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的重要性论文2000字内容

许多国家在下一世纪将经历人口老龄化，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中国将很快加入他们的行列。据统计，中国人口老龄化，到下世纪中叶将接近高峰，超出60占总数的27。4％，年龄的人的百分比。这意味着，每四个人将老人。　　由于老龄化问题，其情况已越来越多的事实，但日益严重的大多数人带来的问题仍然一无所知。首先，与家庭变得更小，生活的步伐不断升级，甚至更严重的家庭充分照顾岁成员。其次，老龄化导致的人少，以支持增加的老人的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成功实行计划生育的不同步，与国家的经济进步。　　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采取反措施的迫切。毫无疑问，他们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应附的重要性，社会的全面进步，改变落后的情况下，在社会保障，福利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健和社区服务也应予以鼓励。

回答您好，请稍等，小度马上给你满意的答复，稍等几分钟，谢谢！(温馨提示，解答结束后，如果您还满意，可以给我赞哦) 您好，因为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老龄化（又称人口老化或人口高龄化、老龄化社会）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现象。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预期到2050年，老龄人口会达21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1年9月，全国有149市已进入到深度老龄化，东北三省36地市全部进入深度老龄化。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负担加重，社会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不适应；家庭养老功能减弱；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突出。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比例将接近四分之一。综上所述，因此说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小度很高兴为您服务！愿您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假如您还有其他疑问，可以继续咨询！我会及时为您解答，别忘了赞哦，十分感谢您。更多5条 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人口问题的重要性论文1000字内容

1987年7月11日，世界上第50亿个人出生在前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南斯拉夫的一个婴儿降生，被联合国象征性地认定为是地球上第50亿个人，并宣布地球人口突破50亿大关。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EPA)倡议这一天为”世界50亿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决定从1988年起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提高人们对世界人口问题的重视。1995年2月15日零点，北京妇产医院一重3700克的婴儿出生，宣告中国第12亿个公民的到来。距1989年4月11日”11亿人口日”不足2000天，庞大的人口列车又增加了1亿名新乘客。为了进一步唤起全民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达60亿联合国确定今天为世界”60亿人口日。这个数字不是与生惧来的，也不可能停止不前，但我们可以人为地控制它，使其缓慢地增长。从1650年至1850年，中间经历了200年，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第一个10亿；而从第一个10亿到第二个10亿，用了80年时间；从1930年至1960年，只用了30年时间，世界人口就跃进到第三个10亿。到1975年世界人口突破40亿大关。人口翻番的时间越来越短。从以上数字我们不难看到，近3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长，就像化学试验一样，发生着连锁反应，规模迅速扩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各国对人口问题的重视，情况略有好转，但人口增长速度仍然不慢。

人口问题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最重要的基础性因素，人才资源是一个国家的最宝贵资源。虽然人口多不代表国家的强大，但如果人口长期不断萎缩，那肯定预示着衰亡。人口基数是投资和消费的基本因素，它起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决定市场消费的不可忽视的动力。虽然人口多并不直接指向国家的强大，但人口长期不断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方面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走向没落。产生的影响1、老龄问题。人口老龄化是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项重大社会问题。目前在发达国家较为突出，不发达国家则被高出生率造成的人口年轻化掩盖了这一现象。从人口年龄构成上看，中国将在20世纪末、下世纪初进入老年型社会。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老年人口总数都将居世界首位。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一系列影响和问题，它要求对社会生产、消费、分配、投资、社会保障及福利、城乡规划等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2、人口压力使社会在提供现有人口生活条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突出表现为就业困难，住房紧张，粮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短缺。其次，人口压力造成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降低等。

社会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方面，人口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社会发展与人口转变不协调的深层原因是制度原因，即社会发展政策与人口政策不协调。人口发展政策是中国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发展政策目标与其他社会发展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但是，中国当前存在着人口发展政策与其他社会发展政策之间不协调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单边突进"，而其他相关社会发展政策却相对滞后。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政策和社会流动与迁移政策对于孩子功利性的需求替代，对于国家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对于人口全面发展而言，都是必需的社会发展政策条件，缺之不可，缺一不可。 2人口素质与社会发展人口素质是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人口素质的优化是人口发展的基本方面之一。 1人口健康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健康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根据卫生部监测点的数据，在1991～2004年期间，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显著提高，由1990年的55岁提高到2002年的88岁。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成果，也将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因素不仅仅是表征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财富，而且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力资本具有多重性价值，它不仅具有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个人收入能力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提高国家机器运行效率、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价值，传承和创造人类精神财富的人文价值，提高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增加社会资本积累，增进个人和家庭福利的效用价值。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越高，其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就越广泛。从经济角度看，投资于人力资本是一种经济赋权，从社会角度看，投资于人力资本是一种社会赋权。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时代，社会的效率、公平和稳定更加引人关注。人力资本的社会功能对于促进中国的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3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人口结构包括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人口自然结构及其变化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人口的社会结构变化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与社会发展人口自然结构不仅是人口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人口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自然结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二是人口性别结构。目前及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自然结构失衡的严峻挑战。二是由老年人口绝对规模快速增长推动的阶段，即"顶部老龄化"迄今为止，中国仍处于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阶段。从2010年开始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村。三年龄段人口规模及其比例的这种变化决定了中国人口年龄负担趋势的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少儿人口负担比持续下降，在2010～2050年期间将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第二，老年人口负担比自20世纪80年代起进入了持续上升通道，并且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会超过少儿人口负担比；第三，总人口负担比在2015年以前呈现下降的趋势，在2015年以后，由于少儿人口比例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老年人口比例仍持续上升，从而导致了人口年龄负担比开始逆转上升综上所述，中国面临的老龄化挑战最为严重的时期大约是在2025年以后，其理由有三：一是届时老年人口将会在巨大规模的基础上迅速增长；二是届时老龄化发展的速度最为迅速；三是届时人口年龄负担比将进入上升时期。但是，我们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行动必须从现在开始。（3）劳动力规模及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其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将会给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广泛的影响。从积极影响看，中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转变降低了"人口抚养比"，打开了一个为期45年左右的"机会窗口"我们应该充分把握这个机会，把人口转变创造的潜在"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社会收益。该机会窗口不仅为中国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人口环境，同时也为中国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等提供了机遇。其中特别是，少儿人口规模减少和负担系数的降低，直接为中国教育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创造了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消极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公共支出需求迅速增长。虽然中国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但是，对于政府财政支出而言则是一个负担不断加重的时期。因为，不同年龄人口对财政公共支出的影响是不同的。少儿人口对公共投入的需求主要是教育公共的支出，而老年人口则主要是对卫生医疗保健和养老的公共投入的影响。在许多国家，用于老年人的公共支出都远远超过其他年龄组。一般来说，老年人口对公共支出的需求要大大高于少儿人口因此，即使是在低抚养比的"机会窗口"时期，对中国财政公共支出的需求仍会快速、持续增长。此外，目前中国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人均公共支出水平还很低，特别是对老年人口的覆盖面还很狭窄，如果把其提高到应有的水平，扩大到应有的范围，中国政府财政在该领域的投入将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第二，社会代际关系可能趋于紧张。人口老龄化将会对中国社会代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公共资源的代际分配格局也会因此而改变；虽然中国代际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但是，还仍然存在着不和谐或者不协调的问题，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收入的代际转移、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解决好这些矛盾应该成为中国协调代际关系政策的重点领域。第三，社会公平和贫困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促进社会公平和消除贫困应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要内容，由于现在的老年人以及未来一个时期进入老年的人口，在其生命周期的工作阶段属于低收入群体，这意味着，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有可能会出现老年人的贫困化现象，社会公平也因此会受到挑战。老年人贫困主要是收入贫困和卫生医疗资源贫困。"贫困的老龄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贫困人口中老年人占的比例提高，二是在老年人口中贫困老年人的比例提高。老年人贫困现象目前在中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其中农村老年人中的贫困现象更为严重。 2人口性别结构问题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目前以及未来一个时期内的人口性别结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多种调查、多种方法均验证了这一事实。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主要是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其特点如下：一是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偏高；二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不断加剧；三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域范围有逐步扩大、偏高程度普遍加剧态势；四是城乡出生性别比均失衡，但农村比城市更为严重；五是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不正常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已经持续20多年，目前已经开始影响到青少年人口的性别结构。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异常偏高已经形成一种潜在的社会危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1980年代以后出生队列男性人口数量相对于女性而言，已经绝对"富余"2320万人以上，其中10～19岁组男性人口多出800万人，0～9岁组男性人口多出1518万人。随着该队列人口的生命演进，性别结构失衡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将会日趋显现和加剧。由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也将会是长期、持续的。性别比失衡可能引发由性罪错导致的犯罪率的升高，给社会安全造成危害，如果再与吸毒和艾滋病等结合起来，将有可能成为对中国公众生命安全的极大威胁；对婚育和家庭稳定的形成挑战，影响社会稳定；对社会性别关系造成不良影响；部分男性婚姻成为不可能，他们将会孤老终生。 2劳动力结构转变及其对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在业人口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在业人口产业结构已经处于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之中，并初步完成了第一个过渡阶段，即三次产业分布从"一二三"型转变为"一三二"型。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质量明显提升，主要体现在：在业人口职业非农化、"白领化"和社会性别平等化。劳动力就业结构对人口发展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对于劳动力者而言，其就业形式、收入、所属产业、行业和职业等因素直接影响到个人的人口行为，特别是对中国生育率的迅速转变和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积极的影响。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和劳动力职业上行流动改变了人们的时间分配方式，提高了时间的经济价值，因而提高了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促进了生育率的下降。劳动力结构转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劳动力产业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为中国整体的社会发展及农村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劳动力的产业和职业结构的转变意味着劳动力从低收入职业向较高收入职业的转移，从而有利于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为消除贫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四，职业上行流动的加强，促进了中国社会分层的合理化，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这将会给中国社会关系的协调带来积极的影响；第五，女性劳动力产业、行业和职业结构的改善，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促进了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正常化，并对于中国人口发展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第六，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转变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4人口的社会分层和贫困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并进而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迅速分化和重构。当前中国人口的社会分层变化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农村和城镇在总体上仍然是两个世界。在旧体制松动和解体之后，由旧体制所塑造的"二元结构"并未随之消失，城乡社会不平等依旧存在，甚至表现得更为严重，新的不平等不断产生。第二，社会流动的"闸门"被打开，上行社会流动趋于活跃，代表社会稳定力量的社会中间阶层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由民营企业家、新经济组织中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知识分子等所组成的受过良好教育、职业声望高的"新中产阶级"正逐渐取代"旧中产阶级"另一方面，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下层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子弟有了向上流动的正式渠道。近年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创造了条件。第三，社会下行流动同样被强化，在社会转型中被边缘化的城镇社会的"失败者"与留在农村的农民一起构成社会的底层。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一种向上流动，即由社会地位低的向社会地位高的阶层流动。1990年代以来，社会的下行流动却日显突出，并出现了城市贫民阶层。中国先富阶层和城乡贫困阶层的日益分化，已经在社会上积聚起强烈的不满情绪，并给中国的社会稳定带来威胁。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已经大幅度减少。但是，我们现在仍面临着贫困的挑战：第一，中国消除贫困努力的边际效应在下降；第二，新的贫困人口和新的贫困现象不断地出现；第三，贫困类型更加多样化；第四，导致贫困的原因趋于多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比较来看，按照各国本国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贫困的发生率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但是，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大多数比较参照国（刘纯彬，2006）并且，中国个人收入分配不均平的程度也高于大多数比较参照国。这表明，中国贫困人口的存在与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见表7和表8）当前在中国城乡的存在的贫困现象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其社会后果非常严重。第一，贫困现象大量存在和不断出现新贫困群体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此，贫困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障碍，并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质量。第二，贫困，特别是由于制度性变革导致的贫困会使社会公平失衡，并会威胁政治的稳定。第三，贫困会引致包括犯罪在内的许多社会问题，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全和稳定。第四，贫困人口被社会边缘化，他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陷入贫困，他们的精神和家庭生活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因而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5、中国主要人口社会关系及其变化在本文中，人口社会关系是指人口中各亚群之间的社会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按属性可以分为不同的亚群。基于某一方面社会属性的不同，这些人口亚群在生活经历、生活质量、社会机会等方面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同人口亚群之间在社会生活方面所存在的各种联系，构成了人口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而这种关系的稳定模式便构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人口亚群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因此人口社会关系既有和谐的一面，也有不协调的一面。不协调的人口社会关系会产生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基于人口属性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包括了非常广泛的内容，我们在此只研究基于人口的自然属性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代际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性别关系等。 1社会代际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1世代的划分及相对规模的变化一个社会的人口可以分为不同的世代，社会是在世代更替中发展的。世代的划分可以基于年龄，或基于赡养与抚养关系，也可以基于共同经历划分世代，即把经历了某一共同事件、在社会特征上具有同质性并且在心理上产生认同感的一批人划分为一个世代。不同世代的人由于成长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在社会观念和态度方面会产生一定的分歧，对社会事件的体验和反应可能会迥然不同。各世代人口的相对规模大小是反映该世代在公共资源分配中的份额和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的指标之一。由于历史上的生育率波动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各世代人口的相对规模相差很大，0～19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直线下降，20～39岁的人口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显著上升，90年代略有提高，4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在90年代上升很快，2000年已达到总人口的1/4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意味着，中老年人口在中国未来社会的资源分配和利益表达方面会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2000年后中国4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会继续上升，2030年后将超过总人口的半数，特别是60岁以上人口比重直线上升。相反，40岁以下的人口比重持续降低。这种反向变化预示着世代间在公共资源分配和发挥社会影响力方面的关系将会面临新的调整。 2代际差异和代际冲突不同世代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构成方面的差别会加大代际间的隔阂。在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经济转型，代际差异呈扩大趋势。40岁以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比上一世代显著提高。在就业方面，中青年人口从经济发展中受益最大，并职业上行流动率较高。相反，40岁以上人口的出现职业下行流动的情况。受教育水平和职业上的上述差别及其变化，必然会对不同世代人口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态度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世代之间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方面的差别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会呈扩大趋势，这是正常现象，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需要客观地进行评估。世代之间一方面在赡养、抚养过程中形成和谐共存关系，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和资源分配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冲突的程度受到世代间相对规模和差异大小的影响。中国的代际冲突目前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和公共资源分配方面。我们应该以公平的原则协调社会代际关系。 2中国家庭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中国家庭关系变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家庭关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展现出以下趋势：第一，家庭规模小型化。中国90年代以来家庭规模发生变化的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家庭平均人口数在继续下降，由1990年的96人缩小到2000年的44人；二是城镇家庭规模下降的速度大于农村；三是家庭户人口数有逐渐向2～4人集中的趋势。第二，家庭户结构简化。尽管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但人们观念的改变、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和生育水平的下降，使家庭的世代数减少，结构简化，多代同堂的现象越来越少。2000年中国家庭户中一代户（包括单身户）的比例为0%，两代户的比例为3%，三代户的比例基本稳定在18%左右。在城镇，一代户的比重已接近三成。一代户和单身户的显著增加，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家庭结构的重大变化，将对家庭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家庭以亲子关系为核心，而在一代户中，不论是尚未生育，还是子女已成年离家，夫妇关系将成为核心。第三，家庭类型多元化。目前中国的家庭类型已经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单亲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都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2家庭关系变化的社会影响家庭规模、结构和类型的变化即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家庭功能替代品社会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单亲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面临着一些特殊问题，也会给其家庭成员及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家庭关系的变化将会对中国社会公共部门产生巨大的需求。由于家庭代际关系简化，两代户成为主体，家庭的养老职能日益减弱。传统的养老方式和观念应向社会养老转变，而当前社会养老和社区服务都还较为薄弱。家庭状况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化养老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家庭日趋小型化，老年人的家庭生活照料问题日渐突出。发展社区养老照料体系、兴办适量的养老院、护理院等机构养老设施，设法满足生活不能自理同时家庭又无力承担照料义务的老年人的需求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重大战略性选择。 3中国婚姻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婚姻状况的变化婚姻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而言，人口的婚姻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影响到众多个体及其家庭生活状态，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从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看，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的婚姻关系变化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未婚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已婚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2000年在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未婚人口占25%，比1990年未婚者比例低了9个百分点，已婚人口比例由1990年的87%提高到2000年的75% 第二，早婚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平均初婚年龄提高。2000年，早婚人口（女性15～19岁、男性15～21岁年龄组中的已婚人口）占同龄人口的16%，占已婚人口的2%，分别比1990年下降了64和19个百分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91年的1岁提高到2001年的15岁。第三，离婚人数增长较快，离婚人口比例稳步上升。据民政部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离婚率持续攀升，1990年为38‰，1995年为75‰，2003年达到1‰。从普查数据来看，15岁以上男、女离婚人口比例分别从1990年的83%和34%，提高到2000年的12%和68% 第四，丧偶人口比例有所上升，但老年丧偶人口比例明显降低。2000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丧偶人口占58%，比1990年上升了52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丧偶人口占同龄人口比重为37167%，男性、女性丧偶老人占同龄人口比重分别为35%和50%，同1990年的54%、30103%和26%相比分别下降了87、68和76个百分点。 2婚姻挤压婚姻挤压是婚姻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的表现，是婚姻需求与供给不相适应的结果。如果人口（尤其是单性别）的婚姻挤压状况长期持续，不仅直接影响到众多个体及其家庭生活状态，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男性婚姻挤压十分明显。从婚龄内单身（未婚、离婚、丧偶）人口性别比来看，1990、2000年54岁及以下同龄与相对人口性别比基本上都大于100或远大于100，表明婚龄女性人口的择偶机会大于男性，婚姻市场上存在男性婚姻挤压。总体上，2000年中国婚姻市场上男性处于婚姻拥挤之中。在55岁之前，除20～24岁年龄组外，其他年龄组单身人口的相对性别比（男大女2岁）都大大高于100，30～44岁年龄组单身人口的相对性别比在250左右，表明这个年龄段男性婚姻挤压最严重。由于70年代以来出生率下降与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1970年后出生的男性人口将面临严峻的婚姻市场形势，21世纪前半叶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将进一步加剧。阶段性的婚姻挤压一般会影响结婚年龄和男女婚龄差，通过婚龄调节，通常不会给社会的安定和个人的家庭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但如果婚姻市场上长期存在比较严重的婚姻挤压，尤其是单性别的婚姻挤压，则可能会影响结婚率，导致受挤压的一方有部分人口不能最终结婚，给两性关系、婚姻家庭、风俗习惯与社会稳定等各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4社会性别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结构和意识中存在的性别差异，是社会文化中有关男性和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的认识和规范。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和文化是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基础上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着女性的发展，不断复制出新的性别不平等。社会性别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两性和谐与共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与公平的体现。中国政府把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为实现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性别平等提供了基本保障，有力地推动了妇女的发展。但是要真正消除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事实上的性别歧视，实现事实上的完全平等，仍需相当长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全面进步，为妇女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尤其是《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将男女平等列为一项基本国策，而且妇女发展目标被纳入到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妇女发展的主要方面都得到了重视（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2002）。近十多年来，中国在促进妇女发展、协调社会性别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妇女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妇女就业结构日趋合理，从业范围不断扩大；妇女在政治和社会事务参与中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更多关注；妇女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大，妇女整体文化素质提高，15岁以上妇女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幅、妇女文盲率下降幅度均大于男性，男女受教育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妇女生育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继续提高；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开始出现且发展迅速。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妇女发展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妇女发展的不平衡；二是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表现出来，一定程度上拉大了男女两性和不同层次女性群体间发展的差距。在一些领域，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并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妨碍着妇女的发展。性别差异的存在部分是源于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扩大了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加强了女性在诸多领域的弱势地位。这反过来又可能进一步强化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观念和文化。这种循环关系不仅严重影响着女性自身的发展，最终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当前中国人口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女性婴幼儿死亡率高于男性等，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观念和文化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最终有赖于消除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建立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这也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6结论：对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本判断虽然中国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与经济发展成果相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与人口发展的要求相比，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还有明显的差距，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发展赤字，社会发展制度安排和政府社会发展管理能力发展滞后。

人口问题的重要性论文1500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