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医家学术思想论文
中医昆仑、国医泰斗、一代宗师蒲辅周先生临证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治病特别强调保胃气。强调保胃气是蒲老学术思想中一个极重要的特色。 第一，他认为：在患病之初，体尚壮实，强调祛邪即是保胃气，邪气移一除，胃气自能通畅。在他的急性病治案中这一点是相当突出的。如《蒲辅周医案》中治疗王姓患儿重症麻疹案，始终用辛凉宣透，剂剂有石膏。而治疗麻毒内陷的石姓小女孩，则始终用辛凉宣透佐以苦寒通降，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蒲老又主张用小剂量，如轻舟之速行，尽可能祛邪不伤胃气，这样可杜绝病邪乘虚复入，留连不愈。 第二，对于久病正衰患者，他主张“大积大聚，衰其大半则止”。在病理上尤其重视食疗。他认为药物多系草木金石，其性本偏，使用稍有不当，不伤阳即伤阴，胃气首当其冲，胃气一绝，危殆立至。 蒲老曾仅用茶叶一味治疗一热病伤阴的老年久病患者，可为蒲老保胃气学术思想之典型医案，彰显大医风范。患者系中医研究院家属，热病后生疮，长期服药，热象稍减，但病人烦躁、失眠、不思饮食，大便七日未行，进而发生呕吐，吃饭吐饭，喝水吐水，服药吐药。病人系高年之人，病程缠绵日久，子女以为已无生还希望，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询问蒲老是否可救。蒲老询问病情之后，特意询问患者想吃什么。待得知患者仅想喝茶后，即取“龙井”茶6克予家属。嘱咐待水煮沸后两分钟放茶叶，煮两沸即少少与病人饮。第二天病人家属惊喜来告：“茶刚刚煮好，母亲闻见茶香就要喝，缓缓喝了几口未吐，心中顿觉舒畅。随即腹中咕咕作响，放了了两个屁，并解燥粪两枚，当晚即能入睡。晨醒后知饥索食。看蒲老还用什么药？”蒲老云：久病年高之人，服药太多，胃气大损，今胃气初苏，切不可再投药石，如用药稍有偏差，胃气一绝，后果不堪设想。嘱用极稀米粥少少与之，以养胃阴和胃气。如此调养月余，垂暮之人竟得康复。事后蒲老回忆说：“愈后同道颇以为奇，以茶叶一味竟能起如此沉疴。其实何奇之有。其时病者胃气仅存一线，虽有虚热内蕴，不可苦寒通下，否则胃气立竭。故用茶叶之微苦、微甘、微寒，芳香辛开不伤阴，苦降不伤阳，苦兼甘味，可醒胃悦脾。茶后得矢气，解燥粪，是脾胃升降枢机已经运转。能入睡，醒后索食即是阴阳调和之明证。而“少少与之”，又是给药的关键。如贪功冒进，势必毁于一旦。”蒲老说：“能知此者，可以为医矣。五谷、瓜果、蔬菜，《内经》云为养，为助，为充，其所以最为宜人者，不伤脾胃最为可贵耳。” 第三，他也反对病后过服营养之品。蒲老多次强调不要认为药物可以治万病，服药过多，不但不能去病，反而打乱自身气血的调和形成“药病”。 总结，蒲老常说：胃气的存亡是病者生死的关键，而在治疗中能否保住胃气，是衡量一个医生优劣的标准。 以蒲辅周老先生为代表的蒲氏中医的理论体系是以《内经》、《伤寒》为经，以后世各家学说为纬，并与几代人的临床实践相结合而成。其核心为辩证论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一人一方，精准灵活。这充分体现了蒲氏中医辩证准、用药精、疗效好的特色，更昭示了“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这一永恒的真理。 农历壬寅年大年初二午时于西安
1.倡论“医易相关”说张氏认为，《周易》乃“群经之首”，其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过重大影响。《周易》虽无阴阳二字，但其认识自然、分析事物的“两点论”却很科学。其中乾、坤二卦为基石，由此衍生了八卦、六十四卦，揭示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乾坤乃阴阳之肇基，因此，一部《周易》所体现的主题就是阴阳变化规律，它为《内经》的阴阳学说奠定了基础。《内经》有关阴阳的特性、阴阳的关系及其变化，以至对自然的认识，无不与《周易》相通。特别是易学“两点论”的思维方法，框定了中医思维模式，如其中的上下、内外、出入、进退、损益、吉凶、否泰、存亡等分析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式，开启了古医家之悟门。如《周易》乾卦九五之“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即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高者因而越之”，“在下者引而竭之”的滥觞；后世张元素的药物分类、李杲的升阳举陷方剂、张仲景的承气汤，以及吴瑭之温病三焦治疗大法，均沿用了“上下”互相对待关系的理论。《周易》之卦变不离“盈亏”，每卦都有“—”(阳)、“--”(阴)组合的不同，从其阳与阴的变化，可知其损益。鉴于此，《内经》即有“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形成了中医补虚泻实之治则，从而指导了中药的分类遣用，或攻邪，或扶正，用于治病，以求“阴平阳秘”。其它如“内外”、“水火”、“刚柔”、“动静”等注入医学中，对中医理、法、方、药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易学思维模式中诞生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八纲辨证，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之十剂，充分体现了“医得易之用”的观点。即便中医史上“贵阳抑阴”观的出现，亦是《周易》中“天尊”、“大哉乾元”肇其端。2.研究各家重源流各家学说虽重在研究医家，但不能孤立看待；当然，亦不可专主学派。正确的方法应是考证人物、辨析学术渊源、提炼学术思想并举，以便全面掌握。对每位医家，应按其师承、私淑关系、学术倾向、临证特点划分流派，归于系统；同时，也不拘于流派，而应突出医家各自的特点，否则，就会以偏概全。如叶桂的胃阴学说、久病入络说，即属温病学范畴之外的贡献。探讨各家学说应注意补偏救弊，对医家评析应平正通达。每位医家都有自己的学术渊源、学术背景，因而，其主张自各有别；对医学的贡献突出在某一方面，不可能有面面俱到，将中医全面推进的医家。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把握各家之长，综合为一体，以便获得较为系统、完善的学说。也正是他们各自在不同角度有所研究，取得成就，才使得中医学不断完善、发展。所以，后人不能以某位前贤倾向于某种观点而非之。实际上，他们强调某种理论的重要性，并非轻视其它理论，如刘完素主火热病机学说，但他必不会以苦寒药来治寒证；李杲倡脾胃论，但他也不会以升柴来治火逆。当然，古代医家都有长有短，如张从正主张攻邪已病，对正气不足之治显属缺憾；赵献可善补命门水火，于其它脏腑则重视不够，等等。因而要全面而客观地评析他们的学术思想，取长补短，才能获取较完善、全面的理论和经验。此外，研究者亦不要拘于前人或他人之定论，而应仔细考察，以免认识片面。如，叶桂善养胃阴，但其对胃阳不足的调治，知者甚少。叶氏既重胃阴，亦重胃阳，对治胃阳虚之证有丰富经验，如胃中无火的食谷不化，主用辛甘温煦，鼓舞胃阳，常少加附子以理胃阳，且颇具匠心地用粳米理胃阴，以得通补两和阴阳之妙。叶氏还将胃阳与脾阳作了明确区分，胃阳受伤属腑病，应以通为补；脾阳不足，可用升柴顺其性以补之。张氏对医家的生平、著作进行严格考证，填补了不少空白；对医家学术的辨析与验证，亦多精辟之论。如“成无己学术思想发微”、“丹溪相火论评析”、“论景岳阴阳观”及“张仲景《伤寒卒病论》考析”、“吴瑭生平史略”、“温病学派大师叶桂”、“张锡纯用石膏”等论文，均是其悉心研究的成果。尤其重要的是，张氏强调临床实践乃研究各家学说不可或缺的途径。因前人的理论、经验均来自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理解、运用，并判断其正确与否，才能进一步发展它。张志远不仅理论上有建树，而且毕生重视临床，善于师法古人而勇于创新。不仅对妇科有独到经验，内科证治亦多体会，如学习喻昌“大气论”及张锡纯“升陷汤”法，自拟“通阳解蔽升气化痰蠲饮汤”(黄芪、肉桂、苍术、茯苓、薤白、柴胡、升麻)，用治大气不足、痰饮
葛家澍会计学术思想论文
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属性应用前景分析的论文
一、公允价值的含义及会计计量属性
当前各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表述不一，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公允价值所下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1998）
通过这些准则，我们可以发现大都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公平交易”、“熟悉情况的双方”、“自愿”，突出的核心是公允或者公平。公允价值的最理想证据是市场价格，历史成本代表的是过去的市场价格，所以公允价值是一个与历史成本相对的概念，即代表现行价值，这就要求有相应比较发达、完善的市场环境。
会计计量属性是指会计要素用财务形式定量化的方面。每个会计要素都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货币计量，从而有不同的计量属性。如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等。由此可得出，公允价值的会计计量属性即为：以公允价值的形式对会计要素进行定量化的货币表现。
二、当前公允价值所面临的挑战
（一）金融危机对公允价值所带来的外部冲击。从2007年下半年起，原只限于次级抵押的孤立性质的危机，却逐渐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了许多国家经济的衰退，影响到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竟冲击到财务会计的理论和实务，当然主要是公允价值会计。在危机中备受损失的华尔街银行家首先向公允价值发难，他们认为公允价值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导致金融机构确认大量未实现、没有现金流的账面损失，引发投资者的恐慌，使得大多数的投资者非理性地抛售次贷产品金融机构的股票，使危机加剧。因此，他们呼吁应该立即停止执行fas157，回归历史成本会计。
（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自身的局限性
1、公允价值缺乏可靠性（可验证性）。首先，公允价值强调“公平交易”，但在实际运用中，公平却是空泛难以保证的。再次，实际的公允价值有时需要通过估值技术来获得，其可靠性一直因难以令人满意而备受质疑。因此，可靠性是其致命的弱点。
2、公允价值缺乏可操作性。一方面公允价值的取得有赖于市场体系的健全程度和会计人员素质高低等因素。而我国当前产权和生产要素市场不是很活跃、中介结构公信度低、市场执法和管理不严、会计人员素质低等，因而相关公允价值难以取得；一方面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公允价值计量在理论上和实务操作中都没有具体说明到底计量时应该怎么操作，或者是稍有说明却不够详细，显得笼统而宽泛。
3、公允价值的计量成本问题。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动态计量属性，对全部资产和负债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就意味着每一个会计期间都要对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重新计量，除了需要专门的评估人员准确地确定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外，还需会计人员对资产和负债进行全面调整的账务处理，这就要增加资产评估成本和账务核算成本。
三、公允价值前景分析
葛家澍教授在《财务会计计量模式的必然选择：双重计量》一文中指出：双重计量模式即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今后，在财务会计中运用双重计量进行确认与报告的模式仍是大势所趋。即在一个企业中，对于大多数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任需按历史成本计量（含摊余成本），从而产生相应的历史的即实际的信息，而对于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也可能包括某些活跃市场的非金融资产，如投资性房地产和其他非金融产品以及一些按公允价值计量较为相关的交易，如企业兼并、债务重组、长期资产减值和非货币性交换等）则仍须按公允价值计量，从而产生相应的按当前脱手价格反映的预期信息。
诚然，当前的公允价值可谓是内忧外患，既面临着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外部冲击，同时由于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而饱受质疑。但笔者认为，公允价值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计量的必然选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公允价值必然与历史成本共存，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公允价值不但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不断向国际惯例靠拢，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笔者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分析：
（一）对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反思。2008年底，sec在给国会要求的报告中指出首先要明确金融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主要存在于三方面：
一是糟糕的XX决策；
二是不恰当的风险管理；
三是当前的监督方式的弱点。
事实上，我们知道金融界制造了房地产泡沫，对衍生金融工具不断翻新，人为地制造那些纯粹是投机、冒险的衍生产品，如通过不受监管、不透明的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手法放大金融资产泡沫，才最终酿成灾难深重的次贷危机。因而，我们认为公允价值并不是罪魁祸首，只不过是金融界为次贷危机找的“替罪羔羊”。会计界借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及时、透明、公开地披露金融资产泡沫，促使金融界、投资者和金融监管当局正视和化解金融资产泡沫。倘若没有采用公允价值会计，投资者可能永远被掩盖在金融界创设的虚幻泡沫中。诚然，正如许多会计学者指出的那样，实践中依据“非公允”的市场报价确定公允价值的方式对危机可能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是应用层面的一个技术问题，不能就此否定公允价值的科学内涵，更不能因此因噎废食，废止公允价值，而是应该修改、完善。
（二）公允价值存在着广泛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1、与历史成本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历史成本亦称原始成本，是指原始的交易价格（金额）。历史成本是基于企业经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为基础，这些假设主要包括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在这些假设的条件下，历史成本可能会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本。但是，经营环境不稳定及物价波动幅度较大，利率、汇率的波动等多种原因都会造成历史成本的严重失真。因而，与历史成本相比主要存在以下几大优越性：
（1）更加符合决策有用的财务目标。公允价值能更加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经济实质，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及时、高度相关性的决策信息；
（2）更加符合配比原则的要求。应用公允价值能够使收入与成本、费用切合实际，实现有效配比；
（3）更加有利于企业的资本保全，同时符合资产负债观，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时，不管何时耗费的生产能力一律按现行市价或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计量得出的金额即使在物价上涨的环境下也可以购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实物资本得到维护和保全。
2、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内在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发展趋势不可避免。我国加入wto以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而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顺利接轨有利于会计口径的一致，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公允价值计量在未来全球统一会计准则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公允价值的推广运用将势在必行。
3、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公允价值是适应金融创新的必然选择。我国的金融市场如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从无到有，在此基础上金融工具创新也以罕见的速度发展。“对金融工具来说，公允价值是最相关的计量属性，而对衍生金融工具来说，公允价值是唯一的计量属性”。因为这些创新的金融工具在历史成本计量下，只能得到初始确认，却得不到后续确认。公允价值不仅能对其进行初始确认还能进行后续确认，这样就能揭示企业蕴藏的潜在风险，便于使用者做出恰当的决策；另一方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要求，为决策者提供及时、相关可靠的信息，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维护资本市场健康运行发展。
四、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几点建议
（一）客观评价我国现实环境，逐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利润操纵现象严重，取得资产公允价值的成本较高，公允价值的运用急不得，这场会计革命还需要走“渐进式道路”，而不是立即推行全面的、统一的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模式。应当有选择性地允许使用公允价值，逐步扩大使用范围。对于必须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些经济业务，如金融资产、融负债等应该尽量要求使用，并在今后有意识、逐渐地将计量范围扩展到其他非金融资产。
（二）改善公允价值运用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中有关公允价值的规定，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公允价值计量在理论上和实务操作中有的只是稍有说明却不够详细，显得笼统而宽泛，虽然新准则针对这些情况也做了一些规范，但是许多还只是定性的概念，仍然存在人为操纵的空间。因而，对有些实务操作应该更加细化、明确，以提高公允价值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加强市场经济建设，努力为公允价值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些会计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健全成熟的资产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发达的专业评估技术等，以进一步提高公允价值取得的可靠性，真实性。
（三）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需要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职业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这就要求会计人员除了具有丰富的会计理论与实务能力，还需要了解评估、金融、资本市场等相关知识。因而，一方面要培养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加大对专业人员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会计人员在会计确认、计量（特别是估计）、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技能培训。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家澍，窦家春，陈朝琳.财务会计计量的必然选择：双重计量.会计研究，.
[2]赵静.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属性应用前景探究.理论界，.
［3］陈明荣，魏其艳，方锦.公允价值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探析.西部金融，.
浅谈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2009-1-5 13:46 舒海霞 【大 中 小】【打印】内容摘要：今年我国颁布的39项会计准则，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客观环境和特点，慎重处理了和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关系，已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趋同。关键词：国际趋同 新准则财政部2006年2月25日发布的39项企业会计准则（下文简称“新准则”），包括1个基本准则和38个具体准则，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上一致，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然而，新准则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会带来一些不适应。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迫切性经济全球化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商业语言同一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为迫切。会计准则作为世界商业语言全球趋同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需要全球股票市场，全球商品期货市场的形成，汇率和利率的交换，资金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意味着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我国资本市场对于境外投资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同时境外投资者对我国有一个与国际会计准则一致的财务会计体系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另外，对希望到海外上市的公司来说，国内、国际不同的会计准则是这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一大障碍。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资本市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透明度问题，不能解决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如实地向社会披露信息的问题，那么我国的资本市场就没有发展前途。经济国际化的需要过去20多年里，我国实行对外开放，较好地把握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国内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加入WTO更促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有利于境外投资者了解境内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从而促进他们对境内上市公司进行投资。尤其是对QFII以及将来更广泛开放市场后进入的国际投资者而言，会计准则趋同带来的透明度的提高以及相互理解的增强，可以大大降低境外投资者进入的风险，为国内公司吸引外资创造便利。我国政府改革国内现行会计准则体系，建立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与国际惯例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是明智的选择。从新准则看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客观环境和特点我国尚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既要吸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尽量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又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不简单地照搬照抄国际会计准则 。新准则使我国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认可的质量基准更加接近。二者相比之下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在市场经济还未完全发达、政府还具备相当影响力的情况下，“公允价值”的应用进行了“量体裁衣”，以适应这种情况；关联方披露方面的要求进行了调整，以反映我国拥有许多国有企业的背景；资产减值的计提准备不得转回。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如果情况发生变化，企业可以根据情况重估其资产价值，但我国不允许如此操作。慎重处理了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关系新准则在对待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关系上，坚持了四项原则。即对于完全相同的业务，要以国际会计准则执行；对于形式上一致、实质上不一致的业务，要争取与国际协调；对于原来没有出现、现在出现的问题，要做到与国际一致；最后一点，则是特殊问题要特殊解决。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一个动态前进的过程随着新准则指南陆续出台，这些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间的差异程度也将逐渐呈现。在有些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作为依据的国家，准则制定者发现对于保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差异的理由越来越不充分。风险在于，人们所热衷追求的财务报告的国际可信度可能很大程度上最终消失，即使人们认为准则差异所产生的影响大于实际情况。鉴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了与美国准则趋同而可能继续变化的现状，我国的会计准则应随时更新，并修正新准则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1993年颁布的基本会计准则与行业会计制度中，我国首次接受了国际上通用的会计思想，全面使用了借贷记账法，当时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尚处于一种低度相关的阶段。1998年初我国颁布了“现金流量表”等八条具体准则，从已颁布的几条会计准则来看，国际会计核算思想在准则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贯彻，具体准则规范的内容与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取得了一致，这时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程度较1993年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体现出了其与国际会计准则的高度相关。而新会计准则除极少数事项外，已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趋同。对新准则的几点思考小企业会计信息应该遵循的准则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从2007年1月1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小企业权益资本构成单一、不对社会公众融资、会计信息使用者较少，要求小企业和大企业一样执行统一的会计准则披露信息显然不切实际，也不可行。近几年，国际会计界已经认识到小企业会计的特殊性及重要性、小企业会计信息需求有别大企业会计信息需求。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第17次会议提供了题为《中小企业会计》的讨论稿，认为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上是针对上市公司和大企业的，未考虑小企业的会计需求和特殊问题。会议提出，另对小企业制定一套会计准则。《非公众会计责任主体》将于2007年开始施行。我国小企业目前执行的是《小企业会计制度》，以后执行新会计准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然而小企业和大企业都需要大致相同的会计信息，而《小企业会计制度》和新会计准则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因此建议我国借鉴《非公众会计责任主体》对新会计准则进行简化，制定一套适合的小企业会计准则。公允价值如何体现“公允”资产的实际价值随着时间、经济环境等因素而变动，相比成本计价的静态性，公允价值坚持动态的价值反映，这是新准则的一大突破和亮点。然而公允价值如何能实现“公允”，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公允价值的确定比较困难，在很多情况下要依靠会计职业判断，又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公允价值的确认必须要有相应的规定，并不是企业“估估而已”就可以实行的，除了对“商业实质”、“可靠计量”等条件的规定，还应该有权威机构对公允价值进行确认并监督。债务重组会计准则的界定重复新准则将债务重组界定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定作出了让步的事项。”并规定，“以低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金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差额，作为重组收益，确认为当期损益；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出资产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作为重组收益，确认为当期损益。”新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和2001年修订前执行的1998年6月正式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基本相同，重组收益不再记入“资本公积”，重新确认为当期收益。在1999年至2000年两年间，有许多上市公司利用准则中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的规定进行虚假重组。就是为了制止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进行利润操纵，2001年修订了债务重组准则的，此次债务重组会计准则的反复可能使上市公司故伎重演。因此，国际趋同的债务重组准则不见得适合我国上市企业。参考文献：1.葛家澍，刘峰.会计理论——关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2.冯淑萍，应唯.我国会计准则建设与国际协调[J].会计研究，2005
1、阎达五
阎达五教授（1929年12月-2003年11月）生于山西祁县，1949年3月肄业于北平私立华北文法学院经济系，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夜大学。从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建校至今，一直在该校工作，曾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担任过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等职务。
著作：《责任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会计》、《会计管理结构》等。
2、娄尔行
娄尔行生于1915年7月15日，祖籍浙江绍兴。1937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同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院深造，1939年毕业，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 学成回国后，他立志报效祖国。
著作：《基础会计》、《审计学概论》等。
3、葛家树
葛家树，男，1921年3月出生于江苏兴化，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商学院会计系。现为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厦门市政协顾问，西南财经大学荣誉教授、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天津财经学院和江西财经大学等10余所大学兼职教授。
著作：《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会计学基础》等。
4、杨纪琬
杨纪琬教授，我国社会主义会计制度的奠基人，著名会计理论家、教育家，注册会计师制度重建和恢复的创始人。曾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兼法制委员会委员，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著作：《会计理论探索丛书》、《经济大辞典： 会计巻》、《中国现代会计手册》 等。
5、杨汝梅
杨汝梅（1899年8月22日—1985年9月8日），字众先，河北人，会计理论家、会计教育家，中国最早的四大会计师之一，无形资产理论研究的开创者，首位列入《世界名人录》的中国会计学家。
著作：《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商誉及其会计处理》等。
当今世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是大势所趋，尤其在新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了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行列中（郭永清，2004）。国际会计准则一定会成为今后全球共同遵循的一种会计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存在，这一天的到来还有一段时期，也就是常勋教授（2003）所说的实现各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趋同化，毕竟需要一个（也许为期还不很短的）过程。 一、国际会计准则是一种未来全球公认的会计模式 （一）各国最终将普遍接受国际会计准则——来自经济人假设和资源稀缺性假设的分析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按照这种假设，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而“这种私利就其狭义而言是由预测或预期的纯财富状况来衡量的”（布坎南1983）。通俗地说就是人们的基本行为方式是在既定的约束与限制下追求自身的福利，当面对能够带来不同福利效果的种种方案的选择时，人们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案，而不是相反。 其实，国家也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组织，如果有可能，每个国家都将愿意把世界上的所有资源都聚集到本国之中。但按照资源稀缺性假设，相对于经济人“多多益善”的需要来说其资源的数量较少。于是，资源的配置存在竞争性；只有那些最有获益潜力，从而可以付出较大代价的经济活动才能够获得资源。这样，寻求更多使用资源的经济人遇上了资源稀缺的限制，就发生了资源如何分配和依靠什么样的机制实现分配的问题。可以说，国际会计就是一种通过文明的方式来协调和分配世界经济资源的最佳工具之一。 （二）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将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来自各国现实差异的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制约和引发各国会计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哈德。穆勒教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将会计模式分为宏观经济导向模式、微观经济导向模式、独立职业模式、统一会计模式。后来，美国的另一学者雷蒙。芙伯（ Huber）又提出了资本市场发育模式，他认为会计和报告除侧重于提供可满足资本市场的现有及可能的公众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所需信息，还要满足政府与金融机构的管理职能需要。 2.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是决定各国采用不同会计模式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的著名学者吉尔特。霍夫斯蒂德（）从个人导向和群体导向、权力疏密程度、不确定性、阳刚或柔顺时尚四个方面来分析社会文化因素对会计模式的影响。现在，许多国家都把这些属性的思想应用到了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制定中。 3.不同的法律体系将影响和制约各国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发展。美国会计学者莫斯特和萨特（）指出既定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同（如成文法体系或不成文法体系），对经营活动的法律规范形式或手段也不同，从而将影响各国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发展。 （三）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将是未来的趋势——来自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它是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是一个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双方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过程。①各个国家的会计准则为什么会发生变迁，就是因为会计准则这个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超出了预期成本，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②各种因素变化而产生的潜在利润由于各种原因在现存制度安排中难以实现，产生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③制度变迁是一个受文化、历史、信仰体系等因素影响的过程，有路径依赖特性。各国的会计准则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沿着既定方向不断强化自己。除非有很强的外力作用，否则很难改变原来的路径。④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典型的制度变迁是渐进的而非间断性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会计准则这种制度变迁是在实行新的会计准则产生的外部利润和原来的会计准则路径依赖下，双方相互博弈，先由民间诱致性变迁需求，然后由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这些特性，决定了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不会是一个短期的一蹴而就的过程，一定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四）五大洲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的有力支持 为了进一步的说明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我从世界的五大洲中各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个案分析，以期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一些支撑我观点（即会计准则全球化）的材料。 1.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美洲的代表 多年来，美国当局认为美国的会计标准是世界上最好的。然而，安然事件等一系列财务欺诈的集中爆发极大地打击了美国当局对会计准则规则导向的自信。2002年7月30日布什总统签署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会计、审计业务进行全面调整。同年10月底，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美国以原则为导向制定会计准则方法的建议》，开始了逐步向原则导向调整的新里程碑。这表明美国已开始对以多年来一直坚持会计原则导向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靠拢。这是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者第一次在修改本国标准时，考虑引入其他会计准则。 2.欧盟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欧洲的代表 2001年11月21日，法国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会计财务总监PhilippeDan-jou在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透露，欧盟决定最近颁布一项重要法例《2005年应用国际会计准则之规章》，确定在2005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国际会计准则。这是欧盟在统一共同体会计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国际会计准则推广应用的一大进步。 3.中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亚洲的代表 多年来，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和发展，也一直把它作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一个基础和参考蓝本。1997年，中国加入世界会计师联合会，并成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观察员，参加了随后举行的各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会议，并派人参加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后，原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被选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多次参加了准则咨询委员会会议，发表我国的意见。与此同时，我们还派专人前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有关项目的研究与制定工作。现在已经制定出了16个会计准则，其中有些准则内容和国际会计准则已经很接近。 4.澳大利亚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澳洲的代表 澳大利亚财政部一直主张对澳大利亚会计准则进行国际协调，2000年他们专门建立了新的财务报告委员会（FRC）来参与会计准则整体战略的制定。FRC的主要目标就是加快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速度，确保澳大利亚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政策影响的连续性。近年来新的财务报告委员会（FRC）提倡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按照这种政策，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10月，AASB修订了17个原有的会计准则，颁布了5个新的会计准则，以同IAS协调。为了协调澳大利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关系，澳大利亚政府规定2005年1月1日该国开始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5.南非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非洲的代表 南非的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要么执行南非会计准则，要么执行IAS（不需要编制与南非会计准则间的差异调节表）。1993年南非特许会计师协会理事会和负责颁布会计准则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公认会计准则应当以IAS为基础。此后，南非开展了一个在1979年他们就较早成立的一个协调与改进项目，力图以IAS为蓝本，修订先行的公认会计准则，并制定新的准则。南非的有关政策不允许与IAS发生实质性的背离。 冯淑萍（2003）指出，到2005年要求本国公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国家将达到65个。2003年2月14日，全球六大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发布一份最新调查报告《会计准则接轨——2002年全球调查》（GAAP CONVERGENCE 2002）。该报告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59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90%以上表示有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接轨。其中72%的国家和地区已具备达到此目标的政策条件，而且绝大部分以上市公司为最初执行对象。58%的有接轨计划的受访国家和地区均要求上市公司采用IFRS取代国家会计准则。另外22%的受访国家和地区表示会逐项采纳准则，20%表示在可行的情况下将消除国家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差异。有57%的受访国家和地区是由当地政府或立法机构推动采用或计划采用IFRS，另有13%是由当地准则制定组织推动的。据统计，目前全球有35个国家全面使用国际会计准则，6个国家部分使用。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和俄罗斯已宣布将于2005年1月1日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通过上述那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对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国家在会计国际协调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目的就在于努力降低本国会计标准的制定成本，降低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筹资成本和交易成本，使本国企业在全球性的经济竞争和发展中处于优势。因此，会计国际化是各国经济利益驱使的结果。 二、中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找出差距 （一）数量上的差距 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6月，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布了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结构、当期净损益、重大差错和会计政策变更、研究和开发费用、按分部报告财务信息、反映价格变动影响的信息等41个会计准则。而我国从1993年7月开始实行《企业会计准则》，到现在总共也才发表了16个会计准则。 （二）质量上的差距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现在发布的41项会计准则，其范围已经包括了从简单的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结构，到较复杂的退休金计划的会计和报告、合并财务报表和对附属公司投资的会计等。这充分说明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会计框架体系，按利维特等人的话说是已经开始着手研究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了。而我国现在仅仅完成了一些制定和执行相对简单的会计准则，离建立相对完整的会计准则体系尚有差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还在着重研究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这些基础性的工作。 （三）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比较 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已定于2005年1月1日全面使用国际会计准则，而我国连会计准则的体系都还没有建立好，离完全使用国际会计准则至少还有20年的差距。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会计准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差距是很大的。当然，这种差距主要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非洲虽然经济文化属于较落后的一个地区，但他们仍然积极的投身于国际会计协调的工作。在1979年他们就较早地成立了非洲会计理事会，非洲会计理事会（AAC）由27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组成，负责非洲地区会计、教育和审计的协调。而我国这段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经济改革工作刚刚开始的时期。 三、关注国际会计准则的最新动向——找准方向 由于在世界范围内接而连三地发生财务丑闻，用财务危机和财务沼泽地来描述当前全世界的财务工作是很恰当的，连布什总统都发誓要下决心修理那些会计造假者。这说明我们的会计准则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全美财务会计委员会和美国证交会他们正在推进的财务报告和会计准则改革。（一）2003年7月25日，美国证交会向美国上市公司发出建议，要求对财报基本内容进行修改，因为现行会计准则可能是诱发2002年美国上市公司财报丑闻的原因之一 2003年8月21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国际会计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该稿实施后将使公允价值套期会计更易应用于规避投资组合利率风险的套期业务。 （二）对市价记账法的改革成为争议的焦点 赞同使用市价法的人士认为：消除账面价值与市值之差的方法是使公司“以市场为标准”，即应按市价重新界定企业资产负债，这样可在损益表中或通过股东权益表现出利润与亏损。反对使用市价法的人士认为：用市价记价将增加股东权益和企业利润的波动幅度。尽管有上述不同的争论，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新规则规定，金融衍生品和所有以交易为目的的金融工具都将于2005年起按市价记账。从2005年开始，新国际会计准则将率先在欧共体内所有成员国的上市公司中实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戴维。推笛称所有资产负债最终都将按市价记账。 （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目前正在研究的项目 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进行了战略性改组，改组后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设有管理委员会、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和解释委员会四个机构。2001年9月IASB正式提出了需要立即着手研究的9个项目，这些项目按其目的不同，可以分成三类：①以发挥IASB领导作用、推进会计准则统一化为目的的项目，包括企业合并、业绩报告、基于股权支付的报酬、保险合同等；②使IFRS更加适用的项目：（1）首次采用IFRS（修改）；（2）金融企业的活动；③改进现行IFRS的项目：（1）IFRS前言的修改；（2）现行IFRS的改进；（3）IAS第32号金融工具等项目。 四、给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几点建议 （一）对当前我国会计改革的形势一定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 会计理论和实务界对我国当前会计改革的评价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改革超前论。认为我们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步伐开展得太快，脱离了我国当前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够承受的现实，是用发达国家的会计准则模式来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会计队伍。二是改革滞后论。认为我们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步伐开展得还不够快，许多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准则都没有进行规定，如合并报表、外币折算、财务报告的列报、资产减值、银行基本业务、所得税会计、金融衍生工具会计等。在此我不想对这两种观点进行评判，我只用非洲这个无论经济、政治、文化都和我们无法相比的地区进行简单对比。非洲在1979年他们就较早地成立了由27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组成的非洲会计理事会（AAC），负责非洲地区会计、教育和审计的协调工作。而1979年我国还在忙于收拾“文革”遗留下来的残局，经济改革工作才刚刚起步，对会计的研究还停留在会计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上，真正的会计改革还是从1992年的“两则”、“两制”的制定才开始。可以说，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工作是在一个相当低的基础上开展的，能够用短短的10年时间走了其他国家几十年所走过的路应该说成绩是显著的。当然，任何国家会计准则的研究都是相对于经济活动是滞后的，这就更要求我们准则的制定和研究人员要多看、多听、多做。多看就是要多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的当前及未来的动向；多听就是要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尽量的和我国的实情相结合；多做就是要多做理论研究和调查工作，毕竟理论是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 （二）深刻领会国际会计准则改革的精髓以把握世界会计准则变革的动向 和国际会计协调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与国际会计作为参照物进行本国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如中国）；二是将国际会计准则直接沿用于本国的会计工作中（澳大利亚、欧盟和俄罗斯已宣布将于2005年1月1日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因此，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现在及未来的动向对我们今后的会计改革工作是很有必要的。针对世界范围内财务丑闻不断的现状，有学者（Levitt）提出：加强会计监管、防范会计风险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就显得十分重要。Levitt在1997年9月29日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一个主题：我们需要高质量的会计准则。Levitt明确指出，国际会计准则要获得普遍认可，必须符合以下三项目标：一是准则必须包括现有的会计文献中普遍接受的、综合性的会计基础概念中的核心部分。二是准则必须高质量。Levitt把高质量理解为能够导致可比性、透明度和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利用这些信息，投资人在公司的不同会计期间能够有意义地分析公司的业绩。三是准则必须严格地加以解释和应用。如果会计准则满足了这样的目标——不论交易或事项是在何时、何地发生，凡相似的交易或事项均按照相似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那么，全世界的审计师和会计准则制定者就应按照一致的口径严格地予以解释和运用。否则，可比性和透明性就会受到损害。IASB的诞生及高质量会计准则的产生，使世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朝着统一会计准则的方向努力。IASB倡议并正在制定的项目，也是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例如企业合并会计、保险会计、资产减值会计等。因此，正确把握国际会计准则发展动向，明确每个会计准则的变迁、制定或改革动因，了解和掌握具体操作方法，为我所用，是十分重要的。 （三）加快对会计准则的概念框架的研究 国际会计准则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均有一个概念框架作为参照，以起到指导作用。但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概念框架。对于采用成文法体系的我国而言，尤其需要采用一套系统、一致的方法去发展会计准则。因此，有必要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有关会计要素和其他一些会计概念进行科学界定。 （四）在进行会计国际化时要注意整体推进综合协调 目前需要加快推进会计教育国际化、会计理论研究国际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国际化、会计标准国际化、会计准则制定城乡国际化、会计准则体系国际化以及会计执行机制国际化等的工作（朱国泓、孙铮，2004）。 （五）制定我国会计具体会计准则改革的时间进程表 财政部刘玉廷（2004）司长指出“今后中国会计准则的步伐将大大加快，以实现2005年之前完成初建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目标”。根据财政部会计司2004年的工作要点，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将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从1992年11月30日我国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开始，到目前为止，财政部已经陆续发布了16个具体会计准则。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刘玉廷认为我国尚需发布20个左右的会计准则。如：分部报告、外币折算、财务报告的列报、每股收益、政府补助和政府援助、企业兼并、合并会计报表、资产减值、银行基本业务、农业、保险合约、所得税会计、金融工具等。财政部原计划2005年要发布到40个左右，但从现在的形势分析，这个进度可能要推后，具体原因很复杂。但为了让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未来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建议我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可以制定出一个大体的会计准则出台时间表，这一方面有利于会计实际部门和理论研究部门的同志充分了解会计准则的动态和工作进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督促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这对政府部门、会计准则使用人及研究部门都是一件好事。 [参考文献] [1] 冯淑萍。中国对于国际会计协调的基本态度与所面临的问题[J].会计研究，2004，（1）。 [2]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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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的论文
从夫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看儒文化子贡曰：“孔子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儒文化的精华，不是它的三纲五常和道德说教，也不是它的礼仪典章和社会规范。它之所以长兴不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对“天道”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道”，是我们终极关怀的对象，它“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讲不明的本体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万物运动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质中表现为特性，在生命中表现为本性，在人类中表现为个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伦理，在世界中表现为国家。一切个体只是它特有阶段的表现，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质性，他寻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规范身体力行，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适应环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体的欲望拖着走，这是他的物质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在两极之间运动，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灭人欲，存天理”道德说教。人不是他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干扰着人的意志的实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和行动是服从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个东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独立，主体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体性，只能随自然必然性驱使。孔子的文章，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人们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体力行，就能成君子，成圣人。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不是凭经验知识得来的，他是根据“道”的自我运动和“人性”的归真得出的结论。“天道”和“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人们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验，所以说“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人生的痛苦磨难，“道”是不可能与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们对“大道”的毫不动摇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认识上。儒文化关键是“天道”和“人性”，至于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些有效规定。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称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越规。”理性的人只能“学而知之”，他们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学也不知，他们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欲所遮蔽了，他们要不犯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听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来抑制感性的冲动。儒文化是“道”的学问，是本体论学问。人性只有达到“仁”，才能与“天道”沟通，与“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万物，它爱万物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人要达到“仁”这个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样宽广，行动就像“道”一样公正。“道”是本体，是自由意志，人要达到“道”的德，他的认识就像“道”一样明晰，他的行动就会像“道”一样自然，他能像“道”一样自信，无往而不胜。“人性”有趋向“道”的一面，但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六欲，“人性”又有趋向利的一面。谁不追求快乐？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想占有财富？谁不想有权说了算。这种竞争势必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诞生就是“道”在社会中实行德的统治。国家的使命不是适应人们的自然欲望，国家是比人更高的伦理有机体，是“道”的现实化。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得“道”者，有堕落者，得道者对堕落者的统治，有德的人对无德的人的教育，这是天经地利的，这是秩序，是伦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各尽其才。所谓“君子”，他们是“学而知之者”，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做理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所谓圣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循道而行，不越规”，他们独往独来，是国家的决策者，因为“道”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小人”，就是学而不知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惟利是图”，这样的人越得势，国家越混乱，人性越堕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运动中悟出来的。“道”是隐蔽的、超越的，它始终如一，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通过圣人、英雄来实现它的目的。“性“是内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规定性，是人们一切言行的根据。见性才能知天命，修身养性能使一个人的天赋充分得到发挥。
中国和欧洲不一样，几千年以来中国都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炎黄大帝大战蚩尤的时候，那时候，我神舟大地城池屹立、华夏儿女以种植水稻！白种人还以野人形态为生，可想这是何种差距！正是因为这样，中国长期强大，除战国时期，各国苦战最后秦国统一中国2000年！此后我中华，就没有发生过像战国时期那样弱者必亡的战争！虽然自秦国以后，仍有战事，但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以其说是国以国战争，还不如是皇族之间的争斗，中国还是中国，强者还是强者！正应长期如此才慢慢衰退啊！西方就不同了，基本相同的面积有几十个国家如果你不聪明你不强大地图上就没有你！战国时期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个时候已经有铁、刚、还有弓箭、弩…领先世界2000年！这就是竞争，可是中国人没有！而西方人为了获得一块土地，不惜付出生命远赴重洋开阔国土。这样就会变的更富有、更强大！在相符的争斗中发明了大炮，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为了胜利什么事，什么办法都想的出来！可是中国是王不需要！西方不要就亡国！这才是事情前因后果啊！但是中国一旦觉醒！！！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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