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学毕业论文
可以考虑教学法方面，语篇分析，功能语法，语义学，语用学都属于语言学，不过我感觉做教学法还是很有写头，参考书你多上网搜一下。推荐McDonough and Mcdo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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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透过交往行为理论看隐喻的英汉翻译论文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隐喻理解;翻译论文摘要:本文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重释翻译学的理解观，并借此说明在翻译实践这一特殊形式的跨文化交际中如何有效地解读隐喻。1.引言隐喻翻译是一项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也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对于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的研究，德国后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为人们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该理论是在取舍抑扬不同哲学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创立的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理性联盟系统”，它以“理解”为核心，语言为基础，融社会批判理论、普通语用学、社会进化理论为统一构架。2.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翻译学理解观翻译学研究的新出路—交拄行为理论。翻译学研究从传统的语义学阶段到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传人我国的解构主义阶段，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传统的语义学范式的翻译，受到古典主义知识论的影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对客体的理解完全依赖于译者的主观感受，强调译者的悟性与灵感，讲求“神似”和“化境”，推祟所谓的神来之笔。由于它过分地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得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我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掀起了翻译学研究的新高潮。人们开始关注文本，尝试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代替直觉感受，认为在纷繁复杂的言语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只要掌握了它就可以表达一切，使得翻译变成简单化的机械性操作，即用目标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把存储在源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中的思维内容编写进去。显然这种工具性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作为客体的语言的规律作用，随之便受到了解构主义思潮的猛烈抨击。解构主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打破了结构，解构了系统，使一元规定走向多元化局面，把翻译从语言逻名斯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毕竟又一次将翻译推向非理性，过分张扬主体意识，使释义变成了一种无限延宕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往似乎变得不可能。如何克服这种思想观念的偏狭，进行有效的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呢?笔者认为，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为翻译学研究找到一条理性的新路。2. 2翻译学理解观的重释。一位法国译者说过:“翻译就是理解和使人理解”。理解是翻译大厦的基石，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没有一个好的理解，翻译寸步难行。当我们认为交往行为理论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时，就有必要对理解观进行重释。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交往以语言为媒介，语言交流必须互相理解，否则谈不上有效交往。交往行为中的语言，即言语，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每个言语行为都具有施行和陈述的双重结构。施行性部分作为主语句，处于主体间的交际层;而陈述性部分作为副语句，处于主体间的表内容层。施行性部分在一个言语行为中起决定作用，因为它限制了言语者和听者的关系，同时也规约了陈述内容的意义。这两个结构在言语行为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时言说者也许会强调其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另外一部分，只是让它暂时退居次要的位置而已。比如，“我手机没电了”一语，看上去似乎仅仅陈述了手机电池已耗尽这一事实，但实际上它隐含着多种行为意义;①因为手机没电，所以我刚才没接你的电话;②我必须马上充电;③我不会带手机而带小灵通，所以有事请打我的小灵通。这就是隐性的施行性部分，而根据具体的情境，它将起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施行效果。塞尔认为“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初的，或内在的意向性被转换为语词、语句、记号、符号等等，这些语词、语句、记号、符号如果被有意义地说出来，它们就有了从说话人的思想中所派生出来的意向性。它们不仅具有传统的语言学意义，而且也具有有意图的说话人的意义。”这无疑与哈贝马斯的言语双重结构理论异曲同工。据此，对意义的理解也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双重划分。理解某一言语应一分为二地看，在表述层上则是know-what的问题，而在交际层上是know-how的问题。know-what是指言说者何以会达到这种理解的明晰知识，即其能够获得关于理解的知识;从理解者的角度来看，就要求他能理解被语义、句法、规则排列起来的“语词、语句、记号符号”构成了怎样的意义。know how是指有能力言说者如何构造或施行这种言语行为的能力，是一种隐含的规则意识;从理解者的角度来看，就要求他能理解言说者的这种隐含性规则意识。在这一双重理解中，对言语表述内容的理解是一级理解(know-what )，而要真正把握言语者内在的意向性必须进人二级理解(know-how)，即对施行性部分的理解。因此，理解不能停滞在先验判断的形式上，必须在交往过程中达成。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即“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它不仅包含传统的对语言表达式的理解，还包括“在与彼此认为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及“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3.隐喻的解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具有宏观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对翻译实践是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呢?鉴于纽马克曾说“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一进行修改，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以下将利用交往行为理论说明隐喻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解读。隐喻是一种语言使用现象，在“词典中找不到隐喻”。从现代隐喻学观点来看，隐喻现象应在形式上搭配异常，在语义上类属不同，逻辑错位，从而产生了语义冲突，而当听者对冲突产生回应时，便生成了隐喻的意义，即理解了某一隐喻式言语。对于隐喻的运作机制，有人曾作过这样描述:“隐喻涉及两个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相互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而这一映射和整合过程的基础是两个领域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这无疑表明对隐喻的理解需要双重划分。隐喻的理解过程应由两部分组成:隐喻的辨认和隐喻意义的推断。事实上这就是一个由一级理解进人二级理解的过程。举一个人们常提到的例子“The tongue is a fire”来说，从表述层理解(一级理解)，"tongue”被美国传统词典这样定义:"the fleshy，movable, muscular organ,attached in most vertebrates to the floor of the mouth, that is principal organ of taste, an aid in chewing, and swallo-wing, and, in human beings,，important organ of speech"。我们可以认为舌头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首先具有与绝大多数脊椎动物一样的味觉和辅助咀嚼及吞食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是具有言说能力的人的重要语言器官。以这个基本意义为中心，tongue一词背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意义集合:它可以指形状像舌头的东西，例如tongue of flame(火舌)，guiding tongue(铁路导向尖轨)，switch tong(开关铜片)，也可以指人的言说行为和言说能力，例如hold one’s tongue (keep silent), lose one’s tongue (lose the capacity to speak, as from shock)。这一言语行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fire，在美国传统词典里可以找到如下定义;" a rapid, persistent chemical change that releases heat and light and is accompanied勿flame”。同样，在它背后的意义集合中可以找到诸如，cooking fire(炊火)，forest fire(森林火灾)，wild fire(野火),the fire ofcannon炮火)等火的具体形态。也可以发现其他意义，如The boy is full of fire(这男孩非常热情决奋)，He was on-der fire for mismanagement(因管理不善而受到责难)。当tongue和fire这两个背负着各自庞大意义集合的词语被嵌人A is B的基本语言框架(句型)中去时，两者的逻辑关系就通过“is’，发生相互作用。" is”用来表示一种等值。所以从字面上看，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从听者对表述层的理解来看就应该推理为:“舌头是火”。“是”表明两个意义集合在某方面来说是等值的。然而，从上面我们对这两个词的意义的理解来看，它们显然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将它们之间用‘` is"连接后，进行常规的等值逻辑推理的是行不通的，于是从表述层上我们能够辨别出这是一个隐喻，从而完成隐喻理解的第一部分。当听者明确说者使用的是隐喻式的言语行为之后，就要对隐喻所表达的真正意义进行推断，那理解当然就要进人二级阶段，理解该言语行为的施行性部分，即理解“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始的，或内在的意向性”。可以这样假设，如果"The tongue is a fire”是说给一位正受媒体指责的艺人听的，那么说话人可能含有一种同情或瞥告的意向。艺人总是倍受媒体关注的，由于种种原因，媒体可能片面地、夸大地报道了某些事实，而这样的报道传播开来便演变成了某种绊闻和谣言，它们将或多或少地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一些麻烦。这种语境为舌头与火的等值逻辑推理提供了一种可能:舌头—人类的语言器官—人的言语行为—媒体的报道—人们对报道的负面反应(纬闻和谣言)—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麻烦(毁坏名誉或阻碍事业发展)，火—会发光发热的化学物质—光和热过度会引发火灾，毁坏东西，甚至造成人员死亡，这样二者在毁坏这一功能上找到了相似性，逻辑推理就站得住脚了。"The tongue is a fire”的意思是大众对艺人的多种看法和言论中不乏啡闻或谣言，它们也许会攻击其人格，甚至会因为它们的存在，公司解除雇佣关系，或者没人敢请这位艺人演出。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说话者是在发出人言可畏的感叹，或是在告诫演艺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被媒体捕捉到后进行炒作，从而自毁前程。至此，听者才完成了对原言语行为的有效理解，导向了听者与说者的某种认同。完成对隐喻的理解，必须经由一级理解(对言语表述内容的理解)到达二级理解(对言语者内在意向性的理解)。在同一语言体系中是这样，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间也应该如此，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往。我们应该怎样操作隐喻翻译就不言而喻了，或保全源语隐喻，或进行译语隐喻替换，或使译语语言显性化都具有可行性，只要它能够帮助听读者完成意向性理解。3. 1保全源语隐喻。当隐喻的喻体和喻意在源语与译语中完全或大体相同时，对于源语的喻体，译语听读者能产生与源语听读者相似的心理联想，并完成相似的意向性理解，译语中则宜保全源语隐喻。如: (1)Heisafox.他是只孤狸。英语fox和汉语狐狸指的是同一种动物，当它被用作说人时都含有“狡猾”之意，即使听读者与说写者处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和文化背景中，也能有效地理解该言语行为的施行性部分:要当心这个人，他很狡猾。再如:(2) think tank思想库“思想库”一词本不存在于汉语文化里，然而“库”在汉语文化中指储藏东西的地方，因此尽管处在汉语文化中的人们还未认识到用“库”的特性来描述“思想”的集合，但这种“库”的认识能导向对英语文化中的“think tank’，的认同，因此“库”这个喻体可以保全下来。毕竟在这种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能低估听读者的理解能力，更不能剥夺他们的理解权利。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有时需要变通地保全源语隐喻，即在保全源语隐喻的同时做出适当的解释。如:(3)What will it be when the increase of yearly proddc-tion is brought to a complete stop? Here is the vulnerable place, the heel of Achilles, for capitalistic production.(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像阿基里斯的脚踵一样，这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弱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the heel of Achilles”这个短语来源于古希腊神话。A-chilies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位杰出英雄，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身经百战，屡建功勋。据说，Achilles出生时也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孩子。他的母亲为了锻炼他坚强的意志，造就他一副刀枪不人的钢铁之躯，便倒提着他的身体放到环绕地狱的冥河中去浸泡。果然，他的身体经过浸泡变成了一副钢筋铁骨，任何凶恶的敌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的一双脚后跟却因握在母亲的手里，便与普通人的一样，成了这位英雄的致命弱点。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仇敌射中了他的脚后跟。这位战功赫赫、所向无敌的英雄最终死于自身的这一致命弱点。由于汉语文化中没有Achilles其人其事，若仅仅保全英语源语隐喻，而不做任何解释，则会阻碍汉语文化中的听读者完成意向性理解。因为他们对“阿基里斯的脚踵”只能作出符合汉语常识的判断:一个名为阿基里斯的人的脚后跟，而无法导出“致命的弱点”这一认同，即无法进人二级理解。所以在保全英语源语隐喻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解释，这样不仅使听读者顺利地完成理解，导向某种认同，还使听读者见到其原有形象和风格，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3. 2译语隐喻替换。当源语的喻体所承载的喻义完全无法在译语中再现时，可根据具体的语境而采用译语文化中听读者所熟知的喻体形象进行替换。如:(4)差人道:“马老先生，··…老实一句，‘打开板壁讲亮话’，这事一些半些几十两银子的话，横竖做不起来……”(《儒林外史》)"Now Mr. Ma,”said the rtmner，“…Let’s put all。cards on the table > a few dozen tales are not going to settle anything....生活经历和认识方式的不同，导致汉语和英语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喻体，这时，我们不得不使用英语文化中的认识方式“put all our cards on the table”来替代汉语文化中的“打开板壁讲亮话”，因为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存在，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既是思维方式就一定会受到认知结构和认知方式的制约，当这种制约条件本身不一致时，我们就不能抓着喻体形象不放。试想把“打开板壁讲亮话”直接搬到英语文化中去，英语语言的使用者没有这种思维方式，根本不能解读出“老实地说、坦诚地说”这一层意义，而只会停留在它的字面意义解读的困惑中。这种滞留于一级状态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并没有导向某种认同。为了导向“坦白地说、老实地说”这一认同，英语中就必须更换喻体“put all our cards on the table"。3. 3译语语言显性化。显性化是指在译语中把源语的隐喻变为一种直说或阐释。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在译语中无法再现隐喻的喻体和喻意，也无法在译语文化中找到听读者所熟知的喻体形象进行替换。这时，为了到达二级理解阶段，导向某种认同，就只能舍弃源语隐喻的喻体，而保留其喻意。如:(5)填鸭式教学法forced-feeding method of teaching“填鸭”是一个具有丰富中国文化特色的词。中国有五大名宴:满汉席，孔府宴，全鸭席，文会宴，烧尾席。其中全鸭席的菜肴全部以北京填鸭为主料烹制而成，共有一百多种冷热鸭菜可供选择。据考，北京填鸭的祖籍是南方，后来迁至京西玉泉山，用人工填喂法逐渐育成今日的品种。它的生长期较短，只需60一65天就能长成5一7斤重，45天之前的雏鸭自由取食，最后15~20天则由人工填喂，每6小时一次，一天填喂4次，故得名北京填鸭。把填鸭的饲养方法应用到教学上，是指一种强制灌输的教学方法。处在汉语文化中的听读者很容易由填鸭的饲养方法联想到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教学方法，从而完成了对“填鸭式”的一级理解和二级理解。此时，若保留喻体，将“填鸭式”生硬地搬到英语语言文化中去(如duck-feeding)，势必会阻碍该文化中的听读者理解这种教学法。由于在他们文化中没有这种饲养鸭子的方法，他们对duck-feeding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字面意思即一级理解阶段上，无法进人到二级阶段。为了使他们“导向某种认同”—一种强制灌输的教学活动，就只能舍弃隐喻的喻体，而保留其喻意，故翻译为“forced-feeding method of teaching"。4.结语虽然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人们的隐喻概念也时有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各个学科领域的深人发展，翻译学以及在其抬导下的翻译实践活动被不断地注人新的血液。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这扇新打开的窗户看隐喻翻译时，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隐喻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具有所有言语行为所共有的双重结构，基于此我们对它应有相应的双重理解，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导向某种认同”的理解。相信这种思维方式能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更好地解读隐喻。
英语语言学语义学论文
随着对 英语 文化 学习的不断深入,随着英语重要地位的不断确立,英语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语语言学论文 范文 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英语语言学论文范文参考篇1 浅探英语语言学中的幽默话语 幽默是指在人类交际的过程中，能够引人发笑的话语、动作和表情等，其内容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例幽默话语、幽默动作、幽默音乐等等。因为人们的交际活动多依赖于语言，所以幽默也多来源于话语当中。 一、英语语言学中的幽默话语 在繁忙的生活中，幽默是一剂强力润滑剂。幽默话语是借助于语言手段来表述幽默的。它是以语言为媒介，根据特定的情境下，以轻松诙谐的语调，机智、风趣、戏谑的话语风格，通过讽刺、夸张、映射、双关等手法，来表达话语者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并使受话者不知不觉地接受，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和境界。幽默话语往往带有一些意味深长的色彩，对揭露生活中的丑恶或不公平现象，还可以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而对于受话者来说，要把话语和当时具体的语境线索结合起来，利用自己既有的语言知识和社会认知，去发现说话者的言外之意和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才能真正的理解幽默，并从中获得愉悦。 例如，“Mr Zhou have a sharp tongue，look out，it doesn’t cut your throat.”这句话看起来是像是在说舌头，但是，我们把这句话放到语境中，就可以想到，这里的“a sharp tongue”并不是什么锋利的舌头，而是牙尖嘴利、毒舌的意思，是发话者幽默、含蓄、间接的表达方式。 二、幽默话语与合作原则 (一)合作原则 胡范畴认为，所谓幽默话语是语言的各要素通过变异和创造而出来的。而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则认为，幽默话语的作用是为了确保交际活动顺利进行。Grice认为，在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交际的双方(发话者和受话者)还要遵守一些先决条件和原则，例如使用双方都能熟练运用的语言、交谈内容是双方都熟悉的话题，还有最重要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CP)。合作原则包括四个范畴，即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在合作原则下，要求发话者和受话者者要端正态度，在谈话中做到“一唱一和”，避免造成“鸡同鸭讲”“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情况。 (二)合作原则与幽默话语的关系 如果说要遵循“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的合作原则是一位西装革履、步态稳健的中年人，那么幽默话语就是一位穿着休闲时尚、语态随意轻松的新新人类。合作原则与幽默话语的结合，就是传统沉稳美与时尚活力没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传统的合作原则难免要接受新的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以下，本文以数量准则和质量准则为例，对合作原则与幽默话语进行举例分析。 (1)幽默话语与数量准则 合作原则之质量准则要求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交谈的内容要包含适当的信息量。但是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我们常常需要打破这一数量原则，来起到幽默话语的喜剧效果。例如： Jack：I saw Mr Green having lunch with a woman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Eason：Oh my god!Is she beautiful? Jack：Yes，she is not only beautiful，but also young. Eason：Dose Mrs Green know about it? Jack：Of was the young and beautiful woman. 在这段对话中，Eason理解的和Mr Green共进午餐的年轻貌美的女人应该是除了Mrs Green以外的其他女人，同时也不是Mr Green家里的其他女性亲戚。而Jack如果不想引起误会的话，应该直接说他前天看到Mr Green和Mrs Green共进午餐，但是为了引起Eason的好奇心，促使他进一步追问，就在第一句话中只说看到Mr Green与一位女性共进午餐，这虽然是违反了数量准则的，但也就此产生体现了幽默话语的有趣、逗乐原则。而Eason心理期待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落差导致其认知的突然重构，给交谈双方带来乐趣，达到愉悦和反讽的效果。 (2)幽默话语与质量准则 合作原则之质量准则要求说话者不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说无稽之谈，但是在幽默话语中，说话者经常会采用诸如反语、夸张的休息手法。这样虽然会打破“质量准则”，但是带来的幽默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在上世纪90年代即被引入中国并风靡十几年的美国NBC情景剧《老友记》中就存在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 Phoebe：You do not want to wine the lottery? Rose：Uh surely I do，and I want to be the king of my own country. 通过思考并分析这段对话，我们得出Phoebe问Rose，你是否对有意买彩票，有没有兴趣去试一下自己的运气，通过片中的特点情景和人物关系，我们可以看出Rose对彩票不感兴趣，但是她没有直接了当的说“没兴趣”，而是采用了幽默话语说“想啊，我当然想，我还想当国家元首呢。”因为一个平民是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国家元首的，所以Rose的话语是违背了质量准则的。但是，这种“有意违背”和“夸大其词”正是这段对话的笑点所在。 三、幽默话语与指称语 指称语(indexicals)就是具有指称功能的语言结构形式，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语言现象。是发话人与受话人，在共同的知识环境、语言环境下，可以彼此理解的，映射出话语的，潜在的指称义和指称关系。当指称语所指示的信息不明确或者出现谬误，发话人的意思就是变得令人费解，幽默话语很可能就此产生。同时，指称语还受到人文背景、社会文化、交际距离、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指称语可以分为人称指称语、时间指称语、地点指称语等等，其中以人称指称语最为常见。我本文就以人称指称语为例，幽默话语和指称语之间的关系。 人称指称语可以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是对话参与者角色关系的客观体现。第一人称是发话人、第二人称是受话人、第三人称是话语谈及的对象。在话语中，如果这种规则被打破，就会出现人称指称语不相对应的现象，可能会起到幽默效果。例如： Jim was down the local pub with his mate Mark. Jim：Do you know，Mark，I never kissed my wife before we were about you?” Mark：I don’t know，What was her maiden name?” 这段对话是Jim与Mark之间的酒后之言。Jim的提问，真正的意思是“Have you ever kissed your wife before you were married?” 在指称语中，第二人称是针对受话人而言的，谈及的是隐私或伤痛，所以受话人Mark就采用了幽默话语来回避问题，轻描淡写地将这一问题带过去了，其机智幽默值得我们参照和学习。 四、关联理论与幽默话语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受话者会故意曲解发话者的意图，到处与发话者截然相反的信息，产生意外的幽默效果。例如： Teacher：Tom，there were three peaches，ate one，how many would you have? Tom：Three，tow outside and one inside. Tom作为孩子，其对事物的思考方式不同于成人，因为无法认清老师出题的意图，而给出出人意料的答案，起到了幽默的效果。 结语：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语境中，人们会对对话意义、指称语、 语言意义等的理解产生偏差或者错位。幽默话语具有深层次的、含蓄的、深沉的、巧妙的作用，避免交际中的尴尬或难堪，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可以起到愉悦交流、点缀生活的作用。 关于英语语言学论文范文参考篇2 浅谈从建构主义角度探析英语语言学教学 21 世纪 教育 的基点是终身学习，是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是敢于打破狭隘的专业界限面向真实复杂任务的学习。在英语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普遍认为英语语言学这门课更加的枯燥，无味和吃力。英语语言学课程涉及面广、内容多、概念多、理论多，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同时英语语言学课时少，而语言学的发展引起的教学内容不断扩充，暴露出和教学时数有限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因而继续沿用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过程，必须用一种更好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和老师尽快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随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出现，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建构主义强调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大要素，倡导以“学”为中心的理念。将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引入到英语语言学教学过程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 建构主义的四大要素 在 学习 方法 上建构主义提倡的是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在学习环境上要求是开放的、充满意义解释和建构性的,理想的学习环境主要有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大要素构成。 “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这就意味着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要把为学生创设建构意义的情境问题看作是教学设计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课堂教学中播放有助于理解教学内容的录像、录音、参与 社会实践 、向学生提供网络的丰富的学习资源等等，凡是有助于学习者理解掌握学习内容的情境，都属于情境创设的范畴。” “协作”：协作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协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协商的意思。协商主要有自我协商和相互协商。 “会话”：会话是协作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环节。学习小组成员之间通过会话来商讨如何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怎样更多地获得教师或他人的指导和帮助等等，推进学习进程。在会话的过程中，每个学习者的思维成果(智慧)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 ，因此会话是达到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 “意义建构”：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的内容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 2 建构主义环境下对英语语言学教学启示 强调以学为中心的设计 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师生的地位、作用与传统的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也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教学环境的设计者、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知识的管理者，是学生的学术顾问。因此，教师要从前台退到幕后，从“演员”转变为“导演”。在建构主义的语言学教学中，学习环境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教师要为学生创设尽可能真实的情境去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具体来说,英语英语语言学课程教学应该激发教学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调教学任务的适合性和针对性,注重教学环境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强调学习环境的设计 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的重心便是学习环境的设计。这里的学习环境是一个支持和促进学习者自主探索、自主学习的场所。学习环境的设计应围绕支持学习者开展有意义的学习来创设支持条件。它主要包括基于问题的学习环境的设计、合作学习环境的设计、真实情境的设计等。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设计的宗旨是通过支持学习者的有意义学习，促进学习者的发展。 例如，在讲授语言的任意性时，不少学生对于语言中音和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属性存在疑惑，原因是在语言中的确存在一些音和义有一定联系的语言现象，如拟声词，对于这种问题，教师可以在深入讲解之前，给学生布置一些任务，让他们课前收集英语中的拟声词，并让其与汉语中对应的拟声词相比较，然后以 报告 的形式在课上做出来，教师则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引导、监督、组织的作用，在学生做完报告后，教师做出归纳 总结 。 教学任务的适合性和针对性 语言教学中任务的设置必须以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任务太困难或太容易都不利于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在选择英语语言学课程教学内容时，应适当减少课堂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所选课堂教学内容如下:语言、语言学、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二语习得、语言与文化。明确学习任务,选择训练方式,使学生有足够的机会进行练习。教师应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并通过积极的语言来激励学生。应及时地对正确回答问题,出色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进行表扬。如:Well done!Very good!Good job! Excel lent!这些词语看似简单,却能给学生以信心和动力。同时,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要多指导,少批评少责备。 3 建构主义的教学评价 建构主义评价观具有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诊断性和 反思 性是建构主义学习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学习者必须从事自我监控、自我测试、自我检查等活动，以诊断和判断他们在学习中所追求的是否是自己设置的目标。其次，建构主义评价观认为评价是评价者和被评价者“协商”进行的共同心理建构过程，评价受“多元主义”价值观所支配。因此，建构主义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价方式的多样化。再次，建构主义认为，评价是学习者活动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而不是教学后的评价，它是一个持续性和实时性的镶嵌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强调过程性评价，倡导“质性”的方法。所谓过程性评价是在某项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为使活动效果更好而不断进行的评价，它能及时了解阶段教学的结果和学生学习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等，以便及时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工作。可见，建构主义评价观提倡以学为中心的理念，更加关注学生的发展。 4 结束语 建构主义教学观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新模式,为习惯于被动式接受的学生阐释了学习的新理念,从而为英语语言学课堂的教与学带来了新的启示和体验。在英语语言学课堂教学中教授学习策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改进 教学方法 。这些方面有助于学生建构知识,形成能力。 参考文献 [1]陈莉.社会建构主义与外语教学[J].外语论坛, 2003(1). [2]胡壮麟.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J].外语研究, 2002(3). [3]盛群力、__强.现代教学设计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转摘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now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dopting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49 and 1989, an incomplete survey by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 textbook passage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asp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styl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1990 to 1994,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ssage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lmost 160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se five years concerned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etc. New term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dynamic equivalenc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context, theme and rhem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o mention just a few,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e can definitely identify a trend of applying linguistics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se years. Today, we are at the point of questioning whether linguistic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who are in favour of free translation,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is question to the public and appealed for an end to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me firmly believ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rt and that therefore linguistics is neither useful nor helpful. Such a claim is wrong if we look at translation as a whole, including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here meaning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is limited. Flexibility, in this case,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appreciated. But eve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is hardly a burden. Wang Zongyan pointed out that « If one sees linguistics as a body of rules regulating language, translators most probably will yawn with boredom. If it signifies the use of words and locutions to fit an occasion,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ranslators from embracing linguistics » (Wang 1991: 38). The controversy over « literal » versus « free »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nvincing supporters on each side. For example, ancient Western scholars like Erasm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ere in favour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mong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Kumarajiva is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free school, while Xuan Zuang appears as literal and inflexible.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dvocate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while Lu Xun preferred a clumsy version to one that was free but inexac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any of these stances. When these translators emphasized free translation they never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Problems only arise when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equivalent translation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equivalence of language elements 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in which they of occurred.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some « literal » translators tried to decompose a text into single elements in hopes of finding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a naive idea. Jakobson (1971: 262) notes that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 He does not refer to « equivalence » but to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 as the cardinal problem. Nida was also misunderstood by many for his notion of « equivalence, » which he took to mean that «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969: 12).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 Absolu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s never possible » (1984: 14).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believed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ither free or literal approaches was uncertain: an unduly « literal » translation might be awkward or even unintelligible, while an unduly « free » one might make the original text disintegrate and disappear altogether. To them, equivalence between a translation and an original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cf.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216-217). Catford (1965: 27)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 that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s only «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discovered by comparing SL and TL texts. » In citing the above examples,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insisting on untranslatability. What I mean is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incorporate his or her ow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xt: solving the problems, reducing polyvalence, explaining away any discrepancies or discontinuit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can help us treat different genres in different ways, always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never exact equivalences but only approximations. Therefore, ampl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become acceptable. If we agree that texts can be translated, then, in what way does linguistics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look at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onl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 Jianzhong published a grammar book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in 1898, which was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ook the grammar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s its model. The study of language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Mashi Wenton,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use of morphology, which takes up six-sevenths of the book.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rend of morphological studies, a word was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meaningful unit, and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the logical combination of words of various specific types. Translation was, then,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word. In the W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provided a very good example, just a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id in China.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some linguists come to realize that sentences were not just the summary of the sequenced words they contained. The Prague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20s,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yntax.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 sentenc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Theme is opposed to rhe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pic and comment, and is defined a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contributes lea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Rhe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adds mo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These two terms help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In the mid-1950s, the study of syntax peaked with the Chomsky's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his theory of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fluenced translation tremendously. Nida relied heavily on this theory in developing his « analyzing-transfering-reconstructing » pattern for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tried to raise language studies to a higher plane. Li Jinxi (1982) enlarged the role of sentence studies in his book A New Chinese Grammar, two thirds of which was devoted to discussing sentence formation or syntax. He writes that « No words can be identifi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 The study was then improved by other grammarians, including Lu Shuxiang, Wang L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sentence was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It was Lin Yu-Tang who first applied the theory to translation in his article « On Translation. » He claimed that « translation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ence [...] What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aithful to is not the individual words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m » (Lin 1984: r 3).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emphasized. Chao Yuanr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riticized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who tended to forget this point and take language for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In fact,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we translate a sentence, we depend on its context; when we interpret an utterance we rely on the context of the speech (cf. Chao 1967). When a sentence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it usually becomes ambigu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 Therefore, translation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1960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based on sentences was not even sufficient. A complet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whole text. A simple sentence like « George passed »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f the context is that of an examination, it means George did well on a test; in a card gam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George declined his chance to bid; in sports it would mean the ball reached another player. Without a context, how could we decide on a translation? Linguists therefor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xts and to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at time. Van Dijk w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and his four-volume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is of great value. Halliday's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a textual leve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provided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which is usefu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De Beaugrande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in 1978. The book did not become very popular as it confined the discussion to translati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books on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e works of Eugene Nida, Peter Newmarks, . Catford, Georges Mounin, and others. These books gave a great pus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extual or discours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linguistics. Some studies remained on the syntactic or semantic level, though even there textual devices were employed. I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units of word and text, Nida wrote: ... average person naively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words, the common tacit assumption result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replacing a word in language A with a word in language B. And the more « conscientious » this sort of translation is, the more acut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was on the wor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at was not a sufficiently large unit, and therefore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sentence. But again, expert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 sentences, in turn, are not enough.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aragraph, and to some extent on the total discourse. (Nida and Tabber 1969: 152) From that statement we can see that Nida regards a discourse as something larger than a paragraph, as an article with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Nida himself never applied text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usion if we use his term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because discourse analysis is not merely a study based on a larger language struc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did make the effort to apply text linguistic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ang Bingqin's article (1987) was the first academic paper of this sort. He stated his aim to study and discov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text in light of text linguistics. He analyzed numerous examples using textual analysis, 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samples he collected wer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or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s of great scholars--no dialogue, no illocutionary or perlocutionary forces in the language. H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this reas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rhetorical texts in ancient China (cf. Wang 1981; Luo 1994). Scholars like He Ziran applied pragamatics to translation. He's article (1992) put forth two new terms, « pragmalinguistics » and « socio-pragmatics » which, in translation, refer respectively to « the study of pragmatic force or language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sources » and to « the pragmatic studies which examine the conditions on language use that deriv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 H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gmatic equivalent effect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at is, to reproduce the message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aning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within its context and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 pragma-linguistics » from « socio-pragmatics » but finally admits that « Actually, a clear line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may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draw. » Still he insi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helpful and even necessary. Ke Wenli (1992) argued that semantics, which in a broad sense combin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hould be studied to help understand, explain an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he examines four semantic terms--« sense and reference, » « hyponomy, » « changes of meaning » and « context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illusrat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knowledge of semantics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s clearly written and readers can easily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These linguistics approaches shed new lights on the criteria of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defined by Yan Fu.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vagueness of these three criteria and endeavored to give them concret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al criteria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especially by the effect equivalence theory, which in a broad sense means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from a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tylistic point of view. But we are still unable to evaluate translations in a very scientific way.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like Fan Shouyi, Xu Shenghuan and Mu Lei embark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ranslations and used the fuzzy set theory of mathematic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analysis. Fan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is field of study. His 1987 and 1990 articles evaluate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quantity of faithfulness. Xu's article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ion's Quality » presents a normal mathematical model. He stat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n absolute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is model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man's thought process. Making such analys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woul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The unit in translation is a hard nut to crack. Without solving this problem, n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ever be sufficient. To date, very few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area. Nida holds that the unit should be the sentenc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discourse. Barkhudarov (1993: 40), Soviet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produced in one language into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o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theorist who describes or creates a model for that process, is to establish the minimal unit of translation, as it is generally called,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Though he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a text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unit can be a unit on any level of language, 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a tex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measured in translation. Halliday's notion of the clause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his case. To him, a clause is a basic unit. He distinguishes three functions of a clause: textual,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According to Halliday,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possessed by word or phrase. But he is not quite success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text (cf. Halliday 1985). In China, some people have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Dechun (1987: 10) more or less shares Bakhudarov's view that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not be confined just to sentences. In some ways, the phoneme, word, phrase, sentence, paragraph, or even text can all serve as a unit. At this point,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special in treating text translation except for having text 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ranslation units. This is not the aim of text linguistics or discourse analysis. If we want to apply thes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e will require a textu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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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共分以下几大部分： a) 封面 封面应包括以下内容：标题（副标题）、作者姓名、班级、导师姓名、日期 b) 致谢页（Acknowledgements） 致谢页应包括对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人的感谢，其中包括导师及其他老师、个别提供帮助的同学、某些专家等 c) 中英文摘要 中文摘要应在150-300之内概述文章的主要内容，使读者看了之后就明白文章写的是什么。 d) 目录 e) 正文 （3000-4000 words） 正文的一般格式 i. 第一部分讲述前人所做的工作，存在问题，本课题研究的意义，理论依据，拟采取的方法和步骤。 ii. 分析问题，提供有关论据 iii. 得出结论，说明已经做到了哪一步，还有哪些工作可做。 f) 注释 有两种选择：尾注和底注 如用Microsoft Word的插入注释的方式，建议采用底注方式。 中英文文献采用不同的标注方式：英文参考资料采用讲义中英文资料标注的方式，中文资料采用目前中文期刊流行的标注方式。网上资料请将网址拷贝，加以标注。 g) 参考文献 中英文参考文献分别列出，英文在前，中文在后。英文按照作者姓的字母顺序排列，中文者按照汉语拼音的顺序排列。 2、 毕业论文一律用A4纸列印，页边距用预设值（上下为，左右为）。封面、致谢、摘要、目录、参考文献都单独成页，参考文献如超过一页，可继续。 3、 除了封面，致谢、摘要、目录、正文等的标题用四号字，其余部分均用小四号字。英文字均用Times New Roman字型，中文用宋体字。行距为倍行距，段落格式为“首行缩排”。 4、 封面标题用小一号字，其余用小三号字。 5、 封面不标注页码，致谢、摘要和目录部分的页码编制和正文部分不同，前者用i, ii, iii， 后者用1、2、3……页码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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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两三分钟让你介绍你答辩的东西的概述，然后老师提问，回答问题
摘要? 摘要又称提要，一般论文的前面都有摘要。设立该项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概略了解论文的内容，以便确定是否阅读全文、或其中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了方便科技资讯人员编文摘和索引检索工具。摘要是论文的基本思想的缩影，虽然放在前面，但它是在全文完稿后才撰写的。有时，为了国际学术交流，还要把中文摘要译成英文或其他文种。其摘要所撰写内容大体如下：? (1)本课题研究范围，目的以及在该学科中所占的位置。 (2)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3)主要成果及其实用价值。? (4)主要结论? 文摘撰写要求是：准确而高度概括论文的主要内容，一般不作评价。文字要求精炼、明白，用字严格推敲。文摘内容中一般不举例证，不讲过程，不做工作对比，不用图、图解、简表、化学结构式等，只用标准科学命名，术语、惯用缩写、符号。其字数一般不超过正文的5%近年来，为了便于制作索引和电子计算机检索，要求在摘要之后提出本篇论文的关键词(或主题词)，以供检索之用。?
园艺学专业教学过程中辅助使用多媒体的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采用影象、图片、图表模型、幻灯片、录影等现代化手段进行教学,已经成为现代化教学的常用模式。 多媒体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手段有着其它教学手段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集文字、声音、图象、图形、视讯、动画等多种传播媒介于一体,并可以灵活的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多方位、多角度、多途径的向学生传递资讯,以其良好的互动性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了生动活泼、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人机交流的多媒体教学环境,具有教学手段的新颖性、多样性和趣味性。 其教学优势是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并可促使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的相互转化,激发学习动机,使学习变得轻松自然,进而取得极佳的教学效果。因此能否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课堂教学也就成为一名合格教师的必备素质之一。 作为一名园艺学专业教师,研究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就显得十分必要。 毕业论文格式 一、纸型、页面设定、版式和用字。 毕业论文一律用国际标准A4型纸(297mmX210mm)列印。 页面分图文区与白边区两部分，所有的文字、图形、其他符号只能出现在图文区内。白边区的尺寸(页边距)为：天头(上)25mm，地脚(下)20mm，订口(左)25mm，翻口(右)20mm。 文字图形一律从左至右横写横排。文字一律通栏编辑。 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除非必要，不使用繁体字。忌用异体字、复合字及其他不规范的汉字。 二、论文封面 封面由文头、论文标题、作者、学校、年级、学号、指导教师、答辩组成员、答辩日期、申请学位等专案组成。 文头：封面顶部居中，占两行。上一行内容为“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用小三号宋体；下一行内容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3号宋体加粗。文头上下各空一行。 论文标题：2号黑体加粗，文头下居中，上下各空两行。 论文副题：小2号黑体加粗，紧挨正标题下居中，文字前加破折号。 作者、学校（市级电大）、年级、学号、指导教师、答辩组成员、答辩日期、申请学位等专案名称用3号黑体，内容用3号楷体，在正副标题下适当居中左对齐依次排列。占行格式为： 作者：XXX 学校：XXX 年级：XXX 学号：XXX 指导教师：XXX 职称：XXX 答辩组成员： XXX（主持人） 职称：XXX XXX 职称：XXX …… 答辩日期：X年X月X日 申请学位：学士（不申请可省略此项） 由于论文副题可有可无，学位可申请可不申请，答辩组成员可以是3、5、7人，封面内容占行具有不确定性，为保持封面的整体美观，可对行距做适当调整。 三、论文 论文由论文目录（提纲）和题目、作者姓名、完成日期、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专案组成。 需要列目录的论文，目录要独占一页。“目录”二字用3号黑体，顶部居中；以下列出论文正文的一、二级标题及参考文献、附录等项及其对应页码。用小4号宋体。 论文题目用3号黑体，顶部居中排列，上下各空一行； 作者姓名：题目下方居中，用四号楷体。 完成时间：作者姓名下方居中，字样为“X年X月”，用四号楷体。 摘要：作者姓名下空一行，左起顶头，写明“摘要”字样加粗，点冒号，接排摘要内容。一般用五号字，字型用楷体。 关键词：摘要下方，左起顶头，写明“关键词”字样加粗，点冒号，接排关键词。词间空一字。字型字型同摘要。 正文：关键词下空一行开始。正文文字一般用5号宋体，每段起首空两格，回行顶格，单倍行距。 正文文中标题： 一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4号黑体，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如果居中，上下各空一行。 二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与正文字型字号相同，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 三、四、五级序号分别为“1．”、“(1)”和“①”，与正文字型字号相同，一般不独占行，末尾加句号。如果独占行，则不使用标点。每级标题的下一级标题应各自连续编号。 注释：注释采用脚注形式。加注符号以页为单位排序，标在须加注之处最后一个字的右上角后，用带圈或括弧的阿拉伯数字依次标示。同时在本页留出适当行数，用横线与正文分开，左起空两字后写出相应的注号，再写注文。每个注文各占一段，用小5号宋体。建议使用电脑脚注功能。 参考文献：在正文专案后空两行左起顶头用四号黑体写明“参考文献”，另起行空两格用5号宋体编排参考文献内容，每个参考文献都另起行。参考文献的专案见“实施方案”正文。 附录：在参考文献后空两行左起顶头用四号黑体写明“附录”字样，另起行编排附录内容，格式参考正文。 来自标准论文网
1、Title page--标题页 这是一篇英国Dissertation的第一部分，其实标题本身就是能告诉读者你的研究到底是什么的一个最好的说明，读者通过标题知道你研究的主题是什么。 2、Abstract--摘要 在整篇Dissertation中摘要是论文字数最少的一部分了，但是也要认真对待；从根本上来说，摘要是对毕业论文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其中包括为什么你要做这个研究，是怎么样做的以及做完这个研究的成果与它可能产生的影响等。 3、Content pages--内容页 在该部分中，一般会说明和介绍本论文的主要结构，在这一部分，留学生会发现Dissertation内容中的不同部分不平衡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要对内容进行检查以及合并。如果太多就分成几个小部分，太少的话就自己进行创作补充，这都是很有必要的。 4、Introduction--前言 这一部分作为毕业论文正文的第一部分，前言一般有两个作用，扩大Abstract中材料的总结和为剩下的Dissertation中的内容提供一个很好地指示标。通常情况下都是最好放在最后完成，否则你会完全不知道你在介绍什么，当然，放在前面还是后面写要因人而异，也可以跟导师商量哦。 5、The literature review, or context of the study---文献回顾，背景研究 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让你介绍一下你的研究领域的总体背景，从而让读者明白文章的研究主题是适用于该研究领域的。
1 摘要的概念和作用 摘要又称概要、内容提要。摘要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其基本要素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具体地讲就是研究工作的主要物件和范围，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得出的结果和重要的结论，有时也包括具有情报价值的其它重要的资讯。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并且拥有与文献同等量的主要资讯，即不阅读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资讯。对一篇完整的论文都要求写随文摘要，摘要的主要功能有： 1) 让读者尽快了解论文的主要内容，以补充题名的不足。现代科技文献资讯浩如烟海，读者检索到论文题名后是否会阅读全文，主要就是通过阅读摘要来判断；所以，摘要担负著吸引读者和将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绍给读者的任务。 2) 为科技情报文献检索资料库的建设和维护提供方便。论文发表后，文摘杂志或各种资料库对摘要可以不作修改或稍作修改而直接利用，从而避免他人编写摘要可能产生的误解、欠缺甚至错误。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和Inter网的迅猛发展，网上查询、检索和下载专业资料已成为当前科技资讯情报检索的重要手段，网上各类全文资料库、文摘资料库，越来越显示出现代社会资讯交流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同时论文摘要的索引是读者检索文献的重要工具。所以论文摘要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论文的被检索率和被引频次。 2 摘要的分类 按摘要的不同功能来划分，大致有如下3种类型。 报道性摘要 报道性摘要是指明一次文献的主题范围及内容梗概的简明摘要，相当于简介。报道性摘要一般用来反映科技论文的目的、方法及主要结果与结论，在有限的字数内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定性或定量的资讯，充分反映该研究的创新之处。科技论文如果没有创新内容，如果没有经得起检验的与众不同的方法或结论，是不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的；所以建议学术性期刊(或论文集)多选用报道性摘要，用比其他类摘要字数稍多的篇幅，向读者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以“摘录要点”的形式报道出作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比较完整的定量及定性的资讯。篇幅以300字左右为宜。 指示性摘要 指示性摘要是指明一次文献的论题及取得的成果的性质和水平的摘要，其目的是使读者对该研究的主要内容(即作者做了什么工作)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创新内容较少的论文，其摘要可写成指示性摘要，一般适用于学术性期刊的简报、问题讨论等栏目以及技术性期刊等只概括地介绍论文的论题,使读者对论文的主要内容有大致的了解。篇幅以100字左右为宜。 报道-指示性摘要 报道-指示性摘要是以报道性摘要的形式表述论文中价值最高的那部分内容，其余部分则以指示性摘要形式表达。篇幅以100～200字为宜。 以上3种摘要分类形式都可供作者选用。一般地说，向学术性期刊投稿，应选用报道性摘要形式；只有创新内容较少的论文，其摘要可写成报道-指示性或指示性摘要。论文发表的最终目的是要被人利用。如果摘要写得不好，在当今资讯激增的时代论文进入文摘杂志、检索资料库，被人阅读、引用的机会就会少得多，甚至丧失。一篇论文价值很高，创新内容很多，若写成指示性摘要，可能就会失去较多的读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者摘要写得过简，编辑在退修时应提醒其修改。 3 摘要的写作注意事项 1) 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 2) 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资讯。比如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发生的研究》，摘要的开头就不要再写：“为了……，对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的发生进行了研究”。 3) 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摘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按逻辑顺序来安排。句子之间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摘要慎用长句，句型应力求简单。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笼统、含混之词，但摘要毕竟是一篇完整的短文，电报式的写法亦不足取。摘要不分段。 4) 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 5) 要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原文。 6) 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 7) 不用引文，除非该文献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出版的著作。 8) 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科技论文写作时应注意的其他事项，如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等，也同样适用于摘要的编写。目前摘要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有：要素不全，或缺目的，或缺方法；出现引文，无独立性与自明性；繁简失当。 论文摘要 杂志上刊登的论文一般仅限于数千字,为何还要一段数百字的摘要呢?无非是便于读者用最短时间掌握资讯,了解研究工作或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结果,从而决定是否需要详读全文。在知识和资讯加速度增长的今天,摘要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既为读者阅览起引导作用,更为文献汇编、计算机储存、检索做好准备,成为科技情报的重要来源。摘要者,精华也。 作者应重视摘要的书写。写好摘要,既需要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更是一种雕琢艺术,奉献给读者的是精品,起到的是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目的。中文杂志的英文目录和摘要更是进行国际交流的唯一途径,直接反映我国科学研究和杂志的质量水平,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视窗。 摘要不容赘言,故需逐字推敲。内容必须完整、具体、使人一目了然。英文摘要虽以中文摘要为基础,但要考虑到不能阅读中文的读者的需求,实质性的内容不能遗漏。为此,我国的科技期刊近年来陆续采用结构式摘要,明确写出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部分。 1.目的(Objective):简明指出此项工作的目的,研究的范围。 2.方法(Methods):简要说明研究课题的基本做法,包括物件(分组及每组例数、对照例数或动物只数等)、材料和方法(包括所用药品剂量,重复次数等)。统计方法特殊者需注明。 3.结果(Results):简要列出主要结果(需注明单位)、资料、统计学意义(P值)等,并说明其价值和局限性。 4.结论(Conclusion):简要说明从该项研究结果取得的正确观点、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推广前景。 中、英文摘要前需标明中、英文文题，作者姓名(至多3名)及作者单位(邮政编码)。英文摘要应隔行打字,以便修改 如何确定课题研究物件 任何一项课题研究都有具体研究物件。这些物件可以是人、是物，也可以是文献记载或其他文字资料等，数量可以是一个，几个，也可以成千上万个。但是，作为课题研究物件的确定不是随便的。首先，它取决于课题的性质，由课题的性质确定什么作为课题研究的物件。其次，无论什么样的研究物件，都必须保证通过对它进行科学研究能够得出可靠的结论。第三，确定研究物件应考虑其现实性和可能性，即根据研究者所具备的条件能否对研究物件进行研究。第四，确定研究物件时还应考虑研究效率和效益，尽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以比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大的研究成果。
你所谓的模型我想大体有两种吧： 一，是论文格式的范畴 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1、论文格式的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论文格式的目录 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论文格式的内容提要： 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论文格式的关键词或主题词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资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 5、论文格式的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问题-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 d.结论。 6、论文格式的参考文献 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着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资讯（版地、版者、版期） 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资讯 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资讯。 二，是文章自身结构的范畴 例如一个论点要有几个论据组成，这几个论据要如何围绕此论点展开全方位的立体论述等。
在国际商务交往活动中,大部分资讯都需要通过语言交流来进行传达,然而由于文化差异会导致语言差异的出现,并且不同国家所处的文化背景也具有不同。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篇1 浅谈国际商务交流中的文化差异 [摘要] 在进行国际商务交流时，文化冲突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我们就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民族文化的差异。本文试图谈谈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国际商务交流文化差异 在人类文化中有着许许多多共性的东西，但不可否认，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在从事国际商务交流时就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民族文化的差异，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这就是“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或“动态对等Dynamic Equialence”。语言Language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对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由于缺乏了解语言文化背景知识所导致的交际障碍、冲突和误解，被称之为“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本文所谈的文化差异不是指语法结构出错而导致的词不达意，是指说话人未能按照西方人的社会风俗、习惯来交谈所造成的失误。本文就国际商务交流中的文化差异这一现象，谈一谈自己的认识。 一、生活习惯的差异 1.称呼与打招呼 在西方国家，人们相互间称呼和招呼与我们的习惯差异极大。比如：小孩对长辈可以直呼其名、年轻人称老年人可在其姓氏前加Mr、Mrs或Miss。在汉语里，我们常用“老师、经理”等这些表示职业的名词与姓氏连用作称呼语，而在英语中正确的说法是Mr、Mrs、Miss与姓名连用，以示尊敬或礼貌。我们彼此较为熟悉的人见面时，一般用语“吃过了吗?”、“上哪去?”等，而英美人的问候时常用 “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doing?”， 在关系亲密者之间还可用 “Hello!”或 “Hi!”。 2.寒暄与道别 中国人见面寒暄通常是“你多大年纪?”、“结婚了吗?”、“你每月能挣多少钱?”，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关心，常会说“你又长胖了”、“你又瘦了”。在西方文化中“It’s fine, isn’t it?”、“Your dress is so nice!”是寒暄最频繁的用语，如果英美人听到“You are fat.”、“You are so thin.”这样的话，会感到尴尬的，因为这是不礼貌的。接电话时，我们常问“你是谁?”，而英美人通常是先报自己的电话号码或单位名称。我们寒暄之后的道别，主客人常说“请留步”、“走好”、“慢走”， 而西方人这时常会微微一笑，并做一个表示再见的手势或说“Good-bye.”、“See you later.”。 3.赞扬、祝贺和其他社会礼节 中国人视“谦虚”是一种美德，所以当别人向我们说“You look beautiful today.”、“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我们习惯答道“Where、Where.”、“No, no. My English is not good enough.”。 而西方人习惯以“Thank you!”、“Thank you for saying so.”的方式来接受。又如：我们通常在别人提供帮助时才说“谢谢!”。 而“Thank you!”在英语中是无处不有。再如：英语中的“Please”也不完全相当于汉语中的“请”。如让别人先行或上下车时，常说“After you.”，在餐桌上常用“Help yourself.”。 二、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1.数字的文化差异 由于受东西方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语言崇拜、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数字的神化存在着东西方的差异。如我国有 “666”、“999”、“三元”、“十三香”等这些数字用作商标的商品， 在欧美同样可以看到以 “7-Up”、“Mild Seven”、“7-Eleven”等商标的商品。但把“666”、“十三香”这样的商品出口到英美就会遇到麻烦。因为“Six”象征魔鬼;“Thirteen”是不吉利的数字。而“Three”在贝南等地含有“巫术”之意。 2.颜色的文化差异 在人类语言中，颜色词语可表现出的独特魅力，令人刮目相看。汉英语言中，表示各种不同颜色或色彩的词非常丰富。我们即要注意观察其本身的基本词义，也要留心它们的象征意义。如：红色在我国文化中象征著吉祥、喜庆、漂亮，而西方文化中常说red revenge血腥复仇、a red battle血战、red alert空袭报警、a red waste of his youth他那因放荡而浪费的青春;白色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基本禁忌词， 西方人常说a white soul纯洁的心灵、white wedding新娘、white men有教养的人、white day吉日、white market合法市场、a white lie 无害的谎言等;黑色在中国文化里象征严肃、正义，又象征著邪恶、反动， 西方文化中black是基本的禁忌色，如black words不吉利的话、black deed极其恶劣的行为、black mail敲榨、black dog沮丧情绪、give me a black look怒气冲冲地看着我;黄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权势、威严，而西方文化中的yellow带有不好的象征。如yellow dog卑鄙的人、yellow streak胆怯、yellow-livered胆小的;绿色在中国文化中除了表示狭义外，还表示野恶，西方文化中的green表示新鲜、幼稚、没有经验、妒忌。如in the green wood在青春旺盛的时代、as green as grass幼稚、a green hand生手、green with envy充满妒嫉;蓝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象征意义，但在西方文化中常说blue blood 名门望族、blue laws严格的法规、blue Monday不开心的星期一、blue talk下流言论、out of the blue突爆冷门; 粉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可代表女性，西方文化中常用the pink of perfection十全十美的东西、the pink of politeness十分彬彬有礼、 apink-collar worker高层次女秘书。 3.习俗和信仰的差异 东西方习俗和信仰的差异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动物的态度上。喻体构成的比喻，它们形象、生动、直观、容易使人产生直接的意象效果，进而联想到它们所承载的内在喻义。以as … as 为例: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贫穷、as lucky as dog幸运、as mad as a March hare匆忙、as proud as a peacock傲慢、as busy as a bee忙碌等。我们只有通过同中有异、异种有同的对比，才能克服母语的干扰，将两种语言转换自如。 三、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这必然使人们在意识、行为等多方面形成差异。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其主要原因。 1.价值观念存在差异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独立存在，它与价值观念的联络密切的，有其特有的价值体系，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与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因而，每一种文化对事物判断的标准是不同的。如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吉祥的象征，而dragon在西方神话传说中表示“邪恶的怪物”。 2.逻辑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既然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那么逻辑思维模式就必然存在差异。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而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它常常带有浓厚的感 *** 彩和固定的信条。东方人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则注重逻辑和分析。如伸出食指和中指，中国人表示“二”，可西方人表示V胜利;我们用大拇指和食指表示“八”，可在西方人的眼里却是“two”。 3.行为规范存在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使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断对方行为的合理性。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最好的方法就是“入乡随俗”的原则。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而表示一种友好，西方人认为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 4.语用的迁移造成的影响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评价和解释通常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这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的定条件加以解释，如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就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由于缺乏对文化差异的了解，常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其后果有时会非常严重，甚至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商标，无论其产品的质量有多好，有谁会去使用呢?又如:要将我国电影的“金鸡奖”译成Golden Cock Prize，就会产生奇异，cock除“公鸡”外，还有“雄性器官”之意，在英语里属于禁忌语。再如，将“白象”牌电池翻译成White Elephant，其语义资讯虽对等，而从文化资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的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 有哪个消费者愿去购买“White Elephant”的电池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造成这种文化的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正是由于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了限制。我们研究其现象，是为了澄清“信”与“美”、“同”与“异”的关系问题，也是我们在进行国际商务英语交流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篇2 试论国际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差异 [摘要] 随着商业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涉及国际商务的谈判与日俱增，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而言，是极其重要而又繁琐的变数。正确认识跨文化差异是我们从事国际商务谈判的前提条件，本文试图从跨文化差异的角度探讨国际商务谈判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 国际商务谈判 文化 差异 在21世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国际商务谈判受到各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最难以把握的就是文化因素。文化上的差异导致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碰撞甚至冲突，相当一部分谈判因此失败，直接影响了国际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国际商务谈判中正确把握文化因素至关重要。 一、语言差异 国际商务谈判中，当两种语言都有类似的表达但含义却有很大差别时，以及某种表达只有在一种语言中存在时，极易引起沟通上的混淆。如在中国， *** 管理企业的方法之一是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及企业规模等评定企业的等级，如“国家级企业”、“国家二级企业”等，在美国则没有这种概念。简单地将“一级企业”、“二级企业”解释为“first class enterprise”和“ second class enterprise”，很难让对方理解这种表达的含义，起不到在国内谈判中同样表达所能起到的效果，并且有可能使对方产生误解，如将“二级企业”理解为“二流企业”。 即便是在使用同样语言的国家，如使用英语的美国、英国，在某些表达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first floor在英语时指二楼，而美语则指一楼，英语指一楼时要用ground floor.“corn”在英语里指谷物、小麦，等于美语的“wheat”小麦，美语的“corn”玉米等于英语的“maize”玉米。 在拟定谈判协议时，语言差异问题值得予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二、行为语言差异 行为方面的文化差异往往较为隐蔽，难以被意识到。当外国谈判者发出不同的非语言讯号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对手极易误解这些讯号，而且还意识不到所发生的错误。有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在进行口头表达的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动作语言;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则不习惯在较为正式的场合运用幅度较大的动作语言。对行为语言认识和运用的差异，同样会给谈判中的沟通带来许多问题。 如：日本商人的交流风格是最为礼貌的，较多采用正面的承诺，推荐和保证，而较少采用威胁、命令和警告性言论，他们礼貌讲话的风格最突出的是他们不大显示面部凝视状态，但常保持一段时间的沉默;巴西商人谈判风格较为放肆，且在谈判中较为不甘寂寞，不时地凝视对方并触碰对方;法国商人谈判风格更为放肆，他们使用威胁和警告语言的频率较高，还很频繁地进行插话，常做面部凝状。 可见，惟有弄清楚这些差异，方能避免对日本人的沉默寡言，巴西人的过于热心或法国人的威胁和误解，取得国际商务谈判的成功。 三、沟通方式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群有其所偏好和习惯的沟通方式。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双方经常属于不同的文化圈，有各自习惯的沟通方式。习惯于不同沟通方式的双方之间要进行较为深入的沟通，往往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在中国、日本等，人们的表达通常较为委婉、间接;而在美国、德国等，直截了当的表达则较为常见。中国、日本的谈判者比较注重发现和理解对方没有通过口头表达出的意思，而美国、德国的谈判者则偏爱较多地运用口头表达，直接发出或接受明确的资讯。来自这两种不同文化的谈判者在进行谈判时，一方可能认为对方过于鲁莽;而另一方则可能认为对方缺乏谈判的诚意，或将对方的沉默误解为对其所提条件的认可。 四、思维方式差异 国际商务谈判时，来自不同文化的谈判者往往会遭遇思维方式上的冲突。以东方文化和英美文化为例，两者在思维方面的差异有：东方文化偏好形象思维，英美文化偏好抽象思维;东方文化偏好综合思维，英美文化偏好分析思维;东方人注重统一，英美人注重对立。如中国哲学虽不否认对立，但较强调统一方面，而西方人注重把一切事物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 跨国文化交流的一个严重通病是“以己度人”，即主观地认为对方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我们的习惯去理解我们的发言，或从对方的发言中我们所理解的意思正是对方想表达的意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Yes”和“No”的使用和理解。曾经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日本公司进行商务谈判。在谈判中，美国人很高兴地发现，每当他提出一个意见时，对方就点头说：“Yes”，他以为这次谈判特别顺利。直到他要求签合同时才震惊地发现日本人说的“Yes”是表示礼貌的“I hear you”的“Yes”，不是“I agree with you”的“Yes”。实际上，“Yes”这个词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除了以上两种以外，还有“I understand the question”的“Yes”和“I'll consider it”的“Yes”。“No”的表达方式也很复杂。有些文化的价值观反对正面冲突，因此人们一般不直接说“No”，而用一些模糊的词句表示拒绝。 总之，在国际商务谈判中，任何一个谈判人员都必须认识到，文化是没有优劣的。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人们的谈判方式也迥然不同。只有我们意识到文化差异在商务谈判中的影响，懂得文化对谈判的作用，尽量避免模式化地看待另一种文化的思维习惯，才能有助于在我们商务谈判上的成功。 参考文献： [1]刘园著:国际商务谈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英比尔.斯科特著:贸易谈判技巧.中国外贸出版社出版 [3]唐德根著:跨文化交际学.中南大学出版社 [4]张河清著:谈判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5]宛磊:商务英语谈判的文化差异.中国市场，2005,28
俄语毕业论文关于语义场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语义学是直接研究意义的语言学分支，对词汇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回顾了语义学的起源、发展和分类，从语义学理论中的上下义关系、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和相关语义场。
关于俄语专业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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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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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词。结论结束后，空一行，写谢词，以简短的文字对在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曾给予帮助的人员表示自己的谢意。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
7. 参考文献： 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用Times New Roman四号字，上空一行，居中。一般情况下应至少开列出15本(篇)以上的引用书目(文章)。中俄文参考书目的.比例为8：7。
8.(1)俄文书目的著录格式：
作者姓名，如： Кузнецов А. В.
作者姓名后空一格，写作品标题，如作品系某一书，则在作品标题后点俄文句号。句号后写出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代(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代之间用俄文逗号连接)。如：Кузнецов А. 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языковая личность. М., Диалог МГУ, 1998.
如引文引自某一书或某一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则在作者姓名后空一格，写文章名称，文章名称加句号后加双斜线 // ，然后写书或杂志名，加句号并空格后写出版地、出版社名(杂志可不写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代(份)。如：Голованова А.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атегории ценности и её репрезентации в языке.//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Волгоград, Перемена, 2003. Голованова А.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атегории ценности и её репрезентации в языке.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школе. 2003. № 5.
引用页码。如正文中的括号标出时此处不必再加。
(2)中文书目的著录格式：
1)专著注录格式：作者，书名，版本(版本为第一版时可省略)，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日期.
2) 文的注录格式：作者，题目名称 //期刊名称，出版年，卷(刊)号。参考文献部分字体采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
如：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吴国华，论世界语言图景 //外语学刊，2003年第2期。
9. 附录： 正文主体的补充项目，包括放在正文中过分冗长的图表及有关说明等。附录排在参考书目之后，如没有可不带附录。用Times New Roman四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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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术论文专业术语定义
就是平时不怎么用，一般出现在学术论文中等的专业性词语，比如(Tourette's syndrome)多发性抽动症
【解答】你好，所谓的学术性词汇是指在某一领域内常用词汇，其流行程度和适用范围都严格限制在某一领域的词汇。举个例子，guanine-quadruplexes，这个词汇是生物学中的流行性词汇，鸟嘌呤，简称为G。一般在非学术的期刊中，均有中文标注。希望可以帮到你。
英文学术性词汇 是术语 英文 terms 仅在特殊领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