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阳明的论文3000字怎么写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命题很宏伟，预祝你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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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曙光——论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怎样才能让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得到复兴。 文化撞击与文化自洽 要探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弄清楚何谓文化。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二是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起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则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曰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的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公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付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个文化体应该都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并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才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在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比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私有制里每个人为自己负责，到底哪个比较好？确实很难说。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相对落后的，也正是由于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器物发明的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而当时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却滞后了。 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经济基础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技术的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于西方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其背后的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中国在 1979年改革前后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1979年之前，中国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此后的25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3%的成绩。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8年，用了28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尽管我不会过分乐观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赶上美国，但是我完全相信，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的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可能达到美国的20％。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数量预计，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将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那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就要靠改革开放，要靠维持政治稳定，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再造内部自洽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必须有和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中国现有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如伦理、价值等会不会变成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障碍，或者说如果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提高的话，中国的上层建筑会不会随之进行创新、调适，变成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文化实体？ “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顽固。他们批判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孔子是顽固、保守、落后的，因为孔子讲“述而不作”，他不创新。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孔子主张的“仁”，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主张是与时俱进的，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不仅孔子是这样，儒家第二个代表人物孟子也是这样。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虽然判断的标准还在于人自己的心。所以，孟子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但是，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后来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面对印度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退缩，而是把佛教的思想消化、提升，扩大了中国儒家文化的范畴；儒家学者除了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外，还增加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探索。宋朝武力虽不强，但是在经济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宋朝的儒家哲学被称为理学，理学大师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科举的标准教材，但是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在那里停止。到了明朝，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理学和心学的差异可以从对《大学》一书中“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找寻背后的道理。王阳明则认为 “格物致知”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王阳明的“心学”是适应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要求的。 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的，并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是顽固、保守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关于王阳明的论文3000字怎么写的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命题很宏伟，预祝你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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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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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命题很宏伟，预祝你能成功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生于明成化八年，卒于明嘉靖七年，享年58岁。他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王阳明一生中写过许多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其中有两篇是在贵州所作。一篇是千古不磨的《瘗旅文》，激情所致，一气呵成，哀吏目客死他乡的悲凉，叹自己落魄龙场之不幸，抒发忧郁愤懑之情怀，如哭如诉，句句是泪，字字是血，读后莫不黯然垂泪。另一篇是《象祠记》，这是受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之托而写的，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从而萌发出“致良知”的思想。从王阳明的任途生涯来说，这位明中期的大儒，应该说是一个忠诚的封建王朝的政府官员。从28岁中进士之后，他一路当官，从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御史，最后当到南京兵部尚书。但后来，没有人把他的名字和他的职位放在一起，而是牢牢地和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心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心学，实际上也很好解释，就是那种把“心”作为天下第一的世界观。“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天下之物孰为大？曰：心为大。”这种把主观世界放在第一性的认识论，早在南宋时期就在浙江发展，至明中叶的王阳明时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与南宋陆九渊的心理说更有密切的联系，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王阳明把它加以总结和完善，形成自己的心学体系。所以说，王阳明是明朝中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身后一百多年，其学说一直就统治着思想界，他与他的弟子创立的这个学派，被人们称为“姚江学派”。他的主要思想是：提出“心无外物”命题王阳明继承和发挥了南宋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心即是理也”的学说，主张“心无外物”。他的所谓“心”，实际上是指人的精神活动，但把“心”的主宰作用绝对化了。王阳明把“吾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来源，认为“心”是万物的“主宰”。另外，与心外无物相联系的，他又提出“心外无理”，认为事物的“理”，不存在与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心之中。在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命题中，他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关系，把人的感觉、意识绝对化、片面化，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提出“致良知”的主张在王阳明看来，心是无所不包的。物、事、理、义、善、学等都不在“吾心”之外，亦即是“心即理”。但他又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本然，是“致良知”为圣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他又强调“良知”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统一，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正是这个充塞天地的“良知”，才使“我”与万物无间隔地一气流通，互不内外远近地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天地间活泼泼的“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良知”，才感召人们去追求那种具有“凤凰翔于千仞”，“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的‘狂者’或圣人境界”。这就极大地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高扬了人格精神的伟大，成了“致良知”的主体后天努力的内在要求。在这里，王阳明突破了朱熹那种“天理”的绝对性，从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行是知的条件，是到达取得知识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强调认识主体生命意志和情感投入。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就有一个“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而觉“有滋味”的不断深化过程。因此，“人若复得‘良知’”，“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替与天地万物同体并一气漳通的超然自乐的人生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主体人格精神获得了高扬，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得到了肯定，人的心灵被提升为与天地同体无古无今的永恒，而这正是生命的体验过程。从对王学的内在结构来看，王阳明的心学是一种体验哲学。作为其心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美学，也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可以说是体验美学。所谓体验美学就是审美主体通过生命体验那种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的审美意象或审美境界。王阳明的体验美学就是通过审美体验去把握那种具有永恒性、整体性，直接性和超越性的“至乐”或圣人境界。我们自然不能简单地否定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思想。而事实上，作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王阳明的学说，无疑是对程朱理学一种巨大的挑战与叛逆。他的那种偏离正统、另类与传统儒学的思想因素，对后世思想界的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都确实是深远的。
《传习录》是其学说的经典之作《王文成公全集》《明朝一哥王阳明》《明朝那些事儿》
关于王阳明心学的论文3000字怎么写
心怀光明 “我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是王阳明临终前说的一句话。 以前就欣赏王阳明，但对他的了解实在不多，只知道他是明代的一位哲学家，是程朱理学的继承人。在我的心中，王阳明应该是一届书生模样，或者是一隐者，要么弱不禁风，要么道骨仙风，我能想象的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这段时间在看《明朝那些事儿》，其中用了很多的笔墨在写这一个人——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看后才知道，王先生可不是简单的一介文弱书生，他不光饱读诗书，还带兵打仗，不光参禅悟道，还为国家建功立业。他被后人称以“四家”，即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朱熹倡导“存天理，去人欲”，主张格物穷理。而王阳明经过十九年苦炼，终于渐修顿悟，得出了“天理即人欲”，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的哲学“心学”就此诞生。他认为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这是一个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意思是：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王阳明的学说也引来了一大群“粉丝”，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便高举阳明心学旗号，当时的军神东乡平八郎随身带着一块腰牌，上书“一生俯首拜阳明”。他的心学对张居正、康有为、孙中山等影响深远。现代更有一位教育家极力推崇他的“知行合一”，并改名为陶行知。王阳明，他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光明磊落、无愧天地。他功勋卓著，却不图功名利禄，他四处讲学，却不分门弟贵贱，他一生历经坎坷，却意志坚定，他混迹官场，却心系百姓，他反对贪欲与邪恶，坚信正义与良知。“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一旦通晓了这个道理，便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王阳明在临终之前，他的门人守候在他身旁，问他还有什么遗言。王阳明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我这里改用保尔·柯察金的一句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蝇营狗苟而悔恨，也不会因为违背良知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心怀光明，死而无憾！”答案补充 楼主可以自己添油加醋说些道理凑够800字的希望能帮上楼主的忙啦~~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文明的曙光——论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怎样才能让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得到复兴。 文化撞击与文化自洽 要探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弄清楚何谓文化。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二是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起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则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曰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的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公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付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个文化体应该都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并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才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在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比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私有制里每个人为自己负责，到底哪个比较好？确实很难说。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相对落后的，也正是由于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器物发明的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而当时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却滞后了。 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经济基础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技术的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于西方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其背后的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中国在 1979年改革前后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1979年之前，中国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此后的25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3%的成绩。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8年，用了28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尽管我不会过分乐观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赶上美国，但是我完全相信，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的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可能达到美国的20％。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数量预计，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将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那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就要靠改革开放，要靠维持政治稳定，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再造内部自洽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必须有和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中国现有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如伦理、价值等会不会变成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障碍，或者说如果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提高的话，中国的上层建筑会不会随之进行创新、调适，变成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文化实体？ “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顽固。他们批判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孔子是顽固、保守、落后的，因为孔子讲“述而不作”，他不创新。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孔子主张的“仁”，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主张是与时俱进的，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不仅孔子是这样，儒家第二个代表人物孟子也是这样。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虽然判断的标准还在于人自己的心。所以，孟子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但是，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后来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面对印度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退缩，而是把佛教的思想消化、提升，扩大了中国儒家文化的范畴；儒家学者除了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外，还增加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探索。宋朝武力虽不强，但是在经济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宋朝的儒家哲学被称为理学，理学大师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科举的标准教材，但是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在那里停止。到了明朝，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理学和心学的差异可以从对《大学》一书中“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找寻背后的道理。王阳明则认为 “格物致知”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王阳明的“心学”是适应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要求的。 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的，并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是顽固、保守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关于王阳明心学的论文3000字怎么写的
心怀光明 “我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是王阳明临终前说的一句话。 以前就欣赏王阳明，但对他的了解实在不多，只知道他是明代的一位哲学家，是程朱理学的继承人。在我的心中，王阳明应该是一届书生模样，或者是一隐者，要么弱不禁风，要么道骨仙风，我能想象的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这段时间在看《明朝那些事儿》，其中用了很多的笔墨在写这一个人——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看后才知道，王先生可不是简单的一介文弱书生，他不光饱读诗书，还带兵打仗，不光参禅悟道，还为国家建功立业。他被后人称以“四家”，即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朱熹倡导“存天理，去人欲”，主张格物穷理。而王阳明经过十九年苦炼，终于渐修顿悟，得出了“天理即人欲”，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的哲学“心学”就此诞生。他认为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这是一个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意思是：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王阳明的学说也引来了一大群“粉丝”，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便高举阳明心学旗号，当时的军神东乡平八郎随身带着一块腰牌，上书“一生俯首拜阳明”。他的心学对张居正、康有为、孙中山等影响深远。现代更有一位教育家极力推崇他的“知行合一”，并改名为陶行知。王阳明，他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光明磊落、无愧天地。他功勋卓著，却不图功名利禄，他四处讲学，却不分门弟贵贱，他一生历经坎坷，却意志坚定，他混迹官场，却心系百姓，他反对贪欲与邪恶，坚信正义与良知。“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一旦通晓了这个道理，便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王阳明在临终之前，他的门人守候在他身旁，问他还有什么遗言。王阳明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我这里改用保尔·柯察金的一句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蝇营狗苟而悔恨，也不会因为违背良知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心怀光明，死而无憾！”答案补充 楼主可以自己添油加醋说些道理凑够800字的希望能帮上楼主的忙啦~~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生于明成化八年，卒于明嘉靖七年，享年58岁。他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王阳明一生中写过许多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其中有两篇是在贵州所作。一篇是千古不磨的《瘗旅文》，激情所致，一气呵成，哀吏目客死他乡的悲凉，叹自己落魄龙场之不幸，抒发忧郁愤懑之情怀，如哭如诉，句句是泪，字字是血，读后莫不黯然垂泪。另一篇是《象祠记》，这是受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之托而写的，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从而萌发出“致良知”的思想。从王阳明的任途生涯来说，这位明中期的大儒，应该说是一个忠诚的封建王朝的政府官员。从28岁中进士之后，他一路当官，从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御史，最后当到南京兵部尚书。但后来，没有人把他的名字和他的职位放在一起，而是牢牢地和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心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心学，实际上也很好解释，就是那种把“心”作为天下第一的世界观。“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天下之物孰为大？曰：心为大。”这种把主观世界放在第一性的认识论，早在南宋时期就在浙江发展，至明中叶的王阳明时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与南宋陆九渊的心理说更有密切的联系，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王阳明把它加以总结和完善，形成自己的心学体系。所以说，王阳明是明朝中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身后一百多年，其学说一直就统治着思想界，他与他的弟子创立的这个学派，被人们称为“姚江学派”。他的主要思想是：提出“心无外物”命题王阳明继承和发挥了南宋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心即是理也”的学说，主张“心无外物”。他的所谓“心”，实际上是指人的精神活动，但把“心”的主宰作用绝对化了。王阳明把“吾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来源，认为“心”是万物的“主宰”。另外，与心外无物相联系的，他又提出“心外无理”，认为事物的“理”，不存在与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心之中。在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命题中，他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关系，把人的感觉、意识绝对化、片面化，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提出“致良知”的主张在王阳明看来，心是无所不包的。物、事、理、义、善、学等都不在“吾心”之外，亦即是“心即理”。但他又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本然，是“致良知”为圣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他又强调“良知”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统一，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正是这个充塞天地的“良知”，才使“我”与万物无间隔地一气流通，互不内外远近地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天地间活泼泼的“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良知”，才感召人们去追求那种具有“凤凰翔于千仞”，“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的‘狂者’或圣人境界”。这就极大地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高扬了人格精神的伟大，成了“致良知”的主体后天努力的内在要求。在这里，王阳明突破了朱熹那种“天理”的绝对性，从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行是知的条件，是到达取得知识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强调认识主体生命意志和情感投入。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就有一个“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而觉“有滋味”的不断深化过程。因此，“人若复得‘良知’”，“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替与天地万物同体并一气漳通的超然自乐的人生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主体人格精神获得了高扬，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得到了肯定，人的心灵被提升为与天地同体无古无今的永恒，而这正是生命的体验过程。从对王学的内在结构来看，王阳明的心学是一种体验哲学。作为其心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美学，也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可以说是体验美学。所谓体验美学就是审美主体通过生命体验那种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的审美意象或审美境界。王阳明的体验美学就是通过审美体验去把握那种具有永恒性、整体性，直接性和超越性的“至乐”或圣人境界。我们自然不能简单地否定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思想。而事实上，作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王阳明的学说，无疑是对程朱理学一种巨大的挑战与叛逆。他的那种偏离正统、另类与传统儒学的思想因素，对后世思想界的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都确实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