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论康熙治国之道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30日），顺治皇帝第三子。顺治病死后继位，为清入关后第二个皇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病死（另一说为大臣隆科多害死），终年69岁，葬于景陵（今河北省遵化县西北）。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的、为数不多的伟大封建政治家，还是多才多艺的学者。钱宗范在《康熙》中说：“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所研究。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 康熙的精神品质远远强过于他身体的特性。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康熙帝在其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在康熙八年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收复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并胜利地驱逐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他在京师东北的热河营建了避暑山庄，将其作为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等部王公贵族觐见的场所。康熙帝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清)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爱新觉罗玄烨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六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康熙8岁（1661年）即位，14岁时亲政，16岁时铲除了权臣鳌拜。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1681年），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手中收复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定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中国东北边界。他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从此建立会盟制度和避暑山庄外藩朝觐制等，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考察，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积极鼓励垦荒，废止满清初年残酷的圈地令，实施更名田；整修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利工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决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最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与粮食产量的提高、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文化上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帝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同时他对西学也有浓厚的造诣，在天文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物理学、化学、药学（奎宁）、医学（曾在自己的子女身上种痘，以预防天花）等方面都进行了涉猎。作为一代雄主的康熙，他最大的建树，还应该说是那赫赫的武功。首先是平定三藩之乱。所谓三藩是明朝的三个降清将领，三藩手握重兵，形成割据势力。康熙为了加强统一，于康熙十二年（1673）下令撤藩。三藩联兵，声势浩大，举起反清大旗，数月之间，清朝江南半壁江山失于三藩之手。康熙帝临危不惧，运筹帷幄，作出果断的军事反击，同时采取政治攻势，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康熙的这场胜利，也彻底征服了一些明朝遗民的反清之心，从此政治趋于稳固。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挟平定三藩胜利之势，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进攻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爽投降。至此，在清初割据了四十年的台湾重新回到了大陆的怀抱，维护了全国领土的完整。康熙驱逐了入侵后盘据雅克萨的沙俄军队，遏制了沙俄帝国势力的侵略。沙皇俄国乘清朝内部动荡之机，入侵中国黑龙江省流域，并盘据雅克萨城。康熙派兵驱逐了盘据黑龙江省流域雅克萨的沙俄势力，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线，并设立黑龙江将军，驻守北部边疆。随后康熙进兵新疆和西藏，平定了回疆、准噶尔等反动贵族的叛乱，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国今日的疆域，这是康熙皇帝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最大贡献。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康熙帝年近七十，他为了表示敬老，曾将65岁以上的满汉在职官员，以及告老还乡，得罪被遗送回原籍的旧官员，统统召入乾清宫，饮酒吟诗，直到黄昏才散席。参与盛会的有一千多人，故称为“千叟会”。和康熙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康熙共有三十五个儿子，诸子为了抢夺储位，各自拉帮结派，明争暗斗。他为挑选继承人问题而费尽心血。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立刚满周岁的嫡长子允釢为皇太子，三年后感到不适当他废掉。两个月后，又重新立允釢为皇太子，二十四年后他感到太子权力过重，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皇权，同时生前过早地公开立储君的弊端过多，所以他再次废掉其长子，准备在临终前留下传位遗诏，暗立继位人。他晚年最中意的是十四子允题，他特地任命允题为抚边大将军，派往边陲去扭转关系重大的西北战局，以让他建立功绩，提高威望，为继承皇位创造条件。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八日，康熙得了感冒，浑身发烧，经太医医治后好转，就在畅春园静养。据说，此时康熙亲手写了立允题为继承人的遗诏。当时唯一能接近康熙的大臣，是负责京师警卫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此人是皇四子胤祯的舅舅和亲信，一心想让胤祯继位。然而康熙却不中意于胤祯。隆科多趁机将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传成“传位于四子”。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突然死去，很可能为隆科多所害。

隋：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唐：李世民、魏征，李白，杜甫，上官婉儿，郭子仪、安史之乱、长孙氏、西海郡王松赞干布夫人 - 文成公主，公孙大娘五代十国：后蜀孟昶妃 - 花蕊夫人、李后主北宋：太祖、包拯，范仲淹，苏轼，杨家将，畲赛花，穆桂英南宋：岳飞，辛弃疾，梁红玉，文天祥，李清照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萧绰后金：完颜阿古打西夏：景宗李元昊元：成吉思汗、拖雷监国、窝阔台汗、元世祖忽必烈、丘处机，耶律楚材，施耐庵明：朱元璋、成祖朱棣、朱由检 (崇祯 )、罗贯中，郑和，袁崇焕，张居正，海瑞清：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孝庄皇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慈禧太后、光绪、溥仪 (宣统 )、林则徐，洪秀全，霍元甲、纳兰容若、纪晓兰、刘庸、袁世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30日），顺治皇帝第三子。顺治病死后继位，为清入关后第二个皇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病死（另一说为大臣隆科多害死），终年69岁，葬于景陵（今河北省遵化县西北）。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的、为数不多的伟大封建政治家，还是多才多艺的学者。钱宗范在《康熙》中说：“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所研究。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康熙的精神品质远远强过于他身体的特性。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康熙帝在其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在康熙八年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收复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并胜利地驱逐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他在京师东北的热河营建了避暑山庄，将其作为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等部王公贵族觐见的场所。康熙帝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清)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爱新觉罗玄烨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六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康熙8岁（1661年）即位，14岁时亲政，16岁时铲除了权臣鳌拜。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1681年），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手中收复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定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中国东北边界。他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从此建立会盟制度和避暑山庄外藩朝觐制等，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考察，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积极鼓励垦荒，废止满清初年残酷的圈地令，实施更名田；整修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利工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决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最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与粮食产量的提高、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文化上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帝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同时他对西学也有浓厚的造诣，在天文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物理学、化学、药学（奎宁）、医学（曾在自己的子女身上种痘，以预防天花）等方面都进行了涉猎。作为一代雄主的康熙，他最大的建树，还应该说是那赫赫的武功。首先是平定三藩之乱。所谓三藩是明朝的三个降清将领，三藩手握重兵，形成割据势力。康熙为了加强统一，于康熙十二年（1673）下令撤藩。三藩联兵，声势浩大，举起反清大旗，数月之间，清朝江南半壁江山失于三藩之手。康熙帝临危不惧，运筹帷幄，作出果断的军事反击，同时采取政治攻势，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康熙的这场胜利，也彻底征服了一些明朝遗民的反清之心，从此政治趋于稳固。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挟平定三藩胜利之势，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进攻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爽投降。至此，在清初割据了四十年的台湾重新回到了大陆的怀抱，维护了全国领土的完整。康熙驱逐了入侵后盘据雅克萨的沙俄军队，遏制了沙俄帝国势力的侵略。沙皇俄国乘清朝内部动荡之机，入侵中国黑龙江省流域，并盘据雅克萨城。康熙派兵驱逐了盘据黑龙江省流域雅克萨的沙俄势力，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线，并设立黑龙江将军，驻守北部边疆。随后康熙进兵新疆和西藏，平定了回疆、准噶尔等反动贵族的叛乱，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国今日的疆域，这是康熙皇帝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最大贡献。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康熙帝年近七十，他为了表示敬老，曾将65岁以上的满汉在职官员，以及告老还乡，得罪被遗送回原籍的旧官员，统统召入乾清宫，饮酒吟诗，直到黄昏才散席。参与盛会的有一千多人，故称为“千叟会”。和康熙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康熙共有三十五个儿子，诸子为了抢夺储位，各自拉帮结派，明争暗斗。他为挑选继承人问题而费尽心血。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立刚满周岁的嫡长子允釢为皇太子，三年后感到不适当他废掉。两个月后，又重新立允釢为皇太子，二十四年后他感到太子权力过重，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皇权，同时生前过早地公开立储君的弊端过多，所以他再次废掉其长子，准备在临终前留下传位遗诏，暗立继位人。他晚年最中意的是十四子允题，他特地任命允题为抚边大将军，派往边陲去扭转关系重大的西北战局，以让他建立功绩，提高威望，为继承皇位创造条件。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八日，康熙得了感冒，浑身发烧，经太医医治后好转，就在畅春园静养。据说，此时康熙亲手写了立允题为继承人的遗诏。当时唯一能接近康熙的大臣，是负责京师警卫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此人是皇四子胤祯的舅舅和亲信，一心想让胤祯继位。然而康熙却不中意于胤祯。隆科多趁机将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传成“传位于四子”。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突然死去，很可能为隆科多所害。明朝经济的特点：经济重心偏向南方，长江流域经济飞速发展

自汉以来，帝王一般都是王霸糅合杂用治理国家的，因为“徒善不足以为敬，徒法不足以为刑”，不可偏废。至于皇帝为什么外用儒术，那是由于儒家学说的特性决定的，你看看“朱子治家格言“里面的内容，像”国课早完,自得至乐“，人家连你交税都管，这你就知道儒家对稳定社会次序、维护统治的重要性，你看”论语“里面孔夫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多好，当臣子的就要做好臣子应做的职责，当儿子就要做好儿子的本分，自然当皇帝也要做好皇帝工作，这样乱臣贼子不会有所作为的。

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即使用武力征服了文化先进的民族！因为自身没有文化底蕴，很快就会被同化融合，满族（女真族）原本信奉萨满和佛教，但是并不能像西方那样以教立国，所以最终只能采用儒教这个安民济世的哲学理论作为国家奉行的道德准则！另外借助儒学对于满族人与汉人的关系融合也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这是清朝为了巩固统治的一个折中方案，有了统一的游戏规则对于统治的安定也是有所裨益的。康熙朝虽自称国富民强，然削藩平乱，攻台征蒙已经内耗严重，如果再民心浮动，必然会出现大的波动。康熙此举也起到了安定民心的作用。历史证明，任何国家起兴无不依靠统一的理论思想或者道德规范来作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标志，古代如此，刘汉尊儒，李唐兴佛，朱明重道，现在也是一样米国奉行自由，鸟国崇尚野心，泡菜国喜欢自夸……

康熙论文范文

向那些可能置你于死地的对手敬杯酒，因为真正令我们咬着牙坚持到底获得成功的，往往不是朋友，而是他们.是谁在我们走向平庸与懒惰的时候，令我们奋发图强?是谁在我们丧失进取意志的时候，唤醒我们革故鼎新、锐意进取?又是谁给了我们清醒的头脑和警惕的眼睛，使我们不至于被社会淘汰?是我们的对手，一个令我们又爱又恨的角色。康熙大帝在执政60年之际，特举行“千叟宴”以示庆贺。宴会上，康熙敬了三杯酒：第一杯敬孝庄太皇太后，感谢孝庄辅助他登上皇位，一统江山；第二杯敬众位大臣及天下万民，感谢众臣齐心协力尽忠朝廷，万民俯首农桑，天下昌盛；当康熙端起第三杯酒时说：“这杯酒敬给我的敌人，吴三桂、郑经、噶尔丹，还有鳌拜。”众人目瞪口呆。康熙为什么要向他的敌人敬酒?因为他明白，是对手给他的压力，逼迫他努力投入到“斗争”中，并想办法成为胜利者。在同对手的对抗中，才能真正地磨炼自己、强壮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说，你的对手是你前进的动力，是你成功的催化剂。善待对手，向你的对手敬杯酒吧。在2001年7月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体会议上，北京战胜多伦多、大阪、巴黎、伊斯坦布尔，获得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全国人民为之欢呼雀跃，而主持人水均益却说了一句令人难以忘怀的话：“我们要感谢对手。”是的，正是有了多伦多这样强大的对手，北京才有紧迫感、压力感，才使我们的申办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细致、更完美。没有对手的人，就好比一艘帆船驶进了无风的大海，失去了动力，在海上苟延残喘。忍辱负重的勾践面对强大的对手夫差，他每天卧薪尝胆并在自己国家大力发展军队，终于创下“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奇迹。对手是成功者的陪练者，对手是失败者的良师：对手让康熙成为一代明君，对手令越王从低谷中爬起。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把对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然而，仔细想一想，拥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反倒是上天给你的礼物，他能激活你的内在潜能，使你拥有更旺盛的斗志去排除一切困难与险阻，超越自我，去夺取胜利。感谢对手吧，他永远是让你成功的一块重要基石。

对康熙晚年储位之争的看法有很多观点。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却在立储问题上犯糊涂，最先立的皇太子因结党营私被废后，康熙再不轻言立储，结果导致其死后都没明确皇太子是谁，结果导致皇子之间引发皇位之争，自相残杀。雍正帝继位后吸取前代经验教训，建立了秘密立储制度，既不说明，又不是没有说，谁来继承王位都得看各位皇子的表现。所以，之后的皇子一个比一个会装，兄弟之间极其团结和睦，虽然都是在争表现，不过秘密立储制度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对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发展创新，也算是制度创新了。后来乾隆帝发展了这一制度，皇帝生前根据合个皇子的表现来秘密定下接班人，并以圣旨的形式藏于正殿“正大光明”牌匾下，等皇帝死后由亲信大臣取出并宣读，在此之前所有人都不知道谁才是皇帝的继承人，所以到此为止，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正式被废除。从这里可以看到专制皇权发展到顶峰，皇权至高无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恰恰也表明，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封建社会也走到了末日了。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了。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穆麟德：Hiowan Yei，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即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Enkh Amgahan）或阿木古朗汗（蒙语“平和宁静”之意，为汉语“康熙”的意译）。8岁登基，14岁亲政。爱新觉罗·玄烨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康熙盛世的研究论文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这也是从网上摘得，但是是比较客观，从旁观者的角度评论“康乾盛世”，不带有任何民族色彩！！作者：马海峰近年来，一幕幕康乾盛世的动人故事，频繁地出现在影视剧的荧屏上，其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场面壮观，甚至令人神往，一时间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广泛兴趣与关注。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思考：应如何正确地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它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呢？一、一个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才可以被称为盛世呢？为何有康乾盛世之说？盛世是中国人不解的情结，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乱，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有这样几个：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而“康乾盛世”提法由来已久，有时也叫“康雍乾盛世”。清朝（1644-1911年）存在268年，总有十个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1735-1796），共134年，占了清朝的一半。这一时期（1661-1721），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二、康乾盛世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1、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清代以前，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冒顿一统漠北，即在蒙古高原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元朝有过全民族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明朝，又不得不修长城以御蒙古。只是到了清朝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统一，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提福，环宇一家。言语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中国的疆城版图在这个时期基本奠定下来，这对清朝乃至近现代中华民族抵御列强侵略具有极其重要的。在这一方面，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确很有作为，他们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如：康熙帝：平定三藩，平定漠西蒙古噶尔丹的叛乱，派施琅率军入驻台湾，设台湾府，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也巩固了祖国的海防；册封西藏宗教首领以王世班禅并规定册封制度；两次抗击沙俄，组织克萨之战，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规定了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为中国领土。雍正：在西藏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管理，并设驻藏大臣。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大小全川土司叛乱，热情款待安置土尔色特部的回归，设伊犁将军进行管理等。2、经济方面：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马戛尔尼使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88页，《赴华使轩》）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亿增加到1794年（乾隆59年）的约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18世纪未，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车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一项。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有银43000两，实际上关税收大大超过“正额”。乾隆未，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85万两，超过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20多倍。正是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把大量鸦片运进中国，并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此外，中国城市手工业等达到很高的水准。3、学术文化的集大成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康乾时期古籍研究、整理所涉猎的范围异常广泛，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古算、地理、农医学等方方面面，从此较宽广的范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然，古籍整理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众所周知《四库全书》它将中国历代重要典籍完整抄录下来，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之下，内容浩瀚包罗万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汇。同时，18世纪初，在康熙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律历渊源》（1713-1722），介绍了中国和西文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文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708-1719年）《皇舆全览图》。三、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康乾盛世呢？首先，政治局面安定。在康雍乾时期，自从三藩平定之后，中原地区就没有战争，国内也没有战争，社会上就没有大规模的破坏。因此社会安定，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其次，就外部条件来说，当时中国产品丰富，换时往往出超。西文国家的物品不足，只能是拿银子来换中国的产品，这样大量的白银就流入中国。据《白银资本》一书记载的二百多年中，全世界的白银总产量为12万吨，其中6万吨约一半流入了中国。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刺激作用。面积种植第四。美洲的玉米、花生、白薯等明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明朝时还没有广泛种植。清朝大批推广高产作物。还有，三代皇帝励精图志，勤政英明，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促生产力措施，如康熙时期：实行更名田鼓助垦荒，实行固定的粮食税。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放松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四、如果把康乾盛世在同时期世界大范围进行比较，其繁荣的背后隐藏怎样的危机呢？17—18世纪中西方的社会状况对比中国西方国家政治上君主专制空前强化，设军机处等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西欧封建国家的改革经济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重农抑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发达重商主义开始工业革命思想文化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从文艺复兴运动发展为启蒙运动自然科学兴起（牛顿三大定律）外交闭关锁国做天朝上国迷梦开拓海外殖民地，鼓励对外贸易由此可见，就在这样的盛世下，清朝的统治隐含着严重的危机。当时的世界已经呈现出了走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如何应对这个历史巨变，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严峻选择。而清朝统治者对此一无所知，继续在做着天朝大国的虚妄之梦。而在思想文化上又实行严酷的专制政策，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康雍乾时期文字狱频繁出现，政治上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由于缺少权力的制约，政治上的清明愈来愈难以维持，甚至出现了和珅这样的贪污之王。此外，在对外关系上，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经济上采取重农抑商轻视科学的态度，清朝已陷入了固步自封的境地。康雍乾时期的盛世，只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社会的回光返照而没有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开辟出任何新的路径。18世纪以后，、西方世界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一言以蔽之，所谓的盛世也并非全面发展，只是某些方面强大，特别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对边疆的开发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功绩，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鉴。然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滚滚大潮中，却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为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不应过高评价康乾盛世，更应视把“康乾盛世”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中进行比较，从中得到益处，为迎来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盛世”而努力。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一：简介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二：雍正之功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三：雍正之过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四：雍正继位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五：雍正之死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六：结语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清康熙豇豆红研究论文

豆红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宛若桃花般艳丽，红釉中多带有绿色的苔点，颇似红豇豆的颜色。豇豆红的釉色有深浅浓淡之分，其中釉色洁净无暇者称“大红袍”，釉色通体一色者称“正红”，釉色深浅不一者称“美人醉”，釉色浅淡者称“娃娃脸”，釉色幽雅娇嫩者称“桃花片”，釉色晦暗浑浊者称“榆树皮”等。

印盒，亦称印奁，是存放印泥的文房用具，形状多样，大小不一，以扁圆形多见。其材质有铜、瓷、玛瑙、象牙、玉等，以瓷质最佳。前人曾有“印色池，唯瓷器最宜。若瓦器，耗油。铜锡有锈。玉与水晶及烧料俱有潮湿之弊，大害印色。

近有以石为之，亦不适用”的说法。传世品中已有唐代印盒，宋代的官、哥、定、越等名窑均烧造过印盒。现在藏市中的唐宋印盒已非常稀少，以清代传世品多见。

扩展资料:

清代瓷印盒最为普及，器型也较丰富，或圆或方，分为大小两种，宫廷用具一般较大，民间则较小。品种有青花、五彩、斗彩、粉彩、颜色釉、浅绛彩等。这其中，尤以康熙豇豆红、洒蓝釉及乾隆仿雕漆印盒最为著名。清中晚期雕瓷兴起，雕瓷印盒曾一度盛行。

印盒因属文房器，所以制作一般都很精良，适合把玩观瞻，深受文人及藏家追捧。近几年市场行情也是一路上扬。笔者酷爱小巧文气的印盒，珍藏有一些晚清粉彩、青花、名人浅绛彩和颜色釉印盒，其中最为笔者喜欢的是一件“清光绪高心田浅绛六方印盒”，此印盒可谓于方寸之间呈万千气象，画面构图疏密得当，山水花鸟交辉，画工细腻传神。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康熙豇豆红印盒闻名

太白尊小口微撇，圆唇，短颈，办球状腹，圈足，底施釉。内施白釉。腹部线刻三团螭纹。器因形似唐代诗人酒仙李太白饮酒的酒坛，故称为“太白尊”。豇豆红太白尊造型端庄优美，胎质细润致密，釉下暗刻团螭纹，外壁满施豇豆红，釉色红艳浓重，即俗称之“大红袍”，为豇豆红发色最佳者。豇豆红釉是康熙晚期景德镇官窑生产的高温红釉瓷品种之一，它以金属铜为着色剂，红釉中因部分氧化而产生绿色斑点，“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因釉似豇豆之色而得名，又因其色浅红娇艳，似孩儿粉颊，似桃花初绽，似美人初醉，故得多个美名，如“孩儿脸”，桃花片”, “美人醉”，被誉为“满身苔点泛于桃花春浪间”的美丽色釉。豇豆红釉之所以名贵，是因为它比郎窑红烧成难度更大。康熙官窑有少量生产，供黄帝内庭赏用。康熙豇豆红釉器多为文房用具或摆设等小件器物，制作工艺精湛。著明的“八大码”有菊瓣瓶，柳叶瓶，莱菔尊，鱕龙盘，洗，太白尊，苹果尊，印盒。康熙豇豆红器传世品稀少。康熙以后，豇豆红釉烧制技艺失传，雍正，乾隆有仿钧未成功而作罢至清末光绪民国年间出现仿康熙的制品，器型规格与真品相比，非大即小，胎质粗松，纹饰过于呆板生硬。介绍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从书》瓷器卷-清代，第44-45页。另请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卷一上册，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页292、293，图106《世界陶瓷全集15·清》，（日本）小学馆，1983年，页35，图27实物参观：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清康熙豇豆红瓷器有以下几点特点特征：

1、豇豆红釉质都很匀净细腻，含有粉质。红釉中往往散缀有因烧制时氧化还原不同形成的天然绿色苔点。釉色有上下高低之分。上乘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釉色明快鲜艳，通体一色，洁净无瑕。

2、居中者，釉如豇豆皮，含有深浅不一的斑点，甚是柔和悦目。有的器身或口沿露出"缺陷美"的绿斑苔点，今称作"美人醉"或"美人霁"。

3、色调再浅些被称为"娃娃面"或"桃花片"，虽不如深者美艳但却有幽雅娇嫩之态。下品者，或色调更浅，或晦暗浑浊，名为"乳鼠皮"或"榆树皮"。

4、至于器身呈灰黑不匀的"驴肝、马肺"色，与器下部呈黑釉焦泡的一类，则为最次品。豇豆红无大器，常见为文房用具，如太白尊(水盂)、石榴尊、菊瓣瓶、柳叶瓶、洗、印盒等。

5、豇豆红的烧成难度大，制作时间短，所以传世数量极少，历来是收藏家搜猎的目标。天津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康熙豇豆红釉太白尊，其釉色红绿相间，呈现出桃花春浓般的奇趣，正如清人洪北江诗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

6、传世的豇豆红以小件居多，如印盒、尊、柳叶瓶、菊瓣瓶等，其器底都有"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官窑款，主要是康熙宫廷所用的文房用具。雍正时虽有少量烧制，但釉色灰暗。雍正后已很难见到了。

7、豇豆红釉是一种呈色多变的高温颜色釉，用还原焰烧成，为清康熙时期铜红釉中的名贵品种。其基本色调如成熟豇豆的红色，故名。成品有高下之分，上乘者称"大红袍"。

略次者，釉色中含有深浅不一的斑点及绿苔，又称"美人醉"或"美人霁";下品呈色暗褐，称"驴肝"、"马肺"。豇豆红烧成难度很大，只能由官窑少量生产，仅供皇室内廷使用，且无大件器物，最高不过20cm。

鉴别清朝康熙豇豆红瓷器的方法：

1、器形。器形与色彩一样一样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因素，看豇豆红的器形主要记住一点，就是豇豆红是没有大器的。康熙年间，豇豆红瓷器最常被最为文房用具，比如太白尊、石榴尊、菊瓣瓶、柳叶瓶、洗、印盒等等。

2、颜色。豇豆红是一种高温釉，是在康熙晚期出现的一种铜红釉品种，所谓的铜红釉是一种以含铜的物质作为着色剂，经过还原焰烧过之后形成的红色釉。

它的颜色非常特别，整体颜色是不均匀的粉红色，十分像豇豆，故因此得名。豇豆红的色彩是其他瓷器所没有了，就算是普通人看一遍也会对这种颜色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

扩展资料：

清康熙豇豆红瓷器的价值：

这种高温铜红釉瓷器中为名贵的品种，许多已于上世纪初流散外洋，珍藏于天下各国博物馆和珍藏家手中。听说仅美国多数会博物馆就珍藏有100多件，比国内的博物馆相同藏品的总和还多。见豇豆红釉的稀罕。

虽然豇豆红釉的传世量较少，而且大多流散到外洋，但近两年豇豆红釉在香港以及内地一些拍卖公司也是一再亮相，成交状态一直不错。2003年7月，佳士得拍卖行在香港一次古瓷拍卖会上，一件高厘米的清康熙豇豆红釉莱菔尊成交价为万港元。

康熙豇豆红瓷器辨伪，到了2005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一次拍卖会上，一件高16厘米的清康熙豇豆红柳叶瓶成交额为万港元；同年11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得另一次拍卖会上，一件直径厘米的清康熙豇豆红釉太白尊成交价为万港元。

而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豇豆红太白尊也以102万港元的高价成交。在内地只管拍价不如外洋市场，但也不乏响应者。像去年秋季，一件直径为厘米的水洗，以22万元成交，而它的估价只有1万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清康熙豇豆红瓷器

中国之治主题论文

建设法治化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论文：《试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改革已深入我国各个领域，法治建设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创造更加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已经刻不容缓。本文主要论述法治建设在中国的形成历史与发展，以及它的现实意义。 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中央领导人把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此后我国开始走上了法治建设的道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法治建设始终走在最前沿，有了法治的保驾护航才能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中国近代的法治建设之路可以说是在曲折中逐步走向成熟，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法治建设的内涵和意义法治是一种社会状态，是使个人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国家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制约的一种平衡状态。我们在理解法治的时候要把个人权利的保障和控制国家权力结合起来，而不能一分为二。各国的法治总是由各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建设就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法治建设它是一种国家制度，是确立一国阶级统治关系的基本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成果。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法治建设保障的主体是人民的各项合法权利，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维护人民的利益。二、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法治建设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车轮的迈进，从封建社会的人治，到如今改革开放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已经日趋完善。法治说到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象征，是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它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恰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一个进步的社会，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公平正义，就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文明。法治建设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保障社会各项事务都能在安定有序的环境下运行，是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石，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定团结需要法治的维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纵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不难发现轻视法治建设对治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值得我们反省的例子比如苏联的肃反文化，而在我国轻视法治也曾经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是我国忽视法治建设的典型。这两次重大错误的发生，都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新社会我国的法治建设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报告论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明确将“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并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同时报告还首次提出了“法治思维”。“法治思维”要求我们对工作方式思想思维进行转变，宣扬法律精神，捍卫法律原则，将依法行事贯彻实施。可以说这对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机关独立司法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这是培根的名言，相信我们并不陌生。我们要追求公平公正善于运用法治建设国家，运用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在人的能动力作用下将法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同时将法治建设进行到底，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调节社会关系，用法律保障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定。回顾我国的法治建设之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但是前途却是光明的。从过去的人治到现如今的法治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局面，在中央集体领导人的带领下，相信我国的法治建设将会走上更加辉煌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论文：《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及其建设》【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初步分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途径法治作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它不仅是有形的制度，同时也是无形的文化。法治是否昌明、法治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法治的成果能否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作为支撑。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以平等、公正、自由、诚信和人权等为主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本身具有权利和义务一致的规范性。因此，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我国著名法学家龚瑞祥教授指出：“所谓‘法治’，不仅仅是指‘以法治国’，还包含着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也就是说，法律是确定的、公认的理想，而非我们通常所称的‘长官意志’。法治高于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用以检验法律能否生效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体系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法治文化。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制定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的信法、守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本质所在。而围绕这一本质展开的各项条件、措施和效果，即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则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生成属于一种“后发混合式”的模式。从其生成的动力来讲既有外在动力也有内在动力。一方面，其生成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这些内在力量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民主政治、法律(良法)、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体需求的转向等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它一直受到外来法治文化的刺激，特别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刺激，这种刺激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其独特性。 1. 民族性。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经世代相传而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形成一种“超稳定形态”，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它也会坚守自己的阵地，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法律情感以及行为模式，并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和性格，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 2. 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现代性表现在它能与当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伴相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法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法治文化以市场经济为根据，进行理论创新，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3. 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它从不固步自封，善于吸收人类有益的法治文化成果，特别表现在对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移植和借鉴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西方的法治文化必将互相融合并存，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向“大同法治世界”的方向发展。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时代性。建设法治文化，不仅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防止权力异化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切权力为人民”的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人民当家作主为逻辑起点，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求权力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并使权力始终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轨道上运行。同时，法治文化在为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提供思想保障的同时，也通过合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为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提供智力支持。在新的历史时期，仅仅注重对权力进行制约是不够的。因此，构建法治文化同时还要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具有客观性，只要将权力运用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但怎样用好权，从而使权力既有限、又有效地得到行使，必须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引导。法治文化要求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权力，不越权、不滥权、不惜权，最大限度地履行法定职责。同时，法治文化还要求国家机关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程序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包括维护程序法的权威。因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按程序行使权力，从而不仅实现正义，而且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正义，同时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更有效地为人民谋利益。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任何社会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离不开必要的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之一，可以在多重意义上满足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成员充满活力。整个社会成员要充满活力，要求每个成员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都需要法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就通过它的这些作用，为社会的和谐提供最生动、最富有生机的力量。和谐社会要谋求安定有序，而任何安定有序，都是在规则的基础上，无规则便无秩序。而在所有的秩序中，法律的秩序规则是最明确、最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因此，法律在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上有着它不同于道德、传统、习惯的独特作用。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法治在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没有法治文化作为基础是断不可能的。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党的报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因为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制定，更需要人去遵守，如果没有人的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相配合，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侵蚀得面目全非。只有当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中，有关法治的价值理念占有了稳固之地并渐成一种法治文化，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内容的一部分时，我国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人文心理基础。因此，目前只有努力培养我国民众的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改良、培育中国法治的“土壤”，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努力。 1.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崇尚和信仰法治文化的培育旨在为法治国家奠定尊崇法治的社会文化意识基础。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法治，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养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治文化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是法治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法律自身的正义性。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综合体”，法律必然体现为一种社会正义。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来自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社会主体正是基于这种信仰而对法律自觉遵守。二是法律实施的正义性。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在于因法律实施的正义而对法律的神圣产生高度认同感，在于法治历程中对法律强烈的自觉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普法教育，不仅是普及现代法律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逐步实现全社会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法律信仰的塑造、法治文化的形成。只有唤起个人的权利意识，才有可能真正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和公民意识。另外，还应该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公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 2. 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体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法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此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和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然而，民族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法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理念，使法治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一旦如此，就能进一步发挥宪法和法律的文化功能。使分处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能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中获得切实利益、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并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标志。使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新载体。 3. 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改革创新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坚持理论创新，推动法治文化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没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体系。坚持制度创新，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政治体制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中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环节之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变原先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相应的制度依托。坚持实践创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实践素材。法治文化是广大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丰富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参考文献： [1] 赵学昌.试论法治文化的培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7，(7). [2] 张波.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J].南京社会科学，2001，(11). [3] 齐艳苓.法治文化及其培育探析[J].理论月刊，2007，(6). [4] 孙晓媛.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J].广西社会科学，2003，(4).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论文：《浅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摘要】法治建设是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环节都有一个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法制系统之中，最基本的组成单元是需要内在元素自身的协调，应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只有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依法各个部分或者环节的发展才是协调的、可持续的，也才具有强大的活力。从法律运行来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法律体系来看，各个法律部门都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以构建和完善;从法律价值来看，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国法律的核心价值。【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所以，科学发展观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理论指针。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指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面前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和治理，即“依法治国”;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即“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社会主义法治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思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内涵十分丰富，其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以个人的意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权威的标准。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发展民主，健全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我国的依法治国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30年的法治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4年，这是从人治到法制的转变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开始。但那时法制的主要理念是把法治当作专政的工具，法制对于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国家制度文明进展的制度价值几乎没有。第二个阶段是从1994年到2004年，是政策之治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政策有一定的程序性、权威性和公开性，并以文件、规范、规章等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十年里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用政策、文件来治国。政策之治是追求短期效果，缺乏法律本身应有的一些基本特征，而法制要求规范，要求它的规则性具有可预期性以及有相应的司法机构来支持，这些都是政策之治不具备的。第三个阶段从2004年至今，是从政策之治向法治的转型。这一阶段的立法，大多数涉及我国改革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最深层的矛盾、最重大的利益冲突。2004年修宪，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私有财产及其权利写进宪法。其后《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等都是涉及人们利益的法律。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及问题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方式、程序必须由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最可能通过法治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社会主义法治也必须从民主中获得自己政治的和道德的合法性。没有民主，法治就缺少了其重要的基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治是法律规则的统治，规则的制定是实行法治的前提。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制定的民主程序把人民的意志反映在法律当中，因此，法治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治理国家。三、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途径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依法治国之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勇于创新，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当前，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方位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局面。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方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地推进，才能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二)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的目标。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立法数量急剧增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三)以加强和完善执法、司法为目标，推进行政执法制度和司法制度改革。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20年的探索，我国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制度与司法制度。从总体上讲，行政执法工作和司法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以继承、发扬人类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符合人民意愿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为其思想基础与文化资源。我们在普法教育中，要以领导干部的民主法制教育为重点。只有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懂得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重要意义，才能真正认真地执法、守法、监督法律的实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要在继承历史上和国外合理的进步的法律文化基础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精神，努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参考文献 [1] 武育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民主法制建设[J].理论建设，2006(1)：45-48. [2] 谢鹏程.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J].中国社会科学， 2007(1)：79-80. 猜你喜欢： 1. 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心得体会 2.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心得体会 3. 学习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心得体会 4. 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5. 浅析法治社会思修论文 6. 论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目前中国治国方略的科学总结,对我国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全面依法治国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下，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当前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重大课题。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志关于“四个全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现阶段事业发展，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从“四个全面”逻辑联系的高度，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理论意义。“四个全面”是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把握全局、深谋远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承前启后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从理论创新的起点看，“四个全面”彰显了鲜明的事业导向、问题导向和改革导向;从重大主题的关系看，“四个全面”有总有分、层层深入;从逻辑演绎的过程看，“四个全面”有破有立、对立统一。“四个全面”是一个辩证统一体，统一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我们党探索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规律的重大理论创新。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看，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在于：一是法治保障的基础地位。其他三个“全面”同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本质上是现代化与法治化、改革与法治、党和法的关系。没有法治的保障和支撑，其他三个“全面”就难以落实，“四个全面”的理论架构也会出现缺陷。二是法治价值的定向作用。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综观“四个全面”，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基础，全面小康社会就如镜中花、水中月;没有法治精神的引领，改革就会迷失方向;没有法治信仰和法律制度，党的宗旨就难以实现。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标志着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日臻完善，国家治理的战略格局日趋定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三个战略举措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要。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做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

推进每一个“全面”，都既要考虑具体情况，更要从“四个全面”的大局来统筹谋划。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本质特征和深刻内涵。

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依法治国是目标与措施、目的与途径的关系。战略举措服从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依托战略举措。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必须同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依法治国。从现代化进程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步，法治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在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法治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我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并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理念载入宪法。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任务。提出从制度上、程序上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2012年11月，党的报告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依法治国要求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党的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和要求，重点集中在两个字上，即“全”和“快”。“全”是对“依法治国”的“空间”要求;“快”是对“依法治国”的“时间”要求。全面回顾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成功实践，对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矛盾纠纷持续高发和多发的时期，如果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缺乏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意识、能力和责任感，就很容易造成对一些事件处理失当、使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并且有可能演化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要使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全面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法治，要靠全面推进和落实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只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但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变革，也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制度创新。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在变革的过程中容也易出现停顿、反复甚至逆转的现象。为了把我们的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传统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和基本方式，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等形式，有效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制度方面的空白、缺陷和冲突，切实把科学发展这一重要理念做到制度化、法治化，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制度保障。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要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一面光辉旗帜。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党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以我们才有力地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保证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和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不断提高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水平，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党的明确提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把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进报告，成为全党上下的共同要求。法治日益受到重视的进程，体现着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勇于担当，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自觉，这也意味着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领导干部要做到宪法法律至上。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一)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首要前提是要加强立法，切实做到有法可依。经过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使我们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律的基础是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法律当然也要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对科学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自觉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

(二)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在继续全面推进科学立法工作的同时，把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级行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为全社会作出表率。要着力提高在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力争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切实保证司法公正

司法权威是法制权威的重要体现。要坚持以公正树权威，以公正促和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职能作用。我们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级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自身的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努力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和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法律六进”工作，推动“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实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着力引导全体人民自觉遵守法律，使人们在全社会形成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深情阐述中国梦、布局深化改革蓝图、厉行法治治国、铁腕正风反腐……两年多来，以为的党中央，从党的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梦想承载希望、成就未来，是一个国家、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火炬。无疑，中国梦一经提出，迅速点燃了亿万华夏儿女心中的激情，凝聚了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如果说，中国梦是轴心，那么“四个全面”就是轴距，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所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站在时代和全局战略高度，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抓住发展新课题，提出并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是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就是要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方式上来，在合理区间内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所谓全面，就是尽快补齐短板，不让一个人掉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同时享有蓝天绿水，享有健康身心，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习曾强调：“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既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以果敢、坚忍、苦干、实干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做勇于改革的先锋和善于改革的表率;也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觉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做一名关心社会改革发展的 “积极公民”，成为改革发展事业的建设者、推动者、主人翁。

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撑。在新的征程中，法治会越来越被重视，依法治国的理念亦逐步深入人心，只要全面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法治氛围，广大群众就能享受到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美好生活，才能牢牢铸就“中国梦”的基石。总之，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国家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已经不仅事关人民的福祉，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作用，而且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当然，“中国梦”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圆梦的征程中，还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遭受巨大的压力，需要趟过深水区、踏过地雷阵，但只要不动摇、不折腾、不倒退，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寸接着一寸进，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人治与法治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治国理念和制度。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封建专制、小农经济相联系，强调当权者个人作用与权威，“皇权至上”、“君言即法”、“口含天宪”。人治社会也是有法律的，封建思想家曾提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发者弱则国弱”但那是约束普通民众的法，皇帝个人权力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在人治社会里，社会的稳定、进步完全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贤明。所谓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要求用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管理国家、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治才保证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了近代西方文明。尽管人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维护封建秩序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从历史发展长过程看，法治优于人治的结论无需争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社会进步，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与人治条件下统治者个人意志至上及其多变性、随意性相反，法治则强调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最高规则。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作用，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进行，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和与人治的最大区别。历史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影响根深蒂固，加上在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领导者人的个人作用往往显得很突出，胜利后这些传统延续下来，没有及时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民主并使之制度化，因而几乎都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从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个人崇拜滋长开始，发展到后来，就是人治取代法治。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195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政治上的一系列错误，都与此有关。痛定思痛，邓小平于1992年以质朴的语言讲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曲折之后在认识的巨大飞跃。历史表明，一般性地承认法律重要还远远不够，只有时刻警惕以人治取代法治，牢固树立法治的至高权威，在法治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才能把依法治国方略贯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