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学研究论文集
许结教授《中国赋学研究》第四讲《文选》中赋的部分，是最早的赋集。《文选》将赋摆在第一位，赋中又将京都赋摆在第一位，这体现了视宫廷文学是典雅文学观的主导思想。 除《文选》外，今存专门的赋集是元朝祝尧的《古赋辩体》。在它之前有《文苑英华》，主要选唐律赋。《唐文粹》选古赋。 《古赋辩体》是一个总集，每一体都有序，分正集和外录。正集包括楚辞和两汉赋、三国六朝赋、唐赋、宋赋，外录包括后骚、辞、文、操、歌五类，他认为外录五种都是赋的派生物。祝尧此集是为元朝考古赋服务的，他提出了尊古的思想，祖骚宗汉的思想，与《文选》尊京都大赋不同。 清人陈元龙编的《历代赋汇》，收录自先秦至明代赋184卷，赋作4067首，康熙题序。 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收录从屈原到庾信共206篇，以古赋为主。 晚清《赋海大观》，收赋12000多首，且收了许多清赋。 现代有费振刚的《全汉赋》，龚克昌《全汉赋校注》，毕万忱《中国历代赋选》，后来还有抒情小赋的各种选本。 与赋格交叉的赋集，康熙朝陆葇的《历朝赋格》，分文赋格、骚赋格、骈赋格。晚清李元度《赋学正鹄》分十类，由入门至优秀步步提高。 与赋话汇合的赋集，如汤稼堂《律赋衡裁》，李调元《赋话》。
1、《〈晋书〉校点志疑》，《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1999年第2期。2、《传国学之真谛——〈嘉定钱大昕全集〉评介》，《文教资料》1999年第2期；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3、《敦煌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光明日报》1999年7月2日；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4、《〈全汉赋〉疑误辨证》，《语言研究集刊》（第六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5、《汉魏六朝语词研究考论》，《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6、《〈搜神记〉校勘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2期。7、《耄耋之年创辉煌—－记三礼学家钱玄先生》，《书与人》2000年第1期。8、《通学术之变成专精之业——徐复先生主要著作述评》，载《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之《朴学之光——语言文字学家徐复》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9、《创新的精神实证的方法》，中华书局《书品》2000年第4期；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10、《此生原为读书来——记周勋初教授》，《书与人》2000年第5期。11、《旷世之作历久弥新——〈洪诚文集〉简介》，《新华日报》2000年10月10日。12、《徐复先生对古文献学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又收入《朴学之路——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3、《庄子》文论选注，3万余字，收入郭丹主编《先秦两汉文论全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4、《读书之门径 治学之津梁——读〈清人别集总目〉献言》（与徐复先生合撰），《古籍研究》2001年第3期。又收入《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15、《〈汉书·五行志〉考论》，《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又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历史文献研究》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6、《〈史记〉新整理本刍议》（二人署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又载《史记论丛》第一辑（华文出版社2004年8月版），单独署名。17、《挖掘历史资源 开拓发展空间——由〈老苏州·百年历程〉说起》，《出版参考》2002年第18期。18、《南京图书馆所藏〈三国志〉版本简论》，“首届《三国志》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2年11月，复旦大学），后发表于《古籍研究》2003年第1期。19、《〈史记〉三家注音切疑误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20、《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校读札记》，“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2年11月），后部分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21、《〈史记〉校点本讹误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3期。22、《〈史记〉整理平议》，《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23、《〈史记·八书〉校读札记》（二人署名），收入马景仑、薛正兴主编《朴学之路——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4、《皇皇巨著 巍巍范公——评〈范仲淹全集〉》，《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25、《试论〈史记〉校勘的原则》，《古籍研究》2005年上卷，安徽大学出版社版。又收入《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26、《中国书院志及其学术价值》，《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又收入卞孝萱、徐雁平编《书院与文化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版。27、《赋学文献与〈历代赋汇〉》，《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1期。又收入《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28、《〈史记〉正文校议》（第一作者。二人署名），中华书局《文史》2006第3期。29、《一代宗师徐复先生》，《江苏文史研究》2006年第6期。又修改后发表于《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30、《试论黄宗羲的创新精神》，收入《从民本走向民主——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31、《校点本〈史记〉标点问题举隅》，收入《史记论丛》（第四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32、《〈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出版及其意义》，收入《王阳明的世界——王阳明故居开放典礼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3、《论章黄之学对国学研究的贡献》，“第五届海协两岸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论文，收入《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二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34、《史记校点补遗》，《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二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35、《乐把金针度与人——试论叶圣陶先生的出版思想》，江苏省叶圣陶研究会会议论文（2007年11月，南京），《江苏民进》2008年第1期。民进中央网站全文转载。36、《评〈王念孙王引之评传〉》，中华书局《书品》2009年第4期。37、《海峡两岸〈史记〉整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第六届海协两岸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论文，收入《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三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8、《道德文章、山高水长—记钱玄先生》，《经学研究论丛》第十六辑，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版。39、《〈汉书〉校读拾遗》，载王华宝《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40、《〈水经注校证〉校读札记》（与王勇博士合撰），载王华宝《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41、《〈史记〉整理研究与辞书编纂》，“《康熙字典》暨词典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9年7月，山西），收入《中华字典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42、《四史学》3万多字，收入卞孝萱、胡阿祥、刘进宝主编《新国学三十讲》，凤凰出版社2010版。43、《段玉裁著述及其版本考略》，“段玉裁与清代学术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收入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主办、赖永海主编的《宏德学刊》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44、《试论张文虎〈史记札记〉的文献价值》，《史记论丛》（第六集），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45、《〈项羽本纪〉校释汇证》，《项羽研究》（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46、《百衲本史记前言》，载广陵书社2011年版《百衲本史记》卷首。47、《〈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出版及其意义》，中华书局《书品》2012年第5期。48、《怀念“学者编辑”薛正兴先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2年第5期。49、《〈史记〉局本吸收王念孙〈史记杂志〉成果之研究》，中国训诂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提交论文。（浙江大学）50、《〈水经注校证〉校读续记》（与王勇博士合撰），2012年西华师范大学等主办“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51、《王念孙〈史记杂志〉平议》，《中国训诂学报》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52、《徐复先生对中国训诂学的贡献》，“训诂学与民族民俗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九届二次理事会”提交论文，2013年8月。53、《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南京大学等举办的“经学与中国文献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2013年8月。
白居易赋及赋论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词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的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导读：白居易最美送别诗，成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给"草"的送别诗，其中诗名中的赋得是什么意思？
都说如果唐代没有李白和杜甫，那唐代的诗坛便以白居易为首。很多人将白居易与李白、杜甫并称了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有"诗王"和"诗魔"之称，而大多数人对白居易的印象，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当然还有那流传千古的"离离原上草"。
说到"离离原上草"，甚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但却不知道这是一首送别诗，特别是这首诗的诗名，可能跟多人还以为就是"离离原上草"呢？
其实这首诗的诗名为《赋得古草原送别》，是白居易最美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作于787年，那一年白居易16岁。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这首诗竟然还是白居易参加科举考试时的"命题作文"。
这首诗作于唐德宗贞元二年，那一年白居易参加应试。按照当时的科举制度，诗是必考项目，而且应试的诗必须是五言符合格律的诗，特别对押韵的要求非常严格。
而凡是应试诗，其诗名必须加上"赋得"二字，以限定的诗题，作法与咏物相类，须缴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工整，才能称得上是得体的。先来看看这首诗：
这首诗通过描绘古原上的野草，来抒发送别友人依依不舍之情，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又像是一曲野草颂，歌颂野草生命力之强，无论什么样的生存环境都能生生不息。白居易凭借这首诗一举成名，而这首诗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
命题作文一般都比较难写，更不要说有诸多格律要求的应试诗了，但白居易却凭借自己的才华，硬生生把一首应试诗写成了千古绝唱。可见白居易确实是诗中天才，可别忘了那时候的白居易才16岁。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这首诗的艺术造诣之高。其实由草而写道别情，在楚辞中便有了，《楚辞，招隐士》中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这样的句子，而白居易的前辈王维，也在《山中送别》中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这样的句子。
前人有过这样的写法，白居易再来化用，其实难度更大，一招不慎便会被视为抄袭，而且必须写出新意，如若一点新意没有，将会贻笑大方。但古草原上的一颗小野草，要联系上送别，还要写出新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而白居易巧妙地将草木的枯荣交替，作为他的着笔点，草木一年年枯荣交替，不管经历多少春夏秋冬始终不变。白居易看似平平淡淡的描述，却是写出了古草原的生命规律，不可谓不巧妙。
而白居易描写的重点在于"荣"，而不是"枯"。他这样的安排便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做了铺垫。
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是朴实无华的句子，又是大自然、古草原的生命规律。可以说白居易这首诗与其说是送别，不如说是通过客观的自然规律，来歌颂人在逆境中不甘颓废，顽强拼命博以及奋发向上的精神。
而写完草之后，白居易在诗的最后，用"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来点题，白居易借"王孙"二字来代指他的朋友。虽然对友人的别离依依不舍，但通过对野草"一岁一枯荣"这样的客观规律的描写。白居易表达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一规律。
虽然说多情自古伤离别，虽然说与友人离别心中不舍，却也必须接受，这便是人生，人生总会遇到一些你不想发生的事情，但他发生了，只能欣然接受。
《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措辞自然一气呵成，没有那些刻意雕琢的词句，但却工整流畅。白居易将科考的命题作诗，写得如此贴近生活，写的字字含真情，句句有余味，却又不失人生的哲理和白居易对人生的领悟。
虽然这是一首"赋得体"应试诗，却一点也不会影响这首诗成为千古绝唱。挥手间的离别，总会让人感伤，总会让人失落，千百年来都是如此。但这也是人生的一种"自然规律"。可以伤、可以悲，却不能"入戏太深"。离别之后，定会有重逢，哪怕是角色变了，野火燃烧的那棵小草已化作灰烬，但明年春天，还是那个地方，又会有新的绿芽蓬勃生长。
赋得就相当于随笔的意思，其实作者并不是刻意去写这首诗，是触景生情，油然而发出来的灵感，所以就加上赋得这两个字。
诗词是阐述心灵的文学艺术，而诗人、词人则需要掌握成熟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严格韵律要求，用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下面为大家带来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词译文及赏析，快来看看吧。
【原文】
赋得古原草送别（又名《草》）
白居易唐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注释】：
①离离：草长而下垂的样子。
②一枯荣：枯萎一回，又茂盛一回。
③远芳：远生的草。
④侵：进入。
⑤晴翠：阳光下反射的碧草之色。
⑥王孙：本指贵族子弟。这里指游子。
⑦萋萋：草生长茂盛的样子。此句诗意，取自《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译文】：
原野上青草郁郁葱葱，鲜活又茂盛。年年岁岁，枯萎了复又苍翠。野火再猛，也烧不尽。春风一吹，青草复生。遥远的古道，弥漫着芳草的馨香，阳光照耀下，一片碧绿连荒城。又送友人，踏上古道，满怀离情，眼望着萋萋的芳草。
【赏析】：
这是一首千古传唱的送别名作。诗题一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春草与别情，早在楚辞时代就已有了联系。这首诗从《楚辞》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演化生发而成，以比兴手法表现送别情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借咏春草旺盛的生命力，表现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含哲理，催人奋进，成为传之千古的绝唱。
这首诗是作者少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当时传诵的名篇。全诗结构严紧，格调清新，通过对荒原野草的赞颂，反映了作者积极进取的精神。
拓展阅读：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郑，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作品简介
《赋得古原草送别》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成名作。此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它可以看成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是生命的颂歌。前四句侧重表现野草生命的历时之美，后四句侧重表现其共时之美。全诗章法谨严，用语自然流畅，对仗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是“赋得体”中的绝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作为一种“韧劲”而有口皆碑，传诵千古。
此诗是作者应考的习作。按科场考试规矩，凡指定、限定的诗题，题目前须加“赋得”二字，作法与咏物相类，须缴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精工，全篇要空灵浑成，方称得体。束缚如此之严，故此体向少佳作。据载，作者这年始自江南入京，谒名士顾况时投献的诗文中即有此作。起初，顾况看着这年轻士子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虽是拿居易的名字打趣，却也有言外之意，说京城不好混饭吃。及读至“野火烧不尽”二句，不禁大为嗟赏，道：“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并广为延誉。（见唐张固《幽闲鼓吹》）可见此诗在当时就为人称道。
鉴赏
此诗为试帖诗，命题“古原草送别”。草与别情，似从古代的骚人写出“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的名句以来。此诗写出了“古原草”的特色而兼关送别之意，还写出了新意。
首句即破题面“古原草”三字。“离离原上草”，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兮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也可开作“秋来深径里”（僧古怀《原是秋草》），那通篇就将是另一种气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状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锄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锄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统统“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那“离离原上草”，就像是绿色的胜利旗帜。“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语三分而含意十分。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此两句“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语简而意尽”，实未见得。此二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唱叹有味，对仗亦工致天然，故卓绝千古。而刘句命意虽似，而韵味不足，远不如白句为人乐道。
如果说这两句是承“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别”题意，故是一转。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此联为的对，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远芳”“晴翠”都写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体、生动。芳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如见。“侵”“接”二字继“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极切。虽然道古城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比较“乱蛩鸣古堑，残日照荒台”（僧古怀《原上秋草》）的秋原，就显得生气勃勃。
作者并非为写“古原”而写古原，同时又安排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芳草芊芊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于诗意呵。“王孙”二字借自楚辞成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怀思行游未归的人。而这里却变其意而用之，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那真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这结尾意味深长。诗到此点明“送别”，结清题意，关合全篇，“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极浑成。
全诗措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故能在“赋得体”中称为绝唱。
阿房宫赋研究论文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用以敬诫“后人”是全文主旨而在行文上主要是用描写、铺陈、夸饰等文学手法的运用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阿房宫赋》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即公元825年，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唐敬宗李湛十六岁继位，贪好声色，大兴土木，游宴无度，不视朝政，求访异人，希望获得不死之灵药，因此在位三年即为宦官刘克明所杀。作者预感到唐王朝的危险局势，就借这篇赋，表面上写秦因修建阿房宫，挥霍无度，贪色奢侈，劳民伤财，终至亡国，实则是借秦之故事讽唐之今事，规劝唐朝的当政者，要以古为鉴，不能哀而不鉴，最终只能落得“后人复哀后人也”的结局。
l两个观点都不对。第一个观点的解释：描写宫人的这一段，对秦皇荒淫奢侈进行了充分的铺陈夸张的刻画，谈不上惜墨如金。第二个观点的解释：现代文中的“可怜”是“值得怜悯”的意思，但在文言中除说明“值得怜悯”外，还有可爱、惋惜的意思。这里的“可怜”说明为“惋惜”。作者用这二字，使无穷感叹充满字里行间。一度威震四海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土崩崩溃，迅速灭亡；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也在一场烈火之中化为灰烬。秦朝速亡的史实说明，不能爱民，难图久安。但是，当时的唐朝统治者疏忽历史教训，沉沦声色，又大起宫室，身居积薪之上，仍认为安。历史兴亡，激荡胸中；目睹现实，感叹万端。神奇瑰丽之阿房宫付之一炬令人惋惜，显赫一时的秦壬朝毁于一旦令人可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意今人又在步秦人之后尘，唐王朝的命运不也令人可忧吗？“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作者的不安与忧愤溢于言表。辞赋不同于论文，许多处所并不直说，读时需细加玩味，方能体会作者的居心。若思中文网,EB9u`$w s!o&h%D
禀赋效应解释与研究论文
按照科斯定理，政府应该做的就是尽量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使产权明晰，使市场效率趋于最优。但由于存在禀赋效应，政府这样的努力或许还不够。初始的产权配置对最终的资源分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应该考虑到市场效率的低下，在分配产权的开始阶段就必须更注重效率，而不能指望过分的依赖市场的调节。其次，由于禀赋效应，人们要避免失去所拥有的东西，容易产生“安于现状情结”。害怕改变带来可能的损失。当社会制度变革时，那些可能利益受损的群体为了避免损失带来的痛苦，必定会不惜付出很大的代价来维持原有的制度，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要克服这种惰性 现在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政府应该对改革的艰苦和其中遇到的阻碍力量有充分的估计，用更大的努力积极地推进改革。此外，禀赋效应及引起禀赋效应的“损失厌恶”理论还可以解释很多经济活动中的现象：政府拆迁中，拆迁居民往往会觉得政府提供的补偿太少，而与政府发生补偿价格上的争执，这就是禀赋效应的体现，居民失去自己的房屋，会要求比购买同样的房屋愿意支付的价格更多的赔偿才会觉得满意。这一点在公共物品的补偿要求中体现得更明显，曾有一项调查表明，为种植行道树，当地居民平均愿意支付10．12美元，而如果要砍伐行道树，则要求的赔偿平均为56．60美元。由于非常害怕损失，股票的拥有者在承受股价下跌时，往往会变得风险偏好。为了避免损失而愿意冒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继续持有股票，希望有朝一日股价能重新上涨，房地产市场也一样。从而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股票或房地产的价格越低，其成交量反而越低 这与传统的经济学的需求曲线是相悖的。一种解释是人们在股价或房价下跌时会预期价格的进一步下跌，从而不愿意购买；这是从人们心理的角度做出的解释，损失厌恶理论又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心理产生的原因。由于禀赋效应使人产生的“安于现状情结”，人们往往不愿意改变环境，从而表现为在谈判中不肯让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工资刚性，人们甚至宁可失业不愿意降低工资。另一个例子就是老公司往往比新公司存在更多的低效率的规章制度。这是因为新公司能够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制定规则，而老公司对原有的不合理规则进行修改时，员工往往会更觉得难以接受，从而进行阻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当公司改进管理模式，提高生产效率时，可能会遭到职工们的反对，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这种情况，并可给予职工适当补偿。
禀赋效应是指当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这一现象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损失厌恶”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一定量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效用降低要多过相同的收益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增加。著名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著作《思考快与慢》中，通过实验验证失去与得到的效用关系大约是倍，也就是说失去给人的痛苦更大。因此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对“避害”的考虑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出于对损失的畏惧，人们在出卖商品时往往索要过高的价格。应用： 一，管理上，奖罚同等的金额，处罚对一个人的冲击会更大。因为处罚是让被处罚者失去本己属于自己拥有的东西。管理上要有奖有罚。罚，在某些情境中起到的警示作用更大。 二，销售上。不要让客户在成交中觉得有所损失。要制造感觉成交得到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他付出的成本。在成交后尽量不要增加额外的成本，这样客户会非常反感。销售上的试用式销售是很好的利用“”禀赋效应”的例子，先让客户有拥有的感觉，当试用结束后客户往往留下产品，因为失去的痛苦在作怪。 三，生活决策方面。“沉没成本”，美女遇到渣男，往往还痛苦的在一起，而且时间越久越难分开。因为一旦分手，代表自己付出的时间与情感付之东流。这种痛苦让美女难以接受！决策时要尽量理性分析，避免禀赋效应（损失厌恶）对自己决策的影响。
禀赋效应是指当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由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查德塞勒教授（Richard Thaler）提出的。禀赋效应的心理学实验一： 心理学家找来了一些患有失忆症的病人。这些病人因为记忆系统受到损伤，所以任何事情他们只记得两三分钟前发生的事情，而更早的事情就彻底遗忘了。 心理学家给失忆症患者看六幅画，然后让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给六幅画排个序。 排好后，心理学家抽出其中排序第三和第四的两幅画，然后请患者从中挑选一幅，说是会作为礼物送给患者。 显然这个患者会选排名第三的画。 最后，心理学家收起了所有的画，承诺患者一周后会把第三幅画送到他家，然后离开了病房。 心理学家在病房的门口等了5分钟。 注意，我刚刚告诉你了，这是一群失忆症患者，所以在这五分钟里，失忆症患者其实已经完全忘记这个心理学家和刚才做的实验。 五分钟之后，心理学家重新回到了病房里面，让这位患者重新来给刚才的那六幅画按照喜好排序。 虽然这个患者已经完全记不得这个心理学家，也完全记不得他刚刚做了一个完全一样的实验。 但是，他会把上一次排名第三的画，也就是他在前一次实验里得到的画往前排。而之前排名第四，也就是他没有得到的那幅画的排名会下降。 你看就在这短短5分钟里，这个患者更加喜欢他选中，并被承诺会赠送给他的那幅画，更不喜欢他没有得到的画。 患者虽然不记得他曾经作的选择，但是，他对获得的画和失去的画的评价，已经改变了他原先对画的喜爱。 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是我们的记忆，重要的是我们对选择的评价。而这个评价的效果，是真实的。 禀赋效应的心理学实验二： 芝加哥大学曾做过这样一样实验：实验者拿着一个马克杯到一个教室吆喝：“这个杯子质量非常的好，只要四美元，你们有人要吗？”结果应者寥寥。 他看没有人捧场就说，“得，你们都不要，我就每人送你们一把吧。” 过了几天他又去询问说，“由于上一次我送出去的杯子太多了，现在需要回购一些，有多少人愿意以六美元的价格把我之前送给你们的马克杯卖给我呢？”结果依旧应者寥寥。 这意味着在没有得到这个杯子的时候，同学们普遍认为这个杯子是不值四美元的，但是当拥有了这个杯子之后呢？大家对它的估值非理性的上升到了超过六美元的地步。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禀赋效应在作怪。禀赋效应心理学实验三： 经济学家杰克·奈奇曾让被试们选择市场价格基本相同的两种物品——一只白瓷咖啡杯与一块400克的瑞士巧克力。他把被试随机分成三组：其中第一组可以自由选择是要咖啡杯还是巧克力，第二组分到咖啡杯，第三组分到巧克力。结果发现：在第一组中，56％的人选择咖啡杯，44％的人选择巧克力，亦即被试对两种物品的偏好比较接近；在第二组中，只有11％的人选择用咖啡杯去交换巧克力，这个比例显著低于44%；在第三组中，只有10％的人选择用巧克力去交换咖啡杯，这个比例显著低于56%。换言之，一旦人们拥有了咖啡杯或者巧克力，就倾向于认为咖啡杯或者巧克力与没有拥有的物品相比更有价值，故不愿意去交换。 禀赋效应会导致我们用钱买到一样东西的快乐会小于失去它的痛苦，就好比你买了一个五块的冰淇淋，此时你的心情也许会有点小愉悦，但是你的冰淇淋一旦掉在地上，它对你造成的影响远不止5快钱。 理查德·塞勒认为，当你对钱产生了一种额外的拥有感以后，你就很难平静、理性 有些人不敢花钱，一花钱就心痛，结果是，他们的钱越来越少。哈佛教授穆莱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认为，这种心理源自我们“大脑稀缺模式”。这些人一直为金钱担忧，导致大脑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考虑未来更长远的发展。 心理学家曾奇峰从精神分析角度的解释是：有些人节约用钱，原因是他们在为潜意识里的自己未来依然是穷人做准备，这其实是一种低自我价值的行为。因为觉得自己不配花钱，所以不敢花钱，花了钱也会有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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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有关赋能的话题。虽然说这本书我还没有看过，不过就工作中的一些状况不得不反思。 工作态度缺乏灵活性，各自持政，超出职责范围绝不会去做，问题面前各自指责都是对方错误等。 在工作中，赋能就是授权下属更多更大的权力，让他们发挥潜在的能力，给予更大的舞台来展现能力。而不是指挥，命令式口吻传达。往往是权大问责，这就形成彼此推卸，不是我的职责我不做。 在一家公司内，领导核心人员作为新时代企业文化的缔造者和培育者，必须赋能给基层人员。而此时说的“赋能”也要“增能”，信息共享和部门的连接形成有效协作能力，达成共同目标，同时挖掘潜力。 赋能是正面的，由此又让我想到“负能量人”。同样存在于单位里。人的内心是随着时间、环境和自身文化修养等因素而产生，负能量在情感表露、做事态度、交谈言语等透露出嫉妒、攀比、贪婪、懒惰等。负能量人的内心及其不安全感，猜测种种。负能量亦是一种心理问题，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家企业，能放手给予赋能的，必将充满朝气蓬勃奋发；反之，负能较多的员工，则该企业领导有待自问。 在赋能中展露头角的，也是积极学习、思维创新之人，终有一日出人头地。 赋能是上级赋予下级权力，也是个人在职场学习最佳途径。 负能是心理问题，优柔寡断、抱怨、发怒、悲观和消极。只要认识到了，有改变的意识，一切会越来越好。 常说，远离负能量人。看来不无道理。企业的运转，朝着目标需要更多的赋能者，抱团共同前进才能克服困难、胜利达成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