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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2000字怎么写

发布时间:2024-07-04 08:33:59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2000字怎么写

小日本,最早被忽必烈有心要占领小日本,不过刮了一阵飓风,就没实现。要是当初忽必烈把小日本给占领的话,就不会有日本侵略中国了。还有武士精神强,不过不人道,野蛮人,残忍,歧视女性中国人的思维比较有意思,总是爱绕弯,聪明,更何况还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方面日本跟中国比不了在领土方面更比不了。中国的历史奇迹比较多,比如长城,在革命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窟那窟的,这陵那陵的,曹操就有多少那,so many

一、中日之间的文化不同文化主要包括语言及非语言行为、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四个方面,它们对商务谈判的影响很大。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日本人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偏向封闭、内向型,而中国人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更侧重外向、开放型。在日常交往中日本人多采用含蓄的方式委婉地表达本意,有较多正面承诺、推荐和保证,不常使用“不”和“你”。中国人说话或回答否定问题时则相对直截了当。日本人经常保持一段沉默,常用“以心传心”的无言方式保持着某种默契。在社交活动中,日本人爱用自谦语言,如“请多关照”、“粗茶淡饭、照顾不周”等,谈话时也常使用谦语。除非特殊情况,中国人则一般很少沉默不语。日本人缺乏幽默而中国人说话则很风趣。日本人的面部表情,总是给人一种有所保留的感觉。中国人多数都会将自己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日本人之间问候时,鞠躬是最基本的礼节,在中国,特别是男士,很多场合下都是通过握手来表达问候。风俗习惯风俗习惯主要包括一些社交活动。日本人将送礼看作是向对方表示心意的物质体现。礼不在厚,赠送得当便会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与热心到朋友家或亲戚家做客、与主人亲如一家的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则有些过于注重礼节。日本人接待客人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会议室、接待室,他们不会轻易领人进入办公机要部门。日本不流行宴会。商界的宴会是在大宾馆举行的鸡尾酒会。中国则可在办公室、会议室和接待室接待客人,为了表示欢迎还一定要大宴宾客。日本人的行为举止受一定规范的制约。在正式社交场合,男女须穿西装、礼服,忌衣冠不整、举止失措和大声喧哗。而中国人虽然也注重这些礼仪规范,但要求并不太苛刻。思维差异日本人对现实持容忍态度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日本人默默地承受现实给予的一切。日本人持有以人与人之间关系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他们往往忽视甚至背叛制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社会规范。中国人采用系统的思维方法,较日本人更具浪漫主义色彩。中国人思维虽然也重视人际关系,但也不会忽视社会规范的制约。价值观在日本人的价值取向中占据了最重要位置的是“工作场所”。也就是说,工作场所共同体占据了社会价值的中心。如日本的大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职工对企业具有强烈的归属意识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相对较为多元化,既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又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日本男人依旧尊崇的传统的等级观念。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男性地位比女性高,男主外,女主内。中国人之间等级的差别相对较小,家庭分工也较模糊。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2000字

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差异非常大,他们的文化主要是自行形成的。从形式上倒是有类似的,但是在内核上,非常的不同。这就谈到道德规范的问题了。中国有一句:文以载道,这个是中国文化的内核。从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看,中日两国的道德规范有着巨大差异。中国文化对”忠“,别说这个是中国人传过去的,“忠”是一种可完全自发的价值观,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也能自发形成这种价值观。中国的忠,忠于的对象是唯一的最高君主,而日本的忠,则是忠于直接的领主,这和中国不同,倒接近欧洲。对“勇”的看法,在中国,“勇”几乎不算是一种美德,在日本却成为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出于武士社会的影响,日本人对“儒”是反感的,在中国的儒却成为正义的标准了。对“家”的看法,日本人的血统观是淡薄的,更重视“家名”。他们的姓可以很随便的变换,只为提高自己的“家格”,如果他们的祖上不是那么高贵,日本人的倾向是认一个高贵的祖宗,而不是提高祖宗。他们认为继承者的关键不是因为继承者的血统,而是因为继承者的能力---因此养子继承非常的流行。他们的“家”更多是靠技艺维持。日本人的佛教,很少是遵守戒律的。念着佛,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无所不为。本愿寺的住持,就娶了大名的女儿,日本人不以为怪。既然有道德规范的巨大差别,日本文化反映的内核,就和中国有巨大的不同了。如果只看形式,则我们现在的文化,也同样在用汉字,也同样有着古装戏,但现在的文化内容和过去已经有巨大差别。

后面两点,历史和文化思想不是文化的一部分么,这么分类不好。看看日本的历史,从经济发展和政权结构上都于中国不同,却很接近西方,中国的文化到了日本之后也都是被改造后接受的,所以中日文化的差别在于地域决定了经济,经济决定思想文化,从而改变了历史。

不少人都沾沾自喜于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因此,推论日本的发展是学中国的。但从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绝不是同中国相似,而是更相似于西方的贵族政治,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中国极大的科举制未到日本,就是极明显的例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不同于中国,其思想具有杂拌性,而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日本没有坐标轴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欧美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学都在相应国家占据着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以及被改造了的欧美思想。佛学和儒学,都成了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中国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民族情绪、等级礼教的专制观念,都成为日本的武器。 明治时的伊藤博文,在引进君主立宪制时,确定以天皇为国家权力中心,视为“现人神”,并以此为“国体”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为儒学服务于天皇打下了基础。明治以后,儒学和军人结合,武士道成了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西周甚至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夫”)。《军人敕谕》渗透了儒学的观念,其内容在“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前提下,提出军人精神的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对忠节的阐释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对礼仪的阐释如“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为不暇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节”;等等。敕谕称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归结为一点,就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与《军人敕谕》类似,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学大旨》强调:“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礼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儒学融入“国体精华”,同时又强调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以及1918年在斯文学会基础上重组的斯文会,均把儒学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斯文会会则第一条就是:“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纟肱一宇之皇谟”。而儒学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则被抛弃,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国儒学的“以孝为本”演变成日本儒学的“以忠为本”。研究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儒学。 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极大的两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这也是研究日本问题必须注意的。

中日话题一直很敏感。地域上的差异主要还是在资源利用上和资源的使用方式上,中国明显是浪费型。这么多年来地大物博叫的中国自己都有点不知道北了。历史上日本受中国影响还挺严重的,他们的基传统文化还是由中国古代的方式来进行的。包括建筑方面的结构和造型。文化思想,现在的日本人,对过去的历史了解的相当有限。所以日本人很少能理解中国人对他们的仇视。只是粗略的知道一些过去中日打过仗。生活习惯上也有很大差异,日本人对时间的把握和利用上是相当的准确充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也很快。很多白天看着是白领还在公司工作,一到了晚上就换一身装束,去夜总会或者是在一些迪厅里面放松自己,来缓解一下一天下来的紧张。 了解仅此。仅供参考。

中日传统文化差异论文2000字怎么写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差异非常大,他们的文化主要是自行形成的。从形式上倒是有类似的,但是在内核上,非常的不同。这就谈到道德规范的问题了。中国有一句:文以载道,这个是中国文化的内核。从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看,中日两国的道德规范有着巨大差异。中国文化对”忠“,别说这个是中国人传过去的,“忠”是一种可完全自发的价值观,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也能自发形成这种价值观。中国的忠,忠于的对象是唯一的最高君主,而日本的忠,则是忠于直接的领主,这和中国不同,倒接近欧洲。对“勇”的看法,在中国,“勇”几乎不算是一种美德,在日本却成为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出于武士社会的影响,日本人对“儒”是反感的,在中国的儒却成为正义的标准了。对“家”的看法,日本人的血统观是淡薄的,更重视“家名”。他们的姓可以很随便的变换,只为提高自己的“家格”,如果他们的祖上不是那么高贵,日本人的倾向是认一个高贵的祖宗,而不是提高祖宗。他们认为继承者的关键不是因为继承者的血统,而是因为继承者的能力---因此养子继承非常的流行。他们的“家”更多是靠技艺维持。日本人的佛教,很少是遵守戒律的。念着佛,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无所不为。本愿寺的住持,就娶了大名的女儿,日本人不以为怪。既然有道德规范的巨大差别,日本文化反映的内核,就和中国有巨大的不同了。如果只看形式,则我们现在的文化,也同样在用汉字,也同样有着古装戏,但现在的文化内容和过去已经有巨大差别。

后面两点,历史和文化思想不是文化的一部分么,这么分类不好。看看日本的历史,从经济发展和政权结构上都于中国不同,却很接近西方,中国的文化到了日本之后也都是被改造后接受的,所以中日文化的差别在于地域决定了经济,经济决定思想文化,从而改变了历史。

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2000字数

文化差异那就差得远。

一、 中日习俗文化比较1、中日两国都被誉为“礼仪之邦”。在中国是特别是男士,很多场合下是通过握手来表达问候。与人初次见面,熟人久别重逢,告辞或送行均以握手表示自己的善意,因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见面礼、告别礼。有时在一些特殊场合,如向人表示祝贺、感谢或慰问时;双方交谈中出现了令人满意的共同点时;或双方原先的矛盾出现了某种良好的转机或彻底和解时习惯上都是以握手为礼。这样既可以表现出人们的基本礼仪,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礼仪来化解一些矛盾,使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而在日本,鞠躬是最基本的礼节。鞠躬也有很深的学问,地位低的人首先鞠躬,而且鞠得最深。鞠躬鞠得愈深,鞠得愈久,所表示的尊敬、感谢、诚恳、敬意、谦恭、悔悟等等的程度就愈强烈。日本人初次见面对互换名片极为重视。初次见面不带名片,不仅失礼而且对方会认为你不好交往。互赠名片时,要先行鞠躬礼,并双手递接名片。通常是地位、年龄低的人先递名片。到日本人家里作客或到公司拜访客人,要预先约定时间,还有日本人有赠送礼物的习惯,拜访亲朋好友、出席宴会、旅游带回来的お土产(土特产),通常是一些很便宜的东西,礼不在厚,礼物的包装就很花心思,为的是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心意。   中国人送礼成双,喜欢2、6、8、9等数字。日本人送礼一般是奇数,通常用1、3、5、7等,并且日本人很忌讳“9”和“4”。按日本习俗,向个人赠礼须在私下进行,不宜当众送出。日本人禁忌绿色,礼物忌送手帕、梳子、荷花等;探病的时候不能送带根的植物。  中国人也注重礼仪规范,在正式场合也要正装,要求并不太严格,而日本人非常注重礼仪和服装。不同的场合要求不同的服装,特别是男性,必须穿一套正规的西装。在日本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参加婚礼和葬礼的时候,男性都是穿一套的黑西装。怎样分辨才知道是参加婚礼还是葬礼呢?要从男士所佩戴的领带来区分。参加葬礼的都必须系黑色的领带;参加的婚礼的就会系一个蝴蝶结领带,或其他颜色的领带。2、在对神灵的信奉方面,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是很强烈的,虽然虔诚,但也敬畏着。相比较下,中国的神灵就比较"友善",因为神话也是有其政治思想基础的。在我国,神灵的塑造和西方基督教比较类似,所有的神灵都趋向于教人"真善坚忍"。日本人也同样很坚忍,但是这还是有不同的。前面说了,中国的神灵趋向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强调众生平等,神灵的形象也被塑造得很高大完美。但说开去,这又和西方宗教、神话的神灵那样性格棱角分明不同。因此,中国的神灵是很具特色的。二、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日两国作为两个在地理与文化上紧密联系的国家,在饮食这个关键问题上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当然,到底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此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中国饮食与日本饮食,同属东方文明的产物,具有含蓄,优雅的特点。在日本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承袭自中华文明,饮食也不例外。然而,大和民族是一个富有创造思维的民族,特定的地缘环境,有限的自然资源,促使他们不断创新,进而独树一帜,这都源于大和民族对自然,对人的独特领悟。以下是中日两国在饮食方面的一些比较,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两国文化的观念,传统在饮食方面的体现。 日本料理尊重的是发挥材料本身的味道,根据情况生吃就是最好的选择。中国人却不善生食,原料往往要经煎煮炒炸卤炖烤烧烩等多道工序的制作方能起锅、装盘、上桌。在不同火候的烹调下,原料被定型,原味得以提升,口感也更丰富。所形成著名的八大菜系,其中万般滋味,千秋典故,身为中国人,也只能感受其博大,难细言其精妙。有人说,中国料理是火功文化,日本料理是刀功文化。很多国家认为火是人类文明开化的起源,生食则过于野蛮。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日本人把外国料理的好的部分积极地引进,根据自己的味觉重新改进。日本人对各种各样的味道的好奇心很强,只要觉得好吃,即使是外国的东西也积极地引进并加以改良。他们往往以缜密的心思,精细的做工和与众不同的思维出奇制胜。现在日本制作的面包有些比西方的面包还要好吃;苹果是从美国进口的,经过品种改良以后制作了日本的新品种“富士”,获得了世界的好评。但是关于中国料理,从现状来看,他们还不能做出令中国人感叹的东西。不过在拉面领域,日本倒是技高一筹。日本料理还妙在渗透进了对季节的感觉。日本人很喜欢品尝“季节”。比如,春天到了,就品尝一种山菜天妇罗,喜欢让五脏六腑都充满春天的气息。另外,把季节的花儿点缀在盆子边上,日本人也津津乐道于这些细节。中国人则讲究饮食适时,适温而食,实质上大同小异。国人善于养生,饮食与中药学联系则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食疗”,寓保健于日常饮食,便哉妙哉。 日本料理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对器具的讲究很深。日本人不仅用嘴,还用眼睛吃东西。同样是气韵宜人的陶器,瓷器,中国人更愿意拿在手中把玩,对于食具却欠缺考究。在日本,有句话这样说道:“菜肴是盆子的装饰,美丽的盆子里盛放的菜肴就是那样被提炼出了美味。”这样说似乎有些本末倒置的味道,但我也觉得有一半是真的。所谓品尝,的确是需要视觉和味觉的协调合作。而眼睛所见的,决不仅仅是菜肴本身,还有食具。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向日本饮食学习。朴素,自然的味道与洗炼的文化的结合——这就是日本料理的真髓。而中国料理中包含着哲学,这在世界范围看是很稀有的。经常说中国有4000年历史,中国的饮食文化,确实可以令人感受到这种重厚的背景。可以说,中国饮食在表如万花筒般层出不穷,在里则如浩瀚海般博大深邃。进入21世纪,各国文化将在世界大舞台上同台竞技,历史积淀是优势,创造革新也是优势。我们应该去粗取精,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挖掘传统饮食的深度和潜力,把中华饮食发扬光大。通过这两大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再研究中日两国文化之间异同的同时,也对日本这个国家或多或少有了一些了解。作为中国人既要了解本国的文化,也要深入地了解外国的文化,这样才可以跟外国人有更深的交流,才能更好的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文化属于辩白文化,而日本则是道歉文化。中国人在做事,或者做错事后喜欢”解释”,通常会把自己的原因进行阐述,是在说明自己犯错误时的无意性,并不是不尊重,也相当于道歉。而日本人更加喜欢”道歉”,他们随时间,对不起放在嘴边,当受到别人帮助时他们用的是道歉,而不是谢谢,在这个时候他们表达的是,因为麻烦别人而表达的歉意,这就是道歉文化所产生的。比如一个学生去上课迟到了,中国的学生就会首先向老师解释迟到的原因,而日本的学生会首先进行道歉,这不同的表现,实质上就是由两国不同的文化性质和背景决定了。在教育方面,中国和日本也不尽相同。日本实行轻松教育,重视团队合作,强调重在参与,不强调争第一。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所以习惯讲究个人,强调人之间的竞争,各类评比活动开展的也很多,经常强调,勇争第一。这就导致日本人总体上的团队意识和合作观念都很强,而中国人的个性突出,且个人能力和素质占有极大优势。中日两国都有同样的特点,文化交流是源远流长,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中日文化有许多的差异,也有一些共通之处,既有优秀文化的传承,也有落后感动的存在。但是文化部分好坏只有不断继承和发扬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让文化长存。

不少人都沾沾自喜于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因此,推论日本的发展是学中国的。但从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绝不是同中国相似,而是更相似于西方的贵族政治,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中国极大的科举制未到日本,就是极明显的例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不同于中国,其思想具有杂拌性,而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日本没有坐标轴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欧美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学都在相应国家占据着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以及被改造了的欧美思想。佛学和儒学,都成了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中国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民族情绪、等级礼教的专制观念,都成为日本的武器。 明治时的伊藤博文,在引进君主立宪制时,确定以天皇为国家权力中心,视为“现人神”,并以此为“国体”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为儒学服务于天皇打下了基础。明治以后,儒学和军人结合,武士道成了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西周甚至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夫”)。《军人敕谕》渗透了儒学的观念,其内容在“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前提下,提出军人精神的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对忠节的阐释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对礼仪的阐释如“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为不暇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节”;等等。敕谕称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归结为一点,就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与《军人敕谕》类似,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学大旨》强调:“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礼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儒学融入“国体精华”,同时又强调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以及1918年在斯文学会基础上重组的斯文会,均把儒学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斯文会会则第一条就是:“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纟肱一宇之皇谟”。而儒学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则被抛弃,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国儒学的“以孝为本”演变成日本儒学的“以忠为本”。研究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儒学。 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极大的两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这也是研究日本问题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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