境标准），应当有助于促进某一产业提高污染治理技术，不得在现今所普遍采行的污染治理技术之下设计许可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环境立法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大多没有规定许可标准。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2条只规定“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6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3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登记表之日起15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却没有对审查标准作规定。这种状况是与《行政许可法》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当然，这与大量环境法律、法规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前制定的有关）{15}。第二，以总量控制下的许可证为基础，建立排放权交易和节能指标交易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研发。　　（四）合理开发利用原则　　合理开发利用原则是指一国在设定和实施环境行政许可时，应当把自然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结合起来，以达到永续发展之目的。该原则体现的是人类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的平衡，其理论基础是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上，合理开发利用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设计许可的审查标准时，要根据自然资源、能源的可更新或不可更新的特点，对化石能源以及野生动植物、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严格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同时鼓励开发可再生能源以替代化石能源，确保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根据生态环境的消纳能力，依托许可证制度，建立污染物排放（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以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三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其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而由国家代为管理，因此，应当注重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平竞争方式实施许可（即通过特许方式），确保环境资源配置给最优的使用者。　　（五）污染者负担原则　　污染者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又称PPP原则，也称“污染者负责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领域，这一原则是指取得许可证的污染者，应当承担治理环境污染并赔偿损失的责任。该原则的理论基础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内部化”。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先提出了“污染者付费”（Polluter pay principle)，即由污染者承担治理的费用。该原则一经提出，很快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很多国家将其确定为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努力促进环境成本的内在化和经济手段的利用，考虑原则上应由污染者承担污染成本，适当尊重公众的利益且不扭曲国际贸易和投资。”　　对于Polluter Pays Principle，目前国内的环境法教材中有多种不同的译法，比较常见的有“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染者支付原则”、“污染者自付原则”、“污染者负责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等。从表面上看，这些不同的译法并无不可，但仔细分析，它们之间还是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对理解Polluter Pays Principle的本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污染者付费”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学上的“使用者付费”理念。将PPP原则译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最初是基于“谁损毁他人之物须负损害赔偿之责”的法理。“付费”体现的是将环境损害的代价课加于引起环境问题的一方。环境保护实践的发展表明，当前的PPP原则要求污染者承担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责任，而是包含了预防、控制、减少污染在内的综合责任，这种责任绝不仅限于“付费”。污染者有时需要将污染排除并恢复原状，有时还要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很明显，将PPP原则译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不全面的，它不能完整反映该原则的内涵。　　“污染者支付原则”虽没有明确提出“付费”，但“支付”通常都是和一定的费用联系在一起的。很少有人会说“支付”某种金钱以外的责任。“污染者支付”和“污染者付费”在内容上基本相同，二者都不能全面体现PPP原则的含义。　　对“污染者自付原则”这种译法，从文义上理解，我们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污染者必须自行承担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的全部治理和赔偿责任。这种观点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无不妥，但在实际应用时，要求污染者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在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这与环境损害的特征有关。环境损害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践中能够要求污染者承担的和污染者实际承担的都不可能是其行为造成的全部或完全的责任，而只能是一种适当的或适当比例的责任。环境损害还具有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一些环境事故造成的大范围、长时段、高强度的损害使肇事者根本无法承担。为了使受害者得到适当的救济，在国内环境领域，有环境税、环境保险等制度，而在国际环境领域，也有专门用于特定领域环境损害的环境基金和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用于环境治理的国际援助基金。这些都说明，将PPP译为“污染者自付”也是不恰当的。　　因此，PPP原则最恰当的译法是“污染者负担原则”或者“污染者负责原则”。这两种译法在含义上并无不同。“污染者负责原则”多为港台地区学者所采用，而“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大陆被较多地采用。{16}　　在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中，污染者负担原则主要体现为与许可证有关的环境费制度、强制保险制度以及环境治理、恢复、补救制度。例如，台湾地区《核子损害赔偿法》第25条规定：“核子设施经营者应维持足供履行核子损害赔偿责任限额之责任保险或财务保证，并须经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核定，始得运转核子设施或运送核子物料。”{17}我国《森林法》第35条规定：“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　　（六）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指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到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监督之中，并有权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救济，以防止环境管理的违法和盲目，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在现实中，由于环境问题经常涉及复杂的科技背景，因而部分论者主张环境管制最适宜专家政治。然而，环境管制也经常涉及利益的冲突，需要借用民主理念寻求解决。在环境行政中，参与式民主的观念并不在于以投票的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由受影响民众通过适当管道参与决策过程，借以调和利益冲突，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改善政府的决策品质。　　在环境行政许可领域，公众参与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行政主体在作出许可决定前，应当听取环境权益受影响者（通常为相邻权人以及开发建设活动所在地的居民）的意见，主要是通过许可听证程序来完成。第二，公民提起与环境行政许可有关的行政公益诉讼，以维护环境公益。从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类：一是撤销诉讼，即请求法院撤销许可机关违法颁发的环境许可证；二是课予义务诉讼，即被许可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许可证所规定的义务而有关主管机关又怠于执法时，公民请求法院责令主管机关积极采取执法措施。{18}第三，公民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检举、控告管道，请求上级行政机关督促下级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职责，或改变、撤销下级行政机关违法、不适当的许可决定。上述三个方面都需要在立法上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百度知道篇幅有限请下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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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资源开发的农药。根据其来源大致可分为植物农药、微生物农药和抗生素等。由于生物农药具有对人畜的毒性较小、不污染环境以及病虫害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目前，生物农药已成为一类重要的农药，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维护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生物农药在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上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研究开发与生产脱节，科研成果不能成功转化为生产力，造成我国生物农药发展不能进入正常的轨道。二是由于许多生物农药的有效成分为活体微生物，而其产品制剂化技术要求高，加上我国生物制剂的剂型及其工艺水平落后，致使活体微生物农药的制剂化成为生物农药发展的一个瓶颈。三是生产企业规模小，其中乡镇企业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企业的生产设备和条件差，缺乏技术人员和资金，且品种单一，易受市场的冲击。四是由于生物农药作用和见效时间慢，加上绝大部分农民还没有综合防治、保护环境和农业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要求，致使生物农药推广应用存在困难。尽管生物农药发展缓慢，在整个农药中所占份额还比较小，但生物农药的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方向。为实现我国生物农药的快速发展，从事生物农药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单位、人员必须解思想，以生产和市场为导向来开展工作，要建立能良性循环发展的生物农药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体制，调整科研和生产之间的关系，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要加强攻关，强化作用机理、毒性、残留以及对环境生态的影响等研究，解决生物农药发展的瓶颈问题；要加强推广和普及生物农药的力度，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增进农民对生物农药的了解，推动生物农药的广泛应用；国家对于生物农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应采取倾斜政策，扶持和促进我国生物农药的发展，使之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来源：农民日报）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论文选题方向是什么

农药化学(Peticide Chemistry)主要研究农药的分类（天然及合成）、制造、药效（构效关系）、应用以及对农业环保和人类健康关系的一门学科。研究内容包括：（1）农药合成，主要有高效，低毒（对哺乳动物、鱼类、蜜蜂和植物），低残留，易生物降解的杀虫、杀螨、杀菌剂，昆虫拒食剂，除草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等；（2）动植物天然农药，如由植物来源得到的天然除虫菊酯杀虫剂、川楝素昆虫拒食剂和微生物来源的肽类除草剂等；（3）生物活性、机理和抗药性，即应用电生理技术研究生物的活性，开发解除农药对动植物伤害的解毒剂及提出延缓抗药性措施；（4）农药的配制化学及技术，研究逐药的缓释配方，减少环境污染；（5）农药的残留量和净化环境问题，应用快速灵敏的测定方法，对食品、作物及饲料中的农药残留量进行测定；（6）农药的代谢与人类健康的关系，研究农药在动植物体内的代谢、毒理、三致测试及制订农药法规等。

农用化学物质主要包括化肥和化学农药。由于原料、矿石的杂质以及生产工艺流程的污染，某些化肥含有重金属元素、有毒有机化合物和放射性物质，施入农田后成为土壤的潜在污染源。农药是人类参与环境控制过程的一个方面，虽然主要目的是针对有害生物，但它们也会进入生物周围包括土壤在内的各种环境介质，并在各环境介质之间不断转移。（一）施用特点化肥施用自1950年开始引进化肥起，浙江省化肥施用大致分为3 个阶段：缓慢增长阶段（1951～1975年），年均增加11万t；快速增长阶段（1975～1995年），年均增加39万t；基本持平阶段（1995～2003年），每年保持在430～460万t（表7-17）。表7-17 浙江省氮磷钾化肥施用量变化情况注：按标准量计算，氮肥含N 21%，磷肥含P2O518%，钾肥含K2O 25%，复合肥含N、P2O5、K2O 总量约3%。从施用化肥的纯养分结构来看，1955年N占0%，P2O5占0%，N：P2O5：K2O比例为1：04：0；1975年开始施用钾肥初期，N占7%，P2O5占1%，K2O占2%，N：P2O5：K2O比例为1：28：03；1985年以后，钾肥的比重逐年增加，氮、磷、钾比例日趋合理。2003年N：P2O5：K2O比例为1：3：22，从农作物对大量元素养分量的需求来看，磷、钾比重还是偏低，钾素明显呈供不应求状况。单位面积施用化肥量呈上升趋势。至2003年，按耕地面积平均，每亩用量N为92kg、P2O5为43kg、K2O为5kg；按农业用地平均，每亩用量N为92kg、P2O5为64kg、K2O为18kg。浙江省化肥单位面积施用量在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地域差异。根据统计资料（1995年），按平均每亩耕地化肥纯用量计，萧山区达25kg，嘉兴市为66kg，而景宁县仅为82kg，高低相差4倍多。种植作物的不同，也带来了化肥施用量的差异。据调查，一些杭嘉湖农业种植区，一年栽种3～4季瓜果蔬菜，年平均每亩纯化肥施用量高达100kg以上，而一般种一季单季晚稻仅施用20kg左右；绍兴北部蔬菜区，年平均每亩化肥用量在60kg左右；温岭西兰花产区一季化肥用量超过30kg。这些种植作物不同带来的化肥施用量的差异，也造成了同一地区不同区块之间化肥用量上的差异。农药使用浙江省施用化学农药防治病虫草鼠害始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前大量施用有机氯和有机磷如DDT、六六六、内吸磷、对硫磷等毒性高、持效期长的农药，土壤环境污染严重。80年代末，农药品种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用量少效果好的超高效农药不断涌现，如拟除虫菊酯类的溴氰菊脂、二氯苯醚菊酯、氰戊菊酯，杂环类的吡虫啉、噻嗪酮、氟虫腈，杀菌剂中的三环唑、三唑酮，除草剂中磺酰脲类的甲磺隆、绿磺隆、苄嘧磺隆等，这类农药品种用量较少。生物源农药在近几年发展很快，井冈霉素、九二○、阿维菌素的生产量占全国的50%以上。该类农药具有对环境相容性较好、天敌杀伤小、在作物上残留少和对农业生产较安全等特点。随着农药品种的不断增加，长期剂型单一化的局面打开。传统的四大类农药制剂（乳油、水剂、可湿性粉剂、粉剂）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占整个农药产量的95%以上。目前，浙江省的农药施用量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是全国亩产平均用药量的7倍。浙江省高效农业方兴未艾，种植业结构几经调整，一些农业龙头企业和种田大户改种优质优价的“名、特、优”品种，尤其是经济类作物。由于经济作物易受病菌侵害，农药施用量和施用频次大大增加。然而，由于过分依赖化学农药，甚至长期、单一、连续施用少数几种农药，有害生物抗药性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同时，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也日益凸现。大量的农药施用后，通常只有不足1%的农药发生药效，而90%以上的农药或附在作物和土壤上，或飘散在大气中，或通常降雨等经地表径流进入地表水或地下水，污染着土壤、水体和农田生态系统。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结果表明，DDT、六六六在禁用20年后，在土壤中的检出率仍达100%。（二）对土壤环境的影响磷肥、锌肥以磷矿、铅锌矿为原料。这些矿石常含有数量不等的某些污染元素，尤其是磷肥，因其使用范围广、用量大，是土壤及农产品造成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据有关资料，过磷酸钙中砷含量为1～3mg/kg，铅含量为5～4mg/kg，铬含量为9～0mg/kg，镉含量为2～9mg/kg；磷矿粉中砷含量为5～1mg/kg，铅含量为8～1mg/kg，铬含量为8～8mg/kg，镉含量为6～8mg/kg；钙镁磷肥中砷含量为2mg/kg，铬含量为1 2mg/kg。生活污泥中铅含量可高达7 000mg/kg。垃圾中铅含量最高达50 000mg/kg。由于长期施用磷肥以及重金属含量较高的污泥、垃圾等，使部分城郊菜地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标，导致局部地区一些叶菜类、根菜类蔬菜重金属含量超标。长期施用磷肥的土壤中镉含量与作物的摄取积累程度的试验与研究表明，表层土壤（0～15cm）中全磷含量为对照点的4～6 倍，镉含量为对照点的14 倍，二者显著相关（γ=89）。磷与镉浓度随土层深度迅速下降，在30～60cm度处，镉的含量水平与对照点无明显区别。随磷肥进入土壤的镉和磷分别有70%和45%残存在表层中，与土壤无机、有机化合物结合，或被作物吸收。农药对农田的污染程度与作物中种类、栽培技术有关，栽培水平高的耕田、复种指数高的土地，农药的残留量也高。有机氯农药即便是有机磷农药或其他残留性较小的农药，如果连续长期使用，特别是使用浓度过高，会对土壤环境产生严重污染。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资料表明，停用20余年的DDT、六六六在土壤中的检出率仍然达到100%。施入农田的农药，由于地表水的流动、降雨或灌溉，流入沟渠和江河而污染水域，危害水生生物；喷洒农药时所产生的农药飘浮物，农作物、土壤或水中残留农药的挥发也可造成大气污染。农药污染可以波及整个生态系统，尤其是农作物和水生生物。蔬菜基地和农贸市场蔬菜农药残留污染的检出，柑橘果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杀虫剂在防治水稻害虫的控制作用降低以及茶叶农药残留问题将严重影响浙江省的茶叶出口等，已牵动了各个层面人士的关注。为此，浙江省农产品安全性现状与对策研究学术委员会撰文（2000）认为，农田生态环境恶化，农药、化肥、“三废”物对环境的污染逐年加重，农业生产环境的本底发生了改变，是农产品污染程度加剧的基础，建议建立农产品安全性检测体系，完善上市蔬菜、果品、茶叶等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程序。

农药流失到环境中，将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有时甚至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　　污染大气、水环境，造成土壤板结。　　流失到环境中的农药通过蒸发、蒸腾，飘到大气之中，飘动的农药又被空气中的尘埃吸附住。并随风扩散。造成大气环境的污染。大气中的农药，又通过降雨，这些农药又流入水里，从而造成水环境的污染，对人、畜，特别是水生生物(如鱼、虾)造成危害。同时，流失到土壤中的农药，也会造成土壤板结。　　增强病菌、害虫对农药的抗药性　　长时间使用同一种农药，最终会增强病菌、害虫的抗药性。以后对同种病菌、害虫的防治必须不断加大农药的用药量．不然不能达到消灭病菌、害虫的目的。形成恶性循环。　　杀伤有益生物　　绝大多数农药是无选择地杀伤各种生物的，其中包括对人们有益的生物，如青蛙、蜜蜂、鸟类和蚯蚓等。这些益虫、益鸟的减少或灭绝，实际上减少了害虫的天敌，会导致害虫数量的增加．而影响农业生产。　　野生生物和畜禽中毒　　野生生物及畜禽吃了沾有农药的食物，会造成它们急性或慢性中毒。最主要的是农药影响生物的生殖能力，如很多鸟类和家禽由于受到农药的影响，产蛋的重量减轻和蛋壳变薄，容易破碎。许多野生生物的灭绝与农药的污染有直接关系。　　三、农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目前，人工合成的化学农药约500余种，这些农药的广泛使用，不仅造成环境的污染，同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有机磷农药；(2)有机氯农药。　　(2)阻碍作物根系的深孔和对土壤的水分吸收．造成弱苗、死苗、倒伏和减产　　(3)残留碎片还会随着农作物的桔秆和饲料进入牛、羊等家禽的食物之中，家畜误服残膜碎片后，可导致家畜的肠、胃功能失调、膘情下跌，甚至死亡　　(4)燃烧残片会造成二次大气污染　　(5)有些残膜被吹到田边地角、水沟、池塘、河流中，或挂到树上，造成环境公害。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论文选题题目怎么写

三门峡市“以奖促治”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实施方案市环境保护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环境保护厅等部门河南省“以奖促治”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09]143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本实施方案。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面精神为指导，全面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以奖促治”，加快对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重点流域、区域和问题严重地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着力解决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威胁城乡居民食品安全、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二）基本原则。1、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农村环境问题成因复杂，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必须运用综合措施，集中投入资金，优先解决影响面大、矛盾突出的环境问题，力求在较短时间内有效解决村庄饮水安全、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等突出问题，改善村庄环境状况，使农民得到实惠。2、因地制宜，分类推进。针对各地危害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染问题，结合当地新农村建设、村庄整治等工作，采取不同措施分类解决。3、政府引导，多方筹资。除中央、省和市财政安排资金予以扶持外，各县（市、区）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安排本级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补助资金。要广泛吸引社会资金，鼓励农民投资投劳。4、规范管理，公开透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确定、成效考核及奖励资金的使用等要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三）工作目标。2009—2010年，集中治理一批环境问题最为突出、当地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村庄。划定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加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基本推广“户分类、村收集、乡运输、县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建设分散式农村污水处理示范工程；养殖废弃物得到集中处理；农村工业污染物达标排放；使一部分乡镇、村庄的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监管能力得到提高，农民环保意识得到增强。2011—2015年，各地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村镇基本得到治理。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无污染事件发生；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得到妥善处理，治理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采取工程治理措施，消除历史遗留农村工矿污染。推广化肥、农药污染少生产方式，建立绿色有机食品基地；实施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工程。环境监管能力明显提高，环保意识明显增强，部分重点区域的乡镇、村庄环境状况得到整体改善。二、实施范围、整治内容和要求（一）实施范围。“以奖促治”政策的实施，原则上以行政村为基本治理单元，鼓励连片村庄统一整治，在重点整治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治理范围。（二）整治内容和要求。“以奖促治”政策重点支持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和历史遗留农村工矿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和土壤污染防治等与村庄环境质量改善密切相关的整治工作。1、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在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建设截污设施；对农村人口聚居区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建设并完善水源地环境保护设施，依法取缔保护区内的排污口，防止水源受到污染。合理布置取水点，选择远离污染源、水量充沛、水质良好的水源。划定水源保护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在二级保护区内严格控制农村污染源，采取措施降低农药和化肥用量，禁止新建规范化畜禽养殖场，已建的要关停或迁移。2、村庄生活污染治理。结合农村沼气建设与改水、改厕、改厨、改圈，采取分散或相对集中等多种处理方式，因地制宜处理农村生活污水，逐步提高生活污水处理率。在农村水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地区优先建设一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示范工程。对历史积存垃圾进行专项清理，鼓励资源化利用或纳入乡镇以上处置系统集中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在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便的乡镇可采取堆肥或简易填埋方式进行处理；逐步推广“户分类、村收集、乡运输、县处置”的城乡统筹垃圾处理模式，进行无害化处理。3、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结合省市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科学规划养殖区布局，划定禁养区和限养区，合理确定养殖规模。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必须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分散养殖户进行人畜分离。遵循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和综合利用优先的原则，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综合治理示范工程，提高畜禽养殖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与污染物达标排放率。4、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积极推行规模经营，加快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推进农家肥、畜禽粪便等有机肥料资源的综合利用，逐步降低化肥的使用率。建设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有机农产品基地、沼气示范工程等。5、农村地区工业污染治理。优化农村地区工业发展布局与产业结构。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和方向，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强环保监管。对历史遗留农村工矿污染采取综合措施进行治理，消除隐患。三、资金申报程序、管理和监督考核（一）资金申报程序。按照省环境保护厅、财政厅下达的年度“以奖促治”资金申报指南的具体要求，结合我市农村环保工作实际，由市环境保护局、财政局制定全市“以奖促治”资金申报指南。“以奖促治”资金由申请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的村庄所在乡镇提出申请，县级政府申报，经各县（市、区）环境保护局、财政局审核（省财政直管县可直接报省环境保护厅、财政厅），报市环境保护局、财政局审查汇总后，联合报送省环境保护厅和财政厅。市环境保护局、财政局根据省下达的资金计划和市年度预算安排“以奖促治”农村环保专项补助资金。（二）资金管理。“以奖促治”资金是财政奖励资金，专项用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奖促治”资金实行县级财政统一管理，各乡镇按照施工进度向县级财政报帐。项目前期经费以及考核验收、开展监督监测等工作经费由环境保护部门按照预算管理程序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列入部门预算安排。县级财政、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资金审核和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专项核算，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资金使用和整治进展情况要在当地张榜公布，对违反规定，截留、挤占和挪用资金或有其他违规行为的，将相应扣减或取消下一年度资金，并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三）监督考核。市环境保护局、财政局要加强对“以奖促治”政策实施进展和绩效、资金使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群众满意度等情况的检查和考核验收。各县（市、区）环境保护、财政部门具体负责实施。各县（市、区）应于每年1月10日前将上年度实施情况报送市环境保护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要定期将年度村庄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实施情况在当地主要媒体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四、组织领导（一）政府责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是一项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各县（市、区）政府要加强领导，合理规划本行政区域综合整治的目标和任务，建立工作制度，完善政策措施，制订实施办法，明确责任单位。县级政府作为政策落实的责任主体，要抓紧建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通过签订责任书等形式明确具体承担单位的任务和要求；组织有关部门齐心协力，通力合作，共同实施。乡镇政府要积极按照所在地县级政府工作部署做好有关工作。（二）部门分工。市环境保护部门要统筹实施“以奖促治”政策，加强对治理工作的指导，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指导各县（市、区）编制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定期发布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市财政部门负责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资金支持与使用的监管；市发展改革部门要制定综合性政策措施，加大支持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力度；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指导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和村庄整治工作，推行适宜农村居民的环境卫生管理模式，建设适合农村需求的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市水利部门负责农村集中供水和安全饮水工程的规划实施，加快解决农村地区饮水安全问题；市农业、林业部门要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大力开展生态农业建设，负责指导农业清洁生产，扩大安全农产品生产面积，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养殖废物综合利用，指导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沼气“一池三改”（建设沼气池，改圈、改厕、改厨）工程建设，指导农村造林绿化建设，指导农村河道清淤、疏浚；市卫生部门负责指导农村改厨、改厕工程建设，指导村卫生室集中、规范处置医疗废弃物；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农村道路通达工程建设，加快农村地区物流事业发展；市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指导农村工矿企业废弃地生态修复；市科技部门负责农村环境保护科技能力建设；市监察、审计部门负责对有关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加强监督检查，严肃处理各类违规违纪问题。

课题方案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环节，能为研究者提供明确而可操作的程序。课题方案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实施计划、预期成果等部分。课题方案一般以表格形式呈现。撰写课题方案时要注意科学性、可行性和过程性。课题方案的制定是课题研究的必要条件，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明确的、可操作的程序，而且为这些程序的操作提供可靠的方法，是课题研究的“蓝图” 。科学研究是一个广泛收集信息，并通过分析、加工、处理得出有助于认识、解决相应问题的结论过程。由于师生的知识结构和科学素养的限制，对课题研究往往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而忽略了科研的根本环节（信息的即时收集、分析、加工和处理工作）。因此，重视课题方案的设计，对于保证研究的规范性，提高科学研究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论文选题方向

结论:当前质量安全不乐观，危险重重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主要表现在对土壤、水源、空气等污染，不科学合理使用则会加剧污染，有以下几个方面：（1）农药对土壤的污染农药进入土壤的途径有三种情况：①是农药直接进入土壤，包括施用的一些除草剂、防治地下害虫的杀虫剂和拌种剂，这些农药基本上全部进入土壤；②是防治病虫害喷撒到农田的各类农药。它们的直接目标是病、虫、草，目的是保护作物，但有相当部分农药落于土壤表面或落于稻田水面而间接进入土壤；③是随着大气沉降、灌溉水和植物残体。由于农药本身不易被阳光和微生物分解，对酸和热稳定，不易挥发且难溶于水，故残留时间很长。这些累积的农药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目前大豆田长期使用高残效除草剂的地块，导致玉米等经济作物无法调茬，大豆也表现根系发育受阻、生长缓慢，个别地块出现大量死苗现象，导致减产、减收甚至失收。（2）农药对大气的污染农药微粒和蒸汽散发空中，随风飘移，污染全球。农药对大气污染的程度还与农药品种、农药剂型和气象条件等因素有关。易挥发性农药、气雾剂和粉剂污染相当严重，长残留农药在大气中的持续时间长。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风速起着重大作用，高风速增加农药扩散带的距离和进入其中的农药量。（3）农药对水体的污染水体中农药的来源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向水体直接施用农药；含农药的雨水落入水体；植物或土壤粘附的农药，经水冲刷或溶解进入水体；生产农药的工业废水或含有农药的生活污水等都时刻为害着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质。有时为防治蚊子幼虫施敌敌畏、敌百虫和其他杀虫剂于水面；为防除渠道、河流中的杂草而使用水生型除草剂等造成水中的农药浓度过高，大量的鱼和虾类的水生动物死亡。还有一些农药药液配制点有不少药瓶和其他包装物，降雨后会产生径流污染，施药工具的随意清洗也造成水质污染。

从农药残留看食品安全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可见食品对人的重要性。他不仅给人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能量，使人保持充沛的活力，更是促进人类发展的最终源泉和动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的种类日益丰富，饮食结构日益合理，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食品生产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食品生产也倾向于工业化和大众化，这又增加了新的饮食风险和不安全的因素。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药残留!它不仅严重破坏了食品安全，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更是成为制约我国食品贸易的重要因素。消除农药残留刻不容缓！一`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 1、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是在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中，食品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类健康的有害物质已导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1]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关系到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2、食品中存在的问题从进入21世纪以来，食品安全引发的社会为题不断涌现— 2003年，一些营养成分严重不足的劣质奶粉充斥了安徽省阜阳市的农村市场，众多的婴儿受害死亡；一些地区的粮油批发市场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民工粮”的陈化粮；含有有毒的工业染料“苏丹红四号”的红心鸭蛋进入了市场；食用了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引发了食物中毒；除此外还有北京的福寿螺事件`武汉的人造蜂蜜事件`台州的毒猪油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南京“口水油”事件等，大量的事件不胜枚举，但都无不说明了一个问题—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不容乐观。由上述事件看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① 加工原料的安全性影响。包括以化学元素的环境污染，首要或农药的残留问题，使用有毒的动植物，重金属超标现象为主的化学性感染；还包括如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的生物性感染。 ② 加工过程中的技术性影响。比如加工的环境受到污染未达到卫生许可的标准，加工技术和工艺对食品质量安全有潜在影响，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包装材料和处理过程不符合安全标准等。 ③ 假冒伪劣食品的盛行。许多厂家以次充好，不关注食品的质量和保质期，用低廉的价格赚取高额的利润。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高、流通的速度快、范围广，不法商人制假售假的手段和形式也更高明，更隐蔽，比如最近盛行的假鸡蛋事件。二、农药残留及其有关事项 1、农药残留的概念由于农作物是通过它的叶或根对农药的吸收来使农药发生作用的，因此在农产品加工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残留一定量的农药在植物体内，少量的残留不会对人们的身体造成危害，这就是农药残留。它强调了农药残留量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才是合理和安全的，而农药的残留量标准是由国家规定的。 2、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概况在食品安全指标中，农药残留量已成为重要的检测指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下设农药残留专家委员会联席会议（JMPR）和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CCPR）两个组织已制定了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2]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政府与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我国现行的农药最大残留和限量标准是GB2763-2005《食品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该标准包括136种我国正在使用的农药[3]，基本涵盖了获得农药登记、允许使用的农药和禁止在水果、蔬菜、茶叶等经济作物上使用的高毒农药。该标准依据安全性毒理学评价以及根据我国居民食品消费量估算摄入计量和实际污染水平的监测结果，并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欧盟等制定的标准。目前我国国家标准对农药的限量的规定涉及136种农药的480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数量。 3、农药残留现象举例 20世纪70-80年代初，我国食品中有机氯农药残留较为普遍和严重，它不易分解，污染环境，是最重要的农药残留物质之一。比如奶粉中的二恶因的超标；重金属的超标，比如茶叶中的铅超标，砷汞超标；有机磷的超标，比如菜中的甲胺磷和乐果超标；生长调节剂超标，如猪肉中瘦肉精（克伦特罗）超标；杀菌剂超标，像粮食中的溴甲烷超标等。 4、农药残留的危害 ①危害人体的健康。如可能引起食物中毒现象，长期使用会引起慢性不良的多种疾病和症状，患某些食源性肠道疾病和食物寄生虫病。 ②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设置食品贸易技术性壁垒，使我国出口连连受阻，导致我国粮食贸易损失巨大。 5、农药残留出现的原因 ①生产源头对农药的使用不当。农民为了提高粮食的产量，防御虫害，杀菌除草，在种植时会大量喷洒各种类型的农药，有时甚至超量使用。尤其是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农民和商人只为了赚取高额的市场价值和利润，大量推销反季水果，在原有的农药基础上更是多加了生长调节剂（如催熟剂等），并且不按国家标准使用，甚至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甲胺磷、双氟磷、毒鼠强等农药，导致农药残留超标。 ②农药残留标准和监管体制的影响。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不健全。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与CAC、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农药残留标准在农药限量标准数量、食品限定范围、农药种类限定、限量指标值等各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主要是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较少、食品限定过于笼统、限定的农药种类较少、有些限量指标高等问题。[4] 认证体系的多头管理、多重标准、重复标准等问题没得到解决，体系的作用没得到应用的发挥，国际互认程度低。检测体系也不健全。农产品安全类质检机构数量不足，检测技术水平不高，缺乏先进的检测技术和设备仪器。[5] 有效的加工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系统和可追溯性制度至今尚未建立。食品安全监管是一种“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的模式，导致食品安全管理出现条块分割、沟通不畅，甚至出现监管上的漏洞。 ③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亟待加强。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信用体系建设虽已初步成型，但仍相对滞后，目前，掌握企业食品卫生质量的信用状况难度大，很难起到消除信息不对称、鼓励守信者、打击遏制失信者、追溯责任、形成诚信经营氛围的作用。[6] 三、消除农药残留保安全的对策 1、加强引导，积极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从源头上消除农药残留现象。深入调研，积极引导农业往绿色农业方向发展，大力宣传绿色农业的概念和意义。自觉按绿色农业、绿色食品的标准生产，切实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多多培育绿色和有机产品，比如农业种子来源于自然界；生产基地建立长期的土地培肥、植物保护、作物轮值和畜禽养殖计划，保证无水土流失、风蚀等其他环境问题；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必须有完善的质量控制和跟踪审查体系；作物在收获、清洁、干燥、运输的过程中避免污染等。结合资源优势，申报国家绿色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重点发展玉米、水稻、蔬菜及优质水果等绿色食品生产地建设，带动农民从事绿色农业生产，严格执行农药的使用准则。 2、使用绿色农药和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农药。所谓绿色农药就是对防治病菌、害虫高效，而对人畜、害虫天敌、农作物安全，在环境中易分解，在农作物中低残留或无残留的农药。主要包括超高效的低毒化学农药、氨基酸类农药、生物农药和特性农药等。这些农药既能起到除害增产的作用，又可避免环境污染和危害人类健康等一系列问题。 3、采用先进的农药残留的前处理技术，准确检测农药残留农药残留检测前处理的传统技术包括提取、净化和浓缩三个方面。提取主要有索氏提取法、浸泡振荡法、匀浆提取法和超声波提取法。[7]净化则包括液液萃取法、柱层析法、磺化法，它们可对农药进行分离净化。浓缩术则用于使提取和净化后的农药浓缩后定容上机。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又出现了很多的新技术像超临界流体萃取[8]、凝胶渗透色谱方法、加速溶剂萃取[9]、固相萃取、固相微萃取[10]等，这些技术具有有机溶剂用量少、萃取快速、操作简便、样品回收率高等优点，是处理农药残留的先进方法。 4、提高对农药残留的认识，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领导，使各部门认识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大意义。建立一把手负责制，认真落实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明确农产品的质量管理工作目标，全面做好农产品质量监管工作就是要从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对其监管，主要对农产品的产地、农业投入品、农业生产过程、农产品质检机构进行监管。比如，对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化肥等农药投入品实行农药投入品许可制度，严格经营单位管理，不定期进行单位抽查对任意扩大限用农业投入品的个人和单位加重处罚；加强对农药使用的管理与指导，建立健全农药安全使用记录；制定并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计划，对生产中或上市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监督抽查，严厉处理生产或销售不合格的个人或单位；加强对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5、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标准体系制定制度。为了尽快使我国食品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适应国内外食品市场发展需要，打破国际贸易壁垒，应加速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同时应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参与国际化标准活动，提高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和食品工业发展的需要，尽快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法，是食品安全有法可依。[11] 6、完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应推行食品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控制和管理体系，如建立良好的生产规范GMP、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HACCP、全面质量管理TQM、ISO900质量认证体系等；借鉴国际食品安全管理的先进经验，鼓励食品加工企业建立严格的食品召回制度，建立完善的食品溯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