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论文500字五篇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屈原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把前言和后续抄一点，然后从书中的章节再摘抄点就ok了。。。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三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四要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这是好久以前写的了，幸好还没删，希望你能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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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赤壁之战[摘　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　　一　　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　　二　　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　　三　　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　考　文　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500字左右能论出来点儿什么呢，是作文吧。

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论文500字怎么写

为你奉上，请你考察：　　授以鱼，不如授以渔。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微观。古代所积存的史书文献更是浩如烟海。再加上当时技术不发达导致信息共享困难，使治史者特别是初学者彷徨苦闷，常有事倍功半之效。本书的主要功能本人认为即是打开史学宝藏的一把钥匙，让我们可以一览史学史料的梗概。本人治学刚进三个年头，三年来导师的耳提面命使我受益匪浅。而此书的贡献不可忽视。本人治学明清史，以明史为主，只能对书中明清部分做一个体会介绍。首先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时空观念相对较近，史料史书的保存更是其它时代所不及，特别是内阁大库的档案资料历经流离更是珍品，此书把档案史料列为专题使我们如何利用这些史料治学。　　书中基本史料更是详细有加，读者不妨细细研读，我们会发现很多有用的史料。治史者往往不注意国外研究状况，这是不好的，清史史料列为一个专题提示我们要注意中西结合，洋为中用还是要坚持的，“天朝上国”观念坑害我们很深了，要引以为戒，接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们要坚持“走出去”战略。综而化之，化而总之，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都要有方法辅助，历史概莫能外，我想本书早年是此领域的开拓者，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可谓之尽善尽美，愿于同仁共勉。

中国古代史论文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纵观中国古代史，有着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灿烂的文化，有着属于我们自己不同于世界其它地区的特点。中国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476年）和封建社会。其中封建社会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战国、秦、汉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三、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四、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五、明、清（鸦片战争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首先，我国古代有着先进的文化。早些时期，我国古代的先人们就已经有了世界上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著名的四项科技发明，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见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相继传入世界各地后，对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那时凝结了先人们的智慧。其次，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分裂于统一的局面经常出现。又在分裂于统一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回顾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人民创造出的万里长城，大运河，颐和园等等，那时相当了不起的。再者，我国四大国粹：中医、书画、京剧、武术。又有谁敢说哪一种不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我国的传统宝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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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是中国历史上很冤的皇帝，统一中国后，知识阶层的谩骂、诅咒就开始了，他的坟墓成了最大的垃圾场，任何人都可以把个人的怨气和社会弊端倾倒在上面。帝制社会两千多年，对嬴政的控诉没什么创意，翻来覆去都是盗版贾谊的《过秦论》，士大夫们并非不了解嬴政的功过是非，为了杀鸡给猴看，让当政的皇帝更宽容更仁慈一些，就危言耸听，睁眼说瞎话。当政皇帝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贬低嬴政也就等于抬高自己，所以睁一眼闭一眼，乐得其果。君臣双方对嬴政的话语权是各打各的小九九。帝制社会结束后，向往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的精英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罪名：“专制主义的祖师爷”。把中国十八世纪衰落的病根移植到嬴政身上，认为嬴政是限制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大毒瘤。这个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高举起来，怎么看都滑稽。看来哲学也好，历史也罢，在功利主义者手里都是随意掀动的门帘。先说焚书，按司马迁的“《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记载，嬴政不是把《诗》《书》百家语等竹简全部烧掉，而是烧毁非博士以外的人拥有的这些书籍；事实也应该如此，倘若全部烧毁，今天的《诗》《书》以及百家语从何而来？很多学者认为今天的《诗》《书》是汉初文人凭记忆或口传再创作的，学术上不应过分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几次大考古证明，汉代的《诗》《书》与先秦的《诗》《书》是一脉相承的。这等于直接否定了所谓“焚书”造成了文明断代的猜疑。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叹息：“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把埋葬六国历史的罪名指向了嬴政，问题是谁能否定这些失踪的六国史籍不是楚霸王这个纵火犯的杰作呢？再看看嬴政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术书籍”命运，有几部流传到今天？一部没有，最早的技术类典籍是《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嬴政焚毁的书大多传承下来，而他保护的却一本也没发现。这说明文明传承与断裂并非嬴政一人之功过。再说坑儒，嬴政此前准李斯奏，颁布法规，严禁厚古薄今，严禁背后诽谤皇帝。而算卦先生侯生、方生行骗失败后大骂嬴政并相约逃跑，这不是藐视法律吗？活埋四百多名知识分子是事实，依法处罚也是事实，这与后来秦二世、朱元璋等皇帝罗织罪名迫害忠臣枉杀无辜完全是两种性质。再说被活埋的真是儒生吗？后世学者以扶苏劝诫嬴政“诸生皆诵法孔子”为儒生依据，怎么又忽视了司马迁“坑术士”的结论呢？嬴政聘用的儒学博士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李克、圈公谁被活埋了？与朱元璋、秦二世相比，嬴政是一个很君子的暴君，即使在敌视嬴政的史籍中，也只记载了嬴政两次随意杀人的经过。第一次是征服赵国后，他亲自赴邯郸将母亲的仇人全部活埋；第二次是他对李斯奢靡的不满言论被周围人泄密，嬴政将身边人处死。这两次以外的杀人事件都可以在秦律中找到处罚依据，第一被告应该是《秦律》。后人认为即使嬴政是有法可依，也是一个该上断头台的暴君，因为《秦律》本身就是暴政的工具和象征。姑且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秦律》不是秦统一后凭空捏造的，而是商鞅修改后的《法经》延续，是秦国实现民富国强统一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嬴政把秦国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主观上错了吗？你指望他实行六个亡国的法律还是一千五百年后的英国《大宪章》？万里长城、骊山墓、阿房宫是指证嬴政大兴土木奴役百姓的三大罪恶。大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嬴政动用了三百万人力大兴土木，其中戍边的扶苏、蒙恬大军三十万、建长城五十万，骊山墓和阿房宫一百五十万，凿灵渠五十万，加上其他杂役二十万，劳工总数占全国总人口15%。汉初的晁错更认为“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按比例推算，劳工占总人口40%。这个1+1=2的简单计算足以把嬴政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看看太史公的嬴政年表就会知道，这些并非同一年开工的土木工程以及戍边移民被史学家们重复计算了。比如始皇帝三十二年，北击匈奴，南凿灵渠。三十三年，蒙恬三十万大军打败匈奴后开始修建长城，建设者还是北击匈奴的三十万大军。《过秦论》说得很清楚，“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没说再动用其他劳工啊，司马迁也没说过。难道秦朝时期中国军队已经职业化了？赶走匈奴后只负责站岗不搞建设？至于修建阿房宫和秦陵是嬴政三十五年的事情。长城虽然不会完工，三十四公里长的灵渠经过近五年建设应该竣工了，劳工们自然去转修骊山墓。骊山墓不假，阿房宫却是谎言堆积出来的奢华宫殿。最新的考古证明，文人墨客渲染的 “蜀山兀，阿房出”充其量是一个一千四百多米长五百米宽的大土堆，一个只建设了广场和围墙的半拉子工程，被焚烧了三个月的宫殿不是阿房宫而是咸阳宫。司马迁叙述的阿房宫规模是嬴政的蓝图，后人却把它变成了事实。怎么连起码的判断都丧失了？不用说两千年前，就是在今天，四年时间建设的宫殿能豪华哪里？长安街上的大贝壳？再说贾谊、司马迁也没说过用七十多万劳工建阿房宫，更没说过楚霸王焚毁了阿房宫。司马迁的原话是“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历史大学者们怎么只记住了贾谊、司马迁控告嬴政的罪行，而忽视准确的记载去凭空想象呢？按《史记》叙述，即使在徭役最严重的嬴政去世当年，给嬴政干私活的劳工也没有超过八十万，加上长城等社会基础工程建设，劳工总数应该是一百二十万上下。晁错的意思应该这样理解：在秦朝十余年的统治期间，一个五口之家先后有两人服过劳役。按全国人口两千万计算，共有八百万民众服过劳役，平均每年六、七十万。这个数字大体吻合《秦律》中每个公民六十岁前要服徭役两年的规定，也符合“秦与汉初徭役大体相当”的结论。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这些学富五车的大师们之所以犯错，能够想到的原因是先入为主，主观先否定嬴政，然后把汉以后有关嬴政的罪恶拣出严重的进行重复。其中白寿彝更滑稽到把嬴政一千年后的杜牧诗赋做为严肃史料写进《中国通史》。这些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愈演愈烈， 2004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本历史垃圾把范文澜等人的错误又进行了剪刀加浆糊的加法计算，控诉嬴政八宗罪，嬴政成了比阎罗还可怕的魔鬼。这哪里是叙述历史，简直是天马行空，胡说八道。说一句不尊重的话，唯物主义的历史巨匠们在嬴政问题上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及格。相对公正的司马迁对嬴政的评价也有商榷之处，行文前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坑儒事件，前面借扶苏的劝谏，指出被坑杀的是孔子门生，后文又用“坑术”做结论，而且只记录了被坑杀的人数却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是太史公的治学精神。事实如果按司马迁描绘得那样严重，被坑杀的不可能都是无名之辈，嬴政为了“天下知之，以惩后。”怎么会不通告天下被坑杀者的姓名？如果百年后这些人的姓名遗失了，被坑杀的人数就准确吗？姑且是事实，这就说明嬴政坑杀四百六十人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了。这个罪行与后来暴君枉杀成千上万相比哪个更严重？再有，司马迁认为嬴政心胸狭隘，残暴酷虐，但是列举的事实不充分且值得怀疑，比如为了泄愤调集三千刑徒砍光了湘山的树木。湘山大多？三千人可以砍光所有树木？相反司马迁的很多记录反而证明嬴政是一个礼贤下士、不计前嫌、知错就改的宽容皇帝，比如对客卿李斯的发现和使用，比如采纳修建郑国渠的水利工程师郑国的建议，比如对商鞅的谦恭，再比重用公开或私下反对过自己的尉缭、淳于越。有人分析司马迁之所以刻意贬低嬴政，是为了讥讽宫刑自己的汉武帝。在东扩西征、不惜民意这一点上，刘彻确实是嬴政的嫡传弟子，所以司马迁借古讽今之论也不是没有道理。嬴政在贾谊、司马迁、班固、妙笔生花的大文豪、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笔下一步步走上了断头台，他为后世开创的伟大福祉被唾液淹没，成了一个很冤的皇帝。转载的，请笑纳，我自己的太长不好打

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论文500字怎么写的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国历史的真理：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过大于功；建国后功大于过。记住这句话，在写上两个具有里程碑的事件，你就是专家了。

中国历史中国从云南元谋人到二十一世纪之间的历史更多义项基本信息中国历史是指中国从中华文明产生到现在的历史。中国历史悠久，自黄帝部落的姬轩辕(也称公孙轩辕)时期算起约有5000年;从三皇五帝算起约有4600年;自夏朝算起约有近4100年;从中国第一次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朝算起约有2240年。中国历经多次政权演变和朝代更迭，也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文化、科技世界瞩目。中国史前时期炎黄二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约公元前2070年，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朝出现。东周推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思想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帝国-秦朝，西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局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中国陷入分裂割据局面，五胡乱华期间，异族融于中国趋势加强，诸多民族在分立政权的冲突中逐渐汇聚。隋唐时期，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联系更为密切，经济繁荣、科技文化高度发展。宋元时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经济、科技发展到新的高度。明朝鼎盛时期，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明末在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确立了共和政体。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乱时期。后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文名称中国历史外文名称The History of China含义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历史范围从中华文明的产生到现在原始社会参见:元谋人、北京人、蓝田人、山顶洞人、河姆渡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旷古悠久，自黄帝王朝的姬轩辕(也说公孙轩辕)(公元前2717-前2599年)时期算起，至今已有约5000年的历史了。北京直立人的头骨化石和复原像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两个，即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中华文明主要是由这两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有历史学者认为，在人类文明史中，"历史时代"的定义是从产生文字之后算起，之前的时期称之为"史前时代"。中国历史中有传说"伏羲创造八卦"，黄帝时期的"仓颉发明文字"等等，但都无证可

10分，谁给你写啊！

中国古代史论文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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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二战中经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严峻考验，取得伟大胜利，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劳动人民心目中的一座丰碑，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大大加强。在战争中，亚欧一些国家的人民民主力量日益壮大。到1949年10月，亚欧建立了12个人民民主国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各国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这些国家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包括南斯拉夫）。可惜，在斯大林体制的弊端等历史性影响下，苏联不久就走上霸权主义道路。美国更是二战的“暴发户”。随着军事、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其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起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声称，美国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除直接武装进攻以外的一切手段和敌对行动，遏制共产主义，这种政策被称为“冷战”政策。为进一步控制西欧，对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包围，1949年4月，美国等西方国家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根据这项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建立是美国为实施称霸全球战略的产物。 1955年5月，苏联等欧洲8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在波兰首都华沙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华约”组织的建立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对付北约组织采取的相应措施。就相对位置而言，华约和北约成员主要集中于欧洲的东部和西部，两大集团的出现被看作东西方对峙格局形成的标志。我们中国虽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与华约成员国也存在着区别。我们位于亚洲，不属于欧洲国家。我们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尝列强欺凌的屈辱，特别珍惜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和华夏儿女的民族尊严。我们在外交方面主张和平共处、不结盟，这里面包含着历史的、现实的、外部的、内部的诸多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所以，我们没有加入华约。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科举制最大的功，在于给草根平民出人头地提供了一条通道，为维护封建统治立下大功剩下都是过了反观我们当今社会，平民百姓当官到底从何渠道进入?连个游戏规则都没有了，老子当官儿子跟着当，老子种地儿子跟着种，这还不如科举制呢!请诸位注意，我们同学们这些当官当吏的，可还是20年前高考制度的产物，那时还是科举制的残余，"学而优则仕"哪!

读本科的时候，一位负责中国史课程的老师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意见，先秦秦汉的历史太早，史料太少，很多研究进行不下去，明清以至近现代的历史太近，史料太多，一个人穷尽一生的精力也读不完，宋朝的历史在中间一段，史料的数量也正好合适，一辈子勤奋用功可以读完。原话已经模糊了，大致意思就是这样，这位女教授自己正是从事宋史的研究，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触。回顾以前读过的中国古代史的论著，并对比了一下近现代史的研究，确实有各自的优长与短处，而且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难以分割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秦汉的研究，很多时候由于史料匮乏，在旁征博引之后只得出一个并无新意的结论，同样的内容在近现代史领域只会以寥寥数语简单提及，决不会长篇大论。职是之故，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显出深度和新意，古代史研究者又经常会走入小题大做、过度解释的误区，即使许多名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辛德勇对田余庆《论轮台诏》中汉武帝晚年政策转变问题的反驳，有些地方未免强词夺理。然而，史料匮乏这一限制条件，却又促使古代史研究形成了某种比较优势，以个人的阅读体会，这种优势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第一个方面，由于史料相对有限，迫使研究者不得不更加深入细致地进行解读，做到每一个字句都弄懂弄透的地步，也因此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二个方面，研究者为了扩大论文的容量，在选题时会有意无意将时段拉长，以解决资料不足的问题，而这样也就获得了以长时段观察问题的视角。以胡宝国对于《史记》《汉书》中籍贯书法的对比研究为例，他发现，《史记》在列举人物籍贯时，经常还会有赵、楚、燕、齐等诸侯国名称，而《汉书》则基本上改为郡县的名称，由此考察了在汉朝中央集权强化的背景下人们区域观念的变化。这样的研究，在近现代史领域就颇为罕见，首先，研究者面对浩如烟海、横无际涯的史料，似乎很难以同样的细致去捕捉到这样一个问题，其次，近代史的许多研究往往倾向于对“一时”“一地”“一事”进行掘井式的深入探索，并且引以为傲，而鲜少在更长的时段上进行比较。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研究的利弊得失，与古代史可以说是正相反对的。由于时间相对较近，许多史料都没有湮灭，甚至还有不少当事人在世，因而可以聚焦到某一个点进行深入的研究，然而往往也由此失去了长时段的视角，形成为价值不大的重复建设，不论甲地乙地，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特别是有些问题，至少需要以几个百年的时段来分析，才会看出它的本质，较短时间的个案研究就不免显得局促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