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历史与少数民族文化论文选题方向

云南，人类重要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云南各民族融合、演变、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自战国时期建立滇王国以后，行政建制和区划经过无数次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云南。元谋人：大约170万年前，原始人群时期的人类就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云南元谋人是我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到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滇池、洱海附近的人们，已能使用石斧之类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有些地方的人还会建造简易木结构房，并逐渐形成较大的村落。庄跤入滇：公元前三世纪，庄跤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建立了滇国。庄跤等将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云南，促进了云南的发展，标志着云南从政治上与内地联系的开始。秦开五尺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设置郡县，开“五尺道”，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并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份。汉武开滇：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率巴蜀之兵临滇，设益州郡，下属24县，郡府设在滇池县（今晋宁县），云南为其中一个县，县城设在今祥云县的，“云南驿”。汉王朝调整了郡县，改变部落相立，不相统属的状况，带进了一些封建生产关系。这一时期青铜工具的使用，牛耕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耕作水平。高超的冶炼技术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各种青铜器物品的出土，显示了民间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大群被放牧的牛、马、绵羊和山羊与家畜猪、犬一道，标志了滇国发达的畜牧业。汉武帝还派唐蒙扩建“五尺道”，改名“西南夷道”。汉王朝还组织人力开凿博南古道，日趋频繁的商贾往来，促进了西南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与缅甸、印度的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开滇。诸葛亮治南：三国时期，现在的云南及黔西，川西南的部份地区统称为“南中”。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统三路大军亲征云南，他采取“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的政策，当进入滇西地区洱海（大理一带）时，迅速平定了云南奴隶主贵族发动的叛乱，降服了当地大姓孟获，对孟获“七擒七纵”，使盂获心悦诚服地投降，井发誓永不造反。因此诸葛亮很快平定南中，云南成为蜀汉的一部分。爨氏据滇：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建东晋，东晋初年，由内地迁至云南的爨（音窜cuan）势力逐渐强大，爨琛自主为王，统治滇池地区，爨氏历统治400多年，把滇池地区称作昆川（或昆卅），并与随、唐王朝保持经济文化联系。六诏统一：公元738年贞观时期，唐王朝扶持蒙舍诏统一“六诏”，建立以洱海为基地的“南诏国”，诏主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南诏历传13王，统治200余年。段氏建立大理国：公元937年，段思平灭南诏建大理国，公元1117年，宋朝封大理首领为“云南节度使”，政治中心在洱海区域，以大理为都城，相传22 世，共统治316年。在大理国统治期间，鄯阐城（今昆明）逐渐成了滇中最繁盛的一座城池。其间留下了著名的“孔雀胆”的故事。元跨革囊：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征云南，破大理国，1267年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 1271年其子被害身亡。公元1274年忽必烈派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公元1276年，元朝已正式建云南行中书省为全国11个行省之一，从此“云南”正式作为省级行政区的名称。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赛典赤到云南后，在经济上制定赋税，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在政治上，一改过去残酷屠杀的做法，代之以善民族关系，兴办教育、安定政治形势的政策。突出的如五百里滇池，原常泛滥成灾，赛典赤征召民工，凿开海口，疏通螳螂川，使滇池水由海口经螳螂川流入金沙江通。云南现有世界遗产有：丽江古城、三江并流保护区、石林三处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丽江、大理、建水、巍山现有历史遗迹：元谋人、白沙壁画、滇越铁路、茶马古道、沧源崖画、陆军讲武堂、爨龙颜碑云南历史名人：熊庆来、郑和、龙云、卢汉、楚图南、李根源、赵藩、钱南园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是形态各异的，这既有内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又有外在的社会交往情况、自然条件不同等原因。总体上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很难肩负起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任，单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难于解决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严重不足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云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云南省民族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思考及对云南特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路径及意义的考察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问题的理解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也是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课题组按原计划完成了公开发表三篇论文及一个研究报告的任务，就研究计划中提出的“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文化差异与文化产业”及“乡村文化业发展的道路”等三个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三篇学术论文：（1）“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6期；作者：马翀炜。（2）“‘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载《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作者：孙信茹。（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6辑。作者：马翀炜、孙美璆、李德建。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该课题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基于此，要真正理解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问题就有必要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认为：追求自由的旅游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强调控制以及牟利的旅游业之间的冲突是民族旅游中具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文化符号在现代旅游中的重新编码是民族文化产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民族文化产品进入主流文化消费系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交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改变现实交往活动中的不合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于文化拥有者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参与旅游业的行为能力，并参与到交往制度的修改与制定中。《“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一文以独具特色的“云南十八怪”文化现象及围绕“云南十八怪”进行的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十八怪”是外地人贬抑云南地方性文化的形象表达。近二十年来，“云南十八怪”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云南十八怪”文化符号效应经历的有轰动到平淡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地方性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参与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及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而这些地方性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要改变其边缘性的地位，就必须努力使这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要素。《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的研究入手，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得出如下认识：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依托旅游业发展、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化逐步探索出了如下几种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品转化；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开发；传统民族艺术品转化为文化产品；传统的民居的开发利用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使社区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善。乡村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报告《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介绍。认为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到目前为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次，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在走过了村民自发性参与、政府倡导发展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的20年的乡村文化业发展历程后，乡村文化产业已经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产品的转化。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因其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审美文化特色，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其实用功能逐步被审美功能所取代而开始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利用特有的民族民俗风情，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引导这些艺术品走向市场是一些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传统文化古镇、民居发展文化旅游业也是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第三，在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培养乡土人才；第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第五，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改善了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态势，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也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较为薄弱，规模不大，单打独斗，人才不够，缺乏管理经验以及精品不多，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提出如下一些建议：一是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二是进一步找准乡村文化产业定位；三是加强乡村人才培养，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四是充分认识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要素；五是采用政府授牌的方式，打造乡村文化产品品牌；六是延长产业链，联动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七是以“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源。该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对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产业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基本呈现了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成果对于扩大文化产业研究的领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传统文化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是不可缺的。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今后完成。

云南历史与少数民族文化论文选题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云南民族历史文化论文选题方向

《试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之同异》

民族学硕士毕业论文选题当然很重要，我写的是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找的志文网的老师写的，从开题报告到论文前前后后弄了一个多月，导师也审核过了

云南历史与少数民族文化论文题目

《试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之同异》

根据语言发展的历史和语言之间语言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的异同，可以把语言划分为语族、语支等各种类别。若把历史同出一个“基础语”（即母语）的许多语言归为一大类，则称为“语系”；同一语系的语言，根据语言之间的异同，又分为若干“语族”；语族之下分为“语支”；同语支的语言关系最密切，保留的共同点也最多。语支之下又包括若干语言。按照语言的分类法，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语言可划分为2个语系、4个语族、11个语支。现将这些民族语言系属分类及其有关历史文化介绍如下。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13个，即彝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藏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此外，还有一些小族群未被识别。藏缅语族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一带。这里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土地广阔、江河密布、峡谷纵深，地形地脉及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富集，人文环境多样性特征显著。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其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而且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在短语中有丰富的类别词。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次序是先主语，次宾语，又次动词，以及先名词次形容词的结构。该语族中属于藏语支的民族有藏族；彝语支的民族有彝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基诺族、怒族的一部分；羌语支有普米族；景颇语支有景颇族；缅语支有阿昌族；白语支有白族；另外独龙族语言的语支未定。各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有比较大的方言土语差别。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接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切。藏缅语族诸民族的历史渊源与上古时期活动在西北地区的氏羌人有密切关系。有的是在向西南地区迁徙、流动、定居的过程中，融合当地百濮或百越族系的部众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有的是在本土兴起，征服许多氏羌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集体。因此，古代氏羌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如耕牧经济、火葬习俗、父子连名制、转房婚姻、原始宗教信仰等，在藏缅语族民族特别是在彝语支民族中仍有延续。藏缅语族诸民族不但在语言关系上最接近，有着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特征，更在族源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都是古代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氏羌或西羌，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约在4000年至5000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棘（濮）。棘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较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其以前，活动于今西昌地区的“邛棘”和滇池地区的“滇焚”，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公元前4世纪初，羌人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江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诸羌，与《史记》所载的禽、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v的基础上，昆明人与濮的融合是形成藏缅语族民族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棘（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隋唐以来，有乌蛮和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藏缅语族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形成与融合发展过程中，活动范围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藏缅语族内部形成了三大文化区。青藏高原是藏文化区，以高原草场畜牧型经济和信仰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云贵高原是彝语支民族文化区，以山地混合农业经济和信仰原始宗教为主要特征；而横断山脉则是这两大文化与汉文化互动形成的一条民族走廊，普米、纳西、怒、独龙等人口较少民族就是这条被称为“藏彝民族走廊”中的族群，他们以山地耕牧经济和信仰多种宗教为特征。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共有4个，即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包括了两个语支的民族及其语言，即属于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水族。从历史源流上看，壮侗语族各民族与我国古代南方的最大一个族群“百越”或称“越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族因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在战国、秦汉时期被统称为“百越”。其中，较大的支系有于越、扬越、南越、闽越、骆越、东瓯、山越、滇越、西瓯等。百越由于分布很广，各地所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发展演变各异。东南越人早在先秦时期即与中原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密切，互相影响，随着自身政权组织的消亡，加快了与华夏族或后来汉族的融合。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越人，有的较早与汉族融合，有的已经演变，形成今天的一些兄弟民族。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族属渊源、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仍然具有亲缘关系。可以这样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迁徙与分化融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越人产生了不同的族名，而过去曾普遍使用的“越”这个族称也渐渐不见于史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越人后裔有了不同的族称，至宋明时期，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因而，在不少著作中，学者们又往往将壮侗语族各民族称为“百越民族”。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土著族群。在越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前，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内，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都遍布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著名的考古发掘有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柳江人”“左镇人”“下草湾人”，新石器时代的南宁贝丘遗址、江西的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嘉兴的马家浜、太湖杭州湾的良渚文化，等等。其中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几何印纹陶，还出现了有规律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的承续性。同时，一些出土文物还与史书上所记载的越人文化特征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说明了古代百越族群与这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越人分布地区广泛，史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不过，百越的分布地还延伸至台湾及西南地区的滇、黔等地。百越虽然分布广泛，但基本生活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自然环境给百越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也表现出与水相关的特征。如种植水稻、喜吃水产、习水善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壮侗语族各民族与古代越人在文化上一方面表现出承续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共有2个，苗族和瑶族。苗瑶语族又分为2个语支，即苗语支和瑶语支。无论从历史源流还是语言、文化特征等等方面，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个民族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它们共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各族的地方性族群在语言上有交叉从属关系，如瑶族的“布努”语属于苗语支。这种语言、情感认同上的交叉从属关系，反映了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密切的互动。从族源上看，两个民族都与历史上的“武陵蛮”“五溪蛮”存在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天的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交界地区是苗族、瑶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区”。据记载，大约在唐朝初年，就有部分苗族从湘、黔、川、鄂等地迁入云南东南部地区，随即成了当时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后，分布在云南的部分苗族，曾一度深入到了南诏、大理时期的东部“乌蛮”之中，并在今曲靖一带取得过统治地位。当时的“纳垢部”（今马龙）、“罗雄部”（今罗平）的二部首领都曾以“盘瓠”后裔自称。云南苗族的另一部分，系由元明清时期从黔、桂、川等地陆续迁来。这部分“苗民”“三苗后裔”，指的是清朝以前，元明以后，分别从贵州、广西一带迁来的苗族，其中显然也包括唐朝时期的“四邑苗众”的后裔。而关于瑶族的族源的说法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有源于“山越”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江苏和浙江一带；有源于“长沙、武陵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湘江、资江中下游；有源于“五溪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还有一种说法是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包含了“长沙、武陵、五溪蛮”和“山越”。今天的学术界多主张瑶族为“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之后，共同特点为“盘瓠崇拜”。远古时期的瑶族先民，曾与华夏族同居于黄河流域。周代由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成为被称为“蛮”部落群体中的一员。秦汉时期，瑶族先民聚居于湘江、资江及洞庭湖沿岸广大地区。南北朝时扩大了分布地。隋唐时逐步南迁至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衡阳等郡，即今湖南大部分，广东与广西部分地区。元明清时期，瑶族已遍及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诸省了。瑶族迁入云南的时间，记载不尽相同，一说唐代云南就已居住有瑶族先民；另一说瑶族是明清时期迁入的。居住在云南的瑶族同胞，普遍认同其祖先于100多年前自广西迁入。苗瑶两族由于主体分布的地带山水相连，以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山区为主要生存环境，为相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以山地耕猎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物质文化上的接近以外，社会组织如寨老制、石牌；民间传统信仰如盘瓠也多有类似。两个民族不仅具有上述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相似的民族特点，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迁徙最频繁的民族之一。由于长期迁徙，形成难以磨灭的迁徙记忆文化如服饰、口头文学、丧葬等；相对集中、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地域广阔是云南省苗瑶分布的共同的最大特点；苗、瑶两族还形成跨国分布；两个民族的地方性族群众多，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民族内聚力比较强；社会发育长期停滞，血缘和地缘双重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分化不很明显等等。当然，强调两个民族的共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各自还有鲜明的特点。实际上，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瑶族比苗族的开放性要更大一些，表现在语言上有比较普遍的兼语现象，在宗教上受到内地道教的影响比较深，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之于苗族要更加突出等等。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的语言都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与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民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关系。从族源上看，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三个民族都同出于古代的百濮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汉文历史文献，我国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没有经过跨度大、长距离的迁徙，民族分化也相对较晚，很难在唐代以前的汉文献记载中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百濮族群也是我国南方古代一大族群，因种群繁多而被称为“百濮”。在古代南方，分布于东部的濮人大多与越人融合为一体，西部之濮则与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汉晋时期，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被称为“苞满”“濮”“闽濮”等，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及其西南地区。唐代，滇西及滇西南的一部分濮人，由于其内部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其中一部分被称作“望蛮”“望苴子蛮”，这一部分与今天的佤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另一部分濮人被称作“朴子蛮”，他们与今布朗族、德昂族有族源关系，主要分布在北至金沙江两岸，南达今西双版纳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濮人后裔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蒲蛮、蒲人、哈瓦、崩龙等称呼，他们与今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分布格局也与之基本一致。我国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均为典型的山居民族，如佤族的阿佤山、布朗族的布朗山、德昂族的三台山等，是这3个民族最知名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分布在适宜稻作的亚热带地区，以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纺织、茶叶种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昂族有“古老茶农”之称，布朗族聚居的西双版纳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而茶叶种植在佤族经济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由于这3个民族主要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发育相对滞后，直到现在，仍有极少数群众还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同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这3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如小乘佛教的信仰即来自傣族的影响，并渗透到生产、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在当代社会，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和保存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教育素质，成为这些民族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他民族除上述介绍的云南22个少数民族之外，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蒙古族、满族、回族3个外迁民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支。元代落籍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因与其他民族杂居，其原有蒙古语已发生变化，在对外交流中多使用汉语或彝语，但蒙古语并未完全消失。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17世纪40年代，大量满族入迁中原，汉族移居山海关外，满汉交错杂处，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频繁，满族逐渐普遍使用汉语汉文。到目前，仅有黑龙江一些边远地区满族聚居村寨的少数老人会说满语。居住在云南的满族习用汉语汉文。云南的满族主要于清代进入。回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元代迁入中国内地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7世纪以来侨居中国沿海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在长期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交往发展中，逐渐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到明代初期形成了回族。史籍中记载大量回族人入居云南始于元代。1253年，即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回混合军10万人平大理国，这是大量回族入居云南之开端。回族普遍通用汉语汉文。但在回族内部交往中，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形成3种语言汇合的形式。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则使用统一的阿拉伯文经典。看有没你需要的、

云南历史与少数民族文化论文选题背景

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文化哲学层次上的审视，既是解决“世界历史”、交往“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所面临的矛盾及存续前景问题的需要，也是促进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相互理解、尊重和协作，增进世界和平，以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的需要，同时还是深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细化文化哲学并使之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和文化实践更具解释力、更有指导性的需要。在文化哲学层次上审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任务，就是从比较文化学的视角出发，以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为核心，运用内在于哲学的整体性、抽象性、反思性和理想性等方法，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总体的、根本的存在论把握和发展论建构。这种层次上的文化哲学研究，既要求有相当的概括性和思辨性，又要求有相当的具体性和实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