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传播论文范文模板图片大全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我喜欢欧美，韩国的歌曲。中国人没什么创造能力，只会模仿别人！为什么日韩、欧美的人才那么多！就在于此！布兰妮、迈克尔杰克逊。。。都是我喜欢的歌手！

所谓流行音乐，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活泼、情感真挚，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的甚至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这些乐曲和歌曲，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因此，又有"大众音乐”之称。流行音乐起源于美国的爵士音乐。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种新兴音乐，以它独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刷新了听众的耳目，轰动了全美国，又很快传遍西欧各国。在今天，流行音乐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在器乐作品中，它包括丰富多彩的轻音乐、爵士乐、摇摆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圆舞曲以及各种不同风格的舞曲和各类小型歌剧的配乐等。流行音乐中器乐作品的特点是：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或抒情优美，演奏方法多种多样，音响多变，色彩丰富，织体层次简明，乐队规模不大，现代作品多使用电声乐器。声乐作品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抒情、风趣、音域不宽，手法通俗、曲调顺口、易于传唱；歌词多用生活语言，浅显易，易为听者接受和传唱；歌手多是自成一格的流行歌星，发声方法各有千秋，不受声乐学派的约束，演唱时感情重于声音技巧，动和自由不羁，自然亲切，易引起听众的共鸣；小乐队的强声伴奏与歌声融为一体。由于流行音乐具备上述特点，所以就能够和群众连在一起，无论文化水平的高低，都易于接受。流行音乐也就是通俗音乐，流行歌曲作为一种以消遣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现象，流行歌曲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俨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尤其是90年代以后随著国家的政策开放，使得流行歌曲的内容形式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深入人心，90年代的流行音乐变化较广，并且与我们的生长背景较为接近。然而流行歌曲不仅是艺术，也是娱乐、精神寄托，更是反应百姓生活的写实记录，甚至是大众思想、意识型态的指标。现在我们所听的歌曲，像是周杰伦、蔡依林、张惠妹等等歌手，他们的歌都属于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与其它大众媒介的差异主要是流行音乐有三种特性：流行音乐乃是一重复的形式：流行音乐的主题内涵不断的重复，而具有穿透阅听人之意识的能力。流行音乐多属非叙述性的形式：其强调对接收者的身体、生理与感官能力之刺激。流行音乐是一种经验上的形式：音乐是属于艺术而非科学的领域，是对某一经验之体验。　　流行音乐的英文翻译：POP MUSIC　　流行音乐的发展　　美国的流行音乐作为欧洲流行音乐的主体，主要是以欧洲及其它国家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以及黑人音乐为基础，融合而发展起来的。随着逐渐演化和发展，又产生出新的种类形式，如爵士乐、廷潘胡同歌曲、乡村音乐、拉格泰姆布鲁斯、摇滚乐等。流行音乐是与严肃音乐相对而言的，它不同于严肃音乐，因为严肃音乐常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和一些专门的知识层面，需要听众运用自己的知识和修养细细领悟、品味。而流行音乐对于听众来说，其形式短小、通俗，唱起来上口，并且对于听众不需要更多的专门仅依靠对音乐的心领神会与感性认识就能理解。　　美国流行音乐具有更多的自娱性与商业性。其自娱性来自非洲的音乐传统。影响最大的，如爵士乐、布鲁斯、摇滚乐等，都起源于黑人音乐。　　早年大部分移民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一般地说是出自于自愿，他们基本上是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同美国文化融合在一起。但只有黑人例外。他们是作为奴隶被迫来到这个国家的。他们身上“除了锁链以外，一无所有，但他们的头脑中却牢记着非洲舞蹈和音乐的丰富传统。”黑人奴隶们在农场劳动时，不允许说话，但可以唱歌。他们依靠自人听不懂的劳动号子和歌曲相互传递信息，交流感情，通过这种表达方式，把他们郁积在心里的痛苦与不平喧泄出来，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黑人特点的黑人音乐。黑人音乐在形成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包括汲取白人音乐成分，产生了布鲁斯、爵士乐等形式。而最初的摇滚乐就是黑人音乐“节奏布鲁斯”，西方也有人把摇滚乐称作为“下层阶级反抗当局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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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并非今天才有，而我国古今流行歌词的传播状态却截然不同，古代流行歌词往往能够吸引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流行歌词则越来越成为传播媒介的附庸，无法独立地实现其文学价值，更无法引导当代的主流文学创作。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对古今流行歌词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今天的歌”是否就是“明天的诗”，对于当代文学和当代流行歌曲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 “流行歌曲”一词来源于popular music，西方学者popular定义为“大众”；而目前国内却没有人对流行歌曲做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流行歌曲”、“大众歌曲”、“通俗歌曲”等概念相互混用。因此有必要在本文开头对“流行歌曲”进行定义，即“词曲的内容与形式迎合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当数量群众的心理需求，创作状态自由活泼，无需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的强行介入便可以自由地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广泛传播的歌曲”。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流行歌曲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为什么古今的流行歌词有这么大的变化，却鲜有人探索，甚至更有人提出“今天的歌”或许就是“明天的诗”的看法。而实际上，当今的流行歌曲已经成为体现当代社会群体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歌词的内容所表现的到底能否与诗歌的内容相一致？歌词的文学价值又能否独立存在？导致当代流行歌词的这种尴尬境地的原因何在？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传播情境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传播活动离不开传播情境的变化，古今的流行歌曲在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古代的流行歌曲的创作状态是自由的，这些歌词创作者赋予歌词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个性，而非迎合市场的需求，放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为广大受众接受的同时，也容易得到文人的认可和借鉴，这就为古代流行歌词走向案头文学提供了可能。而当代流行歌词所处的传播情境使得音乐文化具备了一种特有的运作模式，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成为当代人们消遣娱乐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这种“商品”属性的形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大的环境下一种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与客观存在。一旦这些素来为人们众口传唱的流行歌曲成为了商品，歌词创作者就必须要遵循市场规律来办事，写什么样的歌词要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歌词所要表达得也不再是创作者的心声，它消融了作者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要帮助广大的受众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欲望，来满足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流行歌词所承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歌曲的质量在逐年地下降。它已经逐渐地脱离了文学创作的最起码的要求，人们不会特别地去关注歌词。另外，欧美流行音乐也给中国当代流行歌曲以很大影响，曲风、词风以及歌曲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对欧美的流行歌曲借鉴不少，从而更确定了当代流行歌曲在大环境下的商品性质。这种古今创作环境的差异很直接地决定了流行歌词是因“个性创作而流行”还是为了“流行而创作”。 2．传播者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2．1创作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古今创作主体的创作态度、动机、知识结构以及能力的发挥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古今流行歌词在表现手法与表现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差异，“诗言志”、“诗言情”的创作动机和实现歌曲商品价值的创作动机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单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的流行歌词可以吸引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旋律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的流行歌词则只能依附于歌曲包装本身，而无法走向案头了。 2．2 接受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受众不仅是有分析、有选择地接受媒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信息的采集、编制和传递过程，对传播的质量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接受者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而受众不同的地域、年龄段、文化水平以及职业结构也会对流行歌词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在调查统计（调查统计图表于此略）中发现：古代社会群体并不需要过多的对于个人欲望的宣泄与表达，民间流行的更多的是对民风民俗乃至民声的生动表达和反映，对歌词的认识在于“诗言情”、“诗言志”；而当代受众对于流行歌曲的认识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歌词已经成为商品，成为他们消遣放松的主要方式，这无疑对歌词的内容以及表现手法有很大的影响。 3．传播媒介分析 3．1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引起歌词创作的变化古代的流行歌曲中，词与音乐旋律紧密结合，从《诗经》起都是先有词再谱曲，唐代曲子词始“以辞从乐”；而当代则多依词谱曲，一词只能配一曲，在客观上也加强了歌词对曲调的依赖性，且当代歌词要求的节奏性与当代白话诗歌的自由化无法相一致，因此二者相互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样的“今天的歌”无法成为“明天的诗”。 3．2 古今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演变 1、古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从示现媒介到再现媒介古代流行歌词最初处于自然传播状态，不依靠任何传播技术和手段。这种示现媒介有着传播过程的接力性，传播效果的模糊性，传播关系的透明性，示现媒介的传播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对面的传播，亲切、自然，容易与受众产生最大的“话语空间”，获得最多的共鸣。乐谱、词谱等再现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流行歌词的传播与保存，也为歌词增添新的魅力。歌曲创作与歌舞表演产生了专业分工，这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了流行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另外，这种再现媒介的出现也使原创者原有的风格和理念得以很好的保存，同时也为民间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载体。当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高度发达的机器媒介机器媒介相对于前两种媒介来说更发达，也极大地推动了流行歌曲的迅速传播。广播、CD光盘、电视、网络等机器媒介都给人听觉、视觉上的全方位享受，高科技手段及展现方式吸引了人们原本给予歌词的关注，这种传播方式使得流行歌曲更依赖于一种符号的转换，更依赖于技术上的精湛与高超，而不是歌曲旋律与歌词内容本身，这便使得创作者很难再有将歌曲还原为再现媒介的冲动，而歌词也只能以简单、直白的方式才能获得最大范围内的广大受众的喜爱，才能实现当代流行歌曲的商业价值。传播话语分析 1 创作者假定的话语对象的差异创作者要根据与接受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关系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话语风格，古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写歌词的时候往往会把话语对象默认为某个人，他所写所唱的，是针对这个人或借描述某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进行的。这种对接受话语对象的分析和定位，使他们在创作中把重点放在抒发个人情感、展现个性上，一首歌词不用每个人都懂，但他的话语对象一定要明白，他所要抒发的也只是创作者与话语对象几个人的情感，而非众多接受者。而当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创作之前所假定的话语对象是广大的受众，他不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写歌，而是为了迎合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参与创作的。当创作主体需要用自己的文字去表达某个特定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情感时，自然是越直白越明了越好的。 2歌词话语文本的文学性探寻及其归宿歌词话语文本本身与文学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流行歌词才能脱离音乐旋律而走向案头文学。歌词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歌词的意境以及自身的语言风格等方面。相比较而言，当代流行歌词对于话语文本文学性的探寻缺失了许多，这自然也是与机器媒介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当然当代流行歌词中也存在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但从宏观上来说，今天的流行歌词失去了对于文学的研究与探询，而且它也不再是流行歌曲中最主要的因素，只能在机器媒介的操作下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商业性远远多于文学性。综观当代大的市场环境和趋势，笔者认为，当代的流行歌词再也无法承担起古代流行歌词所担负的使命，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也成为歌曲传播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符号，而缺失了之于文学的探寻，最终只能将自己融化在机器媒介的数字和符号里，无法脱离音乐和机器媒介而独立存在，也就更不可能走向案头文学了。这样的“今天的歌”，是不能够成为“明天的诗”的。参考文献： [1] 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 冯明洋知识经济的文化分流与传统音乐的文化守护[J]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 [4] 赵志安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5] 捕风音乐：耳朵的快感消费 [6] 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7] 宋玉对楚王问——文选[C]萧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9] 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 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1]刘勰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2]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3]元稹元稹集[M]冀勤校点第2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2 [15] 付林，王雪宁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16] 曾遂今音乐创造灵感：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 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17] [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8] 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和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19] 修海林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20] 包兆会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1] 赵晓辉，韩乔最新统计数据:目前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9880万 [22] 李广平李广平的现代歌词论 [23] 欧阳友权文学原理[M]海口：海南出版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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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甚至耳聋的人也能够通过感觉自己身体的震动来体验音乐，最著名聋音乐家的例子便是贝多芬，其绝大部分著名的作品都是在他完全丧失听力后创作的。人们想学习音乐的时候会去上音乐课。音乐学是一个历史的科学的研究音乐的广阔领域，其中包括音乐理论和音乐史。音乐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各文化也都有其独特的音乐系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以该领域为讨论对象的学科。音乐是一种符号，声音符号，表达人的所思所想。是人们思想的载体之一。音乐是有目的的，是有内涵的，其中隐含了作者的生活体验，思想情怀。音乐从声波上分析它介于噪声和频率不变的纯音之间，从效果上讲它可以带给人美的享受和表达人的情感。音乐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通过音乐人们可以互相交流情感和生活体验。这在歌曲中这种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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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中国风音乐　　近几年来，形式新颖的“中国风”音乐大行其道。从传统审美角度来看，这种音乐形式无论在歌词、编曲、演唱方法还是整体风格上都符合中国古典审美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有密切关系。但在这种音乐形式广泛流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真反思，探索传播传统文化的最佳途径。　　近几年来，一批新生代音乐创作人和歌手将中国的一些民族文化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歌曲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流行音乐。这种新奇、独特的音乐形式很快席卷了流行乐坛，受到了听众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大众的追捧。也正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歌手为了迎合大众，将“中国风”音乐的风潮推到了极致。同时，这种“中国风”也在广告、电影、服饰、建筑等各种艺术中大放异彩，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文化。可以说，“中国风”的流行，与在儒、道、佛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审美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这种现象也源自中国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　　一、何谓“中国风”音乐　　“中国风”，如果按字面上解释，即有中国特点的音乐风格。当然，这并非是指中国的传统音乐，而是指在流行音乐领域的一种融合传统音乐的独特音乐形式。关于“中国风”音乐的定义，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音乐人黄晓亮在博客中说道:“中国风就是三古三新(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代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也有人曾经试着给“中国风”音乐下过如下的定义:“中国风”的歌曲多采用“宫调式”的主旋律;在音乐的编曲上大量运用中国乐器，如二胡、古筝、箫、琵琶等;在唱腔上运用了中国民歌或戏曲方式;在题材上运用了中国的古诗或传说故事。虽然这两种说法还有待商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风”音乐的特质。　　(一)歌词包含中国古典文化　　“中国风”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歌词中包含中国古典文化。有的作品直接把古辞赋拿过来运用，如王菲的《水调歌头》、蔡琴的《如梦令》、伊能静的《念奴娇》等，即是把古典诗词直接谱曲并融入现代配乐来重新演绎。有的作品则是借用古典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意象如“月”、“水”、“镜”、“梅”、“竹”、“兰”、“茶”、“杨柳”等融人作品，如《东风破》、《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等。还有的作品传达了中国传统的情感内容，如周杰伦的《以父之名》、《听妈妈的话》、《蜗牛》等，这些歌曲显然和中国传统的重亲情的伦理情感紧密契合。有音乐人指出:“‘中国风’音乐作品的歌词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歌词整体营造古典民族的文化氛围，运用大量的古典意象;二是歌词中带有一些鲜明的民族符号，以此来体现民族特色。　　周杰伦的代表作《东风破》，其歌词是:“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人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歌名本身就是词牌名，其中“离愁”、“烛火”、“古道”、“思念瘦”等充满古典意象的词语更是营造出悲凉的气氛。((青花瓷》中的“素胚”、“釉色”、“临摹”、“窑烧”等描述青花瓷制作工艺的词被巧妙融合在歌词中，同时极力渲染江南雅致淡然的景色，构成了极具画面感的内容。《本草纲目》借用了李时珍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来传达古典情怀，胡彦斌的《曹操》则描述了一代袅雄曹操的故事。因此，包含传统文化是“中国风”音乐在歌词内容上的主要特点。　　(二)编曲和唱法融合大量的民族音乐特征　　一般来说，当代流行音乐习惯以西洋键盘乐器、打击乐器和电子音乐为主，而“中国风”音乐使用传统的乐器，如二胡、琵琶、竹笛、古筝等，使中国韵味被积极地呈现出来，是一种全新而且独特的音乐表达。如周杰伦的《东风破》主要运用了二胡;《霍元甲》则主要融入琵琶和大鼓，沉闷而厚重的鼓声阵阵，表现一代宗师的武学气概，全曲气势十足。林俊杰的《江南》主要运用了箫，箫声绵绵，流畅抒情，委婉动听。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巧妙地揉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江南水乡的雅致淡然。　　除了配乐和编曲之外，很多“中国风”音乐大胆地运用了传统音乐的演唱方法，如民族唱法、戏曲唱腔等。如陈升的《北京一夜》用老生腔演唱，之后有《霍元甲》中的花旦腔，《红尘女子》、《以父之名》中的青衣腔，《在梅边》里的昆曲，陶品的《SUSAN说》则引用了京剧《苏三起解》中的唱段。《千里之外》两种音乐形式和唱法的交替使音乐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变化，让人耳目一新。随着200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周杰伦和宋祖英两种不同音乐形式的巧妙融合，这种“混搭”的音乐形式越来越受到欢迎。　　(三)整体风格追求古典意境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意境是艺术家创作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古典审美精神的重要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古典艺术作品无论是诗词还是曲乐，都讲究含蓄、淡泊，追求意境的绵长深远，含蓄朦胧。　　“中国风”音乐无论在歌词、编曲、唱法、旋律还是MV的拍摄上，都注重使音乐整体上能够展现出典型的东方古典意境。“中国风”音乐多采用古典诗词作为题材，情感表达符合“中和”的审美标准。同时，曲调的悠扬和谐也体现了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儒家美学观。除此之外，MV的拍摄也体现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含蓄蕴藉的古典美学要求。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存在着诸如“落花”、“大雁”、“春”、“暮”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在美学的层面上，它们是一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独立的艺术符号。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将审美意象作为“情感符号”和“艺术幻象”来考察。她说:“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对于这种意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符号。朗格从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出发，认为艺术意象也是一种情感的符号。在“中国风”的音乐中，充满了类似的传统意象，如周杰伦的《青花瓷》，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出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山水，水云萌动之间依稀可见伊人白衣素袂、群带纷飞。“烟雨”、“青花”、“素胚”、“芭蕉”、“门环”等古典意象配上悠扬的曲调和水墨风格的唯美的MV，组合成了独特的意境。这种欲说还休、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正是符合了“含而不露”这一中国传统的审美要求。　　二、“中国风”音乐背后的古典审美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　　所谓审美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审美文化所独自具有的内在审美气质和性格，它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意识、艺术态度的核心因素，属于一个民族文化比较深沉的东西，与一个民族的哲学精神相一致。审美精神一旦形成便会融合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地影响着民族文化、艺术及审美的发展。中国古典审美精神是在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以及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哲学精神中逐渐生成、建构出来的。音乐学者林华先生就曾在其论著中提到:“在我们的审美个性中，既有来源于人类共有的审美经验积淀成份，同时又有受到民族审美意识影响的成份……”。　　在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其核心的哲学基础。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促使中国古典艺术强调“道”、“气”贯穿的生命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宇宙意识，注重直观感悟的生命体验，同时还追求“内在超越”的理想价值。生命精神和宇宙意识构成了中国艺术审美精神的内在特质。中国艺术所注重的不是孤立的个体生命和对象，而是生命的整体感、流动感和蓬勃的生命力，这种审美精神导致中国古典审美重神韵、气韵、气势、气脉、气象和意境等，也就是重生命精神，要求表现宇宙无限的生机活力。这种审美精神必然会影响中国人的审美实践。尽管中国的流行音乐是以西方音乐形式为主流，但这种根植于民族心理的审美精神要求也呼唤符合中国人审美特点的音乐形式出现，而“中国风”音乐正是符合了中国人内在的审美要求。　　同时，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其中，礼义廉耻、中庸之道、重亲情、尊伦理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中的情感表达，由此产生的审美方式使人们在潜意识当中钟情于写意的古典歌词，倾心于传统的民间乐器，醉心于含蓄、内敛的情感等等。在欣赏“中国风”流行音乐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怀旧”情怀，使听众很容易就和音乐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三、“中国风”音乐带来的反思　　对于艺术领域中的这种“中国风”现象，很多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全球化的日益加剧，今天，更多的文化形式和审美标准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审美实践。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传承五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消费时代，任何文化行为只有在转化为商业行为的消费中实现对文化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才能被公众更多地关注与接受。而“中国风”音乐无疑是传播传统文化的新途径。它通过特定的商业传播手段和商业行为方式，使文化消费群体在文化消费中得到审美的愉悦，最终实现传统文化和古典文明的传播。由此看来，这种独特的音乐形式不失为一种传播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音乐形式时髦有余，真诚不足。这些歌曲在商业动机的操控下，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内涵被那些流于表面的歌词拆解得略显破碎和浅薄。同时，由于歌曲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缺失导致传统文化的错误传播。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就曾经指出周杰伦的《青花瓷》歌词中有两处错误，其中一处错误堪称“谬误”。这首(青花瓷》，马未都认为其中谬误最重的一句是“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他解释说:“青花瓷自诞生之时便迅速成为中国瓷器的霸主，七百年来无人撼动。可瓶底从未书写过汉隶，仅在明崇祯一朝某些青花器身偶写过隶书，显然写词者并不太懂瓷器。另一处错误则是那句“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马未都解释说，这句歌词的错误之处在于“宋体落款仅见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而青花瓷器中未见过”。此外，还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歌手伊能静在《念奴娇》中将“羽扇纶巾”的“纶”念成“伦”，戴佩妮在新歌《一个人的行李》中，唱“我要一个人通宵看完鲁迅的背影”，但《背影》的作者是朱自清……这种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谬误，对文化传播、也对社会会产生不良影响。　　由此可见，在“中国风”音乐大热的同时，我们应该有所思考。真正的“中国风”是可以用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要选择最佳的传播方式和准确的转播内容，而不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任意粘贴一些传统文化的标签作为嚎头来吸引听众，获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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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是根据英语popular music翻译过来的。按通常的说法，所谓流行音乐，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活泼、情感真挚，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的甚至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这些乐曲和歌曲，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因此，又有"大众音乐”之称。但是，这样的界定有可能使那些本不属于流行音乐的音乐如《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洪湖水浪打浪》、《歌唱祖国》、《东方红》《南泥湾》等，仅仅因为它们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而都可被划归为流行音乐。另一方面，又把那些分明是流行音乐的音乐，由于它们流传不开这在流行音乐中也为数不少而排除在流行音乐之外。显然，流行音乐不一定都流行，流行的音乐也不只是流行音乐。准确的概念应为商品音乐，即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创作的音乐。它是商业性的音乐消遣娱乐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业’现象。（见前苏联《音乐百科词典》1990 年版)它的市场性是主要的，艺术性是次要的。有些歌曲虽然用通俗唱法演唱，但它的思想性、艺术性较高，这类歌曲不属于商品歌曲。如《大中国》、《众人划浆开大船》、《亚洲雄风》、《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好大一棵树》等。其实歌曲的类型和唱法没有必然联系，不能认为艺术歌曲只能用美声唱法演唱，民歌只能用民族唱法演唱，通俗歌曲只能用通俗唱法演唱。首先，三唱法的划分本身就是不甚科学合理的，这一点已被音乐界所公认，没有任何音乐家会认为三唱法的划分是完全科学合理的；其次，唱法目前有三种（如果加上原生态唱法和童声唱法则有五种），但歌曲的类型远不止艺术歌曲、民歌、通俗歌曲三种，还有颂歌、抒情歌曲、进行曲、队列歌曲、军旅歌曲、校园歌曲、讽刺幽默歌曲等多种类型；再次，音乐界无数事实证明，同一首歌可以用不同的唱法演唱。著名歌唱家刘秉义演唱过许多台湾校园歌曲，用的是美声唱法。香港歌星奚秀兰演唱过许多民歌，用的是通俗唱法。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比任何一个概念都科学、合理、准确。单从字面上看，“通俗”指易解易懂，“流行”指广为流传，这样看来象《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东方红》《南泥湾》等歌曲也可以称为通俗歌曲或流行歌曲。咋一看很荒唐，细想一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些歌曲都是通俗易懂、流传很广的。但是，这些歌曲是决不能称为商品歌曲的，因为它们决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创作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商品音乐”这一概念是科学、合理、准确的。明确了“商品音乐”这一概念，可以解决音乐界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例如“流行音乐能不能进课堂”的问题，事实证明不是一个“不用讨论”的问题。而且这个讨论永远不会结束，也永远不会得到最终结论。原因就是因为“流行音乐”不是一个科学准确的概念。明确了“商品音乐”这一概念后，可以得出结论，“商品音乐” 是决不能进课堂的，而第二段所讲的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歌曲则完全可以进课堂。　　编辑本段主要特性　　流行音乐与其它大众媒介的差异主要是流行音乐有6种特性： 1．流行音乐的新奇性即流行音乐的流行性或时尚性。新奇是一切流行事物的显著特征，好奇心是人类心理的一个特征。而流行音乐作为一种主要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商业化的娱乐音乐，它必然是“建立在契合了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因而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基础之上的。”流行音乐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而必然会“致使这种唱、奏、听某一曲目或运用某一风格的行为方式及其对象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扩展蔓延，并形成不同程度的社会风靡与社会群体性狂热。”流行性和时尚性是流行音乐的基础。 2．流行音乐的娱乐性流行音乐的作品内容通俗易懂，题材多取自于日常生活，以表现爱情主题的为多数，接受和消费的主体多数是以一般平民或亚文化群为主，因此它强调的是它自身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它的通俗性决定了它拥有大众的基础。人们可以主动参与表演，增加了能动的空间和乐趣，人们从中能得到放松与享受。因此，流行音乐更为注重和强调自身的娱乐消遣性，“娱乐性”是流行音乐的重要特征与功能。 3．流行音乐的商品性流行音乐的传播载体是以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各类录音磁带唱片为主的，在市场经济下，由于生产者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们必然会以赚取利润作为他的最终目标。 4、快速更替性既然流行音乐具有商业性，那么它也和其他商品一样，是群众文化消费商品的主要形式之一，就必然存在着大批量的生产特性，产品快速的推陈出新，是为了满足消费者不断更新的文化消费的需求。随着大众文化需求的不断变化，使得流行音乐的变更周期越来越短，之后会被更为时尚新颖的形式迅速所代替。 5．流行音乐的参与性流行音乐的创作题材一般都是以日常生活为主，强调个人的心理情感，强调自我，容易引起特别是大学生的情感共鸣。且流行音乐旋律易记易唱，演唱时可以满足自我的情感宣泄，产生自我陶醉感，从而获得一种创造性的满足感。这就使得流行音乐的可参与性大大增强。 6．流行音乐传播手段的科技性科技的进步使得流行音乐的传播手段发生极大的变化，从最初没有影像的磁带、唱片、CD、广播到有影像的电视、卡拉OK、VCD、DVD、MTV，再到便携式的mp3、mp4、MP5等高科技的发明成果，这些科技产品的出现极大地满足了流行音乐的广泛“流行”。而MIDI、多轨录音技术和电子音响合成技术的出现则大大提高了流行音乐制作的效果和音响表现的丰富性。因此，流行音乐的流行性的扩大离不开这些现代科技传播手段。　　所谓流行音乐，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活泼、情感真挚，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的甚至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这些乐曲和歌曲，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因此，又有"大众音乐”之称。　　流行音乐起源于美国的爵士音乐。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种新兴音乐，以它独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刷新了听众的耳目，轰动了全美国，又很快传遍西欧各国。　　在今天，流行音乐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在器乐作品中，它包括丰富多采的轻音乐、爵士乐、摇摆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圆舞曲以及各种不同风格的舞曲和各类小型歌剧的配乐等。　　流行音乐中器乐作品的特点是：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或抒情优美，演奏方法多种多样，音响多变，色彩丰富，织体层次简明，乐队规模不大，现代作品多使用电声乐器。声乐作品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抒情、风趣、音域不宽，手法通俗、曲调顺口、易于传唱；歌词多用生活语言，浅显易，易为听者接受和传唱；歌手多是自成一格的流行歌星，发声方法各有千秋，不受声乐学派的约束，演唱时感情重于声音技巧，动和自由不羁，自然亲切，易引起听众的共鸣；小乐队的强声伴奏与歌声融为一体。由于流行音乐具备上述特点，所以就能够和群众连在一起，无论文化水平的高低，都易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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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音乐鉴赏论文音乐是生活与生活息息相关，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以及享受生活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很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会了解到很多的知识。本文关键词：音乐文化产业民族音乐一．对中国古典音乐与西方音乐的认识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二，传统音乐的回归与加强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从民歌进课堂看加强大学生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譬如，流传在延安地区的民歌《东方红》，这是一首传遍全国的民歌。然而人们对这首民歌的了解仅限于口头的传唱之中，殊不知，其内涵深远，意义深刻。如今同学们在课堂上对这首民歌传承中出现的文化内涵的变迁的了解，不仅反映出了采风的重要性，更体味到了歌曲中的文化意义。三．音乐陪伴人成长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黄河大合唱》，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让人听了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为情节展开，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四素质教育与音乐课程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的任务不是培养专门的音乐人才。而是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一个学生的音乐潜能得到开发，并使他们从中受益。音乐欣赏是培养学生感受音乐，审美音乐能力，为学生终身喜爱音乐、审美音乐、享受音乐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参考文献： [1 ]张萌植根本土跻身世界[J]人民音乐，2007(3) [2]杨加猛中国在线音乐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分析[J]特区经济，2008(4)本文关键词：音乐文化产业民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