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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7 14:15:20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论文

政治经济学小论文,当我们写的时候,一定要先找准一个话题,一个方向去进行研究,根据我们所学的经济学内容去写。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如果我们忽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切身利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我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无法落实。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因此,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 古典学关于经济学对象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 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关于今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遵循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这二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研究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是由其面临的任务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于其研究市场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市场制度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两者虽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传统应该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要求。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国正在处于制度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及其变化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配置不能忽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 根据这两个原则,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的结合,但强调资源配置方面。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1.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2.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3.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政治学的论文研究方法论

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1、历史研究法,即按编年史的方法对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搜集、整理和分析,根据丰富的史料描述某一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目的是要找出各种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并据此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2、规范研究法,即从某种价值观出发,以道德规范为评价标准研究政治现象,目的是为人类提供政治发展的方向,把握政治的实质和规律。规范研究是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重要工具。3、法律研究法,即从分析法律条文入手,探讨由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国家性质及活动过程等。4、制度研究法,即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描述,并对不同的政府机构、国家制度、政体形式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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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研究法 制度研究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曾 以当时各城邦的政治制度为对象,对各种政体形式及政治原则进行了比较 和分析。在近代,制度研究法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 包括国家的宪法、政权组织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以及政权机构内部 的制衡和分权关系、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关系等问题。运用制度研究法研 究政治现象的基本目的,是分析政治形式同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即如何 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种政治形式来实现某种政治原则。制度研究法在社会各 阶级为自己设计政治生活模式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20 世纪 30 年代后, 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日趋复杂化和大批新兴学科的 出现,许多政治学研究者对制度研究法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制度研究 法忽视了对政治活动的主体──人的政治心理、动机的研究,并且仅仅局 限于对政治机构内部活动和法律条文进行分析,而这些并不能包括整个社 会的所有政治活动。他们主张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应从政治制度转移到政治 行为,提出用行为主义研究法取代制度研究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行 为主义研究法逐渐崛起并在 60 年代未期达到顶峰,使制度研究法受到很大 的冲击。70 年代以后,行为主义研究法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制度研究法的 地位开始回升。但人们在运用制度研究法时,也引入了行为主义研究法中 诸如数量分析、心理分析等手段。实际上,制度研究法和行为主义研究法 不是截然对立的,在对政治现象的分析方面,两者各有长短。“历史比较法”就是通过两种或几种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别来探索语言发展规律 的方法。缺点是不能联系社会发展和语言的各个方面。历史比较法是历史教学中特别 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是分析历史事物 和评析历史人物的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政治系统论政治系统论 (Systems Approach) 的代表人物是戴维·伊斯顿。 在. “什 么是政治”部分,我们已涉及过系统理论。任何系统都有一些要素,政治 系统的要素是输入、输出及反馈,这些也是政治系统理论的主要概念。从 输入――输出来分析政治系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宏观的政治思维方法。 系统论主要关心的是系统内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但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如何 处理?这是结构一功能分析所关心的问题。 政治系统论运用了系统论和控制论的一般原理,不注重实用国家这种 模糊的概念,而以政治系统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从宏观角度对政治过 程,特别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价值分配进行研究。它首先把政治看 成是一个既有层次分工而又有完整系统地有机整体,即政治系统,政治现象是这个系统整体的组成部分,政治系统内部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和各 个要素以及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 的。由此,政治系统论把政治的互动行为当作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主张 以政治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为目标,着重分析系统的平衡和自我维持。其主 要代表人物有戴维·伊斯顿、莫顿·卡普兰等。行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后,在美国率先兴起、形成一种与当代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等有密切关联的政治学:行为主 义政治学。其主旨在于取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它对当代西方 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 当代西方政治学者面临着当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种危机,如帝国主义战争、声势 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少人无法解决和解释这些危机, 因而把这些矛盾的产生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试图建立一门“精确的”政治科 学来排斥他们所斥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为摆脱矛盾提供方策。行为主义便是 在这个历史前提下应运而生的。 政治行为主义首先是一种与传统政治学迥然不同的政治观。行为学派断定,古典 政治学理论的方法(如历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机构方法)带有道德和哲学色彩。 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须抛弃这种方法,对政治现象做“系统的、经验的和因 果的解释”,以便使政治学能够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者 Robert Dahl 认为,行为主义是对传统政治学极为不满的一场反抗运动。 达尔在谈到行为主义时确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 赋予他们行为的意义有关。 行为主义根据观察到和可观察的行为来谋求解释政治 现象。 ”从对国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研究, 使政治学变成一种“非政治性的科学”, 不把国家及其体制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为主义运动的主要结果。 哈罗德·D·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中的影响因素和被施加影响者,戴 维·杜鲁门断定,政治学应研究利益集团的政治和调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 过程;戴维·伊斯顿宣布政治学应研究“存在于任何社会当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统” 和“社会财富的权威性分配”。E·C·班费尔德(E·C·Banfield)声称政治学应研究 解决或讨论问题的一般活动,如谈判、辩论、讨论、力量的运用和说服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政治行为主义已成为美国政治学领城内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 潮和方法论,并逐步得到其他国家政治学界的重视、研究或采纳。这股学术思潮 主要借用现代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门类的行为科学的理论成果,吸取 统计学和计算机等先进的数量分析和信息技术手段。 围绕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决策 这个核心内容,观察总结广泛的政治现象,产生了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一系 列理论或分析模式,汇集成一股从观点、内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于传统政治 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学的新型政治科学。纵观 70 余年的历史跨度,政治行为主 义是我们了解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政治行为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初到 50 年代是形 成时期。 这期间, 一些政治学者开始撰文著书, 批评和谴责传统政治学的形式—— 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张用新的手段和方法开展政治学研究。如英国政治学者卡拉汉·华莱士发表了 《政治学中的人性》 美国政治学者阿诸尔·F·本特利写下了 , 《政 府过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学的新方面》、哈罗德·D·拉斯韦尔也完 成了不少著作。这些人在构成行为学派的理论框架和原则以后,也就成为行为学 派的奠基人。他们呼吁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研究人性;断定只有人才能成为 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据, 并主张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和技术嫁接到政治学研究 上来,强调应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政治程序进行详细调查和微观研究。 大约从 19C 末到 20C30 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为主义在美国逐渐酝酿形成的时 期。 在美国,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于 19C 后半期。这段时间政治学研究 对象主要有两个:(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机构的来源及其发展历史;(2) 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法律体系, 研究宪法和有关法典如何规定政府机构的职能以及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随着 20C 初叶世界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和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这种以政治制 度和法律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方法逐渐受到政治学者们的批评。 他们对前 人树立的刻板的历史叙述、逻辑推理及其它规范程式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转而寻 找新的理论和方法。 政治行为主义的产生与以下几个重要社会条件分不开。 首先是当时欧洲各类社会 科学的影响。从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政治学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维利等欧洲 学者的强烈影响。得自欧洲一些著名大学的教学方法的启发,许多美国学者开始 倡导政治学的科学性。20C30 年代,大批欧洲学者为逃避法西斯主义的迫害, 从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国,又为学术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当中有 些人后来在美国政治学界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一大批欧洲或欧洲式的社会科学家强调: 政治学必须借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理 论,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现象。他们带来的新的科学分类思想对美国政治学界的 影响难以估价。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绍来马克思、杜尔克海姆、弗洛伊德、韦 伯、 帕雷托、 莫斯卡、 米切尔斯的学说, 推动了后来政治行为主义的诞生和发展。 心理学研究成果对政治行为主义的启迪和影响。巴甫洛夫(Pavrov)、约翰·华 生(John Waston)和 B·F·斯金纳(B·F·Skinner)等心理学家创立的“行为心理 学”,注重运用刺激——反应模式解释人类行为,强调研究可观察的刺激因素, 这些思想对政治学行为研究有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可以 说是当时各门科学(首先在心理学)中发生的行为科学的一个边缘产物。 其次, 是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需要驱动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加重视并直接接触普遍 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二战当中,一大批政治学家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亲自 处理联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过切身的经验,他们察觉到 传统理论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着严重缺欠,旧有的学 园式结论不可能预测未来的政治局势。这些迫使他们在方法论上检讨自己。在这 股日趋壮大的学术思潮带动下, 一些影响力颇大的政治学家已开始在自己的著作 中主张:政治研究要关心现实。打破过去那种以图书馆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 面向人们的政治行为,特别要重视各种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运用实地调查和 统计分析的方法,努力对人们的政治抉择作出预测并给以检验。 与此同时,美国各种社会势力也出于长远或近期的考虑,大力资助政治学团体的 研究活动, 因为搜集和分析大量实际资料要比局限于图书馆当中作研究所需的费 用大得多。大基金会通过资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项目,制约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和思想倾向。二战后,各基金会进一步重视资助诸如选举等短期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及 一些跨学科研究。 最后,应该看到,行为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和美国注重实用传统及现代西方哲学 的影响密切相联的。20 世纪初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方法论就启发过许多政 治学家。 在现代哲学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有逻辑实证主义。 其代表维也纳学派主张: 一切理论都要有经验上的根据, 由直接或间接的验证预以证实或推翻;理论必须出于彻底的科学态度,并且有赖 于多学科的合作;哲学的任务是以语言分析为主要方法,达到对知识和科学的解 析等。在传统和思潮的推动下,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一股占主流位置的观点: 科学的实质在于收集客观资料,收集政治生活的无情事实。这一观点直接针对 19C 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说学术界认识到,要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光靠对法 律权利与义务作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是不行的,社会知识的可靠性在于事实。这 样,重事实而不重目标。重现状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倾向。美国政治 学会 1903 年成立,早期的几位会长都是主张政治学科学化的学者。20C20 年代 初,美国几次全国政治学会议的基本思想就是强调利用新技术收集新情况、新资 料,而不注重理论的作用。学术界认为,事实会自己说话。 政治行为主义的形成,包含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在美国,对传统的制度研究加 以批评的学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论著称的社会科学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 府过程》(1908)中就抨击当时的政治学是一门僵死的学问,只对政府脯机构 的最表面特征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学变为 名符其实的科学。英国学者 G·华莱土在 1908 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 把政治动机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领域, 主张采用心理学与自然科 学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鲁斯说过:“所需要的只是:事实、事实、事实。”这句 话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代政治学者最重视的东西。 布鲁斯还赞扬科学及其严谨性, 这反映了当时美国知识界反对墨守传统的共同态度。 继本特利之后,对推动政治行为主义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尔斯·E·梅里安和 他带动下的“芝加哥学派”。梅里安在 1921 年发表论文《政治学研究之现状》, 正式提出广泛应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人种学、生物学、统计学的技术 和成果改造政治学研究状况。 美国学者一般都把这一年看作科学化运动开始的时 间标志。1925 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学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对学院式政治学的 批评和发展政治行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学”这个名词。他 主张,政治学必须应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把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 对象之一,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梅里 安在 20 年代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以后一、二十年当中,该系培养 了一批研究生,他们成了后来闻名全美的政治学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 的 H·F 戈斯耐尔、H·D·拉斯韦尔和 30 年代以来的第二代传人凯伊、特鲁曼、西 蒙、阿尔蒙德等。伊斯顿在 40 年代后期起到该系执教。本特利和亨廷顿也曾就 学于这所著名学府。人才汇聚,使这里俨然成为美国政治行为主义研究的中心。 在这种科学化思维万式指导下,谈学派的学者们都是面向实地工作,用以弥补以 往研究资料的匮乏,并积极借用其它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及手段,正式把行 为主义引进政治研究,带动了行为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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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文

研究对象政治社会学主要研究政治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对这一种关系的分析可分为3种基本类型:①政治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简单的交流;②社会和政治之间存在着双边的因果机制;③政治与社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源于社会,被政治过程改变,再作用于社会。在研究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过程中,政治社会学逐渐形成了一些主要的研究课题,如政治的社会根源、共同体权力、社会结构与政治、社会和政治变革、政治的社会结构、政治发展、政治精英和政治体系、政治体系的类型、政治对社会的作用。研究方法或理论有: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社会分析方法、个案分析方法、社会运动理论等。 主要内容:政治的社会根源 社会结构与政治 社会与政治变革 政治精英和政治体系对社会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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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等等),目的是获得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结论;另一类是实证研究,目的是获得事物属性的认识。实证研究又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两种方式。定性研究以观察、访谈为主,通过归纳分析、从资料中发现、体验式访谈和观察得出关于事物属性的结论。定量研究通过人工控制的环境,以假设演绎的题目,代表性的统计和实验,得出关于事物属性的结论。如果选题属于实证性质,一般最好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以某一种方法为主,另一种方法为辅。不论任何研究方法,没有高低之分,要根据自己的选题决定采用哪一种。哲学、史学理论、文论方面的论文,采用思辨研究方法较为适合;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民族学、国际关系方面的论文,多数是实证研究。较为宏观的数据,可以采用专业机构的调查材料。

经济与政治方面的论文题目

简要提一下事件,探讨原因,加上国人与世界的态度,评论对世界格局的思考,时局的动荡与发展,今后人类经济社会的何去何从,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对我们的启示

1、 中小企业集群现象研究2、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3、 广东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4、 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应用5、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6、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功能定位7、 泛珠三角有关问题研究8、 高新技术型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研究9、 中小企业发展与就业促进10、珠三角城镇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11、企业集群与城镇化研究12、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研究13、论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演进14、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及对策建议15、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分析及预测16、广东城镇居民消费趋势预测与对策17、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结构变化研究18、科技进步对我国工业发展的贡献率分析19、经济增长点问题研究20、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21、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22、政府宏观调控问题研究23、对公用事业规制的研究24、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研究25、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和发展26、论经济增长方式27、论中国的经济增长28、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29、新经济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30、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史研究31、新自由主义意识与经济全球化32、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发展33、制度与经济增长34、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35、虚拟经济研究36、我国的收入分配演变研究37、广东、香港、台湾三地经济发展状况对比38、广州支柱产业选择分析39、广东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40、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分析41、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42、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机制研究43、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44、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契约关系分析45、相对优势原则与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46、腐败的经济学分析47、国民精神素质与经济增长48、李斯特的经济发展思想及对我国的借鉴49、转轨时期的经济思想研究50、相关行业的经济学分析

就日本大地震来说。从经济方面,由于日本地震影响到了福岛核电站,可以写日本的核能源危机和世界性的核恐慌;还有就是日本地震之后同样受到重创的就是汽车工业,也可从这方面讨论;最后就是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日本的经济关系。而政治方面,可以讨论日本在地震之后政府的动作,比如救灾和重建;还有就是世界各地对日本的态度和救助;还有一点就是就地震之后政府的采取的新政策对日本经济、民生和环境的影响。希望可以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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