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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踏匈奴论文题目

发布时间:2024-07-02 15:32:18

马踏匈奴论文题目

匈奴民族军事文化论析摘要:匈奴政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匈奴族实行军民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相统一。源于匈奴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其军事文化呈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关键词:匈奴;军事文化;游牧文化匈奴民族纵横驰骋在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数百年,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控制着周边的弱小民族,成为秦汉时期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支强大力量。匈奴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军事文化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对匈奴历史的许多领域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匈奴军事文化方面的研究迄今仍是空白。本文根据所见文献材料作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探索。一、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1.匈奴政权的建立和统治的维系无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冒顿单于当政时,匈奴达到了鼎盛。冒顿单于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依靠过人的胆识和强悍的军事武装成就了北疆第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而后,凭借强盛的武装四处扩张。首先,东破东胡,大肆掳掠其民众及畜产,致使东胡四分五裂为乌桓、鲜卑等多部;不久,向西击走月氏,开始进入河西走廊;中原楚汉相争,匈奴又乘机“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服施。”[1]2890不仅如此,匈奴在冒顿单于的果敢指挥之下,还北上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形成了“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2]3751的局面。之后,匈奴乘胜加强了对西域诸国的进犯,击破大月氏,武力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2896使诸引弓之民成为匈奴一家。至此,匈奴统治的疆域,东起辽东平原朝鲜边界,西至天山南北,向北远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北疆的一代霸主。匈奴之所以能在北方草原上所向无敌,主要是因为有强盛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撑,并对被征服的各部族或部落实行武力管制。由此可见,匈奴政权本身就具有“军事联合性”,[3]113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军事甚至渗透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2.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在匈奴族的制度规定中,单于既是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军事首领,军国之政统于一身,掌握着军政、外交等统治大权。与中原王朝的一些非开国君王相比,匈奴单于不止是运筹帷幄和发号施令的政治家,而是同时具有军事谋略和战术技艺,并且往往亲自参加战斗的军事将领。如前所述,冒顿单于便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的民族首领。他只身从月氏的刀口下逃回匈奴,以鸣镝训练士兵的骑射,最终使部队令行禁止,唯其马首是瞻,达到了夺取单于位的目的。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匈奴军队东征西讨,征服周边弱小民族,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并给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汉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也是匈奴首领的一位典型代表。汉文帝时,老上单于曾亲率十四万大军进入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斩杀北地都尉孙卬,掠夺大量的人口和畜产,并烧毁回中宫(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骑兵直达雍(今陕西凤翔县)、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等地,[4]12给汉朝的边疆统治和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都体现出匈奴单于的政治野心和调兵遣将的指挥才能。再如,汉宣帝时的匈奴五单于争立,虽然是匈奴统治集团的内讧,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匈奴统治阶级的领兵作战能力。3.作为政治主体的官吏,没有严格的文臣武将之分,多集军政于一身。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及左右骨都候等中央官员。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每万骑又设置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统辖若干大小部落。各部中还设有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他们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以其所领部众的多寡而定。匈奴实行领主分封制,自单于至各万骑长都各有分地。他们不仅要定期参加单于组织的庭会“议国事”,参与处理整个社会的政务,如较大的战争、单于位的继承、祭祀、课校人畜、接见使臣等,而且要在各自的驻牧地管理境内属民,裁定辖区的大小事务,更要统领部队作战或跟随单于出征。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曾领兵进入河南地,侵犯上郡,遭到汉军的痛击,败走出塞。后来,右贤王又向西攻破月氏。汉武帝时,汉匈关系进入战争状态,匈奴各王所率军队与汉军交战的记载更是不绝于书。如: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匈奴右贤王数次进犯边境,侵扰朔方。汉政府遂派遣车骑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右北平迎击,掳获右贤裨王十余人,畜产数千百万。元狩二年(前121),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出陇西击匈奴,杀折拦王,斩卢胡王,执拿浑邪王子以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骑,收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在与匈奴的战斗中,匈奴左贤王将四万余骑围困李广,幸亏张骞率军如期而至,匈奴军才不得不散去。霍去病将数万骑过居延、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匈奴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归附者二千五百人,俘获裨小王七十余人。鹰击司马赵破奴斩杀匈奴遬濮王,捕获稽且王。校尉高不识捕虏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出塞千余里,与之接战的匈奴人也是由单于将军。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左贤王战败逃亡。[4]23-27从汉军捕获的匈奴将领中,可见参战的匈奴各王将的广泛性。二、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匈奴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5]160匈奴民族“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2]3743他们人人自为“甲骑”,平时为牧民,放牧打猎;战时则为士兵,冲锋陷阵。在草原分散游牧的经济生活下,保护自己的畜产免受损害,侵夺他人的财物补充己用,成为匈奴人天然的一种生存方式。汉朝有些政治家说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1]2955“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1]2923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张和污蔑,但匈奴经常挑起战争,侵犯别国,掠夺外民族的人口和牲畜,却是事实。“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2]3743也是匈奴人为保存壮年人实力,抵御外敌,保护部落或部族的生命财产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生活习俗。正如汉朝降臣中行说所说,匈奴“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1]2899由此可见,匈奴的“明以攻战为事”[2]3760在普通平民的生活中同样表现明显。狩猎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也居于重要地位。“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1]2879从小的狩猎生活和不断训练提高了匈奴人的骑射技术、长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为以后的实战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军事生活,成为合格的“甲骑”。因此,匈奴人能够“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1]2900匈奴骑兵不仅善于放牧游猎,而且有时还参与农业生产。《汉书·匈奴传》记载:地节四年(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2]3788同书《西域传下》记载: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2]3905又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2]3922由此可知,匈奴“甲骑”一方面要承担驻防和作战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生产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后方的供给压力。三、其他领域的军事化倾向法制体系的军事化明显。匈奴的法制体系很不完善,法制设施也很不健全,没有专设的制定法律的机构,更没有明确严密的法律条文,仍以历史上形成的习惯法作为对人们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他们的法制意识很淡薄。军事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特性,易于将军法融入日常生活中,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制约准则和惩戒标准。反之,军法与习惯法的合用更加密切了军事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的统一。冒顿单于当政之初,匈奴受到东胡的不断挑衅,于是冒顿亲自上阵出征,并下令“国中有后者斩”。[2]3750严酷军令的束压之下,匈奴军队所向披靡,大破东胡。在攻战中,匈奴规定,各兵士“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并且“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因此,人人在作战中争先恐后,以求能得到更多的俘获物。这种规定同时也促使了家庭奴隶制的发展,各家庭中拥有奴隶进行生产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匈奴的这些军纪、军法都是本族内通行的法律准则,有社会法律的效力。宗教与军事的密不可分。匈奴人拜天地,祭祖先,敬鬼神,这种宗教理念也体现在军事活动中。单于一年三龙祠,每次都“祭天神”,“会诸部、议国事。”[6]2944商定军政大事,打着神的旗号,动员、组织部众。匈奴行军作战,常借助自然力量,崇拜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侯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2]2892他们认为太阳给人们光亮和温暖,月盈月亏昭示着战事成败。匈奴有“胡巫”,出兵必占吉凶。匈奴人认为鬼神可以祸福于人,人亦可以通过巫者将信息传达给鬼神,以巫术影响鬼神,既可以驱邪避害,又可加害仇敌。汉军出兵讨伐匈奴时,匈奴使胡巫将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各条陆路和水路上,加以诅咒。又有“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缚马者,诅军事也。”[2]3913“祠兵”则是匈奴人早先的一种习俗,专为军队祈告平安和胜利。《汉书·匈奴传》记卫律因嫉恨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而串通胡巫,装神弄鬼进谗言,称先单于发怒:“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贰师以祠”,结果遭天谴:匈奴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2]3781另外,匈奴人还信仰灵魂不灭,重视人的躯体。认为人死后将如生前一样的生活。因此约定“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在西汉初,冒顿单于大发精锐部队围汉高帝时,摆白、青、赤、黑四色骑于西、东、北、南四个方向。有人说这是受了华夏五行说的影响。有的人认为马色反映匈奴不同部落的方位,四色分别代表白狄即白匈奴,青狄即青匈奴,赤狄即赤匈奴和黑狄即黑匈奴。可见,匈奴的排兵布阵也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的。四、对匈奴军事文化的基本认识从以上对匈奴军事状况所作的粗略梳理中,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1.匈奴族的军事生活与其经济特点和生存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匈奴人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放牧和打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动,牲畜则是他们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宽广的牧场,成群的马匹,种类多样的飞禽走兽,为匈奴人骑马射箭的生活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因此,他们因地制宜,组建了一批批的骑兵队伍,背弓负箭,以精良的骑射技术驰骋沙场。由于匈奴人逐水草而四处迁移,流动性特别强,没有固定的游牧地、居住地,更无固守的城池可言。因此,他们的军事作战也多以游击战为主,没有明确的攻守阵地的概念,形势有利则强势进攻或肆意进犯,形势不利则立刻撤退,四散逃窜。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使匈奴人善于野外作业,他们的求生能力,适应能力,进攻性以及防御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都特别强。而且战争一般发生在他们较为熟悉的塞外或边塞地区。因此,匈奴军队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顽强战斗力,很少因为地理条件的改变而出现强烈的不适应或因食物短缺、疾病瘟疫导致大规模的溃败。2.匈奴的政治文化体现出明显的军事化痕迹,军事攻略不仅是他们惯常的状态,而且作战的随机性和机动性特别强。匈奴人在日常的游牧或射猎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劫掠或者被劫掠的情况。他们对战争既没有事先的充分准备,也没有专门的防御措施,对战役不做详细的运筹和谋划,对粮草供应,地形地势,敌我实力,利弊形势也不做具体的探察和分析,一般是不宣而战,相遇则战,以他们的主动侵犯引起的争战居多。但如果针对性和目的性很明确,匈奴也会派兵驻防,如屯田车师,侵逼乌孙。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3.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匈奴人的军事活动又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相比,匈奴民族逐水草而居,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农耕民族,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方式更加脆弱,他们的文明更缺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7]水旱、虫灾和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导致匈奴生产的萎缩和人畜的大量伤亡。在基本靠天吃饭的强大生存压力的驱使下,如何获得生活资料维持生计,保护自己的财物不被侵夺,是他们要关心的重要问题。我们无法也不能简单地以中原传统的礼义观去衡量匈奴频繁侵犯汉境,劫掠物产的行径。在匈奴人看来,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和最高原则,所以匈奴士兵可以为得到更多的俘获物和俘虏而奋勇杀敌,可以为得到更多“死者家财”而将战死的士兵扶回。而且他们出征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攻城略地,而首先是为了掠取财物和人口。征服其他民族最终也是为取得更多的贡赋和畜产。因此,匈奴士兵的功利性是他们的生存本能使然。4.从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方面而言,匈奴民族也体现出优势与局限并存的特点。汉朝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对此都有一些评论。汉文帝时的晁错对匈奴军事的优劣做出了明确的分析,他指出,匈奴在具有“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自若、“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自若和“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三大优势的同时,又指明“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2]2281武帝时,御史大夫韩安国云:“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2]2398“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风,去如收电。”[2]2401主父偃也指出:“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2]2801昭帝时,《盐铁论》中记录了大夫和文学的不同看法。大夫说:“匈奴无城郭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文学则认为:匈奴“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食廪。”[8]156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也对“戎狄之长短”作了精辟的分析:“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6]2961总之,基于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它的军事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游牧民族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与其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同样,匈奴的军事活动又为它生产的发展、生活秩序的稳定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3]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4]林W.匈奴历史年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7]高恒天.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J].伦理学研究, 2007, (5).[8]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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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 关键词:雕塑;差异;中西方艺术 中图分类号:J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7)03-0079-03 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关于匈奴的论文选题研究

匈奴民族军事文化论析摘要:匈奴政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匈奴族实行军民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相统一。源于匈奴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其军事文化呈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关键词:匈奴;军事文化;游牧文化匈奴民族纵横驰骋在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数百年,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控制着周边的弱小民族,成为秦汉时期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支强大力量。匈奴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军事文化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对匈奴历史的许多领域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匈奴军事文化方面的研究迄今仍是空白。本文根据所见文献材料作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探索。一、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1.匈奴政权的建立和统治的维系无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冒顿单于当政时,匈奴达到了鼎盛。冒顿单于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依靠过人的胆识和强悍的军事武装成就了北疆第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而后,凭借强盛的武装四处扩张。首先,东破东胡,大肆掳掠其民众及畜产,致使东胡四分五裂为乌桓、鲜卑等多部;不久,向西击走月氏,开始进入河西走廊;中原楚汉相争,匈奴又乘机“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服施。”[1]2890不仅如此,匈奴在冒顿单于的果敢指挥之下,还北上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形成了“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2]3751的局面。之后,匈奴乘胜加强了对西域诸国的进犯,击破大月氏,武力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2896使诸引弓之民成为匈奴一家。至此,匈奴统治的疆域,东起辽东平原朝鲜边界,西至天山南北,向北远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北疆的一代霸主。匈奴之所以能在北方草原上所向无敌,主要是因为有强盛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撑,并对被征服的各部族或部落实行武力管制。由此可见,匈奴政权本身就具有“军事联合性”,[3]113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军事甚至渗透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2.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在匈奴族的制度规定中,单于既是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军事首领,军国之政统于一身,掌握着军政、外交等统治大权。与中原王朝的一些非开国君王相比,匈奴单于不止是运筹帷幄和发号施令的政治家,而是同时具有军事谋略和战术技艺,并且往往亲自参加战斗的军事将领。如前所述,冒顿单于便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的民族首领。他只身从月氏的刀口下逃回匈奴,以鸣镝训练士兵的骑射,最终使部队令行禁止,唯其马首是瞻,达到了夺取单于位的目的。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匈奴军队东征西讨,征服周边弱小民族,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并给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汉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也是匈奴首领的一位典型代表。汉文帝时,老上单于曾亲率十四万大军进入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斩杀北地都尉孙卬,掠夺大量的人口和畜产,并烧毁回中宫(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骑兵直达雍(今陕西凤翔县)、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等地,[4]12给汉朝的边疆统治和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都体现出匈奴单于的政治野心和调兵遣将的指挥才能。再如,汉宣帝时的匈奴五单于争立,虽然是匈奴统治集团的内讧,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匈奴统治阶级的领兵作战能力。3.作为政治主体的官吏,没有严格的文臣武将之分,多集军政于一身。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及左右骨都候等中央官员。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每万骑又设置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统辖若干大小部落。各部中还设有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他们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以其所领部众的多寡而定。匈奴实行领主分封制,自单于至各万骑长都各有分地。他们不仅要定期参加单于组织的庭会“议国事”,参与处理整个社会的政务,如较大的战争、单于位的继承、祭祀、课校人畜、接见使臣等,而且要在各自的驻牧地管理境内属民,裁定辖区的大小事务,更要统领部队作战或跟随单于出征。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曾领兵进入河南地,侵犯上郡,遭到汉军的痛击,败走出塞。后来,右贤王又向西攻破月氏。汉武帝时,汉匈关系进入战争状态,匈奴各王所率军队与汉军交战的记载更是不绝于书。如: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匈奴右贤王数次进犯边境,侵扰朔方。汉政府遂派遣车骑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右北平迎击,掳获右贤裨王十余人,畜产数千百万。元狩二年(前121),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出陇西击匈奴,杀折拦王,斩卢胡王,执拿浑邪王子以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骑,收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在与匈奴的战斗中,匈奴左贤王将四万余骑围困李广,幸亏张骞率军如期而至,匈奴军才不得不散去。霍去病将数万骑过居延、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匈奴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归附者二千五百人,俘获裨小王七十余人。鹰击司马赵破奴斩杀匈奴遬濮王,捕获稽且王。校尉高不识捕虏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出塞千余里,与之接战的匈奴人也是由单于将军。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左贤王战败逃亡。[4]23-27从汉军捕获的匈奴将领中,可见参战的匈奴各王将的广泛性。二、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匈奴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5]160匈奴民族“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2]3743他们人人自为“甲骑”,平时为牧民,放牧打猎;战时则为士兵,冲锋陷阵。在草原分散游牧的经济生活下,保护自己的畜产免受损害,侵夺他人的财物补充己用,成为匈奴人天然的一种生存方式。汉朝有些政治家说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1]2955“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1]2923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张和污蔑,但匈奴经常挑起战争,侵犯别国,掠夺外民族的人口和牲畜,却是事实。“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2]3743也是匈奴人为保存壮年人实力,抵御外敌,保护部落或部族的生命财产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生活习俗。正如汉朝降臣中行说所说,匈奴“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1]2899由此可见,匈奴的“明以攻战为事”[2]3760在普通平民的生活中同样表现明显。狩猎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也居于重要地位。“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1]2879从小的狩猎生活和不断训练提高了匈奴人的骑射技术、长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为以后的实战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军事生活,成为合格的“甲骑”。因此,匈奴人能够“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1]2900匈奴骑兵不仅善于放牧游猎,而且有时还参与农业生产。《汉书·匈奴传》记载:地节四年(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2]3788同书《西域传下》记载: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2]3905又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2]3922由此可知,匈奴“甲骑”一方面要承担驻防和作战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生产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后方的供给压力。三、其他领域的军事化倾向法制体系的军事化明显。匈奴的法制体系很不完善,法制设施也很不健全,没有专设的制定法律的机构,更没有明确严密的法律条文,仍以历史上形成的习惯法作为对人们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他们的法制意识很淡薄。军事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特性,易于将军法融入日常生活中,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制约准则和惩戒标准。反之,军法与习惯法的合用更加密切了军事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的统一。冒顿单于当政之初,匈奴受到东胡的不断挑衅,于是冒顿亲自上阵出征,并下令“国中有后者斩”。[2]3750严酷军令的束压之下,匈奴军队所向披靡,大破东胡。在攻战中,匈奴规定,各兵士“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并且“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因此,人人在作战中争先恐后,以求能得到更多的俘获物。这种规定同时也促使了家庭奴隶制的发展,各家庭中拥有奴隶进行生产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匈奴的这些军纪、军法都是本族内通行的法律准则,有社会法律的效力。宗教与军事的密不可分。匈奴人拜天地,祭祖先,敬鬼神,这种宗教理念也体现在军事活动中。单于一年三龙祠,每次都“祭天神”,“会诸部、议国事。”[6]2944商定军政大事,打着神的旗号,动员、组织部众。匈奴行军作战,常借助自然力量,崇拜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侯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2]2892他们认为太阳给人们光亮和温暖,月盈月亏昭示着战事成败。匈奴有“胡巫”,出兵必占吉凶。匈奴人认为鬼神可以祸福于人,人亦可以通过巫者将信息传达给鬼神,以巫术影响鬼神,既可以驱邪避害,又可加害仇敌。汉军出兵讨伐匈奴时,匈奴使胡巫将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各条陆路和水路上,加以诅咒。又有“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缚马者,诅军事也。”[2]3913“祠兵”则是匈奴人早先的一种习俗,专为军队祈告平安和胜利。《汉书·匈奴传》记卫律因嫉恨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而串通胡巫,装神弄鬼进谗言,称先单于发怒:“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贰师以祠”,结果遭天谴:匈奴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2]3781另外,匈奴人还信仰灵魂不灭,重视人的躯体。认为人死后将如生前一样的生活。因此约定“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在西汉初,冒顿单于大发精锐部队围汉高帝时,摆白、青、赤、黑四色骑于西、东、北、南四个方向。有人说这是受了华夏五行说的影响。有的人认为马色反映匈奴不同部落的方位,四色分别代表白狄即白匈奴,青狄即青匈奴,赤狄即赤匈奴和黑狄即黑匈奴。可见,匈奴的排兵布阵也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的。四、对匈奴军事文化的基本认识从以上对匈奴军事状况所作的粗略梳理中,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1.匈奴族的军事生活与其经济特点和生存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匈奴人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放牧和打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动,牲畜则是他们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宽广的牧场,成群的马匹,种类多样的飞禽走兽,为匈奴人骑马射箭的生活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因此,他们因地制宜,组建了一批批的骑兵队伍,背弓负箭,以精良的骑射技术驰骋沙场。由于匈奴人逐水草而四处迁移,流动性特别强,没有固定的游牧地、居住地,更无固守的城池可言。因此,他们的军事作战也多以游击战为主,没有明确的攻守阵地的概念,形势有利则强势进攻或肆意进犯,形势不利则立刻撤退,四散逃窜。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使匈奴人善于野外作业,他们的求生能力,适应能力,进攻性以及防御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都特别强。而且战争一般发生在他们较为熟悉的塞外或边塞地区。因此,匈奴军队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顽强战斗力,很少因为地理条件的改变而出现强烈的不适应或因食物短缺、疾病瘟疫导致大规模的溃败。2.匈奴的政治文化体现出明显的军事化痕迹,军事攻略不仅是他们惯常的状态,而且作战的随机性和机动性特别强。匈奴人在日常的游牧或射猎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劫掠或者被劫掠的情况。他们对战争既没有事先的充分准备,也没有专门的防御措施,对战役不做详细的运筹和谋划,对粮草供应,地形地势,敌我实力,利弊形势也不做具体的探察和分析,一般是不宣而战,相遇则战,以他们的主动侵犯引起的争战居多。但如果针对性和目的性很明确,匈奴也会派兵驻防,如屯田车师,侵逼乌孙。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3.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匈奴人的军事活动又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相比,匈奴民族逐水草而居,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农耕民族,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方式更加脆弱,他们的文明更缺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7]水旱、虫灾和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导致匈奴生产的萎缩和人畜的大量伤亡。在基本靠天吃饭的强大生存压力的驱使下,如何获得生活资料维持生计,保护自己的财物不被侵夺,是他们要关心的重要问题。我们无法也不能简单地以中原传统的礼义观去衡量匈奴频繁侵犯汉境,劫掠物产的行径。在匈奴人看来,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和最高原则,所以匈奴士兵可以为得到更多的俘获物和俘虏而奋勇杀敌,可以为得到更多“死者家财”而将战死的士兵扶回。而且他们出征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攻城略地,而首先是为了掠取财物和人口。征服其他民族最终也是为取得更多的贡赋和畜产。因此,匈奴士兵的功利性是他们的生存本能使然。4.从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方面而言,匈奴民族也体现出优势与局限并存的特点。汉朝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对此都有一些评论。汉文帝时的晁错对匈奴军事的优劣做出了明确的分析,他指出,匈奴在具有“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自若、“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自若和“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三大优势的同时,又指明“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2]2281武帝时,御史大夫韩安国云:“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2]2398“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风,去如收电。”[2]2401主父偃也指出:“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2]2801昭帝时,《盐铁论》中记录了大夫和文学的不同看法。大夫说:“匈奴无城郭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文学则认为:匈奴“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食廪。”[8]156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也对“戎狄之长短”作了精辟的分析:“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6]2961总之,基于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它的军事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游牧民族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与其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同样,匈奴的军事活动又为它生产的发展、生活秩序的稳定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3]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4]林W.匈奴历史年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7]高恒天.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J].伦理学研究, 2007, (5).[8]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他们认为匈奴人是非常野蛮的,所以文字以及文化都不值得借鉴。史家记载。他们的历史是从繁盛走向衰败的。

东汉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从短时段历史研究角度看,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使汉匈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向着有利于东汉王朝的方向转化,基本上结束了汉匈之间大规模的矛盾冲突,从而使中国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从长时段历史研究角度看,匈奴历史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在世界民族发展历史过程中,游牧民族及其文化,基本呈现一种衰退的趋势,而农业文明一般都呈现出发展的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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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狂想曲论文题目

我们知道,格什温最初就是一个很出色的钢琴家。1925年他亲自演奏了《蓝色狂想曲》的钢琴版,并且留下一个相当不错,足够清晰的录音。因而到了70年代,托马斯另辟蹊径,指挥乐队为这个钢琴版录音配上了管弦乐,配得丝纹不差,很能以“假”乱真。听起来,它比我们通常听到的历时15分钟以上的《蓝色狂想曲》演奏得快些,只有13分钟。你或许不大习惯这速度,而我也不敢肯定它更符合格什温本意,毕竟当他独奏钢琴时是并不需要给乐队发挥留出时间余地的。不过,我倒敢说,比起速度正常,而且也是极为精彩的伯恩斯坦的名演奏(SONY SMK 42264),托马斯的这张爵士味更足,乐队的配合显得更洒脱些. George Gershwin (1898-1937), 美国著名作曲家,生于纽约布鲁克林,曾广泛接触和研究通俗音乐领域的 各种体裁风格,写过大量的流行歌曲和数十部歌舞表演、音乐剧,是百老汇舞台 和好莱坞的名作曲家。 1924年为保尔·怀特曼的爵士音乐会写了《蓝色狂想曲》获得巨大成功,影响了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作曲家在作品中运用爵士的手法。接着,创作了管弦乐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第二狂想曲》、《古巴序曲》,并以描写黑人生活的歌剧《波基与贝丝》达到创作的顶点。 格什温的卓越贡献是把德彪西和拉赫玛尼诺夫的风格与美国的爵士乐风格结合了起来,虽缺乏熟练的 写作技巧,却是个了不起的旋律天才。他的歌曲总是活泼有趣,温柔清新;大型乐曲则节奏明快, 和声优美,富于幽默感,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是典型的美国风格,因而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 1937年夏因脑癌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 格什温、《蓝色狂想曲》与格罗菲 ] 在乔治·格什温的代表作《蓝色狂想曲》里,可以找到美国爵士音乐和感伤音乐在节奏上、旋律上 与和声上最好的扩展运用。格什温梦想着把建立在爵士乐上的感伤歌曲带进美国音乐厅里来。他的第一首 音乐会型的作品《蓝色狂想曲》是以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为模型的,就是说,是为了用全部 交响乐队伴奏的钢琴独奏而写的。 格什温后来学习了配器法,以便能为自己的音乐作品创作出他认为最有效果的器乐部分,但是 对于《蓝色狂想曲》,他却请来一个熟练的改编者来编谱。这个改编者就是美国著名作曲家 菲尔德·格罗菲(Ferde Grofe),这个人后来用他配器的才能来为他自己的某些作品写作—— 大多数是美国场面的音画。他的《大峡谷组曲》可谓用来表现大自然的色彩和情调感的一个令人目眩的 乐器调色展览会。

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突然要想一首最喜欢的曲子,还真拿不定主意是哪首。因为最近一直在练这首匈牙利狂想曲,所以近期对它特别钟爱。再加上看过马克西姆的演奏,就更确定要写这首了。 匈牙利,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家。是一个不大的小平原国。紧贴着它的就是世界上唯一充满音乐的国家,奥地利。虽然匈牙利不大。但却十分美丽。有梦幻般的多瑙河,迷人的城堡和我向往已久的李斯特音乐学院。李斯特,在我看来即讨厌,又崇拜的音乐家。因为他是十足的炫技派。所以讨厌他的理由就很充分了,因为他的曲子总是能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崇拜当然更不用说了。在他笔下的音乐,总是像天堂般的梦幻,给我的感觉就是与上帝的直接沟通。特别是每次在高音区的音色,清澈透明,干净柔美。再来整体介绍下李斯特: 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和音乐活动家,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人们誉为“钢琴之王”。弗朗兹·李斯特于1811年10月22日生于匈牙利雷定(Raiding, Hungary)。当时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李斯特的父亲是匈牙利人,母亲是奥地利的日耳曼族人,因此他有两个名字,分别是匈牙利和德语两种拼法。李斯特从小随母亲说德语,直到晚年才学会用匈牙利语写作。李斯特六岁起开始学习音乐,并于此后不久移居维也纳,曾先后作为萨里埃里(Antonio Salieri,或译萨列里)、车尔尼(Carl Czerny)、雷哈、巴埃尔的弟子。说李斯特是炫技派一点都不为过的。从我弹过的爱之梦到狂想曲再到钟(没弹出来)无一不带有大跳,快速琶音。需要手指的准确跳跃与快速跑动。这可不是一两天可以练出来的呀。李斯特所创作的十九首钢琴曲《匈牙利狂想曲》,在他的钢琴作品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不但充分发挥了钢琴的音乐表现力,而且,为狂想曲这个音乐体裁创作树立了杰出的音乐典范。这些作品部是以匈牙利和匈牙利吉普赛人的民歌和民间舞曲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和发展而成的,因而都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这些乐曲结构精炼、乐思丰富活跃,音乐语言与音乐表现方法同匈牙利乡村舞蹈音乐和城市说唱音乐有密切联系,乐曲的形式虽然不时的变化,可是音乐形象始终鲜明而质朴,体现了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完美统一。他是最早把匈牙利民族音提高到世界水平的民族音乐家,他有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有积极要求变革生活的热情,也有怀疑和失望的消极情绪,但占主要地位的常常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李斯特是肖邦的同代人,但他离开祖国的时间比肖邦更早,因此,他的思想和创作不能简单地纳入“民族乐派”。然而,作为一个匈牙利人,李斯特对祖国的事业真诚关注;民族的历史和英雄人物,民间音乐的音调和节奏,在他的创作中都得到生动的反映和运用;加之他对东、北欧及俄罗斯青年作曲家的大力提携和鼓励,使他在欧洲民族乐派的发展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他的祖国,人民始终尊崇他为伟大的“民族艺术家”。我主要要介绍的就是他的狂想曲的第二首。匈牙利有一种民族舞蹈叫“查尔达什”,由缓慢的“拉苏舞”和活跃的“弗里士舞”组成,反映匈牙利的吉普赛人时而郁郁寡欢,时而热情奔放的性格。李斯特的大多数狂想曲都具有这种舞蹈的特性。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调式、音乐、乐器演奏方式和民间说唱艺术的朗诵调,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他的每一首狂想曲中。下面,试举一例说明之。在李斯特的狂想曲中,其中演奏最多的是第二、第六、第十五狂想曲。这些狂想曲作于1851—-1854年间。《匈牙利狂想曲》第2首运用匈牙利的民间舞曲“查尔达什”写成。这种舞曲的主要特点是双拍子,前半部称“拉苏”,速度缓慢,后半部称“弗里士”,速度迅急。1 序奏部分为绮想曲风格的缓板,升C小调,2/4拍。八个小节的引子具有相当大的力度,复杂的装饰音带出了沉重的主题,仿佛是一首匈牙利民族的悲歌.2 引子过后,沉重、饱含深情的"拉绍"主题缓缓进入.之后乐曲由升c小调转为E大调,色彩豁然开朗,似乎作者从匈牙利民族的光荣历史中看出了祖国的希望.当"弗里斯"的主题若隐若现之时,乐曲突然又返回引子与"拉绍"主题。 3 经过上述反复,乐曲终于进入"弗里斯"舞曲部分。这一部分开始时的主题仅由几个音符构成骨架,但并未给人单调的感觉。这一主题经过反复的变奏和发展,情绪愈加欢快。除了最原始的钢琴版本,也就是我现在自己在弹得。还有交响乐的版本。但我个人认为,变成交响乐,反而不能体现它原有的单纯的音乐颗粒性与手指的难度。似乎有些混杂了。难度也有所降低。毕竟,本来只有一架钢琴,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现在多了那么多乐器一起帮忙。肯定要简单些了。而且,钢琴是我这一生都钟爱的乐器,是当之无愧的乐器之王,所以,怎么听都是纯钢琴版本的好听。这就是我想介绍的我最喜欢的乐曲。——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

当人们的感情不能用歌唱表达的时刻,又借用种种不同乐器的音色、音域、演奏手法等,超脱了人声的限制,并且运用独奏、合奏、协奏等等形式,这就是一切器乐曲产生的原由。以上实例说明,生活中需要有音乐来陪伴,而音乐又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调剂品,以及人们寄托思想感情的艺术品,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说:“哪里有人类的足迹,哪里就有音乐。”它既可以自娱,也可以娱人,更可以通过音乐音响的信息,来传达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古今中外无不如此。特别是人类越进化、越发展,音乐的复杂性、细致性、多样性越是明显,并且大部分音乐以超越了国家民族、人种的界限,以人类共同的感情语言特性,来进行相互间的感情交流,特别是器乐曲更是如此。因“喜、怒、哀、乐、忧、思、苦”这些感情属性,只要是人类,都会有相同的感知,至于其深度如何,那倒要视具体作品来定了。即使是不同民族的音乐语言,其音调虽有所同异,而感情、气质的属性,仍然是相同的。再从目前社会上人材的培养来看,音乐尚有促进人们智力发展的作用。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音乐来锻炼人们想象力丰富,思维能力的发展,五官四肢灵敏协调反应迅速、再造想象及创造性思维的增强,在熟练迁移、触类旁通的作用下,使音乐以外的其它学科的感知和研究,也有着促进功能。对音乐欣赏来说,也有不同程度的促进智力作用,而且在愉快轻松的气氛下自然而然的获得。因为听音乐时,大脑不会是空白的,必有种种多变的活动形象会泛映在脑海里。有时还会随着音乐,使人宛临其境,随音乐的音响,在内心里有种种喜怒哀乐的感情细流泛上心来。这种艺术的感情语言是非常微妙,它不可能只用文字及语言所能形容的。它可以从一星半点的标题启示下,进行丰富的生活联想,并循着标题启示,有着更扩大、更延伸的再造想象因素来“自圆其说”。这种从一点而至多点,从一线而至多线的想象,也即是音乐欣赏时的创造性思维了。并且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在一起的,是多路思维、立体思维、美感思维相交叉在一起的。也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活动。当聆听一曲、十曲、百曲……之后,人们的想象力的锻炼增强了,思维方式活跃了,思维反应灵敏了。这样,不是使人聪明起来了么?正如当代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一样:“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中外许多著名的学者,在平时大多都是音乐爱好者,或是兼有音乐家的才华,在音乐艺术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使他们在科学上、学术上的成就,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作用。如天王星发现者是美国威廉·赫歇尔,他常常在巴黎圣母院举行音乐会;如法国思想家卢梭,还编写了符号谱及音乐辞典,他说:“我在科学上的成就,很多是由音乐启发的;”更如爱因斯坦还是小提琴演奏家,巴尔扎克、高尔基他们都是音乐爱好者。再从音乐对人们道德、意志、品格、情操来说,也会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情况下有所影响。虽然,不能完全象我国古代儒家那样,把音乐艺术对道德的作用扩大到相当巨大的地位,正所谓“乐者,德之华也”。“审音而知乐,审乐而知政”等,但多听高尚的音乐,确实会使人们的情趣高洁起来,多听铿锵雄壮的声音,也会使人们意志坚强起来,情绪高昂起来。因为它是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当然,黄色的、低级情调的、庸俗的音乐,也同样会在潜移默化过程中,使人意志衰退、情趣低落,甚至陷入想入非非的魔阵之中。对于世界各国的音乐,应该了解,以开阔视野,增进知识。特别是欧州文艺复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洋音乐,不论在题材上,创作方法上、形式上、体裁上的丰富性和严密性上都已达到相当完美的境地。在技法理论的建设上也确实具有相当科学性和系统化。应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来看待。对此,绝不可轻视。例如:歌曲《重归苏莲托》、《魔王》、《鳟鱼》、《跳蚤之歌》、《北国之春》、《伏尔加船夫曲》;独奏重奏曲:贝多芬(小调悲壮《钢琴奏鸣曲》)、(小调《月光》钢琴奏鸣曲);舒伯特《圆舞曲》、尚邦《波兰舞曲》,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管弦乐约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圣桑《动物狂欢节》、普罗柯菲耶夫《彼得和狼》,交响乐:贝多芬《英雄》、《命运》、《田园》、海顿《D大调第104》、舒伯特《第八未完成交响曲》;歌剧、午剧:莫扎特《费加多的婚礼》、威尔第《茶花业》、比才《卡门》、柴可夫斯基《天鹅湖》这些流芳百世,脍炙人口的音乐华章。曾经激励感动过多少代人呵!每位音乐爱好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每次的聆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正是这些优秀作品极赋生命力和感染力,成为不朽之作的原因所在。但作为中国人,更应该对自己的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有更深的感情和广泛的了解。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有五十六个民族长期耕耘在这块土地上,各自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必须在平时多多接触一些自己民族的音乐艺术,并且从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开始,让其在幼年时代就在民族音乐的熏陶下成长起来,这就是具体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感情上更能够感受祖国母亲的伟大深厚。近百年来经过许多音乐家的努力,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中出现了不少优秀、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因此,在欣赏音乐时,应中西兼听,既不能把外国的东西认为好,也不能把外国的东西都视为不适宜给中国人听的,崇洋媚外主义及国粹主义均是片面的。但对自己民族的音乐艺术更加重视些,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中国古代的人民音乐生活中,通俗性音乐总是大量地存在着。古代称“时尚小曲”或“时尚小令”,今日称“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例如:《十五的月亮》、《太阳岛上》、《军港之夜》、《蒙古人》、《烛光里的妈妈》、《奉献》、《五星红旗》、《雾里看花》、《涛声依旧》、《榕树下》以及各种流行乐队组合“零音乐队”、“舞人制造”、“阿里郎组合”、“羽泉”、“黑鸭子乐队”、“黑豹”。更有分风糜世界的现代音乐流光异彩,理查德的现代钢琴音乐,黑人歌手,里奇、杰克逊,疯狂歌手,麦当娜、布兰妮……等等。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倍加厚爱的音乐人。流行音乐通俗易懂,短小精焊,轻松愉快,它给人以娱乐、消遣,对人们精神上的调剂作用是相当突出的。但它也有两大类:一类是通俗的,一类是庸俗的。缺少艺术修养和音乐基础知识的人们是一时殊难分辨,庸俗音乐的炮制者也利用此来牟取利益。我们只有加强音乐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下才能逐步到达。它的方法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用健康的代替庸俗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给人们以美以娱乐、以愉快。人们是为了

资料是构成论文写作的基础。在确定选题、进行设计以及必要的观察与实验之后,做好资料的搜集与处理工作,是为论文写作所做的进一步准备。论文写作资料可分为第一手资料与第二手资料两类。前者也称为第一性资料或直接资料,是指作者亲自参与调查、研究或体察到的东西,如在实验或观察中所做的记录等,都属于这类资料;后者也称为第二性资料或间接资料,是指有关专业或专题文献资料,主要靠平时的学习积累。在获得足够资料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加工处理,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便于应用。对于论文写作来说,这两类资料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恰当地将它们运用到论文写作中去,注意区别主次,特别对于文献资料要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适当引用,不要喧宾夺主。对于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也要做到真实、准确、无误。

关于脚踏实地议论文题目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让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少年拥有坚定的目标和刻苦的精神,却少了一份耐心,一份脚踏实地的精神。想要用加倍的努力来缩短学成的年限,孰不知练功是需要时间的积淀的,并不是一天十二个时辰不断练,几个月就能学成的。想要成功,并不仅仅需要目标与努力,还要有一步一个脚印的态度。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并不是人人都有过人一等的智力与能力,但人人都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态度。他们都有目标,但不是盯着目标不放,而是把目标定在那儿,双眼看着前方的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挫折中积累经验,从困难中突破自我,从摸索中找到前进的方向。在这途中也许会走上一条平坦的路,也许是一条荆棘的路,不过不管怎样,一步一个脚印的他们,能够稳步向前,能够在跌倒后找到原来的路,能够凭足迹选择其他的路。画家黄永玉画的荷花被人称道,可没人知道他画过多少荷花包括他自己。从他开始画到后来的成功,用了二十多年,反复钻研技巧,吸收各家的长处,最终把它们熔于一炉,画出独具神意的荷花。黄永玉有目标,肯努力,而且不是一味的练习,而是会思考会研究,并不急于求成,而是顺其自然。如果当初他一心想快点画出独一无二的荷花,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了,因为他已经不是一心一意了。有些事是需要爆发力的,而像练功、画画等需要长远来看的,脚踏实地是关键。王国维说成功者必经的三大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 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一和三分别是有远大的目标和事业有成后的喜悦心情,而二指的就是通往目标“路漫漫”的过程。这是人生道路中必须经过的阶段。想成功就要端正态度,欲速则不达。以前有个寓言:能到达金字塔的有两种动物,一是猎鹰,二是蜗牛。成为“猎鹰”的人是少数,但人人都能成为慢慢前进的蜗牛。一步步向前,直到顶端。我要一步一步向前走,在前方寻找到路,让风雨来洗礼,未来总有一天会头顶一片蓝天!

骑着脚踏车,缓行在乡间的土地上,放眼望去,看不见我的未来。多切大题啊

踏歌论文开题报告

音乐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范文

论文题目: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之美

姓 名:.com

班 级:xxx

学 号:xxxxx

指导老师:xxx

年月日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梁祝》是一首融抒情性与戏剧性为一体的作品。作者从梁祝的故事中选取了梁祝相爱、英台抗婚、投坟化蝶这三个最主要的故事情节为题材,采用善于刻画戏剧性矛盾冲突的西洋奏鸣曲式结构,相应地通过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这三大部分依次加以表现。同时作者又从地方剧种越剧的优美音调中巧妙提取了音乐素材,那委婉柔美的旋律、和顺清丽的风格、丰富的曲牌唱腔、多变的板眼节奏、复杂的表现手法,都通过独奏小提琴和管弦乐队的交响奏鸣,生动地向人们叙述了这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传说,体现出多样的音乐艺术美。《梁祝》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之一,其艺术价值是值得每一位爱乐者好好挖掘和鉴赏的。从该曲的创作背景、音乐内容、及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欣赏这首乐曲的一些方法,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这首乐曲助。

二,研究现状与不足(文献综述)

小提琴协奏曲这一创作形式,在西方的发展己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经历了产生、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而小提琴这一西洋乐器传入中国也不过百年,中国的小提琴作品的创作大体是在20世纪40, SO年代才开始,那时的小提琴曲基本上是根据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和改编的,直到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完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中国小提琴曲创作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小提琴协奏曲中的经典之作。

论文综述

从民族性的角度对对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研究,这类文献主要有:

[1] 王娅娜.浅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民族性.音乐艺术

[2] 陈永胜.浅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民族性.研究与探索。

从美学欣赏的角度对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研究,这类文献主要有:

[1] 张蓉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赏析.音乐时空

[2] 彭弋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音乐美学分析。音乐论坛.

[3] 徐新.《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艺术美.音舞百家.

《梁祝》的诞生,是中国小提琴曲创作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小提琴协奏曲的经典之作.小提琴协奏曲历来都被作曲家所重视,以上的文献分别对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民族性的角度、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美学欣赏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而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写作手法、歌唱性特征和欣赏性等方面进行分析的`文献还不多见。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难点:

研究方法:

1, 文献法:

通过查阅报刊杂志等各类文章,以及有关音乐评论书籍,试图对这个经典之作有更深入的理解。

2, 比较法:

通过比较《梁祝》与西洋奏鸣曲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借鉴与融合,分析这一中西结合的典范作品。

难点:

中国音乐表现为横向线性织体,注重各声部之间旋律横向发展,是一种线性音乐,特点是:重深 邃 、重韵味、旋律呈波浪型、婉转自如,但和声发展较弱;西方音乐表现为纵横交替立体织体,以主调音乐为主,特点是:重形式、重逻辑、突出主旋律,其它声部为辅,音响丰满厚实,强调以和声为主的纵向思维,和声发展较强。在作品中,如何分析作者在织体上,以及作者是怎样借鉴了西方的和声体系,增强了音乐的立体感,使西方和声民族化,使民族音乐交响化,这方面是研究的难点。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2009年11月25日确定论文方向:

2009年12月底确定论文题目:

2010年1月初调研,查找文献:

2010年3月22日论题答辩,开题,完成论文提纲:

2010年4月15日整理资料,完成初稿:

2010年5月5完稿,并进行修改,上交全套材料:

2010年6月中旬完成论文最后修改,并熟练论文资料,为论文答辩做好准备:

五、论文提纲:

一,前言

二、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

2. 1小提琴在中国的传播

2. 2中国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情况

2. 3中国小提琴协奏曲的特点

三、《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艺术美

旋律美

节奏美

音色美

速度美

力度美

四、结论

六、参考文献:

[1]宁佐良.音乐欣赏入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2]许序雅,周静.音乐知识与欣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候书森.青年必知音乐手册[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

[4]高宗仁.音乐鉴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5]伍湘涛.音乐知识与名曲赏析.舰天工业出版社.1993

[6]伍湘涛.交响青乐赏析新编.[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7]周世斌.音乐欣赏.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张俊,郭爱民,音乐与音乐欣赏.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

七.指导教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论文开题报告的格式及写作技巧:论文开题报告的一般内容包括:(1)课题来源、开题依据和背景情况,课题研究目的以及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2)文献综述,着重阐述该研究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应用领域,同时介绍查阅文献的范围以及查阅方式、手段。(3)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4)研究计划。包括学术构思、研究方法(包括拟采用的实验手段)、关键技术、技术路线、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包括所需科研和实验条件、课题工作量和经费)、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难点、解决的方法和措施以及预期目标。(5)主要参考文献,列出所查阅参考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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