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画像与皇权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帝王画像不同于一般人的自画像，它承担了更多的政治功能，因此它既要记录帝王的相貌，又要顾及帝王形象。于是，作为政治艺术品的帝王画像，有点处于虚虚实实之间。
从咸丰 以后开始，皇帝的在 位时间越来越短 越来越年轻。说明了皇帝没有接班人和皇帝换位太频繁预示清王朝的腐败与没落。
我觉得这跟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准确来说，中国不喜欢高调，而西方国家恰恰相反，不喜欢低调。你看，中国的帝王画像基本上都是珍藏在博物馆里，主要是为了纪念，加上并不好保存，即使过几百年，经手的人也不过几十个。
清王朝前几位皇帝的画像器宇不凡，有皇帝的威严之风，越往后画像越不好看，画像师越来越注重写实，不特地虚构，映证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过程。
关于雍正皇帝的论文题目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在线等！！！最好有范文！！！ 解析: 先给你一份范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从《还珠格格》，让我认识了张铁林所饰演的乾隆。我开始对他有好感，渐渐地，我把对他的好感转移到了他爷爷和爸爸的身上——另人不解的是：同为帝王，一个成为万世圣祖，一个留下千秋骂名……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充满迷团，争励精图治，除弊兴革，摊丁入亩、火耗归公…… 我相信，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皇帝。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雍正的的九大罪状中，“弑兄”、“屠弟”首当其冲。但是他的众多兄弟心术不正，不杀他们，只会祸国殃民，况且他为推行新政，不得不运用铁腕，将阻碍革新的政敌(他的一些兄弟)全部扫除，以及由此产生了各种谣言的背景。雍正能当上皇帝，除了他做事谨慎小心外，还要靠他身边的谋士，功臣。功劳最大的要数年更尧和隆科多了。但这两人后来居功自傲，贪账枉法，广受贿赂。雍正起初是宽恕他们的，睁只眼闭只眼。可是，当时大清来告戒其他官员，以做到杀鸡警猴。雍正的雷厉风行雷厉风行，这才象皇帝。对待贪官。该狠则狠，不能妇人之仁，这样只会让坏人逍遥法外。但对一般的人，就得心慈手软，这样才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嘛。当然，亲贤臣，除小人，雍正不是做得比谁都好吗应当说雍正是应该给予肯定的。问历代王朝，孰能与康熙，始皇比，当雍正也。依我看，其志远于始皇，功远于其父。雍正的勤政，令人钦佩，据说《雍正朱批谕旨》，线装平装足有半米厚。再看资料，这只是一少半，大部分在台湾故宫!13年，批阅了如此多的奏折……他的政绩更是有数字为证，康熙晚年库中存银700万两，雍正13年间骤增到5000万两，这是‘振数百年之颓风’，刷新吏治的功效。整治贪官污吏赃银入库，给乾隆盛世留下厚厚的家底也留下了一个相对清明
雍正在位十三年的功与过 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朝入关的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他盛年登雍正"为君难"玺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 雍正在位短短13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雍正改革措施，列举以下六点： 第一，整顿吏治。 康熙晚年，身患中风，标榜宽仁，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年皇子生活中，对皇父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11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命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督、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属下需索地方。后以户部库存亏空银250余万两，令历任堂司官员赔补。同年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 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史家评论说：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说明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 第二，密折制度。 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密折制度加以完善。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100多人，雍正朝增加到1200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 奏折运转处理程序，因"阁臣不得与闻"，而避开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雍正朝现存满、汉文奏折41600余件，是研究雍正朝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第三，设军机处。 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掌：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面奉谕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拆"字样，由兵部捷报处发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称为"录副奏折"。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 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 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画机要。后设内三院，即后来的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朝撤销。内阁，仿明朝制度，逐渐排斥议政处于机务之外。而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 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但是军机处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贵族，也排除了内阁大臣。军机处的设立，使清朝皇帝乾纲独断--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 第四，改土归流。 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土司进行管辖。此前已有"改土归流"的举措，但雍正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 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民族与边疆问题，东北地区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已经解决；东南的台湾、北方的蒙古，到康熙时已经得到解决；西南的民族问题，雍正时已经解决；新疆和西藏，到乾隆朝得以解决。 第五，摊丁入地。 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还要缴纳丁银。雍正推行丁银摊入地亩。这项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就这一点来说，摊丁入地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自"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特别是实行"摊丁入地"制度之后，社会人口，急剧增长。道光年间，人口之数，突破4亿。 第六，废除贱籍。 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 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疍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淫。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在陕西，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身陷火坑，陪酒卖淫，受尽凌辱。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如果村里有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仆，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楚。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雍正皇帝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勤政，二是选储。 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像雍正那样勤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 选储，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8岁的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 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100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明亡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怎么办？ 雍正想出一个办法，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创革。其积极的方面是，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顺治选了康熙继位，雍正选了乾隆继位。这两位大清皇帝，都君临天下60年，开创出中国皇朝史上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应当说，雍正有眼力，有见识，看准并决定要乾隆继承、光大他的事业，确是选对了接班人。这对大清帝国、对中华民族、对亚洲历史及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 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 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 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 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他既为乾隆强盛奠下了根基，又为乾隆繁盛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 应当说，雍正在位的13年，政绩卓然。但是，就在他执政已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留下一个历史之谜。
封建帝王削弱相权研究论文
丞相方面：西汉丞相霍光废掉刘贺............没了.............皇帝方面：唐：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同为宰相，相互牵制。 宋：中书门下，另设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分相权。 元：中书省 明：废宰相、权分六部 清：军机处。古来造反者甚多，太子，亲王，外戚，宦官，封建军阀，后宫嫔妃甚至平民百姓都有；唯独不见丞相， 一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实在没必要冒着杀头的风险去当皇帝；二来丞相们都是一步步爬上来的，都是务实的官僚 就算没志向没能力匡扶社稷捞黑钱，纳小妾，盖豪宅，收地租，小日子还是很滋润的。争权干什么？！除两汉以外，丞相走人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
分析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1）、概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基本的政治制度。专制主义是指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全国的最高统治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中央集权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拥有统帅权，地方听命于中央。2）、维持的原因①封建经济基础决定它的长期存在。——经济原因。②华夏族共同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利于这一制度的长期维持。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流派大都强调“大一统”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法家思想在秦朝的成功，儒家思想在汉代的胜利，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莫定了理论基础——思想基础。③中国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也是促成制度形成和巩固的重要因素。——地理原因。④统治者的政策调整也是一个因素。——政治原因。3)、基本矛盾①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 ②中央内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4）、历程①初步形成: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中的行县制，法家思想。②正式建立:秦朝实行皇帝制、******九卿制、郡县制，颁布《秦律》。③加强:西汉推行“推恩令”、“附益之法”、“独尊儒术”、刺史制、察举制。④完善:隋唐采取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府兵制。⑤强化:北宋集中军权、行政权、财权和司法权，发展科举制。⑥发展:元朝中央设三机构，地方行行省制度。⑦顶峰:明朝废丞相、设三司和五军都督府、定《大明律》、设厂卫、八股取士。清朝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5）、发展趋势: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发展总趋势:一是不断改革中央行政机构，特别是削弱相权，加强皇帝对中央的控制；二是不断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对边疆地区的严密管辖；三是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日益加强。6）、特点:①皇权的至高无上和不可分割；②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一律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④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⑤皇权借助于神权，宣扬“君权神授”等理论；⑥文化专制是政洽专制的副产品；⑦中央和地方、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和统一伴随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始终；⑧专制主义中小央集机制度在明清时期登峰造极，并走向反动。7）、评价积极①政治:中央能够控制地方，从而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统一。②经济: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活动，有利社会经济的发展。③民族关系: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民族融合加强，从而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④对外关系:中央集权的加强，为抵抗侵略、维护主权提供强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利益。⑤文化: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便利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样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消极①政治:君权专制易形成暴政统治和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②经济:在明清时期，严重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③文化:在思想方面独尊一家，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限制古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在封建王朝里 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但是在朝廷上，以丞相为首的官僚集团往往分享了很大一部分皇帝的权利，并且时常会对皇权构成阻碍。为了削弱相权，巩固皇权，朱元璋想要集中权力不想让丞相分他的权在中央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废除丞相制。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胡惟庸先任右丞相，后升任左丞相。胡门生故吏遍于朝野，形成一个势力集团，威胁皇权。1378年，朱元璋对中书省采取行动，大开杀戮，借胡惟庸案废除了丞相和沿用千年的丞相制度。之后的李善长、蓝玉等功臣被诛，都是朱元璋为维护高度集权采取行动的结果。
与追忆黄帝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炎帝，神农氏（有说为神农后人）部落首领的名称，姜 姓 ，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是中国传说时代（或称上古时代），约西元前三、四千年，今陕西、湖北一带姜氏族部落的共主，据传出生於烈山，所以炎帝之后又称烈山氏。传记姜氏族为西戎一支，原为游牧民族，很早期便由西方进入中原。而当时在今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居住著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族（有说独苗族），双方因部落发展而发生长期冲突，炎帝不敌而退至今河北省一带。据说因「炎帝欲侵淩诸侯」，后又与轩辕氏族姬姓之黄帝进行三次激烈的战役，此次被认为是华夏民族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称为阪泉之战 （阪泉，一说北京延庆境内的阪泉村）。面对著统领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部落的强大对手，炎帝终告不敌，与之结盟并归顺之，黄帝以胜利的姿态结束了这场战争。炎黄联盟不断扩展，归顺之部落越来越多，但蚩尤始终不服，大战一场在所难免。蚩尤带领著九黎，与联盟大战於涿鹿（今河北省涿鹿村），是为传说时代的第二场战争，称为涿鹿之战。最后蚩尤被打败。从此姜氏族便与黄帝在中原安定下来了。「炎黄子孙」一词，则为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始祖炎帝和黄帝的追溯和尊奉。炎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始祖之一，也称神农氏。传说中的古帝，姓姜，由於以火得王，所以称为炎帝。大概其执政时间早於黄帝，所以《史记》云『轩辕之时，神农氏衰。』但是所谓『氏衰』并非指神农本身，而是指他所在的部落。《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妇，游於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於姜水。有圣德，以火得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徒鲁。又曰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 炎帝一生有五个方面的贡献：第一，用木材制造两种翻土农具，教农民垦荒种地。第二，发明农业，种植粮食作物。第三，从前人们没有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炎帝时才开始制造出来。第四，炎帝时发明纺织技术，使赤身裸体的人穿上了衣服。第五，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尝百草是为了知道百草的药性，进而发展用草药治病的技术，炎帝也因此贡献了伟大的生命。炎帝在我国民间被尊为农业之神、太阳之神、医药之神，与黄帝共同被尊奉为华夏人文初祖。传说因为在炎黄时代并未有完整文字，故多为口耳相传之传说。而有关炎帝的传说也有不少。但亦有古籍用神话般的形式提及到炎帝的一些事情。《易经‧系辞》「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白虎通》「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於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至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太平御览》引《周书》「神农耕而作陶」。《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世本》「神农和药济人」。《淮南子》「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炎帝之先祖古籍记载，在黄帝之前，神农氏活了五百岁。现代学者普遍认为神农氏是一个氏族，与黄帝合并之前，在黄河流域已经发展有一个农业民族在生活，并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他们已进入原始社会的末期，当时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而所谓燧人氏、伏羲氏、有巢氏和神农氏，其实是指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四个不同进化阶段。 而神农氏相传姓姜，这或许显示其曾以羊为主要肉食（有说因为生於姜水），并显示仍依存有母系社会的传统，羊加女合二为一（另姬、姒、姚、嬴都有此特徵）。炎帝之后人炎帝被打败后，部落分散了，部份被赶出中土，部份受黄帝所统治。被赶的神农部族，文化水平本来较黄帝部族为高，但因为其后来远处偏远之山间，日久之后，文化并无进步，抑且退化，反而成为了化外之民。鄂、湘、贵间均有苗族生活，因先祖以务农，故而见称，因此有人认为他们是神农部族之后。湖北西部山区，也有一地称为「神农架」，或许亦与此有关。有说神农被称为炎帝，是因其焚林辟地有关，古藉有所谓「烈山泽而焚之」，而神农氏之族民亦称为「烈山氏」及「共工氏」，被后人奉为稷神及杜神。炎帝故居相传炎帝出生於烈山，而「炎帝神农故居」 为顺应国内外炎黄子孙的意愿，便「修建」在湖北距随州北四十公里的厉山镇列山神农洞。 「炎帝神农故居」，设有神农洞二处（一为谷物药村贮藏，一为居住），并有神农亭、神农塔、神农庙、山南建神农茶室、神农花卉、九龙亭及山北神农母安登浴池，百草园等十数处。神农洞和神农碑距离随州市区五十五公里处的烈山上，洞中原有石桌、石凳、石碗及石榻等，传说是神农氏所用的器物。烈山还有神农井、神农宅、神农观、炎帝庙等古建筑。历山镇北有「炎帝神农氏」碑一座，保存至今。黄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根据记载，号轩辕氏、有熊氏，姬姓，一说姓公孙，姬姓部落首领，传说中上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的第一个。黄帝也被道教尊为道家之祖，在道教中有特殊的地位。《史记·五帝本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居於轩辕之丘」。中国古都学会（中国七大古都确认机构）认为轩辕之丘在今日河南省郑州市轩辕丘，古为有熊国都城，其父少典为有熊国国君。黄帝出生於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沮源关降龙峡，农历二月初二（参见二月二）。在传说中黄帝的母亲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名少女，一天傍晚（也有说是夜晚）突然看见北极光，然后就怀孕、生下了黄帝。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在炎帝之后，统一了中国各部落。建都在涿鹿。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发明指南车，造舟车弓矢；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今日在陕西省的桥山有黄帝陵，相传黄帝年老时铸鼎乘龙升天，臣子放箭阻拦，龙被射伤，飞过桥国时降下休息，黄帝被桥国人拉下一只靴子，埋葬於此。黄帝与炎帝都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故中国人有时自称「炎黄子孙」。传说中黄帝的正妃是嫘祖，次妃为方雷氏，彤鱼氏和嫫母。据《史记》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世对黄帝的神化是逐渐进行的。《庄子》中提到黄帝得道成仙；《列仙传》中的黄帝还能够驱使群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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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炎帝并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目前学术界公认黄帝出生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葬于陕西桥山（黄陵县），国际领导人多次到两地访问！中国自古也有“拜祖到新郑，祭祖到黄陵”的说法。 传说中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相传黄帝姓公孙，出生于轩辕之丘，故名号轩辕（天鼋）氏，在姬水生长成人，所以又以姬为姓，后来在有熊建立国家，故又称有熊氏。他以土德为王，土是黄色，所以叫黄帝。黄帝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中最精彩的就要数黄帝与炎帝、蚩尤的战争了。最终黄帝取得了胜利，被各部落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在黄帝时期，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都先行发明，并得到发展，他的功劳为后世所称赞，被誉为华夏的“人文初祖”。
黄帝，有熊国君少典的次子，姓公孙，名轩辕。也有人说姓姬。生于河南省新郑市的轩辕丘，在今河南以新郑为中心，新密、荥阳、登封、禹州等地建立了有熊国。也有一说，生于天水、《史记》说生于寿丘。现在专家研究表明，寿丘要首先排除掉，《史记》原书没有明确的注释，而孔安国强加上去，汉代人孔安国[山东人]是孔子的17代世孙，在当时的社会，大家都对孔子十分崇拜，孔安国也就是给《史记》加注释冒充原书之手笔！当然有不少正确的，但把“黄帝居于轩辕之丘。”注释指出“生于寿丘”，且在鲁东门外（今山东曲阜县东北约六里）是个不小的错误！一直让后人疑惑了好一阵子，后来在一些出土文物中，也验证了这个注释是所加错误！因当时的寿丘根本没有很早的文明出现，而其他的书籍《帝王世纪》、《水经注》、《国语》、《括地志》...都注名了轩辕之丘即新郑也！ 立宫建殿于河南省新密市云岩宫，新郑与禹州之间的始祖山[又叫具茨山]也是其经常活动的地方，葬身一说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一说河南省灵宝市。其母亲为有 姣 氏之女，名附宝。相传，她闭着眼睛看见巨大的闪电围绕着北斗七星中的天枢星，照亮了郊野。附宝因此怀孕，后生黄帝。黄帝 37岁而登天子位，寿年110岁。据《史记 · 五帝本纪》、《帝王世纪》载，黄帝正妻为西陵氏的女儿，名嫘祖，生下昌意和玄嚣。二夫人是方雷氏的女儿，名叫女节，生下青阳。三夫人是彤鱼氏的女儿，生下挥和夷鼓。四夫人嫫母，生下苍林和禺阳。黄帝共有25个儿子，3 个女儿得到姓的只有14人。黄帝未让他的儿子继承帝位，让昌意的儿子高阳（颛顼）继承帝位。颛顼死后，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死后，即其弟勋立是为帝尧。后禅让于虞（名为重华）、禹。黄帝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 貘、虎与炎帝战于逐鹿的阪泉，经三次战役而得胜。蚩尤作乱，不听帝令。黄帝九战九败于蚩尤，率部退守河南省新密市云岩宫，于此立宫建殿，研练兵法。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为将相，与风后研创兵法八阵。而后，黄帝乃征师诸侯，在河北涿鹿战败蚩尤，统一中原。黄帝时期，发明创造繁多。播百谷草木，驯养畜禽。造指南车，以辨方向。征避水患，削木为船。伐木造室，始筑宫殿。其妻嫘祖教民栽桑养蚕，抽丝制衣。臣大挠制定天干地支用来计算年月日，后人称之为“黄帝历”，俗称“黄历”。容成制作盖天（浑天仪），观察天象。仓颉始创象形文字。伶伦作律，荣猿铸钟和五音。与岐伯、雷公探研医药，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制处方，防治疾病，而后传为《黄帝内经》。黄帝和炎帝后代的繁衍，逐渐形成以华夏族为主体，由多民族相融合的中华民族。因而，后人称黄帝为华夏族的始祖，把一切文化制度创立都归功于黄帝，称之为我国的“人文初祖”。《国语·晋语》称：“炎帝以姜水成”。《帝王世纪》等文献， 也有相似的记载。姜水的地望，据《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因此，炎帝氏族部落的主要活动地区应是渭水流域。据《史记·五帝本纪》的《集解》，引皇甫谧曰：“黄帝受国于有熊。”即黄帝为有熊国君。有熊，一般认为即今河南新郑。新郑居中原的中央，所以黄帝氏族部落应以中原地区为其主要活动地区。由此可见，炎黄时代的主要活动地区是渭水流域和中原地区。在这地域内， 目前田野考古发现最早的耜耕农业，是距今约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山西襄汾陶寺的河南龙山文化早期遗址，从现已发掘的近千座墓葬中，能明显地反映出有了一定的礼制。这时的礼制，似乎不像是开始出现，应再向上推至仰韶文化晚期。有较多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认为，陶寺遗址的时代是属传说时代的尧时期。尧之前，为黄帝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五千年左右。这样，炎黄时代是从距今7000、8000年左右至5000年左右，经历了约有1500至3000年之久。炎黄两个氏族部落，也就是古史传说中所称的华夏集团。他们长期在渭河流域、中原地区经营、繁殖、发明、创造，这些成就，必然对其周围地区发生影响。《史记·五帝本纪·赞》：“余尝西至空峒(即今甘肃镇原县境内)，北过涿鹿(即今河北怀来县或涿鹿县)， 东渐于海，南浮江(即长江)、淮(即淮河)矣，至，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因此，徐旭生先生说， 由于黄帝、尧、舜的声望极高，各地的人都愿意拉上他们为同乡，这也反映了黄帝氏族部落的活动范围，是以中原为中心， 向四方扩展。炎帝属于哪一个氏族部落，有着不同的意见。徐旭生先生认为属于华夏集团，而傅斯年、蒙文通两先生都认为属于南方集团，蒙先生更具体地说是南方的江汉民族(即苗蛮集团)。《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 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 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 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关于炎帝的世系，《山海经》与《礼己·祭法》、《左传》相一致的是，都说共工生后土。相异的是，《大戴礼记·帝系》和《史记·楚世家》都说，祝融出于帝颛顼。不论怎样，祝融与长江中游的苗蛮集团有关，当无疑问。关于祝融的世系关系，说他属炎帝一支的传说记载出现的时间较早，可能性较大一些。若此推测不误，那末，祝融到了南方之后，成为南方氏族部落的领导者，他的后裔仍是其领导地位的继承者。祝融“可以说成了南方集团的象征”。祝融的始祖是炎帝，炎帝的声望高，影响大，就以炎帝作为南方集团的人文始祖，是完全可能的。一些专家推测是：炎帝是东夷族比较正统的领袖，蚩尤可能是反对炎帝统治的“叛逆者”，在这种情况下，炎帝只好选择和黄帝与蚩尤当中的一个联合起来对付另一个。大概炎帝比较正统的缘故，最终黄帝被说服与炎帝结盟共同打击蚩尤，然后终于在今河北涿鹿展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有记录的大战“涿鹿之战”。涿鹿之战的结果是，黄帝与炎帝共同战胜了蚩尤。这次大战的又一结果是，黄帝的西戎部族与炎帝的东夷部族开始融合为一个部族，他们占据了中原，即今中国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交汇处周边的区域，这就是早期的华夏族，此时的华夏族尚仅分布于黄河流域。华夏族也以黄帝和炎帝的称号作为名称，因此华夏族自认为炎黄子孙。这是华、夏两大族系的第一次大融合。轩辕黄帝氏族执掌朝政约四百六十年，经历了姬姓轩辕黄帝时代；姬姜姓灵宝有熊黄帝时代；鬼酉姓新郑缙云帝鸿黄帝时代；姬姜姓灵宝有熊黄帝时代；和姬祁姓轩岗汾晋帝轩黄帝时代四个时代，创造了红山文化，大河村仰韶文化，是以征伐统一四方的用兵时代。与炎帝、蚩尤、神农、夸父争战时代是姬姓黄夷氏族时代，到帝芒时始称帝，号黄帝，袭天鼋氏号，名轩辕国，都有熊，地在轩辕丘。在此之前轩辕只是一个方国(地方政权)，而不是统一的中央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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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议论文范文800字1
人生屈指可数不过就是几十年，而这几十年不过也就是短短的一口气，时间不是瓷器，摔碎了有碎片可见，虽然是破损的，但也仍然美丽，即使不美丽，也仍有回忆，那只是流水，过去了，便什么都消逝了。
在记忆中曾经有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思乡之情。也曾经有过“执 手相 看泪眼，竞无语凝噎。”的分别之苦。
但也许，这都不算什么了。所有的记忆都随着流水。一起远去，到无知的天际，守候着灿烂的星空，他看得见你你却看不见他，永远相伴的却又形同陌路。
人生的第一阶段是十五年，这是快乐而又传奇的十五年。你傻傻的一笑，有人说你天真，有人说你可爱。在这无比幼稚而有好奇的十五年，你也许雄心勃勃，带着一些理想甚至是可以说是幻想，缥缈于窄窄的小路间，在家里有关心疼爱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和你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有呵护你的哥哥姐姐，还有可爱而更加幼稚的弟弟妹妹，在家庭的圆盘中你终始是中心，黄金的十五年。
人生的第二阶段是十五年，这是辛苦而又脆弱的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你奔向的是而立之年，青春的梦想，夹杂的是挫折，而这一段路又是狭长的，悬崖就在脚下，落下去容易爬上来难，能走过这独木桥，十六岁的时候遇到的是中考，在这小小的关口上，在很多人眼里是喜马拉雅山，而能不能翻越，珠穆朗玛峰，还是在十九岁，然后你才意识到，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向着大学的门奔波，撞在门槛上，就是点背，出来了，也就解放了，然而等待你的是遥遥无期的事业路，带着青春期脆弱心里的你，在 职场 的大海中翻滚，到了三十岁，能事业初露锋芒的已是幸运，还没来得及高兴，才发现自己已是而立志之年，成家立业，既是父母所愿，又是人论所趋。
人生的第三阶段是十五年，初恋酸奶般的，热恋红酒般的，，可惜会醉，而失恋也是不可避免的，然后是婚姻，这直接决定着你下半生的命运，吵架拌嘴是不可避免的，甜甜密密又是人所追求的，随着一声天籁般的啼哭，你就是为人父母了，为子女操心自然是理所应当，看着他一天天的茁壮成长，你会欣慰得笑，她给你闯祸时，你会生气，她让你伤心时，你又会感到无可奈何，在事业上，你可能是步步高升，也可能是碌碌无功，但只要不是频繁的失业，也是幸运地。
人生的第四阶段是十五年，这十五年，你由中年人变为老年人，或者早已在上个阶段你的双亲离你而去，梦中还味醒时，是孩子外出求学，让你感到异常的孤单，哪怕是在职场上笑看风云的你，也难免有孑然一身的感觉，再加上身体的日渐衰弱，事业的日见走低，朋友的离去。
幸运的你还可能有的五个阶段，古稀之年，若儿女事业有成，你尽可以抱着孙子坐在柳树下的摇椅上，回味人生走过的路，否则，暮年还要为儿女操劳。
但懂得热爱生活的人，你的生活不会用生离死别，喜怒哀乐来形容，那是一勺老汤，味味悠长。
高二议论文范文800字2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十九世纪有两奇人，一个是拿破伦，一个就是海伦·凯勒。”最近，读了一本关于海伦的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心被海伦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折服并深受震撼!
这个 故事 主要讲：海伦?凯勒，在出生后19个月的时候，由于生了一场大病，导致失去了宝贵的听觉和视觉，但她的发声器官没有受损，就是因为接受不到学习和模仿的刺激，所以不会说话，变成了一个五官三残的重度残疾儿。面对这样的不幸，大多数人认为这就是命，命不好又能怪谁?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绝大多数人遇到这样的生命困境时，往往会失去奋斗的精神和勇气，只是不愿意地接受这一切。而海伦?凯勒呢?她一开始，也曾因自己的条件而放弃过，可她又很快振作起来。这位美国女孩，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凭着超人的毅力，不但学会了说话，还学会了五种语言
文字!她一生共度过了八十八个春秋，却熬过了八十七个无声、无语、无光的孤独岁月!
是什么给了她力量，答案是知识。是知识给了她生活的勇气，是知识给了她接受生命挑战的力量，使她能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的光明。是知识使她产生了一种的信仰：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抱持希望，不断奋斗。生命的意义何在，人生的价值何在?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下面的问题：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我将如何使用我的眼睛?想到三天后，太阳再也不会在我的眼前升起，我又将如何度过那宝贵的三天?我又会让我的眼睛停留在何处?
海伦用她艰难却幸福快乐的一生，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她的一生是人类的奇迹，她的自传，使我汗颜，也使我警醒……
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勇敢寓于灵魂之中，而不是一副强壮的躯体。”这正是对海伦的真实写照。海伦凭着一颗坚强的心，最终在逆境中崛起，真是身残志不残。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有着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但自身缺乏毅力。因此，这篇 文章 给我的启示是：
一、要正确地对待困难，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时，不要害怕退缩，而要想方设法地将困难克服，战胜困难的过程也正是自己进步的过程。
二、尽力地完成每一件事。有位名人曾说过：“什么是不容易?不容易是把每天应做的事每天都坚持做。什么是不简单?不简单就是把每件事都做得。”是啊，如果能按上面说的去做确实是十分难。做一件事、坚持一天很容易，坚持二天也很容易，但天天做到却很难。因为这不仅需要恒心，还需要坚韧不拨的毅力。而要把每件事都做到，更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不仅要上述的两点，还要有做事认真仔细的好习惯。如果我们能办到这两点，就能在平时的点点滴滴中得到进步，得到提高。
三、要有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海伦在巨大的打击以及困难面前，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以乐观向上的心态去面对，使自己得到信心。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看完这本书后，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我们是独生子女，从小，爸爸妈妈就把我们看成掌上明珠，整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像个“小皇帝”。稍遇困难、挫折就会一蹶不振，准备放弃。而海伦?凯勒所承受的困难与挫折是我们常人无法忍受的!坚贞不屈、不断进取的精神正是海伦。凯勒所拥有的!
读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才明白，不要老是去抱怨生活的不公平，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应该把更多的情感投入到对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感悟中去，而并非是一往的抱怨。一个人只要胸怀大志，并不懈向着目标努力奋斗，就不会被一些客观条件束缚，你就会拥有无限的力量去实现它!
高二议论文范文800字3
皇帝要建宫殿，召集百将，木匠和石匠暗中竞争，木匠责备小徒弟，小徒弟心中不平，将木匠的尺子弄短了一截，而尺子等工具都是进贡的木材，这样木柱就短了一块，木匠和徒弟都面临杀头的局面。石匠想了办法，在石柱上加了一块东西，石柱凸起一块，将局面挽救。木匠和徒弟不但得以保存性命，并且石匠的这种 方法 形成了一种新的建筑风格。
双羸，不错的字眼;双羸，不错的想法;双羸，不错的结果。
双羸，从字面上看就很让人动心嘛。让两个竞争对手甚至敌对的双方都能接受，都觉得自已已经得利了，难道不是一个天才的想法吗?难道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吗?!
是的，“双羸”绝对是最理想的结果，“双羸”绝对是“敌”、“我”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双羸”绝对是对“敌”、“我”双方的争斗没有产生一个失败者的理想结果!
这么好的“双羸”;这么伟大的“双羸”;这么理想的“双羸”。那我们大家为什么还不跳起来，赶快欢迎“双羸”?去促成“双羸”?去实现“双羸”?
慢着，别太激动了。“双羸”?早着呢!你在现实中看到了多少“双羸”?难道不是吗?!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双羸”的好事因为双方的斤斤计较，就为了自已的一点点蝇头小利而让“双羸”的好事胎死腹中;多么让人遗憾!多么让人可惜!多么让人扼腕长叹啊!难道不是吗?“双羸”是多么遥不可及的梦啊!难道不是吗?“双赢”不过是一个过于“理想化”了的美好愿望而已吗!
所以，要实现“双羸”的美好愿望;让世界、让人类不要有恶意的争斗，少一些纷扰，多一点善意;就需要我们当事双方拿出诚意来，拿出我们的智慧来;所谓“有钱大家赚，有利大伙分”。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多为别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那么，有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解决办法是那么地简单。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所以，我认为“双羸”，要实现“双羸”是对双方诚意、对双方处理问题的智慧的极大考验。我个人认为，“双羸”的智慧也就是两个字“忍让”。
忍让， 说说 容易，做做难啊。你看，现实中有多少人为了一小块地基，甚至是一片瓦，一块瓦争得头破血流，打得死去活来;又有多少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朋友变怨家，兄弟变路人了吗。个人的小社会是这样，国与国，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今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的关系能不能走上“双羸”;能不能从对抗走向对话，创造两岸人民和平美好的未来;真是对海峡两岸政治领袖人物“智慧”的一场大考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在这次欢迎中国国民党连战主席大陆行的行动中已表现出来了，现在就是看台湾领导人有没有让海峡两岸走向“双羸”的诚意了。
所谓的“去中国化”，台湾的“本土化”，“制宪”，“立国”;我看决不是台湾领导人为台湾人民谋什么“福址”。而是台湾领导人为了自已的一已私利，自已的所谓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而不顾二千多万台湾人民前途的大赌博。为什么台湾领导人就不能多想想、多听听台湾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呼声;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已的思考置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高度去想一想问题，为什么总是要往“-”的死路上奔呢?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创造海峡两岸“双羸”的好事呢?究竟是自已没有创造“双羸”的智慧呢?还是没有让海峡两岸人民实现“双羸”的诚意呀?
高二议论文范文800字4
人生百年，几多春秋。向前看，仿佛时间悠悠无边;猛回首，方知生命挥手瞬间。
时间是最平凡的，也是最珍贵的。金钱买不到它，地位留不住它。“时间是构成一个人生命的材料。”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同样，属于一个热闹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它一分一秒，稍纵即逝。
然而，时间是宝贵的。虽然它限制了人们的生命，但人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可充分地利用它。鲁迅先生说过，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小时，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劳的人带来智慧与力量，给懒散的人只能留下一片悔恨。我觉的这句话形象地写出了成功的人，珍惜每分每秒，成就辉煌，而失败的人正因为抱着“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思想得过且过，消磨时间，在他们眼里时间是漫长和无谓的， 而当他们回过头之后，才发现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才发现时间的可贵，可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古往今来，有不少人惋惜：时间易逝，于是长叹曰：“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趱少年”。的确，时间的流速真另人难以估计，无法形容。树枯了，有再青的机会;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回来的时刻;然而，人的生命要是结束了，用完了自己有限的时间，就再也没有复活，挽救的机会了。正如“花有再开日，人无再少年”。时间就这样一步一步，永不返回。而这又正告诫我们莫把宝贵的光阴虚掷，要珍惜时间，爱护生命，利用每分每秒，不要虚耗它。犹如朱自清所说的：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里过去。我觉得时间去的匆匆了，伸出手摭挽时，它又从摭挽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它伶伶俐俐的从我身上跨过，从我的脚边飞去了。当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面叹息，但新来日子的影子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这句话写出了时间无时无刻不在流逝，我们应该好好把握逝去的瞬间。
“未来”“现在”“过去”是时间的步伐：“未来”，犹豫地接近;“现在”，快如飞箭地消失;“过去”，永远地停止。在伟大的宇宙空间，人生仅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长河里，人生仅仅是微小的波浪。珍惜时间吧，它是生命中最可贵的东西。
高二议论文范文800字5
好花盛开，就该近前摘，慎莫待美景难再，否则一瞬间，它就要凋零萎谢，落生尘埃。——莎士比亚
我崇拜刘翔，看他在跑道上奋勇向前，大汗淋漓的向终点冲去。他在追逐，追逐中国人多年的梦想，然而他——实现了。
看，那南归的鸟儿在追逐秋天远去的脚步，它们要在冬天来临之前赶到南方。
看，那含苞待放的花儿在追逐春雨来临的脚步，它们要鼓足劲头在春雨来临是，绽放出生命中最耀眼的光彩。
看，那教室中的学生，他们在追逐时间的脚步，他们在抓紧时间的尾巴，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去学习，去完成自己的梦。
追逐，是一种幸福，或许会大汗淋漓，也或许回牺牲所有。但，追逐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无怨无悔。“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追逐，让我们坚毅的迈开大步向前走。不，是跑，只有跑才能更快的去追逐。虽然中间会遇到刊刻，会遇到艰辛，但只要有勇气，有信心，鼓足自己的劲，就一定能追到。
大自然中的事物都在追逐，它们的脚步都在加速，而我们，如果在不奋起直追，就不会赶上它们的脚步。
那么，幸福是什么?有人会说：互相关爱是一种幸福;能够生活在美满的家庭中是一种幸福。那么我说：“追逐也是一种幸福。”一种精神上的幸福，一种无可替代的幸福。
有人会问：“那追逐的结果会是什么?”
答：“是你心中的向往。”
嘿，快看——
那南归的鸟儿，终于追上秋天远去的脚步，在寒冷到来之前到达了南方。
那含苞待放的花儿，终于追上了春雨来临的脚步，当春雨降临时，绽放出了漂亮的花朵。
而我，坐在教室里，却仍在追逐，追逐那匆匆的时间，心中的那个美丽的彼岸愈追愈近，终有一天会到达那理想的彼岸，那就是追逐的幸福。
迈开大步去追逐，追逐那西下的落日，去追逐那近在眼前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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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言秋日胜春朝_高中优秀议论文范文900字
无意中翻到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几点水纹，几抹残云。一扁舟，一钓叟，除此之外，满卷皆虚空。这叫留白，是中国水墨画中荡开的浓重一笔。全卷只有几处重点物像是细心勾勒的，其余只是略作铺陈，甚至不沾半点墨。全卷意蕴于是从二维纸面伸展成了无限。
留白是与前人的叫板。南宋马远与夏圭，人称马一角、夏半边，尤善留白。而宋前的山水画师，大多是事无巨细，皆一一列举下来。怕是远处草丛中几块石子、几块污秽的牛粪，前人也会一丝不苟的记录下来，装裱以登大雅之堂。布满画纸的山水，自也有它的美，碧水蓝天，枯藤怪石，强烈的视觉冲击，喂饱了千年来中国人的审美。仿照古人的《清明上河图》，一千多人物，雕梁画栋，飞桥屋檐，美、大气。但马远与夏圭，偏不爱这耗尽精力、体力的活儿。再者，前人已留下大量如此详尽的山水，再走这条路，恐怕历史上只会多两个无名的山水画师，却少了“马一角”“夏半边”!
古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乐观与通达，也是个性与创新。自古太多的悲秋怀古，似乎一到秋天，日历一撕下，人的心境也会转凉，尽管那炎热与夏天并无二致。“前人之述备矣!”秋，承载了太多的悲伤情怀，有“天凉好个秋”，也有“物换星移几度秋”“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只有这一声啼鸣，唤起了后世对秋的审美。“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那成排的雁、鹤不同于以往，成了欣欣向荣的象征，成了最美的秋词。这便是“唱反调”“叫板”之美。
有些话，别人也说过，我便不必再附庸风雅;只有别人无话可说时，才是我的主场，我的黄金时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不正是这样的人吗?面对一个妓女，他不似别人一样心怀芥蒂，以别样目光看她，而是在目盲情况下口述了百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这是个性与创新，也是对人性的敬重。同样，韩干，那个画马的宫廷画师，亲身入马厩，与马儿共同生活，不听从老师的劝诫，才成就了《照夜白》。韩干的马，大多腰体肥圆，怒目圆睁，没了以往画师的瘦马，病不啦唧的。鲁迅先生的话犹在身边萦绕，“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了，只有于杂草丛生处辟蹊径，才能避免在他人的康庄大道上流于平庸，才能成为为人记住的开路人，才能成为有个性的个体，才能成为马远、夏圭、陈寅恪和韩干……只愿在不断流淌的长河中，尽管洪流碾过，巨山平偃而下，我却依旧能听到“我言秋日胜春朝”抑或更响亮、更不同于他的啼鸣。
与“虚拟”保持一定距离_社会科学议论文900字
自二战中一台图录机发明，网络遍及全球，虚拟世界一点点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曾以为这些被我们人类所创造的机器只是一个服务于我们的无智的编程，但当谷歌阿尔法狗轻松打败棋王，当在一个被视为人类引以为傲的思维，创新领域被人工智能轻易战胜时，我们不能不正视AI、VR将在未来扮演的角色，当 “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虚拟比真实更真时，我们是否还需要费力区别这两者?
于是便会有人视VR为猛虎洪水，悲观地认为若我们允许虚拟进入、干涉我们的生活，人类便将灭亡，而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虚拟蓬勃发展带来的利处是明显的。VR可以大大降低社会的沟通成本，购物、看病、交流、娱乐的定义都将被改写。想象一下，一些生下来就被认定残废的人们，一些本自以为一生都无法看到光折射下的七彩人间，无法用脚接触泥土的人，在拥有VR后可以再一次认知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残疾，一些因经济原因无法见识世界的人也可借此开阔视界。虚拟是在帮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世界，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虚拟使人更加为“人”。
我从不反对虚拟与生活的结合，但在我们欢喜于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时，我更想提醒，我们不能一味的沉浸于虚拟中，从而被虚拟所奴役。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人终将毁于他所热爱的东西。”一味甚至盲目的赞美虚拟，甚至将虚拟当做全部的人生并以此为平常，人类便将失去他最宝贵的东西——人性及思维创造，若我们完全拥抱这个虚拟构成的新世界，沉迷于虚拟对我们感官上的刺激，我们便会渐渐依赖虚拟，从而成为虚拟的奴隶，甚至走向灭亡。
我们对虚拟保持距离，是因为我们还在乎真假，也许虚拟可以营造真实，但我们无法欺自己的内心。
事实上，虚拟与真实的靠近，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相似，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考虑一个问题，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人”这个事终究与我们创造出来的虚拟有什么区别?人究竟区别于其它的地方在哪里?
我认为，这便是人性，便是人愿超越“人”的思想，如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所言，人之所以为人，便在于人是一个桥梁，人应当被超越，若我们沉迷虚拟，我们便将停滞。我希望，我们应该在VR的帮助下，更好的追求更高的东西，VR为物，应被我所用，也许终有一天我们人类将进化为尼采所预言的“超人”。
虚拟让我们更加成为人，并借此我们应与虚拟保持一定距离，人应超越虚拟、真实。
于无声处听惊雷_有关于创新的议论文1200字
《庄子·齐物论》里风吹万窍，声音各异，有呜咽声，有的像鬼哭狼嚎，也有动听的沉吟，“吹万不同”，可风一停，就没了声音，死气沉沉。这自由的风来得真好。一如自由的说话，别人无话可说处，你依然有话要说，也许是个性的彰显，也许是人来疯，也许是不相信皇帝真穿了新装的质疑，又或者，是创新意识的灵光一现。有多少张牙舞爪的另类，也就有多少“老鱼跳波瘦蛟舞”的诗意，断不可少了这份自由。
别人无话可说，或许后知后觉，不及你聪明。或许是大家畏惧权威，如童话故事里看皇帝的新装，心知肚明，不愿发声，装糊涂。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尤为喜欢沉默为金、韬光养晦。按阿城说法，大概老庄孔孟中的哲学，都是老人做的哲学，我们后人讲究少年老成，与此有关。那么，若为真理而发问，乃至质疑，这种个性的彰显，就是不畏权威，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的执着。但是，若一味为问而问，为说而说，彰显个性，便成了张扬个性，是叛逆，是青春荷尔蒙的旺盛，是刷存在感，标新立异。这样的人，如今多了去，网络上随处可见暴跳如雷的键盘侠。许多讲座提问环节，多有怪异的问题，言之无物，不知所云，却赚足了眼球。 可我们不会因噎废食，依然宽以待之，由他们各抒己见，因为，不把渠道堵死，才会有精彩之语，才有创新之见。
而创新之人，有时也是彰显个性之人。创新意识，有时也闪现在愣头青的张扬里。今日之彰显，是他日的独树一帜;今日之叛逆，是明日的不落窠臼。木心说：“凡是伟大的，都是叛逆的。” 就像黄遵宪写诗：“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他的创新，难免遭人讥讽，可他不在乎。昔日义玄禅师，别人讲的他不这样讲，越发显得他是野狐禅，被骂得扫地出门，好不凄惨。正所谓“一路行遍天下，无人识得，尽皆起谤”。后开临济一宗，法脉延续最久。
当年马云四处游说，描绘网络购物的愿景，也四处碰壁，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歪瓜裂枣的笑话。一以贯之不易，独辟蹊径真难。他们的个性、叛逆，是创新最初的倒影，可是，未能修成正果前，只是另类罢了。 所以，呼唤创新，不妨从尊重个性，甚至尊重一个偏见开始。
钱钟书在《论偏见》里说，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
罗素也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千人一面，时刻保持一种姿态真让人腻味。《红楼梦》里晴雯被撵出贾府，王夫人回贾母似有若无的疑问时，说：“有本事的人难免吊歪。”你看，有本事和吊歪，创新和个性，总是如影随形。那么，何必绷着个脸呢? 可是，我们看见多少中规中矩的标准，扼杀了个性，也扼杀了创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多少有棱角的后生被磨得合乎所谓的规矩，少有创见，没有创新，察言观色，人云亦云。龚自珍诗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这诗现在依旧不会过时。
有人曾批评如今的年轻人暮气沉沉，没有朝气，批评得对，可是，什么环境促使年轻人特有的蓬勃朝气日渐稀薄，更值得商榷。否则，未来的年轻人依旧暮气沉沉。 《一代宗师》有句台词我很喜欢。八卦掌掌门人年事已高，承诺退隐，说：“年轻人要出头，总要给他个机会不是?”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要出头，不妨就给他们个机会吧，彰显个性，锐意创新，由他们造反为王去。
亮剑无声处_优秀议论文700字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一句话很令人回味。“不要在喧嚣处歌吟，否则，你的歌声也将成为那喧嚣的一部分。”细细思索，此言余谓为信然。也许，在众人经过的大道上我们的声音纵使再高亢也无人知晓。
我们惟有亮剑无声处，才能不合大流，唱出自己的旋律。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历来为文人墨客推崇赞赏。然而细想，倘若没有那“前人之述备矣”的走出大流，而仅仅徘徊于“春和景明”“一碧万顷”之泛泛言谈，又怎会有《岳阳楼记》的成功。惟有在众人无声处发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真心慨叹，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方有千年不衰的魅力。且看鲁迅先生那激昂的文字，听听那不朽的声音。
在万众沉默的恐怖气氛中，鲁迅先生第一个喊出了他的心声，亮出了他的思想之剑。“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是他在民族的沉寂中亮出的声音，宛如警钟般唤醒了麻木不仁的世界。亮剑的背后，往往是一颗不拘于时、独立于世的心。
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在今人的耳畔回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声音未曾消逝。别人已说处，自然不必再附和;别人无声处，需要的是我们的亮剑精神!然而，现实中的我们，真的做到亮剑无声处的又有几人?
王开岭先生在《古典之殇》中曾无奈地感慨：“我们唱了一路，却发现无词无句。”喧嚣匆忙的社会中，我们歌咏的究竟是什么?能唱出自己的歌词与心声的，究竟能有几人?社会在发展，但我们不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何不在众人袖手旁观之际打破冷漠的沉寂，用行动诠释自己内心的声音?何不在众人口口声声、模仿作秀的网络世界，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新时代中，亮剑无声处需要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海子那份“众人都要将火熄灭，而我独将此火高高举起”的坚持，抑或是斯巴达克斯为心中的太阳城而挣断绳索的激情。惟有亮剑无声处，方能无愧于己，无愧于心。人生易逝。惟有于众人无声处亮出自己的声音，方能不枉此生。
差别待遇_高三年级差别议论文800字
赞扬与责骂的差别在哪儿?
对于小明来说，是一百分与九十八分间的毫厘。
对于小亮来说，是及格与不及格间的跨越。
看似的差别待遇毫无道理，仔细思索却能悟出其间的合理。
如他人言、人生来不平等，自呱呱坠地时起，每一个生命便是一个独自的个体，有着其属于自身的优劣与价值，生而如此，又怎能以一条统一的刻线，单薄的规矩丈量一个个鲜活而独立的生命呢?
千年前，圣人孔子便提出“因材施教”的主张，弟子三千人，有富可敌国的巨贾，有位极人臣的政客，形形色色不一而是，而孔子，则成为后世称赞景仰的伟大教育家，究其根本，在于其能准确地把握每一位学生的优劣长短，扬其长补其短，因材施教，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别待遇”，才使得每个人都得尽展其能，各得其所。
社会对于每个人，应有不同的要求，正如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既不能缺少轰隆雷鸣的马达，也不能松懈默默无名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可能对于小亮而言，九十分是他永无无法企及的高度，及格便是其尽其所能的结果，若是我们只是用统的标杆来评价不一样的人，那世间将会埋没多少奇能与怪材!
是的，我们社会需要差别待遇!正如航天器的研发需精确到小数点后十多位，而汪洋恣意的书画只求神形俱备即可;正如廉颇以身经百战显赫战绩位列上将，蔺相如以如莲巧舌精巧说辞为上卿;正如舌尖上的中国中一位位能人以食物铺写精致，《我在故官修文物》中一双双巧手以古物刻写精华……各行各业，各得其所，差别待遇而实现整体的共赢!
由此观之，作为肩负向国家与社会输送人才的责任的学校，更应抛弃条条框框，拼弃墨守成规之道，改革创新，因材施教，用一把把不同的刻刀，雕琢出每一个莘莘学子的独特光华，以不同的标准，相同的诚意，培养出各取所长的栋梁之材!差别的待遇，相同的匠心;不同的准则，同样的期许。
我一直坚信，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芳华，每一个存在，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而我，愿养我浩然之气，展我独特风采!
“差别待遇”不差别!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