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的研究论文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策研究摘要：农民工返乡创业为解决“三农”、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经济社会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了一条新路，但由于当前国家财政扶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农民工返乡创业比较优势不明显，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农民工返多创业的现状和原因等做了详细地分析，找出了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主要困境，并从政府和农民等两方面提出了引导和扶助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扶持 1农民工返乡创业特点分析 (1)投资方向主要是发展工商经济。目前返乡创业的农民以第一、二代农民工为主，这些农民工大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务工。因此，他们回到家乡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同时利用打工期间获得的见识、本领、资金、信息、社会资本等，发展工商服务业，投资商品性的农业经营，主要是兴办规模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兴办二、三产业。 (2)大多数人选择在小城镇居住。农民工回乡创业不是单纯的回农村原户籍所在地创业，大多数创业者把企业办在了家乡的集镇和县城，近70％是在小城镇居住。 (3)部分农民工被充实到农村基层组织。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利用亦工亦农亦商的特点，积极参加合作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经纪人或创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也有部分人担任村干部或参加村民议事会及村民理财小组。由于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天然联系，农民工回乡创业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带动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加快不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切实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对待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氛围。 2农民工返乡创业原因分析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作为特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我国的“民工潮”和劳务经济已经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民工跳出农门到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去务工或经商。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在务工或经商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工变成了管理者或者老板；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大量地从“打工者”嬗变为“创业者”。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经济特区的开放，农民工形成了单向性的“外向”型流动，进一步拉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市民和农民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壁垒，既体现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上，也体现在精神和心理上，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稳定落脚的成本。在城里农民工不能获得稳定就业，加上城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和排斥，以及经济待遇的不公平，而使农民工选择返乡发展。返乡创业投资环境的改善 2004年、2005年中央连续二年下发的两个“一号文件，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尤其是出台的许多“惠农”硬措施，使农村的创业环境更稳定、更优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具体措施的落实，各级政府招商引资条件的优惠，再加上外面投资风险和创业成本的增加，使相当一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也愿意选择返乡创业。乡土观念和“根”文化的需要大量农民工有故土情结和情系家乡的情感需要。大量创业人员愿意为家乡的发展和荣誉去打拼、去贡献，主动捐资公益事业，并响应家乡政府的号召，在家乡投资办企业，带领乡亲们致富，并就近吸纳了当地农民工就业。这些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的资源情况、人事关系和投资环境比较熟悉。也掌握了家乡内外的市场信息，有助于其成功创业。农民工自身创业条件的具备经过几年的外出务工。一般农民工每年都能挣到上万元甚至几万元收入，再加上在外结交的朋友多了，见的世面大了，学到了一技之长，思想观念上就自然地会发生变化，创业意识就会增强。这些农民工通过“打工大学”接受到了先进的科技文化，有了发展现代产业的冲动和信念，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都是促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础。 3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困境创业资源的短缺首先是资金短缺，融资难是不少返乡创业人员反映的首要问题。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门槛高，而且贷款手续非常复杂，周期很长，难以解决返乡创业者的融资之渴。其次是土地制约。随着这几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增多，有些地方供地指标也开始捉襟见肘，对很多想进一步扩大规模的企业而言用地成了一大制约。最后是人才短缺，不少返乡创业者是初高中毕业，办企业存在盲目性，自身经营管理知识也比较薄弱，又很难吸引人才，迫切需要指导。另外由于内陆欠发达地区生活与人文环境较差，服务业不发达，即使是在同等的工资待遇下，很多年轻劳动力也更趋向于外出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政府扶持政策的缺失有的返乡创业者反映政府效能不高，虽然很多地方领导给予高度重视，但在落实过程中一些部门和个人执行政策有偏差，服务意识不到位，甚至还存在吃拿卡要、推诿拖延办事的情况，不利于企业更好创业。如创办企业中是税费减免优惠不明显，甚至当前大部分内陆地区还没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实施税费减免政策。见了“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当地，可能会与当地官僚习气、无视市场规律的做法产生冲突。但冲突矛盾解决的过程，其实也推动了当地投资环境的优化。返乡创业农民工呼吁，今后国家能农民工创业中农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农民工创业更多政策支持。创业投资成本高我国内陆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差的问题，尤其是县、乡(镇)两级，基本上都存在路、水、电、通信、交通和能源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企业发展需求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在企业用地、用水、用电和证件办理等方面设置障碍，使有的投资项目迟迟难以落实。直接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额外投资成本增加、交通运输成本升高和产品交易周期拉长等问题。 4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为返乡创业提供融资优惠政策要加快信贷改革与创新步伐。首先，鼓励和引导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中小金融机构等，并把农村中小企业作为其主要目标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其次，坚持支持其它商业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营业网点或巩固其已有营业网点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服务。再次，考虑设立行业协会基金担保公司。政府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和信贷补贴。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专项扶助基金，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同时协同金融机构为返乡创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为返乡创业提供资源使用优惠政策国家可以参照农业反补贴的办法，加大对返乡创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对于返乡创业，特别是创办为解决当地就业、“留守儿童”、“留守媳妇”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科技效能型经济实体和农业产业化企业，政府要在用地、用水和用电等问题上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可以考虑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土地资源和用水、用电等创业便利，其差价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为返乡创业充实人才等资源由国家财政拨款为返乡创业业主及其员工提供免费培训，加强培训基地建设，拓宽培训领域，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培训师资队伍。另外可积极采取外联式发展模式。主要可以通过与大学社会实践合作吸收大学生进企业实践，并积极吸收人才指导企业更好的发展。如可通过政府部门与各个大学协调，以大学生下基层挂职锻炼的合作方式，实现学生得到实践锻炼机会和企业获得人才资源的双赢，同时还应该与社会各界合作利用外方所拥有的资源来弥补自身急需同时又紧缺的资源。为返乡创业提供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农民工返乡创业处于起步阶段的，政府必须实施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政策，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先引导和扶助尽可能多的农民工返乡创办尽可能多的经济实体，支持与鼓励其中发展潜力大，前景看好的企业做大做强，坚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做多做小”与“做大做强”两条腿走路。等这些经济实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有承担税负的能力时，再按国家标准对其进行税收征缴，使其纳税能力与收入水平相适应。为返乡创业创建良好硬件环境国家要加大对内陆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突出抓好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小城镇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如积极创建“工业园”、“返乡创业园”和“返乡创业一条街”等创业基地，不断增强小城镇的创业项目承载能力，减轻返乡创业者的额外投资压力，同时降低人居园区的门槛。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中有7％～10％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1400万～2000万人具有了创办企业的能力。可见未来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潜力巨大，建立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有助于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发展。全方位探索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深化对劳务经济战略思想的认识，变“输出劳务挣钱”为“引回人才发展”。另外我国应出台《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促进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引导和规范，逐步建立“政策吸引、市场运作、政府引导和法律保障”相结合的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机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探索制度选择。

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对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农村人口流动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伴随这一过程，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加剧。农村人口流动的数量多、规模大、结构复杂、原因多样。这种流动给广大乡村造成了严重的治理性困境。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的推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都大幅提高，然而，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多，土地少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拿我国的四川省为例，四川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人均面积不到一亩，整个四川省有超过五千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力每年有半年是空闲时间。除此之外，全国每年还有大批男女青年满十八周岁，加入外出务工队伍，成为新的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农村大约有一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

(二)农村人口流动的可能条件：城市建设与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加快城镇建设的速度，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全面展开。从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对城市建设的投入大幅增加，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有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三)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长期以来，农村生活条件差，经济来源有限，仅仅依靠农业收入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城市的高收入对农村劳动力是极大的诱惑，因此，外出务工成为众多农村劳动力的首要选择。经济利益成为推动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二、农村人口流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农村人口流动在给城市建设及流动着本人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政府必须要对这一社会现象密切关注，如若不然，这些人口的流动可能会对农村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一)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逐渐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

正常情况下，人口流动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国情的独特性，人口流动并没有给我国社会带来长足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民工潮”逐渐兴起，但这并没有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优势，相反，人口外流的同时，也带走了农村大量的人力、技术和知识。农村人口的流动主要是青壮年的劳动力和高级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想在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推行 “草根民主”，从而达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然而，由于人口的流动，乡村社会发展中最需要的人才、劳动力以及资金等都随着人员流向了城镇，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调研证实，在这些外流的人口中，青年占到了80%以上，农村留下的人口的整体素质远远低于流出的人员。基层民主建设中的“草根”逐渐衰弱、减少，农村“两委”的建设呈现“内卷化”的趋势。

(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并未在人口流动中有所发展，反而造成了农业发展“过密化”

由于农村人口压力过大，农业用地少的原因，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极为有限，仅仅为养家糊口用。对农村来说，土地是生存的必需品，是解决吃饭问题不可缺少的资料，是农民的生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分散的各个家庭，虽说农民的积极性增大了，但是土地更加分散，而且土地流转的难度较大，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开展。人口的外流也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荒置，很多地方出现了无人耕种的现象，使得农业的生产效率大为降低，严重危及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村人口的流动加剧了农村留守人员的“相对剥夺感”，使得乡村治理难度加大

研究表明，人口流动有助于流动者本身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现代性的增强。农村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知识，有助于农民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在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过程中，这些有利的因素却没有出现。相反，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留守农村的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更加感受到城镇居民生活条件比农村优越，生活环境更加好。这些信息使得农民更加向往城市的生活，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不平等感。在农民的眼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的差距应该是逐渐缩小的，但事实上城乡的差距却逐渐拉大了，相对的农村的生活水平更低了，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无法弥合，这就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现阶段，由于这种“相对剥夺感”的扩散，在农村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农民对政府不信任，对政府不满意，这是我国农村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乡村治理的有效策略

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中，想要实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府、社会和乡村的共同努力，对农村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政府要不断进行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一)解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促进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国家在政策制定上的失衡。政府出台的大多政策，都是优先发展城市经济和工业，在资金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但对于农村经济，这种政策倾斜很少，这就导致大量的资本和人力集中在城市，农村发展需要的资源配置十分有限，对农村的发展非常不利。在这种资源都集中在城市的情况下，农村想要发展非常困难，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经济凋敝，这对乡村的治理非常不利。作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逐步打破这种政策的不公平状态，加快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为乡村的有效治理营造良好的环境。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的改革。

(二)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使土地的“规模经营”

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没有取的成效的重要原因就是弄村土地配置并没有因为人口流动而形成“规模经营”，相反，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土地搁荒、撂荒等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在我国农村，依然是通过对单位土地投入劳动力的增加来提高土地的产出，并不是主要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产出。所以，政府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步伐。首先，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尽快制定并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途径，使农村土地流转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其次，要设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政府可以依托相关的政府机构建立土地中介组织，管理土地流转，为农村土地的顺利流转搞好服务。最后，明确乡村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地位和角色，搞好管理和服务工作。

(三)加强农村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建设，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在我国推行的基层民主中，维护社会成员权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组织。组织能够凝聚农民的力量，提高农民意愿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保障农民的权利，提高农民的话语权。并且，通过组织，农民的意愿受到政府的重视，这也有利于农民参政积极性的提高，同时，组织内部传播的文明规范、组织成员间进行的技术交流等都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对乡村治理的有效开展有积极的意义。所以，政府应该支持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的建设，通过组织把农民有效的聚集起来，使大家的技术和特长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农民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增强农民参与基层民主的积极性，实现“乡政”和“村治”之间有效的沟通。

参考文献

[1] 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

[2] 周晓红.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钟海，陈晓莉.农村流动人口视阔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对策[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2).

[4] 张志伟，胡石清.我国人口流动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浅析户籍制度改革下的农村人口流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不断放宽，政治色彩逐渐弱化，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所以进一步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市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户籍制度;制度变迁;社会流动;二元社会

户籍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基本行政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人口流动是人口在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原居住地的现象，一般指离家外出工作、读书、旅游、探亲和从军一段时间，未改变定居地的人口移动。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也在不断的发生变革，农村人口流动也在逐渐活跃起来，但户籍制度仍然是农村人口流动的户籍壁垒，只有打破壁垒，才能逐渐为农村人口流动敞开大门。

一、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指新制度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

(一)城乡二元框架内户籍制度调整

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始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出现了民工潮，冲击了改革开放以前静态的，二元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首先，在原来二元框架内开始出现户口迁移政策。如国务院1984年发出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了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薄”，统计为非农业人口。①这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打开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大门，原来的二元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其次，改革户口管理制度，实行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时期国家颁布的政策主要有1985年全国人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安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公民在办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权益的事务时，可以出示居民身份证，证明其身份。”从此就开始了中国证件制道路，开始对人口实行户口制度、身份证制度、暂住证制度、寄住证制度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再次，原有户籍制度的政治功能减弱。原有的户籍制度直接与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诸多制度相挂钩，但户籍制度改革将直接弱化这些附加的功能。

(二)逐渐突破二元户籍制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作为上层建筑的户籍制度也不断的做出改进和突破。第一步是对小城镇户口试行全面开放，不再进行限制。这是国家在从二元户籍制度向一元户籍制度过渡中的必然选择。第二步是不断完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并且取消了农业与非农业两个类型，一律以“家庭户”、“集体户”进行。

(三)逐渐建设城乡一元户籍制度

这主要是从2002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需要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党的十六大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进一步为建立城乡一元户籍制度指明了方向。这一时间段，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进入大城市，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但各省各城市也应因地制宜。同样国家着力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避免因政策放宽大批农民涌向城市。

二、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现状

户籍制度自被打上政治色彩时，就认为的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划分出了一条防线，所以户籍制度严重影响了农民人口流动。户籍制度下农民流动也呈现出由固化到逐步流动的一个过程。

(一) 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的便利

首先，农民可以自由流动，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流动更加常态化，人口流动在数量上与社会发展更加契合，质量上更加实现人尽其才，尽其用的目的。其次，户籍制度的政治功能对农民流动影响减弱，农民在流动中更加注重个人利益。最后，户籍制度下各项派生制度对农民流动影响减小。由户籍制度派生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进入城市不再设阻。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起来，主要涌向城市，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过程。户籍制度的放宽对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二)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困境

户籍制度改革虽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困境。首先是城市对农民仍然有排斥心理，这体现在农民工在城市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很难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的权利。其次，与户籍制度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未深入，同样对农民造成了困难。如教育上，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仍然享受不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待遇;在就业方面，大学毕业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找工作仍不是很理想，很多单位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员工，这样更加方便解决工作住房等问题;在福利待遇方面，农业户口的人在城市里仍然享受不到一些福利政策，如社保，养老保险等。所以农村人口流动仍会遇到户口身份的阻碍。

三、减小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流动影响的对策建议

为推进农村人口流动，推动农村城市化，促进中国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有必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对户籍的限制，逐步对农民开放。这将直接影响农村人口流动趋向，促进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我国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更加契合。其次，逐步取消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附加功能，这将弱化户籍对人身份的影响和诱惑。再次，加快对户籍制度派生制度改革，消除户籍身份在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主要是指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最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户口对农民的诱惑和限制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僵化到逐步活跃的一个改革过程，这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农民工潮的冲击。同样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放过来促进了农村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过程。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对身份的改变，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的社会流动将会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宜君.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人口流动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2003

[2]赫广义.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研究――社会影响、改革成就、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28)

[3]魏万青.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2(1)

[4]孙文凯白重恩.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

注解：

①刘宜君.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人口流动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第2页，2003

1Marriage form and fertility in rural China: an investigation in three countiesJin Xiaoyi, Li Shuzhuo and Marcus Feldman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6，25: form and age at first marriage: A comparative study in three counties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Jin Xiaoyi, Li Shuzhuo, and Marcus FeldmanSocial Biology 2007，52 (1-2)3Marriage form and duration of post-marital co-residence with parents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SongziLi Shuzhuo Marcus Feldman Jin Xiaoyi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005，36(1): 1214Best Practices Research: A Methodological Guide for the PerplexedStuart Bretschneider, Frederick J. Marc-Aurele and Jiannan Wu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ory，Lawrence: Apr 2005. Vol. 15, Iss. 2; differences in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ChaohuZhang Wenjuan Li Shuzhuo Marcus of Women and Aging 2005，17（3）:73-896公共管理与复杂性科学白萌浙江社会科学7公共管理中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进展与展望——以农民工流动研究为例白萌中国行政管理8EpiData软件与Excel软件在合作医疗监测中的运用陈钢高建民现代预防医学 2006（5）9基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个人健康状况模糊综合评价陈善平李树茁李淑娥许宗岷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1）10运动承诺和锻炼条件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陈善平李树茁容建中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11）11体育消费认知决策模型的研究陈善平李树茁闫振龙体育科学2006（10）：82－8612基于运动承诺视角的大学生锻炼机制研究陈善平李树茁闫振龙体育科学2006（12）：48－5513价值工程在新产品成本控制决策中的应用研究陈仲伟雷战波朱莹商业研究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教育动因的实证研究崔瑞峰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5国际工程教育撷英（第10辑）崔瑞峰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6企业学习型组织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美国的经验及启示崔瑞峰继续教育17美国能力本位职业教育评估模式探析崔瑞锋，田东平成人教育全球视野下欧洲工程教育项目的跨国认可与认证崔瑞锋，田东平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美国成人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我评估：内涵、范例及特点崔瑞锋，田东平，魏小艾，苗玉凤现代远距离教育美国著名大学电气专业教育发展特点分析——基于专业使命、教育目标及结果的视角崔瑞锋，郑南宁，王兆安，齐勇电气电子教学学报公共管理中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进展与展望—以农民工流动研究为例杜海峰中国行政管理22求解TSP问题的三角形编码抗体克隆选择算法杜海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3公共管理与复杂性科学杜海峰浙江社会科学24当代西方社会融合研究的概念、理论及应用杜海峰公共管理学报25基于小世界原理的模型降阶优化研究杜海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6一种基于流形距离的迭代优化聚类算法杜海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7一种基于种群熵的混沌小世界优化算法杜海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8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结构分析杜海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9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凝聚子群结构分析杜海峰社会30资本结构选择偏好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过度负债”与“财务保守”行为的实证分析封铁英科研管理，2006（6）：54-6131基于杠杆效应的企业风险与资本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封铁英《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15期3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测定的模型构建及应用封铁英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ISSN 1008-245X) 社会养老保险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研究综述封铁英生产力研究门诊药房剥离对非营利性医院的影响研究高建民中国医院管理2004（10）35医疗机构门诊药房社会化经营的补偿政策研究与探讨高建民中国卫生经济2004（10）36基本卫生人力政策研究高建民中国卫生经济2006（10）： 14-1637Effects of Rural Mutual Health Care on outpatient service utilization in Chinese village medical institutions:evidence from panel data高建民Health Economics38 西安市医保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效果研究高建民中国药业39西安市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群接种流感疫苗的成本效益分析高建民中华流行病学杂志40医疗机构实施“医药分离”的探索性研究高建民医学与哲学4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基金测算方法的探讨高建民统计与决策42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弹性国内外研究进展高建民现代预防医学43农村互助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季节规律研究高建民现代预防医学44农村互助医疗模式下的居民受益率与利用率高建民中国卫生经济45引入流程管理提高护理质量高建民中国卫生质量管理46医生人力资本与劳动定价研究高建民徐俊秀杨晓玮中国卫生经济 2005（8）47我国汉唐时期绩效考评的特色与启示高小平、陈春会、吴建南《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2期48持久收入假说与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研究顾景西黎洁《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4月49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探析胡芳肖人口学刊，2005年第2期50完善西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筹集方式探析胡芳肖中国经济与管理51国外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经验借鉴胡芳肖市长参考完善西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筹集方式探析胡芳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30年研讨会学术论文集国外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经验借鉴胡芳肖、王育宝消费经济，2007第4期54我国企业构建绿色营销体系的障碍因素分析，胡芳肖、王育宝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年第9期55我国政府反贫困战略及其完善胡芳肖、王育宝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5年第2 期56我国政府反贫困战略及其完善胡芳肖、王育宝农业经济导刊，2005年第9期57农村贫困人口适度消费的实现途径初探胡芳肖、文启湘消费经济，2005年第1期，58公司治理与多元化经营――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黄海波、李树茁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6）：70-765920世纪中国失踪女性数量的估计姜全保李树茁费尔德曼中国人口科学2005（4）60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压力和应对策略研究——基于YC县访谈的发现靳小怡人口与发展61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初婚：性别视角的研究靳小怡人口学刊62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平价关系的实证研究雷娟张思锋统计与决策，市政管线突发灾难预警决策支持系统构建雷战波冯德多商业时代 2007 21期64我国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发展综述雷战波姜晓芳情报杂志基于UML的供应链危机预警支持系统的建模与开发雷战波袁彩燕刘二鹏系统工程企业危机预警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危机预警的启示雷战波赵吉博朱正威中国行政管理区县政府电子政务系统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雷战波周博宁城市问题西部农村社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就业与收入分配实证研究黎洁旅游学刊陕西太白山生态旅游者特征与激励因素研究黎洁<<经济地理>>2005年第5期70《旅游卫星帐户与旅游业的产出核算研究》黎洁《统计与决策》（理论版）2007年1月71江苏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经济的贡献黎洁统计与决策隐性失业对要素产出弹性估计影响分析黎洁朱志明《商业研究》2004年第21期我国生态旅游者的激励特征与市场细分研究黎洁井悦铃<<预测>>2005年第5期74关于陕北地区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问题的研究黎洁乔丽霞《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4月75社会性别公平促进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在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领域的探索李亮（杨雪燕是第二作者）妇女研究论丛农村社会变迁中女性对家务分工的期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居巢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李亮（杨雪燕是第二作者）西北人口年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关爱女孩行动’专题调查研究李树茁《人口与计划生育》78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压力与应对——河南YC区的探索性研究李树茁《青年研究》79公共管理与复杂性科学李树茁《浙江社会科学》80一种求解多维背包问题的小世界算法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二十年发展变迁！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工保网

依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文件内容：

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652万人，比上年增长。如此庞大的数字注定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角色，长期备受社会关注。事实亦是如此，“农民工”这一敏感词汇一直是国家与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有关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的热点事件更是每每掀起舆论热潮。

目前，当下国内的农民工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民工职业技能素质一般；农民工流动性大，无法有效缴纳社保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国家近年来持续保持着相关政策的完善与推进，如：农民工全面实名制、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社保全国联网、建筑农民工转型建筑产业工人等。这些政策的出台有效加快了农民工合法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进展，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条件也有了显著提高。

相较改革开放之初，甚至“农民工”这一群体形成之初，国内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追溯过往，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政策历程？以时间与阶段特征区分，主要分为：起源初始、初步形成与发展、进一步发展三大主要阶段。

80年代

政策初起源初始阶段

国内“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源自于80年代初。当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后出现大量过剩劳动力，这部分人员开始规模化的向城市涌入，成为早期农民工的雏形。当时，国家的回应是拒绝农民工出现，政策全面限禁农民自有流动、自由择业。

这样的政策原因既有历史因素，也与当时国内经济发展形式有关：轻工业发展缓慢，多项事业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国内就业机会远远无法满足当时的就业人数。相关数据统计，1979年，全国城镇闲置劳动力达到200多万人，一旦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更是雪上加霜。

契机出现

虽然中央限制农民进城务工，但在经济规律作用下，农民仍然自发涌向城镇。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调整轻重工业发展战略，城乡集体和个体商业、服务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一方面，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开始提高，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也开始再次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另一方面，1983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认为农民可以进城务工，这对城乡发展有促进意义。

故此，1984年，国家一号文件首次允许农民在自行解决口粮后进城务工经商。

1984-2010

政策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可以看做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的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国家逐渐开始重视数量巨大的农业劳动力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国内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一些初步保障农民工社会权益的政策制度也开始逐渐形成。

1984年

国家重视乡镇企业发展对于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作用，同时要求工厂与农民签订合同。

1992年

中共十四大提出深化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待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得到了一定保障。

1997年

国务院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意见的通知》，将民工管理工作纳入常态化、制度化发展轨道，强化民工输出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建设。这是国家针对农民工群体而发布的首个关于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内容的正式文件，也是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的初步形成。

1999年

国家技委六部门发布《关于印发<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规范中介市场，有效保障了进城农民工求职权益。

2000年

中央在制定“十五”规划时提出，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就业人员职业培训，规范中介机构市场行为，完善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建设，促进劳动者积极就业。这对于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就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切实保障了农民工社会权益。

200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农村工作会上，强调要清理针对务工农民而设置的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问题，健全劳动合同制。

这一阶段，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红利优势不断展露：吃苦耐劳、薪资要求低、数量庞大。这对于当时国家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而这一阶段，国家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权益保障工作开始越发重视。最明显的表现，当属2003年两件对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进程有着重要影响事件的发生。

首次提出“农民工”词汇

2003年的农村工作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强调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以解决欠扣工资、保障劳动安全、加强职业培训为工作要点。而且，首次提到“农民工”这一词，将进城务工的这部分农民群体称作农民工，这越发表明着国家对于这个新群体的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历史地位从此得到充分肯定，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也基本形成。

总理为农民熊德明讨薪

2003年10月，总理在重庆云阳县走访三峡库区移民时，偶尔碰见刚刚割完猪草回家的当地村民熊德明，并为她丈夫李建明讨薪。随后在“总理为农妇讨薪”的示范效应下，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严打拖欠民工工资行为。熊德明当年还被评为年度经济人物。

此后7年间，国家分别在2004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加强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政策推进与政策完善。从取消歧视性规定到建立健全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工资增长等制度，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逐步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2010年-至今

政策进一步发展阶段

走过初步发展阶段，农民工的社会权益保障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仍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权益保障制度体系，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也随之面临新的挑战。

这一阶段，国家的政策方向主要以：鼓励农民工创业、完善农民工社保制度、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工人、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四个重点为主。

鼓励农民工创业

2012年，中央印发一号文件，要求下大力气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资金支持；2015年，国务院提出构建大众创业相关指导意见，鼓励返乡农民工参与互联网经济融合发展创新活动，并提出结合经济发展形式与需要，为返乡农民工积极谋划创业方式；2016年，国务院提出要激发重点群体创业活动，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建立多层面的创业平台，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优质服务。

完善农民工社保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维权意识低，经常出现企业拒缴漏缴社保的现象。但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农民工社保缴纳政策，在农民工重点从事的各个行业领域相关规定中，对社保缴纳一项不断严格规范。同时大力推进四库一平台、农民工全面实名制、社保全国联网工作，进一步保证加强保证农民工的社保缴纳情况。

2018年，人社部联合五部门印发《关于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将在各类工程建设项目中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保障。明确提出，杜绝“未参保，先开工”甚至“只施工，不参保”的现象。

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工人

加快实现农民工转型产业化工人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的一项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由于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职业技能素质不高的传统农民工将逐渐被淘汰，因此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化工人就显得势在必行。

2017年2月，国务院提出改革建筑用工制度，以专业企业为建筑工人的主要载体，逐步实现建筑工人公司化、专业化管理；2017年12月，住建部发布文件指出，要培育建筑产业工人队伍，提高建筑工人素质，建设建筑产业工人大军；2018年，河南、四川两省开展培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试点工作。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

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一直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2013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落实清偿欠薪的工程总承包企业负责制、行政司法联动打击恶意欠薪制度；2014年，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同工同酬，实施实名制工资卡建设工作，进一步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2017年，国务院“十三五”通知，提出全面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完善工资保障机制建设。

尤其，在农民工数量比重较大的建设工程领域，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农民工工资保证保险，以信誉度、偿付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强的保险公司为承包方兜底，通过风险把控，促进承包方的合同履约义务，保证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到，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正处于进一步发展阶段。尤其为适应经济发展，为农民工谋求未来，国家在规划上新提出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化发展，这将对农民工群体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目前，国家在政策上始终保持对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体系制度的重视，真正切实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社会权益。

通过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政策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权益是如何一步步进入政策视野，进而形成国家战略层面规划。同时，这些政策衍变历程也在客观上展现出改革开放几十年，农民工群体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与贡献。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农民工”不只是一个词，更是一段值得尊重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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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原因、必要性及现实意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一个不同于而又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群体，具有农民身份的产业工人。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固有的经济社会制度，就使得农民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一个急需破解的难题。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其原因（一）现状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大约有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长期以来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其社会保障程度较低。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到2003年底，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和。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和[i]。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份最新调研显示，在“五大社会保险”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左右，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此外，绝大多数农民工未参加失业保险，而生育保险农民工也基本未参加[ii]。除社会保险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也很差，最突出的表现在住房和子女的教育福利等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现行城镇社会救助体系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 诸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权益，农民工根本享受不到。许多地方政府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一些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法规。如2000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和《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农民工应参加社会养老和工伤保险；2001年北京市颁布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并为其办理养老保险；2002年上海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2003年成都市下发了《成都市非城镇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农民工可以享受工伤补偿或意外补偿、住院医疗费报销、老年补贴等几项综合社会保险。然而，在各地制定的法规中，有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完整，这就很难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同时，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二）原因本文认为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权利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主客两大因素。从主观方面来看，首先，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民工的保护，同时一些政府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没有从农民工的真正需要出发，而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规定，层层向企业安排，许多地方政府把养老、失业、医疗三险“捆绑”推行，由于农民工的缴费能力较低，导致参保率较低。其次，大部分的企业雇主对农民工缺乏自觉保护意识，认为支付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加大了企业成本，这就导致他们对农民工参保采取消极应付的行为。最后，由于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其社会保障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有的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从客观方面来看，首先，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体制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农民工和市民虽然共处一个空间，但二元结构所折射的二元社区导致他们在收入、保障权利等方面存在着很大悬殊。其次，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具有规模庞大、构成复杂及流动性强的特质，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差异性较大，并且保险基金的区域统筹与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存在着冲突，于是导致农民工参保中断、退保现象频繁。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在已有的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文献中，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总结起来无非是从社会整体和农民工个体两个大方面来进行论述的，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概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就可能放弃土地保障，让渡土地的使用权，农村就可以实现产业化、集约化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市场经济要求经济活动按市场来运行，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建立一个对所有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具有一个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提高农民工自身抗风险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也可以加大农民工对自身投资的力度，从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能够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发展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如果采取适时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保持农民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将对我国新型工业化产生积极影响。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三农”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人地矛盾和城乡矛盾，而农民工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为缓解“三农”问题开辟了一条现实之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是任何一个崇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体现社会的公正性，体现政府的全民性和公共性；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改变二元结构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结构性失衡的需要，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长期目标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 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要把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只有高度重视维护这些未来城市新市民的权益保障，这一战略目标才会顺利实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体现了公平与效率，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合和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衔接，阻碍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农民工进城的保障，也是城市化战略实现的需要；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和谐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人与人的和谐、城乡的和谐，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最后，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减轻其心理压力，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基本生活质量和发展需求；有利于引导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使他们在满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兼顾自己的长远利益；同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保护农民工中妇女、儿童这种生理与社会双重弱势群体的需要。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就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确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二十多年，国家财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强。虽然国家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为全部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但是我国已经具备为农民工建立初步社会保障的经济条件。并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在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充分调动雇主、企业和农民工等社会资源，过分强调国家财力不足和过高估计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代价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理应将其摒弃。其次，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治条件也是具备的，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写入《宪法》，而农民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理应与市民一样享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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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转型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人口变动矢量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工人，他们在城市中从事着最繁重的非农劳动，但他们的身份并未完全得到城市的认可和接纳，他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城市里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其匮乏，主要表现在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在创造城市繁华的同时，也无奈的感受着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寂寞。他们身在城市，心灵却无处栖息。通过调查活动，本论文揭示了现阶段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现状，并提出了旨在提高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及特点20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纷纷从学校毕业，追随父辈的身影顺理成章地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随之出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身上显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第一，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文化水平很低，以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居多，其中文盲还占有一定比例，进城后大多从事艰苦行业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主。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大为不同，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有的在进入社会前还在专门职业学校学习或接受过培训。第二，对农村和城市的认同感互换。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农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即使在最后时刻想到的都是叶落归根，他们会把进城打工的不得已称为“背井离乡”。相反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主动自愿的追求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憧憬，希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技之长获得工作认同和实现自我价值，在城市生活是他们的奋斗目标。第三，思想观念转变。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挣钱养家是第一位的，对于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待遇条件等不会过多的挑剔，也没有融入城市的打算。而新生代的农民工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对工作岗位相对挑剔，他们已无法从事像父辈那样的艰苦工作。往往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职业规划，根本没有回农村的想法，他们想通过城市生活来充实和提升自己，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第四，消费观念和生活理念变化。第一代农民工往往省吃俭用，除了工作以外，基本没有精神文化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难觅老一辈农民工土里土气的身影，他们更乐意花钱享受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追求时尚的服装，轻松体面的工作，亲睐高科技电子产品，有着一定的休闲文化生活需求，俨然和市民已无多少区别。第五，维权意识和社会主人公意识增强。新世纪“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深入，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有了很大的改变，加之国家对农民工利益和生存环境的重视，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利益受损时只会忍气吞声，而是学会用法律武器和舆论压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些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在城市赶出一番事业，或成为行业标兵，或成为创业成功者，赢得了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也开始为地方发展和农民工自身地位的提高积极呼吁和行动，作为城市一份子的主人公意识明显增强。“（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原因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不仅仅是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相应的一系列诸如住房、交通、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城市生活空间和政府管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新生代农民工一心想融入城市生活当中，而城市人则通过种种制度壁垒将农民工排挤出城市，不容许侵占他们既得的空间和利益。至此，长期的拉锯战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状态，这就是既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可是，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未来则多是迷茫，自小在城市或学校中长大的他们，对农村生活不了解也没任何生存经验，就认准了城市生活这一条路。即使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徘徊，哪怕不能被城市人认可，他们也没有退路可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往往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这种生存境遇使得他们形成了自卑、心理失衡、心理挫败的复杂心理，尤其是当理想破灭、求助无望时，自杀、犯罪等一系列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和谐的问题就产生了。（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他们面对的困境主要是来自于城市制度壁垒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将公民人为地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并且赋予二者不同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迁移、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构成的制度屏障，人为地设置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城的成本和障碍。城市建设一方面需要农民工的贡献，因此在经济上采取吸纳政策；另一方面在城市福利分配与享有方面则设置壁垒，采取排斥态度。这种在“经济上吸纳，社会关系和福利上排斥”的双重态度，使得农民工被迫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第二，就业制度。很多城市为了缓解本地区的就业压力都会制定一些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政策，使得外来农民工处于就业竞争的劣势地位。在就业方面的歧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在城市供职于“低端”职业，大多数成为为酒楼、宾馆或饭店的服务员、保安以及制造加工企业工人，劳动时间普遍较长，工作待遇偏低且稳定性较差，更谈不上职业发展，这些都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之路并不顺畅。第三，社会保障制度。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封闭性，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其中，或者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强，而难以纳入保障体系。这些现实情况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方面普遍缺乏保障，这必然制约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和进程。第四，住房制度。城市市民子弟由于继承了父辈们享有过的福利住房待遇，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属于白手起家，首要的就是住房难。他们面临着工资低、房价高的严峻形势，农民工只能是选择偏远的郊区或者是脏乱差的贫民区居住，不仅拥挤，而且没有安全保障。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成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奢望和梦想。由于在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房，没法改变户籍身份，只能成为城市中的农村人，随之而来的下一代上学难也使他们面临着重重困难，甚至被迫打碎他们的城市梦；另外，由于没能享受市民待遇，在医疗保障方面也面临更高的成本，除此之外，由于没钱身份，还得再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受到城市人的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挤。因此，他们的融城之路的成本异常高昂。新生代农民工融城之路上的重重障碍，更容易使得他们对城市和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纾解，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事情来，因此，有必要在制度上寻求突破，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之路扫清障碍，这不仅能够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尴尬处境，也能有助于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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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46页pdf版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研究于国庆【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民工多从事建筑、矿山等高风险、职业病多发的行业,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这使得农民工成为我国现阶段职业灾害的主要受害对象。从层出不穷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到规模惊人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数不清的劳资纠纷,均决定了我国应该努力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建立和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论文第一部分界定了农民工的定义,分析了农民工问题的由来,并从总体上概括了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论文第二部分界定了农民工工伤保险涉及的若干概念,介绍了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发展规律和我国现行农民工工伤保险的主要模式,阐述了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的必要性;论文第三部分以潍坊市农民工工伤保险为例,通过已有数据的实证,分析了我国现行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如覆盖率较低、工伤维权困难、费率机制不合理、预防机制不完善,工伤康复功能尚未发挥作用等,并对相关原因进行了探讨,同时还介绍了潍坊市在农民工工伤保险方面的一些创新性做法;论文第四部分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的对策建议,即改革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的法制建设、建立科学有效的费率机制、加强农民工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相结合、重视工伤康复工作、加强执法监察等措施,此外,针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待遇落实难的问题提出了“代位求偿”的新思路,以更好的维护农民工的工伤权益。【关键词】：农民工工伤保险对策建议【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9【分类号】：F842;【DOI】：CNKI:C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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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流动研究探究论文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引言

30多年来，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总方针的指导下，依托“宣传教育为主，节育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工作方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体而言，婚育新风已牢固扎根于人民心中，少生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必然，优生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已婚育龄人群的共同期盼和追求。这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思想客观共同组成了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固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它潜发性地要求我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由兼顾全面，重点解决人口数量问题向优化出生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迈进。

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所历所思

符合政策生育率是衡量地区性计划生育水平的重要目标。过去，在人民生育观念十分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形式的行政手段，即所谓的“土办法”。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土办法”曾为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面对违规违法生育行为，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做到的主要是生育前的宣传教育和生育后的依法行政(即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后者在具体执行中绝非易事。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社会化，从取证到立案到依法征收，这一过程必须事实清楚，程序到位。其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以达到遏制政策外生育的效果。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在征收过程中，面对特困人群，又不得不缓征，少征，甚至是事实上的免征。

为了鼓励按政策生育行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如：针对计划生育户的奖励抚助金，中考、高考加分，农村合作医疗减免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及实施确实对广大育龄人群起到了较好的引领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实施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从制度的设计上，为了保证计生奖励抚助金发放的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位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60岁左右的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其取证材料涵盖与对象面对面的询问笔录，背靠背的旁证记录，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村级、街(乡)镇级、区(县)级证明或案查，表格材料达十份之多。

笔者曾在参与此事时，目睹农村老人为了享受到每年近1000元的抚助金，不得不陈述自己年轻时在婚姻，生育方面的种种无奈和尴尬，每每想起，仍然觉得心中隐隐作痛。笔者不断反思，政府设置奖励抚助金利于民情，示范他人，为何非要强调婚后未生育者或婚后不能生育者就不能享受呢?要知道，这本身就是对象户心中的伤疤。为了证明事实的真实性，为什么要制定出那么多的表格材料?这其中很多材料除了增加基层劳动量和行政成本外，并无太多益处。笔者认为，为了达到奖励抚助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确需调查对象户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无需过多地究其原因。即便需要追求其准确性，也无需自我设置层层障碍，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简化程序，分级负责，事后追责，并依据事实取消不合理的享受资格。

为了控制政策外生育行为，我国长期推行行之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上环和结扎曾经是控制违法生育的重要手段。现在节育意识已深入人心，选择不同的节育方式更是家喻户晓。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作为一个指标下达给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宣传引导来实施。节育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是育龄人群生活的需求。本来可以顺流而下的事情何苦要逆流而上!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已明文规定：户籍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要求户籍地与跨地区流动的现居住地同为主管，同时上报出生人口。户籍地必须掌握外流人群的婚姻状况，怀孕状况，生育情况，节育情况并实行跟踪管理。这其中的硬指标，一是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二是孕情上报及时率，三是符合政策生育率。人口的自然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问题是，户籍地特别是位于山区的户籍地政府，要及时掌控流出人口特别是长期流出且流入地较远及随意性较强的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信息何其难!要实行跟踪管理何其难!户籍地村(居)委会为了掌握信息，达到跟踪管理的要求不得不随时捕捉流出人口的返乡时机，有时踏着红线利用村规民约在为流出人员出具证明，落实农村优惠政策时设置关卡，虽能起到一定效果，却使干群关系紧张，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再者，户籍地为了落实跟踪管理责任，不得不经常组织专班跨区、跨市、跨省外出，在付出较大的差旅成本消耗后，往往效果欠佳。目前，国家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将代替户口本。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平等国民待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引擎，而卫生计生部门理当顺势而为，不断优化管理方法，为推动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注入切实可行的新动力。

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计划生育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功不可没。1979年以前，我国由于未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失误，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负担沉重，举步维艰。目前，人口计划生育的内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将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到大人口的范畴内去权衡。

三、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1、权衡人口总量

笔者生于20世纪60年代，有兄弟姐妹4人，那时正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笔者本人育有一女，现年21岁，正处于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阶段。这种生育现状是同龄城镇人口生育状况的缩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后代绝大部分都将自觉地晚婚晚育，主要原因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教育、就业、创业所需要的时间量及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所需要的时间量共同决定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大有延续趋势的事实。这一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忧虑：一是将来在我们后代的人群结构中，含农村青年，能够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多大比例的一线劳动者?二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青年一代组成家庭后将同时赡养几位老人?这也许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负担，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年轻一代精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问题依靠正在完善的养老体系恐难以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物质世界和感情世界中?这些问题即便要解决，依据人口出生及成长的周期性，仍需将近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三是年轻的独生子女们，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唯我独大，尽管接受了丰富的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面对国防需要和社会前进的种种艰难险阻，他(她)们所具备的应对心理、能力和素质实在堪忧。

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第二胎;生育一个女孩后，可再生育一孩。这样的生育政策初衷是充分考虑到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解读时不应该带着片面的观点和歧视的眼光。但相对城镇人口而言，农业人口中尽管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政策外生育行为，当今的农业人口依然处于低生育水平。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坚持：适龄人群得到了较为便利的节育手段;政策外生育给适龄人群带来的生存压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所产生的社会辐射力。二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广大农村青年更大范围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所传播的新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生育观。新一代广大的农村青年，也许仍怀着生育二胎的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极少比例的夫妻想生育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心理素质，吃苦精神，奉献担当上都普遍强于独生子女。在几年的征兵工作中，笔者也注意到，愿意入伍并且能安于部队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他们正承担着高难度高风险的国防重任。

为了督促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流动人口，对于新出生人口，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两地共同管理，均需上报。但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户籍地掌握孕情，跟踪服务，控制政策外生育的难度，而且，由于现居住地在迎检时可以采取一赶了之的手段，躲而避之的办法，实际上弱化了现居住地的管理服务责任。再者，双边统计上报给新生人口造成的数据上的增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2、权衡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权衡不仅要从目前的老、中、青、幼人口构成及其走向来考虑，还要考虑到目前的青年人口性别比例及新生儿性别比例。我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比例已经过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经失调并将更加失衡的青壮年人口。这必然导致一线的财富创造者、社会高难责任承担者日益不足，人民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日益严重以及婚姻需求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该如何应对呢?从双独生育二胎到单独生育二胎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较大调整，这确实考虑了国情，顺应了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迎来新的生育高峰，相当比例的家庭放缓了生育二胎的步伐或者说准备放弃生育二胎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了人民生育观的巨大改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再是社会生育观的主流思想。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受到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工作，较好的生活。也许，许多家庭仍然期望能够生育两个孩子，但同时，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当然，这还得依据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真实调查和科学论证。而若此判断正确，则应该果断加快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进程。权衡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利弊，既要从理论上考虑它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也要从现实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放开后所掌握的数据中作出分析和评估。

同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也是有效调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需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胎生育基本是自然生育状态，二胎生育时，大都考虑到了性别问题，这就导致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目前控制新生儿性别比的主要做法是从药品销售到B超鉴定的严格管控，旨在通过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消除选择性生育，达到自然生育的效果，这一观点是建立在自然生育就能使得性别比相对平衡的认识前提上的。

然而，它却忽视了这一认识的基点：大自然之所以能调节性别比，内在地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从人群总数而论，在生育第二胎时，大多会生相反性别的孩子。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目前的生育政策给新生儿性别比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在广阔的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这就自然地相对消减了女性基数而又增加了男性基数，而在生育一个女孩后，又会渴望生育一个男孩，姑且不论违法的选择性生育，就是自然的力量也会致使生育二胎时男性比例居多，这又在一个层面上增加了男性的基数。

客观的讲，生活在城镇的夫妻，在新生儿性别的问题上，大都心态平和，顺其自然。综合农村、城镇及“超生”因素，目前一对夫妻平均约生育了个孩子。从科学角度出发，一对夫妻平均生育个孩子，才能有益于性别比的基本平衡。根据专家预测，即使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平均一对夫妻也只会生育个孩子，这无疑只能有限地对我国新生儿性别比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上，严厉打击“两非”只是一种战术行为，然而，再完美的战术也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战略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漏洞。

过去，我们没有遵循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致使人口盲目过快增长，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今天，在看到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给我国带来少生4亿人口辉煌成就的同时，如果看不到人民生育观念的巨大改变所蕴藏的稳固低生育水平的内在保障力，看不到人口政策的适度变化对于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化解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劳动力不足的现实性和潜在性的矛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许我们同样会犯下历史性的重大错误。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必须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范畴内去思考，去设计。

3、权衡人口素质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不仅能大范围地化解计划生育的节育目标，还能大范围地化解孕情跟踪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切实将从事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上。人口素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优生工程是人口素质保障的第一步，孕前优生检测又是优生保障的前提条件。

现在，上级部门将孕前优生检测指标当任务下达给下级，然而，在操作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弊端：第一，指标本身仅要求孕前检测，忽略了孕中检测;第二，检测必须到户籍地的区级计生服务站完成。由于大量的育龄人群外流，致使户籍地街、乡级计生部门组织困难，成本投入较大。由此可见，我们所追求的优生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完善。卫生计生资源的整合从客观上为优生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更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国家免费的优生检测利国利民，本应得到广大育龄人群的积极响应，但实际效果欠佳。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脱节，没有解决好群众“一步之遥”的问题。上级部门开展工作已经习惯于下任务、下指标，让基层不计成本东奔西走，让群众不辞辛劳来回奔波。

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卫生计生部门必须探索打破户籍障碍，以流畅便捷的工作方式，让育龄人群满怀喜悦，满怀期盼地走最短的路程，既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孕育结论，又能获得新生儿成长所需要的卫生计生关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法宝。人民群众期盼后代一生下来就聪明健康，而孕前优生检测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正回应了这一期盼。如何到群众中去，将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好事做好，除了必备的技术到位，手段到位外，其操作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简易化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只是简单地下任务给基层，让常住人口走较远的路程到达指定的监测点，让流出人口来回奔波回到户籍所在地的指定点接受检查，则组织者的难度，群众的辛苦度可想而知。

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还体现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党的温暖阳光普照，上级主管部门如果只是采取任务下派的方式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基层政府不堪重负不说，“小政府，大作为”又将如何体现?更主要的是一系列的利国惠民政策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群众的面前。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让人民群众知道惠民政策不应该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相关主管部门是以怎样的责任担当，以怎样的行事方式拉近政策的执行与群众的距离。社会管理是一个大课题，社会管理进步又将从更深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抱怨群众不领情，而要自我查找原因，不仅要从目标正确性的角度，还要从目标运行方法的角度去认真审视。运行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是战术手段，战术手段的好坏以及运用战术手段的人的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影响着战略目标的实现。

多年以来，就提倡计生工作必须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我们要向广大育龄群众提供避孕节育服务，生殖健康服务，优生检测服务，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以及抓好诸如计生奖励抚助金等各类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落实。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时刻反问自己，人民群众觉得满意吗?笔者认为，优质的服务至少应具备如下特性：

其一，掌握了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要求，不是大且泛，而是精且准。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避免意义不大的资源消耗;

其二，优良的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优良要体现目标的明确性，安排的系统性和服务人员对所提供服务责任的担当性。可行性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得到服务的路径是坦途而不是征途。要做好一件事情，必先事前调查其要素，把握其规律。有的事情确需责任分解，分级负责;有的事情也需责任分解但上下主次不同;有的事情无需责任分解，完全可以利用事物本身具有的正能量所产生的向心力由高至低，由低到高形成互动，直达目标。

在目标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信息互动，上下互通以达成决策效果，而决策形成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执行力。在很多时候，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时，不是人民群众不积极响应，而是人民群众在响应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太多的无奈和艰辛。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仅需要从群众中来，真切地了解群众的心声，更要知道怎样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所享受的服务更轻松、更舒适。

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又共为一体。它就像三个支柱共同支撑着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因此，人口的战略决策既要保证三个支柱个体坚挺，又要保证三个支柱在正确的方向，恰当的位置;既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保证人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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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第五次人口普査的结果显示，xx%的流动人口集中在15——49岁年龄组，这说明育龄人口特别是年轻的育龄人口构成了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当前的流动人口，其群体特征、城市生活环境、制度环境已与以往的流动人口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可称为“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如此大规模的青年育龄人口的乡—城流动，其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和生育行为必将对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长率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了针对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査与半结构式个案访谈研究。20xx年xx月，我们分别在xx——xx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关于生育意愿的抽样问卷调査，有效样本xx个，回收率为xx%，其中男性占xx%，女性占xx%。问卷调査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针对生育数量意愿，平均生育意愿为xx。有xx%的人希望生一个孩子，xx%的人希望生两个孩子，希望生育xx个及以上的比例为xx%，xx%左右的人不想生孩子。

第二，针对生育性别意愿，多数流动人口对孩子没有性别偏好，xx%的人认为应该“顺其自然”，xx%的人希望儿女双全。相对而言，在男性流动人口中，男孩偏好多于女孩偏好；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多于男孩偏好。

第三，成本约束、为了孩子成长和情感需要已经成为主导新一代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以上结论说明了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呈现出理性的趋势，新型的生育观已经形成。

通过调査问卷的数据结果，我们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了更为客观的判断。但是，由于生育意愿属于人们的主观认知和自我判断，因此，要深入了解人们关于生育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真实想法，仅靠问卷调査是不够的。因此，在20xx年xx月至20xx年xx月期间，我们在xx和苏州对xx名18——31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其中男性xx人，女性xx人；未婚者xx人，已婚者xx人。

本研究通过个案访谈，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主要特点及其对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的预期，掌握他们生育意愿改变的程度和方式，深入探究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改变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城市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试图通过调査流动人口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来验证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这一趋势的实现程度，以及制度供给和社会环境能否支持流动人口新型生育观念和意愿的实现。

二、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现状。

流动人口一般想生育几个孩子，他们依然恪守传统生育文化的规定而呈现出显著的男孩偏好，还是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前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什么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是什么？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本文将分别从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意愿、外出务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四个方面，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做出判断和分析。

（—）生育数量意愿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无论是否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当访谈者被问到对孩子数量的预期时，大多会以经济负担和经济压力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在目前的生活环境里，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愿望。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大幅度增加，其中孩子的抚养成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住房、饮食、日常生活物品、教育等）是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的约束条件下，许多访谈对象认为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教育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都可以集中投入于一个孩子，这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今后的发展，而且也能减轻自己的经济压力与负担。我们可以从以下访谈内容中明显感受到这种认知倾向。

1、要一个，一个就好了，经济负担太重。（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只想要一个孩子。现在的经济条件嘛，社会现实、养育、教育一个孩子都非常难。

2、经济上开支很大，还有教育投入非常大，如果两个的话更麻烦。（访谈对象：SMMI，男，24岁，已婚未育）

虽然被问及如果在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是否会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意愿，有的访谈对象希望可以增至为两个，但是经济压力依然是他们首要担忧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生育行为过程中，他们仍然会根据其经济状况来进行生育决策：

3、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要了，负担太大，没精力也没钱。（访谈对象：TMMCC1，男，26岁，已婚，育有一男）

4、富裕的话我会生两个，穷的话我就只生一个。（访谈对象：SFMCO5，女，29岁，已婚，育有一女）

还有一些访谈对象认为精力投入也是决定生育孩子数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访谈对象认为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使得她们无暇顾及更多的孩子。

5、—个就够了，多了太累了，照顾不过来。孩子太多就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好，还影响工作。（访谈对象：SFMCI5，女，27岁，已婚，怀孕）

也有少数访谈对象在面临生育孩子还是职业发展机会的选择时，会明确选择优先发展职业。这表明在城市里生活的流动人口，受到城市社会情境与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也逐渐呈现出城市居民的特点，不仅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逐渐提高，同时，他们也更加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空间与发展。

6、有机会发展的话我要先发展，不要孩子，比如说有个机会在我面前，那肯定要发展，不选择孩子（访谈对象：TMUC4，男，19岁，未婚）

综合以上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预期，我们发现在孩子抚养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不断提高的约束条件下，孩子的质量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这说明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趋势，计划生育政策不再是决定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决策的主要约束条件。同时，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自我发展需要也成为许多流动人口在生育决策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反映出在城市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流动人口对自我发展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生活质量水平的预期都比以往有所提升。

（二）生育性别意愿。

流动人口对孩子的性别预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访谈结果表明，没有性别偏好、男孩偏好、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等其他一些不同性别组合偏好的现象都存在。但是针对性别偏好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与传统农村生育文化中普遍的男孩偏好明显不同的是，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大幅度地增加了。

1、性别无偏好。

少数访谈对象表达了对性别没有特别的偏好，他们对女孩和男孩的价值评价没有差别。

现在在农村里，男孩不孝顺的也有的是，女孩孝顺的也很多，其实要个男孩不孝顺的话还赶不上要个女的好，我要男孩女孩都无所谓。（访谈对象：SMUI1，男，21岁，未婚）

2、儿女双全。

希望儿女双全的访谈对象也不乏其人，同时获得男孩和女孩的收益（经济收益和心理收益），满足家庭和自己的不同需求，这十分符合中国人普遍希望两全其美的心理特征。

最多要两个，一男一女最好，能够儿女双全。（访谈对象：TMMS，男，25岁，已婚未育）

3、男孩偏好。

—些访谈对象认为农村里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对自己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虽然居住在城市社区，但是由于与农村社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性别偏好取向依然存在于在城市里工作的流动人口中。但是，就整体而言，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明显有所降低。

农村都这样，你要是都是女孩，别人会瞧不起你。（访谈对象：TMUS1，男，23岁，未婚）

我喜欢男孩子，女孩子长大了就结个婚，带个孩子，伺候公公婆婆。没什么出息。（访谈对象：TMMC，男，24岁，已婚未育）

4、女孩偏好。

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倾向于生育女孩的意愿，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出发点：一是相对于男孩，养育女孩的经济成本更低，例如不需要给女孩准备房子、养女孩更为省心等等；二是在某些方面，女孩的收益高于男孩，如女孩更为孝顺、体贴，女孩子更容易找到工作等等。在未婚、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的访谈对象中都有人具有显著的女孩偏好。

我想要女孩，女孩不用给她买房，我要生个男孩还得给他准备房子。（访谈对象：SFU02，女，19岁，未婚）

想要女孩。女孩贴心，而且女孩吧，也省心一点，男孩太调皮了。（访谈对象：SFUI3，女，25岁，未婚）

根据访谈调査结果，与生育数量期望明显受到经济状况影响相比，生育的性别偏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主导决定因素。换言之，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性别的认知取向与行为结果的因素是非常复杂和多维的。一方面是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另一方面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女孩价值的普遍提升，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女孩价值实现途径明显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的认知与决策过程，使其在生育性别选择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总之，虽然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造成了性别偏好组合的多样化，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更为理性的一面，他们对女孩的价值判断（资本收益和心理收益）已经更为客观和理性。

（三）外出务工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访谈结果表明，虽然流动人口仍保有传统的生育文化特征，但通过与那些没有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居民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现代生育文化正在逐渐改变流动人口的认知与生育行为模式。他们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孩子数量，也不再一味地只想生育男孩，而是更加趋于理性地结合自己经济收入和发展状况，通过对男孩和女孩在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实现及实现途径等方面的客观比较，来做出生育决策。

我家乡还是比较重视男孩，我感觉我的思想方面改变了，打工经历改变了一些想法。如果你没有到外面看看的话，就会听家里的安排生个男孩。但是你出来仔细一看，你就会改变一些想法。（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同时，相对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松散，个人生活空间相对扩大，隐私权能够得到一定的尊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压力（如生男孩家庭才有面子）得以缓解的现实基础。正是基于城市社区居住环境的特点，才使得流动人口在进行生育决策时，能够更多地关注经济状况而非生育文化的制约。

在家乡一定最好有个男孩，那边生男孩感觉名声上会好一点，生个女孩好像会被人笑话似的，在城市这边生活就无所谓了。（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城市融入过程不仅让他们改善了物质生活水平，也改变了他们所秉承的传统生育文化，为生育意愿的转变构建了良好的支持环境。

（四）生育意愿实现的现实基础。

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生育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父母的机会成本等）和间接因素（包括住房、看病等在内的城市生活支出）的影响。因此，如果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程度不高，制度供给缺乏或政府角色缺位都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难以实现。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

1、农村社区对流动人口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

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是流动人口与迁出地的农村社区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统的农村生育文化对流动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我们发现不少调査对象都处在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两种不同生育文化的双重影响中，有时候，他们必须在两种文化所产生作用力的夹缝中进行决策。以下访谈记录就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这一困境。

我自己不怎么特别想要男孩。但是怎么说，我百分之六七十想要男孩，主要是想到我老公家的情况嘛，要传宗接代，……主要是老人给的压力。（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通过以上访谈，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受到长辈、以及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各种联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那些具有现代生育观念的流动人口中的未婚者和已婚未育者，其目前的生育意愿和以后的实际生育决策及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希望孩子今后能立足于城市得以发展。城市的教育体制、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与机会要远远优于农村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普遍共识。

带过来把孩子放在城里抚养，我感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有希望。（访谈对象：SMMCS1’男，已婚已育者）

除了考虑教育环境和教育体制等因素之外，也有不少访谈对象意识到，如果将孩子留在家乡，隔代教育会产生很多弊端，同时也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这说明新一代的流动人口不仅关注孩子的学习，也逐渐认识到孩子在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应该运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并且开始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建立融洽的亲子关系。这表明流动人口已经具备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重视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

老人带小孩不是很好的。我们的父母嘛，文化程度比我们还要低啊。他们带孩子的话，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文明。（访谈对象：SMMCI1，男，27岁，已婚，育有一男）

尽管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学和接受教育，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在城市里孩子的教育成本很高，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也是流动人口难以将孩子留在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孩子读书一个月要很多钱，有时买衣服，吃东西，还有用的啊，还有其他什么的都加在一起，—个月800—1000吧（访谈对象：SFMO1，女。30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虽然流动人口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很强，但由于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过高，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流动人口迫切希望将孩子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教育成本压力过大的现实，使其愿望难以达成。

3、生育意愿实现的社会支持薄弱。

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但是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方面，还受制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状况。因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所处的城市生活环境、可获取资源的满足状况，以及遇到的主要困难，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同时，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进而影响他们对城市生育文化观念的接纳程度。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由于制度供给的短缺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他们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面临许多发展困境。他们在就业、住房、看病、日常生活物品支出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同时，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社会融入过程，也会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社会排斥和歧视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困境。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及所面临困境的客观呈现，能够进一步探求他们生育意愿形成、以及今后实际生育行为实现的社会机制。至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支持，很多流动人口并不愿意对政府做出评价，就那些做出评价的访谈对象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政府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是缺位的，流动人口缺乏来自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社会支持。

政府啊，我感觉政府好像离我蛮远的。（访谈对象：SMUS2，男，21岁，未婚）

从来没有听说过政府对我们有优惠政策，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是对本市户口，外地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也从来没享受过。我从来没有听说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有帮助，除非是特别困难的有帮助。（访谈对象：SFMCR3，女，24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的拉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使流动人口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收入和教育等都吸引着流动人口奔向城市；但是另—方面，城市生活支出的压力、制度供给的缺乏以及社会歧视的存在，又使得流动人口处于城市生活的最底层，难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困境对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使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预期出现一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由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社会支持系统还非常缺乏，因此，在流动人口较为理性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访谈调査，我们发现随着生活区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些新的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已初步形成。目前，孩子的抚养成本成为流动人口进行生育决策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当经济条件允许和照料资源充足时，流动人口倾向于将孩子放在教育环境更好的城市中养育。所以，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教育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很多访谈对象认为，为了保证孩子成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资源和机会，目前的经济收入难以支持两个孩子的生育决策。这反映出了在流动人口中，已呈现出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但是，由于城市生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大幅增加，使得流动人口愿意用质量替代数量选择的可实现程度降低，在孩子质量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第二，性别选择呈现出理性的一面。虽然有一些访谈对象仍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但是大多数流动人口已开始更为理性地反思这种偏好的实际收益。许多访谈对象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能够理性地认识到相对于男孩而言，女孩的成本支出（不需要为女儿准备房子）低，而收益（女孩子更容易找工作，女儿会更孝顺）却更高，因此，女孩偏好，或者没有性别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渐增多。

第三，个人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访谈对象在进行生育预期时，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的精力投入与时间成本。虽然这并非普遍现象，但是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生活理念，以及对自我生活空间的需求与城市社区文化更加契合。相对于孩子的抚养成本而言，个人的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虽然还不是生育意愿形成的首要影响因素，但其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第四，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显著。一方面，工作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使他们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远离了农村社区所传承的习俗和文化，尤其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村社区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还受到根深蒂固的农村生育文化的牵制。这种双重性特征，使流动人口呈现边缘性特征，他们一边接受着现代城市生育观念，一边仍受农村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流动人口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以城市为生活重心的判断，都会直接决定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之间存在差异的程度。所以，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生育意愿。

第五，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相应的现实基础。在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中，制度供给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不仅加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困难，也会延缓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现实转变过程。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影响，而制度供给的缺乏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

梨视频农民工研究论文

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结果表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比较低，生活质量比较差，居住、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休闲方式比较单调，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据调查，进城务工农民的收入，普遍比在家务农收入高出很多，外出务工是其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许多农民工在城里工作生活，除了维持日常开支外，其余的基本上寄（带）钱回家乡，成为留守孩子、老人的基本生活来源。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情况许多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经商前并没有联系好工作，进城后，一般经城里的亲戚、朋友或已在城里定居的老乡介绍找到工作。据调查，由定居本地的亲属、朋友介绍的占，由同样在外务工经商的同乡、亲友介绍的占 %，自荐到用工单位工作，占。另外，还有部分农民工是通过自主就业，招工广告，包工头、老板招募。农民工的待遇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据调查，有的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里，有的人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里，的人居住在工作地点，的人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还有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或回农家居住。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难，虽然逐步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教育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农民工子女就学都只能选择价格稍低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弱，流动性大，办学合法化问题很难解决。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国务院文件国发[2006]5号《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 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就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提出如下意见:一、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大意义二、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三、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四、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五、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六、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七、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八、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九、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十、加强和改进对农民工工作的领导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切实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几点建议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建立施工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约束和保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一是施工企业在领取施工许可证前，按照工程合同价款的一定比例向工程所在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交纳职工工资保障金，工资保障金在工程合同价款中列支，专款专用。二是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将工资保障金存入指定银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三是施工企业招收农民工，必须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依法享有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以及保险福利的权利，并在规定期限内持农民工名册到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四是施工企业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施工工程期限小于一个月的或者双方约定支付工资期限低于一个月的，另其约定。五是在工程建设期间及工程竣工后60日内，有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启动工资保障金，及时发放拖欠的农民工工资。2、严格规范新建项目的审批手续。对建设资金不到位的建设项目不办理项目审批，不予立项、不予开工建设，做到新帐不欠，老帐限期付清。3、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对存在拖欠农民工资问题的房地产和建筑业企业，主管部门记入企业信用档案，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对清欠不力，没有及时完成清欠任务的房地产和建筑业企业，将向社会公布进行曝光。4、建立日常工作机制和监督机制。通过设立拖欠举报投诉电话，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业企业的监管，促使每个建设领域企业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落实清欠责任，及时兑现农民工工资。5、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其主要由政府财政出一部分资金,组成欠薪保障应急基金,专门用于应付突发性、群体性的欠薪纠纷。目前,浙江省嘉兴、温州已经建立这一制度。其主要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抗市场风险能力比较弱,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存在时间成本和程序复杂难以让农民工接受的情况下,有效地保证农民工群体临时性的生活救济。6、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维权意识。加强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朋友的法律法规保护意识，有关部门应设立农民工工资清欠举报电话，一旦发现有工程款拖欠的，农民朋友能及时向政府反映。7、国家应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抑制不合理的投资行为发生，以切实防止新的拖欠现象发生。

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国内学术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⑴ p207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必然要求社会公众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政治。近些年来，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蓬勃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然而，对于那些户籍在农村，却生活在城市的广大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中国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不仅存在“三农问题”，而且存在“四农问题”，即“农民工问题”。⑵ 据统计，目前我国至少有亿农村人口在流动就业，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阶层，其经济生活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他们的政治参与问题却一直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实际上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研究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政治参与作为政治社会的一种政治行为，其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这是因为，“民主作为制度，它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⑶广大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推动我国农村社会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对农民工自身的利益维护和政治成熟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就其基本内涵而言，“民主政治就是民治政治，即由人民来决定政府的形式，管理国家的事务，规定政治的方式，换言之，权力的来源、授予、运作、更替、监督以及归宿都应落实到人民的意志之上”。⑷ (p1) 从民主政治的内涵来看，政治参与是其应有之意。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已成为衡量民主的重要尺度之一。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决策的参与，民主政治便无从说起。布莱克曾指出：“现代政府在下述意义上可以说是典型的民主的：所有的公民均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选择，个人的选择权由有效的公民自由得以保障”。⑸(p22) 但由于多种原因所致，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还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他们基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心中的意愿不能有效地表达，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也落实得不够。这一系列潜在的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在制度的保障下，让农民工充分行使政治权利，有效地参与政治，将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质性进步。其次，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对我国农村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对乡村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以来，我国打破了“王权止于县政”的传统，国家政权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1998年经过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公布后，广大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外出务工的经济能人有相当一部分回去参加村委会干部职务的竞选，并且取得了成功。这就改变了我国农村传统的权力结构。在传统乡村，权力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往往是当地的大户或宗族的首领，而自从农民工参加竞选以来，这种传统的权力构成正发生着静悄悄的变化，并且呈现出勃勃生机。一部分农民工中的经济精英在竞选中获得了村民的自然认可和国家的权威认可。除此之外，由于外出务工的农民多数都是农村中的知识精英，接受新事物较快，通过进城务工眼界得到了开阔，头脑中的意识不自觉地被城市居民所同化，溶入了更多市场经济中平等、自由、竞争等观念，他们的法律意识以及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治敏感度较之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更强，他们一旦参与基层政治活动，将对乡村权力形成更强有力的监督，将会使《村组法》中的“四个民主”的法律精神得到更好的体现和落实。② 对乡村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强有力的反作用。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政治生活的经历，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和决策能力。农民工中的经济精英掌握村治权力后，将能更好地对乡村的建设做出决策，按照徐勇和徐增阳两位先生的说法，“话语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优势也会构成一种权力关系，即话语权”。⑹(p66)他们的话语优势不仅表现在竞选干部的优势上，而且也表现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此时的经济精英已展现出精英政治的特性，他们对农村经济建设所做出的决策能更好地得到村民的认可与支持，这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根据杜鹰和白南生等人的调查，在他们所访谈的农户中，1999年以前将外出收入用于创业投资的农户仅占外出和曾经外出农户的，1995年仍计划外出的农户中，准备返乡投资的已占。⑺(p143) ③ 对乡村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的概念包含诸多丰富的内涵，这里主要涉及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政治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提出，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⑻(p29) 传统中国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处于自然经济社会的农民经常受到自然灾害的侵害，从客观上来说需要皇权的保护。但是，农民又惧怕皇权对其课以沉重的赋税和劳役，所以对权力中心处于一种爱恨交加的心理状态。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近几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和农村工作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随着减免农业税等政策的出台，使广大农民对权力中心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政治认可，改变过去对权力中心惧怕的政治文化心理状态，从而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期间，通过城市政治生活的熏陶，在工厂规章制度的作用下，这些制度意识在农民工心里积淀下来，当其返乡后更容易接受村治秩序的规定，其政治态度将由传统社会道德感化的伦理状态向法制影响下的法理状态转化。这一系列现代化的过程无疑有利于我国农村的政治文化建设。最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对农民工自身的利益维护和政治成熟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是农民工实现和维护合法利益，表达自己愿望的重要手段。农民工作为政治社会中的政治人，其本身的社会地位处于一种弱势状态。从外在因素来说，需要党和政府的保护，但能让党和政府做出决策的却在于农民工自身的内在因素。只有农民工自身以理性的方式主动参与政治活动，才能将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及愿望反映到政治系统当中，才能纠正政府决策的片面性，从而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这也就是说，农民工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越大，越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实现和保护。另一方面，农民工只有通过日益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逐步走向政治成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不过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⑼（p551）农民工只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政治，才能掌握更多的政治知识，获得更多的政治能力。帕特曼和麦克弗森同样也认为，“只有通过参与才能促进人类发展，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政治事务更敏锐兴趣的公民。”⑽(p339) 所以，农民工政治参与不仅能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且还能强化其政治效能感，因此农民工参与政治活动能加强对政治体系的理解，增强政治认知能力和端正政治态度，使农民工逐步走向政治成熟。以上主要从国家、乡村以及农民工自身三个层次上说明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不过，就目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来看，上述重要意义并非都已得到实现，并且还存在很大的不足之处。二、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与问题（一）政治参与边缘化所谓政治参与边缘化，是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状况，具体来说是指占农民工主体的大部分人很少参与或者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根据徐增阳和黄辉祥两位学者对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的调查显示，参加过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的有145人只占调查对象总数的，而没有参加过的599人占。⑾(p256) 另据郑传贵先生对南昌市的调查也显示，高达的人自出来打工后就没有参加过村委会的投票、选举，只有15%的人参加过。⑿ 另据邓秀华2004年4月对长沙市439户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比例很低，参加过社区选举的只有26人，仅占5．9％。村委会选举是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但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也相当低，只有99人参加过家乡的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仅占调查对象总数的22．6％。农民工在城里和村里参加选举的比例均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分割欠明确。众多的农民工游离于民主政治之外。（13）根据上述调查，大体上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严重不足，呈现出一种边缘化状态。就其原因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体制性的，也可以说是政治方面的因素。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长期存在，受户籍制度限制的农民工难以参与城市的政治活动。二是选举成本方面的，也可以说是经济方面的因素。目前我国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多数人都是为了养家活口，为了生存。因此，从经济方面考虑，在低收入的情况下，多数农民工不会支付高额成本而返乡参与政治活动。（二）政治冷漠与政治渴求并存有关调查显示，有16%的农民工认为选举对自身来说不重要，他们很容易放弃；有高达的农民工说选举时自己不知道。 (14)(p256) 因此，从选举这种农民工政治参与最常见的方式来看，情况并不乐观。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其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15) p332）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导致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影响不大，对政治参与关注不够，从而产生了政治冷漠感。其二，当然这也与当地政府的宣传力度不无关系。基层政权的宣传力度不够也是造成农民工政治参与冷漠的原因之一。其三，是由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较弱。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有关。(16)(p87) 一般而言，政治效能感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对选民而言，如果选民“所面临的选择没什么重大差异”以及“所作所为无足轻重，不能有效改变结果”，（17(p134)）他们很容易放弃选举。这也是造成农民工政治冷漠的原因。虽然政治冷漠的状况普遍存在，但农民工的政治渴求正日益呈现出逐渐发展的趋势。据徐增阳等人的调查显示，有的农民工认为他们应该参加城市的管理，这说明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正在逐步增强，希望通过参与当地政治生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维护自身的利益。究其原因，这种状况与国家的政策导向是分不开的。近年来，党和政府在“执政为民”的理念下，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越来越关心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工资问题以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使农民工逐渐认识到，他们也应该享有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从而使其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得到了强化，希望通过自己与政治体系的接触来实现自身的利益。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政治渴求在个别农民工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特别是那些个体创业成功的企业主，因为政府的方针和政策涉及到他们企业的经济利益以及企业的地位，所以这部分农民工更希望在当地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有自己的发言权。（三）政治参与目标认识模糊对政治参与目标的认识将影响到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政治。从当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状况分析，在广大农民工心中，政治参与的目标是模糊的，甚至在某些时候可以说没有把政治参与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政治参与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广大农民工心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徐增阳等人的调查显示，多达的农民工（郑传贵的调查显示为）自从出来打工后就没有参加过家乡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就这样被大多数农民工轻易放弃了。当然，也有少数农民工委托家人投票，这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合法的，但笔者认为，这从政治参与的实质性价值来说不是最佳方式，因为在对候选人没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不会很理想，当选人不一定就能够充分代表选举人的意愿，而且做出的选择往往渗透有被委托人的思想，这就不利于委托人真实意愿的充分表达，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工独立选举的独立性地位，更不能显现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目标性。另据笔者了解到，也有少数农民工亲自回家参与选举的，但这其中不乏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政治参与带有一定的工具性，质言之，就是工具性政治参与。究其原因是因为家族势力的影响，候选人是本家族的成员，他们希望通过投票来为家族谋利，这是完全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的。还有一种情况，即使是参与选举，也是属于被动地参与，农民工本身并不清楚自己为何要参与选举，或者说通过自己的投票希望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标。之所以造成农民工对政治参与的目标认识不够，笔者认为主要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不够而造成的。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也会相应增加，因为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其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到了强化。（四）政治信任程度不高这是相对于流入地的相关政府部门而言的。从现实生活来看，农民工的生活圈子在城市，自从他们进城务工开始便要接受当地相关部门的管理，便已经与当地政治系统发生了相互关系，一般而言，他们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都应在当地政治系统的主导下得以解决。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以最近几年关于农民工工资问题为例，许多媒体都曾报道过农民工因拿不到工资而选择跳楼自杀之类的事例。那么，他们宁愿选择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而不愿意向当地政府和法院诉求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这是对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的一种政治不信任。首先是当地相关部门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对于农民工而言，它们只是一种管理型的部门，而并非服务型部门。当然，随着党和政府执政方式和行政理念的改变，这种状况在近年来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个地方党和政府越来越关心农民工工资问题，并且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把农民工纳入到了当地的社会保障系统当中。其次，农民工虽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存在，他们很难和当地城市居民融为一体，他们都把自己当作是城市的一个“过客”。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较低，与城市居民的接触很少，就更不用提与当地政治系统的主动接触了。在这种状况下，遇到问题以后，他们要么走极端的方式，要么寻求同乡的帮助，而不会诉求于政府和法院。相关的调查也显示只有和的农民工会请求政府和法院的帮助，而多数人会找同乡或熟人帮忙。当然，造成农民工自己政治信任度低的原因与其自身法律意识淡薄也不无关系。三、完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以上我们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问题及其成因作了初步的分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是为了给解决问题提供条件的。既然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如何使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走上制度化、有序化的道路，就成为我们党和政府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民主法治、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追求的基本目标。如果农民工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参与政治，势必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我国的政治稳定。根据前面分析，笔者对完善农民工政治参与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完善民主法制建设，赋予农民工政治参与更多的体制空间。农民工因受传统的户籍制度限制很难参与到城市社区的管理当中，然而农民工却给流入地的经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从他们进城务工开始便要接受当地相关部门的管理，便已经与当地政治系统发生了相互关系，因此，农民工理应纳入到当地的政治系统当中，应当有权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尽快修订有关法规，完善对选民资格的确认，并不一定非得以户籍所在地为标准，也可以居住时间作为标准之一。通过完善法制建设，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给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创造更多的体制空间。（二）加强农民工的组织建设，实行跨区选举。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可以通过当地政府和农民工协商的办法，建立农民工组织。这既有利于对农民工的管理，又有利于农民工意愿的表达，实现农民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比如浙江省瑞安市陈宅旺等村产生的以外来农民为主体的自治组织——外来人口协会，就是很好的例证。协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反映外来务工者的意愿，维护其合法权益。（18）这样的例子如，据四川新闻网报道，继四川省彭州市丹景山镇2004年7月9日成立四川省首个“乡镇级外出务工人员联合会”后，7月16日，遂宁市安居区又成立了全省首家“区县级外出务工人员工会联合会”。这些组织的宗旨也是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体制保障下，可以让农民工以组织为单位实行跨区选举，让农民工参与当地的选举，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2001年末，浙江省义乌市在大陈、廿三里和城西等镇组织当地外来务工人员参加当地镇人大代表大会的选举，并且有10名务工人员当选为人大代表便是开了跨区选举的先河。（19）虽然其程序设计欠佳，但却为我国完善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三）充分发挥媒介作用，加强宣传工作。以上两个建议主要是针对长期在外务工，并且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的农民工而言的，那么，针对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又怎样呢？根据前面的调查分析可以知道，对于候选人和选举时间不了解是造成农民工没有参与选举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民工外出后都经常性地与家里保持联系，所以政府应该充分把握好家庭这一媒介的宣传作用，加强选举工作的宣传力度。另外，在农民工组织建立起来的地方，可以在相关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有效发挥农民工组织的作用，对农民工进行集中宣传，这样可以让广大农民工获得更多的政治信息，加强自身与政治系统的接触。（四）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教育革命导师列宁曾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首先必须先教育他们识字。”（20） (p59)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他们自身的教育程度低有关。当然，要让农民工像广大青少年一样进学校学习似乎不太可能，这就得需要政府部门和相关用人单位建立一套完善的培训机制，比如，在农民工外出前由当地政府组织培训，其主要内容是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用人单位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式，这将有利于农民政治素质的提高，从而增强其对法律知识的理解。据中新网报道，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04年起，用两年时间培训农民工1000万人次，其中不仅有专门的职业技能的培训，还有农民工自身基本权益保护和法律知识等相关信息的培训，这对于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政治热情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当然，所有这一切还得有政府经济上的支持为保障。此外，政府部门还可以在选举时间上做适当的调整。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大多数农民工由于其乡土情节的影响，在春节期间一般都会返乡，村委会选举的时间可以抓住农民工返乡这一特点，以确保选举质量的提高。总之，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而逐步得以解决，从而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将会取得更大成就。参考文献：⑴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⑵胡鞍钢：《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⑶白钢. 现代西方民主诌议[J].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4年第4期⑷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⑸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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