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法律的关系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党的政策是指导方针，法律规定是行为准则；前者是方向性的指导，后者是强制性规范。

你好，法律方面的论文大部分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写的：选题，你在生活中发现存在哪些法律问题，你对这个法律问题有看法。比如：论保险代位求偿行使中的若干法律问题。选好你要写的论题后，就开始查找有关论题方面的资料，比如现行规定，学者们对这方面的定义，主流的观点，这方面的案例等。大概熟悉在你论题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对问题的认识后，就可以开始着手正文了。各个学校都有对论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按照学校要求的格式来完成论文。多和同学交流，不懂就问老师。跟你说说正文怎么写。本科论文可以分成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关概念特征，立法现状等；第二部分，重点是第二部分，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给出解决的办法。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参考文献列出，再致谢就可以了。谢谢，请采纳！

无论如何评价，受苦的始终是平民百姓。

看你是写哪一类的法律课题吧，要是不确定的话，你可以去看下法学和争议解决这两本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学习学习

政策与法律的关系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党的政策是指导方针，法律规定是行为准则；前者是方向性的指导，后者是强制性规范。

在政治实践和政治意识形态中，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政策高于法律;在对经济发展促进的作用上，法治处于强势话语，政策处于有效实践的主导地位;作为治国策略，政策是主导性的，法律是辅助性的。

法律分析：政策与法律都属于国家的上层建筑，都具有强制性、权威性，但是政策与法律又有所不同。政策经过法定的程序，由法定部门予以制定并发布，才上升为法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政策与法律的关系论文选题背景

法律的通过要人大代表讨论通过才能实施，政策是由执政党制定的，不需要人大讨论，两者同样对公民有约束力，政策属于法规性质，要说谁大谁小，当然法律大，但是实际生活中，只要你不犯法，好像政策更管用。

不是先定好论文大纲，再根据论文论文大纲写全文吗？下面是一般本科论文写作方法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指南毕业论文写作方是很多毕业生头疼的一个问题，掌握一些方法却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指南，欢迎阅读查看。(一)选题方法选题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开端。能否选择恰当的题目，对于整篇毕业论文写作是否顺利，关系极大。好比走路，这开始的第十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迈向何方，需要慎重考虑。否则，就可能走许多弯路，费许多周折，甚至南辕北辙，难以到达目的地。选题，要遵循这样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价值原则，即论文的选题要有价值。论文价值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之分，选题时，要把应用价值摆在首位。写的毕业论文不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空对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源于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衡量一篇论文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之大小，应当首先看它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如何。我们要从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题目，写出文章来最好能指导现实，为当前的现实服务。第二条是可行原则。选题时要充分考虑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是写作的时间、地点、环境;主观条件包括作者的才能、学识和所掌握的材料等。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必须考虑自己的主、客观条件，量力而行。即要选择那些客观上需要，主观上又有能力完成的题目。(二)搜集材料方法材料是文章的血肉，写文章不能没有材料。毕业论文如果缺少翔实的材料，就会像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过的党八股那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像个瘪三，瘦得难看”。写作的材料从哪里来?第一来自生活。人民群众丰富多采的生活实践是文章写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鲁迅曾对青年作家说过，“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要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党校学员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都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指引导他们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从自己的“生活仓库”中摄取写作材料。第二来自书本，包括各种文献资料、报刊杂志等。宋朝朱熹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讲的是读书的好处。书籍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写作者如能经常向书本请教，文章的材料就像“源头活水”那样源源不断。指时博览群书，浏览各种报刊，发现有用的材料，就可以向学员推荐。材料靠自己去搜集。指导教师可以指导学员先制定一个搜集材料的目录，如是调查材料，可按时、地、对象拟定目录;如是文献资料，可按书刊名称和发行年月安排目录。要着重搜集第一手材料，对第二手材料要查明出处、核对原著。(三)立意方法立意就是确立文章主题。主题在文章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文章的“灵魂”和“统帅”。一篇文章质量高低、价值大小，主题是其衡量的主要尺度。指导学员立意，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符合现实需要，体现时代精神。文章是时代的产物、现实的反映，它的主题应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及发展方向。因此，毕业论文应牢牢把握时代脉膊，回答时代提出的最尖锐、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第二，反映客观事物本质。文章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反映，但并不是像镜子那样机械地反照现实，而应当反映客观事物的某种本质，揭示其内部的规律性。第三，要有独到的见解。只有独到的见解，才能使人受到启发，令人感奋，于人有益。什么是“独到的见解”?就是古人所说的“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俱无”的思想、认识、意见、主张。要获得独到的见解，关键在于多思。其次，要有胆识，敢于标新立异。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入事物的本质，多思深思，确立有现实意义;有独到见解、有理论深度的主题。(四)谋篇布局技巧所谓谋篇布局，就是考虑和安排文章的整体结构。结构是文章的骨架。确定了主题，选定了材料，接着就要把文章的框架搭起来。安排结构的基本要求是：(一)要围绕主题安排结构;(二)要有明确、清楚的层次;(三)要完整、自然、严密。指导教师应根据文章所要表现的内容，合理安排结构，做到有中心，有层次，首尾圆合，重点突出，严谨自然，富于变化。参考：

政策是活动的法律，法律是固定的政策道德是弱化的法律，法律是强化的道德长期有效的政策可以固化为法律道德管不住的事情可以交给法律

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宪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利益的体现。宪法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统一的法律体现。（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性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主要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共中央审批。（三）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的结合在我国，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二者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党的领导首先要靠党的政策的正确。政策的正确与否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的起检验，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法的灵魂是实现公平与正义。法所要维护的就是其所辖范围下所有个体的权益并确保其公平。一切公民个人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不通过法的形式得以肯定。由此可见，政党政策所予以终极指向的与法所诉求的共同点都着眼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政策与法律的关系论文选题意义

二者有区别也有联系。政策是执政党制定的执政策略，法律是立法机关制定的行为规范。二者制定机关、调整范围、执行方式有区别。但又是紧密联系的，具有统一性。政策是法律的依据和灵魂，法律是政策的法治化和具体化。

法律与政策是现代社会调控和治国互为补充的两种手段，在加快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各自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目标任务而确定的行动指导原则与准则，具有普遍性、指导性、灵活性等特征。法律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规范体系，具有普适性、规范性、稳定性等特征。政策与法律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现象，它们的区别表现在意志属性不同、规范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稳定程度不同。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极为密切，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具有功能的共同性、内容的一致性和适用的互补性。

学法是为了用法，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主要的表现形式，劳动关系的和谐是社会经济健康稳健发展的重要条件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法律是一种公平的规则，即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它以正义为其存在的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的保证实施为手段。法律需要逐渐变得适当宽容以利于社会和谐。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所以，法律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随着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而演变，最终它也将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法律的概念古时指律令或刑法。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机关保证执行的行为准则。　　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化产物，从人类社会早期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习惯法的产生，到国家的诞生，诉讼与审判的出现，再到权利和义务的区别开来，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法律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一成不变的是：法律是被国家赋予的强制性社会规范。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张世珊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属于社会制度范畴，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两者都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道德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思想教育调整行为的规范。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法德并举：历史的借鉴法律与道德关系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早在西周时统治者就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它标志着奴隶主阶级对法德之间的关系有了自觉的意识。孔子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创立者，他意识到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认为善德观念只能以道德教育来引导，仅靠刑罚是不行的。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秦用严法和酷刑排斥道德而短命，西汉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提出“礼法并重”，继而董仲舒论证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无论是“明德慎罚”、“礼法并重”，还是“德主刑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封建的“法治”是人治下的“法治”，是泛道德主义，是把法律作为手段来配合推行封建的伦理道德。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把伦理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礼与刑融为一体，使僵硬的法律规范借助于道德提升为人们自觉的内心信念和行为标准。西方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也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就认为，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友，以恶对敌。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主张守法是人的道德责任，法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德和善。亚氏曾说，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他认为，法律应当是实现正义、美德和幸福的各项原则。西方许多著名法学家都认为，人对社会道德理想的追求是通过法治体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哥学派的自然法，它对罗马法和罗马法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自然法的核心就是认为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自然法构建了自然、理性、正义、平等的价值体系。17、18世纪以后，自然法思想又被资产阶级法学家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自然法学派最突出特征是认为符合道德的法才有效力，与道德冲突的法则是恶法。在西方传统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关于“守法”的道德观，如柏拉图的“人们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的名言；近代的“爱法律”作为“国民公德”的核心等等。这些道德观强调守法是公民的道德责任，自律就是对法治的强有力的支持。从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东方伦理法与西方自然法都主张把外在的法律内化为人们自觉的意识，法律只有成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觉的遵守。法律与道德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相互转化的。法律总是代表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追求，如勿偷盗、勿杀人就是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法德并举：理论的剖析法律与道德虽然属于不同范畴，调整着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但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具有共同的基础和目的。它们都以权利和义务为调整内容，存在着相互渗透、互相转化、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都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社会主义的法德目的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法律道德有着相同的价值导向和功能。人对生命意义的价值追求和信仰，对是非、善恶、美丑价值的选择和评价是人类社会独有的。这种价值追求和信仰存在于每个时代、每种社会形态中。同样，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指它的国家形式，其核心是具有社会主义信仰并具有共同的衡量善恶、美丑、是非价值标准的共同体，是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奋斗的群体。这种具有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价值标准和追求的民族精神，才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得以存在发展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支柱。社会主义法律与道德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保障。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有先进与后进之区分。道德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多元的，不可能用同一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况且社会上还总有些置基本道德于不顾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保护人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必须有法律强制力，这种强制力就是对违反基本道德的威慑。法律一旦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起着增补、强化和保障的作用。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靠强制力来维持，但如果没有强制力的保障，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保持长治久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实施和遵守，必须依赖于道德的支持。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的道德，体现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观。如果法律违背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仅得不到公众的承认，而且会破坏生产力，阻碍社会的发展。法德并举：时代的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只有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才能最终保障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确立。当代世界各国出现了道德法律化的趋势，大部分公众道德被纳入法律框架之中，但要真正得以实施，还必须把外在的他律变为人们内心的自律。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彼消此长、相互转化的动态互动补机制。即是说道德向法律转化，称之为道德法律化；法律向道德转化，称之为法律道德化。这种互动互补机制的建立，会使社会成本消耗减少，效益增大，从而成为调控社会关系和行为的有效杠杆。这是因为法律和道德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利益的驱动和市场的扩大，多元经济主体之间的活动虽然需要道德的支持，但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才能使有不同动机、不同目的的多元主体有秩序地合作。如“诚实守信”原本是道德原则，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诚实守信”已进入西方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和我国的民法通则。目前无论东西方都有道德法律化加强的趋势，特别是对环境、生态的保护方面强化了道德的法律化。尤其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对社会伦理带来一系列困惑和危机，更需要法制的强制力，因为，在强制方面法律优于道德的自律。法律与道德互动机制的另一方面还有法律的道德化。因为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法律所适用的范围与道德相比狭窄得多，而且法的稳定性往往也就是它的滞后性；二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用僵硬的、机械的规则，难以取代充满个性色彩的现实生活的“个案”。这就需要道德的补充，无论立法、执法全过程中都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法律与社会怎样才能超越“法庭与律师的社会学”呢?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30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学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进入法律领域，固然增加了我们对法律的社会“面目”的认识，但同样也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本身趋于剩余化和边缘化。从法律现实主义到批判法学运动，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和经济学等研究，都试图将法律研究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或至少使法学具有鲜明的社会科学色彩。但在法学援引社会学经济学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无论是概念理论还是学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统计或历史学或民族志的叙事)时，当法学重新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时，法学本身是否会丧失其独特的研究传统呢?毕竟，法学的研究传统并非仅仅意味着盲点，它同样具有洞察力。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到法律对各种社会领域造成的意外的后果，注意到法律现象往往于各种政治文化于社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环境的子系统，但在强调法律的社会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时我们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会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特征。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并不仅仅要关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种种面目，还要关注化身在这些千变万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仅要要理解，法律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政治过程或文化历史过程，更要理解，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过程为什么没有变成上述这些过程的“附庸”或者所谓“附属现象”，正如卢曼、哈贝马斯等许多当代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复杂分化的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关注“法律与社会”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不仅要棉队法学内部的排斥，对法学传统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当然假设重新加以反思;同时，也要警惕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引诱”，对以这些研究传统为基础的任何还原论做法，对任何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法律理性中应然与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样要持有反思的态度。因为，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往往并不能实现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尔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受到专业分工的纪律束缚的研究传统，取代了现在这种研究传统，用另一种封闭性取代了这种封闭性。所以，“法律与社会”所要克服的就不仅仅是来自现代法学内部的“朴素”态度，也要克服来自那些促请法律学者关注所谓法律的“社会”、“文化”或“历史”因素的学科自身内部的“朴素”态度。探讨法律的社会性，并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响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或者反过来社会中的所谓“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响法律;“法律与社会”需要承担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　　自80年代以来，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以及整个批判法律运动，已经不在是“前卫”的法律思想，而有沦为成词滥调的危险。所谓“内生变量”与所谓各种社会“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其表现就是简单地将法律地“性的”“外生变量”联系起来，这种简单套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果，是遗弃了法学这门所谓“最古老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使“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即处于法学理论，也处于社会理论的边缘地位，将法学变成了一门社会理论的应用学科，无力推动法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北大法律评论》的这期专号中，我们选择的文章，尽管不够全面，但关注的问题却有共同之处，就是如何思考所谓“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法律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理论提供“理论的想象力”和“经验的感受性”。　　当然，这种“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还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强调“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并不等于法律的实质化，并非只有哈贝马斯所谓“社会福利”范式的法律才具有社会性，“自由派——市民范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样展现了法律与社会的关联，只是关联的形式更复杂、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并不象有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表明法律缺乏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换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会性，而是卢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进化结果。就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具体问题而言，“分化”并非一个尚待理解的事实，而是一个尚待实现，甚至在某些时候被认为是不应实现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就更容易带有浓厚的“实质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隐含了危险的政治意涵。因此，这种研究就尤其要重视法律与社会的深刻/复杂，而非简单直接的关联;要重视法律的规范努力和建构作用，而不仅仅是法律的经验处境。　　当然，从学科背景来看，也许法学出身的学者，更愿意借助“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偏颇与过度规范化的取向;而所谓“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更愿意借助这种研究，来重新理解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与各种程序技术，弥补7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的“规范化不足”和丧失理解应然问题的社会性能力等诸多欠缺。套用英国著名法律史学者milsom的一句话，“社会理论家看到的法律现象，太大了，以致于正在思考的律师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如果说“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是要给理论和实践中的“律师”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的话，他同时也意味着为法的思想传统于实践技术找到一个更宽广的活动空间;而接纳法学的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并不只是一味的向这个回家的战士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样需要倾听正义女神子孙们的声音，它们从中得到的，或许比法学所得到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