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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郭沫若论文的意义与价值的目的

发布时间:2024-07-07 08:55:21

研究郭沫若论文的意义与价值的目的

我觉得应该辩证的评价,他的作品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很不错。

郭沫若创作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 1.郭沫若对现代新诗格局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郭沫若是具有天赋的作家,运用创造性的思维进行新诗的创作。 3.《女神》对现代新诗的开创性贡献 (1)《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虽然在时间上不是最早的新诗集,但是它的出版真正开辟了一代崭新的诗风,真正开辟了现代新诗全新的格局,它不仅打破了传统旧诗的格式,而且打破了胡适尝试新诗创作以来半新半旧诗歌的格式,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诗。 (2) 之所以说《女神》开创了新诗的格局,是因为: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女神》强烈的体现了“五四”时代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即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热切赞美自由解放和光明新生的精神。是第一部直接呼应“五四”时代精神的诗歌作品。另一方面,它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追求个性解放、打破一切旧的传统、破旧立新,创造新的自我、新的祖国、新的宇宙,死而后生、在毁灭中创新的作品。 (3) 《女神》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确立了一种无拘无束、完全适合于内容表达的自由奔放的“自由体”白话新诗。“自由”是它的最大特点。 4.郭沫若的创作个性与审美追求(创作的根本特点) (1) 创作富于创新性和开创性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根本特点,注重追求新的东西和在创造过程中体味写作的快感,而对创造的结果并不太在意。 (2) 他的创作是激情燃烧的产物,而不是冷静思考的结晶,多有创意,神采飞扬,思绪万千,而少有深度。强调作家创作的主观感受与个性价值,在作品中充分显示自我形象和力量。 (3) 他的诗人本质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还体现在他的历史剧创作中,“诗剧合一”是郭沫若整个创作的重要特色。历史剧的价值就体现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而郭沫若的历史剧恰恰就是将这种结合推向了一个极至。 (4) 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显示着他特有的诗人气质,以主观抒情为主,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质,代表了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思潮

郭沫若作为我国二十世纪新诗运动的领导者和倡导者,而它的价值与地位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是表现了奋进狂放的文学态度;其二是爱国精神的表达。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化伟人,在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广阔的学术领域里留下丰厚遗产,影响深远。与其笃实的学养一脉相通,郭沫若在书法艺术方面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10年以后,他的著名诗集《女神》等作品集问世,使其书体在更广泛的读者面前显露风采。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1937年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翰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了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 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八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 郭沫若作为苏轼以后四川又一大文人,其书法成就直堪与东坡媲美,为世所重。东坡书法向来受到书法界重视,为宋代尚意书风代表。郭沫若书法从宋四家出来,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宋四家意味,但又个性突出。苏东坡书法曾被黄山谷戏为"石压蛤蟆",但其横向取势的结体,实际从隶书而来的书法史上就已有历史,与黄山谷书法取纵势截然不同。正如秦效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字之结体汉唐即有横纵二种。黄纵苏横,不必是病。"沙孟海先生以"斜划紧结"与"横划宽结"概括之。郭沫若书法与东坡书法同属于横画宽结一类。郭沫若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书写了大量书法作品,同时,与马衡、常任侠等人进行了江北汉墓的试掘,发现"富贵"等字砖,为保护文物做出了贡献。由于他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美术书法界人士,为繁荣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郭沫若的书法研究,可以从他对甲骨、金文研究开始计算,成果丰硕。到六十年代,郭沫若与高二适等人展开《兰亭》真伪大讨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极大地推动了书法研究的深入,带来了书法事业在"文化革命"时期的发展。这些成就,尤其是后期兰亭论辩中的数篇论文,无疑都充分地反映了他深厚的学养。一生大风大浪中过来的郭沫若,在其书法里头,充分表现出其大学者、大文豪风范:每幅作品,无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都十分肯定、果断,没有犹豫与迟疑;书写内容多自作诗词,无论旧体新体,都富有时代气息;对古典书法有过广泛深入的学习与探究,深得苏东坡、颜真卿神韵。郭沫若学习书法,不象一般人兀兀穷年专于一家而难有自家面目,而是从一开始便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非以自身作为先人奴隶,而是化他人为己用,独具风骨。 参考资料:百度知道

研究郭沫若论文的意义与价值的目的是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女神》运用神话题材、诗剧体裁、象征手法、反映现实。其中《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诗人说过:“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不过,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说过:“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因此,女神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但仍是一个渺茫的创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五四时期,它曾给了广大青年以力量的鼓舞。 《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而《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天狗》其艺术风格当属前者。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Energy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奏起的一曲惊心动魄的精神赞歌。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代声音。“天狗”那可吞掉“一切的星球”的豪迈气概,正是五四时期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再现。 而《天狗》只是《女神》创作中诗人情感与艺术碰撞、融合、激溅出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可见,《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郭沫若(1892--1978)的代表作《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出版于1921年8月,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他的许多代表诗篇皆出于此,如《凤凰涅*1》、《天狗》、《炉中煤》、《匪徒颂》等。《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郭沫若的诗可以说是新诗中豪放的先驱,但同时,他也有许多清丽婉约之作。

郭沫若创作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 1.郭沫若对现代新诗格局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郭沫若是具有天赋的作家,运用创造性的思维进行新诗的创作。 3.《女神》对现代新诗的开创性贡献 (1)《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虽然在时间上不是最早的新诗集,但是它的出版真正开辟了一代崭新的诗风,真正开辟了现代新诗全新的格局,它不仅打破了传统旧诗的格式,而且打破了胡适尝试新诗创作以来半新半旧诗歌的格式,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诗。 (2) 之所以说《女神》开创了新诗的格局,是因为: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女神》强烈的体现了“五四”时代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即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热切赞美自由解放和光明新生的精神。是第一部直接呼应“五四”时代精神的诗歌作品。另一方面,它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追求个性解放、打破一切旧的传统、破旧立新,创造新的自我、新的祖国、新的宇宙,死而后生、在毁灭中创新的作品。 (3) 《女神》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确立了一种无拘无束、完全适合于内容表达的自由奔放的“自由体”白话新诗。“自由”是它的最大特点。 4.郭沫若的创作个性与审美追求(创作的根本特点) (1) 创作富于创新性和开创性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根本特点,注重追求新的东西和在创造过程中体味写作的快感,而对创造的结果并不太在意。 (2) 他的创作是激情燃烧的产物,而不是冷静思考的结晶,多有创意,神采飞扬,思绪万千,而少有深度。强调作家创作的主观感受与个性价值,在作品中充分显示自我形象和力量。 (3) 他的诗人本质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还体现在他的历史剧创作中,“诗剧合一”是郭沫若整个创作的重要特色。历史剧的价值就体现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而郭沫若的历史剧恰恰就是将这种结合推向了一个极至。 (4) 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显示着他特有的诗人气质,以主观抒情为主,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质,代表了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思潮

一、文艺反映论--阶级的文艺  “阶级的文艺”这一主张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观点,是对文艺性质予以规定的主张,涉及到文艺反映论的实质。即文艺“是社会诸阶级和集团底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它是阶级关系底最敏感的最忠实的反映”1[P1]  二十年代前半期,在新文艺作家那里,“为人生的文学”、“个性主义文艺”,或者“国民文学”、“时代文艺”等文艺观是绝大多数文艺家的选择。对文艺阶级论的观点,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尚无人关注或理解到。即使茅盾这样早期倡导共产主义的文学家,也是在“血和泪”的为人生的文学范畴肯定“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2[P114]而要求文学反映社会人生。从正面论及文艺的阶级性的,主要是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1923年5月,郭沫若在他自称为“似是而非的普罗列塔利亚”论文《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首次提到文学要“反抗资本主义毒龙。”“要在文学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P285]  将文学与阶级的觉醒,阶级的反抗联系在一起,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同时,郁达夫亦发表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此文并没有涉及文学的阶级性质,郭沫若批评 :“结果只是说了些斗争,并不曾说到阶级,离题自然是很远的。”4[P170]而创造社其他主将此时则多不主张阶级的文学。成仿吾强调的是“专求文学的全与美”5[P40];郑伯奇更称 :“阶级文学在今日的中国还太早,中国所要求的正是国民的文学。”6[P73]郭沫若可以称为是个性主义作家阵营中第一个站在阶级的立场来强调文学的性质,主张文学的“无产阶级精神”,重视文学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目的。如果说1923年到1924年间,郭沫若由于初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尚处在认识的朦胧阶段,他的“阶级文学”的主张并不清晰、明确。甚至将具有“五四”个性主义革命精神和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文学彼此混淆。在其《艺术家与革命家》、《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文艺之社会使命》等论文中皆有此倾向。但是处于朦胧状态的阶级觉醒意识,以及自身处境与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促使他努力摆脱个性主义文艺主张,改变了文艺的纯粹性,无功利性的观点,而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性。  按照马克思的政治逻辑,“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7[P260-261]阶级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在郭沫若看来,”革命文艺“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必须实现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功能,要代阶级发声,书阶级之情,须反映共产主义理想。由此,郭沫若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3[P299]这些是郭沫若对文艺反映论最早建立的革命性话语。”阶级文艺观“的先声是他极力倡导的革命文学论。这是郭沫若建立其左翼文艺功能观的思想立足点和文艺反映论的思想指归,也是其由个性主义文艺思想转型为左翼文艺思想的标志。”阶级文艺观“体现了鲜明的无产阶级斗争意识和革命性精神,彰显了马列主义的文艺功能观实质,在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之间建立起了必然的思想逻辑联系。到1926年,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倡导的革命文学初起时,文学的政治功能性就被鲜明地定位在 ”: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 ;……无产阶级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学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要望革命文学实写出来。“3[P315-321]郭沫若倚重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建构起来的”阶级文艺观“在以后蓬勃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补充、明确和巩固,被纳入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建设范畴,成为中国左翼文艺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成份,在以后的文艺实践中被给予了充分的表达和运用。毛泽东在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反复强调”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 ;你是无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是对”阶级文艺观“更明确的发挥。”阶级文艺观“迎合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文艺实现社会政治功能的需要,是左倾意识形态介入文艺思想的核心表达。  二、文艺本体论--工具的文艺  新文艺的工具观自提出以来就是”文以载道“观的一种现代表达,只是因时代不同,作家身份不同而所载之”道“不同罢了。郭沫若的文艺工具观建立在社会政治革命的立场上。与新文艺家旗帜鲜明地以新文艺载新文化之”道“不同,也与文研会所谓”文学要于人生起作用“、对社会人生产生影响的作用观不同。郭沫若的文艺工具观在其前期和后期的创作观中有不同的思想涵义。其早期强调个性主义文学时,否认文学的目的性、工具性,是含有不为”工具“”、目的“所束缚的自由个性主义意味。其实,在传统文论观的影响下,郭沫若一直是一个文艺工具论的践行者。其前期的诗作、剧作,如《匪徒颂》、《巨炮之教训》、《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等,无不显示出将文艺用作毁灭旧思想、旧制度、创造新世界的工具的功利观念。在他1923-1924年思想转向阶段,这种工具观的功利性得到多方面运用。当他热衷于”艺术至上“观时,便强调”艺术是提高人类的工具“3[P81];在介入社会批评时,则肯定”文学是批评社会的工具“3[P262]  这时,其”工具观“还没同中国政治革命发生联系,尚不具备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到其倡导革命文学时期,其工具观意识与社会革命大潮结合后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艺术家要用艺术宣传革命,”也就和实行家孥一个炸掉去实行革命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贡献。“3[P77]”文艺工具观“在郭沫若及左翼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挥的现实作用是充当政治斗争的利器,冲锋陷阵,宣传说教,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所用。1926年思想转向后的郭沫若疾呼 :文艺家要做”阶级的代言人“”,替被压迫阶级说话“,”做革命的先驱“,正式确立起作为阶级代言人的角色,以革命家的姿态,要求从事文艺的人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留声机“3[P348]  二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左翼思想主要源于苏俄。一批从苏俄回国的共产主义文化工作者奉苏俄左翼文化思想为圭皋,”普罗“文艺思想成为当时文坛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文艺思潮。郭沫若接受马列主义学说,对苏联”普罗“文艺思想极为倾心。在他介入中国政治革命后,就给文艺确定了走苏俄模式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之路的方向,把文艺视作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二十年代其思想转向的结果 :就是从”不当留声机器“转向到”当一个留声机器“,使文艺从个性主义的反抗工具转向集体主义的斗争工具。其文艺工具观属性的明确,表明了一个富有反抗精神,信仰马列主义的文学家在政治大势下所取的思想姿态。郭沫若的无产阶级工具观的文艺主张,与苏俄左翼文艺思想一脉相承。列宁充分肯定,文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作用,强调”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8[P647]称赞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是一个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9[P435]卢那察尔斯基写于1914年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信》中,也讲到”艺术是武器“,”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武器“高尔基早在俄罗斯无产阶级文艺尚未萌生前,就意识到 :  ”文学是一种战斗事业,为了给敌人狠狠的打击,您必须磨快您的武器,它将是柔韧的、锋利的、杀伤性很大的。“10[P311]郭沫若提出的文艺是革命工具的主张,与苏俄左翼文艺理论思想从本质到话语都完全一致。  他早于同时期的左翼文艺家,提出了文艺是”革命工具“观点,成为后来中国左翼文艺定位文艺于”政治工具“的观念基础。郭沫若的这一文艺主张,在”革命文学“倡导期被冯乃超作了明确、具体的阐述,即”我们的艺术是阶级解放的一种武器。“11[P204]到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时,瞿秋白又对这一主张做了更为偏激的发挥 :即”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认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器’“12[P42-44]郭沫若的”工具论“所载之”道“是政治革命之”道“,阶级斗争之”道“,为中国左翼革命提供了文化理论资源和创作价值观的引导,它使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获得极大的发展和发挥的空间,为无产阶级崛起时代的文艺属性打下了浓重的意识形态烙印。  三、文艺表现论--大众的文艺  文艺应如何表现阶级的观点和利益,实现其载特定之道的工具价值,这涉及到文艺为谁创作的问题。郭沫若提出的”大众文艺“观规定了文艺的表现内容与表现形式应取的范式,是左翼文艺思想的一个创作原则。二十年代文坛对”大众文艺“的指称含义丰富。  有泛指全人类、全民的。如郁达夫之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她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13此说系针对”革命文学“倡导者将文艺专属于无产阶级而论。此论被倡导者们斥为”抹煞了文艺的阶级性“[1]其实,郁达夫的”大众文艺“观与成仿吾的”国民文学“观相类。也有统指”农工大众“[2]或”农工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之文艺(瞿秋白语)。郭沫若提出的”大众文艺“,虽然与成、瞿旨意相似,但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郭的提法比上述各人的笼统提法更具体明确。在郭思想转向前,他所指的”大众“,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乃指区别于特权阶层的普通民众[3];思想转向后,由于阶级观的确立,对”大众“的内涵增加了阶级意识的成分,而定位于专指”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对其中的”兵“,郭沫若也有明确区分。郭认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军阀下面的”兵士“却是”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固有的手工业使一般的人陷为游民,而为他们驱遣的鱼雀。“兵士们地位低下,生活无着,自然大多亦属被压迫阶级。而”民“则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地位最为低下的”农民“,而非广义的,包括了市民群体的”民众“这在他后来的文论中有更具体的表述。在这样清晰的分豁下,”工农兵大众“的概念才变得明确具体起来,所以在《革命与文学》中,郭沫若要求文艺家们要认定文艺的主潮,”到兵间、民间、工厂间“去,深入到无产阶级工农兵生活中,将工农兵列为文艺服务的对象和表现的对象,写出”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艺“  其次,对”大众“的定义郭沫若又在马列主义阶级论基础上,分出了一般与核心。而将核心大众,作为文艺服务的重要对象,强调”我们的文艺要为大多数的人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忽视产业工人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3[P338]如果说郭沫若在1926年对正在参与北伐革命的”兵“尚有期待,将他们与”工农“并列,喊出”到兵间去“的口号。那么,经历了1927年的政治事变,使他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最可靠的力量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尤其是产业工人,才在1928年革命文学兴盛时,强调重视工人阶级,积极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以普罗列塔利亚文艺为核心,组成一个大众的”反拜金主义的文艺家大同盟“,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文学革命。”大众文艺观“反映了左翼文艺家的创作立场和文学价值取向,关涉”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前面所述的”阶级的文艺“、”工具的文艺“这两大主张,就缺乏坚实的基础和行为的对象。郭沫若在其文艺思想转向过程中,对”大众“定义的甄辩由笼统到清晰,也表明其世界观转变的情况是由自然自发的抗争向自觉的有目的的政治斗争发展的情况。”大众文艺“的主张,在后来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中更加明白或者说更加细化地被阐述成”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4[P820]  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学从此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前行。具有左翼特色或无产阶级特性的”工农兵文艺“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艺长期以来必须遵循的一个指导性、政策性、思想性的原则。其实,郭沫若所谓的”大众“文艺,提出之初,规定的创作范畴是比较宽泛的,虽然是”无产者的文艺,也不必就是描写无产阶级“3[P338],重在要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去创作,比如,可由资产阶级生活和思想的描写反映中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和热情等等,这与后来只强调写工农兵生活、写工农兵人物而使文学表现对象简单和狭窄的做法不同的。郭沫若对”大众文艺“的服务对象,创作主体的厘定,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科学,合理的概括,即以”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占大多数的农民“为核心形成的大众性同盟。这个观点无疑是忠实了马克思的”人民“和列宁的”劳动群众“这种大众范畴。自郭沫若提出”大众文艺“的主张后,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时期,成为大众化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口号,引发了中国现代文艺自五四以后,真正回归于富有中国民族与民间特色的大众轨道。  四、文艺创作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  郭沫若在打出”革命文学“的旗帜之初,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把革命文学的创作目标规定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特色和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文学目的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主张郭沫若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3[P311]  其二是”同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9[P323]这两种提法并无本质区别。”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在二三十年代是两个说法不同而实质相同的概念。中国最早介绍现实主义文学的王国维、陈独秀等人皆以”写实“、”写实主义“等词来表达”现实主义“的概念。吴宓称俄国短篇小说中那些”专写劳工贫民之苦况,愁惨黑暗,抑郁愤激,若将推翻社会中一切制度而为快者“15的现实主义小说为”写实小说“,还有人将狄更斯、萨克雷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称为”写实“小说,[4]或者称赞”现实主义地表现大众饥寒冻馁的生活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等是”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家“[5]  对”普罗列塔利亚“小说的性质也是定位于”小说的新写实主义“ 20郭沫若是当时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法。这一文艺主张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规定了左翼文艺的性质和任务,也在艺术形式上限定了左翼文艺的创作方法,表明了郭沫若左翼文艺观的完整建立以及从艺术精神到艺术创作追求的质的飞跃。  在马列主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中”现实主义“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和创作方法。恩格斯将现实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强调”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恢复自己做人地位而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然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16[P462]  充分肯定现实主义文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当苏俄或中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后,现实主义文艺自然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的重要构件。“阶级的对立和矛盾是产生现实主义的土壤。阶级斗争的发展,促进了现实主义的发展。”17 [P40]  中国二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让现实主义获得了良好的生长发展的机会。过去一直被写“血和泪的文学”的“为人生派”文学家青睐的现实主义,开始被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众多文艺家接纳。个性主义主观浪漫派作家郭沫若不仅接受了现实主义创作观,同时还对现实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 :以集体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取代了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 ;将负载了阶级、革命、集体、暴力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与现实反动意图的革命浪漫主义同控诉阶级压迫,表现现实底层痛苦的现实主义结合,而形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念内涵。在郭沫若之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在苏俄文艺理论中亦有论述。卢那察尔斯基将浪漫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部分,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浪漫主义参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可思议的。”18 [P592]高尔基肯定社会主义的文艺,“这既不是现实主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两者的一种综合。10 [P448]  显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这个概念涵纳着双重意蕴 ;一方面标志着它来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体系的血统和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特征 ;另一方面在文艺创作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形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要求以理性的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为基础,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斗争。  又因为与具有理想(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关联,而具有浪漫的理想主义性质。郭沫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主张的提出,是在苏俄尚未将其纳入自己的文艺理论的规范化范畴,中国正在提倡现实主义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文坛尚未注意到代表理想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时。郭沫若在”革命文学“到来之际,最先认识到生活与艺术,革命与艺术,理想与艺术的最佳结合形式,要求”无产阶级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3[P327]  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这一观念的建立,对于强调”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3[P127],而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郭沫若而言,是一种文艺现代精神的觉悟和文艺革新意识的萌发。在当时左翼文艺家群体中,郭沫若以思想领先者的姿态,占据了左翼文艺理论的制高点。这一主张在构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体系时被充分汲取。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核心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当代文学事业也被要求 :”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9客观而言,郭沫若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时,考虑并不成熟,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倡议,没有具体、明确的方法论表述和准确系统的理论体系阐述,但如大吕之音,引发了左翼文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关注、探索和构想,从而在后来的实践中获得了理论虚空的补足,并在落实这一主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代表无产阶级文艺的理想形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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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诗歌开辟了一个新诗歌的创作道路,对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表现了狂放的文学态度。同时也更加表达了爱国精神。

郭沫若(1892--1978)的代表作《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出版于1921年8月,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他的许多代表诗篇皆出于此,如《凤凰涅*1》、《天狗》、《炉中煤》、《匪徒颂》等。《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郭沫若的诗可以说是新诗中豪放的先驱,但同时,他也有许多清丽婉约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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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五四文学的研究兴趣将越来越转向文学自身。郭沫若《女神》留给后世的启示性意义,也许将主要在新诗形式方面。新诗在韵律节奏探索上的一系列尝试和突破表明,新诗中“自由派”与“格律派”之争并非文学史描述中的那种两军对垒,而与诗人创作个性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郭沫若《女神》 新诗形式探索 诗人创作个性  一  随着20世纪进入尾声,本世纪初诞生的五四新诗,将留下一些遗产给新的世纪。这笔遗产现在我们还不能打理清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时间越长,选择就将越偏重于文学本身。  作为五四新诗的重要成果之一,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早期诗歌创作,一直被普遍视为现代新诗史的真正开篇。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反复谈论《女神》中充满理想光耀的自我抒情形象、大胆叛逆精神以及渗透在内容和形式中的彻底解放感,为的是——也习惯于从中寻找它与五四时代之间的种种精神联系以及启示意义。但是,当人们谈论了大半个世纪以后,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出1922年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的见解。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就断定了,《女神》之“新”,“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即《女神》的独特性正在于它惊心动魄的精神风格使新诗无愧于那个伟大时代。接着,闻一多准确分析了诗中那个狂放不羁的自我与五四一代青年的内在精神联系,“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象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音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因此,闻一多指出,《女神》中那个炫新耀奇的自我并“不是这位诗人独有的,乃是有生之伦,尤其是青年们所同有的”〔①〕。  而现在,20世纪的串串雷声渐渐远去了,又是世纪之交,生活还要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问题必然要提出来,这就是: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创作,除了显而易见的时代精神特点或象征意义外,还有没有更为长远的启示性意义呢?如果没有,它早晚将尘封在一页历史中;如果有,它又在什么地方呢?  显然,这一启示性意义应当到形式方面去寻找。郭沫若在新诗形式解放方面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朱自清曾明确指出,五四新诗革命与近代“诗界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新诗从诗体解放下手”〔②〕。而导致诗体空前大解放的第一人,正是郭沫若。经过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人步履蹒跚的短暂尝试,郭沫若的《女神》以高度自由、狂放不羁的诗行,一举结束了早期新诗在形式上文白参半的稚拙状态,使新诗体真正获得了自由的生命。《女神》这一重要贡献不仅在新诗史上具有开篇意义,也必然作为一份历史遗产面对未来新诗形式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启示作用。  不过,研究者们虽然很早就注意到郭沫若对新诗形式解放所做的突出贡献,但似乎更多地是将这种贡献纳入史的描述中。最早从30年代起,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便将对新诗形式方面的不同见解和尝试粗略地划分成两派,一派是主张自由体新诗的,另一派是主张格律体新诗的。这样概括也许是为了便于描述20年代有关新诗形式方面论争的基本状况,但从这以后,文学史学家们的研究思路便不假思索地循着朱自清的观点走,似乎再没有人想到越雷池一步。于是,根据一般新诗历史的描述,我们得知的是,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从20年代即已形成,并各有各的旗手,自由诗派的当然旗手是郭沫若,而稍晚些的新月派诸诗人则是格律诗派的典型代表。这两个诗派又反复论争,各持一端,脉络清晰,在每个时代差不多都可以找出它们的代表者。它们的实际影响也依时代的不同而互有消涨,并且还将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文学史家从中获得了高层建瓴地把握文学现象的线索和激情,但问题是诗人们凭什么要一代代地这样对峙下去呢?诗人们在理论上也许确实主张过什么,甚至还大声呼吁过,但这对他们自己的创作来说并不是金科玉律,对别人就更不是。这些主张也许是个人的体会、感悟,也许寄托了某种理想,也许与诗人特定的社会、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但无论怎样,当诗人们提笔创作时,这些背景因素就统统隐退了,唯一使他们激动的只能是尽可能完美表达的冲动和愿望。实际上,越是好的作品似乎越是自由自在,很少自我限制,划地为牢。郭沫若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天上的市街》是一个例子  可曾记得爱 团队为您解答。如满意请采纳。

郭沫若作为我国二十世纪新诗运动的领导者和倡导者,而它的价值与地位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是表现了奋进狂放的文学态度;其二是爱国精神的表达。

郭沫若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诗歌家之一。暂且不论为人,只谈论文学作品和诗歌的话,他的文学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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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 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 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 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 ⑵ 通过分析本地(校) 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 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 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 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确定论文写作目标时,一方面要考虑课题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考率实际的工作条件与工作水平。(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希望我们可以帮你。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提出-论点;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研究意义是论文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对论文研究背景的交代,简单来说就是文章为什么选择研究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和已经存在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今后的本学科或者本研究领域的发展有何影响,这就是研究意义的主要内容。研究意义其实就说明文章的研究内容是有价值的,但是研究意义的写作也是应当有所侧重的,意义的写作应当更加倾向于体现研究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和推动作用,这里需要作者注意区分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的不同之处,研究目的主要交代清楚做这项研究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对研究成果的预期,研究目标则更为具体一些,如通过研究构建某种教学模式、教学策略、方法,获得某某规律,揭示某某机理等等。作者写作研究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把握,一个是研究的理论意义,另一个就是研究的实际意义,常见的研究意义可以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理论意义就从本学科理论发展角度来阐述,实际意义既要从工作实践的角度阐述,工作实践活动未来发展趋势、前景等等,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其中。研究意义的写作也会在开题报告中用到,因此把握研究意义的写作至关重要,以上对研究意义的写作要点汇总,希望对广大作者的写作有所帮助。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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