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论文2000字开头的有哪些
有具体框架吗？你是用于毕业还是其它方向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不同于片面的“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社会唯名论”以及“社会唯实论”等社会哲学，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径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因而现实的社会既类似于自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个人的特性又基于个人及其活动，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观与主观、客体和主体、整体与个人相统一的完整而全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以这种全面而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对立(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之间的对立)，而且能使得这些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 总之，我们所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一种真正独立、科学而完备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它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必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大发展。
按议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立论性的毕业论文是指从正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篇论文侧重于以立论为主，就属于立论性论文。立论文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和事实服人。驳论性毕业论文是指通过反驳别人的论点来树立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如果毕业论文侧重于以驳论为主，批驳某些错误的观点、见解、理论，就属于驳论性毕业论文。驳论文除按立论文对论点、论据、论证的要求以外，还要求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按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宏观论文和微观论文。凡届国家全局性、带有普遍性并对局部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文，称为宏观论文。它研究的面比较宽广，具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反之，研究局部性、具体问题的论文，是微观论文。它对具体工作有指导意义，影响的面窄一些。另外还有一种综合型的分类方法，即把毕业论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1．专题型论文。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如本书第十二章例文中的《浅析领导者突出工作重点的方法与艺术》一文，从正面论述了突出重点的工作方法的意义、方法和原则，它表明了作者对突出工作重点方法的肯定和理解。2．论辩型论文。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性质吗?》一文，是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和分析，以论辩的形式阐发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观点。另外，针对几种不同意见或社会普遍流行的错误看法，以正面理由加以辩驳的论文，也属于论辩型论文。3．综述型论文。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4．综合型论文。这是一种将综述型和论辩型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写成的一种论文。如《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既介绍了研究民族关系史的现状，又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它是一篇综合型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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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学论文2000字开头的有哪些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共时性与历史性、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吸取马克思这一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当代意义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我是从初中开始就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我的敏感脆弱，我生活在一种规范性逼近（我应该成为什么）与生成性逼近（我怎样成为什么）之中。我毕恭毕敬地成长，不间断地做三好学生，朝“理想”一步步地迈进，直到“理想”实现――我考进了中师，为许多同龄人羡慕。但我的内心一直有另外的声音存在，到了中师，这种东西全面爆发，青春期里布满了荒唐迷惘，多年以后我明白，这是一种存在性焦虑，而我在中师的第一篇作文，就是通过一篇无厘头式的对话追问：人为什么要活着？ 这种追问使我在不同的存在哲学中摇摆，形成了我称之为“哈姆雷特”性的东西。许多时候我之所以对于名利不过分地执着，就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存在追问而非道德品质。这种追问让我特殊迷恋现代派文学，让我外表平静，内心却经常饱受折磨。 我一直认为自己特殊适合从事简单单调的工作，以平衡内心的丰富敏感。比如图书治理员，流水线上的工人等，把肉体交付给程序化的工作，让灵魂在另外的地方飘逸。但是遗憾的是，我成了一名教师，从此走上了一条永远不能安妥的道路。 简单单调的工作其实很轻易提供稳定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种满足感与成就感与专业化有关。但当我踏入教师这个行业以后，我沮丧地发现，教师成为一个真正专业化的职业在我有生之年是不可能了，这个职业专业性非常模糊，是一片由许许多多琐事的事件填充而成的虚空。更可怕的是，我又重新回到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之间，而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又由于缺乏专业标准而变得十分随意，让人无所适从。 真正的专业是有界限的，这种界限包括与其他职业的界限，与自我生活的界限。但对教师而言，与其他职业的界限其实并不清楚，一个非师范类的学生可能比师范类的学生更适合教师岗位。与其说与专业有关，不如说与性格有关。最可怕的是，教师的职业生活无边无际地漫延，浸透了24小时――许多个夜晚，梦里我都站在讲台上，战战兢兢。这种无边无际经常让人感觉到惧怕，感觉到职业生活之外别无生活，你无处可逃，没有人告诉你“下班了”，你永远都在上班状态。我相信，许多教师既在逃逸，又无处可逃，因此事实上处于一种存在性尴尬，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漂浮状态，直至生命结束。因此教育界，乃是犬儒哲学最发达的场所。 我缺乏一种坚定的信仰，我的理想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存在性焦虑上生长出来。因此理想主义与其说是一种道德诉求，不如说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寻求，是为了在不断地寻找中解决“我”的问题。 因为这种立场，在每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候，我总会回归自己的内心：我到底需要什么？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我会因这种选择而找到生命的意义吗？人，总是被许多机会所左右所俘获，从而迷失了自己。 朋友问我为什么加入新教育，我说是因为“不忍”。我从农村走到县城再走到都市，从西部走到南部再走到东部，从小学走到初中再走到高中，从教学走到公益再走到研究，在这种旅程中，中国的师生所遭遇的种种困惑，无奈，旁徨，是我所切身体验到并深入我生命深入构成存在焦虑的一部分的，而不是那些专家学者从外部的观察。 一年多以来，我亲历了新教育深刻而又痛苦的裂变，看到了未来可能的前景与困难，这让我振奋，让我对中国教育还抱有一线希望。 因此我经常想，或许所有新教育共同体成员都有着某种不同程度的存在性焦虑。当这种存在性焦虑纠缠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存在性追问，才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才会明白生命不应该是位子、帽子的附属品，而应该是它自身。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朱老师所说的“对于新教育，每个人都是过客”才显示出其意义。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奉献与牺牲，这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重新书写，只有在这种书写中，我们才能够摆脱名与利的枷锁，过上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否则，我们的人生便面临危险。 同样的危险也存在于新教育。 作为一个组织，也有可能在各种各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中迷失自己。过多吸纳外在的项目、机会会让自身不堪其负并且最终崩溃，因为这只是外在的堆积。在无穷无尽的暗礁中航行，很轻易受到诱惑而迷失方向。 要不断地拾取一些东西总是轻易的，这是人的天性，也是许多组织的天性，但要学会丢掉一些东西则是困难的，然而，只有敢于丢掉一些东西的人或者组织，才可能获得真正实质的进步。只有从加法思维变为减法思维，新教育才能够触摸到自己的“存在”，并获得真正的解放。 2 我是谁--人的解读（罗索） 我认为人有四种属性，自然性，社会性，意识性，思维性每一属性又分五层空白处为我还没想好 自然属性 表我: 自我受外界刺激而变，如生病（下同） 自我: 肉体 真我: 生理心理需求 本我: 新陈代谢 原我:基因 社会属性 表我: 朋友 组织(党派) 集团(公司) 自我: 家庭 国家 阶层 真我: 家族 民族 阶级 本我: 血缘 种族 原我: 意识属性 表我: 性情 情绪 潜力 自我: 人品 脾气 能力 真我: 人格 性格 天赋 本我: 人性 气质 兴趣 原我：自私 任性 思维属性 表我: 表象 观点 自我: 抽象 观念 真我: 形象 意志 思想 本我: 印象 逻辑 理想 原我: 人的所有事情都能在这里找到。自我是随时随外界刺激而变的。自我也是变的，但有一个过程。真我就需要自我调节了，但只能表面压制或激励，但不能从改变上改变，属于治标不治本，一不小心就回去了，叫屡教不改，也叫执着。自我就更难了，不能变，想变也变不了，如果硬要变，不是疯就是死，叫病入膏肓，或烂泥扶不上墙，死猪不怕开水烫，不见棺材不掉泪，当然你也可以叫它宁死不屈。至于原我，你摸都摸不到。这就是它们的区别，你可以对照自己试试，特别是意识属性。 下层的内容会影响上层的内容，但似乎并不能决定，互相影响。 本我的内容在每个人的身上是不谎模诵砸苍谡獠悖虼巳诵允遣煌模褪撬涤猩贫裰帧O衷谝话闳衔诵允亲运降模运绞遣皇粲诙竦模巧锏谋拘浴5谡饫铮锏谋拘裕ㄗ运剑┦窃遥诵裕ū疚遥┦怯猩贫竦摹5胰衔贫癫皇谴骋庖迳系母拍睿Υ哟嬖诘慕嵌热ブ匦露ㄒ澹热缍袷恰捌苹荡嬖凇保比徊荒苷庋虻ァO质抵杏幸恢秩讼不陡伤鹑瞬焕旱氖拢热缥蘩碛傻钠苹倒铮残砭褪恰岸瘛钡娜耍残碚庵秩舜硬换嵘比朔呕穑踔猎诩依锘故呛煤⒆印1疚沂歉牟坏舻模哉庵秩说拇死嗝∈歉牟坏舻模憧梢栽谙质抵泄鄄煲幌隆?/FONT>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社会和思维属性的原我是没有内容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主观存在，而自然和意识属性是客观存在。这是推导出来的，也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这可就严重了。有可能存在“意识子”，灵魂是有家的，我否定不了它的存在。在这里我还要做一下科普，中国人对于人的精神有两个认识，一个叫魂，一个叫魄。魂是人的清醒一面，魄是人的原始一面，如古人认为僵尸就是魂飞魄不散的人，此种人六亲不认，力大无穷，但有基本生理欲望，包括谈恋爱。用现在话讲，魂就是思维，魄就是意识，相当科学，可见咱祖先多厉害。 现在科学虽很牛了，但距离清楚认识人的意识还是很远。但可以肯定，魂绝对随人死而消失的，但魄却不好说。也许魄和肉体化为泥一样，会死，但构成魄的物质却不会消失。当然魄和肉身的构成物质有什么区别就等科学的发展了。 我还想说一下人学。一直以来人学给人的印象就是讲人生观，价值观的，且多是充满教导口吻，给小孩子看的。但我理解人学应该是很全面的，所有的关于人的学问都应该归于它。包括灵魂，道德，认识论，价值论，审美等以前是哲学的范畴的。人学应该从哲学里独立出来。很多的哲学家其实是人学家，最典型的就是尼采。康德说他就回答了三个问题，都是关于人（我）的，所以本质上康德也是人学家。黎鸣说他开创了哲学向人学的转型，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研究。但这种说法不对，没有啥比哲学还大了。无数学科脱离了哲学，似乎哲学越来越窄了，但这只是表面的狭义的哲学概念。哲学是研究存在（运动）的，无论它多么独立，它永远是存在（运动），它永远也逃不掉哲学的魔掌。哲学家常常清贫，没有工作，但也可以讲，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可以过时，只有哲学家永远不会失业，永远，永远，永远。。。。。。。。即使死了，还要被后人研究。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 「物质因」（Material Cause） 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 「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 「动力因」（Efficient Cause） 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麼改变了什麼、而又是什麼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 「目的因」（Final Cause） 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
医学社会学论文2000字开头的有哪些
[摘 要]医学中的人文内涵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阪学的精神支柱和职业医师的精神支柱，所以它是蕴学的灵魂。从医学模式、医学馨鳇、医学法麓、嚣学教饔、基学实践、薮跨市场、离颤技求、涯患关系、蕴跨风殓角度阐明了医学为什么要重视人文精神，指出人文精神的缺失已使医学界处于被动，提高医师的人文素质刻不容缓;“人文医学”这一重要思想应该充分体现在医学教学、医生的执业技能培训和执业实残中。强调医患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或是法露的手段采处理，还应该用人文精神来调适和改善。 [关键词]人文;人史医学精神;医患沟通;医师职业精神 1 人文医学精神 医学酶壤秘连接着人的生禽，医学的本曩是一门“人”学，它关注的是在病痛中挣扎的、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因悉医学被认为是最应具有入文糖耪的学科，医生应该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诚如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Lu嫩指出的那样：趿学在本质上具蠢两重性，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入学，需爱人文精神的滋养。 1 关于人文 人文，通常是指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特别指人类的精棒文纯。人文是主体是人，就是以人为本，关心入，爱护人，尊重人，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人利菔。英语中意为人类，亦为人性、入道、慈爱、慈善行为等。如果说，肉然科学主要研究客观的物质世界，回答“是什么”、“求真”，社会秘学主要研究入与自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规律，回答“要怎样”;那么，人文科学生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引导人们发展人性，完善人格，升华人生，回答：“应怎样”、“求善”、“求美”。 人文精神是人文的核心，是指人类发展中形成的优秀文化积淀，凝集而成的精神，是人一种内在的精神品格。入文糟季申可分为三层内涵：第一是人，解决入的人格埋造和人性发展;第二是文，解决社会应当培育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格;第三是精神，是网答一个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首先，人文精神体现在对人的价值、对人类和对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人的独立穗主和遗求完美的肯定，相对予科学精神，入文精神以求善求美为主要特点;其次，人文精神是以人的思想素缓为载俸，包括入文愚想和久文素质;最麓，入文精神包含价值观、道德观、思想境界及其他非智力因素。瞧裁是}莞，人文旗裤辑内涵的对垒会侩魏鞫生活意义的追求与关怀，囊括了以对生命和对人的基本权剥的敬畏与尊重为主题的人文思想，体现为谣言、思维、情感、仪态、意志、文化技能等方面的人文素养，富含着对民族文化兴衰存亡的理性认识，富含着对国家、社会、他人以及自然的关切。 2 医学与人文 医学中的人文内涵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伴随现代医学的发展和人文医学的提出，人文作为医学的灵魂，已经成为医学的精神支柱和职业医师的精神支柱。可以说，人文医学与基础医学、技术医学、应用医学共同组成现代医学。《西氏内科学》中写道：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19世纪欧洲革命年代，一些试图改革医学保险的人，如纽曼在1847年写道：“医学科学就其内在的固有本性来说，乃是一门社会科学，只要对这一点还没有在实践中被认识到，我们就不能充分享有他的益处，就会是虚渺的空壳”。 人文医学是对医学中的人文内涵的概括和抽象，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同医学相结合的交叉性学科群。它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哲学、医学方法学、医学人类学、医学美学、医学社会学、医学逻辑学等。人文医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群是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2 为什么要重视人文精神 罗伊·伯特(Roy porter)在他的《剑桥医学史》中感叹：如果不坚持正确的医学目的，“重技轻人”，那“医学的成功可能正导致一个自己创造但又无法控制的怪物”。30年前，美国精神医学教授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以还原论为主导的生物医学模式进行了批判性反思;20年前，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在福冈宣言中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同情)，应该视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力的表现。”但时至今日，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医患沟通不当或不够而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已使医学界处于被动，提高医师的人文素质刻不容缓。 1 医学模式与人文 21世纪医学走向的轮廓已现：从“疾病医学”到“健康医学”、从重治疗到重预防、从对抗病原治疗到整体治疗、从对病灶的改善到重生态环境改善、从群体治疗到个体治疗、从生物治疗到身心综合治疗、从强调医生作用到重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这些转向都在提示新医学模式呼唤医师从“只懂病，不懂人”向“既懂病，又懂人”转变，现代医学需要有更高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例如，2006年全美医院排名第二的梅奥医学中心(MAYO CUNIC)提出的PLEASECARE的医学模式，是艺术和科学结合的理念，其核心价值就是将医学从对“病”的关注转向到对“人”的关照——“患者的需要第一”。 2 医学目的与人文 现代医学的目的不仅仅是医治疾病，它包含着以下的内容：①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护健康;②解除由病灾引起的疼痛和疾苦;③照料和治愈有病者，照料那些不能治愈者;④重视生命质量，避免早衰、早死，追求安详死亡。医学涉及人的生、老、病、死，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 3 医学法制与人文 目前有很多直接或间接涉及医生职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这些文件的学习贯彻都需要医务人员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就拿目前困扰广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来说，它涉及的有关法律法规有《医师法》、《刑法》、《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与原来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相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以下不同：①扩大了医疗事故责任人的内涵(包括医务人员、医疗机构等);②增加了医学会鉴定、民事赔偿项目和标准;③加大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责任;④赋予患者更多的权力(如复印病例等);⑤取消了医疗差错这一界定，凡诊疗过失均被认定为医疗事故。另外，“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更增加了医疗责任风险。 4 医学教育与人文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忽视了人文医学，医学目的出现走样，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批评：1930年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说：“许多医学院都努力热切的教生理学和化学到几年级，但是全世界可能没有一所医学院会认真地开一门课或探讨一个好医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或者我们当今理想的医生应该是什么样?”还有学者批评说：“科学主义技术崇拜与商业化像沙尘暴一样风干医学科学的肌体，使它失去丰满与弹性。”“20世纪的医学前一只脚刚迈出半巫半医的丛林，另一只脚又陷入了科学主义与技术的迷误。” 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人文医学教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普遍提高了人文医学在医学院校总课程中的比重，美国20%、法国26%、英国13%。在我国，“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似乎可以作为我们继往开来的精神支点和逻辑起点。裘法祖教授常说：“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人才，把医学生培养成“关爱人”的好医生，而不是单纯的技术尖子或业务尖子。 5 医学实践与人文 据估计，一名医生在一生的职业生涯中，要接诊12万到16万名病人，也就是说，医生在工作岗位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病人接触沟通。大约有60%到80%的疾病诊断及治疗方案都是基于与病人谈话的结果来确定的。“没有医术治不好病人，没有人文会治死病人。”病人不是病，是人。因此，一个医生的人文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对病人的诊疗水平。国外学者指出医生对病人应做到“五知”，即知主诉、知不适、知苦恼、知生活不便、知社会问题。对从医者而言，医学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 6 医疗市场与人文 一段时期，医疗市场化的倾向淡化了医学人文精神，削弱了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国的公立医院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运转中普遍存在着补偿严重不足。部分医学医疗单位为生存和发展，借助着自己的一些优势，过分追逐利润，过度使用诊疗技术和手段，降低了对人文的要求，淡化了医生的人文思想。近年来，诸多医改报告及学者的研究表明：医疗服务不能市场化，但它必须适应市场。 7高新技术与人文 先进诊疗技术的广泛运用加深了重物轻人、重技轻德的思想倾向。诚如罗伊·伯特(Roy porter)指出：“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来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既往医生为诊治病人通常采取聆听病史、仔细问诊和望、触、叩、听(中医叫望闻问切)的查体方法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过分依赖各种仪器设备和检查，导致当下人们对医学进步的回答是“做得越好越多，感觉越坏”。我们能治疗疾病，却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 8 医患关系与人文 中国医师协会对114家医院调查，从2000年一2003年，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事件42件，打伤医师5人，平均每起医疗纠纷赔偿金额为81万元;2006年10月对北京、湖南等省市350家医院进行调查，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31起、受伤332人次、经济损失1448万元;农工民主党调查某大城市医疗执业环境显示，每年发生纠纷多达6000-7000件，5%的医院遭到过聚众围攻。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还显示：90%以上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医患沟通不当或不够而导致。 医患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体系，它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它们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或是法律的手段来处理，还应该用人文精神来调适和改善。要建立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的医患关系。 9 医疗风险与人文 随着医疗科学事业的发展，新理论、新技术、新仪器、新设备、新疗法逐年增多。这些高新技术一方面提高了医疗质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医疗风险，特别是对病人安全提出了挑战。 我国当前病人安全问题面临6大挑战：①医务人员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有待提高，继续教育和培训相对滞后，个别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忽视病人安全，导致医疗事故时有发生;②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有些医疗机构不规范执业，过度服务、片面追求经济效益;③对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缺乏规范化管理，加之医疗技术本身的风险性，给患者造成伤害;④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选择权、隐私权和参与权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证;⑤对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缺乏有效的信息、检测和评价系统;⑥不合理用药，尤其是滥用抗生素以及注射安全、血液安全等存在着隐患。这六大挑战均需要医生有良好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素质。 3 如何提高人文素质 “人文医学”这一重要的思想应该充分体现在医学教学、医生的执业技能培训和执业实践中。 1 强化医学人文教育意识 诚如韩启德院士所言：“现代医学发展到了必须充分重视医学人文的时刻，医患关系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强医学人文教育。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强医学人文建设。”华益慰同志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名利、舍己救人、无私奉献，忠诚服务，以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赢得了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继承了我国医务界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传统美德，弘扬了彪炳千秋的白求恩精神，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也是医学人文精神的体现。要发扬榜样的力量，迸一步呼唤社会的良知，提高广大医务人员救死扶伤，履行自己神圣职责的使命感，激励自己全心投入到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神圣事业中，为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立新功，为共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进一步完善医学教育，加大人文医学在医学教育中的比重。增添人文医学教育的内容：开设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医学语言学、临床交流技巧、美学、艺术欣赏等课程。 2 树立新医学伦理概念 当前，我国卫生改革和发展的方案即将出台，卫生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医患关系还比较紧张，部分社会公众对医务工作者理解不够，存在着一些偏见，极少数医生也在职业操守上存在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改善医患关系和构建和谐社会。医师要树立新医学伦理概念：改医生与病人是恩赐者和受惠者的关系，建医生与病人是对等和诚信的关系;改以医生为顶点的塔形结构，建以病人为中心的环形服务结构。 3 加强人文素质培训 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护士，除了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还需要具有职业使命感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具有善于与患者沟通的本领、具有团队合作和管理的能力等职业技能。 医患沟通是人际交流的一部分，包括：人际吸引、语言交流、非语言交流、动态无声、静态无声、副语言等。医患沟通是诊疗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通过技术和非技术两种水平上的交流得以实现。正确认识，重视处理医患沟通、交流是直接关系到保证医疗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防范和降低医患纠纷和构建、维护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医务工作者应积极学习，认真研究医患交流中的问题，学习医患沟通技术与技巧，增强医患沟通能力，努力创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通过开展不同级别、多种形式的人文医学培训，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全国医师在科学价值观、职业化的服务态度、与人沟通能力、医疗工作管理及心理适应能力和医疗团队合作精神等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等方面有较快和较全面的提高。 4 医院管理年 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的“医院质量管理年”活动，突出“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把加强医院内涵建设作为医院管理的重中之重，加大医院院长管理责任。 医院院长要减少临床专业技术服务，以主要精力加强和改善医院管理，维护公益性质。要坚持以患者利益为先，大力加强医疗服务管理。 5 医院文化 2007年《医院管理年活动方案》特别提出，加强医院文化建设，强调忠诚的服务精神和人道的服务文化。英国管理学家哈梅尔提出：现代管理无非是对两种东西的追求——让管理更科学;让管理更富人性色彩。人文管理一方面强调对人的尊重、尊重人的情感、人格和自我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教化作用，重视环境和氛围的建设，倡导高尚的价值追求，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以高品位的文化对被管理者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建设医院文化，要让医务人员树立崇高的职业使命感。让人文知识不断的积累，人文情感日益丰富，人文品质逐渐形成。一是强调对人的尊重。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需求，尊重人的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患者及其家属需要关爱，医院的员工同样需要关爱;二是强调以人化人。我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作为医院管理者要不断提高自己引导和影响文化的能力，注重倡导高尚的文化理念，创设良好的人文氛围，能对医院员工起到熏陶和教化的作用，对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和家属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6 医师宣言 大力宣扬推广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广大医务人员要加强职业操守，以医师职业精神作为医师的行为准则，更好地为社会和谐发展和人民健康服务。医师宣言有三条基本原则和十条职业责任——原则：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原则，患者自主的原则，社会公平的原则;责任：提高业务能力，对患者诚实，对患者保密，和患者保持适当关系，提高医疗质量，促进享有医疗，对有限资源公平分配，促进科学知识完整和合理应用，解决利益冲突、维护患者信任，维护医师的职业责任。 医学界必须清楚了解医师精神的原则和责任，目前医师队伍中有个别人价值取向产生偏移，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不健康思想，致使医德削弱，在医疗活动中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重申医师职业精神尤为重要。 有志从医者，要有足够的献身精神。为了患者的利益，医师常会加班工作，打乱个人安排和家庭生活，金钱和名誉更不能成为追逐的目的。医生应该自问能否永葆奉献精神，否则会充满矛盾、懊恼和不悦。医学的端口连接着人的生命，医学的本质是一门“人”学，它关注的是在病痛中挣扎的、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因而医学是最应具有人文精神的学科，医生应该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
睡觉就是最好的社会医学年龄的增长也会有不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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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学论文2000字开头的有哪些
我写过一篇是《我眼中的世博新科技》内容是关于智能城市的 你参考一下好吧/(^o^)/~我眼中的世博新科技之“智能城市”计划 摘要：人类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追求和探索更佳城市生活的历史。追求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提升和实现高质量的城市美好生活，不仅是发达国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和未来发展中更需要优先考虑并解决的主题和难题。城市是科技创新的载体和核心，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城市科技创新加快了城市的更新和生活的提升。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类借助新科技，不仅有能力更好地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种种“病端”和问题，而且有能力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创造全新的更具活力、魅力和高质量的城市人居新模式，并为我们的发展和交流开拓前所未有的城市新时空，如智能城、科技城、历史城、文化城、信息城、绿色城、健康城、生态城、太空城等。本文将着重浅谈“智能城市”计划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正文：世博会是全球综合性的国际盛会，它的宗旨是“理解·沟通·欢聚·合作”。举办世博会不仅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互动，而且对人类和平发展科技事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本届世博会响亮地提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探讨了人类城市生活直面的挑战和未来发展趋势，是一曲以“创新”和“融合”为主旋律的交响乐，是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话。未来城市的建造必须以实现人类、城市和地球这三个有机体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科技必将是推动三者发展的关键因素。 今日之城市的“基本面”是大有益于人类的，不过在一些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也出现了不少“城市病”，以致出现了“逆城市化”的思潮。面对这种情况，研究城市如何让人类生活更美好，就成为“人”字第一号的大课题。在上海世博会上，各国都会展示他们努力建设更好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成就，也会开展各种研讨，探讨新的锦囊妙计。思科馆提出的“智能城市”计划就是本届世博会的亮点之一。 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是智能建筑多样化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智能型建筑IB(IntelligentBuilding)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的基本要素是通信系统的网络化、办公业务自动化和智能化、建筑柔性化和建筑物管理服务的自动化。 “智能城市”依托于无线数字综合服务平台，其网络环境包括宽带网、移动互联网、电话网、电视网和各种无线网络等，服务内容包括计算、管理、控制、资源浏览。通过这种综合服务平台，“智能城市”将为居民提供便利、安全的生活环境，同时为政府管理城市提供便捷，在节约社会资源方面将发挥巨大的作用。通过网络控制智能大厦、智能住宅，并按需运行公交系统，让能源的使用情况可视可控，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降到最低，从而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正在日本进行的“智能城市”项目，囊括了15家日本顶级高科技企业的环保技术，城市中的一切尽在电脑掌控。在日本进行的“智能城市”项目中，集中控制装置可以通过网络控制智能大厦、智能住宅，并按需运行公交系统，让能源的使用情况可视化、可控化，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降到最低，从而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而在韩国SK电讯与中铁二局共同打造的“智能城市”计划中主要方向是为城市提供先进的城市管理服务，智能的环境保护、废弃物综合回收与利用，公共安全保卫，韩国SK电子竞技、数字娱乐等。合资公司将首先以成都金马国际体育城项目为示范区，进而为其他城市提供服务。 我去世博园思科馆参观时，就亲身体验到了“智慧城市”带来的安全便捷，了解到了城市管理者如何运用“智慧”的工具更及时地响应事故，排除灾难隐患，更高效地部门协作，更人性化的市民公共服务。智能化的交通将会准确地感知并有效分配道路、停车场等公共资源。城市道路不再拥堵，停车难不再是令人头疼的问题；网络一站式服务可以创造更丰富的市民应用，“市民卡”将成为城市通行证，佩戴的手表会把你的血压、脉搏等信息传输到医院，再播报医生提供的健康咨询；你家的房门会在遇到小偷撬门时，自动发警报到小区保安的手机上……这充分展示了“智能＋互联＋协同”的智慧城市理念。 对于智能城市我有着一些自己的构想，一些太阳光非常充足的城市，可以试着搞一些“太阳房”，将免费的能源应用到每家每户很符合绿色环保的理念。看着形态各异新奇完美的各国国家馆，我想未来的城市建筑不应该仅仅是传统的东南西北的方形建筑或圆形建筑，可以根据实地情况进行创新、变化。建筑最外层可以仿照鸟巢做成网格状，网格可以根据朝向不同而有疏有密，这样可以控制阳光照射程度，从而在降温和采暖方面发挥优势。网格很轻盈而且防风抗震，具有很好的横向稳定性。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可以随时将新材料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这样城市将会更加智能，中国也将更加富强！ 正如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所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People come together in cities in order to live; They stay there in order to live ）民生是“生活更美好”的下限，而生活更美好的上限是个变量。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21世纪是新城市时代，21世纪是城市化经济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的城市化时代和城市的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化浪潮下，21世纪人类之发展，城市将作为主体在全球网络中参与竞争。只有城市，没有国界；只有全球之城，没有政治之都。谁抢滩，谁就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而城市间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将是这场角逐中的关键。通过对城市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展示，通过对主题的沟通、研讨与交流，推动全球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创建绿色城市，构筑和谐家园”理念的实践，提高人类关于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生活的反思和再认识。 期待“智能城市”计划，期待美好幸福生活。 参考文献：中国期刊网 《世博解码 从爱知世博折射2010商机》 凤凰网 新华网 《中国与世博》 《走进世博会——世博历史150年 》 《城市意象》
是要现实理论的 还是可以进行架空构想？
社会学基础论文2000字开头的有哪些
可以看看（社会科学前沿）刊物上的相关文献，找下自己的写作灵感
社会学论文------------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 论文 ——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 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 1． 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 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 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 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 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 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 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 2． 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 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8万，中层8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摘 要] 本文探讨了社会网络结构（网络密度、结构洞与网络桥、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范围）与社会网络互动（交流频度、亲密程度、联系强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关键词] 社会网络 知识转移 网络结构 网络互动 社会网络研究最早出现于社会学领域，研究社会经济行为和过程。这些研究最近逐渐扩展到企业领域。社会网络的概念最早是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R·布朗对结构的关注中提出来的。布朗所探讨的网络概念聚焦于文化是如何规定有界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对于什么是社会网络，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定义。较成熟的社会网络的定义有：Wellman于1988年提出的社会网络是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即把网络视为是联结行动者的一系列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它们相对稳定的模式构成社会结构。Coleman(1988)认为，社会网络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它通过人际关系建立起来并增加相应的人力资本。近年来许多学者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知识转移，本文主要探讨网络结构及网络互动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一、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近年来，许多网络分析家提出特定的网络结构能够提供获取信息的最佳方式。网络结构是指一个参与者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根据信息的流动，网络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维度：结构密度、结构洞与网络桥、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范围。网络的不同结构特征对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有不同的影响。 网络密度与知识转移 网络密度是一个社会网络中成员间相互联系的强度。成员间交流的密切程度和频度决定了他们的网络密度。从社会资本的关系和认知视角来看，网络密度是指网络中一组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实际数量和其最大可能数量之间的比率。当实际的关系数量越接近于网络中的所有可能关系的总量，网络的整体密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高度连接的网络有助于有价值知识的流动，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加，交流也会变得更加有效。网络密度越大，知识转移越有效。 网络密度是一个团队内聚性的指示器，内聚性能够产生信任。信任机制意味着指团队中的成员能够同网络中的其他成员持续的交换信息，合作与义务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网络密度对于知识转移的速度和准确性具有积极的影响。 结构洞、网络桥与知识转移 Burt在1992年提出结构洞理论，结构洞指社会网络中网络节点间间隙，反映不同群体间联系的缺乏。结构洞相对两端的个体处于不同的信息流中。Burt认为富有结构洞的网络为通过中介人获取非重叠信息提供了机会，中介人就是善于建立跨越结构洞的人际桥梁的人。当社会网络中存在网络节点间间隙的桥梁——网络桥时，便产生了跨越边界的“信息收益”，因为特定群体中的信息相对是重叠的，与那些只局限于单一群体的个体相比，联系不连贯群体的个体将面临更广阔的思想和机会。组织中跨越结构洞的经理人，能够获得信息和控制的优势。网络跨越的结构洞越多，网络的信息与知识就越丰富，越有利于知识转移。 中心性与知识转移 网络中心性是一个网络围绕一个中心的程度。中心性的程度是用来衡量网络中的一个成员独立访问其他成员的能力，中心性程度越高的成员，访问其他成员的路径就越短，获取知识就越容易。网络的中心性是确保信息能够以低成本容易的获得，中心性低的网络对于知识的转移具有消极的影响。在中心性高的一个“紧密”的网络结构中，一个网络成员能够容易的获得整个网络的所有信息。当信息资源是高度隐性的，或者信息变化迅速时，这种结构对于知识转移极为有效。 网络范围与知识转移 网络范围是指在跨制度的、组织的或者社会范围的连接的延伸程度。Reagans和McEvily(2003) 引入了网络的网络凝聚力和网络范围两个概念，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网络范围与知识转移的容易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假设。Tsai（2000）提出一个人的网络范围越广，他的个人网络越复杂。在组织的内部或外部，跨边界的知识转移能提高绩效。例如，在公司内部，在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生产线上的知识转移能降低生产成本。不同生产线上的知识转移能使不同的工人从他人的工作经验中获益。这个界限也可以在外部。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组织外部，网络范围越大，越有利于知识转移。二、网络互动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网络互动是网络的团结和同质维度。在一个网络中，互动的类型将影响信息的获取和传递。网络成员间的交流频度、亲密的程度和联系强度能够影响网络中知识的转移。 交流频度与知识转移 交流频度可测量两个网络成员间资源流动的次数。一个网络成员同其他成员交流的越多，就越容易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就越有利于网络成员间的信息交换与知识转移。交流的频度对于获取复杂和易变的信息与知识是极为重要。Aldrich、Rosen和Woodward(1987)提出，网络成员间的交流频度与知识转移的绩效正相关。 亲密程度与知识转移 亲密程度是用来衡量网络成员间的互相信任程度的，测量两个人信息交换的深度，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交流。亲密包括自我发现、互相帮助和支持、相同的兴趣和爱好以及信任和接受。当网络成员间谈论家庭情况和政治目标时可以被看作是比较亲密的关系。当成员间有共同的朋友、相似的观点和兴趣时，也可以被看作是比较亲密的关系。亲密程度越高，知识转移的意愿越强，越有利于知识转移。 联系强度与知识转移 早在1973年，Granovertter就以两人间交往频率的高低为标准，将联系区分为强联系和弱联系。强联系会导致更频繁的知识交换，引起更多的努力付出，保证知识寻找者对获取知识的充分理解，强联系能够影响知识转移的容易程度。弱联系则是接触新信息、获取新知识的有效路径。Granovertter认为，弱联系对于知识共享和转移是有效的，弱联系能够与组织中无连接的团队或个人建立桥梁，为新的信息提供通道，相反强联系则容易产生知识冗余。Hansen（1999）认为，组织内部团队间的弱联系有助于项目团队在其他团队中寻找有用的知识，弱联系有利于非复杂知识的转移但却不利于复杂知识的转移。 三、结论 本文对社会网络的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特性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进行了探索，主要结论如下：在网络结构方面，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加，交流也会变得更加有效，因此网络密度越大，知识转移越有效；网络跨越的结构洞越多，网络的信息与知识就越丰富，越有利于知识转移；网络范围越大，越有利于知识转移。在网络互动方面，交流频率越高，越有利于网络成员间的信息交换与知识转移；当成员间有共同的朋友、相似的观点和兴趣，亲密程度较高时，知识转移的效果越好；在联系强度方面，强联系可使知识被充分理解，但容易产生知识荣冗余，弱联系有助于接触新信息、获取新知识，但却不利于复杂知识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