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学论文范文
浅析透过交往行为理论看隐喻的英汉翻译论文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隐喻理解;翻译论文摘要:本文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重释翻译学的理解观，并借此说明在翻译实践这一特殊形式的跨文化交际中如何有效地解读隐喻。1.引言隐喻翻译是一项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也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对于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的研究，德国后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为人们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该理论是在取舍抑扬不同哲学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创立的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理性联盟系统”，它以“理解”为核心，语言为基础，融社会批判理论、普通语用学、社会进化理论为统一构架。2.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翻译学理解观翻译学研究的新出路—交拄行为理论。翻译学研究从传统的语义学阶段到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传人我国的解构主义阶段，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传统的语义学范式的翻译，受到古典主义知识论的影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对客体的理解完全依赖于译者的主观感受，强调译者的悟性与灵感，讲求“神似”和“化境”，推祟所谓的神来之笔。由于它过分地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得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我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掀起了翻译学研究的新高潮。人们开始关注文本，尝试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代替直觉感受，认为在纷繁复杂的言语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只要掌握了它就可以表达一切，使得翻译变成简单化的机械性操作，即用目标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把存储在源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中的思维内容编写进去。显然这种工具性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作为客体的语言的规律作用，随之便受到了解构主义思潮的猛烈抨击。解构主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打破了结构，解构了系统，使一元规定走向多元化局面，把翻译从语言逻名斯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毕竟又一次将翻译推向非理性，过分张扬主体意识，使释义变成了一种无限延宕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往似乎变得不可能。如何克服这种思想观念的偏狭，进行有效的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呢?笔者认为，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为翻译学研究找到一条理性的新路。2. 2翻译学理解观的重释。一位法国译者说过:“翻译就是理解和使人理解”。理解是翻译大厦的基石，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没有一个好的理解，翻译寸步难行。当我们认为交往行为理论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时，就有必要对理解观进行重释。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交往以语言为媒介，语言交流必须互相理解，否则谈不上有效交往。交往行为中的语言，即言语，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每个言语行为都具有施行和陈述的双重结构。施行性部分作为主语句，处于主体间的交际层;而陈述性部分作为副语句，处于主体间的表内容层。施行性部分在一个言语行为中起决定作用，因为它限制了言语者和听者的关系，同时也规约了陈述内容的意义。这两个结构在言语行为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时言说者也许会强调其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另外一部分，只是让它暂时退居次要的位置而已。比如，“我手机没电了”一语，看上去似乎仅仅陈述了手机电池已耗尽这一事实，但实际上它隐含着多种行为意义;①因为手机没电，所以我刚才没接你的电话;②我必须马上充电;③我不会带手机而带小灵通，所以有事请打我的小灵通。这就是隐性的施行性部分，而根据具体的情境，它将起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施行效果。塞尔认为“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初的，或内在的意向性被转换为语词、语句、记号、符号等等，这些语词、语句、记号、符号如果被有意义地说出来，它们就有了从说话人的思想中所派生出来的意向性。它们不仅具有传统的语言学意义，而且也具有有意图的说话人的意义。”这无疑与哈贝马斯的言语双重结构理论异曲同工。据此，对意义的理解也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双重划分。理解某一言语应一分为二地看，在表述层上则是know-what的问题，而在交际层上是know-how的问题。know-what是指言说者何以会达到这种理解的明晰知识，即其能够获得关于理解的知识;从理解者的角度来看，就要求他能理解被语义、句法、规则排列起来的“语词、语句、记号符号”构成了怎样的意义。know how是指有能力言说者如何构造或施行这种言语行为的能力，是一种隐含的规则意识;从理解者的角度来看，就要求他能理解言说者的这种隐含性规则意识。在这一双重理解中，对言语表述内容的理解是一级理解(know-what )，而要真正把握言语者内在的意向性必须进人二级理解(know-how)，即对施行性部分的理解。因此，理解不能停滞在先验判断的形式上，必须在交往过程中达成。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即“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它不仅包含传统的对语言表达式的理解，还包括“在与彼此认为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及“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3.隐喻的解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具有宏观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对翻译实践是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呢?鉴于纽马克曾说“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一进行修改，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以下将利用交往行为理论说明隐喻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解读。隐喻是一种语言使用现象，在“词典中找不到隐喻”。从现代隐喻学观点来看，隐喻现象应在形式上搭配异常，在语义上类属不同，逻辑错位，从而产生了语义冲突，而当听者对冲突产生回应时，便生成了隐喻的意义，即理解了某一隐喻式言语。对于隐喻的运作机制，有人曾作过这样描述:“隐喻涉及两个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相互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而这一映射和整合过程的基础是两个领域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这无疑表明对隐喻的理解需要双重划分。隐喻的理解过程应由两部分组成:隐喻的辨认和隐喻意义的推断。事实上这就是一个由一级理解进人二级理解的过程。举一个人们常提到的例子“The tongue is a fire”来说，从表述层理解(一级理解)，"tongue”被美国传统词典这样定义:"the fleshy，movable, muscular organ,attached in most vertebrates to the floor of the mouth, that is principal organ of taste, an aid in chewing, and swallo-wing, and, in human beings,，important organ of speech"。我们可以认为舌头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首先具有与绝大多数脊椎动物一样的味觉和辅助咀嚼及吞食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是具有言说能力的人的重要语言器官。以这个基本意义为中心，tongue一词背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意义集合:它可以指形状像舌头的东西，例如tongue of flame(火舌)，guiding tongue(铁路导向尖轨)，switch tong(开关铜片)，也可以指人的言说行为和言说能力，例如hold one’s tongue (keep silent), lose one’s tongue (lose the capacity to speak, as from shock)。这一言语行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fire，在美国传统词典里可以找到如下定义;" a rapid, persistent chemical change that releases heat and light and is accompanied勿flame”。同样，在它背后的意义集合中可以找到诸如，cooking fire(炊火)，forest fire(森林火灾)，wild fire(野火),the fire ofcannon炮火)等火的具体形态。也可以发现其他意义，如The boy is full of fire(这男孩非常热情决奋)，He was on-der fire for mismanagement(因管理不善而受到责难)。当tongue和fire这两个背负着各自庞大意义集合的词语被嵌人A is B的基本语言框架(句型)中去时，两者的逻辑关系就通过“is’，发生相互作用。" is”用来表示一种等值。所以从字面上看，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从听者对表述层的理解来看就应该推理为:“舌头是火”。“是”表明两个意义集合在某方面来说是等值的。然而，从上面我们对这两个词的意义的理解来看，它们显然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将它们之间用‘` is"连接后，进行常规的等值逻辑推理的是行不通的，于是从表述层上我们能够辨别出这是一个隐喻，从而完成隐喻理解的第一部分。当听者明确说者使用的是隐喻式的言语行为之后，就要对隐喻所表达的真正意义进行推断，那理解当然就要进人二级阶段，理解该言语行为的施行性部分，即理解“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始的，或内在的意向性”。可以这样假设，如果"The tongue is a fire”是说给一位正受媒体指责的艺人听的，那么说话人可能含有一种同情或瞥告的意向。艺人总是倍受媒体关注的，由于种种原因，媒体可能片面地、夸大地报道了某些事实，而这样的报道传播开来便演变成了某种绊闻和谣言，它们将或多或少地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一些麻烦。这种语境为舌头与火的等值逻辑推理提供了一种可能:舌头—人类的语言器官—人的言语行为—媒体的报道—人们对报道的负面反应(纬闻和谣言)—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麻烦(毁坏名誉或阻碍事业发展)，火—会发光发热的化学物质—光和热过度会引发火灾，毁坏东西，甚至造成人员死亡，这样二者在毁坏这一功能上找到了相似性，逻辑推理就站得住脚了。"The tongue is a fire”的意思是大众对艺人的多种看法和言论中不乏啡闻或谣言，它们也许会攻击其人格，甚至会因为它们的存在，公司解除雇佣关系，或者没人敢请这位艺人演出。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说话者是在发出人言可畏的感叹，或是在告诫演艺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被媒体捕捉到后进行炒作，从而自毁前程。至此，听者才完成了对原言语行为的有效理解，导向了听者与说者的某种认同。完成对隐喻的理解，必须经由一级理解(对言语表述内容的理解)到达二级理解(对言语者内在意向性的理解)。在同一语言体系中是这样，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间也应该如此，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往。我们应该怎样操作隐喻翻译就不言而喻了，或保全源语隐喻，或进行译语隐喻替换，或使译语语言显性化都具有可行性，只要它能够帮助听读者完成意向性理解。3. 1保全源语隐喻。当隐喻的喻体和喻意在源语与译语中完全或大体相同时，对于源语的喻体，译语听读者能产生与源语听读者相似的心理联想，并完成相似的意向性理解，译语中则宜保全源语隐喻。如: (1)Heisafox.他是只孤狸。英语fox和汉语狐狸指的是同一种动物，当它被用作说人时都含有“狡猾”之意，即使听读者与说写者处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和文化背景中，也能有效地理解该言语行为的施行性部分:要当心这个人，他很狡猾。再如:(2) think tank思想库“思想库”一词本不存在于汉语文化里，然而“库”在汉语文化中指储藏东西的地方，因此尽管处在汉语文化中的人们还未认识到用“库”的特性来描述“思想”的集合，但这种“库”的认识能导向对英语文化中的“think tank’，的认同，因此“库”这个喻体可以保全下来。毕竟在这种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能低估听读者的理解能力，更不能剥夺他们的理解权利。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有时需要变通地保全源语隐喻，即在保全源语隐喻的同时做出适当的解释。如:(3)What will it be when the increase of yearly proddc-tion is brought to a complete stop? Here is the vulnerable place, the heel of Achilles, for capitalistic production.(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像阿基里斯的脚踵一样，这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弱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the heel of Achilles”这个短语来源于古希腊神话。A-chilies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位杰出英雄，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身经百战，屡建功勋。据说，Achilles出生时也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孩子。他的母亲为了锻炼他坚强的意志，造就他一副刀枪不人的钢铁之躯，便倒提着他的身体放到环绕地狱的冥河中去浸泡。果然，他的身体经过浸泡变成了一副钢筋铁骨，任何凶恶的敌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的一双脚后跟却因握在母亲的手里，便与普通人的一样，成了这位英雄的致命弱点。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仇敌射中了他的脚后跟。这位战功赫赫、所向无敌的英雄最终死于自身的这一致命弱点。由于汉语文化中没有Achilles其人其事，若仅仅保全英语源语隐喻，而不做任何解释，则会阻碍汉语文化中的听读者完成意向性理解。因为他们对“阿基里斯的脚踵”只能作出符合汉语常识的判断:一个名为阿基里斯的人的脚后跟，而无法导出“致命的弱点”这一认同，即无法进人二级理解。所以在保全英语源语隐喻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解释，这样不仅使听读者顺利地完成理解，导向某种认同，还使听读者见到其原有形象和风格，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3. 2译语隐喻替换。当源语的喻体所承载的喻义完全无法在译语中再现时，可根据具体的语境而采用译语文化中听读者所熟知的喻体形象进行替换。如:(4)差人道:“马老先生，··…老实一句，‘打开板壁讲亮话’，这事一些半些几十两银子的话，横竖做不起来……”(《儒林外史》)"Now Mr. Ma,”said the rtmner，“…Let’s put all。cards on the table > a few dozen tales are not going to settle anything....生活经历和认识方式的不同，导致汉语和英语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喻体，这时，我们不得不使用英语文化中的认识方式“put all our cards on the table”来替代汉语文化中的“打开板壁讲亮话”，因为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存在，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既是思维方式就一定会受到认知结构和认知方式的制约，当这种制约条件本身不一致时，我们就不能抓着喻体形象不放。试想把“打开板壁讲亮话”直接搬到英语文化中去，英语语言的使用者没有这种思维方式，根本不能解读出“老实地说、坦诚地说”这一层意义，而只会停留在它的字面意义解读的困惑中。这种滞留于一级状态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并没有导向某种认同。为了导向“坦白地说、老实地说”这一认同，英语中就必须更换喻体“put all our cards on the table"。3. 3译语语言显性化。显性化是指在译语中把源语的隐喻变为一种直说或阐释。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在译语中无法再现隐喻的喻体和喻意，也无法在译语文化中找到听读者所熟知的喻体形象进行替换。这时，为了到达二级理解阶段，导向某种认同，就只能舍弃源语隐喻的喻体，而保留其喻意。如:(5)填鸭式教学法forced-feeding method of teaching“填鸭”是一个具有丰富中国文化特色的词。中国有五大名宴:满汉席，孔府宴，全鸭席，文会宴，烧尾席。其中全鸭席的菜肴全部以北京填鸭为主料烹制而成，共有一百多种冷热鸭菜可供选择。据考，北京填鸭的祖籍是南方，后来迁至京西玉泉山，用人工填喂法逐渐育成今日的品种。它的生长期较短，只需60一65天就能长成5一7斤重，45天之前的雏鸭自由取食，最后15~20天则由人工填喂，每6小时一次，一天填喂4次，故得名北京填鸭。把填鸭的饲养方法应用到教学上，是指一种强制灌输的教学方法。处在汉语文化中的听读者很容易由填鸭的饲养方法联想到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教学方法，从而完成了对“填鸭式”的一级理解和二级理解。此时，若保留喻体，将“填鸭式”生硬地搬到英语语言文化中去(如duck-feeding)，势必会阻碍该文化中的听读者理解这种教学法。由于在他们文化中没有这种饲养鸭子的方法，他们对duck-feeding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字面意思即一级理解阶段上，无法进人到二级阶段。为了使他们“导向某种认同”—一种强制灌输的教学活动，就只能舍弃隐喻的喻体，而保留其喻意，故翻译为“forced-feeding method of teaching"。4.结语虽然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人们的隐喻概念也时有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各个学科领域的深人发展，翻译学以及在其抬导下的翻译实践活动被不断地注人新的血液。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这扇新打开的窗户看隐喻翻译时，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隐喻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具有所有言语行为所共有的双重结构，基于此我们对它应有相应的双重理解，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导向某种认同”的理解。相信这种思维方式能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更好地解读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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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在大学英语英语词汇教学的运用 摘要: 词汇教学是英语教学的根基。大学英语学习已经进入高级阶段,传统的英语词汇教法很多时候已经无法解决学生在词汇学习中常出现的问题。本文结合语义学原理和教学实践,重点探究了语义学中并置理论、结构语义学、框架语义学、语义成分分析、格语法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运用,旨在提高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质量。 关键词: 语义学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运用语义学词汇教学质量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和新课程改革的实施,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有了新的突破,教学重点开始转向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而词汇问题成为能否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的关键。传统的英语词汇教法仅仅要求学生识记单词的发音、拼写、汉语意思,这就导致学生学习的单词是孤立的,从而出现学生无法辨别近义词、词语搭配不当、英语“汉化”等现象。如何让学生正确快速地学会词汇,是每个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关注的话题。本文针对学生在词汇学习中常出现的问题,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和语义学理论,归纳出以下教学方法,旨在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质量。 二、语义学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运用 (一)并置理论 并置理论是研究英语中某些词与另一些词之间的一种相关的关系。如mother(母亲)这个词在语言的应用中经常与nail varnish(指甲油),son(儿子),father(爸爸)等词一起使用,而很少和shave(刮胡子)连用。由此可见,并置理论不是指词汇的含义,而是指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关系。这种搭配关系是人们在长期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的习惯用法。 然而目前大学生在学习英语中普遍出现词语搭配不当的问题,学生只记住了英语词汇的汉语意思,而不了解词语的习惯用法和潜在含义。例如:grow children(应为rear children)。此外学生由于受汉语思维干扰,往往按照汉语的习惯来进行词语搭配。如:I very like to play football.(应为I like to play football very much.) 因此,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可以利用并置理论指导学生学习词语的合理搭配。在指导过程中,教师应向学生明确指出,词语的结伴关系具有可能性和限制性,词语的合理搭配会受很多因素制约。比如有时受语法决定,有时受词的语义特征制约,有时约定俗成,等等。这些需要教师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教学。另外,教师还需要向学生特别指出词语的破格搭配。一些词语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结伴关系,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搭配。例如:lash the waves(白费力气)。除此之外,在习语中、文学作品中及新词语中常出现破格搭配,因此,学生需要注意平时积累。 (二)结构语义学 结构语义学主要研究“含蓄的”语义关系(Implicational Relations),这种理论更关注某些词或词组与另一些词或词组之间的“语义关系”,而不是像传统语义学那样只是孤立地研究词汇的语义现象,而忽略词汇之间的语义关系。含蓄的语义关系主要分为:下义关系(Hyponymy)、反义关系(Antonym)和相对关系(Relativeness)。 下义关系又叫语意内包,指个别概念的词内包。如上义词flower(花),下义词tulip(郁金香),violet(紫罗兰),rose(玫瑰)等。上义词是指同类概括词,下义词是相对具体的词。tulip,violet,rose在语义关系上是同类关系词。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利用同类关系词理念可以帮助学生归纳整理同类单词,扩大词汇量;帮助学生利用同类概括词,使行文简练。通过对词汇下义关系的分析也可以避免学生词义混乱,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反义关系主要指:①词义矛盾或对立的词,例如male—female;dead—alive。②词义相反的词,例如:young—old;cold—hot。前者在语义上互相矛盾,不能同时并存,后者在语义上并不矛盾,它们表示性质相同、但程度不同的词。比如young—middle-young—old。在英语词汇教学中,引入反义关系可以帮助学生更清晰地理解单词涵义。平时在讲解单词时,教师普遍使用近义词进行解释,其实有些单词用近义词解释并不容易解释清楚,利用反义词进行解释,学生会更容易理解。例如,rude的反义词是polite(rude是新单词,学生不知道涵义,引导学生polite是rude的反义词,学生就很快明白新单词的基本意思了)。通过引导学生分清词义矛盾或对立的词、词义相反的词,教师可以帮助他们选用恰当的词语进行英语表达。另外,也可以利用反义词进行修饰文章,避免文章呆板。 相对关系又叫converses,存在于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一对对词之间。例如:husband—wife;above—below,两者是对立统一关系,语义学称此为“强相对关系”。还有一种相对关系存在于三个词之间,称之为“弱相对关系”。学生学习相对关系可以扩大词汇量,灵活运用词汇和句型。 因此,结构语义学的理论应用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和合理利用含蓄词汇,从而提高英语的表达和运用能力。 (三)框架语义学 框架语义学是一种独特的语义学理念,它属于认知语言学的一支。它能为英语词汇的教学提供一种全新的方法。词汇是大学生学习英语的一只拦路虎,尽管教师和学生花大量的精力学习词汇上,但结果往往并不理想。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框架语义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简言之,框架语义学立足于人的认知,从不同的视角,将英语动词分类并放入相对应的框架中,然后针对每一个相对应的框架,将相近的名词根据其熟悉程度进行分类,进行分层次教学。至于其他词性也可参照名词和动词的做法进行学习。例如学习money这一单词,可以设置买卖交易框架,根据不同视角(sell,spend,buy等)归纳成买家和卖家两类,每个框架设有不同元素,可以将要学的单词纳入框架,根据熟悉程度进行系统性的有条理的学习。 (四)语义成分分析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会因为辨别不清近义词词义而出现错误搭配。如何帮助学生识别近义词从而进行正确搭配?对于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引入语义成分分析理论进行解决。利用语义成分分析理论研究语言学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它主要研究Conceptual-lexical Relations(概念上的词汇—语义关系),观点是任何词的“意义”都可以分解为某些不同的“语义成分”,这些“语义成分”又可以加以系统地分类。我们可以利用此理论来解释词语,例如:bachelor——[Human]+[Male]+[Unmarried]。这一理论也有利于帮助学生比较清楚地认识同义词之间的差别及搭配,从而做到在不同的语境中能正确而熟练地运用词汇。另外,语义成分分析法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在进行英汉对译的时候,“选词”不是随意的,而是要受语义成分限制的。准确得当的翻译应建立在认识词汇的正确涵义上。在目前的英语词汇教学上,如何使学生正确地掌握词汇是每一个英语教师所苦恼的,语义成分分析法为英语教师提供了一种方法,它可以帮助学生准确牢固地掌握单词,对于词汇教学有一定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的难题。 (五)格语法格语法是一种比较严谨、别出心裁的语义学理论。这种理论是1968年著名美国语言学家菲尔莫尔首先提出的,他概括出一个新的结论:每一种语言都有表深层结构的“语义格”(Semantic Case),每个语义格都与某个介词相联系。如Agent格与介词by相联系;Object格与介词with相联系;Instrument格与介词with相联系。菲尔莫尔还认为,从深层结构的角度来看,所有的noun phrases都是介词短语,不但可以在句子中移换位置,甚至可以省略。动词是英语句子中一个重要成分,菲尔莫尔认为在深层结构中,动词总是和某些语义格连用的,因此他主张对动词采取深层格框的方式来处理。这对语义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把不同的动词加以分类。此外他还提出了三条检验规则来确定各个语义格在句子中的相互关系,探讨语义格在句子中的地位。在菲尔莫尔理论提出后,一些语义学家对此理论进行了不断的深入研究和完善。在英语词汇教学中,教师引入关于语义格与深层格框的理论,有助于学生从语义的角度去分析英语句法,正确应用某些动词。例如:hit——[+—AO(I)];enjoy——[+—EO],从中可以看出某一类动词与某些语义格的关系在深层格框中被明确地表示出来。如果学生掌握了动词的深层格框,就能学会动词的正确用法和句型。 三、结语有效的大学词汇教学离不开正确的语言学理论去指导,利用语义学相关理念进行词汇教学,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高效地学习词汇。以上笔者探讨了五种当代语义学理论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其实语义学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作用不止这些,这仍需要英语教师在实际学习与工作中不断地探究,以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 [2]杜宇,李晶,结构语义学与英语词汇教学[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7,(476). [3]刘英莲.谈英语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应用[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VOL 6,(3). [4]钱德明,周庆芳.框架语义学对英语词汇的教与学的启示[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VOL 22,(2). [5]山东省大学英语教学研究论文集[M].石油大学出版社,1995.
英语语言学语义学论文
随着对 英语 文化 学习的不断深入,随着英语重要地位的不断确立,英语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语语言学论文 范文 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英语语言学论文范文参考篇1 浅探英语语言学中的幽默话语 幽默是指在人类交际的过程中，能够引人发笑的话语、动作和表情等，其内容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例幽默话语、幽默动作、幽默音乐等等。因为人们的交际活动多依赖于语言，所以幽默也多来源于话语当中。 一、英语语言学中的幽默话语 在繁忙的生活中，幽默是一剂强力润滑剂。幽默话语是借助于语言手段来表述幽默的。它是以语言为媒介，根据特定的情境下，以轻松诙谐的语调，机智、风趣、戏谑的话语风格，通过讽刺、夸张、映射、双关等手法，来表达话语者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并使受话者不知不觉地接受，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和境界。幽默话语往往带有一些意味深长的色彩，对揭露生活中的丑恶或不公平现象，还可以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而对于受话者来说，要把话语和当时具体的语境线索结合起来，利用自己既有的语言知识和社会认知，去发现说话者的言外之意和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才能真正的理解幽默，并从中获得愉悦。 例如，“Mr Zhou have a sharp tongue，look out，it doesn’t cut your throat.”这句话看起来是像是在说舌头，但是，我们把这句话放到语境中，就可以想到，这里的“a sharp tongue”并不是什么锋利的舌头，而是牙尖嘴利、毒舌的意思，是发话者幽默、含蓄、间接的表达方式。 二、幽默话语与合作原则 (一)合作原则 胡范畴认为，所谓幽默话语是语言的各要素通过变异和创造而出来的。而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则认为，幽默话语的作用是为了确保交际活动顺利进行。Grice认为，在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交际的双方(发话者和受话者)还要遵守一些先决条件和原则，例如使用双方都能熟练运用的语言、交谈内容是双方都熟悉的话题，还有最重要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CP)。合作原则包括四个范畴，即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在合作原则下，要求发话者和受话者者要端正态度，在谈话中做到“一唱一和”，避免造成“鸡同鸭讲”“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情况。 (二)合作原则与幽默话语的关系 如果说要遵循“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的合作原则是一位西装革履、步态稳健的中年人，那么幽默话语就是一位穿着休闲时尚、语态随意轻松的新新人类。合作原则与幽默话语的结合，就是传统沉稳美与时尚活力没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传统的合作原则难免要接受新的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以下，本文以数量准则和质量准则为例，对合作原则与幽默话语进行举例分析。 (1)幽默话语与数量准则 合作原则之质量准则要求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交谈的内容要包含适当的信息量。但是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我们常常需要打破这一数量原则，来起到幽默话语的喜剧效果。例如： Jack：I saw Mr Green having lunch with a woman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Eason：Oh my god!Is she beautiful? Jack：Yes，she is not only beautiful，but also young. Eason：Dose Mrs Green know about it? Jack：Of was the young and beautiful woman. 在这段对话中，Eason理解的和Mr Green共进午餐的年轻貌美的女人应该是除了Mrs Green以外的其他女人，同时也不是Mr Green家里的其他女性亲戚。而Jack如果不想引起误会的话，应该直接说他前天看到Mr Green和Mrs Green共进午餐，但是为了引起Eason的好奇心，促使他进一步追问，就在第一句话中只说看到Mr Green与一位女性共进午餐，这虽然是违反了数量准则的，但也就此产生体现了幽默话语的有趣、逗乐原则。而Eason心理期待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落差导致其认知的突然重构，给交谈双方带来乐趣，达到愉悦和反讽的效果。 (2)幽默话语与质量准则 合作原则之质量准则要求说话者不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说无稽之谈，但是在幽默话语中，说话者经常会采用诸如反语、夸张的休息手法。这样虽然会打破“质量准则”，但是带来的幽默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在上世纪90年代即被引入中国并风靡十几年的美国NBC情景剧《老友记》中就存在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 Phoebe：You do not want to wine the lottery? Rose：Uh surely I do，and I want to be the king of my own country. 通过思考并分析这段对话，我们得出Phoebe问Rose，你是否对有意买彩票，有没有兴趣去试一下自己的运气，通过片中的特点情景和人物关系，我们可以看出Rose对彩票不感兴趣，但是她没有直接了当的说“没兴趣”，而是采用了幽默话语说“想啊，我当然想，我还想当国家元首呢。”因为一个平民是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国家元首的，所以Rose的话语是违背了质量准则的。但是，这种“有意违背”和“夸大其词”正是这段对话的笑点所在。 三、幽默话语与指称语 指称语(indexicals)就是具有指称功能的语言结构形式，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语言现象。是发话人与受话人，在共同的知识环境、语言环境下，可以彼此理解的，映射出话语的，潜在的指称义和指称关系。当指称语所指示的信息不明确或者出现谬误，发话人的意思就是变得令人费解，幽默话语很可能就此产生。同时，指称语还受到人文背景、社会文化、交际距离、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指称语可以分为人称指称语、时间指称语、地点指称语等等，其中以人称指称语最为常见。我本文就以人称指称语为例，幽默话语和指称语之间的关系。 人称指称语可以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是对话参与者角色关系的客观体现。第一人称是发话人、第二人称是受话人、第三人称是话语谈及的对象。在话语中，如果这种规则被打破，就会出现人称指称语不相对应的现象，可能会起到幽默效果。例如： Jim was down the local pub with his mate Mark. Jim：Do you know，Mark，I never kissed my wife before we were about you?” Mark：I don’t know，What was her maiden name?” 这段对话是Jim与Mark之间的酒后之言。Jim的提问，真正的意思是“Have you ever kissed your wife before you were married?” 在指称语中，第二人称是针对受话人而言的，谈及的是隐私或伤痛，所以受话人Mark就采用了幽默话语来回避问题，轻描淡写地将这一问题带过去了，其机智幽默值得我们参照和学习。 四、关联理论与幽默话语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受话者会故意曲解发话者的意图，到处与发话者截然相反的信息，产生意外的幽默效果。例如： Teacher：Tom，there were three peaches，ate one，how many would you have? Tom：Three，tow outside and one inside. Tom作为孩子，其对事物的思考方式不同于成人，因为无法认清老师出题的意图，而给出出人意料的答案，起到了幽默的效果。 结语：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语境中，人们会对对话意义、指称语、 语言意义等的理解产生偏差或者错位。幽默话语具有深层次的、含蓄的、深沉的、巧妙的作用，避免交际中的尴尬或难堪，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可以起到愉悦交流、点缀生活的作用。 关于英语语言学论文范文参考篇2 浅谈从建构主义角度探析英语语言学教学 21 世纪 教育 的基点是终身学习，是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是敢于打破狭隘的专业界限面向真实复杂任务的学习。在英语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普遍认为英语语言学这门课更加的枯燥，无味和吃力。英语语言学课程涉及面广、内容多、概念多、理论多，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同时英语语言学课时少，而语言学的发展引起的教学内容不断扩充，暴露出和教学时数有限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因而继续沿用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过程，必须用一种更好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和老师尽快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随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出现，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建构主义强调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大要素，倡导以“学”为中心的理念。将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引入到英语语言学教学过程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 建构主义的四大要素 在 学习 方法 上建构主义提倡的是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在学习环境上要求是开放的、充满意义解释和建构性的,理想的学习环境主要有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大要素构成。 “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这就意味着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要把为学生创设建构意义的情境问题看作是教学设计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课堂教学中播放有助于理解教学内容的录像、录音、参与 社会实践 、向学生提供网络的丰富的学习资源等等，凡是有助于学习者理解掌握学习内容的情境，都属于情境创设的范畴。” “协作”：协作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协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协商的意思。协商主要有自我协商和相互协商。 “会话”：会话是协作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环节。学习小组成员之间通过会话来商讨如何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怎样更多地获得教师或他人的指导和帮助等等，推进学习进程。在会话的过程中，每个学习者的思维成果(智慧)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 ，因此会话是达到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 “意义建构”：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的内容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 2 建构主义环境下对英语语言学教学启示 强调以学为中心的设计 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师生的地位、作用与传统的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也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教学环境的设计者、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知识的管理者，是学生的学术顾问。因此，教师要从前台退到幕后，从“演员”转变为“导演”。在建构主义的语言学教学中，学习环境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教师要为学生创设尽可能真实的情境去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具体来说,英语英语语言学课程教学应该激发教学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调教学任务的适合性和针对性,注重教学环境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强调学习环境的设计 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的重心便是学习环境的设计。这里的学习环境是一个支持和促进学习者自主探索、自主学习的场所。学习环境的设计应围绕支持学习者开展有意义的学习来创设支持条件。它主要包括基于问题的学习环境的设计、合作学习环境的设计、真实情境的设计等。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设计的宗旨是通过支持学习者的有意义学习，促进学习者的发展。 例如，在讲授语言的任意性时，不少学生对于语言中音和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属性存在疑惑，原因是在语言中的确存在一些音和义有一定联系的语言现象，如拟声词，对于这种问题，教师可以在深入讲解之前，给学生布置一些任务，让他们课前收集英语中的拟声词，并让其与汉语中对应的拟声词相比较，然后以 报告 的形式在课上做出来，教师则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引导、监督、组织的作用，在学生做完报告后，教师做出归纳 总结 。 教学任务的适合性和针对性 语言教学中任务的设置必须以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任务太困难或太容易都不利于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在选择英语语言学课程教学内容时，应适当减少课堂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所选课堂教学内容如下:语言、语言学、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二语习得、语言与文化。明确学习任务,选择训练方式,使学生有足够的机会进行练习。教师应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并通过积极的语言来激励学生。应及时地对正确回答问题,出色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进行表扬。如:Well done!Very good!Good job! Excel lent!这些词语看似简单,却能给学生以信心和动力。同时,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要多指导,少批评少责备。 3 建构主义的教学评价 建构主义评价观具有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诊断性和 反思 性是建构主义学习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学习者必须从事自我监控、自我测试、自我检查等活动，以诊断和判断他们在学习中所追求的是否是自己设置的目标。其次，建构主义评价观认为评价是评价者和被评价者“协商”进行的共同心理建构过程，评价受“多元主义”价值观所支配。因此，建构主义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价方式的多样化。再次，建构主义认为，评价是学习者活动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而不是教学后的评价，它是一个持续性和实时性的镶嵌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强调过程性评价，倡导“质性”的方法。所谓过程性评价是在某项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为使活动效果更好而不断进行的评价，它能及时了解阶段教学的结果和学生学习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等，以便及时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工作。可见，建构主义评价观提倡以学为中心的理念，更加关注学生的发展。 4 结束语 建构主义教学观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新模式,为习惯于被动式接受的学生阐释了学习的新理念,从而为英语语言学课堂的教与学带来了新的启示和体验。在英语语言学课堂教学中教授学习策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改进 教学方法 。这些方面有助于学生建构知识,形成能力。 参考文献 [1]陈莉.社会建构主义与外语教学[J].外语论坛, 2003(1). [2]胡壮麟.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J].外语研究, 2002(3). [3]盛群力、__强.现代教学设计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转摘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now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dopting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49 and 1989, an incomplete survey by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 textbook passage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asp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styl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1990 to 1994,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ssage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lmost 160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se five years concerned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etc. New term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dynamic equivalenc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context, theme and rhem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o mention just a few,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e can definitely identify a trend of applying linguistics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se years. Today, we are at the point of questioning whether linguistic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who are in favour of free translation,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is question to the public and appealed for an end to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me firmly believ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rt and that therefore linguistics is neither useful nor helpful. Such a claim is wrong if we look at translation as a whole, including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here meaning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is limited. Flexibility, in this case,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appreciated. But eve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is hardly a burden. Wang Zongyan pointed out that « If one sees linguistics as a body of rules regulating language, translators most probably will yawn with boredom. If it signifies the use of words and locutions to fit an occasion,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ranslators from embracing linguistics » (Wang 1991: 38). The controversy over « literal » versus « free »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nvincing supporters on each side. For example, ancient Western scholars like Erasm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ere in favour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mong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Kumarajiva is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free school, while Xuan Zuang appears as literal and inflexible.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dvocate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while Lu Xun preferred a clumsy version to one that was free but inexac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any of these stances. When these translators emphasized free translation they never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Problems only arise when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equivalent translation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equivalence of language elements 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in which they of occurred.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some « literal » translators tried to decompose a text into single elements in hopes of finding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a naive idea. Jakobson (1971: 262) notes that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 He does not refer to « equivalence » but to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 as the cardinal problem. Nida was also misunderstood by many for his notion of « equivalence, » which he took to mean that «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969: 12).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 Absolu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s never possible » (1984: 14).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believed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ither free or literal approaches was uncertain: an unduly « literal » translation might be awkward or even unintelligible, while an unduly « free » one might make the original text disintegrate and disappear altogether. To them, equivalence between a translation and an original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cf.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216-217). Catford (1965: 27)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 that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s only «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discovered by comparing SL and TL texts. » In citing the above examples,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insisting on untranslatability. What I mean is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incorporate his or her ow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xt: solving the problems, reducing polyvalence, explaining away any discrepancies or discontinuit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can help us treat different genres in different ways, always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never exact equivalences but only approximations. Therefore, ampl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become acceptable. If we agree that texts can be translated, then, in what way does linguistics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look at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onl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 Jianzhong published a grammar book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in 1898, which was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ook the grammar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s its model. The study of language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Mashi Wenton,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use of morphology, which takes up six-sevenths of the book.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rend of morphological studies, a word was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meaningful unit, and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the logical combination of words of various specific types. Translation was, then,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word. In the W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provided a very good example, just a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id in China.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some linguists come to realize that sentences were not just the summary of the sequenced words they contained. The Prague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20s,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yntax.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 sentenc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Theme is opposed to rhe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pic and comment, and is defined a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contributes lea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Rhe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adds mo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These two terms help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In the mid-1950s, the study of syntax peaked with the Chomsky's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his theory of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fluenced translation tremendously. Nida relied heavily on this theory in developing his « analyzing-transfering-reconstructing » pattern for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tried to raise language studies to a higher plane. Li Jinxi (1982) enlarged the role of sentence studies in his book A New Chinese Grammar, two thirds of which was devoted to discussing sentence formation or syntax. He writes that « No words can be identifi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 The study was then improved by other grammarians, including Lu Shuxiang, Wang L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sentence was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It was Lin Yu-Tang who first applied the theory to translation in his article « On Translation. » He claimed that « translation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ence [...] What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aithful to is not the individual words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m » (Lin 1984: r 3).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emphasized. Chao Yuanr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riticized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who tended to forget this point and take language for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In fact,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we translate a sentence, we depend on its context; when we interpret an utterance we rely on the context of the speech (cf. Chao 1967). When a sentence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it usually becomes ambigu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 Therefore, translation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1960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based on sentences was not even sufficient. A complet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whole text. A simple sentence like « George passed »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f the context is that of an examination, it means George did well on a test; in a card gam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George declined his chance to bid; in sports it would mean the ball reached another player. Without a context, how could we decide on a translation? Linguists therefor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xts and to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at time. Van Dijk w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and his four-volume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is of great value. Halliday's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a textual leve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provided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which is usefu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De Beaugrande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in 1978. The book did not become very popular as it confined the discussion to translati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books on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e works of Eugene Nida, Peter Newmarks, . Catford, Georges Mounin, and others. These books gave a great pus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extual or discours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linguistics. Some studies remained on the syntactic or semantic level, though even there textual devices were employed. I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units of word and text, Nida wrote: ... average person naively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words, the common tacit assumption result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replacing a word in language A with a word in language B. And the more « conscientious » this sort of translation is, the more acut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was on the wor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at was not a sufficiently large unit, and therefore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sentence. But again, expert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 sentences, in turn, are not enough.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aragraph, and to some extent on the total discourse. (Nida and Tabber 1969: 152) From that statement we can see that Nida regards a discourse as something larger than a paragraph, as an article with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Nida himself never applied text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usion if we use his term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because discourse analysis is not merely a study based on a larger language struc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did make the effort to apply text linguistic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ang Bingqin's article (1987) was the first academic paper of this sort. He stated his aim to study and discov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text in light of text linguistics. He analyzed numerous examples using textual analysis, 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samples he collected wer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or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s of great scholars--no dialogue, no illocutionary or perlocutionary forces in the language. H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this reas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rhetorical texts in ancient China (cf. Wang 1981; Luo 1994). Scholars like He Ziran applied pragamatics to translation. He's article (1992) put forth two new terms, « pragmalinguistics » and « socio-pragmatics » which, in translation, refer respectively to « the study of pragmatic force or language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sources » and to « the pragmatic studies which examine the conditions on language use that deriv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 H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gmatic equivalent effect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at is, to reproduce the message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aning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within its context and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 pragma-linguistics » from « socio-pragmatics » but finally admits that « Actually, a clear line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may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draw. » Still he insi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helpful and even necessary. Ke Wenli (1992) argued that semantics, which in a broad sense combin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hould be studied to help understand, explain an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he examines four semantic terms--« sense and reference, » « hyponomy, » « changes of meaning » and « context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illusrat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knowledge of semantics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s clearly written and readers can easily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These linguistics approaches shed new lights on the criteria of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defined by Yan Fu.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vagueness of these three criteria and endeavored to give them concret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al criteria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especially by the effect equivalence theory, which in a broad sense means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from a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tylistic point of view. But we are still unable to evaluate translations in a very scientific way.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like Fan Shouyi, Xu Shenghuan and Mu Lei embark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ranslations and used the fuzzy set theory of mathematic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analysis. Fan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is field of study. His 1987 and 1990 articles evaluate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quantity of faithfulness. Xu's article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ion's Quality » presents a normal mathematical model. He stat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n absolute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is model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man's thought process. Making such analys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woul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The unit in translation is a hard nut to crack. Without solving this problem, n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ever be sufficient. To date, very few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area. Nida holds that the unit should be the sentenc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discourse. Barkhudarov (1993: 40), Soviet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produced in one language into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o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theorist who describes or creates a model for that process, is to establish the minimal unit of translation, as it is generally called,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Though he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a text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unit can be a unit on any level of language, 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a tex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measured in translation. Halliday's notion of the clause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his case. To him, a clause is a basic unit. He distinguishes three functions of a clause: textual,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According to Halliday,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possessed by word or phrase. But he is not quite success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text (cf. Halliday 1985). In China, some people have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Dechun (1987: 10) more or less shares Bakhudarov's view that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not be confined just to sentences. In some ways, the phoneme, word, phrase, sentence, paragraph, or even text can all serve as a unit. At this point,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special in treating text translation except for having text 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ranslation units. This is not the aim of text linguistics or discourse analysis. If we want to apply thes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e will require a textual approach.
英语语义学论文200字
语义学在大学英语英语词汇教学的运用 摘要: 词汇教学是英语教学的根基。大学英语学习已经进入高级阶段,传统的英语词汇教法很多时候已经无法解决学生在词汇学习中常出现的问题。本文结合语义学原理和教学实践,重点探究了语义学中并置理论、结构语义学、框架语义学、语义成分分析、格语法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运用,旨在提高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质量。 关键词: 语义学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运用语义学词汇教学质量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和新课程改革的实施,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有了新的突破,教学重点开始转向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而词汇问题成为能否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的关键。传统的英语词汇教法仅仅要求学生识记单词的发音、拼写、汉语意思,这就导致学生学习的单词是孤立的,从而出现学生无法辨别近义词、词语搭配不当、英语“汉化”等现象。如何让学生正确快速地学会词汇,是每个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关注的话题。本文针对学生在词汇学习中常出现的问题,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和语义学理论,归纳出以下教学方法,旨在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质量。 二、语义学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运用 (一)并置理论 并置理论是研究英语中某些词与另一些词之间的一种相关的关系。如mother(母亲)这个词在语言的应用中经常与nail varnish(指甲油),son(儿子),father(爸爸)等词一起使用,而很少和shave(刮胡子)连用。由此可见,并置理论不是指词汇的含义,而是指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关系。这种搭配关系是人们在长期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的习惯用法。 然而目前大学生在学习英语中普遍出现词语搭配不当的问题,学生只记住了英语词汇的汉语意思,而不了解词语的习惯用法和潜在含义。例如:grow children(应为rear children)。此外学生由于受汉语思维干扰,往往按照汉语的习惯来进行词语搭配。如:I very like to play football.(应为I like to play football very much.) 因此,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可以利用并置理论指导学生学习词语的合理搭配。在指导过程中,教师应向学生明确指出,词语的结伴关系具有可能性和限制性,词语的合理搭配会受很多因素制约。比如有时受语法决定,有时受词的语义特征制约,有时约定俗成,等等。这些需要教师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教学。另外,教师还需要向学生特别指出词语的破格搭配。一些词语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结伴关系,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搭配。例如:lash the waves(白费力气)。除此之外,在习语中、文学作品中及新词语中常出现破格搭配,因此,学生需要注意平时积累。 (二)结构语义学 结构语义学主要研究“含蓄的”语义关系(Implicational Relations),这种理论更关注某些词或词组与另一些词或词组之间的“语义关系”,而不是像传统语义学那样只是孤立地研究词汇的语义现象,而忽略词汇之间的语义关系。含蓄的语义关系主要分为:下义关系(Hyponymy)、反义关系(Antonym)和相对关系(Relativeness)。 下义关系又叫语意内包,指个别概念的词内包。如上义词flower(花),下义词tulip(郁金香),violet(紫罗兰),rose(玫瑰)等。上义词是指同类概括词,下义词是相对具体的词。tulip,violet,rose在语义关系上是同类关系词。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利用同类关系词理念可以帮助学生归纳整理同类单词,扩大词汇量;帮助学生利用同类概括词,使行文简练。通过对词汇下义关系的分析也可以避免学生词义混乱,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反义关系主要指:①词义矛盾或对立的词,例如male—female;dead—alive。②词义相反的词,例如:young—old;cold—hot。前者在语义上互相矛盾,不能同时并存,后者在语义上并不矛盾,它们表示性质相同、但程度不同的词。比如young—middle-young—old。在英语词汇教学中,引入反义关系可以帮助学生更清晰地理解单词涵义。平时在讲解单词时,教师普遍使用近义词进行解释,其实有些单词用近义词解释并不容易解释清楚,利用反义词进行解释,学生会更容易理解。例如,rude的反义词是polite(rude是新单词,学生不知道涵义,引导学生polite是rude的反义词,学生就很快明白新单词的基本意思了)。通过引导学生分清词义矛盾或对立的词、词义相反的词,教师可以帮助他们选用恰当的词语进行英语表达。另外,也可以利用反义词进行修饰文章,避免文章呆板。 相对关系又叫converses,存在于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一对对词之间。例如:husband—wife;above—below,两者是对立统一关系,语义学称此为“强相对关系”。还有一种相对关系存在于三个词之间,称之为“弱相对关系”。学生学习相对关系可以扩大词汇量,灵活运用词汇和句型。 因此,结构语义学的理论应用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和合理利用含蓄词汇,从而提高英语的表达和运用能力。 (三)框架语义学 框架语义学是一种独特的语义学理念,它属于认知语言学的一支。它能为英语词汇的教学提供一种全新的方法。词汇是大学生学习英语的一只拦路虎,尽管教师和学生花大量的精力学习词汇上,但结果往往并不理想。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框架语义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简言之,框架语义学立足于人的认知,从不同的视角,将英语动词分类并放入相对应的框架中,然后针对每一个相对应的框架,将相近的名词根据其熟悉程度进行分类,进行分层次教学。至于其他词性也可参照名词和动词的做法进行学习。例如学习money这一单词,可以设置买卖交易框架,根据不同视角(sell,spend,buy等)归纳成买家和卖家两类,每个框架设有不同元素,可以将要学的单词纳入框架,根据熟悉程度进行系统性的有条理的学习。 (四)语义成分分析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会因为辨别不清近义词词义而出现错误搭配。如何帮助学生识别近义词从而进行正确搭配?对于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引入语义成分分析理论进行解决。利用语义成分分析理论研究语言学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它主要研究Conceptual-lexical Relations(概念上的词汇—语义关系),观点是任何词的“意义”都可以分解为某些不同的“语义成分”,这些“语义成分”又可以加以系统地分类。我们可以利用此理论来解释词语,例如:bachelor——[Human]+[Male]+[Unmarried]。这一理论也有利于帮助学生比较清楚地认识同义词之间的差别及搭配,从而做到在不同的语境中能正确而熟练地运用词汇。另外,语义成分分析法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在进行英汉对译的时候,“选词”不是随意的,而是要受语义成分限制的。准确得当的翻译应建立在认识词汇的正确涵义上。在目前的英语词汇教学上,如何使学生正确地掌握词汇是每一个英语教师所苦恼的,语义成分分析法为英语教师提供了一种方法,它可以帮助学生准确牢固地掌握单词,对于词汇教学有一定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的难题。 (五)格语法格语法是一种比较严谨、别出心裁的语义学理论。这种理论是1968年著名美国语言学家菲尔莫尔首先提出的,他概括出一个新的结论:每一种语言都有表深层结构的“语义格”(Semantic Case),每个语义格都与某个介词相联系。如Agent格与介词by相联系;Object格与介词with相联系;Instrument格与介词with相联系。菲尔莫尔还认为,从深层结构的角度来看,所有的noun phrases都是介词短语,不但可以在句子中移换位置,甚至可以省略。动词是英语句子中一个重要成分,菲尔莫尔认为在深层结构中,动词总是和某些语义格连用的,因此他主张对动词采取深层格框的方式来处理。这对语义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把不同的动词加以分类。此外他还提出了三条检验规则来确定各个语义格在句子中的相互关系,探讨语义格在句子中的地位。在菲尔莫尔理论提出后,一些语义学家对此理论进行了不断的深入研究和完善。在英语词汇教学中,教师引入关于语义格与深层格框的理论,有助于学生从语义的角度去分析英语句法,正确应用某些动词。例如:hit——[+—AO(I)];enjoy——[+—EO],从中可以看出某一类动词与某些语义格的关系在深层格框中被明确地表示出来。如果学生掌握了动词的深层格框,就能学会动词的正确用法和句型。 三、结语有效的大学词汇教学离不开正确的语言学理论去指导,利用语义学相关理念进行词汇教学,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高效地学习词汇。以上笔者探讨了五种当代语义学理论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其实语义学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作用不止这些,这仍需要英语教师在实际学习与工作中不断地探究,以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 [2]杜宇,李晶,结构语义学与英语词汇教学[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7,(476). [3]刘英莲.谈英语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应用[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VOL 6,(3). [4]钱德明,周庆芳.框架语义学对英语词汇的教与学的启示[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VOL 22,(2). [5]山东省大学英语教学研究论文集[M].石油大学出版社,1995.
How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in full detail (my experience) The Third EditionTo be good at English is not particularly easy but not terribly hard you start to learn sentences, or new words, the first 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is the "pronunciation". To pronounce perfectly you should buy a tape to assist you to learn and practise.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step to learn English, ignore or pay no attention to this step; you will not learn proper English and you will find the later step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If you are solid and accurate in pronunciation, you will find the later steps much easier and you will stand firmly on the right mastering the pronunciation perfectly, it is the time to accumulate new words and useful expressions. Of course start from the simplest words like “hello, hi, you, me, he, him, his, her”, etc.... and expressions like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how do you do”, etc.......... It is essential to write the words on a piece of paper so that you remember them well. Actually everyone had done these at his/her primary school.
摘要：香农于1948年10月宣布于《贝尔零碎技术学报》上的论文《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通讯的数学实际）作为古代信息论研讨的末尾。1984年贝尔研讨所的香农在题为《通讯的数学实际》的论文中零碎地提出了关于信息的阐述，创建了信息论。信息论次要研讨信息的实质和度量办法。它是零碎论和控制论的实际根底，也是信息迷信的实际根底。关键字：信息概念，熵，美国数学家香农参考书目：1。《信息论》 南丰公益书院；2．《平安迷信技术百科全书》（中国休息社会保证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3．《平安工程大辞典》（化学工业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平安文明网)；4．局部材料摘取自互联网。（一）信息的外延1948—1949年，美国数学家香农（）宣布了《通讯的数学实际》和《在噪声中的通讯》两篇论文，提出了度量信息的数学公式，标志着信息论这门学科的降生。信息论次要研讨信息的实质和度量办法。它是零碎论和控制论的实际根底，也是信息迷信的实际根底。它是关于事物运动形态的规律的表征，其特点是： （1）信息源于物质运动，又不是物质和运动；（2）信息具有知识的秉性，是任何一个零碎的组织水平和有序水平的标志；（3）只要变化着的事物和运动着的客体才会有信息，孤立运动的客体或永不改动的事物不会有信息；（4）信息不恪守物质和能量的“守恒与转化定律”, 异样的信息，大家可以共同运用，信息不会增加，相反的信息，可以用不同物质载体停止传达，同一种物质，也可以携带不同的信息，信息不会变化。信息论是一门研讨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置零碎中普通规律的学科。香农在他的《通讯的数学实际》中明白提出：“通讯的根本成绩是在通讯的一端准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音讯。”信息是“人们在选择一条音讯时选择的自在度的量度”。音讯所带的信息可以解释为负熵，即概率的负对数。威沃尔指出，‘信息’一词在此实际中只在一种专门的意义上加以运用，我们一定不要把它和其通常用法混杂起来”。也就是说，这里的信息不是我们通常运用的概念（各种音讯、情报和材料的总称），而是一个变量，它表示信息量的大小。而信息量则是某种不确定性趋向确定的一种量度，音讯的能够性越大，信息就越少。假如一个零碎是有序的，它不具有很高的混乱度或选择度，其信息（或熵）是低的。信息论是一门用数理统计办法来研讨信息的度量、传递和变换规律的迷信。它次要是研讨通讯和控制零碎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传递的共同规律以及研讨最佳处理信息的获限、度量、变换、贮存和传递等成绩的根底实际。 信息论的研讨范围极为宽广。普通把信息论分红三种不同类型： (1)广义信息论是一门使用数理统计办法来研讨信息处置和信息传递的迷信。它研讨存在于通讯和控制零碎中普遍存在着的信息传递的共同规律，以及如何进步各信息传输零碎的无效性和牢靠性的一门通讯实际。 (2)普通信息论次要是研讨通讯成绩，但还包括噪声实际、信号滤波与预测、调制与信息处置等成绩。(3)狭义信息论不只包括广义信息论和普通信息论的成绩，而且还包括一切与信息有关的范畴，如心思学、言语学、神经心思学、语义学等。信息有以下性质：客观性、普遍性、完好性、专注性。首先，信息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由意志所决议的，但它与人类思想有着必定联络。同时，信息又是普遍存在的，四维空间被少量信息子所充满。信息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完好性，每个信息子不能决议任何事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信息子规则排布为完好的信息，其释放的能量才足以使确定事情发作。信息还有专注性,每个信息决议一个确定事情，但类似事情的信息也有类似之处，其缘由的解释需求信息子品种与排布密码实际的进一步发现。信息论是一门具有高度概括性、综合性，使用普遍的边缘学科。信息论是信息迷信的实际根底，它是一门使用数理统计办法研讨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置的迷信，是应用数学办法来研讨信息的计量、传递、交流和贮存的迷信。随着迷信技术的开展，信息论研讨范围远远超出了通讯及相似的学科，已延伸到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物理学、化学、电子学、言语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二）信息论开展历史香农被称为是“信息论之父”。人们通常将香农于1948年10月宣布于《贝尔零碎技术学报》上的论文《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通讯的数学实际）作为古代信息论研讨的末尾。1984年贝尔研讨所的香农在题为《通讯的数学实际》的论文中零碎地提出了关于信息的阐述，创建了信息论。维纳提出的关于度量信息量的数学公式开拓了信息论的普遍使用前景。1951年美国无线电工程学会供认信息论这门学科，尔后失掉迅速开展。20世纪50年代是信息论向各门学科冲击的时期，60年代信息论不是严重的创新时期，而是一个消化、了解的时期，是在已有的根底上停止严重建立的时期。研讨重点是信息和信源编码成绩。到70年代，由于数字计算机的普遍使用，通讯零碎的才能也有很大进步，如何更无效天时用和处置信息，成为日益迫切的成绩。人们越来越看法到信息的重要性，看法到信息可以作为与资料和动力一样的资源而加以充沛应用和共享。信息的概念和办法已普遍浸透到各个迷信范畴，它迫切门槛打破香农信息论的狭窄范围，以便使它能成为人类各种活动中所碰到的信息成绩的根底实际，从而推进其他许多新兴学科进一步开展。目前，人们已把新近树立的有关信息的规律与实际普遍使用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中去。一门研讨信息的发生、获取、变换、传输、存储、处置、显示、辨认和应用的信息迷信正在构成。香农把“熵”这个概念引入信息的度量。1965年法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初次提出这一概念，后来这一概念由19世纪奥天时物理学家L.玻尔茨曼正式提出。信息论和控制论又赋予了“熵”更新更宽的含义。 熵是一个零碎的不确定性或无序的水平，零碎的紊乱水平越高，熵就越大；反之，零碎越有序，熵就越小。控制论开创人维纳曾说：“一个零碎的熵就是它的无组织水平的度量。”熵这个概念与信息联络在一同后，取得这样的思绪：信息的取得永远意味着熵的增加，要使紊乱的零碎（熵大的零碎）有序化（增加熵）就需求有信息，当一个零碎取得信息后，无序形态增加或消弭（熵增加）；而假如信息丧失了，则零碎的紊乱水平添加。一个零碎有序水平越高，则熵就越小，所含信息量就越大，反之无序水平越高，则熵越大，信息量就越小，信息与熵是互补的，信息就是负熵，两者互为负值。 信息量=零碎形态原有的熵-零碎形态确定后的熵 电讯零碎不存在功用性要素，即人的客观能动要素，因而不能照搬，但对计算社会信息的量，仍有参考价值。如研讨旧事的信息量时就十分有意义。一则旧事讯息中所含信息量的大小是不确定水平的大小决议的，可以最大限制地消弭人们对旧事事情看法上的不确定性的讯息，信息量就大，而不能增加受众对旧事事情的看法的不确定的，信息量就小，这与讯息的长度、字数和篇幅有关，不是版面大小、字数多寡、“本报讯”多少就能阐明信息的大小的。信息迷信是人们在对信息的看法与应用不时扩展的进程中，在信息论、电子学、计算机迷信、人工智能、零碎工程学、自动化技术等多学科根底上开展起来的一门边缘性新学科。它的义务次要是研讨信息的性质，研讨机器、生物和人类关于各种信息的获取、变换、传输、处置、应用和控制的普通规律，设计和研制各种信息机器和控制设备，完成操作自动化，以便尽能够地把人脑从自然力的约束下束缚出来，进步人类看法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才能。信息迷信在平安成绩的研讨中也有着重要使用。1949年，香农和韦弗提出了有关传达的数学形式。 信源—>音讯—>编码—>信号—>信道—>信号+噪声—>译码—>音讯—>信宿 噪声—>信道 对上图的概念解释如下： 信源：信源就是信息的来源，可以是人、机器、自然界的物体等等。信源收回信息的时分，普通以某种讯息的方式表现出来，可以是符号，如文字、言语等，也可以是信号，如图像、声响等等。 编码：编码就是把信息变换成讯息的进程，这是按一定的符号、信号规则停止的。按规则将信息的意义用符码编排起来的进程就是编码进程，这种编码通常被以为是编码的第一局部。编码的第二局部则是针对传达的信道，把编制好的符码又变换成适于信道中传输的信号序列，以便于在信道中传递，如声响信号、电信号、光信号等等。如信息源发生的原始讯息是一篇文章，用电报传递的时分，就要经过编码，转换成电报密码的信号，然后才干经过信道传达。 信道：就是信息传递的通道，是将信号停止传输、存储和处置的媒介。信道的关键成绩是它的容量大小，门槛以最大的速率传送最大的信息量。 乐音：是指信息传递中的搅扰，将对信息的发送与承受发生影响，使两者的信息意义发作改动。 译码：是对信息停止与编码进程相反的变换进程，就是把信号转换为讯息，如文字、言语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译码则是指将讯息复原为信息意义的进程。 信宿：是信息的承受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器，如收音机、电视机等。作为办法论，香农的这一信息零碎形式可以被适用于许多零碎，如通讯零碎、管理零碎、社会零碎等。传达学学者对这一形式停止改造之后，成为表述人类信息传达的根本形式之一，成为传达学范畴最根本的研讨范式，而信源、编码、译码、信宿等概念也成为传达学研讨的根本概念。 香农的信息论为传达学范畴提供了根本的范式，它使以前模糊的信息概念变得在数学上可以操纵。香农的信息论与维纳的控制论是互相影响的，维纳也是最早看法信息论价值的学者，并与香农共同创造了有关信息的熵度量规律。
语义学论文500字
自己从网上转帖和编辑了下，总结了包括语言学、语用学、翻译、跨文化交际、二语习得、测试、教学法等方向的参考书籍 社会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教 王德春 2000 对比语言学概论 上海外教 许余龙 2000 语义学 上海外教 李瑞华 2000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 上海外教 王 寅 2001 国俗语义研究 上海外教 吴友富 1999 当代西方语法理论 上海外教 俞如珍 2000 英汉修辞比较研究 上海外教 胡曙中 1999 美国新修辞学研究 上海外教 胡曙中 1999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上海外教 李瑞华 2000 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 上海外教 李自俭 1999 现代修辞学 上海外教 王德春 2001 辞格与词汇 上海外教 李国南 2001 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 上海外教 张美芳 2001 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外教 黄国文 2001 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 上海外教 朱永生 2001 现代语言学丛书 上海外教 新编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教 桂诗春 2000 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教 桂诗春 2000 语言问题探索 上海外教 王宗炎 2000 生成语法理论 上海外教 徐烈炯 2000 美国语言学简史 上海外教 赵世开 1999 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 上海外教 缪锦安 2000 应用语言学 上海外教 刘涌泉 2000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上海外教 胡壮麟 2000 神经语言学 上海外教 王德春 2000 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 上海外教 冯志伟 1996 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上海外教 戚雨村 2000 语言学和语言的应用 上海外教 王宗炎 2000 语言系统及其运作 上海外教 程雨民 1998 模糊语言学 上海外教 伍铁平 2000 汉英对比语法论集 上海外教 赵世开 2000 语言共性论 上海外教 程 工 2000 语义学教程 上海外教 李福印 2000 教学篇章语言学 上海外教 刘辰诞 2000 英语语言学纲要 上海外教 丁言仁 2001 交际法英语教学和考试评估 上海外教 徐 强 2000 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 上海外教 朱永生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 上海外教 赵艳芳 2001 新编语用学概要 上海外教 何兆熊 2000 语法的多视角研究 上海外教 金立鑫 2000 英语词汇学研究 上海外教 汪榕培 2000 英汉语篇综合对比 上海外教 彭宣维 2000 隐喻学研究 上海外教 束定芳 2000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上海外教 Ellis 2000 第二语言研究方法 上海外教 Selinger 2000 话语与文学 上海外教 Cook 2000 客观语言测试 上海外教 Spolsky 2000 口语语法 上海外教 Brazil 2000 第二语言习得概论 上海外教 Ellis 2000 实用文体学 上海外教 Widdowson 2000 应用语言学的原理与实践 上海外教 Cook 2000 英语教学史 上海外教 Howatt 2000 语言教学交际法 上海外教 Widdowson 2000 语料库、检索与搭配 上海外教 Sindair 2000 语言测试实践 上海外教 Bachman 2000 语言测试要略 上海外教 Bachman 2000 语言教学的基本概念 上海外教 Stern 2000 语言教学面面观 上海外教 Widdowson 2000 语言教学的问题与可选策略 上海外教 Stern 2000 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 上海外教 Kramsch 2000 语言学习认知法 上海外教 Skehan 2000 语言与理解 上海外教 Brown 2000 文学与语言教学 上海外教 Carter 2000 交际法语言教学 上海外教 Johnson 2000 模糊语言 上海外教 Channell 2000 习语与习语特征 上海外教 Fernando 2000 语篇中的词汇模式 上海外教 Hoey 2000 词汇短语与语言教学 上海外教 DeCarrio 2000 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 上海外教 Phillipson 2000 第二语言学习的条件 上海外教 Spolsky 2000 论以语言学习者为中心 上海外教 Yule 2000 英语会话 上海外教 Tzri 2000 语用学 上海外教 Yule 2000 语言与文化 上海外教 Kramsch 2000 语言学 上海外教 Widdowson 2000 第二语言习得 上海外教 Ellis 2000 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教 Scovel 2000 社会语言学 上海外教 Spolsky 2000 隐喻的研究与应用 上海外教 Low 2001 对比修辞:第二语言写作的跨文化层面 上海外教 Connor 2001 第二语言教与学的文化因素 上海外教 Hinkel 2001 语言课程评估:理论与实践 上海外教 Lynch 2001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教学 上海外教 Hornberger 2001 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设置:第二语言教学研究 上海外教 Nunan 2001 语言的迁移:语言学习的语际影响 上海外教 Odlin 2001 第二语言习得的学习策略 上海外教 Chamot 2001 体裁分析:学术与科研英语 上海外教 Swales 2001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 上海外教 Huckin 2001 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 上海外教 Lefevere 2001 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 上海外教 Hatim 2001 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 上海外教 Nord 2001 语用学与翻译 上海外教 Hickey 2001 翻译问题探讨 上海外教 Newmark 2001 翻译学——问题与方法 上海外教 Wilss 2001 翻译教程 上海外教 Newmark 2001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上海外教 Steiner 2001 语篇与译者 上海外教 Mason 2001 翻译研究:综合法 上海外教 Hornby 2001 描述翻译学及其他 上海外教 Toury 2001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 上海外教 Nida 2001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 上海外教 谢天振 2000 翻译文化史论 上海外教 王克非 2000 比较与翻译 上海外教 汪榕培 1997 翻译论丛 上海外教 耿龙明 1998 中国翻译教学研究 上海外教 穆 雷 2000 实用翻译美学 上海外教 傅仲选 2000 语言、文化与翻译 上海外教 奈达 2000 译介学 上海外教 谢天振 2000 语言与文化 上海外教 顾嘉祖 2000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版) 上海外教 陈福康 2000 语法隐喻理论研究 外研社 范文芳 2001 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外研社 文秋芳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 外研社 程琪龙 2001 语言与语言学：实用手册 外研社 语用与认识--关联理论研究 外研社 2001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外研社 蒋祖康 2000 理论文体学 外研社 胡壮麟 2000 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 外研社 高一虹 1999 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修订版) 外研社 刘润清 1991 语言的符号性 外研社 丁尔苏 2000 跨文化非语言交际 外研社 毕继万 2000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外研社 胡文仲 2000 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 外研社 平 洪 2000 跨文化交际面面观 外研社 胡文仲 1999 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讨 外研社 刘光准 1999 语言与文化论文集 外研社 二十一世纪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外研社 中国辞书学文集 外研社 2000 汉英篇章对比研究 外研社 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 外研社 文化与交际 外研社 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 外研社 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 外研社 语言与文化 外研社 邓炎昌 2001 中西人际称谓系统 外研社 田惠刚 1998 中国语言学的现状与展望 外研社 许嘉璐 1998 语言要略 外研社 方 立 1999 语言学方法论 外研社 桂诗春 1998 西方语言学流派 外研社 刘润清 1999 文化与语言 外研社 王福祥 2000 许国璋论语言 外研社 功能主义纵横谈 外研社 胡壮麟 2000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 外研社 语言学教程 外研社 2000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 外研社 Sapir 2001 普通语言学教程 外研社 Saussure 2001 语言论 外研社 Bloomfiefd 2001 语言学综览 外研社 Aronoff 2001 语言学理论:对基要原著的语篇研究 外研社 Beaugrande 2001 吉姆林英语语音教程 外研社 Cruttenden 2001 音系学通解 外研社 Gussenhouen 2001 汉语方言的连读变调模式 外研社 Chen 2001 优选论 外研社 kaqer 2001 汉语形态学:语言认知研究法 外研社 Packard 2001 转换生成语法导论:从原则和参数到最简方案 外研社 Ouhalla 2001 当代句法理论通览 外研社 Ballin 2001 乔姆斯基:思想与理想 外研社 Smith 2001 语言知识及其本质、来源和使用 外研社 Chomsky 2001 当代语义理论指南 外研社 Lappin 2001 关联性:交际与认知 外研社 Sperber 2001 语用学引论 外研社 May 2001 语用学 外研社 Leuinsou 2001 言辞用法研究 外研社 Grice 2001 如何以言行事 外研社 Austi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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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在大学英语英语词汇教学的运用 摘要: 词汇教学是英语教学的根基。大学英语学习已经进入高级阶段,传统的英语词汇教法很多时候已经无法解决学生在词汇学习中常出现的问题。本文结合语义学原理和教学实践,重点探究了语义学中并置理论、结构语义学、框架语义学、语义成分分析、格语法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运用,旨在提高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质量。 关键词: 语义学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运用语义学词汇教学质量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和新课程改革的实施,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有了新的突破,教学重点开始转向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而词汇问题成为能否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的关键。传统的英语词汇教法仅仅要求学生识记单词的发音、拼写、汉语意思,这就导致学生学习的单词是孤立的,从而出现学生无法辨别近义词、词语搭配不当、英语“汉化”等现象。如何让学生正确快速地学会词汇,是每个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关注的话题。本文针对学生在词汇学习中常出现的问题,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和语义学理论,归纳出以下教学方法,旨在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质量。 二、语义学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运用 (一)并置理论 并置理论是研究英语中某些词与另一些词之间的一种相关的关系。如mother(母亲)这个词在语言的应用中经常与nail varnish(指甲油),son(儿子),father(爸爸)等词一起使用,而很少和shave(刮胡子)连用。由此可见,并置理论不是指词汇的含义,而是指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关系。这种搭配关系是人们在长期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的习惯用法。 然而目前大学生在学习英语中普遍出现词语搭配不当的问题,学生只记住了英语词汇的汉语意思,而不了解词语的习惯用法和潜在含义。例如:grow children(应为rear children)。此外学生由于受汉语思维干扰,往往按照汉语的习惯来进行词语搭配。如:I very like to play football.(应为I like to play football very much.) 因此,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可以利用并置理论指导学生学习词语的合理搭配。在指导过程中,教师应向学生明确指出,词语的结伴关系具有可能性和限制性,词语的合理搭配会受很多因素制约。比如有时受语法决定,有时受词的语义特征制约,有时约定俗成,等等。这些需要教师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教学。另外,教师还需要向学生特别指出词语的破格搭配。一些词语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结伴关系,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搭配。例如:lash the waves(白费力气)。除此之外,在习语中、文学作品中及新词语中常出现破格搭配,因此,学生需要注意平时积累。 (二)结构语义学 结构语义学主要研究“含蓄的”语义关系(Implicational Relations),这种理论更关注某些词或词组与另一些词或词组之间的“语义关系”,而不是像传统语义学那样只是孤立地研究词汇的语义现象,而忽略词汇之间的语义关系。含蓄的语义关系主要分为:下义关系(Hyponymy)、反义关系(Antonym)和相对关系(Relativeness)。 下义关系又叫语意内包,指个别概念的词内包。如上义词flower(花),下义词tulip(郁金香),violet(紫罗兰),rose(玫瑰)等。上义词是指同类概括词,下义词是相对具体的词。tulip,violet,rose在语义关系上是同类关系词。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利用同类关系词理念可以帮助学生归纳整理同类单词,扩大词汇量;帮助学生利用同类概括词,使行文简练。通过对词汇下义关系的分析也可以避免学生词义混乱,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反义关系主要指:①词义矛盾或对立的词,例如male—female;dead—alive。②词义相反的词,例如:young—old;cold—hot。前者在语义上互相矛盾,不能同时并存,后者在语义上并不矛盾,它们表示性质相同、但程度不同的词。比如young—middle-young—old。在英语词汇教学中,引入反义关系可以帮助学生更清晰地理解单词涵义。平时在讲解单词时,教师普遍使用近义词进行解释,其实有些单词用近义词解释并不容易解释清楚,利用反义词进行解释,学生会更容易理解。例如,rude的反义词是polite(rude是新单词,学生不知道涵义,引导学生polite是rude的反义词,学生就很快明白新单词的基本意思了)。通过引导学生分清词义矛盾或对立的词、词义相反的词,教师可以帮助他们选用恰当的词语进行英语表达。另外,也可以利用反义词进行修饰文章,避免文章呆板。 相对关系又叫converses,存在于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一对对词之间。例如:husband—wife;above—below,两者是对立统一关系,语义学称此为“强相对关系”。还有一种相对关系存在于三个词之间,称之为“弱相对关系”。学生学习相对关系可以扩大词汇量,灵活运用词汇和句型。 因此,结构语义学的理论应用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和合理利用含蓄词汇,从而提高英语的表达和运用能力。 (三)框架语义学 框架语义学是一种独特的语义学理念,它属于认知语言学的一支。它能为英语词汇的教学提供一种全新的方法。词汇是大学生学习英语的一只拦路虎,尽管教师和学生花大量的精力学习词汇上,但结果往往并不理想。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框架语义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简言之,框架语义学立足于人的认知,从不同的视角,将英语动词分类并放入相对应的框架中,然后针对每一个相对应的框架,将相近的名词根据其熟悉程度进行分类,进行分层次教学。至于其他词性也可参照名词和动词的做法进行学习。例如学习money这一单词,可以设置买卖交易框架,根据不同视角(sell,spend,buy等)归纳成买家和卖家两类,每个框架设有不同元素,可以将要学的单词纳入框架,根据熟悉程度进行系统性的有条理的学习。 (四)语义成分分析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会因为辨别不清近义词词义而出现错误搭配。如何帮助学生识别近义词从而进行正确搭配?对于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引入语义成分分析理论进行解决。利用语义成分分析理论研究语言学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它主要研究Conceptual-lexical Relations(概念上的词汇—语义关系),观点是任何词的“意义”都可以分解为某些不同的“语义成分”,这些“语义成分”又可以加以系统地分类。我们可以利用此理论来解释词语,例如:bachelor——[Human]+[Male]+[Unmarried]。这一理论也有利于帮助学生比较清楚地认识同义词之间的差别及搭配,从而做到在不同的语境中能正确而熟练地运用词汇。另外,语义成分分析法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在进行英汉对译的时候,“选词”不是随意的,而是要受语义成分限制的。准确得当的翻译应建立在认识词汇的正确涵义上。在目前的英语词汇教学上,如何使学生正确地掌握词汇是每一个英语教师所苦恼的,语义成分分析法为英语教师提供了一种方法,它可以帮助学生准确牢固地掌握单词,对于词汇教学有一定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的难题。 (五)格语法格语法是一种比较严谨、别出心裁的语义学理论。这种理论是1968年著名美国语言学家菲尔莫尔首先提出的,他概括出一个新的结论:每一种语言都有表深层结构的“语义格”(Semantic Case),每个语义格都与某个介词相联系。如Agent格与介词by相联系;Object格与介词with相联系;Instrument格与介词with相联系。菲尔莫尔还认为,从深层结构的角度来看,所有的noun phrases都是介词短语,不但可以在句子中移换位置,甚至可以省略。动词是英语句子中一个重要成分,菲尔莫尔认为在深层结构中,动词总是和某些语义格连用的,因此他主张对动词采取深层格框的方式来处理。这对语义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把不同的动词加以分类。此外他还提出了三条检验规则来确定各个语义格在句子中的相互关系,探讨语义格在句子中的地位。在菲尔莫尔理论提出后,一些语义学家对此理论进行了不断的深入研究和完善。在英语词汇教学中,教师引入关于语义格与深层格框的理论,有助于学生从语义的角度去分析英语句法,正确应用某些动词。例如:hit——[+—AO(I)];enjoy——[+—EO],从中可以看出某一类动词与某些语义格的关系在深层格框中被明确地表示出来。如果学生掌握了动词的深层格框,就能学会动词的正确用法和句型。 三、结语有效的大学词汇教学离不开正确的语言学理论去指导,利用语义学相关理念进行词汇教学,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高效地学习词汇。以上笔者探讨了五种当代语义学理论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其实语义学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作用不止这些,这仍需要英语教师在实际学习与工作中不断地探究,以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 [2]杜宇,李晶,结构语义学与英语词汇教学[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7,(476). [3]刘英莲.谈英语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应用[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VOL 6,(3). [4]钱德明,周庆芳.框架语义学对英语词汇的教与学的启示[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VOL 22,(2). [5]山东省大学英语教学研究论文集[M].石油大学出版社,1995.
语义学毕业论文
可以考虑教学法方面，语篇分析，功能语法，语义学，语用学都属于语言学，不过我感觉做教学法还是很有写头，参考书你多上网搜一下。推荐McDonough and Mcdo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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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透过交往行为理论看隐喻的英汉翻译论文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隐喻理解;翻译论文摘要:本文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重释翻译学的理解观，并借此说明在翻译实践这一特殊形式的跨文化交际中如何有效地解读隐喻。1.引言隐喻翻译是一项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也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对于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的研究，德国后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为人们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该理论是在取舍抑扬不同哲学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创立的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理性联盟系统”，它以“理解”为核心，语言为基础，融社会批判理论、普通语用学、社会进化理论为统一构架。2.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翻译学理解观翻译学研究的新出路—交拄行为理论。翻译学研究从传统的语义学阶段到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传人我国的解构主义阶段，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传统的语义学范式的翻译，受到古典主义知识论的影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对客体的理解完全依赖于译者的主观感受，强调译者的悟性与灵感，讲求“神似”和“化境”，推祟所谓的神来之笔。由于它过分地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得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我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掀起了翻译学研究的新高潮。人们开始关注文本，尝试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代替直觉感受，认为在纷繁复杂的言语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只要掌握了它就可以表达一切，使得翻译变成简单化的机械性操作，即用目标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把存储在源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中的思维内容编写进去。显然这种工具性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作为客体的语言的规律作用，随之便受到了解构主义思潮的猛烈抨击。解构主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打破了结构，解构了系统，使一元规定走向多元化局面，把翻译从语言逻名斯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毕竟又一次将翻译推向非理性，过分张扬主体意识，使释义变成了一种无限延宕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往似乎变得不可能。如何克服这种思想观念的偏狭，进行有效的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呢?笔者认为，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为翻译学研究找到一条理性的新路。2. 2翻译学理解观的重释。一位法国译者说过:“翻译就是理解和使人理解”。理解是翻译大厦的基石，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没有一个好的理解，翻译寸步难行。当我们认为交往行为理论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时，就有必要对理解观进行重释。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交往以语言为媒介，语言交流必须互相理解，否则谈不上有效交往。交往行为中的语言，即言语，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每个言语行为都具有施行和陈述的双重结构。施行性部分作为主语句，处于主体间的交际层;而陈述性部分作为副语句，处于主体间的表内容层。施行性部分在一个言语行为中起决定作用，因为它限制了言语者和听者的关系，同时也规约了陈述内容的意义。这两个结构在言语行为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时言说者也许会强调其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另外一部分，只是让它暂时退居次要的位置而已。比如，“我手机没电了”一语，看上去似乎仅仅陈述了手机电池已耗尽这一事实，但实际上它隐含着多种行为意义;①因为手机没电，所以我刚才没接你的电话;②我必须马上充电;③我不会带手机而带小灵通，所以有事请打我的小灵通。这就是隐性的施行性部分，而根据具体的情境，它将起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施行效果。塞尔认为“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初的，或内在的意向性被转换为语词、语句、记号、符号等等，这些语词、语句、记号、符号如果被有意义地说出来，它们就有了从说话人的思想中所派生出来的意向性。它们不仅具有传统的语言学意义，而且也具有有意图的说话人的意义。”这无疑与哈贝马斯的言语双重结构理论异曲同工。据此，对意义的理解也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双重划分。理解某一言语应一分为二地看，在表述层上则是know-what的问题，而在交际层上是know-how的问题。know-what是指言说者何以会达到这种理解的明晰知识，即其能够获得关于理解的知识;从理解者的角度来看，就要求他能理解被语义、句法、规则排列起来的“语词、语句、记号符号”构成了怎样的意义。know how是指有能力言说者如何构造或施行这种言语行为的能力，是一种隐含的规则意识;从理解者的角度来看，就要求他能理解言说者的这种隐含性规则意识。在这一双重理解中，对言语表述内容的理解是一级理解(know-what )，而要真正把握言语者内在的意向性必须进人二级理解(know-how)，即对施行性部分的理解。因此，理解不能停滞在先验判断的形式上，必须在交往过程中达成。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即“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它不仅包含传统的对语言表达式的理解，还包括“在与彼此认为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及“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3.隐喻的解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具有宏观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对翻译实践是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呢?鉴于纽马克曾说“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一进行修改，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以下将利用交往行为理论说明隐喻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解读。隐喻是一种语言使用现象，在“词典中找不到隐喻”。从现代隐喻学观点来看，隐喻现象应在形式上搭配异常，在语义上类属不同，逻辑错位，从而产生了语义冲突，而当听者对冲突产生回应时，便生成了隐喻的意义，即理解了某一隐喻式言语。对于隐喻的运作机制，有人曾作过这样描述:“隐喻涉及两个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相互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而这一映射和整合过程的基础是两个领域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这无疑表明对隐喻的理解需要双重划分。隐喻的理解过程应由两部分组成:隐喻的辨认和隐喻意义的推断。事实上这就是一个由一级理解进人二级理解的过程。举一个人们常提到的例子“The tongue is a fire”来说，从表述层理解(一级理解)，"tongue”被美国传统词典这样定义:"the fleshy，movable, muscular organ,attached in most vertebrates to the floor of the mouth, that is principal organ of taste, an aid in chewing, and swallo-wing, and, in human beings,，important organ of speech"。我们可以认为舌头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首先具有与绝大多数脊椎动物一样的味觉和辅助咀嚼及吞食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是具有言说能力的人的重要语言器官。以这个基本意义为中心，tongue一词背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意义集合:它可以指形状像舌头的东西，例如tongue of flame(火舌)，guiding tongue(铁路导向尖轨)，switch tong(开关铜片)，也可以指人的言说行为和言说能力，例如hold one’s tongue (keep silent), lose one’s tongue (lose the capacity to speak, as from shock)。这一言语行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fire，在美国传统词典里可以找到如下定义;" a rapid, persistent chemical change that releases heat and light and is accompanied勿flame”。同样，在它背后的意义集合中可以找到诸如，cooking fire(炊火)，forest fire(森林火灾)，wild fire(野火),the fire ofcannon炮火)等火的具体形态。也可以发现其他意义，如The boy is full of fire(这男孩非常热情决奋)，He was on-der fire for mismanagement(因管理不善而受到责难)。当tongue和fire这两个背负着各自庞大意义集合的词语被嵌人A is B的基本语言框架(句型)中去时，两者的逻辑关系就通过“is’，发生相互作用。" is”用来表示一种等值。所以从字面上看，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从听者对表述层的理解来看就应该推理为:“舌头是火”。“是”表明两个意义集合在某方面来说是等值的。然而，从上面我们对这两个词的意义的理解来看，它们显然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将它们之间用‘` is"连接后，进行常规的等值逻辑推理的是行不通的，于是从表述层上我们能够辨别出这是一个隐喻，从而完成隐喻理解的第一部分。当听者明确说者使用的是隐喻式的言语行为之后，就要对隐喻所表达的真正意义进行推断，那理解当然就要进人二级阶段，理解该言语行为的施行性部分，即理解“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始的，或内在的意向性”。可以这样假设，如果"The tongue is a fire”是说给一位正受媒体指责的艺人听的，那么说话人可能含有一种同情或瞥告的意向。艺人总是倍受媒体关注的，由于种种原因，媒体可能片面地、夸大地报道了某些事实，而这样的报道传播开来便演变成了某种绊闻和谣言，它们将或多或少地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一些麻烦。这种语境为舌头与火的等值逻辑推理提供了一种可能:舌头—人类的语言器官—人的言语行为—媒体的报道—人们对报道的负面反应(纬闻和谣言)—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麻烦(毁坏名誉或阻碍事业发展)，火—会发光发热的化学物质—光和热过度会引发火灾，毁坏东西，甚至造成人员死亡，这样二者在毁坏这一功能上找到了相似性，逻辑推理就站得住脚了。"The tongue is a fire”的意思是大众对艺人的多种看法和言论中不乏啡闻或谣言，它们也许会攻击其人格，甚至会因为它们的存在，公司解除雇佣关系，或者没人敢请这位艺人演出。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说话者是在发出人言可畏的感叹，或是在告诫演艺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被媒体捕捉到后进行炒作，从而自毁前程。至此，听者才完成了对原言语行为的有效理解，导向了听者与说者的某种认同。完成对隐喻的理解，必须经由一级理解(对言语表述内容的理解)到达二级理解(对言语者内在意向性的理解)。在同一语言体系中是这样，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间也应该如此，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往。我们应该怎样操作隐喻翻译就不言而喻了，或保全源语隐喻，或进行译语隐喻替换，或使译语语言显性化都具有可行性，只要它能够帮助听读者完成意向性理解。3. 1保全源语隐喻。当隐喻的喻体和喻意在源语与译语中完全或大体相同时，对于源语的喻体，译语听读者能产生与源语听读者相似的心理联想，并完成相似的意向性理解，译语中则宜保全源语隐喻。如: (1)Heisafox.他是只孤狸。英语fox和汉语狐狸指的是同一种动物，当它被用作说人时都含有“狡猾”之意，即使听读者与说写者处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和文化背景中，也能有效地理解该言语行为的施行性部分:要当心这个人，他很狡猾。再如:(2) think tank思想库“思想库”一词本不存在于汉语文化里，然而“库”在汉语文化中指储藏东西的地方，因此尽管处在汉语文化中的人们还未认识到用“库”的特性来描述“思想”的集合，但这种“库”的认识能导向对英语文化中的“think tank’，的认同，因此“库”这个喻体可以保全下来。毕竟在这种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能低估听读者的理解能力，更不能剥夺他们的理解权利。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有时需要变通地保全源语隐喻，即在保全源语隐喻的同时做出适当的解释。如:(3)What will it be when the increase of yearly proddc-tion is brought to a complete stop? Here is the vulnerable place, the heel of Achilles, for capitalistic production.(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像阿基里斯的脚踵一样，这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弱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the heel of Achilles”这个短语来源于古希腊神话。A-chilies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位杰出英雄，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身经百战，屡建功勋。据说，Achilles出生时也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孩子。他的母亲为了锻炼他坚强的意志，造就他一副刀枪不人的钢铁之躯，便倒提着他的身体放到环绕地狱的冥河中去浸泡。果然，他的身体经过浸泡变成了一副钢筋铁骨，任何凶恶的敌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的一双脚后跟却因握在母亲的手里，便与普通人的一样，成了这位英雄的致命弱点。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仇敌射中了他的脚后跟。这位战功赫赫、所向无敌的英雄最终死于自身的这一致命弱点。由于汉语文化中没有Achilles其人其事，若仅仅保全英语源语隐喻，而不做任何解释，则会阻碍汉语文化中的听读者完成意向性理解。因为他们对“阿基里斯的脚踵”只能作出符合汉语常识的判断:一个名为阿基里斯的人的脚后跟，而无法导出“致命的弱点”这一认同，即无法进人二级理解。所以在保全英语源语隐喻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解释，这样不仅使听读者顺利地完成理解，导向某种认同，还使听读者见到其原有形象和风格，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3. 2译语隐喻替换。当源语的喻体所承载的喻义完全无法在译语中再现时，可根据具体的语境而采用译语文化中听读者所熟知的喻体形象进行替换。如:(4)差人道:“马老先生，··…老实一句，‘打开板壁讲亮话’，这事一些半些几十两银子的话，横竖做不起来……”(《儒林外史》)"Now Mr. Ma,”said the rtmner，“…Let’s put all。cards on the table > a few dozen tales are not going to settle anything....生活经历和认识方式的不同，导致汉语和英语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喻体，这时，我们不得不使用英语文化中的认识方式“put all our cards on the table”来替代汉语文化中的“打开板壁讲亮话”，因为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存在，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既是思维方式就一定会受到认知结构和认知方式的制约，当这种制约条件本身不一致时，我们就不能抓着喻体形象不放。试想把“打开板壁讲亮话”直接搬到英语文化中去，英语语言的使用者没有这种思维方式，根本不能解读出“老实地说、坦诚地说”这一层意义，而只会停留在它的字面意义解读的困惑中。这种滞留于一级状态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并没有导向某种认同。为了导向“坦白地说、老实地说”这一认同，英语中就必须更换喻体“put all our cards on the table"。3. 3译语语言显性化。显性化是指在译语中把源语的隐喻变为一种直说或阐释。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在译语中无法再现隐喻的喻体和喻意，也无法在译语文化中找到听读者所熟知的喻体形象进行替换。这时，为了到达二级理解阶段，导向某种认同，就只能舍弃源语隐喻的喻体，而保留其喻意。如:(5)填鸭式教学法forced-feeding method of teaching“填鸭”是一个具有丰富中国文化特色的词。中国有五大名宴:满汉席，孔府宴，全鸭席，文会宴，烧尾席。其中全鸭席的菜肴全部以北京填鸭为主料烹制而成，共有一百多种冷热鸭菜可供选择。据考，北京填鸭的祖籍是南方，后来迁至京西玉泉山，用人工填喂法逐渐育成今日的品种。它的生长期较短，只需60一65天就能长成5一7斤重，45天之前的雏鸭自由取食，最后15~20天则由人工填喂，每6小时一次，一天填喂4次，故得名北京填鸭。把填鸭的饲养方法应用到教学上，是指一种强制灌输的教学方法。处在汉语文化中的听读者很容易由填鸭的饲养方法联想到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教学方法，从而完成了对“填鸭式”的一级理解和二级理解。此时，若保留喻体，将“填鸭式”生硬地搬到英语语言文化中去(如duck-feeding)，势必会阻碍该文化中的听读者理解这种教学法。由于在他们文化中没有这种饲养鸭子的方法，他们对duck-feeding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字面意思即一级理解阶段上，无法进人到二级阶段。为了使他们“导向某种认同”—一种强制灌输的教学活动，就只能舍弃隐喻的喻体，而保留其喻意，故翻译为“forced-feeding method of teaching"。4.结语虽然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人们的隐喻概念也时有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各个学科领域的深人发展，翻译学以及在其抬导下的翻译实践活动被不断地注人新的血液。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这扇新打开的窗户看隐喻翻译时，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隐喻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具有所有言语行为所共有的双重结构，基于此我们对它应有相应的双重理解，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导向某种认同”的理解。相信这种思维方式能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更好地解读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