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的服装与西方融合研究论文
还是多多努力学习吧，既然选择了
近十年来，关于美学学科定位的讨论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包括蒋孔阳、阎国忠等一些美学界的权威人士也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这种表面的学术繁荣背后，人们不难看到美学所处的尴尬处境，一门学科，沦落到要为自己去争一席之位的地步，他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暂时还没有地位。所以，美学依然还是要呐喊，就像妇女解放运动依然还是在进行一样。只不过笔者认为更加亟待呐喊的是美学的研究态度问题，因为只有研究这门学科的人摆正了学习态度，学科的危机感才会自然而然的消除。但是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这种现象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学本身的理论性和思辨性以及其缺乏时效的实用性有关。正如法国学者布尔迪约和帕斯隆所说的:“社会方面的有利与不利因素都对学习过程产生着巨大影响。”[1]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文化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消费者的艺术接受日益休闲化与日常生活化。这些感性诱惑力更大的文化形式当然更容易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另一方面,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们面临着强大的就业竞争压力，可以说，学生们关注得更多的不是美学理论的研究，而是学习这门学科能给自己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利益。在此，笔者从中西方传统思维的差异之一出发，即所谓西方人重“理论”，东方人重“实用”，以及这种差异是如何引领了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并试图以此来端正目前美学学科的学习态度。首先，从自然科学来看。古希腊人不讲实用，有时甚至会为了理论而理论。如我们都很熟悉的芝诺的运动悖论之一：“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当时全希腊跑得最快的人）。这一命题，凡是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或是稍微还有一点常识的人一看便知是错误的，然而，从亚里士多德至今，多少科学家都试图指出芝诺的论证错误，可总是无法彻底驳倒，而它却又总是让人饶有兴趣并锲而不舍的去探究。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其中有“黄金屋”或是“颜如玉”？中国人传统的定向思维可能会不自觉地引领我们去这么思考，可历史告诉我们，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而古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实用。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家就都是实用性的。古代的天、农、医、数四大科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大都来源于实际需要。学科体系也表现为实用知识的堆积，天文学则偏重于用天象去说明封建制度和编写修订历法；数学偏重应用题的解答，《九章算术》实际上是一本应用习题集。只有《黄帝内经》作为理论基础一直指导着中医学的发展，至今未被西医取代，这也正好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理论科学地优越性及其强大的生命力，但凭此势单力薄终究代表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改变不了中国的历史。依然记得当罗马入侵舒拉古时,面对愚昧无知、凶残的罗马士兵，阿基米德的那一声响彻世纪的怒喝：“滚开，别踩坏了我的圆。”我的圆，就是我的生命，是比肉体生命更为珍贵的东西。“也许，中国人爱‘算’和希腊人爱‘图’，这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选择。然而，爱‘算’的中国人最终走上了一条使用技术的道路，而爱‘图’的希腊人走上了一条理论科学地道路，这决不会是偶然。因为，从通常人类的心理来看，爱“算”者必然现实，而爱“图”者更爱幻想。” [2]古希腊人，或者说西方的哲学家、科学家对于理论及其体系的执著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因而，中国没有为了自己坚信的科学理论而献身的布鲁诺，没有倾其所有致力于天文学而最终在贫病交困中去世的开普勒，也没有由于发现了与当时“正统观点”相悖的人体肺循环，而被文火慢慢烤死的塞尔维特……我们有的只是在科举制度下,醉心于科举,埋头于八股,“学而优则仕”的秀才和状元们。因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受到歧视与打击，这种政治社会环境必然造成重道轻器的思维倾向,使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政治实用性的特征。其次，从哲学上来看。哲学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理论，都是作为人而有的生存、生活、处事的态度、观点和追求而存在的。她是表达人生、人性、人的理想追求的自觉理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哲学的基点都在人的生命活动中，二者的差别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却也体现了中西思维的这一差异。西方哲学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探讨“世界是怎样的”，“我是谁”这些问题，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世界的本原到毕达哥拉斯的数即万物，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探讨，西方学者们追究宇宙起源,探索万物本质,诘问人生目的,重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哲理，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而中国传统哲学总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内在联系中去思考社会伦理关系是否正确，即使有时也谈天说地，其目的也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使是提倡“无为”的老子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也只是为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例证,因而从自然现象寻求相应的启示。虽然涉及到不少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但“不过是自然以明人事而已，并非对自然知识的真正研究或总结” [3] 而作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他的哲学则以“仁”、“礼”为中心,“仁”寻求人伦关系规范化,“礼”寻求社会有序化,思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维护人伦关系是为了维护君臣关系和封建专制,最终为了安邦治国政治目的。所以说：“从自然界的起源，进而探究到人类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这恐怕是中国民族思维的主要脉络。”[4]这也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思维实用性特征的一个表现。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中西思维的这一显著差异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一直不曾中断的中国古代史上始终没有出现像西方那种从根本上反对“正统思想” 的文艺复兴。而反而在一直动荡的欧洲，在中世纪后期，西方人接受了来自中国，阿拉伯的东方科学文化，并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的科学，从而开始文艺复兴，建立近代科学。这就是理论的魅力，只是一个的理论猜想就能激发牛顿最终发现经典力学三大定律，而门捷列夫关于元素周期律的理论猜想更是启发了一代代的化学家们发现了更多的化学元素，自然科学是这样发展的，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发展的……最后，我们来看看这种差异是如何淋漓尽致的体现在现代美学上的吧。美学发展到今天，为什么还要在为自己争一席之位而奔波呐喊，笔者看来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思维的实用性所造成的，因为美学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经济社会中实在是缺乏实用价值，他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直接运用于物质生产创造物质财富，也无法像文学那样快速高产从而收获物质财富，因而中国的美学在今天实际上也走上了一条重实用的道路：她虽然无法像心理学那样在医院设一个部门专门解决人的心理问题，但是她却可以在大学的某个学院成立心理学美学，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人的心理；他虽然不能像工业设计那样直接参与设计研究，但是却可以建立一门工业设计美学，专门研究如何使设计更符合美的标准（虽然这是工业设计学科本身就已经涉及的内容）；她虽然不能像服装设计学一样去进行实际的设计操作，却成立了一门服饰美学。类似的还有烹饪美学、教育美学、语言艺术美学、戏剧美学、影视美学、舞蹈美学、音乐美学、园林美学、甚至还有口腔审美学。这些好像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美学学科当然可以证明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时代，人们对“美”的追求已经渗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一个表现。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认为的：“已经没有任何统一的美学或单一的美学。” [5]这样看来美学好像是又迎来了自己的一个黄金时代。然而，作为美学研究者，我们不能被这些琳琅满目的实用性学科蒙蔽了双眼，应该看到，在这么多的美学分类学科后面，始终离不开哲学美学的理论支持，因为美学是一个整体，而这些应用美学则是这个整体的方方面面，如果把美学比喻成一棵树，那么她的这些应用学科就是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一些枝枝杈杈，枝杈是永远离不开她的根的，而根就是我们说的哲学理论。这就是为什么美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和思想仍然是哲学理论著作，因为它深刻的涉及了人类存在的基本价值、结构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让我们来看看20世纪西方是一些什么美学吧：分析美学、试验心理学美学、表现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结构主义美学……哪一个不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在世界文化历史长河中闪耀着自己永不暗淡的光芒呢？我想这应该是口腔审美学永远也做不到的吧。美学是绝对有其理论优越性的。纵观中国美学史上几次变迁，不由得感慨中国美学的苦中作乐、死里逃生。美学经由日本传到中国是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初。王国维是最早弘扬美学的学者，他的美学思想深受康德、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追求欲望必然带来痛苦，要摆脱这种生活之欲带来的痛苦，只有求助于美和艺术。“故艺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6] 蔡元培于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题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讲演。在这以后，一直到1940年逝世，蔡先生不断地写文章，作演讲，大力提倡美育，把 “以美育代宗教”作为自己一生中的重大课题。可以看到，中国美学阵容从诞生之日起是势单力薄的，但是对于美学问题的追问却激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和智慧。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应该说是1949年到1966年之间难得的一场相对自由且较具学术性的讨论，在新中国五十年的学术史上，这次美学讨论是唯一一次较少受政治教条干扰、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的真正的学术性讨论。应当承认，美学虽然在当时的人文学科中是独领风骚的，这是由于当时学术思想空间的逼仄于贫乏，以致很多被视为异端的思想似乎只能借美学来曲折的表达。“当巴人因为一篇《论人情》的小文被批得死去活来时，朱却可以继续在美学中将人性、人情。1979年，他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感问题》径直把人性称为“人类得自然本性”，它与阶级性得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得关系’。这在当时差不多是石破天惊之论。”[7]然而，不管是由于客观的社会原因，还是由于美学学科的独特性，一个不可争的事实是：正是美学，在那个学术思想空间逼仄的时代奇迹般的存活了，并保存了人文学术的不中断。可见，美学从作为一门理论学科上来讲，有他存在的理由，以及其强大的生存能力和广阔的生存空间。不可否认，从哲学出发去研究美学，不会那么直接快速的获取实利，也不可否认，现代生活的花花世界使一些学术研究者失去了对抽象思辨的兴趣，但如果没有学术理论来汲取养料，美学又怎么能茁壮成长、开枝散叶呢？唯一的后果只是在这些应用学科中慢慢湮灭。“文学既然顽固存在着，文艺学的对象就是文学事实、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文艺学可能随着这些事实、问题和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如何变，都不会把文学抛弃掉，而去钟情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8] 这是童庆炳先生为文学理论的呐喊，同样，笔者在此也要为作为美学理论基点的哲学而呐喊，我们今天提倡哲学的主体位置，笔者只是觉得在人类生活日益物质化的现代世界，我们不能一味的谋求学术的实用性，至少暂时不要关注其实利性，那都是研究以后依你的研究成果的成功度来自己实现的，作为美学的学习者更应该看到其哲学理论的强大魅力及其顽强的生命力，适时的端正我们的研究态度。人类需要审美，这也就是为了通过对自我的突破，从而解放出被压抑的深层的情感，使自身的本来面目完整而自由的呈现出来。“审美的真实就是为了让人们看看真实的自我。” [9]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崇尚那如醉如狂的酒神精神，依然追求那内心冥寂、与时而动、与物而化、无所不适的逍遥游。美学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精神家园，她是陶冶人的灵魂，抒发人的性情，美化人的精神生活的圣地。这片圣地给与了我们精神的享受，也同样需要我们去用心守护。
随着国内服装设计 教育 的发展,学院专业教育已经成为连接服装产业和设计人才之间的重要纽带,服装设计人才的培养为我国服装产业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服装设计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谈谈舞台服装设计 》
摘要：本文主要从舞台服装的历史背景开始谈起，舞台服与消费者日常着装不同，舞台服要表现剧本内容，考虑剧情渲染。它不同于生活装也不同于流行时装。舞台服有它独有的特征和舞台审美需要。舞台服装特征是多角度，深层次的。
关键词：舞台 服装 造型 材料 表现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DOI：
1 引言
在古希腊戏剧演出时，演员戴着色彩绚丽的 脸谱 ，穿厚底的靴子，采用标志性图案的衣服和裤子起到夸张人体的效果。观众距舞台很远，也能看清角色。现代戏剧及舞台美术的设计思想不断变革，为写实、非写实的舞台服装设计者开创了各自的广阔天地。
2 舞台服装的内容
舞台服装一般分人物服装、演员服装两大类。舞台服装不同于时装或生活服装。舞台服装有着自身剧情需要。首先就是它的美化效果，其次是时代效果，再次是服务效果。 由此可见，舞台服装是多元化的，需要从事舞台服装设计师深刻领悟，才能设计出广大戏剧 爱好 者喜欢，又符合剧情需要的经典作品。
3 设计舞台服装的的四个要素
我们知道，时装设计师多是依靠个人思维和主观性进行服装造型、色彩变化、面料改造。而舞台服装设计师却要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影响舞台服装设计四个要素：剧本、导演、演员、舞台。
舞台服装设计之前，设计师必须反复阅读剧本，通过揣摩和分析渐渐转化为人物形象，并通过服装语言表现出来。人物信息研究，让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的舞台服装，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准确、深刻表达是对剧本，角色的诠释。好的舞台服装直接关系到一个剧目是否成功。
不同的导演执导下，应有不同的构思。由于导演人生经历不同，受到东西方 文化 影响，审美自然各有千秋，各有喜好。舞台服装设计师应随机应变，适应不同风格的导演。沟通、磨合、聆听，阐述自己的设计理念与表现手法。利用一切技术处理手法，结合导演对剧本的要求，可以造型夸张变形，色彩多样丰富甚至怪诞。新版《红楼梦》的服装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结合导演理念，加入中国戏剧的元素，创造出全新的舞台服装。
演员是舞台表现的灵魂，形象、性格、气质与学识构成了他的个人魅力。舞台服装符合剧情，导演也欣赏，但是未必合适演员的形象特质。服装与演员良好的结合，是舞台服装设计必须思考的问题。杨丽萍《孔雀》舞剧，结合她的纤细形体，加入夸张的色彩，以及舞蹈特有的动物元素，设计出来的舞台服装产生了强烈视觉冲击力，是设计作品的典范。
以“舞台”为标的物的设计，舞台设备、灯光、布幕、音响、演出道具。它们影响着角色的外部形象，没有光的配合，整个演出将会黯然失色，平淡而无味。舞台布景需要灯光来渲染气氛。在2013年cctv 春节 晚会的舞台表现中，加入大量的灯光设计，同时配合情景服装，给了全国人民一个全新的视觉享受。
4 舞台服装设计中材料的运用
服装材料，可以各种全新的面貌出现。柔软型面料可任意塑形，产生的线条柔顺，优美。硬挺爽型面料制作的服装立体丰满，外形膨胀，视觉面积大。光泽型面料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七彩的光芒，炫目灵动。透明型面料质地轻薄而通透，具有优雅而神秘的艺术效果。
打破常规的服装选材，运用人工合成材料。如建筑材料的使用;有石头、木材、金属条、各色玻璃等。包装材料的使用;卡纸、塑料、喷画等。植物材料的使用;新鲜的花朵，风干的花束，植物的根茎，树叶等都是很好的舞台服装选材。对面料进行改造，运用材料的多次缝制粘贴及 刺绣 色彩的搭配，化学腐蚀抽纱烂花改变面料的质感。使面料形成不规则，不对称，不完整的破烂质感，会给观赏者产生意想不到的视觉冲击，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意味。
5 舞台服装设计中解构主义的表现
从结构到解构，是时代发展审美的新趋势。因为它充满个性，富有生机，聚集表现力受到推崇。解构主义是建立在对传统空间结构的怀疑基础上，设计重新分解，完全背离服装人为的穿着理念，变构重建从独立的艺术品的角度去考虑舞台服装设计的理念。毫不犹豫的摧毁传统，以现实感、随意感，以自由的心态，采用扭曲变形，折皱拼接进行混搭。使舞台更具活力，表现更有张力。同时加入建筑、雕塑的空间元素，脱离服装原有的人体工程结构，看似凌乱无形，却充满强烈的生命力。服装体积巨大，外形怪诞的解构主义设计更能在舞台上独树一帜，受到观众的喜爱。
6 舞台服装发展现状及趋势
舞台服装设计的现状，舞台美术设计从简单幕布式搭台布景，到立体化实物化并运用各色幻灯和电子激光，逐渐形成舞台设计的潮流。以往舞台服装单调的款式、过时的色彩、保守的造型，都不能满足现在舞台美术设计的需要。多样性、时尚感的创新意识，融合社会 热点 话题，将娱乐大事件、影视大片等观众关注的内容融入服装设计理念中，对创作意图至关重要。观众能直观的欣赏到更为前沿的流行元素，使舞台服装融入舞台剧中。
目前国外已经有很多著名品牌的企业生产舞台服装。而在中国单独设计生产舞台服装的公司却寥寥无几，大多数为小型工作室制作完成，缺乏系统完善的品牌竞争。我国舞台服装无论是在艺术表现力还是美感上远远不及欧、美、日、韩等国。发展我国的舞台服装设计要结合中国元素。我国由多民族组成，设计素材源源不断，坚持特色文化并可借鉴国际化的理念。总之，舞台服装设计要有超前的设计理念，同时对发展实用类服装起到了导航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将是众多服装设计的风向标。
参考文献：
[1]希弗瑞特.时装设计元素：调研与设计[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
[2]潘健华.舞台服装设计与技术[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3]吕志昌.影视服装设计[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4]马蓉.服装创意与构造 方法 [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 如何进行服装设计 》
穿什么衣服才美?服装设计师有一句 名言 “能烘托你的自然美,又能适当掩盖你的不足的衣服,就是适合你穿的美的款式。”这就告诉我们服装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即要根据每个人的“个性”来设计,选择“得体”的衣服。
一、服装的造型美
服装的整体造型,即服装的轮廓,来源于人体,是外部造型同内部结构有机的结合,它是服装的总体风格。根据现代服装的流行趋势,设计师们在表现人体自然美突出个性追求的基础上,通过夸张修饰,调节服装的肩宽、胸围、腰围、臀围、衣长等,从而形成风格各异的造型效果,通常有以下几种造型风格。
X型,是以人体肩宽,腰细,臀围大的特征,而设计的贴合人体曲线的服装,充分体现女性姿态的自然,这种造型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也是连衣裙的主型,适合理想体型的人穿着。
A型 ,通过分割、修饰肩宽、夸张下摆,整体造型上窄下宽,如由四片、六片或八片上下大裁片衣缝合的喇叭裙。这种造型稳重、端庄、走路时,线条自然变化无穷,给人以飘逸之感,受到青年女士的青睐,适合于臀部较窄的人穿着。
H型,通过放宽腰围,从肩端处直线垂下,具有整洁、利落、轻松随和、自由的感觉。穿着这种造型的连衣裙,走路时,裙身与腰部,臀部若离若现,产生一种朦胧美,韵味顿生,腰围大的人穿着,能掩盖其缺陷。
T型,采取夸张肩部及袖山,然后向臀部方向收拢,装饰上身,简洁下身,增强了挺拔感,使优柔的女性,增添了男子的洒脱,阳刚之俊。
二、服装的形式美
人体有美的,也有不美的,上帝没有给每个人都造成一个理想的身姿,服装美通过形式美的规律来表现人体的自然美,运用比例,均衡,分割,视错等到来弥补体型不匀称的缺陷,使穿着趋近于比例美。
统一与变化,统一与变化是构成形式美的主要规律之一。
统一在服装上主要指型、色、面料相互协调和谐。
变化造成一显著对比的感觉,其特点是生动、活泼、有动感。变化手法很多,常见的有省道的转换与分割,不同原料的搭配利用等。
统一必须适度,否则就会千篇一律,缺乏生气,在变化中求统一,统一中求变化,平中求奇,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服装才有生气。
对称与均衡,有服装设计的过程中,最常用的手法是将对称与均衡综合运用,即能取得稳重、活泼的艺术效果,在对称中变化而产生动感。
视错是指在某种情况下,使人的视觉造成与外界事实不一致的感觉。通过点、线、面的装饰及分割,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一方,突出其长处,遮掩短处,达到趋近于比例美的效果。
旋律,主要指服装各种工艺线和色彩,有规律,有组织节奏变化,引诱目光可以产生旋律感,目光从一方移动到另一方,使造型上有运动效果。
三、款式,色彩与体型的和谐美
面孔,在设计上起着焦点的作用,领子是最易于吸引人们视线的部位,它的造型,直接影响着面孔。
例如,圆脸型的人,不宜穿一字领,圆领或领上有花边的上衣,因为,水平线把注意力吸引致横向,产生宽大的感觉,瘦脸型的人不宜穿领口长而尖的“V”型领,或长驳头西服领。因为这种领型引起的视错,会使人感觉到脸型越加瘦长。又如,身材高瘦的人,要减少直线分割或常有直条的图案,套裙会增加你的宽感,使你体态匀称,倘若上下略有色差,效果更佳。瘦人不宜穿过紧或过松衣服,穿连衣裙最好有腰带,袖子采用泡泡袖,胸部用花边做些修饰,臀围小的人宜穿百褶裙,在圆摆裙,有丰满之感。
胖人的款式要简洁,繁杂多样会显得臃肿,对于横向线条,图案及灯笼袖,蝴蝶领结,领花边,过量的衣褶,都应避免使用,上下身不能使用强烈的对比色,否则,上下身分成两段,显得越加短胖。
为了表现体型,突出个性,选择颜色很有讲究。红黄橙几种有代表性的暖色,有兴奋、热烈、温暖的感觉,它能给人的精神振奋之感,因此,适合于冬季服装。黄色调的服装,皮肤细白的穿着,能产生极好的效果,如果肤色比较粗黑,色感应选择较深沉的土黄色,或黄灰色。深绿、青、紫等到冷色,有沉静,高雅的感觉,适合于夏季服装,绿色调服装,肤色较黄或较黑的人穿着,会产生单调感,而孔雀绿,橄榄绿,暗灰绿则可以广泛用于服装中,青色是希望,智慧的象征,适合我国人民的肤色。
暖色,明快热烈,有扩张之感,冷色,沉着,稳重,有收缩之感,有服装的配色中,要很好了解色彩,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能发生的作用。一般说,深色有收缩感,浅色有膨胀感,体瘦的不宜穿深色和冷色的衣服。反之,体胖的人不宜穿浅色和暖色的衣服。任何肤色穿白色和浅色衣服,效果都比较好,因为它反光,使你的脸更富有色彩,具有生气。
黑、白、灰三处无彩色,在服装中被广泛运用。白色,象征着纯洁,朴素。白色与个性强烈的颜色拼在一起,会显得活泼,年轻与泼辣;黑色,坚实,庄重,黑色服装更有精神,表现出摩登与高雅;灰色,象征着中庸、温和。在服装上与艳丽的色彩配合,既能起到稳定色彩跳耀的效果,又能衬托其色彩,更加漂亮,如灰色常有色彩倾向,显得格外高雅。
四、服装的装饰美
服装造型本身就是一种装饰,它来源于人体,又能改造人体。
省道在造型中具有重要地位,如肩省、腋下省、腰省等,它的作用表现为适应人体曲线变化的需要,同时又可以利用省道的变化,获得造型上的分割效果,起到装饰的作用,这里介绍几种常用的装饰方法:
扎明线,是利用线的粗细和变化,起到装饰效果,它有一种流畅、明快、典雅的感觉。
打褶裥,采用不同褶裥打法,能产生动与静的感觉。如对褶,有一种静止,稳定的感觉,而百褶和飞边,便产生一种动感。褶裥在服装上,不但便于人们活动,而且直接产生富有无穷变化的线,形成不同的扇面,时合时张,富有情趣。
补绣、刺绣,补绣,也叫“贴布绣”,是利用零碎布料拼成各种图案。这种效果,概括简洁、装饰性很强,刺绣的手法很多,不同技巧者有独到之处,采用的面料不同,其效果也不一样。
手绘,在服装上,用不同的涂料,染料手工绘制,多彩用中 国画 的一些技法,如:工笔、写意等,其特点是色泽质朴清淡,浓郁雅丽,浓淡变化无穷,其效果是手工印花和机印无法达到的。
此外还有镶色、镶花边、镶条等到多种手法。现在人们更加注意腰带的装饰性。一套新颖的裙装,系上合适的彩带,使人体外形富有曲线,充满活力,会显得更加窈窕多姿,并能使人体的比例得到调节,倍添美感。
纽扣,它不但有着实用性,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人称它是服装的眼睛,你千万不能忽视其作用。
五、服装的朦胧美和流行美
服装的魅力,表现在似露非露之间,给人以联想,产生一种美感。
在款式的表现上,如直身裙和一些宽松裙装,造型上,从肩端处直线垂下,似乎没有表现出人体的形体美,但随着人体的活动,柔软宽松的衣裙,与肉体若离若现,使形体间接地显露出来,便会产生一种朦胧感,又如旗袍是以人体结构为基础的紧身式,穿着之后,随着人体的起伏形成清晰流畅的曲线,随着活动,使旗袍一张一合。把腿部处理在露与不露之间,显露出的腿部线条,把人的视线移向整个腿部,产生一种特殊的韵味。
服装的流行美,符合了时代的潮流。服装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制衣工业的发展,与人们求新的心理需求而变化,流行着。它也受到世界重大事件的直接影响。
服装变化总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基调。如裙装,这几年流行长裙。过几年又流行短裙,不是紧身,就是宽松。这是因为人们都穿式样近似的衣服,就会产生厌倦心理,为了脱俗,人们就开始寻求另一种式样,一旦这种式样普遍被人们效仿,就会继而流行。
随着社会的变革,妇女要求同男性一样,在社会上奋斗,拼博,追求,表现出男性的某些气质和风度。同样,服装也受到这种影响,女性服装开始追求男性化。
人们使自己爱美的心理得到满足,推动着服装设计周而复始地变化着,流行着,流行美就在这个潮流的和谐之中。
为使你穿的仪表堂堂,更好地体现出女性富有的魅力,让我们怀着美好的心灵,来进行美的探索,美的追求吧!
参考文献
[1]王蕴强,马玖成.色彩・服装与美.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浅谈服装设计风格 》
摘要：本文对服装设计风格先作源头阐述，再结合大师作品对该类设计风格进行分析，试图从文化、艺术角度挖掘服装设计的风格与内涵，并赋予其实用价值。
关键词：设计;风格;服饰
作者简介：黄鼎奇()，男，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J523[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002-2139(2011)-21-0126-01
服装设计风格是指服装设计作品从总体上看，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达到了统一的效果，其外观造型独特、新颖，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纵观世界流行服饰史，服装设计风格可以说多种多样。如：东方风格、古典风格等等。风格经过历史及审美的积淀，具有一定的成熟性，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经典的服装风格将永存。当今服装发展最显著特点就是风格多元化，因此作为现代服装艺术的诠释者，要充分了解各种服装的风格与内涵，这样才能创作出风格独特的作品。
一、东方风格
主体印象：给人以自然、朴素、含蓄的服饰印象。
东方风格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服饰文化为背景的时装主题。东方文化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中国的书法、绘画，日本的书道、浮世绘等艺术形式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就服饰造型形态而言也是非常丰富的，典型的式样有中国的唐装、旗袍，日本的和服，印度的沙丽等。如：日本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是一位具有东方情愫的服装艺术大师，他的设计充满东方的禅意，张扬着鲜明的日本民族精神，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之精髓，尽情抒发玄奥的东方文化的神奇魅力。
二、古希腊风格
主体印象：给人以简朴、单纯及优雅之感。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也是欧洲古典服饰风格的源头。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不仅在建筑、雕塑、哲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同时也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服装式样，其造型优雅轻松、和谐自然，没有丝毫的奢华和矫饰，被世人称为是古典造型完美的典范。进入21世纪，人类开始对生态环保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古希腊服装自然的造型、披挂的方式、流动的线条、单纯的色彩正吻合了人们渴望返朴归真的心理需求。如：法国时装设计师玛德琳•维奥内特被称为是“设计师中的设计师”。她的设计具有古希腊风格特点，注重雕塑感，反对紧身衣等填充，体现女性自然身体曲线，松弛、浪漫和优雅。
三、巴洛克风格
主体印象：给人以夸张、浪漫、高雅、奢华之感。
巴洛克艺术产生于16世纪下半期，盛期是17世纪。巴洛克彻底打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特点，在艺术形式上追求享乐主义思想，突出浓重的宗教色彩，强调新奇特和极具运动变化的戏剧感。在服装方面主要是指17世纪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宫廷服饰，造型宏伟华丽、色彩绚丽夸张。如：黎巴嫩时装设计师祖海•慕拉是黎巴嫩时装设计军团的领军人物，典雅奢华的巴洛克宫廷风格形式是他的标志之一。他的设计风格特点是剪裁简洁、线条柔美，面料和辅料集尽奢华，造型上追求极致的完美。
四、罗可可风格
主体印象：给人以纤巧、精美、浮华、繁琐之感。
罗可可(Rococo)反映了十八世纪法国路易十五时代宫廷贵族的恣情享乐生活方式。它是巴洛克时期式样的延续，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巴洛克服装雄健、奔放，罗可可服装艳丽、优雅。在造型上两者都强调女性的优美曲线，追求装饰及光影的变化，在表现题材上除了有花草、果实、波浪等外还加入了罗马和东方装饰形式。如：法国时装设计师克里斯汀•拉克鲁瓦被时装界称为是“调色大师”。他的时装秀向来都是一场华丽的视觉盛宴，精美的刺绣、丰富的色彩、闪亮的配饰及华丽的蕾丝极具罗可可古感风貌。
五、未来派风格
主体印象：前卫、时髦，体现了浩瀚宇宙神秘之感。
50年代以来人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宇宙太空的探索，人类从最初的能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到阿姆斯特朗等人登月成功，直至今日人类能够乘坐航天飞机前往太空旅游，实现了人类遨游太空的梦想。因此未来太空服饰热潮多年来持续不断，许多表现未来主题的艺术流派也应运而生。在服装造型上，这类主题的作品具有构筑式硬质材料拼接和几何学直线运用的设计特征，彻底否定了传统造型的构成方式，强调简练的设计语言，材料运用比较丰富。
如：英国时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克奎恩的设计理念匠心独具，在面料的选择上常用许多新奇的高科技面料。他的未来派时装设计给人以独特的视觉享受，仿佛置身于宇宙星际之间，令人惊异难忘。
六、朋克风格
主体印象：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刺激的、恶俗的前卫服饰倾向。
朋克(Punk)最初是指一种摇滚乐，诞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并且很快在英美两国得到了蔓延。当时由于二战后上世纪工业危机，社会下层年轻人对生活现状不满，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他们用自己特立独行的装束风格彰显自己，提倡“性和颠覆”表明与主流文化的不同，最终形成了朋克风格。朋克服装风格在设计上，多以异国、异教服饰为设计元素，强调奇特和个性。在装束上不拘一格，如：有废旧的垃圾、金属、骨质品等，在图案的选择上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如：人骨头、蟒蛇、毒蝎等，在发型上也很怪异，如：常见形式有光头、染发、纹身等。
如：英国时装设计师维维安.维斯特伍德被时装界称为“朋克之母”。她设计的服装具有强烈的后现代反叛精神和独特的创新意识。她颇能掌握时代精神，将叛逆的元素融入作品之中。她极强敏锐的洞察力和敢于突破传统陈规的胆识，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方式和着装方式。
七、解构主义风格
主体印象：给人一种反对称、反完整以及打破原有成规的服饰印象。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可理解为有分解与构成结构的含义。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由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所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波及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建筑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在服装设计领域解构主义风格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80年代开始传播。特点是把原有服饰结构进行破坏和重组。在造型上避免出现常规完整的对称形式，结构后的结果体现了服饰疏松零散、支离破碎、变化层出、耳目一新的效果。
如：比利时时装设计师马丁•马吉拉被时装界称为解构怪才，“解构主义大师”。他一向以解构及重组衣服的技术而闻名，他锐利的目光能看透衣服的构造及布料的特性。他的每件作品背后都隐藏着无穷无尽的 想象力 。
参考文献：
[1]21世纪国际时尚品牌礼服，主编：华梅，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北京，。
[2]时装设计艺术，主编：刘小刚，中国纺织大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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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戏剧人物服装艺术历史悠久，艺术积淀丰厚，是戏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剧目演出主要参与者，在二度创作中与导演、舞美、灯光、演员、道具、化妆等部门共同完成剧目的创作演出任务。戏剧服装有传统戏服和现代戏服之分，我市儿童艺术剧院还有卡通剧和儿童剧之分。戏剧服装设计坚持继承传统与创新的有机融合很重要。一个戏剧服装设计者，需要对生活有深远的认识，对艺术有丰富的修养，对形象有独特的追求。作为戏剧服装设计者，分析剧本是当务之急，犹如军官指挥作战首先要研究作战方案一样。我认为首先是分析时代背景，二是分析人物形象，三是分析主题思想和分析矛盾冲击。分析时代背景是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正确地理解时代风情。分析人物形象是服装设计者应格外重视的环节，给人物分类和定性，把握住人物这个要领，才能选定符合人物的服装来。主题是作品的灵魂，主题思想是作品的灵魂的意义（综合艺术的部分）都必须为主题服务，服装也不例外，掌握戏剧矛盾冲突可以恰如其分地通过表现剧中人物的国度、民族、身份、年龄、性格以及剧中特定的时代、地域、季节等。如我院的儿童剧和卡通剧也是有一定差异的，儿童剧要在服装上、生活化、现代化一些，卡通剧在服装上要夸张一些，按戏剧所独有的艺术加工方法，提炼生活、超越生活，创作出能为戏剧人物传神抒情的艺术化服装。实际上戏剧服装已经成了一种表演工具与表演艺术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它必须同舞台其它部门相互协调才能获得完整的艺术效果。人物的年龄、身份、职业等特点，一般都是通过服装来表现的。服装只有通过演员才能在舞台上完美展示。没有舞台灯光，就不可能渲染情节，烘托气氛，因此一台好戏没有编、导、演、舞美、灯光和服装等部门整体构思，通力合作，是不会成为一部完善的艺术精品的。旧衣服未必不如新衣服，旧衣服由于穿了一段时间，衣料不再支楞了，穿在身上自然随和了；新衣服上可能加了一些流行的因素，可能是多了一些华丽的亮片，下摆加了浪漫的流苏，领子或袖口镶上精致的飞边，载剪却不一定合身，也不一定适合穿者的气质。在艺术创作空前繁荣的今天，传统艺术还能仅仅停留在昔日的辉煌中吗?人们渴望富有新意的传统艺术创新作品所带来的心灵震撼。传统艺术作品的创新在一些方面也如同旧衣的翻新，如不考虑艺术的形式风格，只是一味地求新求洋，生搬硬套某种艺术语言符号，势必会丢掉这种艺术原有的韵味和特色，这样的艺术创新的结果只会造成艺术风格的雷同。旧衣服肯定不那么时尚，可是由于它是量身订做，样式美观大方，风格独特，偶尔拿出来穿一穿，还是很舒适自然的。如果有心稍加改动，很可能再次领导时尚潮流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能被称之为艺术，它的存在肯定不是偶然的，通常都是历经成百上千年的变化，历经坎坷，承载着历史，不断吐旧纳新的结果。从这一点来说，艺术本身并没有新旧之分。艺术是历史发展的过程，艺术的发展进步靠的是艺术作品的发展进步。优秀的艺术形式如果不进行作品的创新，就会成为一件旧衣服，人们会偶尔拿出来穿一穿，再后来就会束之高阁。就像我国的一些传统手工艺，做出来的东西是很好，可是由于制作速度慢，浪费人力，样式过于守旧，青睐它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以至很多手艺现在已经失传，可见传统艺术要有创新作品。我想起了几年前赵丽蓉与巩汉林合演的小品《如此包装》，相信大家都有印象，讲一位老评戏演员与一个演出公司签定评戏演出合同。演出公司为了迎合一部分观众口味，盲目赶时髦，对评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装，结果是把传统的评戏改的面目全非，令人啼笑皆非。传统艺术要创新，关键是如何创新。现在的一些艺术创新太过于表面化，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对传统艺术认识不足；二是市场经济下一味追求标新立异的炒作。有一段时间，在书法艺术创作上出现了一种潮流，即把书法和抽象的色彩、图象结合起来。在外行人眼里看来，这样的书法作品挺有视觉冲击力的，比单纯的白纸黑字强多了，引得一些对书法艺术一知半解的人争先效仿。可是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色彩和图形的添加不能造成书法艺术质量的提高；还有在最近的一些演出中常看见一些腰间挂着二胡等民乐器边跳边拉边唱的情景，一改一般民乐演奏原地坐着的形式，的确让人感觉很新鲜。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把乐器和形体结合起来，搞舞乐，只能是适合一些特定的节目，而对演奏的本质所在——声音的质量、情感的表达、音调的准确等方面的贡献是谈不上的，不能说是对民族乐器演奏的改良创新。历史上对艺术的改良创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秦朝统一六国文字，促进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民族的融合；马远、夏圭都是南宋山水画家，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善于在章法上大胆取舍剪裁，描绘山之一角水之一涯的局部，马夏山水突破全景程式而画边角之景，被称为“马一角”、“夏半边”。这是对艺术的高度提炼，把富有感情色彩的景物加以突出，使画面情景交融，富有浓郁诗意，是对传统山水画的发展和丰富；由鲁迅先生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白话文写作的先河。这些文化艺术上的创新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丰碑，而那些敷衍于世上，投人所好的作品繁华过后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用衣服同艺术打比喻，或许不够准确，但的确有几分相像。穿衣不一定要赶时髦，适合自己才最重要。可是很多人却觉得衣服不时髦就没有穿着的自信。也不管风格统不统一，颜色是否和谐，是否对穿者的体形起到扬长避短的作用，只要是流行的，穿在自己身上就一定漂亮。由此可见，只是单方面提高服装设计师的水平是不够的，还要提高穿者自身的修养。对于传统艺术，如果只是单方面强调提高艺术从业人员的水平，强调改革创新也是片面的。我们在不断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多一些创新的同时，还要扩大传统艺术的观众群，提高观众群的艺术修养。先从娃娃抓起，将传统艺术的学习普及化，让孩子稚嫩的笔下除了圣斗士天使，变形金刚之外，多一些中国的英雄；再在大学的课堂里开一些艺术选修课，可以开设戏曲艺术的赏析课，了解不同角色化妆的变化，戏服上的学问，唱腔的欣赏，主要演员的成长历程和主要作品；还可以开设民乐欣赏、民间美术欣赏、书法艺术欣赏课，欣赏的同时，还可以实践，让更多的人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总体来讲服装造型设计主要帮助演员完成剧中人物外部形象，赋予符合角色，并为角色传神抒情的戏剧服装。这就要求服装设计师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认识生活、美化生活的概括力，才能塑出典型的舞台艺术人物形象。
豫剧戏服纹样研究论文
像波浪的那个叫“蟒水”，只有蟒袍上才有。按具体形状的不同，分为弯立水、直立水、立卧三江水、立卧五江水、全卧水五种。不同的蟒袍秀有不同的蟒水，具体使用何种蟒水，要根据人物的类型而定。
会有不同的设计，代表的文化不同，还会有不同的图案，戏服方面的搭配不同，还会有不同的颜色，戏服的定位不同，会有不同的内涵。
豫剧的历史比京剧要悠久一些 京剧后期发展形成的 也借鉴了豫剧的很多元素 在服装上应该差别不算太大 但京剧因为主要在北京发展 和清宫皇族的渊源较多 所以京剧的服装更加大气和华丽 还借鉴了许多满族旗服的特点 京剧的水袖比较多 豫剧的这个特点不明显 至于化妆的细微之处也有不同 不同戏种 同一人物 的脸谱 化妆都有差异的
秦腔的戏服一般都是颜色非常鲜艳的因为这样可以这样人物角色在舞台上显得华丽，秦腔秦腔的头戴金是三块瓦包布，这样显示出独具一格的文化特色，也非常具有生活特色；相比较秦腔的戏服，豫剧的幸福会比较简单接近现实，衣服都是类似一件短衣服，裤子还有裙子给人一种很简单朴素的感觉。
有关戏剧与研究的论文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导语：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下面是我分享的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欢迎阅读!
一、题目背景和意义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间的异同,是常挂于影视圈口头的一个话题,但如何从理论层面予以剖析,既看到相互的"近亲性",又看到彼此的"殊异性";既要继承和借鉴戏剧表演诸多原理,又不至于混同对方和迷失自我;特别是在不少艺术院校设置"影视表演专业"的今天,其普遍意义是深远的。
影视的产生对戏剧表演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技术的产生，灯光、道具的发展都对传统的表演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表演的范畴扩大，类型更加复杂化。媒体从单项向多项化的视听发展，戏剧表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舞台上，剧场里，而是在向外扩大。传统的剧场表演，演员和观众的都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空间距离，因此剧场里有座位，而影视观赏基本没这个问题，近镜头、特写镜头甚至已经排除了化妆、脸谱的必要性。事实上，影视表演是脱胎于戏剧表演的一种表演样式,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影视表演一经确立,就逐渐培育、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性及由此形成的美学原则又对影视表演自身的创作方式、记录方式及展现方式产生了许多制约与整合。作为影视演员,自觉认识和主动把握这些特征,会使自己的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戏剧与影视艺术在本质上讲，都是演员利用自身作为创作材料，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主题思想的一门艺术。戏剧与影视艺术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从表演艺术本身来看，戏剧与影视的表演方式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这也是由各自的艺术特性决定的。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同属表演艺术，在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和表演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这决定了戏剧演员与影视演员可以相互流通人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秀“两栖演员”或说“三栖演员”。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它们受到电影、电视剧、戏剧各自不同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原则的制约。表演艺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派)、布莱希特(布派)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梅派)三大体系，这在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然而，从表演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三大演剧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氏体系。斯氏体系第一次使戏剧表演艺术从演员的培养到舞台的实践都有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影响遍及全世界。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是两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在艺术表现的手段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艺术本质上是同一的。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马丁•艾思林在谈到戏剧与电影电视时所言，“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戏剧的全部表达技巧所由产生的感受和领悟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因此，首先必须认识到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具言之，即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自我与角色的统一性问题上是相同的，都需要演员在表演创作中完成从自我走向角色的过程。其次，在表现手段和方式上，影视表演确有其独特之处，比如表演的非连贯性、无法与观众实时沟通、语言、情绪、形体表现的分寸感等问题，都与传统的戏剧表演的方式有所不同。
三、主要内容与待解决的问题
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并努力探寻出实现“全方位解放”(“有机天性”、“自然个性”和“创作个性”)的有效途径。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创作原理、角色塑造、方式方法、分寸拿捏和时空关系中体现出的亲近性与殊异性，区别戏剧表演的“变形”与影视表演的“自然”、戏剧表演的“连贯性”与影视表演的'“问断性”、戏剧表演的“有反馈”与影视表演的“无反馈”，以及如何更好的展开演员的二度创作。
本论文课题以研究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中的角色创作艺术为目的，达到演员对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帮助演员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掌握表演技巧，从而进一步细化产生的。
四、设计方法与实施方案
(1)运用文献法，查阅和搜集国内外戏剧与影视表演艺术的有关文献资料，这是写好综述的基础信息。通过文摘、专业教程、讲座、索引期刊等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以及采用互联网搜索等方法，系统的了解本课题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2)采用经验总结法。通过调查本学院学生日常在专业上的实践经验，以及研究演员在创作角色时的理论成果与实践创作，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适时进行对演员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
本论文准备从以下提纲中来进行具体研究和实施撰写：
绪论
1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简介
影视表演的基本概念
戏剧表演的基本概念
2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共性
两种形式的表演在自我准备方面的一致性
两种表演形式创作原理与技巧的亲密性
两种表演形式对于假定与行动的相同性
两种表演形式在创造角色性格过程中体验的相似性
两种表演形式在体验中的下意识与控制的同等性
3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差异
无序的影视表演与连贯的戏剧表演
摄像机的运用对两种表演的影响
导演和演员在两种表演中存在的方式和地位不同
两种表演形式对于时空关系的差异 结论
五、参考文献
[1]《演员自我修养》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
[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9月版)
[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演中》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4]《表演心理学》作者：李锦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
[5]《斯氏体系精华》作者：(苏)玛 阿 费烈齐阿诺娃 中国电影出版社
[6]《影视表演学基础——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作者：苏彭成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7]《表演技巧》[中译文]作者：胡博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8]《布莱希特论戏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9]《电影表演探索》作者：白杨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
[10]《戏剧表演学》作者：胡导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
[11]《影视戏剧表演技巧与训练》作者：胡敏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表演创作论》作者：郭薄澜 李佛华 李永军 中国戏剧出版社
[13]《电影戏剧中的表演艺术》作者：齐士龙 中国电影出版社
[14]《表演学》作者：(美)贝拉·伊特金 华夏出版社
[15]《黄会林影视戏剧艺术论集》作者：黄会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艺术鉴赏影视戏剧》作者：朱典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戏剧表演基础作》作者：梁伯龙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8]《表演艺术教程》作者：林洪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19]《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表演解读》作者：崔新琴 霍璇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戏剧表演基础》作者：梁伯龙 李月 文化艺术出版社
有关戏剧与研究的论文的题目
挣扎与禁锢——论曹禺笔下女性人物心理冲突的悲剧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论文的题目基本就是这篇论文的观点的总和~最终怎么定~还是要看你的立论了~再有~你所说的这么题目有些宽泛~不如就其一点一人~去深入剖析~当然还要看你是那个系的~老师如何要求了~
1、以人为本的个性化教育--浅谈高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教学改革2、反思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3、传统戏剧在师范院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教学中的定位4、漫谈我国高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5、拨开"烟雾弹"--戏剧学与戏剧影视文学辨析6、一种戏剧影视文学教学参展架7、非艺术院校戏剧影视文学本科办学的问题与建议8、非中心地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研究9、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实践性课程学习评价改革的探索10、戏剧影视文学的特点与欣赏11、艺术升级背景下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拓展型教改探索12、娱乐由你制造--戏剧影视文学专业13、武汉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优秀剧作选14、戏剧影视文学与文化产业管理15、用心灵敲开音乐殿堂的大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音乐欣赏课(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桃花扇戏剧研究方法论文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的内容是藉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通过画家杨文骢表示愿代出资促成侯、李的结合。李香君怒斥马、阮，侯方域受到李的激励，亦对此事加以拒绝。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军移食南京，朝野震动，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诬以私通和做内应的罪名，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迎立福王，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准备强逼李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时，血溅侯方域所赠的宫扇。杨文骢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李香君遂将桃花扇寄与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於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共约出家。孔尚任企图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描写明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孔尚任采摭的史实，始於明崇祯十六年(1643)，终於清顺治二年(1645)，以清代统治者徵求山林隐逸作结。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破居庸，进昌平，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接著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李自成腹背受敌，在北京仅居一月有余，便被迫离去。《桃花扇》在第二十六出《赚将》之前，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逃亡江南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弘光。不久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由崧被俘。《桃花扇》正是要从这段史实中揭示出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於何人？败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桃花扇小引》)。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明确指出：权奸“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导致了南明的覆亡。基於这样的认识，他对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政治的腐败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和相当深刻的揭露。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半壁山河已是不存，昏聩的弘光帝却一意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第二十五出《选优》描写了他在清兵南下时，关心的仍是“享帝王之尊”，“有声色之奉”。至於作者著力批判的人物马士英，他在亡国大难临头之日，想到的仍是“一队娇娆，十车细软”；阮大铖更是卖官鬻爵，倒行逆施。“幸遇国家多敌，正是我辈得意之秋”，则是他们的心灵写照。当朝权臣如此，掌握重兵、赖以保卫疆土的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也是“国仇犹可恕，私怨最难消”，一味争夺地盘，相互残杀。总兵许定国在清军兵临城下时，杀了高杰，带领清兵连夜南下，争“下江南第一功”。就连坐镇武汉的左良玉，也藉剿檄奸臣为名，领兵东下，致使江北淮扬千里营空，清兵乘虚而入，直捣江南，最后导致了南明王朝的覆亡。《桃花扇》用艺术的手段十分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政治上黑暗、腐败，已是千疮百孔，无可救药。虽有史可法这样的贤明正直的官员，也是孤忠无助，只能困守扬州，束手无策。正像《拜坛》一出的眉批所说的:“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桃花扇》首先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来揭示南明王朝覆亡悲剧的原因，这一点是写得非常深刻的。作品在痛斥阉党权奸的同时，热情歌颂了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卞玉京等下层人物。女主角李香君的形像，塑造得更是光彩照人。作为秦淮名妓的李香君，处在受人歧视和凌辱的社会地位。然而她有胆识，有政治远见。《骂筵》一折，不畏强暴，当著马士英、阮大铖的面直言詈骂:“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乾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老艺人柳敬亭、苏昆生关心国家安危，不惜出生入死。《修札》、《投辕》中的柳敬亭机智、勇敢，为挽救危急的局势，前去下书，终於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内讧。对《桃花扇》里的男主角复社文人侯方域，孔尚任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支持明末东林复社文人的政治主张，同情侯方域的遭遇，指斥魏阉余孽对他的迫害。同时，也写出了他性格中软弱动摇的一面，对复社文人的“调嘴文章，当不得厮杀”，以及留恋征歌选舞等，亦有微讽。孔尚任截取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覆亡的这段历史作为创作题材，描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凡例》)，“藉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先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清兵南下时的扬州之战。史可法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统率四镇、开府扬州。他忠於明王朝，耿介正直，决心保住扬州。然而只剩3000残兵，不可能挽回败局，最后沉江而死。《誓师》、《沉江》等出主要描写了他的保卫扬州的事迹。这些场面出现在明亡后仅仅50年的舞台上，观众中又不乏明朝的“故臣遗老”，必然在感情上引起强烈的共鸣，唤起他们的亡国之痛。因此，《桃花扇》所抒发的这种兴亡之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人们在思想上以极大的震荡。由於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还不能全面地历史地揭示出南明亡国的本质原因。他对明末农民起义军采取敌视态度，在《总批》里说:“明朝之亡，亡於流寇也”；在闰二十出《闲话》中又藉剧中人物之口，说清兵进关是“替明朝报了大仇”，对清统治者作了歌颂。剧末的《栖真》、《入道》两出，也包含著难言之隐。《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人物形像的塑造 《桃花扇》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像，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艺人妓女，不下二、三十个。作者在《桃花扇纲领》中曾把所有人物，分为左、右、奇、偶、经五部。其中有主有次，有褒有贬。在孔尚任的笔下，人物虽在一部，但性格各异，互不雷同。例如马士英、阮大铖同为魏阉余党，彼此又有差异。马士英有权有势，喜欢受到别人的趋奉，贪鄙而无才略。阮大铖则狡诈、阴险，善於出谋划策。孔尚任既写出了他们结党营私、荒淫腐朽的共同特徵，又把握住他们之间性格、面貌不同的分寸。又如柳敬亭、苏昆生，他们同是江湖艺人，却有著不同的个性，一个机智、诙谐而锋芒毕露，一个憨厚而含蓄。《桃花扇》中写了许多同类的人物，在相同之中写出了不同，使他们大都具有毫不重复的个性特徵。作为妓女，李香君和李贞丽、卞玉京、郑妥娘等大有区别。作为武将，左良玉和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田雄等相比，形像更为鲜明。李香君是《桃花扇》的女主角，她色艺非凡，稳重中稍觉矜持。她的老师苏昆生，耻於与权奸为伍，离开阮大铖门下，给她后来的重气节、有政治远见的性格特点作了铺垫。她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理想，她和侯方域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憎恨魏阉余孽这一共同的政治态度上。《传歌》、《眠香》等出把她推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漩涡。《却奁》一出，刻画了她的反抗性格，使她在政治上放射出新的异彩，突出了她性格中刚烈的一面。当她知道这些妆奁出自阮大铖之手时，愤怒地朝侯方域说:“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於何等也？”於是她拔簪脱衫，唱出了“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此时的李香君不但成了侯方域的“畏友”，也同时赢得了复社文人的尊敬。她一直坚守反对权奸、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立场，表现出不为利诱、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她对侯方域的爱情，更多地出於她的政治态度。在李香君的形像上，坚贞的爱情和反对权奸的政治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李香君的经历中，爱情的不幸遭遇和国家的覆亡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桃花扇》摆脱了一般才子佳人戏剧的俗套，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桃花扇》中的某些人物，孔尚任力求写出他们的性格的多面性，把他们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塑造，并使他们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维持有机的关联，成为剧中不可或缺的登场人物。杨文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能诗会画，风流自赏，游离於复社文人和阮大铖之间。他和侯方域、秦淮名妓李贞丽有交往；又是马士英的亲戚、阮大铖的盟弟。他促成侯方域、李香君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却奁》之后，他对李香君有所不满，但在危及侯、李生命的严重关头，又出力保护他们。孔尚任写出了杨文骢性格的各个侧面，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像。同样的例子还有李贞丽。《桃花扇》对於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写法。在正面人物形像中，写柳敬亭，笔酣墨饱，点染成趣，处处有戏，富有传奇性；写李香君，纯用工细的白描手法，不追求离奇的情节，深刻地挖掘她的内心世界，并在重要的关目上突出地刻画她的性格。这写法的不同，实际上也正反映了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对反面人物形像，如马士英、阮大铖，则更多地采用夸张的手法，并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揭露他们的丑恶本质。结构 《桃花扇》所反映的明末社会生活极为广阔复杂。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作为贯串全剧的中心线索，细针密线，连环相牵，互相生发。侯方域一线连结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等朝臣和秦淮水榭诸色艺人。先写侯、李的定情，复社文人和阮大铖的斗争；再写侯、李由合而离，插入左良玉引兵东下，侯方域修札，柳敬亭投辕。侯方域因权奸迫害，投奔史可法。两条线索，南北交插，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最后，侯、李在江山换主的情况下，由离而合。虽情节起伏多变，却在结构上浑然一体，不枝不蔓。全剧能在纷繁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头绪中组织得这样完整、严谨，可以看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孔尚任在剧中还特意渲染了一柄宫扇，从侯方域赠扇订盟开始，直到张道士裂扇掷地，这个重要的道具绾合了全剧许多重要的情节。一把平凡的扇子包含著不平凡的意义。它象徵著两个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兴亡。正象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所指出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於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把桃花扇放置在戏曲结构组织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上，并用它来作为剧本的题名，“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这表现了孔尚任在艺术上的匠心。曲词和宾白 《桃花扇》善於通过曲词和宾白刻画人物的性格。例如侯方域、柳敬亭分别在第1出《听稗》、第 11 出《投辕》上场时所唱的曲词都很切合人物声口。全剧曲词和宾白的安排匀称合度。对它们的不同作用，有严格的区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藉词曲以咏之。”(《桃花扇‧凡例》)至於交代情节，说明事实，则用宾白。长出只填八曲，短出或六或四曲，比较适合舞台演唱的要求。上本末出《闲话》全用宾白，下本首出《孤吟》全用曲词，不受定例所限，表现了创新的精神。《桃花扇》一般能随著剧情的变化而使用不同风格的曲词。《传歌》、《访翠》、《眠香》等出，写儿女风情，许多曲词都保持著秀艳温柔的情调。《哭主》、《誓师》、《沉江》等出，写政治大事，许多曲词又具有慷慨激昂的特色。曲词流畅，词意明亮，基本上摆脱了艰涩的弊病。宾白抑扬铿锵，语句整练。但因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对吸取和提炼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注意不够，因而在语言的运用上显得典雅有余，当行不足，工整有余，生动不足。《桃花扇》脱稿后，即风行一时。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由金斗班在北京首演。孔尚任罢官后，《桃花扇》仍在南北各地盛演不衰。在康熙年间的剧坛上，孔尚任和《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升齐名，时人称为“南洪北孔”。孔尚任的友人顾彩曾把《桃花扇》改写为《南桃花扇》，变更结局，使生旦当场团圆，侯方域携李香君北归。后来，《桃花扇》又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以及京剧、桂剧、越剧、扬剧、评剧等。原始著作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桃花扇》通过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王朝旋立旋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表达了通过戏剧形式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的创作意旨。通过戏剧艺术再现南明历史，让人感受到在历史的、政治的巨大变化之中，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个人的命运是不能自己主宰的。《桃花扇》的社会意义：《桃花扇》以勇敢的写实精神，将爱情置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变迁之中，以悲剧结局，体现了“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引发人们在进行历史审视的同时，对现实和未来产生深沉的思考。这正是《桃花扇》具有深厚的思想价值所在，也是它产生隽永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全剧只有30名出场演员，作者将其分为“色部”、“气部”和“总部”。色部是贯穿全剧表现“离合之情”故事主要情节的人物，又分为以男主角侯方域为首的及其周围人物的“左部”和以女主角李香君为首的及其周围人物的“右部”，共16人。气部是表现背景历史“兴亡之感”的人物，又分为以史可法为首的忠臣的“奇部”和以马士英等为首的奸臣“偶部”，鉴于历史上不敢骂皇帝，将弘光皇帝分在奇部，共12人。扩展资料《桃花扇》剧中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同时也揭露了明末朝廷的腐败现内部的矛盾斗争。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被誉为清代传奇南北高峰之一的《桃花扇》，是一部结构宏伟的历史悲剧。它从内在情节到外在排场，无一不严谨工巧，更为难得的是其内外两层结构能够和谐统一，相互映带。作品深刻的思想主旨因其近乎完美的艺术结构得到了极佳的体现，反映出孔尚任非凡的创作能力和对于传奇结构高度自觉的形式审美意识。 [关键词] 孔尚任 《桃花扇》 情节结构 排场结构 形式审美 明清时期的众多传奇中，由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无疑值得我们另眼相看。该剧的内容、思想及人物塑造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以结构搭架方面更为值得一提。梁启超曾在《曲海扬波》卷一中对该剧大为赞赏“……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其事迹本为上千岁历史上最大关系之事迹。唯此时代，才能产此文章。虽然，同时代之文家亦多矣，而此蟠天际地之杰构，独让云亭，云亭亦可谓时代之骄儿哉！” 一 戏曲创作以结构为先。所谓结构，它是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框架，也即架子。就戏曲结构而言，它包括了内在情节结构与外在排场结构两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桃花扇》内在情节细密完足，上下联络，各出位置鳞次有序，没有出现脱节的现象。《桃》剧正戏四十出，老赞礼早在《先声》一出中通过自唱张道士[满庭芳]词概括出整部传奇的大意。“公子侯生，秣陵侨寓，恰谐南国佳人；谗言暗害，鸾凤一宵分”反映侯、李二人由合到分的波折（第1—12出）。“又值天翻地覆，据江淮藩镇纷纭。立昏主，征歌选舞，党祸起奸臣”叙述朝代更替，党祸军讧的混乱局面，描绘出生旦离合的政治背景（第13—20出）“良缘难再续，楼头激烈，狱底沉沦”反映生旦两人与阴暗势力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情节转入高潮（第21—29出）。“却赖苏翁柳老，解救殷勤。半夜君逃相走，望烟波谁吊忠魂？桃花扇，斋坛揉碎，我与指迷津”交代各脚色归宿，同时收束生旦离合一线，剧情结束（第30—40出）。 在元杂剧中，一本四折的基本结构模式使得戏曲情节多是围绕故事本身起、承、转、合的推进形式而展开，但是发展到明清传奇部分，因为文本篇幅和演出场次的大大增加，制约戏曲情节结构的因素则更多是出于剧中人物的行为以及各个脚色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以往描写爱情的传奇剧不同的是，《桃花扇》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最终被国难所淹没。作者把政治斗争放在主体地位，而侯、李的爱情纠葛则处于从属位置。只就生旦之间的关系来说，上半本以侯生为动点，串联起第6出《眠香》与第12出《辞院》，直接叙述了生旦一见即合，又由合到离的过程；下半本则是通过李香君的视角来展现，以第23出《寄扇》、第40出《入道》来反映两人因离思合却最终会而不合的心理与结局。 把侯、李的爱情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与生旦之间的关系变化。上半本中《哄丁》《侦戏》两出是复社文人与阮大铖的初次交锋；第7出《却奁》阮大铖蒙羞受辱，计划落空；再至《辞院》一出，阮大铖假马士英之势嫁祸给侯生，使生旦陷入悲离之境。下半本中李香君矢志守节，《守楼》《骂筵》再结仇隙；《逮社》一出候方域等复社文人被逮入狱；到第36出《逃难》马、阮被抢一节，侯、李二人才分别得以从狱中和宫中逃出。奸与贤，是与非的对立紧密交织，促使情节不断向前推进。 《桃花扇》与同期或者是稍前的一些传奇作品来相比较，《桃》剧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它采用了史著纲目，且用编年体记事。剧中除了每一出叙事都标出了具体年月外，还在文本正文之前附上一份“桃花扇考据”作为补充说明，以佐证书中“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之说。正戏部分从崇祯癸未二月的《听稗》一出开始，到弘光乙酉七月的《入道》一出结束，时间共历3年，前因后果，一目了然，生旦离合之情与国家兴亡之感相得益彰。其中第1—12出记述癸未二月到八月事，第13—23出记述甲申三月至十一月事，第24—40出记述乙酉二月到七月事。各年所记事件的月份比例为7：8：6，相差无几。此外，如果我们对剧情推进的时间稍加留意的话，还不难发现甲申六月的“移防”（见第20出《移防》）一事基本上位于癸未二月与乙酉七月的中点位置。 时间与空间往往相提并论，作者孔尚任不仅对在剧情发生的时间上作了精心布置，使之丝丝入扣，而且对于地点的安排也是有的放矢，匠心独运。剧中各出情节所涉及到的地点分布于南京、武昌、扬州、河南四处，其中南京作为政治斗争的中心地点所在，上本中共有14出内容是发生在南京，为《听稗》、《传歌》、《哄丁》、《侦戏》、《访翠》、《眠香》、《却奁》、《闹榭》、《修札》、《辞院》、《阻奸》、《迎驾》、《设朝》、《拒媒》；而与此相对应，下本中也有15出（《媚座》、《守楼》、《寄扇》、《骂筵》、《选优》、《逢舟》、《题画》、《逮社》、《归山》、《拜坛》、《会狱》、《逃难》、《沉江》、《栖真》、《入道》）情节是以南京作为发生背景。 总的来说，《桃》剧剧情从发生、发展到高潮、结局，情节推进次序井然，有伏笔，有转折，有照应。剧中主要的时间、地点也与文本出数大致相应，可以说是处处精妙，不显雕琢痕迹。正如作者所说“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如而来，倏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⑴”“每出脉络联贯，不可更移，不可减少。非如旧剧，东拽西牵，便凑一出⑵”。 二 一般来说，传奇的第一出并不真正作为正戏的开始，而是由一个次要脚色（通常是末或者副末）上场来敷演剧情始末，起个说明大意的作用，不属于正戏的内容，但它在结构上却又被纳入到全剧的总出数之中，相当于元杂剧的楔子。如果我们把副末开场这一出戏定为1，把后面正戏情节的出数定为N，那么就可以由（ 1 + N ）/2这个分子式从理论上来推算戏曲排场中点所在出的位置。但是在奇数出的戏曲中，因为（ 1 + N ）为奇数，所以这种形式的曲目就有可能难以找到其外在排场的形式中点。毛晋所编写的《六十种曲》收录元杂剧1种；作者、姓氏、年代不详者5种；元末明初至明万历中期这一阶段的作品47种；万历后期至天启、崇祯前期的作品7种⑶。经统计，在这60个戏曲篇目之中，总出数为偶数的有45篇，占据其中的3 / 4，总出数为奇数的则只占1 / 4。 汤显祖所作的《牡丹亭》是明清传奇中享誉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全剧55出。如果推开情节暂且不论，那么理论上的形式中点应是处于55 / 2之处，即第27出或第28出。但是实际上，该剧前虚后实的两大叙事框架是以第36出杜丽娘还魂婚走为界限的，之前的场次可视为虚的部分，还魂婚走之后的场次则为实的部分。通过36：19的比例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牡丹亭》一剧在结构上的前后不对称。理论上的形式中点与事实中的情节中点相差竟达8出之多。作品前36出情节任意铺陈，逐节点染，如《肃苑》、（第9出）、《道觋》（第17出）、《诇药》（第34出）等场次游离于主题之外，失之冗闲，演之场上不免令人困顿，实可删减。后19出情节推进相对较快，与前面部分不相适应。 中国传统文学一直崇尚“中和之美”、“对称之美”，且不说俗文学中婚礼上的“喜喜”、比目鱼、连理枝、并蒂莲等说法，在雅文学范围内，如对联就要求上下两联字数对等；诗歌中绝句不论五言、七言都是四句，格律诗都是八句；六朝骈文更是以对称对偶为美。对于戏曲来说，偶数出的曲目较之奇数出的而言确实更具有视觉和心理层次上的形式美感。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偶数出的戏曲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全本的中点，而是往往出现一种外在形式中点与内在情节中点不尽一致或者是不相协调的情况。 洪升创作的《长生殿》共有50出，在戏曲史上曾获得“千百年来曲中巨擘”的美誉，近人王季烈也曾在《螾庐曲谈》中激赏曰“……其选择宫调，分配角色，布置剧情，务令离合悲欢，错综参伍，搬演者无劳逸不均之虑，观听者见层出不穷之妙。自来传奇排场之胜，无过于此。”然而，此剧也非尽善尽美，在总体风格上有失精密，具体排场上失于冗长。下卷中尤其是杨玉环“尸解”为仙之后，作者洪升为了使上下卷出数比例匀称，强行设置了部分关目，如《仙忆》（第40出）、《见月》（第41出）、《驿备》（第42出）等，使下半场结构庞大且有拼凑之嫌。“伶人苦于繁长难演，竟为伧辈妄加节改，关目都废⑷。” 面对此种情况，孔尚任对传奇结构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从而作出了进一步的创造与发展。由他编写而成的《桃花扇》一剧，把以往的开首第一出“副末开场”衍变为上本正戏之前的试1出《先声》，同时在上本末又设置了闰20出《闲话》与之对应。下本中亦是如此，前有加20出《孤吟》，后有续40出《余韵》。由《先声》与《闲话》包裹前20出，《孤吟》与《余韵》包裹后20出，形成了一个“试1出 + 第1—20出 + 闰20出”，“加20出 + 第21—40出 + 续40出”的对称结构，既有头有尾，有前后匀称。此外，剧中第20出《移防》从排场上看，它是上半本的结场，即小收煞；就情节而言，它作为发展部分与高潮部分的分水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妙用。“侯生移而香君守矣 ，男女之离合与国家兴亡相关，故并为传出⑸”；“上本之旨，皆写草创争斗之状；下本之旨，皆写偷安宴游之时。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⑹。”可以说《移防》既是一个转折点，又是把上下两本分开的显著标志。正是如此，《桃花扇》采用的这种“1 + N + 1”的偶数出曲目结构形式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形式中点与情节中点的完美结合。 三 明末以降，城市商业经济逐步繁荣，世俗化的社会风气渐渐波及到文学领域，部分文人开始把趋于世俗化的生活情趣作为创作题材。袁宏道在《虎丘记》所描绘的中秋之夜虎丘的喧闹场景以及张岱《西湖七月半》中所记载的赏月盛况都清晰可见世俗化文学创作的痕迹。与此同时，文坛上又盛行着古典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强调自由抒写真情；冯梦龙主张戏曲创作要表达“真”；李贽提倡“童心说”；汤显祖也要求“神情合至”。传奇创作在当时的浪漫思潮影响下渐渐形成了“脱空杜撰”“凭空捏造”和随意构思的创作时风。反映在戏曲文本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戏曲结构设置的不匀称。剧情往往围绕一个“情”字而随意生发，“或突添枝节，或无理舞断”，情感的抒发压倒了结构的要求，使结构冗长芜杂，“下半部大率缓急失宜，先后倒置”，“求其工稳熨帖，前后自成章法者，什不得一。” 清代初期，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促使知识阶层对明末的个性解放思潮和蹈虚空疏的文风进行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和学术检讨，由王宗羲、顾炎武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就成为清初文化思潮的主导倾向。官方也重新强调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对引导晚明文人走上世俗化道路的心学展开全面围剿，正统文学逐渐回归到雅文学轨道。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剧作家重视舞台演出与伦理教化，打破了“十部传奇九相思”的传统写法，选择观众熟悉的历史时事题材，歌颂忠臣义士，气氛无疑变得严肃，本色语言浸透了沉重的历史兴亡的感叹，不仅寄寓自我的亡国之痛，更力图唤醒世俗社会成员的伦理意识。以吴伟业为代表的文人作家群在戏剧创作上返回到明代中期的杂剧观念和轨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磊”，淋漓尽致地抒发自我的情感。而在诗歌领域，清初诗人为抵制世俗趣味而追求高雅境界竭力提倡“博学”，主张将“学问”与“性情”相互融合。此外，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严格讲求“义法”，将“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观念推向极至。 出于愈来愈浓的雅化氛围的影响，部分传奇作家对戏曲的内容和结构加以高度重视，如洪升的传奇作品《长生殿》在一个大众已经非常熟悉的历史题材上进行了雅化处理，对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的情爱纠葛作出了重新诠释，一方面他把儿女情爱从国家政治中剥离出来，李、杨之间的真情达到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的地步；另一方面又在文本中逐渐消解“欲”的因素，却把“情”提升至一种纯洁与永恒并存的境界。在戏曲理论方面，和洪升、孔尚任差不多同时期的李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结构第一”的观点，认为“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者，以音律有书可考，其理彰明较著 …… 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⑺”。 至孔尚任时，作者的主体意识更是大大增强，《桃花扇》把爱情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李香君与侯方域的个人情感负载了国家、民族的重任，最终指向政治伦理。李香君作为一个妓女，作者把她的情感与生理本能剥离开来，定位于精神层面，置入到一个独立的空间，也即男女真情最后依附的“白头偕老”的具体婚姻形式可以和以往戏剧的固定情节分离。《桃花扇》一剧以其宏伟精巧的戏剧结构和反映历史生活的深广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从内在情节到外在排场无一不严谨工巧，更为难得的是其内外两层结构能够合谐统一，相互映带。作品深刻的思想主旨因其近乎完美的艺术结构而得到了极佳的体现。深究其中原因，《桃》剧在结构上的平衡与匀称应是出于作者孔尚任对于传奇结构的形式审美的自觉把握。 综上所述，如果说洪升在《长生殿》下半本中强行加进去的场次可能是为了求得文本结构的匀称而有意为之的话，那么孔尚任则完全是凭着自己史笔诗心的卓越匠心和对传奇结构的形式审美的自觉意识在进行写作，“一句一字，抉心呕成⑻”，终于创作出《桃花扇》这部浑如天然化工的绝妙之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