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意义论文高中1000字左右

林则徐西学思想论略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他不仅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而且与清王朝长期奉行的盲目排外、闭关锁国政策不同，以务实的态度和作风开了了解西方情况、学习西方知识，并将之付诸行动的先河。林则徐与“民主”政治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面对西洋的坚甲利兵，不得不作“西夷”背景的了解，因此有《四洲志》之编著。《四洲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概况，内容包括地理历史、政治制度、财政经济、军制武备、对外关系、科技文艺、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许多新知新闻。这部书对于当时的中国，犹如一股清新的“民主”空气吹进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堡垒，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为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扬“民主”大旗制造了舆论。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该书竟然提到了西洋的议会，特别是英、美、法三国的上下议院，颇有相当篇幅。该书叙述英国上下两院的结构时，谓上院议员多王公贵胄，全院约426人;下院议员来自地方，“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共658人。谈到议院的权力，指出“国王虽有权裁夺，但必由‘巴里满’(Parliament)议允”;国王行事有失，承办官员要交“巴里满”议处。美国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军国大事，必“西业”会议而后行。西业即今之参议院(Senate)，其议员经由选举产生。选举是将选票“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以推荐最多者为入选”。法国设“占马阿富”(LesChambres)，其制度与英国相近。①《四洲志》讨论英、美、法议会的组织、权力关系、选举等。林则徐介绍这些观念时，相关的名称都是音译，例如上院译为“律好司”，下院译为“甘文好司”，原来就是House of Lords及House of Commons的音译，但均未予转换，不谙原文者，读之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林则徐似乎对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加上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因之决定敦请魏源作全面性的补充。然而，魏源的补充并未超越林则徐的《四洲志》，原因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限制了其个人视野，重点放在了解英人的坚甲利兵，于议会政治甚少措意，大多转抄《四洲志》的内容，没有进一步的发挥。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魏源提到了议院多数决的原则，“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感觉其为一美好制度。②作为“民主”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具体运作———议会思想进入中国，加快了中国的民主进程，由此，才有了清廷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仅深入理论，同时考求实施的技术，至此中国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实行时期。议会思想于1840年前后进入中国，这无疑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当时引进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有功名的绅士，如冯桂芬、王韬等;一类是政府官员，如林则徐、魏源等;一类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如麦都思等。林则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民主”政治的中国官员。林则徐与“论用兵”为了准备反侵略战争，对西方军事、科技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便成为林则徐重点关注的内容。从《澳门月报》第四辑“论用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论用兵”收集了广东、福建的一些海战材料，林则徐根据从澳门翻译的书报中对这些海战的评论“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蛋户”，③又了解到英舰害怕我用火攻，这进一步发展了林则徐“民心可用”的思想，因此，在反侵略战争中，他招募渔民、蛋户编成水勇，并采用火船出其不意进攻敌人，且屡获胜仗，大大增强了其抵抗侵略的决心和信心。通过对西方军事情况的了解，林则徐认识到英国在军事方面的优越与先进，为了学习英军的“船坚炮利”，他还从澳门购买了军事技术资料，组织摘译了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训练军队学习使用欧式大炮，并在广东防务中应用。为了改变中国的军事落后状态，林则徐通过澳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船炮，譬如，他从澳门“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④这些铜铁大炮被用以装配虎门炮台和广东水师船只。外国的帆舰无法引进，他便通过美国商人购买商船“甘米力治号”，将其改建为兵船，船上共装有34门英制大炮。林则徐曾试图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合作，以这条船为模型来推行水师的近代化，这可说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最早萌芽。战争规律告诉我们:知己知彼首先是战争实践的要求。19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控制中国这个广大市场，对华肆逆称兵已是迟早之事。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通过接触外界认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志气叙事”。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鸦片战争作准备，是在“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蛋户”。正是通过对对方的了解，林则徐不仅看到了中国水师的腐败和人民力量的伟大，也看到了英敌的怯懦，从而相信“民心可用”，继而招募渔民、蛋户丁壮5000人，变为水勇，日夜操练，成为后来抵抗英军的强大的战斗力。除调查研究英敌动态外，他们组织专人翻译外文书报，编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和《各国律例》等，介绍外国的政治经济、地理位置和风俗习惯，使中国人民对外国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也使林则徐认识到英距中国“历海程七万里”，从而在广州严密设防，“以逸待劳、以守为战”，使英舰逡巡海上而不敢冒犯广州，被困于海面。尽管鸦片战争中我方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林则徐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上却充分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即使被撤职后，他也不忘对地方的研究。1841年4月14日林则徐应邀筹议战守时，仍高兴地呈上了一份长达2000余字的防御粤省计划，计划中对对方进行了这种阐述:“周密探报敌情，捉拿汉奸，英军行动‘朝夕变迁’，并非一致，必须派遣妥干人员，或轮流改装分路确探，或在澳门暗中坐探。”这再次展示了林则徐对敌方研究的高度重视。林则徐与“新闻纸”澳门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据之后，西方国家人士就不断地移居澳门，使澳门逐渐成为西方商人的立足点、鸦片贩子的贩毒中心以及外国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情报收集站和给养基地。正因此，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知识和各种信息也随之带进澳门，这也带动了澳门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新闻纸”也就应运而生。澳门汇聚大量西方文化和信息，成为林则徐了解西方的一扇窗口。由于清王朝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文化上则实行愚昧的专制主义，不允许任何背离“经书”的“邪说”、“异端”存在，禁书之严为历代所罕有，阅读“夷书”更属大逆不道。因而，西方近代先进的文化、知识等很难进入中国内地。而澳门由于已成为西方人的居留地，无形中成了中国唯一能够接触西方事物、获得西方信息的地方。在澳门，不仅有各种西方书籍传入，而且西方人还办有各种报刊，如《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这两种报纸原在广州办，1839年5月移至澳门)和《新加坡自由报》等，这几种报纸被统称为“澳门新闻纸”。此外还有《澳门杂录》、《中国丛报》等。这些报刊的主要内容涉及外国人对有关时事政策的反应、报道和评述等，而这正是林则徐在禁烟活动和反侵略斗争中需要的。因此，林则徐一到广东，就将澳门作为其了解外部世界的首选之地。用林则徐自己的话说:“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情传到该国，并将该国事情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⑤从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林则徐组织翻译了澳门的外国报刊和书籍，金安清在《林文忠公传》中说:“公独设间得其新闻纸，及外洋记载，通以重译，能中其窥要，而洋人旦夕所为，纤悉必获闻，西酋骇为神助。”⑥可见澳门独具的西方知识与文化信息汇集的条件，正好为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了解西方、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方便之门。林则徐作为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能够冲破保守势力的藩篱，努力探求西方新知，向西方学习，其影响是深远的，这在当时或多或少地延缓了中国被英国殖民地化的进程，同时为中国文明与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　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　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　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　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　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　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　，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　、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　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　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　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　。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　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　《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　、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　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　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　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　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　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　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历史论文高中1000字左右

历史的长空以正确平和的心态对待历史我国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改变我历史观的话：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和弱点，一切言委卸于古人。这句话是我学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成为我学习历史的指导思想。古代史的繁盛与近代史衰落的巨大反差，让我们一度那段历史里的人和事迸发强烈的愤慨。但是这句话改变我历史观的话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在学习那段历史时偏激的态度。它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应以一种平常心对待历史，应以一种正确平和的态度学习那段屈辱的历史。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这样说：“我们要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这种平和的心态是对历史的最好诠释。这种态度不是不爱国，而是要让这些惨痛屈辱的历史从绊脚石蜕变为我们今后路上的垫脚石。偏激的仇恨态度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只会产生阻碍作用，太多的主观因素干扰，会让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历史。用平和的心态看历史对它的理解才能更加深入透彻，对它的评价才会更加客观。当今社会下的我们不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历史，而应该以平视乃至仰视历史。不只是对历史，在当今社会也同样如此。北外大学美国研究室主任梅任毅曾说：我们要避免的是在还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大国心态”对待历史我们也不应有“大国心态”，不要以为我们站在了历史的最高峰，这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易中天说历史人物皆有三个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而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也会读到各种版本的作品。如：正史、野史、各种各样的文献让历史真相更为难以探求。所以在学习历史时，我们的思想更不能单一，要从多个角度，不同的观点看历史、品历史、悟历史。例如：李鸿章，他被公认为是卖国贼。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的。但我们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的话，就不免会对那一系列条约签订的前因后果产生自己的主观看法。如果站在他自身的角度来看，或许为他的无奈发出感叹。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发现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哪些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而哪些做法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我们在他的处境下，我们如何做更为妥当。这不仅是学习、回顾历史，也是预习、讲述人生。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会得到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还会得到我们自己感悟出的人生启示。树立自己的历史观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生活中的困惑，往往可以通过读史来解答。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以让你深入透彻的理解历史，可以让你感悟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思想，它会成为你学习历史道路上的一个路标，会成为学习历史的一块基石。树立你自己的历史观，以历史观影响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会让你受益无穷。对历史，我们应有来自自我的主观看法，也要有对它客观的评价，让我们站在山脚下，平静地仰望那历史的天空。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困境。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已经成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我们各自的优秀传统，如何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　　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大潮中，重视抢救和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着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的创造力，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既是对各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溯，也为现在与未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本土文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防止盲目的、急功近利的、破坏性的开发，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愿意与各国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　　传统文化的保护，既包括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目前，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立法和国际协作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专门国内法的国家还很少，国际间的合作也还很不够。希望会议能够在关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更加关注扩大和加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不仅涉及到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方法问题，所以建议会议提请各国关注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出现冲突时的具体解决办法。我们尤其希望会议在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模式和实践，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的机制等具体操作层面做出创造性的工作。　　二、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是各民族祖先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和保护文化创新，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反映活生生的当代生活，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在科技迅捷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当代，紧跟时代、着力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图强的十分重大的问题。21世纪各国的文化如何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保持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值得我们深入研讨。　　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没有文化的民族性就没有文化的多样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广收博采、熔铸万物，又必须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其独特的精神财富是产生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现代化的发展，从技术手段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电视、电脑、互联网和各种信息传播的普及，到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与商业关系的密切，使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文化需要适应这种转型，才能在这种当代社会中生存和发展。　　政府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中应当发挥关键性作用，要研究政府如何通过政策调整实现文化继承与创新。各国政府需要采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的保护，使之成为历史的忠实样本，使人们由此了解过去；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又需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使传统文化中积淀的优秀精神文化遗产为现代生活服务。在发展中继承传统文化，在继承中鼓励创新，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样是当代各国政府进行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传统，具有各自的发展道路，不同传统文化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随着人类进步和时代发展，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单独发展或孤立存在，东西方文明和各国文化的相互交流顺乎潮流，合乎人心。不同文化传统间的沟通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和偏见，有利于促进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在保护文化多样性前提下文化的共同发展。　　在各国之间形成文化交流和发展的机制，加强联系和对话，减少冲突和磨擦，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前提是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同时，需要不同文化间加强交流与交往。通过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可以达到文化的共同繁荣，这是一种在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前提下的相互促进关系。世界因不同而精采，交流因不同而必要，创新因交流而迸发。文化发展需要各民族间建构一种相互的交流环境。因此，在文化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形成一套文化交往基本准则和有效机制的体系，将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准则和机制不仅应覆盖绝大多数国家，还应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可操作性。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既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又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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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春联，我国年俗的文明符号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过春节、贴春联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民俗之一。贴春联民俗的延续，生动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一、春联的由来春联，就是把喜庆、吉祥的词语或对偶句写在红纸上，张贴在门口的两边，每副春联还有横批，多是喜庆、贺岁之类的词语。每逢除夕之际，按照我国的传统习俗，家家户户都要贴上春联，以示辞旧迎新，期望新的一年过得更好。春联，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年俗，源远流长，也是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关于春联的由来，有人说发端于宋、明代。其实，我国民俗中贴春联过新年的风俗，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有了贴春联的习俗。不过，那时候由于没有纸张，所以春联往往是刻写在门庭木掾或石柱上，当然也有的富贵人家把春联写在丝帛稠带上。后来，造纸术发明后，一些文人墨客便用把春联写在纸上悬挂，以后在发展到用红纸书写春联，春联也“飞入寻常百姓家”，挂在普通百姓的门口或者厅堂。

历史小论文高中1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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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近代史论文高中1000字左右

始皇论秦始皇，那是一个传奇的人物。秦始皇即嬴政，出生于赵国，秦庄襄王之子，他从13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王位，但是政权却一直在吕不韦手中，但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自己掌握了大权，之后便开始了统一六国的宏图霸业。对于秦始皇，人们对他的看法、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他暴虐无道，残忍至极，是个暴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他焚书坑儒，只因自己的心情不愉快，便将460名儒士及众多大量的十分珍贵的历史书籍烧毁，给后人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过错。但对于秦始皇，人们说的更多的是他的丰功伟业，他是第一个将国家统一的人，在春秋战国时，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同行，秦始皇认为以前的“三皇五帝”都不及他，于是便创造出一个新的头衔给自己——“皇帝”从那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秦始皇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它设置了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他北击匈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为解除匈奴对秦的威胁，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最后赢得了胜利。他开发了北疆，秦始皇让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开发了边疆，他修筑了长城，保护了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他统一了货币，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他统一了文字，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秦始皇虽然霸道一生，但死后却十分悲惨，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二人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将秦始皇的尸体与咸鱼摆在一起然后运回咸阳。秦始皇虽然有过，但是他为人们留下了长城，灵渠，统一了思想与文化，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看，秦始皇都是以为伟大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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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清朝前期确定的。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分裂的情况。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于祖国统一的人，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结论，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个别有污点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金斗争的事迹时，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宋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当遭到外族的进攻时，必然灭亡，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阻碍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历史的向前发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要讲清，金军南下，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岳飞抗金是正文的，带有反侵略战争的性质，他的英勇斗争，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虽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显然是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の随便←磊回答采纳率:2% 2008-11-02 18:04 历史教学中的民族关系问题一、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要实事求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清朝前期确定的。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分裂的情况。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于祖国统一的人，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结论，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个别有污点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金斗争的事迹时，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宋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当遭到外族的进攻时，必然灭亡，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阻碍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历史的向前发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要讲清，金军南下，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岳飞抗金是正文的，带有反侵略战争的性质，他的英勇斗争，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虽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显然是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对曹操的评价"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他的野心亦能体现在他的生性残忍，为报父仇，攻城屠杀百姓数万，无辜的残骸把汜水都堵的水泄不通。可是他的雄才大略依然为我们至尽传诵。曹操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为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贼奸臣。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北方统一的战争中，曹操发挥了杰出的才干，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说曹操是军事家，这点我很同意。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个诗人，我也赞同。因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诗句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文学意境。有的人认为曹操是政治家，我认为有些评价偏高：首先，曹操有屠杀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战争是残忍，而百姓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成为军阀之间征战的牺牲品。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杀人场面之惨烈。太残忍了，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也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曹操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的好色，虽然‘圣人’有云：‘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征战张秀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令诸侯’而屠杀了许多文臣武将。孔融、杨修、崔炎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可笑的是中国文坛所谓的巨子郭沫若先生竟然写《替曹操翻案》这样毫无价值的文章，文章没有正视曹操屠杀百姓的一些列罪行而单方面鼓吹曹操实行的屯田，曹操的屯田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剥削制度，不足后人效仿。我们国人所崇拜的鲁迅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曹操到底英雄在何处？却并未明言。任何极端的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辨证公正的评价和认识曹操。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