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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2000字内容

发布时间:2024-07-04 17:13:59

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2000字内容

人口基数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 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专家估计,按照我国现有人口增长趋势,人口零增长最早也要在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1300万的增长数量,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078公顷(1996年),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也只及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但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国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数仍然偏低(人均粮食占有低于400公斤,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平方米,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34张);全国2143个县(其中427个县级市)中有592个为人均收入低于250元(43美元)的贫困县;每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四分之一被用于新增人口;每年有至少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就业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达1亿以上。 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人口素质较低 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这样就直接或间接造成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 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一方面又存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一方面大量低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高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设备自己生产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呢?就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因此,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数量。 然而,我国人口发展正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男女数量差异高达5000万、北京大部分劳动力不适应新兴产业要求。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提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小学水平;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占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的十分之一;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入学儿童的流失率、小学的辍学率有所上升。中国20—24岁适龄人口高中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 ,泰国为16%,韩国为38%。 (三)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年型国家时只有1000美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养老负担是加重的。 老 龄 化 状 况 项 目 实 际 预 测 年份 60岁以上老人(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1953 4154 3 13% 1982 7664 6 13% 1994 11700 8 4% 2000 12900 9 7% 2010 16500 8 8% 2030 33500 0 36% (四)西部人口问题重重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的一场攻坚战,但是困扰这一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就是西部人口过多问题,官方人士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西部开发,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尚未脱贫的几千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人口问题不仅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如下: 1、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幅高。西部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0 — 1998 年平均增长率达 48‰,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省(区)包括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以外的全部省(区)。 2、文化素质低,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成人识字率(1997年):重庆为18%,四川为00%,贵州为12%,云南为48%,西藏为94%,陕西为66%,甘肃为23%,青海为38%,宁夏为4%,新疆为48%。全国成人识字率最高为北京36%,最低为西藏。 3、健康素质亟待提高。以人口预期寿命(2001年)为例:重庆人33岁,四川人33岁,贵州人29岁,云南人49岁,西藏人64岁,陕西人40岁,甘肃人24岁,青海人57岁,宁夏人17岁,新疆人59岁。全国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人90岁,最短的是西藏人。 中国人口还存在着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同时也存在着性别结构问题,男性数量比女性多达5000万。 二、解决策略 中国人口问题,当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但人口数量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总体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和平衡人口结构。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而更为关键的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思路是:国家决策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机制,具体工作采取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微观调节体制。 (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 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2、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实施“东稳西降、分层推进”的策略。 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东稳西降”是指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东部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余地已很小,而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在爬坡,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即东部战略重点以稳定生育率为主,西部则是继续降低生育率。“分层推进”即根据各地情况,针对群众需要,分层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和创新,进而提高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 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4、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强和提高人口意识,加大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宣传教育,以技术服务和扶贫工作相结合为重的方法。加大实施科教兴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力度,以更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设立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 (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 (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 (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建立个人帐户后,按个人帐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的发放标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建立个人帐户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帐户上。这种方式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 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围绕“五个老有”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应在已有的《老年法》基础上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5、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在健康老龄化的环境。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 (三)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人口迁移。 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无法估量、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年龄结构有着双重作用: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作用。 【你自己删掉一点吧,望采纳】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与社会发展 十几年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中的众多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6-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8-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4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5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09%,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 户籍制度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的分析 像中国这样实施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很少的。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要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呢? 户籍制度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其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1949年以后,我们曾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先是在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革命。接着,在1956年实行了城市私营经济的改造。到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关系了。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件难事。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制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人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倾向就是试图最大限度维持较多农村人口和较少城市人口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松了对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加之产权、文凭、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经大大削弱,中国才开始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尤其是在1982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农民工流入城市骤然增多,从此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民工潮。 从宏观结构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的流入城市,表现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农民工的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自主的一种选择。对于农民工的流动,我曾在四川、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于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做了问卷调查。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市场流动中实现的劳动力配置,确实与政府、单位的计划管理没有太大关系,政府组织的流动仅占3%,而90%以上都是农民工自己或亲友运作的。 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流动有两条基本规律:第一、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入价格高的地方;第二,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能力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我们的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两条定理。首先,我们发现,远距离迁移、到本省以外去打工的占大多数。我们知道,四川、重庆位居我国西部,而收入较高的地区大多在东部沿海、所以,多数人为追求高收入,自然是远距离外出。对于此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证明,外出地点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可见是经济规律使然。 其次,流出的人口多是具有较强经济活动能力的,这一点在年龄结构上展现得一目了然。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所以说,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所以,在国内的招工告示中,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应聘条件的限制,如“年龄在35岁以下”等等,这种对于年轻劳动力的规定,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很少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外出劳动力的年轻特点。 所以,市场配置的结果是将十分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与资本密集的东部沿海区域相结合、与投资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相结合,此种结合的结果,当然会创造较高的效益。 采用市场手段配置劳动力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大量高素质、高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力流入了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从而使得农村中出现以老人、儿童、妇女居高的人口结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产业的升级、经济的跃进已经使得资本聚集到了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那么,远离资本的劳动力既不能获得收入也不能创造效益,我们确实没有道理让强壮劳动力呆在农村守穷,所以,不流动反而是对谁都不利。 关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 在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于是,市场形成的第一次分配往往非常残酷,即优胜者与失败者之间形成巨大差异,优胜的企业可以成为亿万资产的集团,失败的企业则一文不名,甚至宣布破产。然而,在市场体制下,分配绝不是仅仅通过这样一次环节,而是要经过多环节的再次分配。比如,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贫闲线制度、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制度等等。在再次分配的多环节中,比较多的是体现出分配结果上的公平因素。 然而,当我们考察流入城市的八千万到一亿农民工时,我们却发现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在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城市农民工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上。以往多次调研证明,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农民工的收入是较低的。在不少国营工厂里,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所完成的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市场分配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分配的体制中,应通过多次分配的途径,使得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得到应有的补偿,这样,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2000字内容英文

Canada don't has many population But china is

We know, the population problem has been the world's largest By the year 2000, the world population reached 6 billion, over-population will bring us many problems, for example can cause traffic congestion, employment difficulty, and so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amily KouZhan four 5 of all over the We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t is effective control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reduced the burden。 你可以再适当添点内容 (*^__^*) 嘻嘻……

关于我国人口问题的论文2000字内容

中国约有13亿人,如果环境遭受破坏,那么经济问题就会变多。我们应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人口与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国将进一步以发展为主题,继续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加强生态建设,保护和治理环境,大力促进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口与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重大课题。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亚洲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全国人大愿与各国议会继续加强交流,加深了解,增强信任,扩大共识,为不断促进亚洲各国议员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一是:计划生育即要提高人口素质,又要提高人口水平, 二是:晚婚晚育 三是: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也离不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的建设、环境的治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环境的严重破坏,所以调好人口 资源 环境 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与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1.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2.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 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 3 人口与森林和草原 4、人口与矿产和能源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5、人口与水资源 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高度重视和认真分析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强化工作措施,真正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抓紧抓实,全力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分布宏观格局,总是受到各种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长期的综合作用。中国人口分布的东密西疏的不平衡性,正是人口分布规律的反映。人类生产、生活离不开自然条件,自然条件的差异也影响着人口分布的差异。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措施:要协调好人口 资源 环境 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与两型社会。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 1、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关于这个政策,我不多说了,其良好的作用应该肯定,中国30来少生育30000万人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当然这个政策有待进一步改进,如果把人口控制和国家的养老保险结合起来,这个政策的效果会更好(这个问题有待将来论述)。今后这个政策依然不能放松,要在改进中提高。 2、人口问题说到最后还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问题后我发现,在经济起飞时,每个国家的人口都会高速增长,当该国GDP达到10000美圆/人时,人口增长就会停止,然后人口总量会稳定,当人均GDP达到20000美圆时,人口会呈现下降趋势。西方几十个发达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结论。中国上海市人口增长已经出现停滞状态,为什么?上海市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0美圆。中国其他地方还没有达到这个指标。什么时间整个中国达到人均GDP10000美圆呢?2030年前后会达到,到时候,中国人口会达到历史的高峰,---15亿左右。经济发展速度提速、社会运转速度加快、抚养成本的增加等因素在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 我把二楼的资料剪了一下,不知道如何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许多国家在下一世纪将经历人口老龄化,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中国将很快加入他们的行列。据统计,中国人口老龄化,到下世纪中叶将接近高峰,超出60占总数的27。4%,年龄的人的百分比。这意味着,每四个人将老人。  由于老龄化问题,其情况已越来越多的事实,但日益严重的大多数人带来的问题仍然一无所知。首先,与家庭变得更小,生活的步伐不断升级,甚至更严重的家庭充分照顾岁成员。其次,老龄化导致的人少,以支持增加的老人的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成功实行计划生育的不同步,与国家的经济进步。  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采取反措施的迫切。毫无疑问,他们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应附的重要性,社会的全面进步,改变落后的情况下,在社会保障,福利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健和社区服务也应予以鼓励。

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2000字内容

哈哈,夫B,把分给我嘛

世界人口发展概述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人口学家将世界人口规模增长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 ①史前的原始静止时期(公元前100万一前3000年); ②古代和中世纪的缓慢增长时期(公元前3000一1650年),③近现代的过渡增长时期(1650一1950年);④当代的急速增长时期(1950年以后) 史前时期 (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近100万年的时间里, 世界人口增长极其缓慢,几乎停滞不前地波动在静止线上下据人口学家推断,公元前100万年,世界人口为1-2万人,公元前1万年,为400万人,公元前3000年,为3000万人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包括奴隶社会(公元前3000年一纪元前后)和封建社会(纪元前后一1650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进入相对稳定并持续缓慢增长的时期这期间,总的看,封建社会的人口增长快于奴隶社会 这一时期的世界人口由公元前3000年的3000万人缓慢增长到公元元年的3亿人,再增长到1650年的45亿人近现代时期[包括近代阶段(1650一1900年)和现代阶段(1900一1950年)],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时期这时,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尤其是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为死亡率下降提供了条件因而出现了世界人口的第一次大增长, 即从1650年的45亿人增长到1900年的 50亿人,再增长到1950年的04亿人这期间,世界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仍比较缓慢19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医药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传播,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世界人口进入第二次也是有史以来最迅猛的增长时期1950―1985年,有约20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5倍以上,近70个国家和地区增加了1―5倍到1996年,世界人口已达7亿人46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3倍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人的时间,由1804一1927年的123年,缩短到33年,14年,13年,11年按目前的年增长率预测,2015年世界人口将可能达到71亿 /FONT>78亿之间,2050年将达到79亿一119亿之间 人口剧增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人口学家纷纷提出节育的主张,医护人员开始创建节育指导所,开展计划生育实践活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世界人口增长1954年,在罗马召开世界性非政府间人口科学讨论会,讨论有关人口理论和共同关心的人口问题1965年,在联合国主办下,国际人口学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贝尔格莱德联合召开了世界人口会议,以期增进入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全球性政府间会议,对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问题以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广泛讨论,通过《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提出人口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认为凡人口增长妨碍实现增进人民福利的目标的国家,应选择适当的人口政策;所有夫妇和个人都应自由地同时又是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并有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存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1984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国际人口会议,再次重申《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原则和目标,并通过了进一步执行该计划钓具体建议1994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国际人大会行动纲领》,确定今后20年人口与发展目标,广泛讨论了人口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提高妇女地位,包括计划生育和性健康内容的生殖健康等问题,表明世界对人口与发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日益重视今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先后制定了人口控制政策制定旨在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的国家从1976年占世界国家总数的0%增加到1993年的9% 其中,发展中国家已占53%亚洲,拉美地区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 1990年与1970年相比,妇女总和生育率均由5下降到L1,人口增长率均由30%左右降到20%左右 整个发展中国家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从8降到

回答 您好,请稍等,小度马上给你满意的答复,稍等几分钟,谢谢!(温馨提示,解答结束后,如果您还满意,可以给我赞哦) 您好,因为人口老龄化严重。 人口老龄化(又称人口老化或人口高龄化、老龄化社会)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现象。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预期到2050年,老龄人口会达21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1年9月,全国有149市已进入到深度老龄化,东北三省36地市全部进入深度老龄化。 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 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负担加重,社会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不适应;家庭养老功 能减弱;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突出。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比例将接近四分之一。 综上所述,因此说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 小度很高兴为您服务!愿您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假如您还有其他疑问,可以继续咨询!我会及时为您解答,别忘了赞哦,十分感谢您。 更多5条 

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文2000字内容怎么写

我 也 要写····不过是高一的······

我们也有这个作业我也在找啊

人口问题,是由于人口在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快速变化,造成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人口数量问题,主要由非均衡生育(多子化和少子化)以及人口迁移造成,只有通过均衡生育(发达国家17胎,发展中国家3胎)和调控迁移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年龄(多子化、少子高龄化)、性别(男女比例失调)和收入(基尼系数高、中产塌陷)结构问题。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只有通过均衡生育(发达国家17胎,发展中国家3胎)来解决。人口性别结构问题,只有通过限制堕胎来解决。人口收入结构问题,原因较复杂,但最终都只有通过壮大中产阶层,使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体才能真正解决。人口分布问题,主要包括大城市病、高密度连绵城市群的环境污染问题、大片乡村缺少就近(200公里内)特大城市辐射带动的发展难题、生态气候等自然条件恶劣地区人口的生存困境、以及高密度大流量的人口迁移等问题。人口分布问题,主要是通过城镇化的合理布局,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来解决。

我认为可以从人口地理学角度出发,以我国人口分布特点概述基础上探讨分布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可以从一下角度出发: 自然因素(气候、地形、土壤、水体和矿产资源等) 社会经济因素(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方式和交通运输条件) 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最终完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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