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豇豆红研究论文
豆红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宛若桃花般艳丽，红釉中多带有绿色的苔点，颇似红豇豆的颜色。豇豆红的釉色有深浅浓淡之分，其中釉色洁净无暇者称“大红袍”，釉色通体一色者称“正红”，釉色深浅不一者称“美人醉”，釉色浅淡者称“娃娃脸”，釉色幽雅娇嫩者称“桃花片”，釉色晦暗浑浊者称“榆树皮”等。
印盒，亦称印奁，是存放印泥的文房用具，形状多样，大小不一，以扁圆形多见。其材质有铜、瓷、玛瑙、象牙、玉等，以瓷质最佳。前人曾有“印色池，唯瓷器最宜。若瓦器，耗油。铜锡有锈。玉与水晶及烧料俱有潮湿之弊，大害印色。
近有以石为之，亦不适用”的说法。传世品中已有唐代印盒，宋代的官、哥、定、越等名窑均烧造过印盒。现在藏市中的唐宋印盒已非常稀少，以清代传世品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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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瓷印盒最为普及，器型也较丰富，或圆或方，分为大小两种，宫廷用具一般较大，民间则较小。品种有青花、五彩、斗彩、粉彩、颜色釉、浅绛彩等。这其中，尤以康熙豇豆红、洒蓝釉及乾隆仿雕漆印盒最为著名。清中晚期雕瓷兴起，雕瓷印盒曾一度盛行。
印盒因属文房器，所以制作一般都很精良，适合把玩观瞻，深受文人及藏家追捧。近几年市场行情也是一路上扬。笔者酷爱小巧文气的印盒，珍藏有一些晚清粉彩、青花、名人浅绛彩和颜色釉印盒，其中最为笔者喜欢的是一件“清光绪高心田浅绛六方印盒”，此印盒可谓于方寸之间呈万千气象，画面构图疏密得当，山水花鸟交辉，画工细腻传神。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康熙豇豆红印盒闻名
太白尊小口微撇，圆唇，短颈，办球状腹，圈足，底施釉。内施白釉。腹部线刻三团螭纹。器因形似唐代诗人酒仙李太白饮酒的酒坛，故称为“太白尊”。豇豆红太白尊造型端庄优美，胎质细润致密，釉下暗刻团螭纹，外壁满施豇豆红，釉色红艳浓重，即俗称之“大红袍”，为豇豆红发色最佳者。豇豆红釉是康熙晚期景德镇官窑生产的高温红釉瓷品种之一，它以金属铜为着色剂，红釉中因部分氧化而产生绿色斑点，“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因釉似豇豆之色而得名，又因其色浅红娇艳，似孩儿粉颊，似桃花初绽，似美人初醉，故得多个美名，如“孩儿脸”，桃花片”, “美人醉”，被誉为“满身苔点泛于桃花春浪间”的美丽色釉。豇豆红釉之所以名贵，是因为它比郎窑红烧成难度更大。康熙官窑有少量生产，供黄帝内庭赏用。康熙豇豆红釉器多为文房用具或摆设等小件器物，制作工艺精湛。著明的“八大码”有菊瓣瓶，柳叶瓶，莱菔尊，鱕龙盘，洗，太白尊，苹果尊，印盒。康熙豇豆红器传世品稀少。康熙以后，豇豆红釉烧制技艺失传，雍正，乾隆有仿钧未成功而作罢至清末光绪民国年间出现仿康熙的制品，器型规格与真品相比，非大即小，胎质粗松，纹饰过于呆板生硬。介绍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从书》瓷器卷-清代，第44-45页。另请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卷一上册，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页292、293，图106《世界陶瓷全集15·清》，（日本）小学馆，1983年，页35，图27实物参观：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清康熙豇豆红瓷器有以下几点特点特征：
1、豇豆红釉质都很匀净细腻，含有粉质。红釉中往往散缀有因烧制时氧化还原不同形成的天然绿色苔点。釉色有上下高低之分。上乘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釉色明快鲜艳，通体一色，洁净无瑕。
2、居中者，釉如豇豆皮，含有深浅不一的斑点，甚是柔和悦目。有的器身或口沿露出"缺陷美"的绿斑苔点，今称作"美人醉"或"美人霁"。
3、色调再浅些被称为"娃娃面"或"桃花片"，虽不如深者美艳但却有幽雅娇嫩之态。下品者，或色调更浅，或晦暗浑浊，名为"乳鼠皮"或"榆树皮"。
4、至于器身呈灰黑不匀的"驴肝、马肺"色，与器下部呈黑釉焦泡的一类，则为最次品。豇豆红无大器，常见为文房用具，如太白尊(水盂)、石榴尊、菊瓣瓶、柳叶瓶、洗、印盒等。
5、豇豆红的烧成难度大，制作时间短，所以传世数量极少，历来是收藏家搜猎的目标。天津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康熙豇豆红釉太白尊，其釉色红绿相间，呈现出桃花春浓般的奇趣，正如清人洪北江诗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
6、传世的豇豆红以小件居多，如印盒、尊、柳叶瓶、菊瓣瓶等，其器底都有"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官窑款，主要是康熙宫廷所用的文房用具。雍正时虽有少量烧制，但釉色灰暗。雍正后已很难见到了。
7、豇豆红釉是一种呈色多变的高温颜色釉，用还原焰烧成，为清康熙时期铜红釉中的名贵品种。其基本色调如成熟豇豆的红色，故名。成品有高下之分，上乘者称"大红袍"。
略次者，釉色中含有深浅不一的斑点及绿苔，又称"美人醉"或"美人霁";下品呈色暗褐，称"驴肝"、"马肺"。豇豆红烧成难度很大，只能由官窑少量生产，仅供皇室内廷使用，且无大件器物，最高不过20cm。
鉴别清朝康熙豇豆红瓷器的方法：
1、器形。器形与色彩一样一样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因素，看豇豆红的器形主要记住一点，就是豇豆红是没有大器的。康熙年间，豇豆红瓷器最常被最为文房用具，比如太白尊、石榴尊、菊瓣瓶、柳叶瓶、洗、印盒等等。
2、颜色。豇豆红是一种高温釉，是在康熙晚期出现的一种铜红釉品种，所谓的铜红釉是一种以含铜的物质作为着色剂，经过还原焰烧过之后形成的红色釉。
它的颜色非常特别，整体颜色是不均匀的粉红色，十分像豇豆，故因此得名。豇豆红的色彩是其他瓷器所没有了，就算是普通人看一遍也会对这种颜色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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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豇豆红瓷器的价值：
这种高温铜红釉瓷器中为名贵的品种，许多已于上世纪初流散外洋，珍藏于天下各国博物馆和珍藏家手中。听说仅美国多数会博物馆就珍藏有100多件，比国内的博物馆相同藏品的总和还多。见豇豆红釉的稀罕。
虽然豇豆红釉的传世量较少，而且大多流散到外洋，但近两年豇豆红釉在香港以及内地一些拍卖公司也是一再亮相，成交状态一直不错。2003年7月，佳士得拍卖行在香港一次古瓷拍卖会上，一件高厘米的清康熙豇豆红釉莱菔尊成交价为万港元。
康熙豇豆红瓷器辨伪，到了2005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一次拍卖会上，一件高16厘米的清康熙豇豆红柳叶瓶成交额为万港元；同年11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得另一次拍卖会上，一件直径厘米的清康熙豇豆红釉太白尊成交价为万港元。
而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豇豆红太白尊也以102万港元的高价成交。在内地只管拍价不如外洋市场，但也不乏响应者。像去年秋季，一件直径为厘米的水洗，以22万元成交，而它的估价只有1万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清康熙豇豆红瓷器
康熙盛世的研究论文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这也是从网上摘得，但是是比较客观，从旁观者的角度评论“康乾盛世”，不带有任何民族色彩！！作者：马海峰 近年来，一幕幕康乾盛世的动人故事，频繁地出现在影视剧的荧屏上，其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场面壮观，甚至令人神往，一时间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广泛兴趣与关注。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思考：应如何正确地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它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呢？一、一个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才可以被称为盛世呢？为何有康乾盛世之说？盛世是中国人不解的情结，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乱，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有这样几个：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而“康乾盛世”提法由来已久，有时也叫“康雍乾盛世”。清朝（1644-1911年）存在268年，总有十个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1735-1796），共134年，占了清朝的一半。这一时期（1661-1721），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二、康乾盛世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1、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清代以前，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冒顿一统漠北，即在蒙古高原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元朝有过全民族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明朝，又不得不修长城以御蒙古。只是到了清朝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统一，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提福，环宇一家。言语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中国的疆城版图在这个时期基本奠定下来，这对清朝乃至近现代中华民族抵御列强侵略具有极其重要的。在这一方面，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确很有作为，他们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如：康熙帝：平定三藩，平定漠西蒙古噶尔丹的叛乱，派施琅率军入驻台湾，设台湾府，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也巩固了祖国的海防；册封西藏宗教首领以王世班禅并规定册封制度；两次抗击沙俄，组织克萨之战，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规定了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为中国领土。雍正：在西藏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管理，并设驻藏大臣。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大小全川土司叛乱，热情款待安置土尔色特部的回归，设伊犁将军进行管理等。2、经济方面：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马戛尔尼使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88页，《赴华使轩》）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亿增加到1794年（乾隆59年）的约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18世纪未，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车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一项。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有银43000两，实际上关税收大大超过“正额”。乾隆未，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85万两，超过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20多倍。正是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把大量鸦片运进中国，并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此外，中国城市手工业等达到很高的水准。3、学术文化的集大成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康乾时期古籍研究、整理所涉猎的范围异常广泛，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古算、地理、农医学等方方面面，从此较宽广的范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然，古籍整理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众所周知《四库全书》它将中国历代重要典籍完整抄录下来，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之下，内容浩瀚包罗万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汇。同时，18世纪初，在康熙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律历渊源》（1713-1722），介绍了中国和西文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文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708-1719年）《皇舆全览图》。三、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康乾盛世呢？首先，政治局面安定。在康雍乾时期，自从三藩平定之后，中原地区就没有战争，国内也没有战争，社会上就没有大规模的破坏。因此社会安定，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其次，就外部条件来说，当时中国产品丰富，换时往往出超。西文国家的物品不足，只能是拿银子来换中国的产品，这样大量的白银就流入中国。据《白银资本》一书记载的二百多年中，全世界的白银总产量为12万吨，其中6万吨约一半流入了中国。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刺激作用。面积种植第四。美洲的玉米、花生、白薯等明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明朝时还没有广泛种植。清朝大批推广高产作物。还有，三代皇帝励精图志，勤政英明，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促生产力措施，如康熙时期：实行更名田鼓助垦荒，实行固定的粮食税。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放松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四、如果把康乾盛世在同时期世界大范围进行比较，其繁荣的背后隐藏怎样的危机呢？17—18世纪中西方的社会状况对比中 国 西 方 国 家 政治上 君主专制空前强化，设军机处等 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西欧封建国家的改革经济上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重农抑商 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发达重商主义开始工业革命 思想文化 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 从文艺复兴运动发展为启蒙运动自然科学兴起（牛顿三大定律） 外 交 闭关锁国 做天朝上国迷梦 开拓海外殖民地，鼓励对外贸易由此可见，就在这样的盛世下，清朝的统治隐含着严重的危机。当时的世界已经呈现出了走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如何应对这个历史巨变，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严峻选择。而清朝统治者对此一无所知，继续在做着天朝大国的虚妄之梦。而在思想文化上又实行严酷的专制政策，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康雍乾时期文字狱频繁出现，政治上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由于缺少权力的制约，政治上的清明愈来愈难以维持，甚至出现了和珅这样的贪污之王。此外，在对外关系上，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经济上采取重农抑商轻视科学的态度，清朝已陷入了固步自封的境地。康雍乾时期的盛世，只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社会的回光返照而没有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开辟出任何新的路径。18世纪以后，、西方世界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一言以蔽之，所谓的盛世也并非全面发展，只是某些方面强大，特别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对边疆的开发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功绩，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鉴。然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滚滚大潮中，却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为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不应过高评价康乾盛世，更应视把“康乾盛世”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中进行比较，从中得到益处，为迎来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盛世”而努力。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康熙论文范文
向那些可能置你于死地的对手敬杯酒，因为真正令我们咬着牙坚持到底获得成功的，往往不是朋友，而是他们.是谁在我们走向平庸与懒惰的时候，令我们奋发图强?是谁在我们丧失进取意志的时候，唤醒我们革故鼎新、锐意进取?又是谁给了我们清醒的头脑和警惕的眼睛，使我们不至于被社会淘汰?是我们的对手，一个令我们又爱又恨的角色。 康熙大帝在执政60年之际，特举行“千叟宴”以示庆贺。宴会上，康熙敬了三杯酒：第一杯敬孝庄太皇太后，感谢孝庄辅助他登上皇位，一统江山；第二杯敬众位大臣及天下万民，感谢众臣齐心协力尽忠朝廷，万民俯首农桑，天下昌盛；当康熙端起第三杯酒时说：“这杯酒敬给我的敌人，吴三桂、郑经、噶尔丹，还有鳌拜。”众人目瞪口呆。康熙为什么要向他的敌人敬酒?因为他明白，是对手给他的压力，逼迫他努力投入到“斗争”中，并想办法成为胜利者。在同对手的对抗中，才能真正地磨炼自己、强壮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说，你的对手是你前进的动力，是你成功的催化剂。善待对手，向你的对手敬杯酒吧。 在2001年7月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体会议上，北京战胜多伦多、大阪、巴黎、伊斯坦布尔，获得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全国人民为之欢呼雀跃，而主持人水均益却说了一句令人难以忘怀的话：“我们要感谢对手。”是的，正是有了多伦多这样强大的对手，北京才有紧迫感、压力感，才使我们的申办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细致、更完美。没有对手的人，就好比一艘帆船驶进了无风的大海，失去了动力，在海上苟延残喘。忍辱负重的勾践面对强大的对手夫差，他每天卧薪尝胆并在自己国家大力发展军队，终于创下“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奇迹。 对手是成功者的陪练者，对手是失败者的良师：对手让康熙成为一代明君，对手令越王从低谷中爬起。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把对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然而，仔细想一想，拥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反倒是上天给你的礼物，他能激活你的内在潜能，使你拥有更旺盛的斗志去排除一切困难与险阻，超越自我，去夺取胜利。 感谢对手吧，他永远是让你成功的一块重要基石。
对康熙晚年储位之争的看法有很多观点。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却在立储问题上犯糊涂，最先立的皇太子因结党营私被废后，康熙再不轻言立储，结果导致其死后都没明确皇太子是谁，结果导致皇子之间引发皇位之争，自相残杀。雍正帝继位后吸取前代经验教训，建立了秘密立储制度，既不说明，又不是没有说，谁来继承王位都得看各位皇子的表现。所以，之后的皇子一个比一个会装，兄弟之间极其团结和睦，虽然都是在争表现，不过秘密立储制度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对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发展创新，也算是制度创新了。 后来乾隆帝发展了这一制度，皇帝生前根据合个皇子的表现来秘密定下接班人，并以圣旨的形式藏于正殿“正大光明”牌匾下，等皇帝死后由亲信大臣取出并宣读，在此之前所有人都不知道谁才是皇帝的继承人，所以到此为止，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正式被废除。 从这里可以看到专制皇权发展到顶峰，皇权至高无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恰恰也表明，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封建社会也走到了末日了。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了。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穆麟德：Hiowan Yei，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 ，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即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Enkh Amgahan）或阿木古朗汗（蒙语“平和宁静”之意，为汉语“康熙”的意译）。8岁登基，14岁亲政。爱新觉罗·玄烨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红楼梦王熙凤人物研究论文目录
内容摘要：王熙凤被称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凤不但有着美丽的容貌，还有着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机深重、阴险歹毒，成为女性世界中一只杰出的“凤凰”。本文从王熙凤的侧面描写反映出封建贵族的罪恶本质，以及封建家族走向灭亡必然趋势的命运。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王熙凤 能力才干 阴险歹毒 随着社会的变化，不同时代对王熙凤的理解与评价各有差异。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着时代性，基于经济市场下背景分析王熙凤的处事风格及人物性格。对王熙凤为人处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分析人物真实的性格特征，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容貌风华，恍若神妃 王熙凤人物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一语未了，只听到后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其装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过直接描写人物外表，把王熙凤塑造成雍容华贵的美人，赋予了她迷人的风采，使她在众多美女的贾府突显而出。 笔者除了直接描述外，还从侧面衬托凤姐的美貌。在“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两回中，笔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凤的心机和手段，另一方面显现出王熙凤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齿，巧言善辩 王熙凤伶牙俐齿的口才也让读者印象深刻。从她开口的与众不同，“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时时不忘。”从王熙凤话中，既有对林黛玉的恭维，又有对贾府众姐妹的关照，同时不忘讨好“老祖宗”，这一席话可谓“一石三鸟”。应了周瑞家那句话“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 “刘姥姥进荣国府”这回，王熙凤超常的巧言善辩才能及处事的应变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来意心知肚明，刘姥姥在诉说家道艰难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刘姥姥：“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罢了……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王熙凤尽量的贬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损失的同时，又不至于得罪刘姥姥。简短的几句话王熙凤的表现既让刘姥姥不失颜面，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现了她异于常人的语言才能。 三、心思细腻，善于心计 在人际关系繁中复杂的家族中，处处都需要防备外人的算计，捍卫自己的地位，王熙凤可谓机关算尽。一边对“老祖宗”奉承巴结、极力讨好，一边对王夫人甜言蜜语，对周围平辈也极力拉拢关系，对待下人打压收买，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时候，王夫人委托贾探春代为管理。当王熙凤得知探春能力后，对贾府平辈赞美了一番。从中看出她缜密的心思，平时留心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在熟知每个人弱点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对付他们。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凤在得知此事后，马上讯问家童打听尤二姐住处。巧言令色的将尤二姐入贾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状，借机大闹宁国府。在贾母面前假装好人，瞒贾琏，将尤二姐逼死。整个过程，将她善于心计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做事干练，争强好胜 王熙凤自幼充当男孩子教养，行事风格与那些闺阁女子自然不同。在刘姥姥进荣国府时，听说熙凤管理贾家，就对她称赞有加。在宁国府，无人敢惹焦大，王熙凤却敢说：“还不早打发了没这王法的东西！”协助管理宁国府时，对下人说：“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这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置！”不难看出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笔者在表现雷厉风行时，也体现出她争强好胜的性格。宁国府办丧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极力主动请缨去宁国府帮忙。在铁槛寺，老尼求王熙凤帮退守备家的定礼，熙凤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话相激，便发起了兴致。从中不难感受到她喜欢卖弄的性格。 五、两面三刀，阴险歹毒 贾瑞起色心时，熙凤本就十分痛恨，却满脸微笑，还以语言相挑逗。对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让尤二姐“认她作是个极好的人”，跟随她进入大观园。另外，熙凤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状，大闹宁国府后，说此事只用五百两银子平复。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称，背地里却叫丫鬟欺侮尤二姐，并不断咒骂二姐，使二姐最后被逼死。 为了得到三千两银子，熙凤与官府勾结使得张家女儿、守备儿子同时自尽;为了除掉情敌，又用借刀杀人将尤二姐活活逼死;因为贾瑞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便说贾瑞“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对待别人的生命，让人不寒而栗。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过对人物形象美丽、泼辣、伶俐、歹毒的描写，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现对她善于算计，心狠手辣的厌恶之极，揭露并鞭挞了封建时期的主子的罪恶本质。单从作者给王熙凤判词中，不难看出笔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 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提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没有几个人不会恨之如骨的。乍看王熙凤很能干，但她能干却只是为了谋个人私利。王熙凤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在贾母面前得宠，于是在府里便有了势力，真是一人得势，万人不宁。把容宁二府搅得昏天黑地、家财丧尽，死得死，亡的亡，吃官司、惹人怨。有人说王熙凤很有才能，我想这是绝对不能否定，光说她能言善道的嘴，滴溜乱转的眼睛，机敏灵利的脑壳，还有做事决断的魄力，无人不夸无人不赞确有才能。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太糊涂。王虽聪明备至，但有五错：一、不够大度。贾琏娶尤二姐，这在古代社会已经很正常，夫权难耐，人家尤二姐也没招你惹你，你敬我爱地过着就是了，何苦害死人命落下恶毒的把柄？人善人聚之，人恶人恨之，今天不算帐，明天挨着你，恶人自有恶人磨，终有一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王熙凤聪明极致，为何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下棋只看一步或者几步，却看不到全局，算什么聪明呢？只能算是聪明的糊涂！一个人有点恶也罢了，别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好吧？这害人性命可不是闹着玩滴！人在进攻面前，还是要想到退路滴！一旦贾家失势你还是要偿命滴！二、不悟智慧，妄自弄权。秦可卿死时托梦给王熙凤，让她多置善业，多置地产，以备将来遇到后患。秦可卿可谓胸藏心机的才女，其死虽冤也是一生郁郁难以得志。读秦可卿交待王熙凤的一番话，可谓睿智才女，一双利眼，从贾家的兴看到衰，分析得淋漓尽致，真是兴亡有知。然而王却对智慧之言无动于衷，不仅没有谨记在心，相反却乘势弄权。结交私党，营私舞蔽，暗害他人。哪怕为了千两银子的微利，致使一对情人双双为亡命。三、两面三刀，暗藏杀机。王熙凤在尤二姐面前表演得天衣无缝，外表上一片热情内心里却暗藏杀机。如果王的能耐用在与坏人斗智斗勇，可谓足智多谋，可是装乖弄巧欺负老实人，可真是可鄙可卑。假言一片，真心全无，真是一片邪气！四、吃醋撒泼，连身边最疼爱的丫头都不放过。平儿那么好的丫头，竟然也被她吃醋打骂，闹得乌烟瘴气。试想，连身边最好，最得意的佣人都不能维护好，怎么能够聚拢人心为她护佑？王熙凤唯一积德行善的事就是善待了刘姥姥——其实也是为了讨好贾母，寻乐子，才落下了一点仁德。五、豪奢聚敛，挥霍无度。为了讨好贾母，王熙凤当权的时节挥尽了家财——当然贾家为元春省亲建大观园已经挥霍了不少财力，而王熙凤的变本加厉更加加剧了贾家败落和倒台。王熙凤私自弄权赚到的银两其实并没有保住多少，大部分被贾琏拿去挥霍。而她自己也是穷奢极欲，贪图享乐。王熙凤的吃用住都非常豪华，衣饰装束也是贾家最阔绰华丽的一员。更不用说在其它方面的花销了。王的狠毒在史学上文学上有了名，骂声高于赞声。所以王的下场和结局自然是“忽喇喇似大厦倾”。聪明一时糊涂一世。读罢王熙凤，想起往日里的一位朋友，总是人前面后虚假一片，禁不住长叹！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何苦佯装，何苦人前背后两张面孔。朋友有误会也不怕，只要真人真面，坦率豁达，又有什么！窍喜群中不少朋友直臆胸腑，不掩不漏，反而添加几分可爱，不忍触其纯真之心，欲加珍爱！奉劝假象一片者，自尊自爱，少在好人面前装乖逞能，知过必改吧！
黛玉冰雪聪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弱西子胜三分”。[]这是宝黛初见时留给众人的印象，足见黛玉的七窍玲珑心。黛玉的判词中也写道：“堪怜咏絮才”[]，将黛玉的才情和谢道韫作比较。《红楼梦》中人物的判词是对人物命运的暗示，故事情节的发展都是围绕判词展开的。总的来说，《红楼梦》中黛玉的“智”集中体现在她的才情上，才情是林黛玉的重要组成部分。黛玉饱读诗书，文笔上佳，她将自己的忧伤、哀愁全部寄托在文字上，是个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全书有关林黛玉写的完整诗词共二十二首，酒令三首，及一些联句，占《红楼梦》诗词总数约十分之一[]。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黛玉饱读诗书，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就将黛玉的房间误认为某位哥儿的房间。黛玉不仅爱诗，而且会做诗，在香菱学诗时就可以看出，黛玉做诗有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大观园的诗社活动、元春省亲、凹晶馆联句等等，都表现了她杰出的诗情。
一、人物形象的独特性 王熙凤这个人物在《红楼梦》当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可以说这个形象具有独特性。她有一种支柱作用，一种艺术结构上的、艺术机体意义上的一种聚焦的作用，或者说是一种辐射的作用。因为《红楼梦》不仅是写薛宝钗和林黛玉的爱情婚姻，作者还写了这个大家族中四百多个人物。如果没有了王熙凤，那么《红楼梦》的结果会如何。可以说，如果把贾府中长幼、尊卑、亲疏、嫡庶、主奴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比作一张网的话，那么王熙凤这个人物就处在一个相对中心的位置上。从而突出了这一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她要同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所谓上有三层公婆，中有无数叔嫂妯娌兄弟姐妹以至姨娘婢妾，下层有一大群管家陪房奴仆丫环小厮等等。王熙凤同其中任何一个人物或者联结、或者矛盾、或者又联结又矛盾的这样的关系，都是某一种社会关系的反映。按说王熙凤在整个贾府当中，她的辈份是很低的，她是孙子媳妇，那么为什么像王熙凤这样一个人物能够来当家呢？这个原因，或者说是多种矛盾发展的结果。她有娘家“金陵王”的背景，她有贾母的靠山，有邢王二夫人矛盾的牵制，当然还有她本人才干欲望的主观条件。同时也就把王熙凤推到了火山口上，成了众矢之的，众多旧矛盾的结果又成了新矛盾的导因。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在王熙凤身上概括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一种家长理短的那种家务事，所谓叔嫂斗法、妇姑勃溪之类，不是那样的。因为在中国封建的宗法社会里，家国是同构的，历来一脉相通，家是国的一种简化的形式。封建帝王“家天下”内的权势消长、朋党倾轧、派系争斗，它的雏形，它的胚胎都可以在家族里面看到。所以从那个王熙凤，以她为焦点的，或者说她幅射出去的种种矛盾，就是给人一种纵深感，不能够就事论事的看成是一种家族的矛盾。以王熙凤这个艺术形象所能包容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程度来说，也是其他形象难以企及的，比如，放债生息这样一个细节。王熙凤是把那个月钱拿出来去放高利贷，小说里面不只一次的写到，平儿说过，“每年少说也得翻出一千银子来”，连数目都很具体。这样的经济细节放在别的人物身上是不可能的，比如说老爷太太不会做这种事，不屑做这种事，姑娘小姐她们根本不理财，那么只有王熙凤能够承担。所以王熙凤这个形象的社会触角是最长的，可以越出贾府的门墙，可以伸向官府，可以伸向佛门，可以伸向宫廷等，也就是说从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王熙凤这个艺术形象是不可代替的、不可缺少的。如果少了王熙凤，《红楼梦》在它反映生活的深广度方面，就要受到极大的削弱，甚至就不成其为《红楼梦》。 王熙凤的“辣手”在更多的情况更多场合表现为逞威弄权、滥施刑罚。这方面《红楼梦》里面有很多描写，她素常惩治丫头的办法怎么样呀，说这个“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底下，茶饭不给”，“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当她发现为贾琏望风的小丫头，喝命“拿绳子鞭子，把那眼睛没有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而且威吓她要用烧红的烙铁烙嘴，要用刀子来割肉，而且当即就拔下那个簪子来戳小丫头的嘴，这种簪子叫做香闺刑具，戳人是很疼的，扬手一巴掌打得那个小丫头立刻两腮紫胀；另外你看在清虚观的时候，一个小道士，那真是一个小孩子，无意中冒撞到王熙凤身上，王熙凤扬手一巴掌打得那个小道士都站不住。这种地方，王熙凤的出手之重、之狠、之快，是名副其实的“辣手”了，在贾府的主子里面，像这样亲自出手的人并不多见。在下人的眼里，像那些小丫头小厮小道士的眼里，真是吓得心惊胆颤，这个时候王熙凤确实像一个恶魔，怪不得有些奴仆在背后诅咒她，说她是“阎王婆”，说她是“夜叉星”，那么在这个时候，所谓的“杀伐决断”就有一股森然的冷气，真是叫人不寒而栗。 在这里还可以举出有名的“弄权铁槛寺”。这个情节，老尼求王熙凤办这件事，王熙凤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人们也常常引用的，就是王熙凤说我是“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这句话大家经常引用，而且有的人据此认为王熙凤不迷信。的确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有气概，就是鬼神难挡，有这样的气魄，只可惜这种气魄用在了邪恶的方面。在这里，并不是说王熙凤不迷信，王熙凤也像一般的妇女一样，她也供瘟神，给女儿起名求福祉，并不说明她不迷信，是说明她不虔诚，没有顾忌，毫无顾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计后果，所以在这个地方点明了，她是“弄权”，如果说，“协理宁国府”时是“用权”，那么，这里就是“弄权”。“铁槛寺”这一段说她玩弄权术，她府内府外，勾结官府，倚仗权势，在府里欺瞒长上，假借贾琏名义，神不知鬼不觉做成这样一种肮脏交易，贾琏并不知道。如果说“协理宁国府”的时候是“用权”，权在威随，威重令行，那么在这里就是“弄权”，就是玩弄权术于股掌之上，假权营私。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小说里头还点明自此王熙凤胆识愈壮，更加恣意作为起来。可见“弄权”一节正是让人们领教王熙凤手段的一个“案例”。她这个辣手到了赶尽杀绝，不留后路的地步。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王熙凤和其他的妇女，和王夫人比起来，她没有什么“妇人之仁”，没有什么“恻隐之心”，她作了事以后，从来不后悔，而且她要斩草除根，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的话，贾雨村对于知道自己底细的门子，最后是把他远远的充发了；那么王熙凤对那个落有把柄的张华父子，最后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治死。从这种地方，我们可以充分领教王熙凤手段之辣，这一点在别的人身上是感受不到的。“辣手”常常是形之于外的，机心则深藏于内，当然这两者是有联系的，尽管“机心”深藏于内，但同样有迹可循。人们常常说王熙凤少说“有一万个心眼子”，是形容她的心计之多，机变之速。可以从王熙凤的日常的表现来看。王熙凤日常的处人当中常常也有利害的权衡、得失的算计。有一次，为了大观园诗社的费用，王熙凤李纨姐妹在那里说笑，因为这个诗社要有点花销，王熙凤就笑李纨：“亏你还是大嫂子呢！”她就算“你一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又有个小子，足足又添了十两，---年中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儿，……通共算起来，一年也有四五百银子。”“这会子你怕花钱，调唆她们来闹我----”，就说了一大堆的话，李纨就回她“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她就说了这么一车的话----”，“天下人都被你算计去了！”李纨的这句话虽然也是带些玩笑的性质，其实对王熙凤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语，她说“天下人都被你算计去了”。王熙凤的克扣月钱放债生息，不单是把下人的钱拿来克扣，她连老太太和太太的都敢挪用，都先克扣住不发，而且即便是“十两八两零碎”她也要把它攒到一起放出去。所以李纨说她“专会打算盘分斤拨两”，一点没有冤枉她。王夫人屋里的金钏投井以后，丫鬟名额出缺，王熙凤作为管家，这个名额迟迟不补，为什么？她说等着人送礼送够了，因为很多人看上这个缺，觉得这是一个“巧宗儿”，大家都要来谋这个差事，王熙凤就拖着，等大家送礼送足了才补。诸如此类的事很多，“大闹宁国府”的时候还不忘记向尤氏要五百两银子，其实她打点只用了三百两，要了五百两，她又赚了二百两。王熙凤的算计之精、聚敛之酷，是出了名的，连她自己也都知道，她跟平儿说：“我的名声不好，再放一年（放是放高利贷），都要生吃了我呢。”可见王熙凤的放债、王熙凤的聚敛，那是出了名的。这是她的算计，她的心机用在这方面，其实王熙凤的机心固然是用于聚钱敛财，但是更体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她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她的心机深细、谋略周密，有更加精彩的表演。 第二、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在处世应对中，感觉王熙凤像一个高明的心理学家，她非常善于察言观色，辨风测向，常常是对方还没有说出口呢，她已经猜到了；对方刚说呢，她已经办了，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你看，林黛玉出场，刚进贾府，王夫人说是不是拿料子做衣裳呀？王熙凤说“我早都预备下了”。这个地方脂砚斋有一个评语：她并没有预备衣料，她是随机应变，但是王夫人就点头相信了。比如大观园那个诗社起来，探春这里刚出口，说王熙凤我们想请你做个“监社御史”，探春一说，王熙凤马上就猜到你们是缺个“进钱的铜商”，你们是想要赞助了，那么她说“我明儿立刻上任，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慢慢作会社东道”。你这边刚刚说，她那里早就猜到了，大家都笑起来，所以李纨说：“你真真是水晶心肝玻璃人”。说这个王熙凤通体透亮。王熙凤这种揣测对方的心理，善于察言观色本事超出任何一个人，这个人物形象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时候，她还可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同一件事，原来这样说，现在又那样说，但是她都说的入情在理，十分动听。例如邢夫人要讨鸳鸯。邢夫人先来找王熙凤商量，说老爷想讨鸳鸯作妾，就是把这件事先跟王熙凤说，王熙凤一听，她就连忙回说，“别去碰这个钉子，”她脱口而出，她说“老太太离了鸳鸯，饭也吃不成了，何况说老爷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做”，反劝告邢夫人，“明放着不中用，反招出没意思来，太太别恼，我是不敢去的。”她先这样说，觉得这个事情根本是不行的，但是这个邢夫人呢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而冷笑说：“大家子三房四妾都使得，这么个花白胡子的……”，意思说要个妾有什么不可以，她说老太太未必好驳回。反而埋怨王熙凤，说我还没有去你倒派我不是。王熙凤听了邢夫人这话，知道邢夫人听不进去，邢夫人气性大发，王熙凤知道刚才那番实话全不对路，就立即调头转向，改换话锋，连忙陪笑：“太太这话说得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而且她举出例子，她说那个贾琏，贾赦邢夫人的儿子，贾琏有了不是，老爷太太恨得那样，及至见了面，依旧拿心爱的东西赏他。是说老爷太太待贾琏，父母待儿子这样，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那样了。你看她这个出言何等现成，何等有说服力。当时邢夫人又喜欢起来。同样是讨鸳鸯这件事，一正一反的两番说辞，同出于王熙凤之口，居然都通情达理，动听入耳。像这样能够顺应对方心里，急转直下又不落痕迹，像这样一种本领在《红楼梦》里，只有在王熙凤身上可以看得到。所以说王熙凤的这种机心，机变之速真是能够让人叹为观止。说到机心，《红楼梦》里面最著名的关于王熙凤的机心谋略的事件，如果说刚才讲到的是一些普通的人际关系，普通的跟家族成员之间的交往，那么一旦遇到那件事是王熙凤利害攸关的，是损害到王熙凤的尊严的，危及到她地位的，那么王熙凤就会使出她浑身的解数，她的机心谋略在这个时候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杀伐决断”表现她的阳而威的一面，那么她的机心谋略则表现她阴而狠的一面。在这里不能不说到，那两个著名的事件：一个叫“毒设相思局”；一个叫“赚取尤二姐”，所谓“弄小巧用借剑杀人”。王熙凤这个人对人的优势不只于金钱权势，在心理状态上，她也常常保持一种强者的优胜地位，这是一种重要的优势。那么贾瑞和尤二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这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们的死也是不同性质的死。但是有一点是类似的，最初他们对王熙凤而言，开初都有某种优势，接着都是在王熙凤的导演下转为劣势，最终走上绝路。 第三，人物形象的丰富性 生活在封建宗法关系中的王熙凤，最终仍旧不能摆脱“夫纲”和“妇道”的拘束，她不能不承认丈夫纳妾是正当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子嗣，即使三妻四妾也是冠冕堂皇，无往而不合于礼。所以在强大的宗法礼教和社会舆论面前，争强好胜的王熙凤，也要竭力洗刷自己“妒”的名声，构筑“贤良”的形象。这实质上是一种屈服。王熙凤终要受到宗法关系的制约的。王熙凤的屈服，首先表现为有条件的忍让，比方说容下了平儿，成为“通房”丫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平儿的善良和忠心，何况目的还是为了“拴爷的心”。其次，表现为对贾琏的施威泼醋作适当节制，王熙凤不是那种泼妇，火候已够即收篷转舵。大闹宁国府是这样，在鲍二家的事件被揭发后，虽则掀动了一场轩然大波，而最终不能不接受贾母的裁决，贾母的裁决显然是偏袒贾琏的，王熙凤尽管争得了面子，而贾琏明显地得到了老太太的袒护。回到房里，贾琏问：“你仔细想想，昨儿谁的不是多？”就是说的王熙凤生日那天，要照一般的想，谁的不是，谁的错？王熙凤的生日，贾琏不但不来，还跟鲍二家的偷情，当然是贾琏的错，然而王熙凤不能理直气壮地回答“谁的不是多”这个问题，不能指斥和警告贾琏，她只能跑到贾母面前说：“二爷要杀我”，她怎么不把贾琏检举出来呢？不能那样，所以她只能以“二爷要杀我”这个题目来哭闹，最后不得已转移予头。王熙凤的屈服是把锋芒指向与之争宠的其他女性。打平儿，打鲍二家的，在尤二姐的事件上就更加明显了，更加自觉地转移到与之争宠的女性身上，使她们成为牺牲品；夫妻矛盾转为妻妾矛盾，不能治本就转而治标，把一切的仇恨、一切的怨毒、一切的谋略手段用在治标上头。这就是说的“妒”，成了封建宗法礼教下女性自相摧残的一支毒箭，它予头主要指向没有人身自由的妾和其他地位更卑弱的女子。小说里像尤二姐，鲍二家的，平儿。那么小说所展现的王熙凤和这些人的关系，尤其是王熙凤和尤二姐关系的全过程，淋漓尽致地表明了这一点，夫妻矛盾怎么样转换为妻妾矛盾，把一切的仇恨、怨毒、心机、谋略都用在了这个上头，比之《金瓶梅》中妻妾间的争风吃醋，《红楼梦》中有关“妒”的描写具有更为高级的形态，也就是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在王熙凤和尤二姐的较量中，特别含意深长的是：第一，王熙凤竭力塑造自己贤良的假象，得悉偷娶秘事后，她主动登门，又主动引见给贾母，以致二姐悦服、长辈欣慰、众人称奇，其目的在摘掉“妒”的帽子，在宗法礼教上占得一个“制高点”；第二，王熙凤又调动一切手段，把尤二姐置于名教罪人的地位，揭发尤二姐“淫奔”的老底，咬定其悔婚再嫁，一女竟事二夫；因此，所谓“借剑杀人”，不单是假手秋桐之流，更是凭借着全部封建宗法的权力和舆论机制，其操纵运筹的精明熟练，真可叹为观止，达到置人于死地而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的责任。 王熙凤这个“妒”，从一方面来讲，在其与贾琏的关系上表现为较少从属性；当将其矛头指向其他女性时，尖锐程度达到你死我活，表现形态则由于被官方的道学伦理装裹着，因而是“文明”的。这才是王熙凤之妒的重要特征。总之王熙凤这个人物，历来融化在中国女性人格中深入骨髓的从属意识，在她身上居然相对弱化，不仅可与男性争驰，甚至还能居高临下。王熙凤不仅才识不凡，并且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一切，当出格出众、向男性中心的社会示威时，我们觉得很痛快，扬眉吐气；当其为所欲为，算尽机关，为无限膨胀的私欲践踏他人特别是同为女性者的人格、尊严以至生存权利时，又不能不使人心寒、深恶痛绝。这二者交织、纠结、迭合而形成了一个所谓“凤辣子”的中国女性形象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红豆杂志2022
真事，是莫言在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时的题联。《北京日报》文艺周刊编辑李静发表在2006年第19期的《红豆》杂志上的散文《名字的怨尤》提到这事：
没有。《红豆教育》杂志是由新加坡亿科出版社主管、红豆教育出版社主办的国际合作教育类专业学术理论期刊。
《红豆》（月刊）创刊于1972年，是由南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南宁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自2002年底起全新改版。《红豆》走的是“名家＋新人”的路线，保持着强大的作者阵容，是名人新作和新人佳作展现的平台。《红豆》2014年主要栏目：南宁名片、实力作家、小说长廊、特约专栏、文化视点、散文空间、诗歌部落、翰墨丹青等。
莫言曾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书写过次联，是否为他的原作，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